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中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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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创新中国范文

现在，需要问的是：当成为仅次于美国的GDP第二大国之后，为什么中国距离一个创新国家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与中国的经济规模、经济的国际影响力，以及贸易地位相比，在创新领域和经济地位极不匹配：在国际创新领域，中国仍然属于追赶型阶段，除了个别领域，中国在绝大多数创新领域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等第一梯队，也落后于英国、以色列、韩国等第二梯队。

从科技研发投入的强度看，中国近几年来投入力度逐渐增强，并且在2011年达到创纪录的1.84%，但与美国的3.07%相比，仅相当于美国的60%，研发经费支出规模也只有美国的23%。全国研发人员年平均经费分别只有美国的12%，韩国的17%和日本的10%。

这些数字说明，中国已经是一个科研大国，但在创新领域，仍然处在非常尴尬的地位，与真正的创新国家有很大的距离。研究中国如何成为真正的创新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决定未来命运的大话题。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看，每一次金融危机都为下一次的经济跃迁酝酿着巨大的创新动力。那么，一个国家的创新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伯恩斯坦认为，1820年以来，人类经济增长速度显著加快，关键的因素是技术创新的大爆发。他将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财产权、科学理性主义、资本市场、交通以及通信技术的改善。在他看来，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即人们在其中思考、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显然，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至于交通和通讯，更是成为时下热议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话题。

然而，时下的中国除了交通和通讯，其余的三个条件极其残缺。以金融和资本市场为例。中国封闭僵化的金融系统不仅难以为创新战略提供强大支撑，反而因其落后和某种程度的垄断成为中国创新战略的巨大阻力。回看阿里巴巴纽交所上市，国内很多人都觉得很遗憾。暂且不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否能够撑起这个巨无霸，在推动创新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真的完全落伍。

有点黑色幽默的是，过去30多年，金融大多为政府主导的产业服务，但政府主导的绝大多数产业在创新领域几乎完败，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和最近的光伏产业。

互联网企业兴起之初，因其巨大的风险和烧钱效应，国有资本被严禁进入，不仅如此，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也是不允许给互联网公司融资的，这样的结果反而逼得很多互联网企业到海外融资，并为了以后海外上市的方便而通过设立离岸公司的模式使自己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了一家外国公司。

如果不是寻求海外融资，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下，阿里巴巴不要说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活下来都可称奇迹了。这次阿里巴巴的上市选择，事实上再次印证了中国金融竞争力的短板。

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到来，都是经济大国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创新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契机。从2008年至今，发达经济体在手忙脚乱应对眼前的危机的同时，几乎都出台了着眼于未来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战略。反观我们，因为错失结构调整的良机，试图通过房地产的繁荣和廉价的信贷来度过危机，实在令人痛心。

更令人痛心的是，经济每一次下滑，我们都重复一次过去的错误。当下是要避免重蹈覆辙，绝不要再次出现房地产的泡沫。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早就明白了一个道理：高技能、高才智的劳动力才是维持经济竞争力的基石。

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因为“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创新、医药技术、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而这些领域，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因此，他指出，“要想恢复经济活力，再次实现增长，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很显然，这种真知灼见更适合当下被房地产绑架了的中国。

第2篇：创新中国范文

英文名称：Chinese Journal of New Clinical Medicine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主办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4-3806

国内刊号：45-1365/R

邮发代号：48-63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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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创新中国范文

“2010年，汤姆逊、LG、索尼等ATSC专利所有者提出，中国彩电企业要向他们缴纳每台41美元的技术专利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CRT彩电，平均每台利润才只有2-3美元。”在6月15日的中山大学国际商务论坛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毛蕴诗给出这样一组数据。而出口DVD的利润则更低，扣除专利费和成本后，每台利润连1美元都不到。

由于缺少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我国很多产业受制于人。中国的企业也已经认识到研发的作用，并增加了研发投入。但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是，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侵权行为较为严重。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解决其技术瓶颈？有何对策？

高额专利费挤占利润空间

多承接“夕阳产业”、附加值低、缺乏自主研发技术、缺乏自主品牌，这是“中国制造”的现实情况，毛蕴诗表示。如何在核心技术上取得突破，是企业创新超越之路上的难题。

目前，中国企业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基本上要依靠进口，中国是生产和销售电脑的大国，但芯片、操作系统、应用软件等关键部分基本上需要进口。国内企业仅是在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传统产业（如家用电器）和少数高技术产业中，才掌握了关键零部件的制造。

而且，由于技术专利费很昂贵，导致中国企业的利润非常低。以电视机为例，毛蕴诗称，电视机的核心技术掌握在索尼、汤姆逊、杜比、船井等国外厂商手上。2010年，汤姆逊、LG、索尼等ATSC专利所有者提出，中国彩电企业要向他们缴纳每台41美元的技术专利费，我国出口到美国的CRT彩电，平均每台利润才只有2-3美元。而DVD的平均出口售价为44.56美元，需要缴纳的技术专利费却高达20美元，扣掉成本之后每台利润连1美元都不到。

“由于缺少关键技术和关键零部件，我国很多产业受制于人。我国自主研发的江淮D19TCI、长城TCI等发动机依然要向德国博世缴纳高昂的专利费。2010年，我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球第四，但发明专利占世界发明总量不到2%。”毛蕴诗表示。

研发的效果及其在公司转型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得到企业的普遍认同，企业也普遍加强了研发的投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赵昌文，曾对企业转型发展情况进行过一项课题研究，该课题采用实地调研结合调查问卷的方法进行研究，共收到问卷2000多份。通过组织政府部门和企业座谈会、去企业实地访谈调研等形式，共对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10个省区市约300家企业进行了访谈调研，包括了东、中、西部东北地区，包括了大、中、小规模和各种所有制，重点关注了纺织服装、通用装备制造和医药制造业（分别代表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行业）。

调查结果显示，高达89.3%的企业认为研发作用显著。其中，32.7%的企业表示作用很显著，形成了独特竞争优势。56.6%的企业表示作用比较显著，提升了产品竞争力。

但目前，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尴尬现实是，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权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侵权行为较为严重。赵昌文表示，企业采取法律手段保护知识产权的效果有较大差异，上市公司反映较为有效，但非上市公司中高达四成的企业反映法律手段难以保护企业知识产权。而法律手段无效的主要原因仍然是法律不完善、诉讼成本高和执行难。

创新须突破关键技术

那么，中国企业如何解决其技术瓶颈？“不在于我们拥有多少技术，而在于我们利用了多少技术，更在于我们整合了多少技术。”海尔董事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表示。

“任何企业都不可能在所有领域拥有最好的技术，开放创新是不二选择”，迈阿密大学管理学终身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亚东认为，“今天的时代是开放创新的时代，联合与联盟变得更加重要了。”通过联合各自的互补性资源、技术和能力寻求互利互惠，从而补偿彼此的缺点或劣势。这样做的优势是，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分享风险和成本，分享资源和知识等。

陆亚东称，分开来看，技术、品牌、产品、资本、服务或智力都不是中国企业的强项，然而，一旦这些要素被创造性的结合起来，就会产生一种复合式的竞争优势。普通的能力，包括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的技术，一旦被独特地组合起来，可以使企业比竞争对手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产生竞争优势。很多中国企业在识别、利用和组合内外部普通资源的方式上具有独特的能力。

第4篇：创新中国范文

关键词：创新；专利；中国实用

中图分类号：G30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7月20日

以实用新型为代表的“中国式创新”究竟面临怎样的问题以及未来将如何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现状

（一）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逐年提高，国内本土申请人青睐实用新型。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数据显示：1997年，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突破5万件，首次居世界第一；2008年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突破20万件；2009年申请量突破30万件；2010年申请量突破40万件；2011年则达到了58.6万件。……每10万件的增长的周期越来越短。截至2011年12月，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已接近300万件。

从实用新型专利占比情况来看，1985-2011年此类专利占全部专利申请的32.22%。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本土实用新型专利自2009年以来，就一直高于平均线，在2011年占比更接近40%。可见，国内申请人在专利申请上，十分青睐于实用新型专利。（图1）

（二）国外来华实用新型申请量增速明显，国外大型跨国企业布局中国市场。近年来，国外在中国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持续快速增长，申请量居前6位的国家依次为日本、美国、德国、韩国、瑞士和法国。其中，来自日本和美国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分别约占1/3和1/4。

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国内本土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增速与国外来华申请增速胶着不下，2011年国外来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增长更是较上一年度提升了60%，远高于国内本土申请40%多的增长率。从申请人排行来看，2011年国外来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排名前10位的申请人均为著名的大型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除了使用其总公司的名称申请外，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独资公司和合资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也较多，如美国苹果公司的实用新型专利申请同比增长268%。

（三）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不断完善。从制度上看，作为中国专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也在不断的趋于完善。从下表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表1）

二、问题

（一）申请不能代表保护。众所周知，专利的本质是“用公开换保护”，所有的专利申请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通过专利内容的公开来换取对专利权的独占，从而实现在一定范围的保护力。

我国对于专利产出的统计一般会以申请量作为基础的衡量标准，尤其对于利用国家科研经费的科技机构和得到研发支持的企业而言，专利申请数量是用来衡量其业绩的最直观的重要指标之一。因此，对于以应用科研为主的机构而言，只要申请了足够多的专利，就可以表明自己的工作成绩。尤其是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由于其“公开即授权”的特点，使得实用新型专利的审查流程相对简单，审查周期也相对较短，因此成为很多申请人（专利权人）进行专利保护的利器。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申请量背后，其有效专利情况却不容乐观。1985～2011年，中国本土实用新型有效专利约为110万件，仅占全部申请量的37.29%；而同时间段内，国外来华实用新型有效专利占比则为50.74%，差距十分明显。

（二）数量不能代表质量。同样，专利数量也并不代表专利质量。在中国专利申请量不断提高的光环下，中国专利的质量也遭到越来越多的诟病。尽管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大对抄袭现有技术和重复申请等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打击力度，建立专利审查质量的外部反馈体系，并接受公众对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在内的专利审查工作的监督与投诉。但是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尤其是本土申请专利的质量依然堪忧。

2012年12月由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发展状况》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国内有效实用新型专利中，维持3年以上的实用新型专利占52.8%。维持6年以上的实用新型专利占12.9%。这一数据听起来似乎不错，但进一步研究，我们则发现，在这些高维持率的有效专利中，国外来华申请的贡献率更加高。

三、方向

（一）从政策制度上保证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质量。目前，世界范围内共有57个国家、地区或组织施行实用新型专利制度，但尚没有关于实用新型专利的专门国际条约，只有巴黎公约对实用新型专利作了一般性规定。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符合巴黎公约有关国民待遇原则、独立保护原则、优先权原则等原则的要求。

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虽然起步较晚，但是符合国际公约的基本原则，并与大多数国家做法基本一致。中国政府正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升实用新型专利质量。

从审查制度、保护客体、专利权评价报告制度、创造性标准、避免重复授权等方面，中国与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原则基本保持一致。而在新颖性标准上，比多数国家相对较高：多数国家对实用新型专利新颖性标准采用相对新颖性标准；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对新颖性判定中的现有技术标准与发明专利相同，采用的是绝对新颖性标准。

这些举措，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中国实用新型的创新特性，为提升实用新型专利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为后续的技术转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从中小企业入手挖掘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价值。中小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也不例外。专利制度建立之初的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众多中小企业发明创造水平较低，创新成果多是小发明、小创造。这类小发明、小创造虽然技术含量低于发明专利，但同样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样需要得到适当的保护。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正是为保护这类发明创造而建立的。

而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已成为中小企业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促进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尤其是受制于成立时间短、资金有限、人员不足等原因，中国中小企业很难对复杂的专利制度有透彻的了解，但随着中国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流程的简化，审查周期的缩短，申请费用的减少等政策，为众多的中小企业开启了专利之门。

尤其是中国有很多科技型中小企业，通过实用新型专利有效保护自己的技术创新，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得到增强。而实用新型专利在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之初，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为企业的日后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期限为10年，其法律效力与发明专利相同。权利人有权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对实用新型专利所保护的发明创造进行任何商业上的使用。

（三）从专利运营上开拓实用新型专利的创新转化。随着我国知识产权融资、专利技术产业化资金支持等方面的逐步完善，中小企业通过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评估、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开拓专利的多渠道运营模式。对于中国中小企业而言，目前存在的几个难点主要在于：专利成果转化、产业化较难实现，缺少专利经营管理人才和缺乏统一开放的专利交易平台。很多中小企业甚至从未进行过专利转让或者许可等专利交易活动。因此，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企业自身也应当积极与相关金融机构进行接触，寻求专利技术交流平台，以便更好的购买或出售专利技术。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实用新型专利制度发展状况[N].中国知识产权报， 2012.12.21.

[2]付刚，杨平，陈佶.提高实用新型专利授权质量发挥实用新型专利制度特色[A].2013年中华全国专利人协会年会暨第四届知识产权论坛论文汇编第二部分[C].2013.

第5篇：创新中国范文

如约见到杜国楹时，他刚从深圳回京，穿着羽绒背心，中等身材，身上既没有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商人气，也没有说一不二的老板架势，平和的像个研发总监。由于E人E本的研发中心在深圳，他每个月都有1～2周待在那里，参与产品研发的各项工作。

一个公司的董事长，在企业创立5年后，还将如此多的时间花在产品上，在中国的企业中并不多见。也因为如此，他有了个“产品经理”的绰号，对此，他并不介意。依他现在对做企业的理解，产品才是根本。“我60%的时间用在产品上，另外40%用在营销和管理上。”相比那些经常指点江山的导师型企业家，杜国楹做企业很本分。

他在2009年创立的E人E本，已经以14亿元的价格与清华同方并购，很多人都认为卖了个好价钱的杜国楹，接下来会有什么新动作，而事实上这次并购主要以换股方式进行，杜国楹拿到手的将是同方股权，如此一来，外界关于他卖掉公司套现的说法就成了无稽之谈。杜国楹不止一次定义自己为“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要让E人E本成为一家卓越的产品公司，而“现实”在于，只要有利于理想实现的事情，他就会去做，“与同方的并购，从远期来讲，我可以更加聚焦地做好产品，这段路对我来讲，还有一段时间要走。”

他所说的“这段路”，就是聚焦产品这段路。这与他刚出道时，被定义为“营销奇才”的标签有很大不同。他说自己现在对做企业的理解，主要源于之前的失败教训，他笑称一个人不仅成功要趁早，失败也要趁早，“老了，败了就爬不起来了。”

杜国楹的经历少有人走过，20多岁就经历了人生的大悲大喜。25岁成为亿万富翁，28岁沦为穷光蛋，欠债几千万元，30岁卷土重来，接连创立好记星、E人E本，他成了一个可以游走于不同行业间的连续创业者。

颠覆做事

说杜国楹离不开背背佳，他的第一次成功和失败都源于此。“我到现在都认为背背佳是个好产品，不过以我今天对产品的理解，它的用户体验不好。孩子习惯了的姿势，非用外力把他板直，孩子并不舒服，是家长强制给他带上的，虽然买单的是家长，但使用的是孩子。”杜国楹这样评价他的第一款产品。

不过做背背佳，他当初的出发点也是希望进行产品创新。他说自己不管做什么产品，都是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理解。这一点可以从他涉及的领域得到验证，背背佳、好记星、E人E本的用户群都是他熟悉的。背背佳和好记星的用户群是学生，这和他做过老师的经历有关，“上课时，老师不断地说坐好，就是坐不好。” E人E本干脆是一款基于他自身体验的产品。

不过再仔细看这些产品就会发现，在杜国楹进入之前，行业中都已经有了同类产品。矫姿带市场有英姿带；电子词典市场有文曲星、好译通；PAD市场更是上市三个月后就遇到巨无霸苹果。当然现在不管在任何市场，几乎都没有机会去打造一款完全创新的产品，而在这样的市场当中，后进入的杜国楹凭什么能找到自己的路呢？

“如果若干年后，我还想创业，在审视一个入口时，我会先假定这个行业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不可行的，因为不管在哪个行业，都有若干企业存在了，我凭什么占据一席之地。我创业的目的不是挣碗饭吃，我是要做这个行业的老大。我会假定之前别人走的所有路，对我都不通，我无法改变其他人，他们继续走之前的路，而我会从行业的本质去思考，它最核心的是什么，再把所有要素重组，去颠覆这个行业。”杜国楹原本平和的语气变得有些激昂，在这个男人平静的外表下，其实“野心十足”。

事实上，他已经在这么做了。背背佳时代他也想做产品创新，曾把矫姿产品做成青少年内衣，因为忽视了用户体验惨遭滑铁卢，但出发点是想创新。做好记星时，电子词典市场已经开始混战，他并没抢到先机，“当时各品牌都在拼谁的词汇量大，但这对普通用户尤其是学生没有意义。基于我学英语的体会，记忆很重要，查询的目的还是记忆，我就重点去开发记忆功能，好记星其实是‘好记性’的谐音。” 学中文出身的杜国楹对文字很有感觉，所有产品的品牌名都是他的创意。做E人E本时，更是生不逢时，面对巨无霸苹果，他凭借无人出其右的中文手写输入技术，在苹果不擅长的领域内当起老大，既不与苹果正面交锋，又生生切去一块细分市场。杜国楹对市场和产品的颠覆，不是咄咄逼人的高姿态，而是中国式的后发制人。

本分做人

他的这种处事态度，应该和他出身中原腹地有关。要想了解一个人，最好回到他开始的地方。

1973年，杜国楹出生于河南周口西华县，他的父亲是城里建材厂的党委书记，母亲在乡下务农。“我爸是典型的产党员，对自己和家里人要求都很严格。小时候老家盖房子，我妈去城里找他，他连一个螺丝钉都不让带回来；平时家里有什么好吃好用的，他都是先紧着别人。他永远是别人的事情大过自己的事情。”

在这样一个家庭中，杜国楹待到21岁。他为人处事的方式受父亲影响很大，但又不完全一样。比如父子俩都很仗义，但父亲的仗义更多表现在善良、律己、规矩上；而杜国楹的仗义则更加随性，小时候因为学习好，他很受老师喜爱，可他却喜欢和班里那帮调皮捣蛋的孩子打成一片，每逢考试，他的周围总是布满了人，他会违背老师的意愿“帮”兄弟们度过考试难关。

如果了解了这样的成长经历，就不难理解后来他为什么会有了收回经销商库存的举动。当年背背佳成功后，他再次启动其他项目，曾经和他合作的经销商们都愿意和他继续干。“一个省几百万的货拿走了，结果这个项目出了问题，货都变成了库存，按合同我可以不解决，没有要回收库存的条款，可我觉得不能坑他们，良心上过不去，那阵子，我手机24小时开机，就是要告诉所有人我还活着，货款我保证退。”

后来就有了杜国楹东山再起，偿还经销商几千万货款的故事。“我2003年5月启动好记星项目，9月份还清所有欠款。还完钱后，压在我心里的大山终于拿掉了，无比轻松，比赚到第一个亿元时还幸福。从那一刻开始，我忘记一切，变成了产品经理，我想要好好地做产品，给我们这个团队植入真正的优异产品基因。”

杜国楹说，从小在他道德体系的建立中，他父亲不管要求自己还是孩子们，都不允许人格上有一丝污点。他当初辞去教师工作下海，父亲完全不能接受，“我当时创业，也是赌一口气，我爸接受不了我，我不干出名堂就无言回家面对他。”杜国楹说他小时候并不理解父亲为什么那么严格，而现在他最感谢的就是父亲。“他给了我一个重要的人格基础，做人要正直、善良、上进。”这些从小培养的品质，让他日后在商海驰骋时，总能不迷失自己。

【对话杜国楹】

《新领军》：您有过多次创业经历，对于如何做企业有什么体悟？

杜国楹：我最大的感悟和总结就是，产品是一个企业的根本，没有好产品就无法保证企业的持续竞争力，妄图用营销去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产品是道、营销是术。

《新领军》：您提到企业持续的生命力靠产品，为什么把产品放到如此高度？

杜国楹：如果我是第一次创业，很难能这么沉下心来，正是因为经历了磨难，我知道不能背离这个工作的本质，企业的本质是为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产品主义是走向企业家的必经之路，是一个企业家的基本功；把一个产品做好，是一个企业最本分的基础，如果企业主没有这份心态，太危险了。现在的中国经济正在转型，更需要一批致力于实业、踏踏实实干事的企业，一个国家要是没有一批干实业的企业，还谈什么发展。

《新领军》：您创业的初衷是什么？

杜国楹：第一次创业更多是凭年轻人的血气，其实我还挺喜欢当老师的，可心里有野心，不甘心一辈子教书，加上对收入不满，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经济是直接原因，背后是血气和野心，想成就一番大事业，我不是循规蹈矩的人，但我创业的过程一次比一次阳光。

《新领军》：大家都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运作一个项目的？

杜国楹：我看产品，是基于对用户需求的理解，我习惯后半夜工作，能给我充分的时间去思考。我做任何事情，不是为了混饭吃，我是要颠覆这个行业，是来当老大的。颠覆的前提是能创造新东西打破旧格局，在产品上要创新，渠道、推广上也要创新。在创业之前的半年时间，我会思考好产品要解决的核心需求点、卖点，产品形态是什么，品牌名称，我所有产品的名字都是我想好的。这些都思考清楚了才开始启动。我有一个法宝，每次做项目我会先用最快的速度在一个区域市场试验完毕，证明这一切是可行的，马上在全国发动起来，一个月拉动全国市场。

《新领军》：这需要有很强的推广渠道。

杜国楹：很感谢我们的经销商，当年那帮和我合作的经销商大多数还在合作，我们推出一个新项目，他们就相应做一个新公司。

《新领军》：作为一家创业公司，E人E本能在平板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你们凭的是什么？

杜国楹：一旦有了要做好产品的想法，就要把这种基因注入到企业中，管理层一定要有共识，在精品面前不妥协，有客户要定制1500元的产品，我们怎么办？不能做，因为这不符合我们对品质的要求，这个钱不能赚，一旦做了，下次就会妥协到1200元、800元，最终妥协到山寨群体中。

今天中国的平板行业中有三股核心势力：第一股是苹果、三星；第二股是传统PC厂商；第三股是山寨。我是个另类，本来这个行业不应该有我，一个创业公司怎么可能在平板市场占这样的位置。为什么我能活下来，我在按我的方式做事，选择自己的道路。做山寨就是拼成本、拼方案，那不是我的梦想，那个行业能赚多少钱和我没关系；传统PC行业做平板产品，用的还是做PC的思维定式，只不过产品做得比山寨好些，本质上没有差异。苹果，我们没法和它比，我有过一个比喻：E人E本与苹果的较量就好比一出生的婴儿被放到拳击台上，一看对手是泰森，怎么打呀！它打不到我们，不下台就是胜利。

《新领军》：您如何看待苹果这个对手，会研究苹果的产品吗？

杜国楹：苹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产品公司，如果我今天做山寨机，没法向苹果学习如何做产品，因为成本市场逼得你学习它没用。

我会经常研究苹果的产品，因为我有不被它左右的自信，我们学习苹果是“弃其形、学其神”，首先锁定我做的不是苹果，但我和苹果一样用心做产品，苹果服务的是全世界主流用户，我服务的是中国的商务用户，同样的是做好产品的理念。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看到了门道后，这门道如何成为自己深入实践的过程更重要。

《新领军》：苹果的产品很讲究性价比，同样的品质，它的价格并不贵。E人E本会走同样的路吗？

杜国楹：苹果的所有产品中iPad的性价比是最高的。未来E人E本的产品方向一定也是性价比越来越高，但不会一步跳过去。长期内我们追求的是市场份额的提升、产品的进步、覆盖更大的人群。今年我们会有更高性价比的产品出来，但一定是在保证品质的前提下，E人E本的芯片是高通的，进入门槛很高。未来如果我们要做手机，现在的所有手机制式包括4G全部支持。

《新领军》：E人E本的团队中有很多人跟了您十几年，一旦这些人中有人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您怎么办？

杜国楹：这些创业元老对企业发展的贡献首先要肯定，但如果待在现在的位置上不合适，一定要让给更适合的人。我过去在这方面的动作比较慢，现在更坚决了。他们下来了，我会给他们交代，所有的创业元老我都释放股权给他们，他们想自己创业，我会提供支持，项目、资金，只要我能帮上的，扶上马送一程。这个问题我已经处理了若干次，没红过脸、打过架，他们也很理解。

杜国楹创业志：

1998年 组建天津一品公司，创立“背背佳”品牌，开启了全新的“矫姿带”品类市场，并获得巨大成功。

2003年 杜国楹创立“好记星”品牌，掀起了英语学习机市场的迅猛发展。2005年好记星并入橡果国际，杜国楹出任橡果国际副总裁。

2007年 收购名人掌上电脑，开始了原笔迹数字书写技术的研究和探索。

第6篇：创新中国范文

虽然中国男装的发展较女装起步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强劲。安杰智扬策划机构深度营销顾问邓祖勇分析说:“2004年以美特斯・邦威为代表的量贩休闲装开始兴起,2007年以雅戈尔、七匹狼为代表的中档商务休闲装开始崛起,与此同时备受推崇的时尚男装也逐步培育成熟,比如杰克琼斯(JACK&JONES)。其实每一个细分领域都不需要那么多品牌,当大量同质化品牌出现时,领先品牌就会发起洗牌运动,洗牌的结果是强者更强、弱者更弱。”

中商情报网最近的研究报告指出,2009年,受制于市场环境剧变的压力,中国男装的产业升级和调整已经变得相当主动和更具目标性。而带动中国男装市场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持续上升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中国城市消费模式的转变。

面对国外服装品牌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上海紫澜门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计凯明认为:“国外品牌在高端市场对中国品牌有威胁,这是由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男装消费族群的购买力是会变化的,一些人现在买不起国外高端品牌,未来可能有能力购买。目前在中低端市场上,国外品牌对中国品牌没有威胁,因为渠道问题,中国太大,国外中低端品牌暂时不敢进来。”

“就目前男装格局而言,国外输入的某些品牌,因为短期套利,导致品牌被稀释,口碑下滑,比如华伦天奴、老爷车等;除了成型的大品牌外,新进入中国市场的国外品牌,基本上是与新兴的中国品牌同台竞技的。现在不像以前,国外品牌一进来,中国消费者就顶礼膜拜。例如新百伦,款式比较少,打着总统运动服的名义,在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力。”北京富媒天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高级客户主任王伟说。

林资敏认为:“目前已经稳坐中国市场的国际一线品牌,比如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等顶级品牌,中国男士是超级向往的。香奈儿、古奇、LV的山寨版在国内市场很走俏,买不起这些品牌服装的人买仿冒它们的A货,无形之中山寨服装培养了购买者的品牌文化,有一天他们有购买能力的时候,自然愿意买真货。如今欧美市场疲软,各大男装品牌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在新一轮国际化竞争中,国内男装品牌只有通过创新才会有更加稳健的发展。”

产品创新

“产品创新是男装品牌得以持续发展的基础,是解决男装品牌产品同质化、产品结构单一化问题的有效途径。”从事服装品牌规划与运作研究的姚丽丹深有体会地说。

在姚丽丹看来,“男装产品创新包括产品系列主题或消费观念、款式、颜色、面辅料、附件、缝制工艺、成衣整理工艺等要素的创新”。

据奢侈品资讯网介绍,高档男装品牌杰尼亚(Zegna)在2010年春夏男装系列中前所未有地使用了“混合面料”(Crossover Fabric),每平方米重量仅为120克,巧妙地将15微米超细羊毛、600道真丝与凉爽亚麻“混合”到一起。

“1996 年,雅戈尔独家推出‘HP免熨衬衫’,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在中国市场上掀起了一股免烫衬衫热潮,巩固了雅戈尔衬衫在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杰尼亚用‘混合面料’制作西服,面料轻薄如纱,有山羊绒般的质感和柔和的光泽,却保持了羊毛的挺括,纱支高达170支,是目前世界上最昂贵的天然纤维面料,一套杰尼亚西服售价高达13万元。”姚丽丹说。

“正因为男装款式不如女装丰富,而且大部分男性不太接受出格的设计,因此面料可以作为突破口。对于男装而言,戏剧化的廓形和夸张的点缀常常显得多余,而面料足以画龙点睛。”林资敏说,“服装不是日用品,一般情况下在一年内,男士最多买两三套服装,因此要在服装搭配上有所创新,一些搭配性的东西,可以让他们经常买。”

“在色彩创新方面,中国男装相对保守,以黑、白、灰为主,而国外品牌在颜色选用上比较大胆,比如柠檬黄、玫瑰粉、血色红、宝石蓝。中国男士在冬天喜欢穿深色服装,尤其在内陆省份。本土男装品牌可以开发色彩大胆的服装,让销售门店更出彩,显得更丰富和突出,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增加消费者光顾的概率,促进主打产品的销售。”林资敏说。

“对于男装而言,当一种元素普遍流行的时候,它早期的消费者可能已经离开了。所以,要真正做好男装品牌,在产品上一定要有独特的判断和超前的创新,男装品牌才能成为行业领导者。”姚丽丹说。

林资敏对此表示认同,说:“男装分高、中、低三个档次,如果走低端市场就走进了红海,会很辛苦;走中端、高端市场进入的是蓝海;走太高价格路线是进入红海,没有相当大的规模和相当强的实力,很难打出品牌。对于本土男装品牌,如果它有100万个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收入5万元的时候会买A品牌,年收入10万元的时候会买B品牌,原来A品牌的消费者开始买B品牌了,所以A品牌要重新寻找年收入5万元的消费者。但从年龄层次讲,这些新的消费者眼光和消费观念肯定与之前的消费者不同,男装品牌如果不创新,是无法争取新的消费者的。”

销售模式创新

如今,国外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时,首先关注终端通路,而不是资金、设备、设计等。因此,占有地利的中国男装品牌必须通过销售创新抢占目标市场先机。

“国外高档男装品牌在销售过程中大多对产品的不同系列加以区别对待,同一品牌下的顶级系列大多以做形象为主,不以盈利为目的;中端系列一般由企业自己运作,自己负责设计、开发、销售;低端系列一般自己不经营,而是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运作。目前国内男装品牌的销售模式主要有自营型、加盟型及型。”姚丽丹说。

“自营型的营销方式,企业控制更加紧密,管理阻力较小,但在经营上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同时规模庞大的销售体系往往会导致机构臃肿、管理失控。型的管理方式,需要企业的合作伙伴具有较强的品牌营销及管理意识,而且对经营地区的网络与背景优势要求较高,双方合作的紧密度依据产品在市场上的盈利表现而定,企业对者的管理较弱,多是指导与辅助的关系。加盟型的合作关系,则是自营与的结合体,既有企业的资源及资金投入,也有合作伙伴的区域优势,但加盟型的渠道合作关系,需要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管理能力及市场形象,才可以为加盟者提供更为持久的经营动力。”姚丽丹说。

安杰智扬营销策划机构首席品牌顾问安杰介绍说:“国内的服装销售有几个趋势,一种是营造大卖场模式,比如ZARA、海澜之家、杰克琼斯;一种是一站式模式,像三浦百货、热风;一种是生活馆模式,打造一种有某种文化的生活方式,比如爱登堡。”

“最近兴起生活馆的概念,不单纯是服装的概念,而是文化和空间感的聚集,因为生活状态与服装是有联系的,当然其中的家居不是重点,而是衬托性的东西。除了传统的零售模式,互联网将会成为男装销售的重要渠道。”林资敏说。

“男装电子商务在增长,市场很大,但是在中国电子商务出售的商品给人的感觉是中低档的。中国男装品牌触网比较谨慎。这一销售模式有待探索和创新。”计凯明说。

品牌传播创新

“目前,国内男装品牌主要依靠广告进行传播,男装不像女装变化和特色明显。男装品牌形象传播要突破手段单一、盲目寻求代言人的误区,用整合营销的方法为男装品牌的发展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计凯明说。

“从整合营销传播的角度说,代言人代言的应该不是公司和产品,而是目标市场的消费者。整合营销传播要以消费者为核心,以资料库为基础,以建立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为目的,以各种传播媒介整合运用为手段,实现品牌传播效率的最大化。”姚丽丹说。

第7篇：创新中国范文

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英特尔也称之为大连芯片厂)是世界级、全新的制造设施,已经开始生产300mm硅晶圆,首先制造芯片组产品,将配备于笔记本电脑、高性能台式机和基于英特尔至强处理器的强大功能服务器。大连芯片厂位于中国东北辽宁省大连市,总投资额25亿美元,将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带来广阔的新机遇。

欧德宁在英特尔大连芯片厂投产庆典上表示:“25年来,英特尔一直在中国不断投资,不懈推动创新,与中国IT产业‘芯心相印共成长’。我们很兴奋地看到,大连芯片厂的投产再一次体现了英特尔的承诺,它将成为推动创新的引擎,惠及大连乃至中国的IT产业。这座先进的制造设施有助于支持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就近服务于英特尔在亚洲的客户。”

这座现代化的工厂充分体现了英特尔支持中国政府“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承诺。中国政府的振兴措施也包括加快该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国还在加速培育和发展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大连市委书记夏德仁表示:“大连正致力于实施在全方位对外开放中构筑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英特尔的投资已经对大连的经济格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英特尔大连芯片厂的投产,将推动大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有助于将大连打造成为IT产业的高地,并吸引更多高科技公司来大连投资。”

英特尔大连芯片厂已全面投入运营,很多员工来自本地,经过培训已胜任高技术制造所需的技术且待遇好的岗位。英特尔致力于推动社会创新和培养高端制造产业的本土人才,以此支持中国政府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

英特尔大连芯片厂发挥出了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已有约24家供应商投资落户大连,以便更好地与英特尔开展业务;此外,还有80多家大连本地企业成为了英特尔的供应商。

大连芯片厂是英特尔1992年后新建的第一座晶圆制造厂,也是英特尔全球第8家300mm晶圆厂。大连芯片厂于2007年破土动工,厂房总面积达16.3万平方米――大约是23个足球场的面积,其洁净车间的洁净度为“10级”。新工厂首先采用英特尔先进的65nm制程技术。一块使用65nm制程的300mm晶圆上有数百个芯片,芯片的晶体管线宽比人的发丝还要细1400倍。

英特尔半导体(大连)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必杰(Kirby Jefferson)表示:“大连芯片厂使大连成为体现英特尔领先技术和制造能力的重要节点。能够建造中国当前最先进的半导体制造设施,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此外,大连芯片厂采用了与英特尔全球环境绩效一致的精确设计和建筑标准,包括水、能源和化学废品管理等方面。”

第8篇：创新中国范文

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2010年以来，新华社广东分社和总社对外部以特区成立30周年、建党90周年、深圳举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等一系列重要事件为抓手，从对外视角出发，将时展、中国变化赋予特区的新变化、新特点、新成就、新机遇、新挑战呈现在世界面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经验，也做出了有益探索。展望未来，如何更好地加强深圳对外传播效果，不仅是特区发展的急迫需求，对于帮助世界了解一个丰富、真实和发展中的中国，也具有重要意义，值得深思。

面临外宣“新需求”

放眼中国，深圳是改革开放的“试验出”和“先行者”；放眼世界，深圳足世界了解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窗口”和样本，让世界屡屡为之惊叹。然而，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中罔对外开放仍在不断扩大、区域经济发展风起云涌、特区自身变革众多的新历史阶段，世界究竟希望从深圳获取怎样的信息、深圳这个“窗口”又如何通过自身的变化反映中国的变化?

首先，人们希望通过深圳这个窗口了解中国经济“转型之谜”。中国经济能否在全球危机冲击下践行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人们希望从深圳的发展中得出答案。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深圳本市生产总值已经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以上；源自深圳的全口径财政收入超过4000亿元，出口总额2440亿美元，均居全国前列，成就有目共睹，作为一个外向型城市，深圳自身经济动向倍受关注。而在深圳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近年来中国依靠自身独特优势、战胜全球金融危机、推动经济逆势平稳增长的勃勃生机，而这也是海外关注的重点所在。事实上，近年来深圳也在积极通过产业政策引导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生物科技、新能源等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何向世界介绍特区在这一历程中的举措、成绩和困难，需要新的对外传播思路。

其次，人们也希望通过深圳这个特区窗口展现出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的“转型之谜”。站在新历史起点的深圳，同样也足转型期中国诸多困局和焦虑的观察“窗口”。事实上，近年来海外媒体越来越关注深圳特区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不论是大部制还是社会组织管理等领域，深圳的一举一动都被海外媒体高度关注甚至是反复诠释，这些以往被视为敏感题材、敏感话题的领域，已经是我们对外传播不能回避的报道题目，如何通过创新对外传播方法方式加以报道，也成为一个紧迫需求。

第三，人们希望通过深圳这个窗口对当前我国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与冲突进行观察和剖析。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以富士康事件、农民工讨薪、清理外来流动人口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冲突，将这座城市推向全球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这些事件背后，凸显的是中国当前深化改革、推动社会进步的迫切程度，能否继承和发扬锐意改革的探索精神直面种种冲击与困难，深圳特区的一举一动，对世界而言也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成为迫切的对外报道需求。

此外，作为“窗口”，深圳自身的城市变化、重大事件也成为海外部分媒体和读者关注的热点，从而也给我们的对外传播工作提出的新的需求。近年来，以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为代表，深圳举办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活动，其自身也在不断加强和国际金融、物流、传媒中心城市与区域的联系紧密度，城市建设、特区体制、文化生活、对外交流、人员往来等引发的信息报道需求也在持续增长，如何采写相关报道，也成为我们对外传播工作必须面对的新需求。

寻找新起点新力量

近年来，针对新的国际形势推动产生的新需求，新华社广东分社立足深圳，以重大时间节点、重大社会事件为抓手，在对外传播中积极探索新形势、新渠道、新思路，产生了一批在海外有影响力的重点报道，在满足海外对特区的“信息新需求”上积累了一定经验。

一是积极在海外媒体高关注度的“聚光灯”下“抢落点”。由于毗邻港澳、境内外人员往来频繁，海外媒体往往对深圳的风吹草动反映较为灵敏，很多突发事件、都迅即被海外媒体获知，如果国内传媒在这些领域上对外传播不能抢占“第一时间”，不能及时播发报道，就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反应。因此，我们近年来在“抢落点”上下功夫，在盐田港工人停工、农民工讨薪、地铁事故和电梯停运造成人员伤亡等诸多事件上，都提供了及时、准确、中性、客观而有新闻价值的动态报道，取得了很好的对外传播效果。

二是积极抓住重要历史节点和重大事件，积极寻找新报道角度、讲述深圳“新故事”。力争通过符合海外读者口味的报道内容，取得良好传播效果。建国60周年、改革开放30周年、建党90周年、特区成立30周年等一系列重要节点性时刻，深圳始终是海内外在这些重要时间点关注的重点对象，抓住这些节点所蕴含的不同时代背景、历史意义，积极挖掘特区题材、讲述特区新故事，成为对外传播的重要手段。

以改革开放30周年为例，针对海外媒体关注的特区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我们认真研究外媒关于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舆论动向，以一线改革实践者为主角，采写了《中国以胆识和“肥皂箱”推进政改探索社会主义民主之路》、《中国重新定义“深圳坐标”将改革向深水区推进》等一批对外报道，鲜活再现了中国政府坚决将改革向前推进的气魄和动作，打破了外媒所谓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只是幻象”的言论，有力塑造了党和政府迎难而上、锐意改革、不断扩大民主监督和公民自治的改革形象，稿件被英国BBc、路透社等10多家境外媒体采用和全文转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三是敢于正视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不回避、不绕开，在重大题材上“不失声”，占据对外传播的制高点。以富士康坠楼事件为例，我们始终在一线进行采访，及时播发稿件，回应海外疑问；在深圳大运会举办前夕，深圳采取措施清理外来流动人口，引发海外舆论关注，我们也及时采写相关报道，客观公正地剖析政府施政得失，对于平息海外争议，产生了积极效果；在经济振翅腾飞的同时，深圳在社会管理和行政管理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传统而言，这些领域往往是对外报道的敏感题材和敏感领域，往往“做的多、说的少”，为此，我们主动出击，积极关注特区在这些方面的进展和探索甚至挫折，采写了《中国特区新使命：社会变革中的先行先试者》、《中国改革者谨慎探索“小政府大社会”路径》等报道，扎实、深入和生动地展现了特区以及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面临的广阔前景及深远意义，稿件被美国《美中信使报》等采用，赢得了海外舆论的认可。

第9篇：创新中国范文

《中国好声音》的成功，是其商业定位、商业模式和组织模式创新的结果。

先说商业定位创新。看厌了好为人师、说教式的选秀节目，对那些冗长、耍宝式的名为选秀实为表演的真人秀节目也没了热情，观众需要场景、需要故事、需要真情实感，需要能够产生内心共鸣、感情共振的节目。《中国好声音》来了，虽然是引进模仿，但环节设置紧紧抓住观众心理，严格把握各个细节，上台学员都经过精心初选，上台前说词和上台后表演都经过精心策划。于是，要么实力打动人，让观众把节目当成聆听一场音乐会，充分享受专业的歌唱水准，虽然选手可能来自草根；要么故事打动人，观众为学员奋发、执着、坚持不懈、努力实现心中梦想的拼搏过程而感动，同大多数人所推崇的通过个人努力追求成功的精神相共鸣，激发一种向上的情怀；要么为比赛本身屏气凝神，看到女友、家人、亲人对学员的渴望，自己也禁不住参与其中，努力去试图评价表演的质量、去感受学员的心情、去争取导师的认同，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希望被人认同的需求。所以说，《中国好声音》抓住了时代的主旋律，清晰的定位满足了当下人们的需要。

再说商业模式创新。这是中国电视制播分离的3.0版。制播分离，一定要解决两个商业主体（节目制作方和节目播出方）的收入模式和盈利模式问题，并且要使得这个商业模式和分配方式能够让双方都尽一切可能，达到最终的观众满意。因为观众不会关心两个商业主体之间是如何分配盈利的，就如在餐厅用餐，我们只会关注菜品的可口与否，后台厨师如何以及前面招待和厨师的分配与激励模式与我无关一样。3.0版的制播分离，采用了节目制作方和电视台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并共享利润的模式。据报道，灿星制作和浙江电视台之间有“一道线”的约定，低于这道线，灿星赔偿，高于这道线，二者分红。对于灿星而言，这有些类似“对赌协议”。这一模式优势在于上不封顶，如果节目很成功，广告价格翻倍；节目收视率越高，节目整体获取的利润就越大，双方可以分成的利益就越大。与2.0版纯粹购买不同，3.0版制作方投入越大，节目品质越高，请到的明星、制作人员越专业，就会有越高的收视率，就会有更高的利润，而这个利润制作方是可以分享的。利益上的一致，必定会使得双方各尽所能，共同努力去赢得更高的收视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