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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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印度是1948年独立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一年后宣布成立，“印度象”和“中国龙”几乎在第一时间便当起伙伴、做起生意（中国入藏部队的军需一度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从印度购买），“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的口号曾经在两国间家喻户晓，但不过十几年功夫，两国关系便“热转冷”，并打了一场短暂而血腥，至今令两国社会难以忘怀的边界战争。近20多年来，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分别被看作新兴国家两种发展模式的代表，并不时被国际间出于各种目的加以比较，本世纪初以来更双双入列“金砖”，开启了象与龙既频繁密切、又踉踉跄跄的“天作之合”。

“印度捷径”是否走得通

50-70年代，两国不约而同踏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目的自然是集中国家资源，发挥所谓“后发优势”，尽快补上“欠课”。

在计划经济模式下两国都取得了一些发展成绩，工业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也具备了一定经济基础，但这种僵化经济模式的弱点也同样在两国发展过程中暴露无遗。70年代末，当时情况更糟的中国率先走上市场化改革的道路，所遵循的模式是“自上而下”，先解放农村生产力，再进行国企改革，通过发展制造业和工业品出口解决市场和就业的“两难”，最终让“中国制造”强行挤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带动了各行业的发展和整个社会面貌的现代化。

印度则直到1991年才在当时任财政部长的曼莫汉.辛格领导下开始市场化改革，1994年国大党在选举中获胜，辛格出任总理，印度经济改革开始提速，并迅速获得了显著成就，在当时盖过了中国的经济表现，至1999年印度GDP增速达到8.8%，自两国都有GDP统计以来首次超过中国（7.6%），在当时不仅印度朝野扬眉吐气，世界各国许多主流经济传媒、评论家都认为，印度经济前景远较中国光明。

印度之所以在经济改革之初后来居上，在当时的分析家看来，是走了一条“印度捷径”。

所谓“印度捷径”，是指当时辛格为代表的国大党经济决策层鉴于印度人口多、底子薄、资源短缺，若亦步亦趋地像中国那样走按部就班、先农业后工业、先工业化后信息化的道路，就会一步落后、步步落后，总也赶不上一直想赶上的中国。但印度社会分化明显，在人口比例中只占不到1/3、但绝对人数却已上亿的精英阶层英语能力强，教育程度高，印度的国际环境和与国际市场接轨度也远好于中国，如果跨越工业化阶段，直接“升级”到信息化、金融化等“无烟工业”领域，就可以获得所谓“代差优势”，从而占据“龙象竞争”的经济制高点。

在这种思路下印度首先开放了本国金融市场，并绕过投资大、见效慢的基础产业和工农业，直接发展“两头在外”的电脑外包、高端服务业和“多快好省”的仿制药等产业，并果然在短时间内收到奇效。反观上世纪末的中国，正处于改革“闯关”、国企改制的最艰难阶段，国际环境微妙，“入世”久拖不决，社会上充斥着怨声载道的下岗工人，城市里则到处看得见奄奄一息的国企――这或许是“印度超越论”和“中国崩溃论”最热销的一段时间。

但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不久，稳步发展、循序渐进的“中国模式”开始进入“丰收季节”，而“跨越式发展”却让印度开始尝到下盘虚浮、后继乏力的苦果。由于“跨越”了农村现代化和工业化阶段，将“法宝”完全押在只占人口30%的中产阶级，和回报快但受上下游产业影响大，且难以吸附大量低端就业人口的“无烟工业”上，导致印度近10亿人口游离于经济“快车道”之外，非但无法如某些预言家所言，成为印度经济最大助力，反倒成为经济和改革的包袱。辛格曾在2012-2013年多次推动零售业开放和减少补贴，但都受制于这一包袱，因为“跨越”所导致的制造业岗位匮乏，迫使印度不得不依靠多达1200万多个小商店和超过2500万个流动商贩来消化低端就业人口，而“被忽视的大多数”生计无着，又让他们更加依赖导致印度巨额赤字的财政补贴。

更麻烦的是，“跨越式发展”、即跳过工业化，直接发展新兴产业思想导致印度对包括交通、电力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发展掉以轻心。2013年，印度经济增速只有4.7%，连续两年低于5%，通胀率却达到15%以上，赤字也迭创新高，就连一些一贯高喊“印度经济模式优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开始看衰印度投资环境。

莫迪经济学的横空出世

正是在这种尴尬中“莫迪经济学”横空出世了。

2014年5月12日，印度大爆冷门，在全部543个直选议席中拿下282个，比上次大选多出166席，占总议席51.9%，成为继1984年拉吉夫甘地国大党政府后，印度首次出现的单一政党多数政府。

这次胜利被国际社会普遍称之为“莫迪经济学”的胜利，认为印度选民对国大党的“辛格式改革”普遍失望，对“莫迪经济学”寄托厚望，导致了“取舍效应”和纳伦德拉.莫迪及其印度的脱颖而出。

所谓“莫迪经济学”，即莫迪2001-2013年在古吉拉特邦任首席部长期间于该邦推行经济发展模式的放大。

有人说“任何印度经济发展模式都不可能忽略中国因素”，莫迪也不能免俗：中国提出“中国梦”，莫迪也强调“印度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莫迪则提出“季风计划”（Project Mausam，借用古代印度人借印度洋季风之利发展与环印度洋国家间经贸文化往来的典故拓展当代印度交流、市场空间）。

2015年1月15日和3月4日，莫迪在CPI数值尚维持在6%以上的情况下接连两次降息共计50个基点，结束了20个月不降息的纪录，摆出一副“为GDP不顾一切”的架势。今年1月底，印度政府大幅上调截止2014年3月31日财年的GDP增速，从原先的4.7%大幅上调至6.9%，而截止2015年3月31日财年的GDP增速则更上调至比中国同期高0.1%的7.4%，而照此计算，下一财年印度GDP增速将高达8.1-8.5%。在这一系列“金手指”作用下，印度2014年4季度和2015年1季度GDP增速都显示为7.5%，连续两个季度超过中国（7.3%和7.0%），一时间“印度超越论”的声调再度高涨起来。

龙象的天作之合

然而莫迪却表现出一副极力推动“龙象共舞”的积极姿态：继主席去年9月中旬访印，双方达成一系列合作协议、意向后，今年5月中旬，他回访中国，又签署了总价值达100亿美元以上，覆盖范围广泛的双边合作协议，他本人更在行前专门开设了新浪微博，和英文twitter同步更新访华感受，并力图和中国网友直接进行交流互动。

不仅如此，中印两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也表现出更多的合作姿态，这包括“金砖”机制的逐步成熟，双方在亚投行问题上的心照不宣，也包括在全球气候问题谈判中的步调一致，等等。

之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莫迪经济学”所获得的成绩含有诸如“含水量”太大、许多改革措施虎头蛇尾，有的推动气势磅礴，但雷声大雨点小（如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消灭），有的投入不小但效果欠佳（如发展“印度制造”，提高制造业比重），有的则原地踏步（如增设货劳税方案，至今尚提不上议事日程，以至于一些分析家泄气地表示“等提上议事日程莫迪第一个任期也差不多结束了”），有的甚至出现倒退（如改善投资环境，实施对外资更友善政策，就因印度政府不久前宣布对外国基金公司征收“可替代最低税”MAT而被认为是“倒行逆施”），以及国际投资者态度反复（去年底今年初大量外资涌入，4月底起又大量撤出），等等，更重要的是，正如许多明眼人所见，虽然印度象和中国龙间存在历史上的龃龉和现实中的竞争关系，但就经济而言，龙象间存在着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天作之合”。

对中国而言，印度不仅是重要的邻国，也是潜力巨大的目标市场（路透社预计市场总潜力容量达2万亿美元/年），尽管印度市场和投资环境素以复杂、不理想著称，但华为、小米等中国公司在印度的成功表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经历过不成熟市场洗礼的中国企业、投资者对印度环境更驾轻就熟。不仅如此，中国拥有庞大的制造业过剩产能，且劳动力成本不断抬高，利用印度制造业的后发优势进行产能转移，对两国经济都大有好处。这种模式中方已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地行之有效，在印度的类似合作也已开了个好头。

对印度而言，由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劳动力素质低下和效率不彰，其经济发展速度虽快（按照其修正后的速率甚至已超过中国），却跳过了至关重要的制造业发展阶段，这不仅意味着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更意味着庞大的人口和劳动力技术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反可能成为隐患和包袱。从以往和近期的一系列数据不难看出，印度发展所急需的大量基础投资（仅铁路系统现代化一项印度便宣称正寻求未来5年内多达1370亿美元投资），和发展制造业所需要的产能、技术、目标市场，其它经济体或不愿、或无力、或“相性不合”，而中国恰是互惠互利的、最理想的“对接”伙伴。

不仅如此，中方要推行“一带一路”不可能绕过印度这个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要点，又是中国-中东、中国-非洲两大关键航路中枢的节点;印度要吹起“季风”，也势必不得不左瞻右顾，考虑到非洲、东南亚，乃至南亚周边越来越浓厚的“中国因素”，这两大计划相合，则意味着覆盖全球一多半人口的广阔天地，反之，则从非洲东海岸到马六甲，“一带一路”和“季风”都将处处羁绊。

正因这一“天作之合”，中印双边贸易关系发展速度惊人且潜力巨大，2004年双边贸易额不过70亿美元，2008年高达380亿美元，2013年为650亿美元，2014年更达710亿美元，中国超过美国、阿联酋，首次攀升至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双方更计划在2015年达到1000亿美元。

当然，国际环境优越向来是印度的传统优势，莫迪当然也不会放弃“几个鸡蛋跳舞”的印度传统，他上任后首先向日本而非中国、向美日主导的亚开行而非尚未“完工”的亚投行抛出橄榄枝，印度高铁项目首先和日本传出“绯闻”，印度和欧洲各国间也一度在金融等领域“眉来眼去”等。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不论基础投资还是市场开拓，都不可能“一棵树上吊死”，莫迪的做法是顺理成章、无可厚非的。

但至少现阶段，中国无疑是最适合印度的“那棵树”。

当然，“龙象姻缘”中的不和谐音始终存在，除了政治、历史因素外，印度投资环境的“先天不友好”、政策的朝令夕改和行政效率的低下始终成为中国资本大规模进入的障碍（当然这对任何外资都是公平的）。

第2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海上丝绸之路；广东；广州；航运经济；地位作用

中图分类号：K205 文献标识码：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rigins of the ancient Maritime Silk Road， Guangdong has advantage in history， geography， economics and culture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Because of the specialty of Guangdong， particularly relies on the facts that the start point of Maritime Silk Road was in Guangdong， China， and Guangzhou is the only harbor with more than 2000 years of history，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for Guangdong to take part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Silk Road in the 21th Century.

Keywords： Maritime Silk Road； Guangdong； Guangzhou； Shipping economics； Role and importance

广东濒临南海，地处亚太海洋交通要冲，海岸线长，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国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在东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策源地之一，广东在重建海上丝绸之路的过程中，具有历史、区位和文化三方面的优势。《广东航运经济文化史研究》课题组从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角度，结合国家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揭示了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提出要加快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巩固和提升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唯一长盛不衰港口的地位。

1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最早在广东，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了秦汉时期南海航行的完整航线，可看做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的最早体现。两千多年来，广东与广州在我国与海外的交流中一直发挥重要作用，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文物古迹遍布全城，特别是其港口迄今始终未衰，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两千多年不衰港。

1.1 广东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

（1）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

东西方的海路交流可以上溯到秦末汉初，当时从中国南方的番禺等地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开始接驳贯通，呈现出“珠玑、犀、x瑁、果、布之凑”的活跃景象。1983年发现并发掘的广州南越王墓内发现了来自伊朗波斯帝国（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330年）的舶来品――银盒，这一舶来品是经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输来到南越国的。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以及南越国宫殿遗迹发掘出来的石制希腊式梁柱等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

（2）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开始于徐闻古港

据《汉书・地理志》所载，从西汉开始徐闻古港就凭借它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条件，在中外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从徐闻、合浦通沿海各国，到达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东汉时期，“至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通焉。”这是历史记载的中国与罗马帝国第一次往来。

徐闻古港在西汉时期有繁荣昌茂的历史，作为西汉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毋庸置疑。

（3）唐朝的广州通海夷道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辉煌

唐朝正式形成了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名称是广州通海夷道。唐人贾耽《广州通海夷道》把广州到巴士拉港的航路，作为东路航道；把阿拉伯半岛沿岸乃至亚丁湾、红海航道成为西路航道。东路航道大致包括今越南、马来西亚、印尼、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等国的沿海据点。西路航道大致包括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沿海据点。

广州通海夷道作为唐朝最长的远洋航线，是我国人民航海活动辉煌久远的标志，而这条航线的起点就是广州。此外，从广州港起航也有通往日本、朝鲜的航线。

唐代广州“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大历五年（770年），前来的外国海舶，有南海舶、西南夷舶、海道商舶、番舶、南海番舶、婆罗门舶、蛮舶、西城舶、昆仑舶、昆仑乘舶、波斯舶和狮子国舶等名称。广州港口的景象，如刘禹锡诗中所云：“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

1.2 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

在海上丝绸之路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相对其他沿海港口，广州是唯一长期不衰的港口。唐宋时期，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由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东非和欧州，途经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长共14 000千米.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国际航线；元代时，广州的中国第一大港的位置被泉州替代，但仍然是中国第二大港；明初、清初海禁，广州长时间处于“一口通商”局面。明清时期，以广州为起点的海上丝绸之路已经有3条航线；1784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访粤，标志着美国直达广州的航线开通。目前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主要有6处：南越王宫署遗址、南越王墓、光孝寺、怀圣寺光塔、清真先贤古墓、南海神庙及明清古码头遗址。

在九城联合申遗中，我们可以看出广州与福州、南京、北海、泉州、扬州、漳州、蓬莱、宁波在“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与发展中地位与作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其中广州定位为永不关闭的对外窗口；福州是东南福地的控海咽喉；南京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中心；北海是光彩夺目的南海明珠；泉州是盛极宋元的东方大港；扬州是盛世大唐的“海丝”奇葩；漳州是全球化初期的映海明月；蓬莱是中原文明的海上门户；宁波是东亚海域的商贸中心。

1.3 广东航运经济文化是东西方文化激荡的根基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还是古代东西方文明碰撞、交流之路。以海上丝绸之路为纽带，广东不仅是佛教禅宗的“西来初地”，也是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来华的第一站和桥头堡，因而留下了众多的历史遗迹：光孝寺、怀圣寺与光塔、清真先贤古墓、石室圣心大教堂，达摩初祖、宛葛素、鄂多立克、沙勿略、利玛窦、马礼逊，还有偶见于史书中如谜一样的昆仑奴以及唐宋时长期居住在广州蕃坊的蕃客。

当我们说起广东人的精神特质时，“开放”、“包容”、“务实”、“领风气之先”已成为普遍的共识。长期的商贸往来，使广东人培养出独立自信的意识，即使在充满屈辱的百年近代史里，广东人仍大胆提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商战救国”等口号，充分显示出粤人敢于融入海洋文明的魄力。广东的开拓，源于航运经济；广东的历史发展脉络，基于航运经济；广东的未来发展，更要依托航运经济！

2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

2.1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意义

（1）拓展全方位开放新格局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产能过剩，结构性矛盾突出，需要在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中重新定位，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体，以开放促改革。

（2）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体系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亚太地区需要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的区域合作，中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有助于提高亚太地区一体化水平。

（3）加强亚太地区安全治理

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时代主题，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2.2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内涵

与古海上丝绸之路相比，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态和内涵都已发生较大变化。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有形通道，更代表着一种精神和文化。不仅包涵了自然形态，而且反映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内涵。

（1）机制方面：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合作机制。

（2）理念方面：互信、包容、合作、共赢。

（3）定位方面：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4）实现途径：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

（5）五大支柱：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2.3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辐射范围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包括三段：

（1）中国至东南亚航线

节点国家包含了几乎所有东盟国家。东盟10 国总面积约448 万平方千米，2012 年人口约6.86 亿人、GDP为2.32 万亿美元。

中国与东盟2010 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新加坡单独建立了中新自由贸易区。2012 年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为4401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10.34%，

（2）中国至南亚及波斯湾航线

节点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等12 个国家。该航段区域855 万平方千米，2012 年人口约17.48 亿人、GDP 为4.53 万亿美元。

中国与巴基斯坦于2007年建立了自由贸易区。2012 年中国对该航线国家贸易总额为2 335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 6.04%。

（3）中国与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线

节点国家包括也门、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等9 个国家。该航段区域714 万平方千米，2012年人口约2.75 亿人、GDP 为4 507 亿美元，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2012 年中国对该航线国家贸易总额为266亿美元，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0.69%，

2.4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构要素

（1）南海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区域，要积极推进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要坚持以和平方式，通过平等对话和友好协商，妥善处理涉及南海的争议与分歧，积极推进海上合作和共同开发。

（2）用好中国-东盟思想库网络，完善与东盟国家的智库交流机制。扩大并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深化农业渔业、互联互通、海洋环保、航道安全、海上搜救、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合作。

（3）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和制定“南海行为准则”，在海上规划等方面占据制高点，共同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支持海南建设南海资源开发服务保障基地和海上救援基地。

2.5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主要举措

（1）加快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便利的投融资支持；

（2）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长远的制度支持；

（3）全力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

（4）适时加入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谈判，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扫除合作伙伴的后顾之忧；

（5）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供先行先试的载体；

（6）谋划建设若干“海上驿站”。为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提安全的通道保障。

3 广州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3.1 立足于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基点

广州历来是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门户城市，东盟10国也是广州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之一。近年来东盟已成为广州除美国、欧盟之外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2013年广州与东盟贸易总额达132.06亿美元，占广州进出口额的11.27%。

3.2 立足于金融等服务行业创新

世界公认的国际大都市，服务业发达是最重要的标志。广州可探索推进与东盟国家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等方面的创新合作，推动制度、手段、机制创新，为广州的繁荣发展和内外互利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3.3 立足于推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广东正在实施产业转型升级计划，而沿线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产业跨度很大，为广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空间，因此可以立足于广交会的辐射影响，利用海上丝路沿线国家与广州产业的互补性推动广州产业转型升级。

3.4 立足于建立广州―东盟产业人才培养基地

遵循“以我为主”的原则，建立广州―东盟产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立合作共建机制，把教育培训基地建设成为产业人才培养、科学研发、区域合作、国际交流的重要平台，为服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贸交流活动提供充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3.5 立足于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海运方面，通过开拓国际航运线路、增加国际航运的班次密度，主动融入国际化货运物流体系；陆运方面，加强内接周边及内陆腹地的公路、铁路的联通和口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便捷高效的通关体系；空运方面，推进白云国际机场扩建工程建设，加密与沿线国家的航空客货航线，增强白云国际机场航空枢纽功能，构建21世纪“海上丝路”互联互通综合枢纽平台。

3.6 立足于海上丝路文化精神梳理与重塑

两千多年的海洋文化沉淀与海上丝路的经验浸润，给广州的城市品格、思维方式与发展视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留下了一大批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古迹及精神财富。广州要挑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龙头重任，需先梳理出一套完整的文化传承脉络，如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商贸发展、十三行发展、港口发展、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广府、宗教、史迹保护等系列文化发展，为新一轮的发展奠定文化基调和理论基础，提升岭南文化国际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周秋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与现实.中国海洋工程咨询协会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资源开发”研讨会，2014，12.

[2] 王智亮.广东：海上丝路历史、区位和文化优势.南方网，2014.7.

[3] 洪三泰.寻找广东的灵魂（海上丝绸之路探寻）---珠江文化与海上

丝绸之路的研究.人民之声，2004（2）.

[4] 黄启臣.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史.广东经济出版社，2003.

[5] 黄伟宗，司徒尚纪主编.中国珠江文化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10.

第3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

锰矿资源　供给　需求　资源承载力

锰矿是工业产业重要的基础性大宗原料矿产。锰是钢最基本的元素，是对钢及其钢材性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合金化元素，所有钢种及其钢材都含锰。锰多以化合物形式广泛分布于自然界，几乎各种矿石及硅酸盐的岩石中均含有锰矿物。锰矿石初级产品包括冶金用锰矿、碳酸锰矿粉、化工用二氧化锰矿粉和电池用氧化锰矿粉等。冶金工业是锰矿石的最大用户，主要用途是炼铁和炼钢的脱氧剂和脱硫剂，以及制造合金，世界上锰矿石总产量的90％以上用于生产锰系铁合金。我国是生产锰系铁合金和金属锰的大国，锰系铁合金产量为445万吨以上。锰代镍生产不锈钢工艺突破后，电解金属锰的需求量猛增，电解金属锰的产量为60万吨。每年冶金用锰矿石在1000万吨以上。电池工业用锰约为总量的3％，化学工业(二氧化锰矿粉作氧化剂和制造二氧化锰、硫酸锰、高锰酸钾、碳酸锰、硝酸锰、氯化锰等)用量约占总量的2％；5％左右的锰矿资源用于其他工业，如轻工业(火柴、印漆、制皂)、建材工业(玻璃、陶瓷和搪瓷的着色剂和褪色剂)、电子工业(磁性材料)，环境保护(吸附剂)、农牧业(复合肥料、复合饲料)和国防工业等。

一、世界锰矿资源储量分布

统计，截至2008年底，世界陆地锰矿石储量、储量基础合计57亿吨，其中储量5亿吨，储量基础52亿吨(见表1)。

全球可供开发且有商业价值的锰矿储量约9-10亿吨，95％以上分布在南非、加蓬、澳大利亚、巴西、乌克兰、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其中绝大多数为氧化锰矿石。全球锰金属分布明显不均衡，南非和乌克兰是世界上拥有锰矿资源总量最多的两个国家，南非锰矿资源约占世界锰矿资源的71.8％，乌克兰占11.9％，其中世界基础储量排名前四位的国家占世界总储量基础的92.88％。全球锰金属矿品质差距明显，其中世界高品位锰矿(含锰35％以上)资源主要分布在南非、澳大利亚、加蓬和巴西等(见表1)。

另外，世界大洋底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锰结核就是其中的一种，是锰的重要的潜在资源。锰结核是沉淀在大洋底的铁、锰氧化物的集合体(矿石)。它含有三十多种金属元素，其中锰、铜、钴、镍等有价金属具有巨大的商业经济价值。锰结核广泛地分布于世界海洋2000-6000米水深海底的表层，而以生成于4000-6000米水深海底的品质最佳。深海海底锰结核约有4400吨/km2，总储量估计在3万亿吨以上，其中锰、铜、钴、镍四种金属的储量比其陆地上相应储量要大一至三个数量级。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都有丰富的海底锰结核资源，但最有开发前景的地区是太平洋夏威夷群岛的东南部海域。

随着世界陆地锰矿石储量日益减少，人们愈来愈重视海底锰结核的利用。西方国家，尤其是无陆地锰矿床的国家，如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瑞典和加拿大等对海底锰结核进行了广泛地开发研究。20世纪80年代，美国、苏联、日本、德国等国矿产商组成的跨国公司，采用链斗、水力升举和空气升举等方法开采锰结核，日产锰结核300-500吨。冶炼技术方面，美、法、德等国建成了日处理锰结核80吨以上的试验工厂。海底锰结核的开采、冶炼技术已基本成熟，一旦商业上可行，便可形成新的产业，进入批量规模生产。

二、中国锰矿资源分布及资源承载力分析

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8年末我国锰(Mn)储量4000万吨，基础储量10000万吨，锰的资源储量分布主要集中于八个省市自治区：桂西南地区，湘、黔、川三角地区，贵州遵义地区，辽宁朝阳地区，滇东南地区，湘中地区，湖南永州一道县地区，陕西汉中一大巴山地区。上述地区保有锰矿储量4.63亿吨，占全国总保有锰矿储量的82％，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锰矿业的重要原料基地。按行政区划分，21个省、市、自治区有较大锰矿，其中以广西和湖南最为重要，其次是贵州、云南、辽宁、重庆、湖北和陕西。

中国锰资源地理分布不平衡，矿床规模小，开采条件差，难以充分利用现代化工业技术进行开采，80％以上锰矿产量来自地方中小矿山及民采矿山，产量很难大幅度提高。同时，贫矿多、富锰矿少，矿石品位低、含杂质高、粒度细、技术加工性能差，不能满足国内生产锰系铁合金的需要。而且，现有锰矿储量保证年限仅为12年。

通过勘查找矿使我国锰矿资源变成现实的生产能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深度锰矿的开发利用也存在一定的难度，因此，要想缓解当前我国锰矿资源突出的供求矛盾必须多管齐下。一方面要在锰矿采选技术上获得突破，合理和充分利用贫矿；还要在国外进口锰矿石渠道上有合理可操作性的方案，以保证我国锰矿资源的安全供应；同时，要加强国际地质勘探合作，尽可能在开发我国锰矿资源的基础上，参与国际矿业开发，并通过一定的政策，促进形成一定的国际矿产控制能力，以期从供需双方把握锰矿石贸易的主动权。

三、锰矿资源国际市场供需情况

(一)世界锰矿的供给情况

目前，国外有十多个国家在生产锰矿石，其中，南非、澳大利亚和加蓬生产的主要是高品位锰矿石，矿石中锰的品位一般在44-52％；巴西、印度、哈萨克斯坦和墨西哥生产的主要是中等品位锰矿石，矿石中锰的品位一般在35-40％左右；而乌克兰、加纳等国生产的是低品位的锰矿石，需要通过选矿，人工富集后才作为商品矿(35％以上)出售。

国际上通常将世界上的锰矿产地分为主流和非主流。主流指含锰量高、来自垄断性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锰矿；非主流则一般是指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菲律宾、纳米比亚、摩洛哥等国家的锰矿。

南非、澳大利亚、加蓬、巴西等世界主流锰矿产地，锰矿资源天然禀赋优越，矿床规模大而构造相对简单，矿体厚大、产状条件较好，多赋存于近地表或浅部，宜于大规模、大装备、机械化露天开采。国外锰矿资源露天开采占80％，地下开采仅占20％，生产规模多在100万吨以上，采掘(剥)装备大型化，矿山生产采、掘、运机械化、连续化、自动化程度高，集成高效。通常是推土机、索斗铲和铲运机剥离，穿孔爆破，索斗铲、挖掘机装矿，大吨重卡、皮带机和铁路运输。

目前，全球主要锰矿生产国南非、澳大利亚、巴西等采矿年生

产能力总计2580万吨。采出的矿石一般只须破碎筛分或洗矿即可获商品锰矿石。世界锰矿特别是主流高品位商品级锰矿石的生产和贸易，主要集中在世界六大矿业公司，即必和必拓、埃赫曼一康密劳、巴西淡水河谷、南非联合锰业及乌克兰Privat集团(控股加纳锰业)和西澳联合公司。六大公司拥有13个矿山，年采矿产能规模2270万吨，2007年高品级锰矿产量1515万吨，占当年世界锰矿总产量的38％，几乎控制了全球大约一半的锰矿资源，特别是世界优质富锰矿资源，掌握全球主流锰矿石贸易供应量的70％左右，对世界锰矿石市场和价格走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世界商品级主流锰矿资源配置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绝对竞争优势。

国际锰矿市场经常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基本上是一个卖方市场，锰矿资源丰富的国家几乎垄断了锰矿的定价权。从全球范围而言，锰的生产经营正向少数几个跨国公司集中。全球最大的矿业(跨国)生产和贸易商是必和必拓，该公司业务涉及铝业、铁矿及锰矿开采，基本金属采选及冶炼，石油、煤炭、金刚石、锰质合金冶炼等。在锰矿开采方面，必和必拓控股南非马马特旺、韦塞尔和澳大利亚格鲁特岛露天锰矿，锰矿产量由2004年的534.1万吨增加至2008年的675.9万吨，年均递增6.06％；产量占世界锰矿总产量的15.71％。

(二)世界锰矿的需求情况

历年世界消费锰矿的领域主要是锰系铁合金、锰的氧化物和锰盐。另外还有富锰渣、炼铁、化工等。原料性的中间产品――高炉或电炉富锰渣主要用于生产锰硅、金属锰，其锰矿耗用终端去向仍是锰系铁合金。锰系列产品中，电解产品(电解金属锰、电解二氧化锰、高锰酸钾)产量仅次于锰系铁合金，但其锰矿及锰金属量消费所占比重并不大。据测算，目前全球80％以上的锰矿耗用于生产锰系铁合金。

2008年世界总计消费锰矿1297.8万吨，同比增长4.59％。其中，中国消费625.7万吨，欧洲203.6万吨，独联体191万吨，美洲84.9万吨，印度69.5万吨，日本46.9万吨，亚洲其他地区76.17万吨。中国涉锰产业消费锰矿石实物量约2460万吨左右，其中锰质合金冶炼耗用进口锰矿约680万吨左右。

世界锰矿主要出口国包括南非、澳大利亚、加蓬、巴西、加纳等，见表2。

世界锰矿主要进口国是中国、乌克兰、挪威、日本、法国和印度等，见表3。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锰系铁合金生产国，目前中国锰质合金产量745万吨(不包括电解金属锰)。中国锰矿石类型繁多，物质组分复杂，品位偏低，杂质含量高，不同类型和含杂各异的锰矿石其工业用途及消费领域大不相同或各有侧重，因此，我国每年必须进口数百万吨优质富锰矿：一是满足我国高牌号锰系铁合金，尤其是中低碳锰铁生产的需要；二是进口矿与国内矿搭配使用，以合理充分利用国内贫氧化锰矿和贫碳酸锰矿资源，综合高矿价，降低原料成本；三是调节入炉料技术要求指标值，达到强化冶炼、增产降耗、改善指标、经济合理生产各种牌号锰质合金。

四、世界锰矿石贸易的趋势及与展望

上世纪70年代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锰矿石价格1998年起连续三年下跌。2001年世界锰矿石价格(离岸价)止跌回稳，为1.94-2.093美元/吨度，2002-2003年仍然维持这个价位水平。受世界经济及锰矿需求增长，特别是中国锰矿进口大量增加以及铁矿价格大幅上涨等因素影响，2004年1月下旬起，国际市场锰矿价格开始跃出2美元/吨度低价位区。2004年2月以后，国际市场锰矿价格徘徊在2.2-3.8美元/吨度的价位水平。

近年来由于锰硅、锰铁市场持续向好，国际市场锰系铁合金需求强劲，日本市场中国产锰硅成交价逐月攀升，中国市场锰硅价格也因出口猛增，产需缺口加大，库存告急及囤积炒作，锰硅开始暴涨，进而导致全球锰矿需求大增，供应趋紧，海运费上涨，必和必拓等全球六大锰矿生产贸易商纷纷调高锰矿出货价格，国际市场各品级锰矿价格全面上涨。加之国际锰矿供应商海上运输、港口卸载等原因，锰矿石不能按期到达中国港口，致使中国市场进口锰矿突然短缺而价格暴涨，进一步拉动国际市场锰矿价格飙升。2008年世界主流锰矿成交价格冲顶，超过18美元/吨度。

目前，世界锰矿市场和中国锰矿市场(碳酸锰矿、氧化锰矿、铁锰矿市场及衍生的中国进口锰矿市场)已基本融合全面接轨，国内锰矿市场及价格变化趋势基本上与国际市场相一致，但国内产锰矿品位低，价格水平低于国外锰矿。

随着金融危机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全球金融及资本市场动荡加剧，世界钢和锰系铁合金产量急剧下降，锰矿订单突然“蒸发”，需求飞速下挫，价格迅即猛跌，世界锰矿市场再次踏入需求萎缩、市场萧条、价格低迷的调整期。从世界锰矿市场演变发展的周期来看，全球锰矿市场主流锰矿价格将回落至低于本轮周期起始时的价位水平，之后才有可能回涨。

第4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 湾区经济 创新经济 深圳品牌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湾区经济的内涵和关键要素

湾区经济现象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受到人们关注，但一直缺乏系统、权威定义和经济学原理分析。深圳所追求的湾区经济，是依托世界级港口（群），发挥地理和生态环境优势，背靠广阔腹地，沿海湾开放创新、集聚发展，具有世界影响的区域经济。世界上以生态环境优良、自然风景秀丽而著名的湾区有东京湾、悉尼双水湾等。但是对世界经济版图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是东京、纽约、旧金山三大湾区，它们文化开放、产业发达、功能强大、区域协同，是区域经济的突出亮点。分析这些著名湾区的经济发展特点，并与其它类型区域经济形态比较，可以发现它们具有以下关键要素或共同特征。

高度开放性。湾区经济靠港而生、依湾而兴，具有天然的开放属性，开放成为湾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根本优势。在航海技术的发展和推动下，海运成为对外交流中最主要的交通方式之一，直接推动港口成为连接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重要节点。湾区经济依赖国际港口发展而蓬勃，在不断扩大的货物贸易中，港口城市成为对外开放门户，促进了国际贸易、外来投资和港口发展。湾区城市在开放发展中，率先荟萃世界多民族文化，吸引大量外来人口，形成不同于一般内陆地区、开放包容的移民文化。在纽约湾区，外籍居民来自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占纽约总人口的40%，形成了世界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相互融合的集合体。

创新引领性。湾区城市在对外开放中，最先汇集了新的信息和人才资源，激发了创新活力，催生了创新机构发展，涌现出大批创新成果，逐步成为有全球影响的创新中心。同时，创新又增强了城市发展动力，使得城市在不同阶段都保持了领先地位。农业文明时代，也就是港口发展初期，为满足货物装卸、运输、补给等功能的需要，产生了不同于农业生产方式的专业港口运输及其服务业。工业文明时代，率先形成了依赖于大规模港口运输的临港工业，伴随而来的贸易、金融等新兴业态不断涌现，并逐渐成为主导产业。后工业化时代，湾区城市率先发展信息技术，并推动了信息服务业、新兴商业模式等发展，继续依靠创新引领全球产业发展。

宜居宜业性。比较研究发现，湾区经济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湾区城市更加宜居宜业的环境优势。湾区因靠近海洋、海湾，形成了怡人的自然环境和优良的生态环境。同时，港口城市往往是新兴城市，城市规划中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形成了优美宜居的城市环境。湾区城市对内陆乃至世界资源产生强大吸引力，集聚了世界各地的投资，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大量工作机会，带来了大量的年轻移民，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区域协同性。协同发展是湾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港口城市在对外开放中最先发展壮大，达到一定规模后，会对周边区域产生外溢效应。世界级港口需要有世界级腹地的支撑，否则很难持久兴盛。如曾跻身世界第三大集装箱港口的台湾高雄港，虽然具备强大的运输转运能力，但由于没有广阔腹地货运量的有力支撑，逐渐被新的港口替代。同时，腹地的货物也要通过港口才能更便捷地运到海外，为谋求自身发展，周边区域也会主动承接外溢的相关产业和功能。港口城市和湾区腹地形成紧密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关系。

湾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形态演变

纵观世界发达湾区经济，大致经历了港口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创新经济四个阶段。

一是港口经济发展阶段：以装卸运输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局限于港区内部。20世纪50年代以前，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港口的功能主要是连接各种运输方式，进行货物中转运输。经济活动仅包括直接服务于港口转运的装卸、仓储、运输以及提供设备和船舶修理等，范围也局限于码头及相关水陆域内。

二是工业经济发展阶段：以临港工业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向港区外拓展，湾区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中心。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左右，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港口功能的完善，大量的人流、物流等在港口周边区域集聚，推动了港口城市的发展和兴盛。同时，工业文明的兴起和海洋运输的叠加优势，极大推动了临港工业的集聚发展。日本在东京湾布局建立了石油化工、钢铁等巨大临海型工业带，贡献了近60%的日本工业产值，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中心。这也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195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美国的6%，凭借发达的工业，在上世纪60-70年代，跃升为当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三是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以服务业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拓展到周边城市，湾区核心城市成为区域或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节点。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期，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围绕临港工业和对外贸易，催生出了一批新兴的服务业形态。与此同时，临港工业开始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工业在湾区城市经济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产品设计、法律、金融、会计等服务业集聚发展，推动湾区城市由制造业中心向信息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管理中心等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湾区城市掌握了金融业等高端资源，成为全球资源配置的核心节点，产业结构也发生根本性改变。东京、纽约等城市第三产业占比超过80%，其中金融业占较大比重。

四是创新经济发展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经济活动范围拓展到更广区域，形成区域多个中心共同发展格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产业加速发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迅速崛起。湾区城市抓住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推进以网络服务、创新金融、供应链管理以及商业模式创新等为主要内容的创新经济发展，抢占了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旧金山湾区新兴产业发展迅猛，涌现出苹果、谷歌等一批创新型企业，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创新中心的地位。

深圳及粤港澳发展湾区经济的基础和优势

经过多年的发展，粤港澳湾区成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具备发展世界一流湾区经济、更好服务国家战略的良好基础和条件。

辐射带动能力强大。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1.4万亿美元，相当于东南亚十国的50%，是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印尼的1.4倍;进出口贸易额接近1.5万亿美元，其中与东南亚国家双边贸易额约占中国与东南亚的25%，对沿线国家有较强的经济辐射能力。粤港澳是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号称“世界工厂”，是沿线国家工业制成品的重要供应地。粤港澳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吸引了70家世界排名前100位的银行，2014年港交所和深交所IPO总额位居全球第二。

地理区位条件优越。粤港澳湾区地处西太平洋――印度洋航线要冲，与马六甲海峡的海上航线距离比环渤海和长三角近2500公里和1500公里，是我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海上往来距离最近的发达区域。深圳港口的国际集装箱航线达219条，其中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线170条，是国内拥有国际航线最多和东南亚航线最密集的港口。粤港澳拥有世界级海港群和机场群，深圳港、香港港、广州港均居世界集装箱港前八强，年集装箱吞吐量超过7000万标准箱，是东盟最大港口新加坡港的2倍多;区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约1.4亿人次，是东盟最大机场印尼雅加达机场2倍多。

科技创新实力突出。粤港澳大湾区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环境，形成了鼓励创新的浓厚氛围。拥有1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3个国家创新型城市、超过200所普通高校和200万在校大学生，有近30名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以及获聘其他国家同等职衔的科学家，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2个。深圳位居福布斯2014大陆城市创新力排行榜首位。粤港澳拥有华为、比亚迪、腾讯等一批知名创新型企业，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占全国56%，接近韩国专利申请总量，在国家（含中国）排名中位居全球第六位。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量排名前50的四家中国公司均来自深圳。

制度体系开放完备。粤港澳湾区涵盖两种制度、连接两个市场，具有与国际接轨的法律体系和市场规则。香港和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司法独立，具有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区地位。香港已经与67个国家签署民用航空协议、35个国家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17个国家签署投资保护协定，多年来位居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排名前列，被认为是全球最开放、最具活力、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广东是改革开放先行地，是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市场体系最完备的地区，率先形成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机制和营商环境。

人文纽带关系独特。粤港澳湾区具有侨乡、英语和葡语三大文化纽带，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桥梁，有利于开展公共外交，更好服务国家战略。东盟、南亚等国家的粤籍华侨占华侨总人数的50%以上，是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人文资源。香港和澳门是东西文化荟萃地，在促进中国与英联邦和葡语国家经贸往来中具有重要作用。

深圳发展湾区经济的策略建议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和湾区经济的本质特征，结合深圳的现实条件，建议做到“五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携手周边区域，推动粤港澳湾区协同发展，积极争取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更好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更加注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中心，以创新引领湾区经济发展;更加注重优化城市产业和空间布局，提升湾区经济核心区的功能，打造宜居宜业的综合环境;更加注重提升湾区经济国际化发展水平，加强与国际知名湾区城市和沿线国家重点城市的交流合作，推动建立开放发展新格局;更加注重质量引领，在更广范围打响深圳标准、深圳信誉、深圳品牌，高起点高水平打造湾区经济。

第5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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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成人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一带一路”战略

目前全球正处于高速复杂的变化之中，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显现，各国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在此背景下，主席于2013年9月和10月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即“一带一路”战略，引起全球的高度重视[1]。这一战略是沿线各国开放合作的宏大经济愿景，促进各国开展多领域深层次合作，朝着共赢的目标前行。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人才是重要保障。在企业的跨国合作中，非常需要国内既深刻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又熟悉沿线国家国情民意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复合型人才。由于时间紧迫，提升已在本行业有相当经验的行业精英或技术骨干，能大幅节省适用人才培养的周期，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给成人高等教育带来了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刻不容缓。

一、我国成人高等教育的现状

（一）学生来源复杂多样，难以进行统一的管理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和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来自各行业的在职人员，年龄、原有知识储备差别较大，而且，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具有多重身份，除了学生，还同时是员工、子女、夫妻或家长，他们难有固定的学习时间，很难采取统一的教学管理。

（二）成人高等教育缺乏全职教师，普教化严重

一般成人高等教育没有全职的任课教师，他们的老师都是请普通高等教育的老师来担任，教材普遍借用普通高教教材。这些兼职老师往往没有深入了解成人学生的特点，简单套用普高学生的教学方法，其达到的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三）课程设置没有特点，教学方式单一

目前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计划和大纲基本与普通高等教育相同，没有针对成人学习的特点，引入技能、实践的环节，导致课程偏学术性，学生上课不爱听讲，最终使得上课流于形式。教学方式比较单一，以集中面授为主，使得一部分无法克服工学矛盾的学生不得不请假缺席，大大降低了教学质量。

（四）人才的培养与市场严重脱节

成人高等教育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创办起来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原有的成人高等教育已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其培养的人才逐渐与市场脱节，且越来越严重。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需要的新型人才

（一）“一带一路”战略的核心要义

“一带一路”开始于贸易，其核心要义归纳起来有“三个内涵”和“五个相通”。“三个内涵”即经济贸易、区域秩序和人才交流，“五个相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基础，而其本身又以高等教育为基础，ρ叵吒鞴历史文化、政策体制、地缘政治的知识传授[2]，增进了解，广泛开展文化层面的交流、增进人才的合作等，为深化双多边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一带一路”战略对新型人才的需求

“一带一路”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3]，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准的区域合作，构建区域经济合作体[4]。战略的推进与发展，需要大量的人才，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备本行业的高端水平，还需要懂得“一带一路”沿途所在国的国情、法律、行业背景、语言等，来应对在异国他乡生活、工作有可能遇到的麻烦和纠纷，因此，培养一批熟悉“一带一路”战略，又懂外语，懂经济，擅长管理的高级人才，高素质劳动者和顶尖创新人才尤为紧迫[5]。

三、在新背景下，如何提高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服务“一带一路”战略

（一）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与时俱进

传统的成人高等教育以学历知识为重，而轻视了实践、技能的提高。为了满足“一带一路”战略培养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都需要重新设计，任课老师也要改变方法，采用启发式教学，在讲课过程中多援引实际典型案例，使得学生能真正的学以致用。

（二）结合成人教育的特点，调整课程设置，丰富教学方式

成人高等教育的学生都是在职人员，他们来参加学习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目的性，因此，要根据社会需求，适当调整课程设置，更注重学生实践、技能培养[6]。由于成人学生角色的多重性，导致其学习时间难以固定，因此，可以利用互联网，把授课内容做成课件放到网络上，通过网络学习，使得学生的学习不再囿于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三）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保障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为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提供保障。设立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各个环节的质量标准，并制定相应的检查、监督体系，促使各项标准得到有效的落实，对各教学环节进行规范、有序的管理，切实保证成人高等教育的教学质量[7]。

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紧紧相连，古老的丝绸之路，正重新迸发生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推进，新型人才的缺口越来越大，令成人高等教育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笔者认为成人高等教育需牢牢把握住教学质量这条生命线，顺应市场需求做出积极的改变和调整，真正发挥成人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培养出符合社会需求的高品质人才，更好的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

参考文献：

[1]王绍森，杨哲，赵亚敏.“一带一路”战略下海上丝绸之路规划思考 [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6（1）：14-22.

[2]张德军.“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需求与高等教育支撑路径的思考论 [J].中国成人教育，2016/21：35-37.

[3]刘宗义.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在东南、西南周边的进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15（4）：92-109.

[4]李燕宇.试论“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大意义[J].丝路视野，2016（7）：3-4.

[5]黄德凯.大力发展继续教育服务“一带一路”战略[J].成人教育，2015（11）：74-76.

[6]周容容.“一带一路”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协同创新人才培养路径 [J].中国成人教育，2016/22：18-21.

第7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国际货币；英镑国际化；美元国际化；日元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

文章编号：1003-6636（2013）01-0008-06；中图分类号：F821.1；文献标识码：A

一、国际货币形成的基础和条件

所谓国际货币是指被世界各国广泛地用于国与国之间商品贸易、资金融通、直接投资和储藏手段的货币，也就是能够在国际流通领域执行计算单位、交换媒介、支付手段、价值储藏职能的货币。所谓的货币国际化是指一个国家的货币不仅在国内流通领域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国际流通领域执行货币的职能，也就是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直接投资、国际储备中被广泛使用。

一种货币从国内走向国际不是这个国家政府的主观意志决定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决定的。也就是说，一种货币的国际化主要是由国际市场驱动的。然而，尽管政府在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不是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是它能够对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市场和政府相互推动的结果。

另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到货币国际化的进程，如经济发展的前景、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货币币值的稳定程度、货币汇率的稳定程度、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等。值得注意的是，国际货币制度因素将对一种货币国际化的程度起到重要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从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到，中国人民币已经基本具备国际化的基础，而且在事实上也已经开始了区域化的进程。

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认真研究英镑、美元和日元的国际化是很有必要的。回顾英镑、美元、日元国际化的进程，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的国际化不是由这些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决定的。但是，在不同国家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二、英镑国际化的进程

自人类社会形成国家并在国家之间发生经济活动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国际货币是超货币——黄金。当黄金在各个国家将其他商品排除出货币流通领域而承担起货币的职能以后，它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也成为了货币。在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成为国际货币的货币是英镑。但是，英镑也是凭借着可兑换黄金而成为国际货币的。

在欧洲，经济上首先崛起的国家不是英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的经济发展都先于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经济崛起主要是依靠海上贸易和海外扩张实现的。到16世纪初期，葡萄牙控制了从大西洋到印度洋的50多个港口地区，垄断了半个地球的商船运输航线，成为当时世界海上贸易第一强国。而西班牙则通过对美洲的掠夺，获得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据统计，从1502年到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18600吨注册白银和200吨注册黄金。到16世纪末，西班牙的黄金和白银产量已经占世界总产量的83%。

荷兰的经济崛起方式有所不同，荷兰经济是依靠捕鱼业和商业贸易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发挥了经纪商、加工商和销售商的角色，迅速地积累起社会财富。到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世界总贸易额的50%，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上。1609年，世界上第一家股票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同年，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正式成立。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金融业最发达的地区。

荷兰盾本来是最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种作为国际货币的货币的。但是，根据历史学界的看法，公元1500年前后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界限。在这之前，人类生活在相互隔绝的陆地上，彼此之间很少往来；之后，不同地区的人类联系才开始增加，人类历史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但是，即使向后延续100年，世界经济体系仍然没有形成，国际货币还没有产生的必要。而英国正好在国际货币产生最合适的历史时期崛起了。

首先，英国依靠战争的方式摆脱了欧洲强国对它的束缚。1588年，英国发动海战并战胜了西班牙。1652年、1664年和1672年，英国三次对荷兰作战，终结了世界上最强大的荷兰帝国的地位。同时，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了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以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英国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统治迅速积累财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是，最终奠定英国经济无与伦比地位的是英国的工业革命。

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英国建立起强大的工业体系，人类社会也由此开始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英国依靠它所建立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工厂”，有力地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资金融通成为必要，英国的金融业迅速发展，伦敦演变成金融中心。由于英国在工业制品的生产中具有明显的优势，英国政府努力推动自由贸易。英国从世界各国进口原材料，向世界各国出口工业制品，获取了巨大的贸易利益。为了取得更大的贸易利益，英国企业大规模向海外直接投资，以控制外国的原材料供给和工业制品的市场。这样，英国成为了不可比拟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和投资大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货币英镑变成为了国际货币。

英国很早就采用黄金作为货币进行商品的交换。1694年，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阿姆斯特丹银行建立85年以后正式成立。英格兰银行很快就开始发行英镑，但是当时英镑只是黄金的符号，它的作用是代替黄金在市面上流通。1717年，担任英国皇家铸币局的局长的著名科学家牛顿将黄金价格确定为每盎司黄金等于3英镑17先令10又1/2便士。从此，英镑建立了与黄金的平价，金本位制度的雏形开始形成。

1816年，英国通过了《金本位制度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金本位制度。1821年，英国正式启动金本位制度，英镑成为英国的标准货币单位，每英镑含732238克纯金。英国最早的金本位制度是金币本位制度，这个制度的特点是以法律形式规定政府发行的纸币的含金量，人们可以将持有的纸币按照含金量兑换为金币；人们可以自由地将黄金铸造成金币，或者将金币熔化为黄金；黄金可以自由地输出或输入本国。

到了19世纪，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已经开始变得越来越密切。随着各个国家相继采用了金本位制度，各国货币就根据各自的含金量建立起相互之间的汇兑比率即汇率。在各国货币可以兑换黄金的条件下，人们在国际贸易等国际经济活动中不仅可以直接用黄金进行交易，也可以用大家普遍认可的货币来进行交易。

由于当时英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基于对英国经济的信任以及对英镑兑换黄金的信任，各国都愿意持有英镑并用英镑进行国际结算。显然，如果各国持有黄金并用于国际结算，不仅要支付黄金的保管费用，而且还要支付较高的结算成本。但是，如果各国在伦敦开设英镑账户并通过伦敦银行进行国际结算，不仅可以得到利息收益，而且只需要支付较低的结算成本。这样，英镑这种货币就成为了国际货币。据统计，在20世纪初期，在国际贸易中大多数商品都是以英镑计价的，在国际结算中90%的结算都使用英镑。

应该指出，当时的国际货币制度是金本位条件下的固定汇率制度。这个制度不是通过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而采用的制度，而是在各国实行金本位制度的条件下自发形成的制度。由于英镑是以等量的黄金为保证的，在英国政府严格以黄金为基础发行英镑以及保证英镑兑换黄金的条件下，各国采用英镑作为国际货币并没有给英国政府带来“铸币税”收益。当然，各国采用英镑从事国际结算是通过英国的金融机构进行的，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给英国的金融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正因为英镑成为了国际货币，各国要进行英镑的结算和借贷，作为英国国内金融中心的伦敦就演变为国际金融中心。

上述分析表明，英镑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英国具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二是英国具有世界最完善的金融体系。前一个因素是根本性因素，后一个因素是技术性因素。虽然英镑是凭借着可兑换黄金而成为国际货币的，但是即使假设金本位制早100年解体，英镑作为货币仍然会成为国际货币。进入20世纪以后，虽然英国经济被美国经济超越，但是国际货币的惯性运行使英镑在此后的40年的时间里依然保持着国际货币的地位。

三、美元国际化的进程

美国也是凭借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使美元成为国际货币的。但是，在美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一以后很长的时间里，美元并没有成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

美国经济在19世纪迅速崛起，据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估算，英国从1801年到1831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321%，从1931年到1861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238%，从1861年到1891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386%。但是，美国从1800年到1840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523%，从1839年到1859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591%，从1869年到1889年每10年的产值增长率是500%。［1］由此可见，在19世纪，美国产值的增长率远高于英国的产值增长率。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到1894年前后，美国的总产值已经超过英国。

虽然美国的总产值在19世纪末超越了英国，但是美国的人均产值在20世纪初才超越英国。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分析，1870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753%，1900年相当于英国人均GDP的892%。到1913年，美国人均GDP已超过英国人均GDP55个百分点，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的经济大国。

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是这个国家货币国际化的基础。当时，英国的对外贸易、对外借贷和对外直接投资在世界上还占有较大比例，英国伦敦已经形成了国际金融中心，各国在国际经济活动中习惯用英镑来进行计价和结算。另外，英国于1821年正式实行金本位制，美国也于1879年正式实行金本位制，英镑和美元都以黄金作保证，各国持有英镑和美元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进入20世纪以后，尽管美元的相对地位在上升，英镑的相对地位在下降，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仍有40%的国际贸易是用英镑结算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强大的经济实力只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除了要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外，还要深度参与国际经济活动，有相当比例的国际经济活动是用这个国家的货币计价和结算的。另外还要拥有比较完善的银行体系，使各国用这个国家货币进行结算方便、快捷和安全。

1944年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国际金融会议是美元国际化的划时代事件。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地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了严重的创伤，消费品产量只有战前的50%，出口不到战前的33%，黄金储备只有100万美元，对外债务高达120亿美元。美国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展壮大，工业产量占世界工业产量的50%，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的33%以上，黄金储备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2］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照美国政府建议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制度的形式确立了美元至高无上的地位：美元钉住黄金，各国货币钉住美元。美元成为了等同于黄金的唯一的国际货币。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行机制中，美元是一种信用货币，在美国价格水平不断上升的条件下它的实际购买力在不断下降，而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它的价值是很稳定的，这意味着黄金的美元价格将不断上升。因此，美国政府是不可能维持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汇兑平价，金汇兑本位注定是要解体的。

1971年，美国政府终于违反了它对世界各国政府作出的用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的承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金汇兑本位崩溃。1973年，随着各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浮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钉住汇率制度解体。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用美元计价，几乎所有的国际经济活动都用美元结算，这种格局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仍然延续下来。另外，即使美国经济的相对地位下降了，但是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第一大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和金融大国，美元在1976年以后形成的“牙买加体系”中仍然是最重要的国际货币。

上述分析表明，美元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国具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二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显然，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没有建立，美元也会越来越多地被各国所采用，美元也会而且实际上也在走向国际化。但是，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度安排，美元迅速成为国际货币并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四、日元国际化的进程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穷兵黩武使日本经济濒于崩溃。但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是一个工业强国。尽管日本经济受到了重创，但日本的工业基础和工业技术还存在。随着日本经济的重建，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逐渐恢复，日本的内部需求迅速增加。另外，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分别参与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它所需要的战争物质就近大量从日本采购，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的外部需求。在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从1955年到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到98%。日本经济在1955年已经超过战前水平，到1968年已经超越英国、法国、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二位。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等同与黄金的地位不复存在，美元几乎作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的格局也被打破。1976年，“牙买加体系”的形成使除了美元以外的别的货币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在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对外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不断增大，从1970年的0%提高到1980年的约30%。但是，以日元计价的日本进口贸易所占的比例到1980年仍不到5%。［3］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的地位继续提高。以1980年为例，如果将日本与美、法、英相比，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0593亿美元，大约是美国27715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38%，但是已经是法国6821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55%，是英国5357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198%。另外，日本的进出口总额是2717亿美元，大约是美国5926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46%，但已经是法国250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108%，是英国2257亿美元进出口总额的120%。［4］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始推进日元的国际化。1980年12月，日本修订《外汇法》，颁布了《外汇及外国贸易管理法》，实现了日元资本项目的基本可自由兑换。日本《外汇法》的修订，是日元国际化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1984年5月，日本大藏省提出了题为“金融自由化及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的报告，提出将日元交易的重点从经常交易转变为资本交易，具体包括制定以日元计价的外债发行规则，实行欧洲日元借贷的自由化，放松对外国人发行债券的限制等。

1985年3月，日本大藏省一个称为“外国外汇等审议会”的咨询机构发表了题为“关于日元国际化的答辩”的报告，提出了包括金融自由化、欧洲日元交易自由化、东京金融市场国际化的三大日元国际化方略。其中金融自由化包括为非居民提供良好的以日元计价的资产，进一步扩大利率自由化的程度；欧洲日元交易自由化是指推动境外日元兑换和借贷的自由化；东京金融市场国际化是指将东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外国外汇等审议会由大藏省官员、学者，银行家、企业家组成，对日本政府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此后，日本政府在东京建立离岸金融市场，宣布开放境外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流出的限制，提高对外资流入的限额，对外国人在日本发行日元债券和发放日元贷款、非居民之间欧洲日元交易实行自由化，有力地推动了日元的国际化。199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日元所占的比例为80%，低于美国的506%，也低于马克的168%，但超过了英镑30%的1倍以上。

1998年4月，日本再次修订《外汇法》，颁布了《外汇及外国贸易法》，实现了国内外资本可以没有限制地自由流动。1999年4月，外国外汇等审议会再次发表了题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的报告，提出要提高国际融资交易和海外交易中日元的使用比例以及提高外国投资者持有的以日元计价的资产的比例，也就是提高日元在国际通货制度中的作用以及日元在经常交易、资本交易、外汇储备中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该报告提出了5项措施：第一，实现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并重建日本金融体系。第二，稳定日元的汇率。第三，发挥日元在亚洲各国汇率制度中的作用，即更多地使日元成为亚洲各国汇率制度的定价货币。同时，让日本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更高程度地对亚洲开放。第四，改善日元国际化的环境，如改善资本市场、结算系统、贸易交易、资本交易等。第五，积极推进日元的使用。

尽管日元在市场驱动和政府推动下走向国际化，但日元国际化程度并不高，日元远没有取得与日本经济相应的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末，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出口贸易所占的比例约为36%，以日元计价的日本进口贸易所占的比例为25%，以日元计价的国际债券发行量所占的比例为45%，日本银行以日元计价的贷款所占的比例不到20%。［3］182-183以最有代表性的世界各国外汇储备的构成来说，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元储备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例从相对数来说仅次于美元和马克居世界第三，但从绝对数来看只有8%左右。同时，日元的地位还趋向下降。到2010年，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占615%，欧元占262%，英镑占40%，日元只占38%。这就是说，日元所占的比例还不如国内生产总值只有日本50%的英国的英镑。［5］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日元国际化的基础仍然是日本雄厚的经济实力。另外，随着牙买加体系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除了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也有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从而给日元国际化提供了机会。但是，在国际货币体系惯性运行的条件下，世界大宗商品的贸易都以美元计价，世界主要的贸易、借贷和投资都使用美元，日元受到了挤压，日元的国际化肯定是不充分的。

五、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启示

上述分析表明，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具有相似的特点，英镑和美元都是以英国和美国具有世界第一的经济实力，压倒性的对外经济规模而成为了不同时期主要的国际货币。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不同的是，英国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体系和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加快了英镑国际化的进程，而美国则通过建立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制度加快了美元国际化的进程。

尽管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有很多方面可供中国借鉴，但人民币国际化与英镑、美元国际化的道路是不同的。即使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0年后超越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也仅仅是物品和劳务的产值世界第一，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达到世界第一，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不可能达到19世纪英国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和20世纪美国的相对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按英镑和美元国际化的方式发展，人民币的国际化遥遥无期。

日元是以日本具有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和借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而走上国际化道路的。虽然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具备世界第二的经济实力，但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进出口贸易总值已经是世界第二了，现行的国际货币制度仍然是牙买加体系。另外，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情况与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具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日元的国际化进程对中国具有更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在日元国际化的进程中，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是，日本的总体经济实力不能说不强，日本的对外经济规模不能说不大，日本政府不能说不努力，但是为什么日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不高？在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有必要分析一下自20世纪70年代日元走向国际化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各种事件对日元国际化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一，日元汇率升值。1970年，日元汇率约为340日元兑换1美元。40年后的2011年初，日元汇率已经升值到82日元兑换1美元。在日元汇率趋向于升值的情况下，出口商愿意以日元计价和结算，进口商不愿意以日元计价和结算；贷款者愿意购买以日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借款者不愿意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各国政府则愿意储备更多的趋向于汇率升值的外汇。尽管日元汇率升值对于日元作为国际贸易货币和国际借贷货币具有不确定的影响，但对于日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有利影响。

第二，日本经济停滞。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也就是在日本政府推进日元国际化不久，日本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爆发金融危机，接着导致日本长达10年的经济停滞，形成了日本所谓失落的十年。在货币充当国际货币的牙买加体系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景对这个国家货币的信用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日本经济停滞对日元国际化形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第三，日本开放程度。在历史上，日本民族是一个很善于向外民族学习的民族，同时又是一个对外民族具有强烈的戒备心理的民族，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一直不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是在美国等外部压力下逐渐开放它的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另外，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尽管日本的贸易和金融一直在走向自由化，但是政府对经济还存在不同程度的管制。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很低的。经济开放是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日本经济开放程度不高给日元国际化带来不利的影响。

第四，日本经济结构。日本和英国一样都是岛国，日本的土地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英国的土地面积是245万平方公里，日本比英国大54%。日本人口为128亿，英国人口为06亿，日本比英国多113%。但不同的是，英国拥有北海油田等自然资源，而日本则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缺乏的国家。日本的原油、铁矿石、铝矾土、磷矿石、橡胶、棉花、羊毛等几乎100%依赖进口。因此，日本形成了以加工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通过将进口原材料加工为工业制品再销往世界来实现经济的发展。在正常的情况下，日本经济可以顺利运转。但是一旦发生战争等特殊情况，日本经济结构就变得十分脆弱。日本的这种经济结构也制约着日元的国际化程度。

从货币国际化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与日本经济相比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诸多不同。

第一，人民币汇率升值。与日本相似，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发生了国际收支顺差和货币汇率升值的过程。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已经升值了24%。虽然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是波动的，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趋向于升值。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趋势对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货币和国际金融货币的影响很难确定，但是对于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影响是有利的。

第二，中国经济体制。从运行机制来看，中国的经济体制与日本相似，也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从经济制度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的影响能力要强于日本。另外，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中国不可能为人民币国际化而国际化，中国需要权衡利弊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很难实现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这些因素将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第三，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二。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与日元走上国际化道路时的日本是相似的。但是，中国的设计、技术、工艺、管理等方面的相对水平不如日元走上国际化道路时的日本，绝对水平还远不如现在的日本。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也会对人民币的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第四，经济发展潜力。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的土地面积，有13亿勤劳的人民，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这意味着中国具有日本不可比拟的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的历程已经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能力，没有人会怀疑中国将成为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接近于日本，中国经济总量成倍地超越日本是迟早的事情，这是日元国际化所不可比拟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最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大国、贸易大国、金融大国和投资大国，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定的美元地位将在很长的时间里按照惯性延续下去。如果牙买加体系没有发生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将与日元相似。

在国际货币制度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了32年解体以后，牙买加体系又运行了35年。牙买加体系的弱点和矛盾不断地凸现出来，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积极主张和参与国际货币制度的改革，明确提出建立超国际货币的改革方案，并力争在未来的超国际货币的构建中体现人民币因素。就是说，超国际货币将由若干货币资产构成，人民币成为其中的一种资产。［6］借助于国际货币制度的安排，可以加速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使人民币的地位与中国经济的地位相适应。

因此，超国际货币的构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机遇。中国政府应该密切结合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来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使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与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进程相适应。如果超国际货币的构建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而人民币还不具备成为超国际货币的成分货币，中国将失去利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中国经济地位的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1］Simon　Kuznets.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M］.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39-40.

［2］陈彪如.国际金融概论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16.

［3］菊地悠二.日元国际化：进程与展望［M］.陈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183.

［4］朱之鑫.国际统计年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79，481-482.

第8篇：印度洋经济体研究范文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话语权；建构主义；认同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002-740820507-00-03

“一带一路”战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而提出，在未来8-0年将对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代表着中国外交战略开始从“韬光养晦”向“有所作为”甚至“奋发有为”的话语体系转向，必将对国际关系既有秩序产生重大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通过深入解读其政治逻辑，更好地理解和传播“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增信释疑、构建认同”，推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利益拓展，也符合整个国际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本文拟利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有关话语权的概念对“一带一路”战略具体落实中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路径建议，期望能够对今后的相关实践提供一些参考。

一、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必要性

认同是构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话语权”powerofdiscourse是指“话语”所包含的或体现的权力，即话语是权力的一种载体和表达方式。通俗地讲，权力是“话语”的目标，而“话语”是获得、展示和运用权力的手段。国际话语权的本质，是以非暴力、非强制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并使一国之地方性的理念和主张成为世界性的理念和主张。当今国际政治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2]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曾在《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写到：“我们的号召力量不是来自我们的经济财富或我们的军事力量，而是来自我们的思想”。[3]获取话语权首先要让自己的话语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同。

构建认同是减少战略误判、避免国际冲突的重要方法。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者温特认为，文化和观念不仅影响国家行为的各种动机，还影响国家的基本特征，即身份认同。[4]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一国可以通过提出富有吸引力的价值主张，并以互动和对话的方式，形成更加广泛认同的价值共同体。这种价值主张包括制度、规则文化以及价值观等，通过适当的渠道和方式直接作用于国际话语权，形成国际认同。[JP]

2以“一带一路”战略重构国际话语体系。“一带一路”战略融合了基于地缘政治的空间观与基于历史维度的时间观，既是对当今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的一种回应，也是对历史文明的传承和未来国际秩序的一种构想，无论从实现手段还是最终目的上，都离不开国际话语权这种软力量的构建。综观各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对“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和动机的解读较多，而对其效果和影响的客观、定量分析较少。当然，该战略提出才年多时间，相关政策文件刚刚，相关研究面临着理论和实证的困难。但如果在战略提出初期就出现话语混乱，将对整个战略的后续推进造成不可预估的负面影响。[JP]

把握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是形成预期的话语体系，最终按照本国的理念来塑造世界秩序。“一带一路”战略的理念和定位，不但是探索国与国合作的新模式，也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对理念内涵的准确解读；二是对话语争夺的深层次目标――规则主导权的竞争。

当前国际上占主导的话语体系，主要是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等建构的霸权式的国际性话语，冷战结束后先后推出了“历史终结论”弗朗西斯・福山FancisFukuyama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的全球政治格局是多极的和多文明的，是文明之间的“竞争性共存”、“民主和平论”“人权高于论”“失败国家论”等论调。这种话语方式的不合理之处在于带有强烈的排他性质，人为地对一些非西方的文明进行矮化，其目的在于强化西方认同，维护西方文明话语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对自身更为有利的、非中性的国际规则来约束或限制竞争对手。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日益要求在国际事务中享有更多话语权，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大空间，因此亟需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国际话语体系。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就是要通过弘扬“丝路精神”，向世界传播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理念和主张，构建认同，形成更合理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秩序。该战略不仅需要带动一批实体项目“走出去”，同时输出的还包括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中国新外交理念、外交哲学，通过弘扬“丝路精神”来打造“平等相待、发展共赢、共同安全、文明互鉴”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一种新的国际话语体系。

二、“一带一路”战略的话语内涵

“一带一路”的历史底蕴。“一带一路”不仅是一种历史现实，同时本身也是一种文化表达，因此在这一语境下推进经济和外交战略，自然就面临着要打通历史和现实的问题，通过恰当表述，避免抽象和负面的解读，才能破解中国外交转型过程中在国际上所面临的话语困境。

古代丝绸之路在缺乏国际机制和组织框架的情况下延续了上千年，通过和平手段实现并扩大了跨国商贸活动和跨种族文化交流。中国作为古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历史上从没有寻求领土扩张和霸权，这与西方列强通过贸易寻求殖民统治他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对比。[5]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对郑和船队七次远洋航行的评价是：“应当指出，中国人从不曾抢劫和杀戮，这与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入侵印度洋的欧洲人不同。”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这是古丝绸之路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6]

2“一带一路”的现实内涵。今天我们在和平崛起的道路上重提“一带一路”，与古丝绸之路一脉相承，其目的不是要按照考古的方法严格地重新再走一遍古丝绸之路，而是有更宽广的视野、更远大的目标：传承“丝路精神”，表达我国共同体外交新理念，增进文化和文明的交流与互动，实现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国家的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命运共同体”意识继承与发展了我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符合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同时也有利于世界的整体和平与发展。

“共同体外交”不是要单纯寻求一国利益，而是将共同体成员利益捆绑在一起，实现共同的利益增值。在204年月28日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上，主席就曾经强调“正确义利观”，指出：“要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坚持世界的命运必须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特别是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说话。”因此，区域开放主义、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体外交”的逻辑基础，也是区域多边主义与开放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共同体包含三重意义：利益共同体，即要在满足需求上做文章；命运共同体，即要在应对挑战与回应压力上做文章；价值共同体，即要在相互欣赏与内心认同上做文章。在这种逻辑思维下理解“一带一路”战略，就会有一种在新的形势下与世界人民，尤其是与第三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感觉。

三、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路径分析

构建国际话语认同的路径模型。国际话语权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命题，要在国际上获得话语权起码要经过以下五个步骤：构建话语、表达话语、接受话语、形成认同、影响规则。一个国家首先要能够清晰地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然后建构合适的渠道传播话语，最终实现影响甚至主导国际规则的目标。能够按照自己的理念来提出议题、设定议程、制定规则，这是衡量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得到认同的关键指标。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具体的工程项目打通各国经贸往来的通道，而且还包括一系列能够得到国际认同的发展原则和哲学理念，以期得到国际认同、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和理解，构建新的国际话语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外交一直奉行“韬光养晦”的思维方式和国际话语方式，导致我国在国际话语建构中常常停留在构建话语、表达话语阶段，而在影响受众接受话语、形成认同和影响规则方面能力明显不足。在国际话语体系面临转型之际，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在国际上已经引起很大反响，如何担当起共同体外交理念的倡导者和规则制定的主导者的责任，已成为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外更深层、更复杂、更长远的战略问题。

“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核心是传播“丝路精神”。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好对“丝路精神”内涵的正确理解，构建能够为国际所认同的价值体系；其次我们要搭建合适的平台、利用合理的渠道来对外表达“丝路精神”；三是研究国际话语表达方式，在国际上形成对“丝路精神”的认同；四是通过适当方式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崛起的过程中履行相应的国际责任。

2破解“一带一路”话语误读。“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后，特别是《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后，“一带一路”战略的意图、政策手段、前景更加清晰明确。但是，目前仍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读亟待厘清，以便及时纠正误解、减少疑虑，创造积极的国际话语环境。

首先，避免国内误读。在国内的许多宣传和研究文章中，有四种和“丝路精神”相悖的观点，需要特别注意。一是强调通过资源、能源合作保障中国的资源、能源供给，确保稀缺性资源的战略安全。诚然，“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确实拥有丰富的资源和能源储备，如黑金石油、煤炭、蓝金天然气等，但是这些国家并不喜欢成为“骑士的马”；二是“过剩产能输出”，此语总会让人感觉“落后产能倾销”的感觉；三是将沿线国家定位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这样无形中就会把中国定位为“恩主”；四是对“一带一路”国家划线过粗，如把22个阿拉伯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个中亚国家看做一个整体、把54个非洲国家看做一个整体等等，这种划分会不自觉地落入类似“文明冲突论”那种话语逻辑，存在先入为主的歧视性语言。

其次，破解国外误读。国外对“一带一路”的误读和近年来对“中国和平崛起”的疑虑不无关系，一些学者曲解和误读倡议的目的和意图，将“一带一路”解读为中国向周边及欧亚大陆推行的具有扩张性质的地缘政治战略，挑战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如华盛顿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克里斯・约翰逊说，“一带一路”将加强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区域合作，但是这种广泛的合作或许将挑战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卢贾宁认为，“一带一路”构想的目的是中国重新划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经济版图，同时遏制美国并将其赶到大西洋。

203年2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宣布，拒绝中国在吉境内修建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铁路的计划，认为中吉乌铁路无法解决吉尔吉斯斯坦的任何问题，吉需要的是一条连接吉南北地区的路线俄罗斯的北南走廊。这一决定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吉国内反对派担心通过投资建设中吉乌铁路，中国因此会获得通向吉金矿、白银、铝、铜和煤炭资源的路径。法国世界大事网刊登了以色列海尔兹利亚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中国通过在西亚投资基础设施，为获取中东石油并运回国内铺路。[7]

3“一带一路”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族不同、信仰不同、要求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中国要与沿线诸国打造命运共同体，既充满挑战、也藏有变数。作为这一战略的发起国和主导国，中国需要努力构建和睦共处的协商话语环境，赢取沿线国家的认同、信任、支持与合作，助力该战略的成功实施。

第一，加强基础理论建设。当前主导的国际话语体系理论基础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社会发展理论，它不仅为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合理性解释，而且为西方资产阶级向全球扩张和建构世界话语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另外，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以及科学技术成果，为建构西方世界话语体系的优势奠定了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基础。“一带一路”作为一项世纪工程，其目标是探索全球治理、塑造另一种国际秩序的新模式。因此构建一种能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经得住历史考验的国际关系理论，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战略最终能否实现预期目标的重中之重。

第二，拓宽理念传播渠道。互联互通尽管从字面上体现了基础设施先行的战略部署，但从国际话语权的视角看，最终要落实在人员和信息的交往，尤其是人与人的精神、心灵和思想的交流上。一是需要加强在正式外交场合中对“一带一路”理念的传播。如主席在204年亚信会议上提出的“新安全观”，在205年博鳌论坛上详尽解释“一带一路”的“四是四不”；[8]二是需要加强对民间交流的指导。特别是“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更要加强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保持“文化包容”CulturalTolerance的态度，通过“规范性力量”NormativePower向世界传达“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丝路精神”。

第三，积极参与规则制定。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有助于国际新规则的最终确定。但是在推进全球规则战略调整过程中，务必首先深入研究现有国际规则，通过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来制定新的规则。

结语

“一带一路”战略提出以来，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既有支持、也有质疑、更有反对的声音。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建设路径、提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但是要提出适用于全球且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全球规则尚需时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经验并不丰富，对相关规则的理解有待深化，如何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形成有利于我国对外交往的话语环境，还需要更多努力。本文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话语权的概念出发，对“一带一路”的精神内涵进行分析，提出构建“一带一路”国际话语权的模型，旨在通过话语体系建设，破解各种误读，提高国际社会对我国新的外交理念的认同。

参考文献：

[1]赵柯，左凤荣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的经验、挑战与对策[J]对外传播，204，2

[2]张志洲话语质量：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关键[J]红旗文稿，200，4

[3]尼克松999：不战而胜[M]北京：出版社，988：293

[4]王帆国际关系理论：思想、范式与命题[M]世界知识出版社，203

[5]黄朝翰丝绸之路经济带赋予古丝绸之路新时代内涵[N]人民日报，204-05-3

[6]李建民“丝路精神”下的区域合作创新模式[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3，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