外资经济的作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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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相对生产率，比较优势，经济发展

一、现有文献概述与批评

现有的研究文献绝大多数遵循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不同程度上，它们接受这样的假定，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是代表了接受体的资金和技术资源的一种“净增加”。这种分析主要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将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总量的主要指标的比率简单标示出来，然后“读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由此得出判断，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和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之比，在1980年代相对较小，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大幅度上升。这些研究同时发现，在日益扩张的中国外贸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份额也在急剧上升。这两项指标，对于迅猛发展的沿海地区省市表现得尤为显著(Chen et al. 1995; Kaiser et al. 1996; Lardy 1995; Whalley and Xin 2006; Zhang and Song 2000)。

第二种方法，可以说是第一种方法的补充，主要专注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各项指标之间关系的回归分析。这种分析意在检测外商直接投资对可观测的指标，如GDP增长等的间接影响，这种影响在在第一种分析中不能够显示出来。另外也试图想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那些不可观测的指标，如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影响。这些分析发现对于各种不同的回归模型结果各异，但总体结论是，相关性都表现为正，而且在统计上显著。其中最乐观的发现是，在19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年增长达2.5%，加上外商直接投资通过资本形成使GDP增长0.4个百分点，那么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贡献在1990年代年平均达3%，也就是占整体经济增长的近1/3(Tseng and Zebregs 2002)。另外，其他同类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与国内总投资增长也是显著的正相关。他们将这个结果视作是投资“挤入效应”的证据(Kueh 1992；Zhan 1993)。

在较为近期的研究中，上述第二种方法的应用较为普遍，主要应用于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即进行个别区域分析或跨区域比较。很明显，吸引较多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或省份普遍都表现出较快的经济增长。这些分析的典型结论，都是表现为显著的正相关，说明外商直接投资透过各种直接或间接影响，包括地方资本形成、地方投资的“挤入效应”、地方生产技术或知识使用效益的提高等，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由此得出的推论是，外商直接投资解释了不同地区或省份的不同经济增长表现，对总体中国经济增长有较强的政策含义(Berthélemy and Démurger 2000; Mody and Wang 1997; Wei 1994; Wei et al. 2001; Zhang and Felmingham 2002)。

现存这些文献研究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很难区分开来(Li et al. 2002)。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所有的现存文献，但在区域和跨区域回归分析中尤其严重，因为所分析的这些区域与其他区域毕竟属于同一国家、同一种体制(即相同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用同一货币。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存在着众多的机会，可以透过创造租金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尤其是在各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别很大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因此，即使外商直接投资与地方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正相关，也难于判断地方经济增长到底是来自生产率的改进还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租金转移，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极端情形是，租金创造效果如果超过生产率的改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效应，对中国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有可能为负而非正。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得出一个普遍论断，即，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现有的文献中，有关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具体机制，究竟主要是透过促进生产率进步抑或是创造租金的问题，往往会在回归分析中被忽略掉。即使那些联立方程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测也是如此，问题不在于到底是外商直接投资引起了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增长促成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问题是，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创造租金还是通过生产率改进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因此，关键是要将有关两者的相关性的分析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定路径相联系，在这个特定路径中，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影响的机制必须要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评估。

要将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分析与中国特定发展路径联系起来，逻辑上就必须超越纯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唯一指引的视野，诉诸更宽泛的理论框架。在相关理论文献中，与新古典传统相对，还有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它们并不否认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体现为额外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然而它们更加强调外资的其他特性，这包括外商进入国内市场的模式、技术转移的类型、塑造国内市场竞争模式的制度和结构环境，等等，认为这才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后进发展的最关键因素，而且其影响往往是负面的(Lo 1995；UNCTAD 1995)。在相关的中国研究文献中，这些因素基本上都被忽略掉，这就使得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尽全面、合理。

二、宏观指标的直观判断

从宏观指标的直接观测结果看，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中国总体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经验支持。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一个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在1979-1991年期间的年流入量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比还是极其微小的，只有从1992年开始才大幅度增加。从1992年至2006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之比年均约为12%，从国际背景来看，大约是同期所有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两倍。尽管如此，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GDP中所占的份额同样很有限，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就只能更加有限了。可以断言，从1990年至2006年各年，外商直接投资透过资本形成来促进GDP增长，其贡献每年应该不超过一个百分点。

概念上，上述指标存在着三方面的局限性，从而有可能低估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第一，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并不反映资本形成中增加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因为对资本形成的贡献除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外，还有来自外商投资企业的净利润再投资。第二，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与资本形成的比率这个指标，本身并没有涵盖外商直接投资所带来的投资“挤入效应”。第三，这个比率并没有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无法观测的影响。

第2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一、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1、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国内生产总值(GDP)y来反映经济增长,主要从消费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外资、劳动力四个方面来探讨经济增长与要素之间的关系。消费水平x1的高低影响着经济的发展,它包括城市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以固定资产x2投资来衡量物质资本。以我省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x3来衡量我省利用外资的情况。用我省各年的就业总人数x4来衡量影响经济发展的劳动力状况。

2、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河北经济统计年鉴》2000―2006。

(二)模型建立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出了取消福利分房、医疗及养老保险社会化和教育收费市场化等改革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使我省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更为明显,城市居民已经告别了温饱型消费,开始了由小康型消费向富裕型消费的过渡。在吃穿用住行等消费支出中,吃的比重下降,住用行的比重上升;在用品消费上,非耐用品比重下降,耐用品比重上升;在消费支出总额中,食物消费比重下降,文化消费和劳务消费比重上升。

投资是当期国民经济与下期国民经济间的桥梁和转换器,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从静态来看,投资是当前国民经济的需求市场,包括工业部门的投资消耗大量材料物质和机器设备,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并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实力的可扩展;从动态来看,投资是下期国民经济的供给市场,为国民经济各部门提供充分的技术设备。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来看,也可以看到投资总是一个活跃的因素。

我省人口较多,这种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一般劳动力资源丰富的状况,在短时期内,甚至于在更长时间内都难以改变。寻求扩大劳动力就业的途径,对于促进我省社会经济的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劳动力需求总量取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能够创造的工作岗位的数量,而这个数量又取决于经济增长速度。我省各行各业的发展不是不需要人才,而是需要大批有能力有学识的人来从事工作。但是,就目前我省的教育状况来看,文盲人员仍然很多。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岗位需要高端人才,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低的人只能被淘汰而选择低端职业。可是低端职业也是有限的,不能同时容纳大批的低文化者,这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不仅不利于我省经济的发展,反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负担。

外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大因素,但是从结果看,我省利用外资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我省在引进外资的时候,只注重数量而不注重质量,为了追求引资数量,不惜给予外商过度优惠的政策,一味地以让市场来迎合外商,对技术方面却避而不谈。结果是外商借着技术上的优势,大量占据我省市场,使企业丧失了经营自。很多外资企业利用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的空子,不断撤掉或变换企业名称使之成为新企业,以此来逃避税收。而且外资利用管理只注重外资引前管理,忽视引进过程和引后的管理,因此就出现了以投资为名,高价出售陈旧老化设备为实的假投资以及资金不到位或资金到位率低等现象。

二、对策及建议

第一,在消费结构转型期,实行扩张性的消费政策,对投资的膨胀进行适当抑制。消费是拉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政府在经济的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扩大投资需求转移到刺激消费需求增长上来,适当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把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村居民和城镇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通过对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使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普遍增加,逐步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不断改善消费环境,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尤其是农村地区消费环境,使农村消费在新时期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大的拉动作用。

第二,增强城乡居民的购买能力。将提升就业率作为重要目标。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继续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失业者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着重提高城市贫困群体和农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进一步完善医疗、教育体系建设,改善居民预期消费。深化户籍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开展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第三,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强调固定资产投资,以实现我省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过程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要取得经济的持续长期增长,必须更多地加大科技教育的投入,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且,从固定资产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导向作用来看,我省不能只强调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必须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制定固定资产投资政策,以有利于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调整以及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第四,为省内企业创造良性竞争的环境。各地的“优惠政策竞争”近年来愈演愈烈,这种不顾市场需求、靠政策优惠吸引外资的政府招商行为极大地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低水平外资的流入和资源浪费。为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优质外资的导入作用,取消不必要的外资优惠政策,变政府招商为市场招商势在必行。因此,完善符合国际惯例的外商投资促进体系和服务管理体制,创造有利的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促进企业的发展。

第3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利用外资额；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4-0173-02

引言

关于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不同方面。一方面，外资流入对经济发展会产生积极影响，根据“两缺口模型”，外资流入能够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从而提高一国国内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外资流入对经济发展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如减少国内投资，损害本国国内经济的自。本文利用江苏省13城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地区生产总值对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回归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一、相关文献综述

有关经济增长与利用外资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实证分析。牛南洁（1998）对中国利用外资的经济效果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实证分析。沈坤荣（1999）基于实证分析与计量检验，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黄华民（2000）基于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资本形成、就业和国际收支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钟昌标（2000）概括了外资影响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机制后，利用省份数据，实证分析了外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沈坤荣、耿强（2001）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对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江小涓（2002）对外资经济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进行了描述和分析，认为外资经济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桑秀国（2002）基于一个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理论模型，对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陈玉平（2004）在菲德模型的基础上推导出江苏省外资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并利用江苏省年度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江锦凡（2004）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纳入外国直接投资变量，就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进行了经验分析。黄日福、陈晓红（2007）利用中国中部6省的面板数据，对FDI对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赵奇伟、张诚（2007）利用中国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卢方元、李成钰（2009）基于相关性和协整检验方法，发现外国直接投资、进出口额和国内生产总值三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朱承亮、岳宏志、李婷（2009）基于对数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随机前沿模型，利用省域面板数据，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效率及包括外资依存度在内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何跃飞、汪海涛、贺立龙（2010）采用定性与定量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四川省外资引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已有的研究是利用国家或省际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计量研究，缺少城市群层面数据的实证分析。本文利用江苏省13城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地区生产总值对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回归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二、实证模型与数据

本文利用江苏省13城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1998―2009年的156组面板数据进行地区生产总值对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回归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

1.模型设定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lngdpit=β1i+β2itlnwit+uit （1）

随机效应模型：

lngdpit=β1+β2itlnwit+εi+uit=β1+β2itlnwit+ωit （2）

其中，lngdp为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值，lnw为实际利用外资额取对数值。β为线性方程回归系数，u、ε为随机扰动。

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利用江苏省13城市南京、无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州、宿迁1998―200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地区生产总值对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回归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数据来自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13个城市每个城市12年的数据，共156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研究两个回归变量地区生产总值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的数量关系，本文使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Hausman检验结果在5%的置信水平上认为回归模型满足固定效应模型：

lngdp=3.7731+0.7164lnw

R2 = 0.7646

F值 = 5.28 P值（F值）=0

回归方程的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增加1%，地区生产总值增加0.7164%，利用外资对经济发展有正向作用。

结论与政策建议

而本文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表明实际利用外资额对地区生产总值有正向的作用，合理增加利用外资额对地区生产总值有积极作用。如何合理利用外资，制定相关政策变得非常重要。对于合理利用外资本文参考相关文献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完善引进外资的各项规章和管理体制，努力向国际惯例靠拢。并在此基础上继续积极引进外资。（2）引进外资应当有所侧重。对于能够提高地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产业升级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应当积极引进。

总之，外资流入对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外资流入通过弥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将储蓄转变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外资能够带来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同时开发当地的人力资源，对地区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影响。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应当注重确保地区经济的自，避免外资流入的消极影响方面。

参考文献：

[1] 陈玉平.江苏经济增长中外资投资贡献的计量分析[J].江苏社会科学，2004，(6):233-236.

[2] 何跃飞，汪海涛，贺立龙.外资引进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分析:来自四川的经验证据[J].特区经济，2010，(11):214-215.

[3] 黄华民.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实质经济关系的实证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0，(5):46-51.

[4] 黄日福，陈晓红.FDI 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部地区的理论及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3):154-155.

[5] 江锦凡.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J].世界经济，2004，(1):3-10.

[6] 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02，(6):4-14.

[7] 卢方元，李成任.外国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关系的协整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9，(2):287-294.

[8] 牛南洁.中国利用外资的经济效果分析[J].经济研究，1998，(5):22-29.

[9] 桑秀国.用外资与经济增长―― 一个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模型及对中国数据的验证[J].管理世界，2002，(9):53-63.

[10] 沈坤荣.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J].管理世界，1999，(5):22-34.

[11] 沈坤荣，耿强.外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与内生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计量检验与实证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1，(5):82-93.

[12] 赵奇伟，张诚.金融深化、FDI 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 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6):74-82.

第4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核心，是社会资金融通的枢纽。金融的发展对经济的作用，逐渐从最初的适应性作用变成先导性作用。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金融发展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金融结构的变化，因此对金融发展的研究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一定时期内变化的情况为基础。在戈德史密斯理论基础上，麦金农和肖拓展了金融发展的含义。他们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指出金融发展是金融深化的过程，主张发展中国家以金融自由化的方式实现金融深化，以减少金融抑制。相关学者关于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和作用，多数人的认识是，金融发展可以刺激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集数据、建立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周宁东（2007）基于我国各省面板数据，从区域层面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要素在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两方面均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靖学青（2016）根据不同省份的时间序列数据，研究了金融发展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指出各地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同。许利娇（2012）从金融效率贡献度的实证分析，得出我国金融效率缺乏，对经济的贡献率较低。

本文旨在通过收集相关金融要素积累、经济发展程度等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宏观角度探讨金融要素发展对我国经济景气的贡献情况，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模型构建

（一）指标选取及数据来源

1.GDP（经济景气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核算体系中重要的综合性统计指标之一，它反映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从GDP数据的变化可以观察到一国（或地区）经济处于增长还是衰退阶段，以及经济增长的速度。该指标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整体状况的重要指标，GDP数据总体概括了一国经济景气变化。本文采用了中国统计年鉴中的GDP统计数进行分析。

2.金融相关率。金融相关率由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提出，是指在某一时点，一国（或地区）全部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或地区）经济总量的比值。金融相关率可以用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该指标也可以反映我国经济发展对银行部门的依赖程度。本文使用我国金融机构存款、贷款之和与GDP的比值得到，即FIR=（金融机构存款+金融机构贷款）/名义GDP，存贷款总额由中国统计局网站数据相加得到。

3.证券化程度。随着金融的发展，商业银行在金融体系的相对重要性下降，而金融市场相对重要性上升，使其在全社会资本资源配置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相对地位上升。这一趋势代表了金融体系内部分工的细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使用S代表证券化的程度。由于部分种类债券、基金数据难以获得，所以用企业信用债券发行额、股票筹资额和GDP进行计算，即S=（股票筹资额+企业信用债券发行额）/GDP。

4.实际利用外资额。实际利用外资额，是指批准的合同外资金额的实际执行数，用FI表示。实际利用外资额不仅可以表示我国利用外部资金发展经济的水平，也可以体现我国金融开放程度，由中国统计年鉴获得数据。

（二）模型构建

（三）格兰杰因果检验

本文对LnGDP、LnFIR、LnS、LnFI两两之间进行了格兰杰因果检验，滞后期分别设置1、2、3进行检验，部分存在显著结果的数据如表2所示。

如表2所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金融相关率、证券化程度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均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原因。同时，经济的良好发展是金融相关率、证券化程度和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的原因。金融发展相关指标与经济景气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四）结果分析

第一，由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景气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长期以来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经济货币化、金融化水平提高。而我国经济在金融发展后获得了更强有力的支持，形成了良性循环。

第二，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与金融相关率、证券化程度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均为正向相关，弹性分别为2.01、0.35和0.69，对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其中，用于计算金融相关率的金融机构存贷款主要集中在我国银行体系。因此，金融相关率的弹性越大，表明银行业的影响越大，银行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第三，企业重要的筹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从银行取得贷款，另一个便是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企业在证券市场获得生产、经营所需的资金，而证券市场通过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募集资金向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流动，使产业结构优化。回归结果中，证券化程度与经济增长正向相关，但弹性为0.35，相对较小。一方面说明证券市场的发展对我国经济景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随着金融的发展，金融结构的变化趋势使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相对地位上升，而证券化程度对我国经济景气的影响较小，说明我国证券市场依然不发达，对经济的贡献度有限，金融结构有待转变。

四、对策及建议

第一，从结果分析中可以看出，银行业对我国经济景气影响程度最大。银行是国家金融体系的基础，具有信用创造、资源配置、支付中介、提供基础金融服务等作用。我国目前对银行部门的依赖程度依然较高，且银行业发展对我国经济景气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因此，政府可持续发展银行业，以银行业为主导，继续发挥银行对社会经济资源配置等重要作用。

第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促进证券市场发展。证券市场对我国经济景气的影响较小，金融结构、融资结构还不够优化。随着金融的发展，证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相对地位应当上升，逐渐过渡到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证券化阶段。

第三，平衡地区发展，促进金融业整体发展。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实际利用外资对我国经济景气的影响较大，较为显著地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但经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不均衡，实际利用外资额中，东部地区占绝大部分。大量信贷资金聚集于东部发达地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对地区经济贡献度不高。因此，政府应当对中西部地区金融机构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适当倾斜，以达到金融和经济相互促进的目的。

第5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经济开放度；经济增长；VAR；脉冲响应；方差分解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08-0053-03

一、引言

经济开放度是指一国（地区）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它反映在一国（地区）与国外（地区）经济交往的各个方面，体现了一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的程度和允许别国或地区渗透本国或地区经济的方式和程度。

浙江省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省份，也是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省份之一。据统计，浙江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约0.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3093.78亿美元，增长了约4420倍。截至2011年，浙江省利用外资累计达153.98亿美元，相比1984年的4487万美元，增长了近343倍。2011年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完成30.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28.86亿美元，增幅显著。同时，浙江省GDP从1978年的123.72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2318.85亿元，增长了约261倍，经济保持不断增长的良好势头。

可以看出，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存在一定的关系，研究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于浙江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其他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来测度经济开放度，以此来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在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基础上，增加了对外经济合作度，用这三个指标来度量浙江省经济开放度，同时采用VAR模型的动态分析法来研究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变量设定、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进行动态实证分析。浙江省经济增长用历年生产总值表示，记为GDP。浙江省经济开放度用外贸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对外经济合作度的加总来表示。其中，外贸开放度为出口开放度和进口开放度的总和，出口开放度为浙江省出口总额与GDP之比，记为EXPR，进口开放度为浙江省进口总额与GDP之比，记为IMPR。外资开放度为浙江省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与GDP之比，记为FCR。对外经济合作度为浙江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营业额与GDP之比，记为ECOR。

文中各变量的样本数据取自1988—2011年各期《浙江统计年鉴》及《中国统计年鉴》。为消除汇率因素影响，对进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和对外经济合作额按当年美元平均汇率折算成人民币，同时以1985年作为基期不变价格，剔除价格因素对变量的影响，并对各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模型中的变量分别为：LNGDP、LNEXPR、LNIMPR、LNFCR、LNECOR。本文使用Eviews 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二）VAR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相关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过程，符合建立VAR系统的要求。为保持合适的自由度，需要先确定VAR系统的滞后阶数，本文采用LR准则、AIC准则和SC准则选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三）Granger因果检验

为确定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出口开放度（LNEXPR）、对外经济合作度（LNECOR）是经济增长（LNGDP）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外资开放度（LNFCR）的Granger原因；进口开放度（LNIMPR）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开放度（LNEOPR）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四）脉冲响应函数

在建立的VAR（2）模型基础上，对浙江省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进行脉冲响应分析（详见图1-4）。图中实线部分表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部分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

图1表示浙江省经济增长对于出口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对出口开放度具有正向响应，在第6期达到最大响应，随后略有下降但趋于稳定。出口开放度的提高对浙江省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图2表示浙江省经济增长对进口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前3期，经济增长对进口开放度的响应几乎为0，从第3期开始，表现为负向响应，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负向响应，随后逐渐趋于0。表明浙江省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同时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

图3反映浙江省经济增长对外资开放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外资开放度拉动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较微弱，原因主要是由于浙江省经济增长才是外资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吸引外资，从而提高外资开放度。

图4反映浙江省经济增长对于对外经济合作度一单位新息冲击的响应函数曲线。可以看出，对外经济合作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应该得到有关方面的充分重视。

（五）方差分解

在VAR（2）模型基础上，对浙江省经济增长进行方差分解，并以表格的形式输出，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浙江省经济增长自身贡献率的情况下，出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最高可达22%以上；其次是对外经济合作度，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呈不断增加趋势，在第10期时达到17.95%；进口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其贡献率在第10期分别为0.74%和1.26%。

三、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本文通过引入对外经济合作度指标重新度量了经济开放度，并利用浙江省1988—2011年相关经济数据，采用VAR模型对浙江经济开放度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动态实证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出口开放度、外资开放度和对外经济合作度对浙江省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三者对浙江省经济增长贡献率之和高达40%以上，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

2.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具有反向作用，但其作用较小。同时，进口开放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均在1%以下水平。

3.外资开放度并不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相反，经济增长才是外资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这与之前的许多类似文献结论不同。

4.浙江省经济开放度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

（二）促进浙江省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1.出口贸易仍然是浙江省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应在保持原有贸易规模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及附加值，更好地发挥出口对浙江省经济增长的正向推动作用。

2.对外经济合作作为经济增长的另一重要推动力量不应被忽视。浙江省省应充分发挥沿海地理优势，扩大对外经济合作，以此拉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3.只有经济的快速增长才能扩大引资规模。因此，浙江省要想吸引更多更好的外资，应通过立足于自身经济的增长来实现，不是单纯依靠引进外资来拉动浙江省经济的增长。

4.经济开放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联系，浙江省经济要保持持续、健康、稳定的增长就必须进一步提高经济开放程度。

[参考文献]

[1]Edwards， S.Trade Orientation， Distortions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39）：31-57.

[2]Harrison， A.Openness and Growth：a Time Series， Cross-Country Analysi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6（48）.

[3]范良.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基于VAR方法对中国的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05（11）：13-20.

[4]林宏，蔡宏波.中国对外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关联性研究——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实证分析[J].亚太经济，2007（5）：77-80.

第6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FDI；进口；武汉；实证分析

一、前言

一直以来在我国，将国内投资、本国消费和出口视作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由此认为贸易顺差总比逆差好，进口是GDP增长的“漏口”！因此，中国长期奉行“出口导向”的外向经济。WTO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长期以来巨额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庞大外汇储备，既恶化了我国的出口贸易环境，也带来了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2011年的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我国经济造成很大的影响，也让我们重新审视以前的外贸政策的作用。如何正确看待进口的作用是当下的一个问题。加大力度地引进外资也是一直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努力的方向；但是FDI对经济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却不是很明确。武汉首批外资进入是在1985年，数额是80万美元，占全国当年的外资总额的4％，其后武汉一直努力于引入外资，但是外资对武汉市经济的影响效果到底有多大，和一向被认为是制约经济发展的进口相比作用又如何呢？这是本文将要探索和估计的问题。

二、实证分析

（1）数据选取。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于武汉市2010年统计年鉴1990～2009年的武汉GDP、FDI、以及IM。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将数据单位统一为人民币万元，后取其对数形式，这样既便于比较，消除数据序列的异方差性，也不会影响数据的内在联系。具体数据取对数保留两位小数后如下：

数据来源：中国历年统计年鉴原始数据计算后得到。（2）模型的建立。本文建立模型为：ln（GDPt）= C+ aln （FDIt）+ bln（IMt）+ ut，在经济学分析中，我们时常用对数的形式来表示一个经济变量的增长率，所以本模型中，a和b可以分别表示为产出（GDP）的FDI弹性系数和进口弹性系数。即通过本模型可以看出FDI和进口分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以及通过比较a 和b 的大小得出两者对经济作用的强弱。（3）模型的验证和估计。一是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本文中所用到的数据属于是时间序列数据，而时间序列时常会因为其不平稳性而出现“为回归”现象，所以首先对各变量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使用ADF单位根检验。经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下，三个变量LN（GDP）、LN（FDI）、LN（IM）的水平序列以及一阶差分序列是不平稳的；但是二阶差分形式变得平稳。这可以看出三个变量都是二阶单证序列。二是协整关系检验。经典回归模型都是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的基础上的，但是非平稳的序列的线性组合有可能是平稳的，即变量可能是协整。我们用E—G两步法来检验三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当变量是同阶单整时，就可以可以用OLS进行回归，然后得到残差序列。再对残差序列用ADF单位根法检验其平稳性，如果是平稳的，变量是协整的。经检验得出在5％的置信水平下，残差序列ut是可以通过单位根检验的，是平稳的。也就是这三个变量是协整的。三是模型的估计与解释。将输入Eviews6,0中进行OLS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GDPt）=0.819LN（IMt）- 0.088LN（FDIt）+6.1304

（5.839） （-0.780） （8.416）

调整后R2=0.925，该模型的拟合优度为92.5％，说明该模型的拟合度很高，变量LN（IM）和LN（FDI）对LN（GDP）的整体解释能力较高。5％的显著性水平下，LN（IM）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系数为0.819，即在1985～2009年，武汉市进口额平均每增加1％，会引起GDP增加0.819％；但是LN（FDI）的系数是不显著的，而且其系数为-0.088，非常接近于0，也就是在1990～2009年间，FDI对武汉的GDP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甚至是有很小的副作用。明显在系数的对比上，进口额的增加比外商直接投资对于武汉的经济影响作用要大很多。也就是说，从模型结论来看，FDI对GDP的影响为负，而且作用力非常微小；反而进口对GDP的增长效应为正的，而且在数额的绝对值上是要比前者更大的。这一结论明显与常规观点相悖。

三、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的实证结果，笔者给出以下建议：（1）为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带来的好处，武汉市现在应该坚持出口和进口协调发展，以加快“外向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的转轨步伐，更好地适应根本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需要。（2）应该改善机制，大力提高对外资的利用能力和水平；完善法制，为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有一个明确的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鼓励自主创新，提高整体技术水平，促进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参 考 文 献

[1]尹敬东，王佳妮．FDI、进口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9（2）

[2]万军．我国利用外资能力[J]．当代财经．2007（12）：101～104

第7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并购；影响；对策

并购指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并取得该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把该企业直接纳入自己的经营体系。据专家估计，目前世界跨国并购的价值相对于FDI流量的比率已达80%以上；该趋势在我国更加明显：从1990年以来，外商对我国直接投资建立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即由新建投资向存量投资―并购与绿地投资并重的方式转变。据统计，2002年上半年，我国外资并购数量已达306件，交易金额134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上升89%和150%。这表明，我国已成为当今国际并购市场上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

一、并购在我国发展的原因

一般来说，各国政府，尤其是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比较欢迎外国公司以新建的方式到本国进行直接投资，而对并购加以不同程度的限制；但是，近年来外资并购在我国并没有遵循该规律，反而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原因可从国内和外商两个方面来分析：

1.国内原因

对于我国引入并购方式的效应，虽然有负面的讨论，但国内大多学者认为，外资并购将有助于促使我国从一个农业国为主的国家逐步变成一个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在并购的过程中，资源配置的效率会提高，我国的产业结构会得到明显的改善和升级，外资并购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会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另外，我国加入WTO扩大开放的要求，也使得我国对于外资并购应表现出欢迎的态度，尤其是并购我国原本效益较差的一些国有企业。这也是我国政府引入并购方式的初衷。

2.外商原因

对外商而言，较之于新建投资，并购具有更大的优越性：首先，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使国内的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且由于入世后外资准入领域进一步拓宽，给外商带来了新一轮的投资良机；其次，我国经济发展至当今这种程度，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而并购一个旧企业比创立一个新企业更有利于抢占市场先机从而在竞争中赢得主动：第三，我国加入WTO后贸易自由化的进一步发展，市场透明度的提高，使得我国放宽了对电信、金融服务、运输业等行业的管制程度。所以，外商基本都乐于以并购方式进入我国。

二、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引进并购方式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我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然而，客观地讲，由于外国投资者的动机和所追求的目标与我国选择利用外资的目标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所以外资并购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经济产生一些消极影响。然而针对并购消极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主要就并购对我国经济的负面作用进行探讨。

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的消极作用首先体现在外资并购对我国经济和产业安全的危害方面，这一问题尤以在制造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目前，外资对我国制造业的并购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制造业的高端产品部门，技术就是竞争优势，若外资企业在技术上遥遥领先，一旦并购国内企业，即使开始并非全额控股，也会凭借其技术优势，按照其计划，收购剩余股份。因此，技术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的外国企业不仅侵吞了其并购的国内企业，而且很容易形成该行业的垄断。这样，我国市场上本国企业将逐渐减少，最终形成只有少数外资企业控制某行业的寡头垄断局面[1]。例如，我国的彩色胶卷行业，95%的市场份额被柯达和富士瓜分，我国本土的乐凯胶卷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未来我国汽车业的外资并购也将有可能形成类似的局面。

另一种情况则是外资对我国一些知名的国有大中型制造企业的并购。如美国公司对我国南孚电池公司的收购，美国凯雷集团对我国徐工集团的收购，还有活力28、山东正大、西北轴承、无锡威孚等等。事实说明，外商对我国制造业的并购，并没有按照我国政府当初的设想为了提高经营效益较差的国有的企业的效益，而是“从一般性并购转向重点并购效益较好的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从过去分散性随机性并购转向有目的并购某地区或某行业的骨干企业”。这与国际上强强联合的大公司之间，例如德国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与美国的克莱斯勒公司的并购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严重威胁了我国的经济和产业安全，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造成的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综上所述，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行业特点、企业实力不同，外资并购对其经济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我国的企业和政府应该从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探索适合我国企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并购模式，为我国经济服务。

三、我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问题

从1993年起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额稳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03年又超过美国居全球之冠。作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形势下，既不能不利用外资，也不能让其危及我国产业的安全，这就提出了适度利用外资的规模问题。

1.适度利用外资的原则

实践证明，“一国经济对外资的吸纳能力受到该国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基本社会制度及经济体制的制约”，外商投资并非越多越好。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在利用外资时应遵循两大原则。第一，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原则。以为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目标在客观上所需要的外资量为准。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2006-2010年之间，我国国民经济年平均增长约为7.5%的速度来计算，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计算，我国每年所需要的储蓄率为30%左右，但事实上，自1995年起，我国居民储蓄额增长很快，储蓄率约有40%，2005年更高达46%，大大超过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所要求的30%的水平。 今后对于外资的利用，应在总量上加以控制，实现吸引外资从数量型向效益型转变。要考虑我国实际所能吸纳外资的能力，包括经济环境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等因素。如果必要条件缺乏，引入的外资就有可能造成浪费，发挥不了应有的效益；第二，其确保国家经济安全为前提原则。对于引入的外资规模，无论就我国经济整体，还是就行业而言，除非是我国没有或是特别需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即使外资具有技术、管理经验、专业人才等优势，也不能接近或等于，更不能超过我国投入的资产数量，外资引进规模应以不损害或威胁该经济结构为限。

2.我国适度利用外资的政策建议

?根据以上适度利用外资的原则，我国政府应当顺应这一历史潮流，充分利用外国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因素，趋利弊害，制定正确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提高全球化下我国的综合国力和竞争力。

（1）适度保护民族工业，实施大企业集团战略，改善我国的产业组织状况。具体措施包括：引导外资进入国有企业改造，增强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含量，使“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发挥实效，提高民族工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和竞争力；在有关国计民生的经济领域强化市场准入的限制，减少外资对国家经济命脉的控制；保护民族品牌等民族工业的无形资产价值等。

（2）制定适当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地区结构，合理引导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向。近年来，国际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资金加速流向高科技行业和服务业的趋势，我国也应该顺应这种新趋势，制定相应的产业倾斜政策，调整利用外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开放转向以高科技和服务业为主的开放。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的服务业占GDP比重为32.88%。??远低于发达国家75%以上的比例，也低于发展中国家45%的平均水平。政府通过制定产业倾斜政策，鼓励计算机、生物技术、银行、保险服务业、通讯服务业、旅游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领域的跨国公司进入我国，通过适当的方式与国内具有一定实力的企业合资合作，进行新产品、新技术的合作开发，共同开拓国内外市场。这样不仅可以我国新兴产业的培育，还有利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同时，政府应合理引导外资投资的区域方向，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地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外资和东部发达地区将加工业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不仅可以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和资源优势加速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有利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的平衡，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

（3）实行灵活的引资措施，加速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首先，在引进外国投资时，不光要注重对大型跨国公司投资的引入，还要加强引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中小企业。其次，要加大引进技术的吸收和创新的力度，引进资金同时也引进吸收先进技术。从外商投资中国的角度考虑，他们为了尽量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对中国输入的技术不会是最先进的，加之目前我国缺乏较成熟的吸收和再创新机制，还未能形成自己的研究开发体系使技术内生化，导致许多中外合资企业在技术上受到外资的控制。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资政策时，一方面要尽量引进当今世界的先进技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可以通过合同要求合资企业产品的国产化率逐年提高、或建立联合科研机构共同开发新产品等具体措施加以实现[2]。

（4）健全和完善国际投资法律体系，推行国民待遇原则。 完善我国投资法律体系，将我国引进外资、对外投资法律与国际法和惯例相结合，从法律上保证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应逐步推行国际通行的国民待遇原则，保证外国投资者投资东道国在同等条件下享受东道国的国民待遇，为外商创造一个稳定、公平、有序的投资环境的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平等竞争和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作者单位：中原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第8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 经济效应预算外资金管理

一、引言

预算外资金指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为履行或代行政府职能,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具有法律效力的规章而收取、提取和安排使用的未纳入国家预算管理的各种财政性资金。

目前,关于预算外资金的研究已经非常多,但笔者发现,在现有的研究中,我们谈得最多的就是预算外管理,而在实践中,强化预算外管理,乃至归并预算外,甚至直截了当的取消预算外的条例层出不穷。但笔者发现,我们给了预算外一系列先验性的假设,在这些假设、批评的基础上,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结论,预算外必须管住,管死,乃至消灭。但是事实上,笔者发现,我们给预算外的这些先验性的假设并不成立。那么,我们就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为什么要管理,仅仅因为他游离于中央的直接管理范围吗?我们管理最终究竟是为了达到什么样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管理而管理,为控制而控制么?笔者认为,对于预算外资金,我们不能为管理而管理,而应该回归预算外资金的本质。

无论是预算外资金还是预算内资金,事实上都是一种财政性资金。财政性资金归根到底,其目的就在于管理国家,建设国家,放在今天,第一目的就是经济发展。因此,研究预算外资金管理应当回归其经济效应上来。由此,本文将从预算外资金的经济效应的角度,尝试解答我们为何而管理预算外资金的问题。

二、预算外资金现状

1.预算外资金是否迅速膨胀

对预算外资金,相关研究的第一个指责,也是其他批评的基础就是规模巨大且迅速膨胀。有研究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分权化改革以前,预算外收入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他还远远不足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1994年的分税制不但无法缓和预算外收入的增长,反而使他如发酵般地膨胀起来”事实上,笔者发现,在现有的研究中,或将预算外迅速膨胀直接作为一个既定的结论应用,或选择性的使用数据,例如比较1952年的7.8%(预算外资金占当年国家预算收入比重)1960年的20.6%,1987年的31%,1985年的83.3%,1992年的97.7%即认为认为预算外资金是处于迅速膨胀中的,然而,如果我们继续比较下去,却发现近十几年并非如此。诚然,全国预算外收入2005年的5544.16亿比之1986年的1737.31亿,增长了3倍有余,但我们同时不能忽略了整个财政收入的增长。从全国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上看,近十几年有以下的发展趋势:

很明显,我们发现,在1992年以前,正如前述有关研究所述,预算外资金急剧膨胀,在1992年达到了高峰,甚至超过了财政收入。但1992年以后,预算外收入比重持续下降。由于1993年―1995年,1996年,1997年起预算外收支包括的范围分别有了调整,我们单看具有可比性的1997年起的一段,可以看到,近十年全国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比重平稳、持续下降,从1997年的32.67%到2005年的17.52%下降了近一半。

由此可见,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预算外收入并没有“如发酵般地膨胀起来”,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持续平稳的下降,在近几年更控制在了20%以下的水平。

2.预算外资金是否影响经济发展

对预算外资金迅速膨胀的批评只是一个基础,我们进一步将预算外资金放到经济发展的范畴内。关于预算外对经济发展的长期影响,普遍的观点是:鉴于政府预算外非税收入在调节和使用方向上与预算内资金严重脱节,大大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对经济增长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然而,在这里,笔者发现了一个先验的假设:预算内资金对经济发展有正面作用,与预算内资金不同步的必然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于是,下文我们用一个实证研究来看预算内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对经济增长究竟有何影响。

关于现实中预算外资金对经济的影响,已经有学者做了实证研究。他们通过构造一个VAR模型,从支出的角度探求了政府预算外非税收入、政府购买、政府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以及经济总量(GDP)对上述变量发生单位变化的脉冲响应。我们主要来看三个变量:经济总量(GDP)、预算外支出(YWZ)、以预算内资金为变量的政府基建支出(TR)。

实验表明:“GDP对YWZ的一个脉冲响应为正,经过三个时期影响减弱,这说明预算外非税支出的一个单位变化对GDP有正冲击,TR的单位变化对GDP没有明显大的冲击。”“从对GDP增长率的解释能力来看,YWZ和TR分别解释了GDP增长率的3.3%和1.5%。预算外非税支出对经济的解释能力虽然不大,但从长期讲其对GDP增长的解释能力大于其他预算内公共支出。”

由此可见,前述现有研究的先验性假设是不存在的。预算外资金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效应,而且这一效应会持续几个时期。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拉动经济方面,预算外资金甚至比预算内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预算内收入主要是税收,而大部分税收会对市场价格体系造成扭曲,从而产生税收负担损失,相反,预算外资金主要是收费,并不需要以效率为代价来换取收入。

综上所述,对预算外资金增长趋势的错误判断导致了对预算外资金问题的严重性和对控制的必要性的过分夸大;而对预算内资金和预算外资金的经济效应的错误评判导致了一味的取消、归并预算外。理论和实践的误差正源于我们没有想明白一个问题――为何而管理?事实上,预算外资金并非如脱缰野马般完全不可控的,而同时,预算外资金有较预算内资金更强的正经济效应。因此,预算外资金需要管理,但需要的不是无目的的,一味的管住、管死的管理。而当前无目的的,为管理而管理的思想却恰恰使我们看不到这点。

三、经济效应视角下如何管好预算外资金

一方面,我们看到预算外资金比之预算内资金,对经济有更大的正效应,取消预算外在当前并不可行,相反,正确引导预算外将有利与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的实践告诉我们,无目的的、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不但损害了经济的增长和稳定,更把地方政府推向了制度外。由此可见,管理预算外资金不是无目的的,不是为管理而管理的,管理预算外资金是为了发挥其对经济的正效应。要发挥预算外资金对经济的正效应,预算外管理说能做而且应该做的就是引导预算外资金的正确使用。

从上图我们可以很明显的观察到两个问题。

首先,行政性的收支包括行政事业费支出和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占据了预算外收支的绝大部分,行政事业费支出比重与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这两个支出项目比重的对比更显著的反映了这一问题。行政事业费支出比重从低于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32.68%一路攀升到超过70%的73.75%,增长了一倍有余。而相反基本建设支出从38.83%一路下挫到6.61%,并长期保持在7%以下,下降了6倍。

其次,我们改发现,近十年,行政事业性收费占预算外收入比重一直在70%的高位徘徊,没有大的变动。行政性收支膨胀的主要是支出部分从2004年起,行政事业费支出甚至超过了行政事业性收入,而且,我们还必须考虑隐性的行政事业费支出问题。在实际中,转嫁行政事业费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

我们知道,政府的财政支出从某种角度来划分,可以划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前者是旨在促进经济的支出,后知也就是所谓的“吃饭财政”,是消费性的,维持政府运转的支出。从上文所述我们发现,代表生产性支出的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大幅下降,而下降的部分恰恰转移到代表消费性支出的行政事业费支出。预算外资金已经成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发展支出投资融资中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大部分预算外资金被转移到消费领域,不仅仅降低了预算外资金对经济的影响力,减弱了预算外资金对经济的正效应,而且也为寻租创造了空间,使社会团体和个人非理性消费扩大。可见要管好预算外,就必须引导预算外资金的使用重归生产性支出,因此,我们要解决的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减少消费性的行政管理费支出,第二个是引导预算外资金生产性支出正确使用。

首先,预算外支出中行政事业费支出不仅比重迅速膨胀,而且压缩困难。其原因源于两方面,其一是机构重叠、政事不分,导致了财政不得不担负着巨大的队伍的支出,如此,行政事业费支出当然压缩不下来。当前,在政府机构设置上,自上而下层层设置,搞所谓的上下对口,造成了大量的非必需的机构、部门,精简机构势在必行;在政事分离上,当前,历史遗留下了相当多的与政府挂钩的事业单位,事实上,这些事业单位的相当大一部分并非无法离开财政支撑,甚至理应离开财政支撑,对这部分事业单位应当将他们与财政之间的锁链斩断,让他们参与到市场的竞争中。其二是行政事业费开支的范围和标准上。对于这一问题,普遍的观点是认为行政管理费支出也要作“零基预算”,要对过去的“基数法”进行改革,推行“零基预算”法。但在我国的实践中,“零基预算”也存在不少问题、有研究表明某省的零基预算主要运用于专项经费,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事实上是在零基预算的过程之外决定的。而即使在实行零基预算的项目上,也存在重重阻碍。据凯顿和瓦尔达沃夫斯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无法做真正意义的预算的,存在的只是“重复预算”。可见,简单的引进“零基预算”难免“水土不服”,创新一种规范行政事业费开支范围和标准的方法成了当务之急。

其二是如何引导预算外资金中生产性支出的正确使用,切实发挥预算外资金的积极的经济效应。减少消费性的行政事业费支出,让预算外资金重归生产性支出并不就此结束,相反,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当前,预算外资金的管理过于追求短期利益,事实上,不仅仅是预算外,我们的整个财政都存在短期倾向的问题,年度预算本身就是一个短期的目标,预算外资金的管理同样如此。在近期的研究和实践中,我们常听到这样一个词――“绩效预算”。绩效预算的核心理念是根据项目的预期绩效来分配预算资金。绩效预算主要针对的是预算内,但我们在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中,也应当引入这种绩效的观念。我们不能仅仅看某个方向投入了多少资金,更要看这些投入产生了多少产出,同时,我们要克服短期化的倾向,不仅仅要有单个项目的绩效管理,更要建立起短期、中期、长期的绩效系统。

四、结语

当前,我国的财政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块: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预算外资金作为一个极具中国特殊的财政概念,如何管理,我们没有任何的来自西方的经验可以借鉴。正因为如此,我们对预算外的管理更应当慎之又慎。一句简单的取消预算外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他带来的只能是管理外、强化管理、新的管理外、再强化管理……陷入这样的怪圈,我们也就只能看到一个疲于奔赴的消防队长的形象了。无目的的纯粹管理解决不了问题,那么,我们就应当冷静下来,回归到管理问题的最开始――为何而管理。无论是预算内、预算外还是制度外,作为财政性资金,其目的都在于管理国家,促进经济,因而,预算外的管理也应始终围绕经济这一中心,对预算外的管理不是无目的的,不是为了管理而管理的,对预算外的管理最终要回到发挥预算外的积极经济效应上来。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年鉴》编辑部

[2]马元燕:分税制改革后省级预算外收入膨胀的原因分析. 公共管理学报,2005/2

[3]《财政支出政策研究》.北京:财经出版社,1999

[4]蒋永志王小利:经济增长中预算外非税支出的长期效应分析. 预测,2005/6

[5]欧阳日辉:政府预算外收入膨胀及其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经济研究参考,2008/30

第9篇：外资经济的作用范文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作用机制；经济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全球经济的普遍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从2002年开始，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引资大国，外资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做出巨大了贡献。但是随着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影响越来越大的同时，其负面效应也日益凸现。总体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两个方面正在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影响。探讨在保证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前提下合理利用外资问题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正面影响

（一）弥补了我国发展建设的资金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日益扩大，特别是在1992年我国开始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的10几年间，我国年平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全国固定资产投资额比重的12.7%，可以说，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资金来源。

（二）提高我国的就业水平

据测算，截至2006年，我国注册外商投资企业32万家，约占注册企业总数的3%，在外商投资企业中直接就业人数约2800万人，并通过外资企业带动的其它相关企业发展解决了更多人数的就业问题[1]。

（三）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截至2006年，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不含关税和土地税费）达到7976.94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21.19%，同比增长24.81%，高于同期全国税收增幅（21.93%）2.88个百分点[2]。

（四）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近几年来，无论是在我国外贸总额，还是在进口总额、出口总额上，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都超过了50%，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

（五）引进了先进技术

通过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我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了向以汽车、化工为代表的重化工业的升级发展。近年来，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外商投资逐步增加，特别是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集成电路制造业的增幅显著加快，反映了国际产业向我国的转移正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加工工业方向发展。此外，有研究指出，外商投资企业中，有45%使用跨国公司母公司比较先进的技术，42%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仅13%采用母公司的一般技术,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重要方式。

但是必须看到，外商直接投资也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两个方面产生越来越显著的负面影响。

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

（一）过分夸大其作用

毋庸置疑，外商直接投资对GDP确实具有促进作用。但如果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收入的作用，那么相比国内资本来说，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与实行经济可持续发展以提高国民福利、真正改善人民生活的根本目标还存在一定距离。以外资经济为主的苏州和以民营经济为主的温州相比，其人均收入和人均储蓄相应较低，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外资并不一定优于国内资本。

（二）使用成本过高

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对外商直接投资实行税收优惠。平均来看，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平均税负大约只有12%，而我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达到24%，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更高达30%[3]。1992年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后，涉外税收总额及其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比例一直呈上升趋势。由于我国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时，给予了外商投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税负比较低，所以每年上升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总额，使得我国承担的成本也在增加。如果按照外资企业比我国一般内资企业税负少12％，那就意味着从1992年到2003年间，相对于我国内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少交了一半以上的税收，也就是说累计少征收了18469.90亿元的税收，让外商投资企业获得了“超国民待遇”[4]。

实践证明，我国为使用外商直接投资也付出了高昂成本。

（三）削弱了我国经济的内生增长能力

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体本身能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使经济增长表现为“内生增长”。而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企业家培养是影响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两个关键变量。跨国公司是一个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保持技术优势是其追逐利润的一个重要手段。跨国公司实行动态技术差距的策略，一段时间内可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但FDI引进技术后，进一步创新的程度低，往往停留在浅度国产化阶段，当到达一定程度后，就会停滞，差距甚至再度拉大。

三、未来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尽管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安全有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外资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仍应得到肯定。只要我们采取合理措施，相信外商直接投资会带来巨大收益！

（一）适当控制引资规模

我国应将外资的引入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应随着我国GDP总量规模的扩大，国内建设资金的需要，适当加大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但不能超出自身建设的需要，也不能盲目脱离现有的经济基础。引资规模还应结合国内不同市场的竞争程度加以考虑。提高引资质量，应综合考虑出口、就业、技术等因素。吸引的外资应有利于出口，增加就业，并能提供我国急需的技术，提高我国自主的技术创新能力。此外，吸引外资还应考虑是否有利于国有企业的改造。要达到控制引资规模、提高引资质量的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是改革目前的干部政绩考核体制。GDP指标考核干部政绩，会造成对外商直接投资引入数量的冲动，而不会考虑外资质量。因此，应该用包含更多风险和成本的绿色GDP指标来衡量干部政绩。

（二）优化引资结构

随着我国在FDI引资规模的上扩大，我国FDI结构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FDI引入的结构问题可以从FDI来源、FDI在整个外资中的比例、FDI的内部结构、FDI在地区和产业当中的分布等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应当继续鼓励外资与国内企业的合资，鼓励外资以合资成立子公司、并购等方式进入中国，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重组改造。当然，在一些我国企业已经获得长足发展的领域，我国也鼓励外资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中国，创造一个具有竞争性的市场。对待外资的进入方式，我国都应该加以鼓励，但在不同领域，应进行不同程度的引导，在具体措施上进行灵活调整，但应注意以市场方式进行，而不是政府具体干预。产业政策的制订应该加强。一个有秩序的开放的市场，才会使外商直接投资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特殊的国情。产业政策的制订，既要保护核心领域的产业安全，控制外资的进入，也要促使三次产业之间合理均衡发展，并在空间上进行规划，避免地区发展差异拉大。

（三）完善外资管理法律法规

截止现在，我国还没有一部《反垄断法》，这给跨国公司留下了可资利用的政策空间。反垄断法的缺失，使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无力抗击跨国公司垄断和限制性商业做法，而且也使我国消费者面临跨国公司可能的高额利润掠夺，在软件行业等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抓紧制订反垄断法，有利于我国建立开放、竞争和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既能做到遵守WTO规则，又能控制跨国公司的负面影响。抓紧制订反垄断法也保障我国经济安全、保护民族工业的需要。我国反垄断法的制订应借鉴国际经验，增加透明度，提高开放度。我国制订反垄断法还应配套建立《企业并购法》，可以防止跨国公司的恶意收购行为，并采用国际通行的“国家安全”例外原则，允许国家依法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严重干扰市场秩序的跨国并购活动。此外，反垄断法也应配套建立反倾销法，并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同时还要制定商业秘密法、反贿赂法等，使之相互协调配套，对《商标法》、《税法》、《价格法》等相关法律也要作出修订，以更适应新形势对法律制度的新需要，为我国有效制止跨国公司的反竞争行为提供法律依据。

（四）坚持独立自主能力

虽然，改革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应该毫不动摇，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应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只有国内企业的强大，才可能使外商投资企业使用更先进的技术；也只有国内企业的强大，才能够真正发挥外商投资企业的作用。国内外许多案例表明，国内有与跨国公司相竞争的企业，跨国公司才会转移先进技术，也才会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产品。坚持独立自主、自主创新，就是要求我国培养自己的跨国企业，拥有自己的独立品牌。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在任何情况下，抵御别国的封锁和控制。历史的事实一再说明，将希望寄托于以盈利为目的、受政治制约的跨国公司是不现实的。

四、结语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它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就业和收入、生产能力的形成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在一定程度造成了对我国市场的垄断以及对我国民族企业的挤压。应该指出，我国的经济条件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已经从一个资金缺乏的国家变成一个资金充裕的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根据3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影响的客观评价，重新审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迈进，我国应该坚持继续吸引外资的同时，努力发展本国经济实力，对外资相关政策必须完善，同时加强独立主的能力，这样才能是中国经济实现又快又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阎敏.外商直接投资[M].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

[2]陈梓佳.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