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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艺术学理论;门类艺术;研究对象;研究路径与指向;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引言:如何对待艺术学理论研究?
2011年6月中旬,由南京艺术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全国艺术学青年学者论坛”在艺术学界引起关注,同时国内重要文艺报刊均作了专题报道和评论。其中,特别引起议论的焦点话题是,关于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如何看待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的定位,以及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问题。为此,我在论坛闭幕式上有过发言,主要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方向的宏观角度来谈。现整理成文谈几点认识,以求教于艺术学界的同仁。
众所周知,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定位,首要问题是涉及对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探讨。对此问题的确认,最为直接的触动莫过于是针对培养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以及培养方向的争论。这一话题我在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成立伊始,招收研究生工作以来就一直提起。我想,这也是我们与其他高校或研究院所共处于承担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所无法回避而必须正视的问题。换言之,作为一个学科,艺术学理论研究不能没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与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不能没有自己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没有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的产出。一句话,不能没有自身的教学常态和教学成果。否则,这个学科便难以持久维系,更无法前进。而艺术学理论学科教学内容的特殊性,又最终都体现在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上,即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所以,我所思考、所谈论的,可以说是从一个教学的具体环节,即从高校或研究院所研究生培养的终端,来反思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诸多问题。
现在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前身是作为文学门类学科中一级学科,即艺术学下面的二级学科的艺术学。升格为门类学科之后,艺术学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其下的二级学科分类,目前艺术学界比较认可的是:1.艺术理论,2.艺术史,3.艺术批评,4.艺术管理。当然,还可以细分下去,但大致可以涵盖在这四个大类学科之中。这四个大类二级学科虽然都很重要,但从学科建设来看,它们之间还是应当有主次之分。比如说,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之分。像艺术理论、艺术史,就是比较典型的基础理论研究,而艺术批评与艺术管理就属于应用理论研究。这在其他学科序列中也同样存在,如经济学中就有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等。话说回来,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总是该学科赖以成立的根本所在,也是其应用理论研究的重要依据。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大多是以艺术理论、艺术史这样的基础理论作为专业方向或者说是培养方向,这是很好理解的。而无论是艺术理论、艺术史、艺术批评抑或艺术管理,都离不开“艺术”二字,也就是说,无论是哪一个二级学科、哪一个专业方向,艺术学理论都必须冠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都必须立足于艺术,以艺术为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为出发点与归宿点,这是没有疑问的。
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就研究对象而言,艺术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有艺术一般与门类之分;就研究路径而言,有从一般原理出发研究具体现象与从具体现象研究中抽绎出一般原理之分,用通俗的话说,即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分;就研究角度而言,有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之分;就研究指向而言,又有举一反三与举三证一之分。那么,艺术学理论学科应该研究什么样的“艺术”问题呢?又应该以怎样的路径、角度和指向研究艺术学理论问题呢?说的具体些,就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可以有哪些论文的选题?又应当如何去做论文?这是我着重讨论的内容。
一、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
在谈论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对象的问题时,有必要先明确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一般说来,“艺术”是广义的称谓,即对各艺术门类给予的抽象总称。目前,我国关于艺术学的学科设置,就是以这个总称来命名的。而在各种艺术中,通常习惯将综合两种或是两种以上的艺术说成是综合艺术,这种方式占有很大的比例。借助综合艺术的概念来说,艺术与艺术门类的关系,其实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
关于艺术的概念,通常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概念,我想对这个概念不需要费太多的口舌。但从历史上看,我们中国人的艺术概念大多是广义的,不必说中古以前“艺”与“术”的所指①,就从晚清刘熙载的《艺概》与近代黄宾虹、邓实主编的《美术丛书》②来看,我们的“艺术”概念也还是所有的艺术门类的总和。而西方人则把造型艺术视为狭义艺术,把包括音乐、戏剧和舞蹈之类的表演艺术,还有诗歌乃至文学视为广义艺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问题,相对于作为门类艺术总和的广义艺术概念而言,既然造型艺术是狭义艺术,那么,表演艺术又何尝不是另一类“狭义艺术”呢?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诗歌、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狭义艺术”。所以,我们在谈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时,区分艺术的广义与狭义并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它们指向的都可以说是各种不同的艺术门类。
这样解说“艺术”与“艺术门类”这两个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而言是十分重要的。这里有必要再多说几句。关于“艺术”的范畴概念,其实是针对所有艺术门类的抽象。用哲学的术语来讲,“艺术”实际上是指“艺术一般”,是对不同艺术门类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的指认。这里又有一个概念的细分,是说作为“艺术一般”的“艺术”,是有别于作为所有艺术门类总和的“广义艺术”。这话怎么说呢?我们认为“艺术一般”是从哲学高度对艺术门类的整体观照,而“广义艺术”则是对各种艺术门类的历史罗列。相对的说,艺术门类是“艺术特殊”,是艺术一般现实存在的具体形式。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与“艺术门类”(包括美术、音乐、戏剧、戏曲、舞蹈、设计、影视等)之间的关系,如同文学学(又有称“文艺学”)研究中的“文学”与“诗、词、歌、赋、散文、小说”等一样,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不管如何争论,有一点是艺术学界的共识,即艺术学理论研究主要偏重思辨③,是对艺术活动一般规律的研究。所以,人们自然会认为,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最好是“艺术”(即艺术一般),至少是广义艺术(即对多种艺术门类的综合考察)。这种看法并没有错,但不能绝对化、单一化,甚至唯一化。我们的研究生在做开题报告时,常常因为选择了美术、书法或音乐作为研究对象而受到质疑,说这不是艺术学理论研究,更像是艺术门类的选题。这样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将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绝对化、单一化了,是对艺术与艺术门类之间的一般与特殊的辩证关系缺少认识的结果。哲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而特殊是一般的具体反映。没有特殊便没有一般,反之亦然。一般与特殊是相对而言的,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相对于文学,诗成了特殊;相对于风雅颂、离骚、汉乐府、建安古风、唐宋格律诗、近现代白话新诗,诗又成了一般。同样,在人文学科――艺术学――造型艺术学,再细化到绘画,乃至国画……,但凡在纵向范畴链中,每一个层级对上都是特殊,对下都是一般。因此,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应该仅仅是以艺术或广义艺术作为对象,而是应该把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当作是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对象。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是越抽象、越宽泛就越好,也不是一定要跨越多少艺术门类,这是因为,如果选取具有典型阐释意义的某一个艺术门类的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也同样可以讨论具有一般意义的艺术规律问题,那么这并不妨碍它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好选题。
如上所述,一般总是存在于特殊之中。诚如,艺术学之父、19世纪末德国学者康拉德・费德勒的研究是从绘画入手的,20世纪中期最重要的艺术学学者、法国人保罗・梵乐希则侧重于诗学研究。举证费德勒、梵乐希的研究,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照搬照抄西方人的那一套来建立中国艺术学;我们当然要结合中国艺术的特征、考虑中国具体的国情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研究。我想说的是,借鉴西方艺术学研究,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一个美术学或者音乐学的研究论文选题,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个案研究,只要它能够指向一般,并对艺术门类有上升的指导和引领作用的,甚至对其他艺术门类活动也有启示或参证的功能,它便具有了一般的意义,便可以视作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具体形态,视之为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课题。因此,有一些艺术学理论研究选题与艺术门类研究选题相吻合是很自然的事情,关键是看其着眼点与结论是否指向一般。既然艺术学理论研究可以用艺术门类的素材为研究对象,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与艺术门类研究论文又区别何在呢?
我们认为,艺术门类研究与艺术学理论研究之间虽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叉关系,但其中的区别是可以界定的。总体而言,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可以是艺术一般,也可以是艺术特殊,但其研究指向必须是对一般规律的揭示。正像文学学(文艺学)领域可以有抽象的、跨门类文学的文学一般规律的研究论文,也可以有借助于文学门类研究而抽绎出文学一般规律的论文一样,艺术学理论论文无论是以艺术一般还是以艺术门类为对象,其最终都应当指向艺术一般规律的研究,否则,它便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意义及其应有的指导价值,便不能被视为艺术学理论论文。而艺术门类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特殊,其研究指向可以是特殊,也可以是一般。一般规律可以包含特殊规律,但特殊规律的揭示却并不一定都上升到了一般,也就是说,艺术门类的研究论文中有许多命题并不需要上升到一般,或者研究者仅仅停留于具体论事的层面而没有上升到一般,这样的研究论文当然只能被列入艺术门类研究的范围之中。如果艺术门类的研究命题能够通过具体的艺术现象考察抽绎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即从特殊上升到一般,那么,这样的研究论文既可以看做是艺术门类研究,也可以视为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学科的发展允许一定的交叉。
二、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路径与指向
在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对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一种学问乃至一门学科,都认为应该是有特定的指向、依据特定的视角研究现象世界的特定方面,从中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抽象提升而形成概念、范畴及其逻辑体系。当我们运用这些已知的规律或范畴去探究未知世界时,它们便成了方法。由此可知,理论研究乃至一门学科的研究方向的确立,其规律、范畴与方法是对同一“智识”的不同认知或不同表述;另一方面所谓研究、学问、学科可以由两种不同的路径来完成,一是自上而下,一是自下而上。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很显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研究方向,以及学位论文的选题也不例外。
如上所述,艺术学理论研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艺术理论(即艺术学原理)出发,运用艺术学所特有的范畴与方法研究具体的艺术现象,解决各艺术门类之间的具体问题,这便是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我相信,艺术学理论也应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那样,有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具有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也热切希望我们的研究生能够做出这样的理论文章。然而,常识告诉我们,艺术的一般规律正是从艺术门类的特殊规律中抽绎出来的。没有一种艺术的一般规律,可以脱离各种艺术门类而存在,因此从艺术门类研究中抽绎出的艺术学理论一般规律,这便是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从学理上看,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这两种研究路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间也是不可偏废的。但是,鉴于艺术学理论学科在我国的发展现状,以及我们的研究生实际的知识积累与研究能力,我们又不能不对这两种路径作务实的考量。
首先,我们应当认清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它与文学学或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有显著的不同。
文学学或文艺学属下的各文学门类(如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虽然同样存在着形式的差异性和规律的特殊性,但它们都是以语言文字作为自己的物质载体和表现手段,应当说,文学学或文艺学研究者作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相对方便一些。而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则大不同,不仅美术、设计等造型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音乐、舞蹈、影视等表演艺术门类之间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直至造型艺术门类与表演艺术门类之间更是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于研究者几乎可以说是隔行如隔山。这给艺术学理论研究进行跨门类的、抽象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想,西方的一些艺术学理论学者常常将自己的研究设定在某一领域也是依据其差异而定的,比如有选择造型艺术门类范围,或者说设定在相邻近的几种艺术门类的范围。也许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专家们跨门类跨得太大,难免要说外行话,闹出大笑话。换言之,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选题,不仅需要有抽象思辨能力和对艺术学原理的把握,还需要具备既广阔又深厚的艺术门类研究的积累,二者缺一不可。依此推论,没有对各种艺术门类既深且博的研究,绝无可能做好高度抽象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从现实状况看,我们的大部分研究生,不仅硕士生很难有这样的知识积累,博士生也很少有能这样精通两门或者更多艺术门类专业知识的储备。即便是我们的教师,在这方面的积累又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呢?
再者来看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它在我国的发展,也同样制约着我们采取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在西方,现代意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虽说是建立于19世纪末,但始终是被当作处于变幻流动的学术研究,没有真正进入到高等教育的常态化教学体系。所以,它可以不断出现新视角、新指向,产生新观点、新方法,却难以像文学学或文艺学等其他学科那样形成精密完备的、具有经典意义与权威性的理论体系。西方艺术学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传入我国,但真正全面产生影响,以至在我国学界获得认同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的事。而且,在我国又有一个特殊现象,就是艺术学学科设立在前,理论研究反而滞后。就是说,我们已经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有一些学者在努力撰写这方面的理论著作,但由于学界至今对艺术学理论的基本理念、基本构架、基本范畴还没有形成较为明确的共识,甚至还在为“什么是艺术学”争论不休,还在为艺术学学科究竟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存有疑虑,因而学界始终没有能拿出一部普遍认可的艺术学理论教材。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求研究生作自上而下的研究呢?因此,我认为,现阶段的自下而上的艺术学理论研究,绝不仅仅是由于个人能力或整体研究的不足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可以说,这主要是一种务实的、有利于学科建设的长久之计。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精通每一门艺术,但同时我们也无法相信,一个甚至连某一个艺术门类都不精通的人会成为真正的艺术学理论家。这种说法可能会引起争议,但在这里,我只是就共性而言,就事论事。事实上,倘若研究者不能根植于艺术门类的研究,甚至连研究对象的学术发展状况、学术前沿都不了解,又如何去深入研究,揭示出规律性的问题呢?同样,对各艺术门类都只知道一点皮毛,不深入了解研究对象,就急于提升上去,描述一般性规律,犹如沙滩上造房,没有不失败的。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包括我们教师在内,如果能够扎扎实实地以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为基础,从中抽绎出跨越各种艺术门类之上的艺术学理论,逐步形成高度抽象、较为完备的艺术学理论体系,这无疑是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极有价值的贡献;也只有学科建设发展到这一阶段,才能有真正属于这个学科的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
三、艺术学理论与美学的区分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艺术学与美学的关系。因为,艺术学理论偏重思辨、指向一般的特征,从表面上看与同样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这里主要是指18世纪末以来又被称为“艺术哲学”的美学概念)很近似,所以人们常常将二者混淆起来。现在有不少采取自上而下研究路径的艺术学研究论文,实际上是不自觉地从美学立场出发的。我在这里不能不加以辨析。
大家知道,艺术学创立之初,是因为其时对艺术做理论研究的任务主要由美学(艺术哲学)承担。然而,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它来自于对人的感性认识的研究。艺术之美包括形的美、音的美、色彩之美,乃至风格之美,固然也是美学的研究对象,与艺术学理论在研究对象上有一定的交叉重合,但由学科性质所决定,美学对艺术现象的哲学思考是指向人类的一般认识规律的,与艺术学理论对艺术现象的研究指向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大相径庭。由此,也决定了二者的着眼点、思维方法的不同。换句话说,美学(艺术哲学)是从美学本身的观念原则出发评判艺术,它对艺术品的研究方法、所获结论,与其把包括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在内的一切美作为对象,并没有根本的不同;美学的任务,是要揭示人类感性认识的基本规律,揭示作为人类认识“初级阶段”或“低级形式”的审美活动,有怎样的独立价值、特殊意义,以及如何发展与完善人类的感性认识。这种以艺术作为典型性对象自上而下的美学研究,对于以往偏重理性认识进行研究的哲学,当然是极为重要的补充,但对于艺术领域涉及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来说,却显得有点不着边际,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弊。美学家可以不精通艺术门类,艺术家也可以不懂美学(艺术哲学)。正因为如此,艺术学应运而生便有了自己的存在空间。
进言之,与美学(艺术哲学)不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不论是自下而上,还是自上而下,其指向必须是包括艺术起源、艺术本质、艺术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发展规律等等在内的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换言之,艺术学理论不仅以艺术作为研究对象与出发点,更把艺术作为自己研究的终极指向。费德勒曾经严辞批评美学对艺术的研究只是抓住了艺术表层的、部分的附加属性,而无法深入研究艺术活动内层的本质,这样的研究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是有害的。因此,他在创建现代形式的艺术学的同时,努力与美学划清界限、分道扬镳。用日本学者黑田鹏信的话说:“美学,把美做对象,是最稳妥的事。倘使把艺术当作对象,还是艺术学来得妥当。”④由此可见,美学(艺术哲学)理论体系再高深、再抽象、再完备,也不是今天的艺术学理论应该直接拿来作为自上而下研究的逻辑起点的。如果我们仍以美学(艺术哲学)的立场来讨论艺术学,那只能是走回老路,扼杀艺术学。
了解这段历史,认清艺术学与美学(艺术哲学)关系的目的性,是要提醒我们的研究生不要把艺术学理论的研究论文写成纯粹的美学文章。艺术学理论研究偏重思辨、指向一般,唯有深刻的理论抽象与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揭示,艺术学理论才有可能对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产生启发、引领的作用;但它的抽象上升是有特定的范围的,也就是说,艺术学理论研究只能抽象上升到艺术一般,而不需要像美学(艺术哲学)那样指向认识一般。由此,我想概括出以下几点艺术学理论研究应有的特征:
1.艺术学理论论文应立足于艺术本身并且以艺术活动为终极指向,而不是泛泛地立足于哲学,并且以哲学认识为终极指向;研究对象不是以艺术为典型的感性认识,而是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本身。
2.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应侧重研究艺术创造者与艺术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艺术创造者如何从事艺术创造,其基本问题是艺术创造者与艺术对象之间、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
3.艺术学理论论文主要是考察具体的艺术活动,从各种门类艺术的理论研究中总结抽绎而来,所要揭示的应是艺术活动内在规律,或者艺术创造者观照现实、从事艺术创造的一般规律,而不是从一般美学原则演绎而来,以主观性原则对艺术现象作一般的价值判断。
4.艺术学理论研究中的艺术主体可以是艺术接受者,但更主要指向艺术家,艺术创造可以涉及艺术审美,但主要指向艺术品的创造、传播过程。
5.艺术学理论论文的研究结论,不应是给艺术家一些何为美与不美或者如何判别美与不美的抽象原则,而是必须对艺术家及其创作行为具有直接的引领作用。可以说,是艺术家迫切需要的,对艺术活动有指导、引领意义的研究命题,就是艺术学理论论文的好选题。
如此说来,对于艺术学理论研究并不意味着我们绝对排斥借鉴美学的一些理论来研究艺术学。为什么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各种学科的观点或方法来研究艺术现象,却独独不能借鉴美学的观点或方法呢?当然不是。艺术学研究可以从政治学、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各种学科获取营养和方法,当然也可以从美学中获取营养和方法。我们反对的是,不知道艺术学与美学的分工,直接以美学原理来研究艺术,甚至以美学取代艺术学,以为这就是艺术学理论自上而下的研究路径,结果一脚踩空,得出一些大而无当的结论。
四、艺术学理论研究视角的广度与深度
以上是从艺术学理论学科中的一般艺术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从艺术学理论研究与美学(艺术哲学)研究的关系,谈论了我对艺术学理论研究论文选题的总体看法。接下来,我想谈一谈艺术学理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也是与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密切相关的问题。
与其他学科一样,艺术学理论研究大致有两种视角,一是广度;一是深度。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各自都可以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理解。所谓广度,是衡量涉猎艺术门类或多或寡、运用方法或综合或单一、研究结论或普适或专门的维度。所谓深度,则是衡量我们的研究无论抽象提升,还是深入挖掘,所能达到的透彻程度的一个维度。相对而言,广度是一种横向的研究视角,而深度则是一种纵向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视角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例如,我们可以借鉴、运用多种其他学科的范畴或方法来考察某一艺术现象。从跨学科的开阔视野或方法的综合运用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深入理解这一艺术现象,那么,这种研究的广度也同时具有深度的体现。但如果对所运用的各种范畴或方法缺少深刻的理解,对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缺少深层次把握,这样的研究必然是杂芜零碎的,既没有深度,也不见广度。同样,我们可以用一种范畴或方法来考察多种艺术门类,从涉猎的范围来看,这样的研究是有广度的;如果做得好,有助于人们从多种艺术现象中认识艺术一般规律,它又体现出另一种深度。但如果不精通所涉猎的多种艺术门类,对它们的共同艺术规律缺少把握与抽绎能力,这样的研究又只能是生搬硬套的,同样是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此外,从揭示某一艺术现象所隐含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一反三的研究,也可视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同样,从综合考察多种艺术现象所共有的艺术规律中作举三证一的研究,也是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但如果举一而不能反三,其深度必然大打折扣;举三而无法证一,其广度也会受到质疑。由此可见,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广度与深度,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
在这里,我想侧重谈谈艺术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关系。从目前本学科研究状况看,艺术学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艺术自律”的认识,将艺术视为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艺术家特有的精神活动,侧重于艺术形式、艺术活动自身规律的内部研究;这样的研究被称为艺术形式分析。一是基于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认识,认为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始终处于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风俗乃至技术的全面包围与直接影响之中,努力揭示社会文化与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必然联系;这样的外部研究被称为艺术文化学。据此来说,无论艺术形式分析(内部研究)还是艺术文化学(外部研究),这两类论文选题也都属于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范畴,都是我们需要和欢迎的。至于艺术形式分析大多表现为对深度的追求,艺术文化学大多体现出研究的广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错误认为,艺术形式分析方面的论文只应追求深度而无须考虑广度,或者艺术文化学方面的论文只需追求广度而可以不考虑深度,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有真正的深度或广度。
如前所述,在艺术学理论研究中,深度与广度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作为关于艺术的内部研究,艺术形式分析既可以侧重研究艺术一般,也可以重点考察艺术特殊;既可以从艺术一般出发而指向艺术特殊,也可以从艺术特殊出发而指向艺术一般。可见,它的广度,可以表现为对多种门类艺术中存在的共性形式因素的综合考察与比较研究,也可以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某一艺术门类的某种形式的考察,甚至还可以表现为某一艺术门类某种形式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广阔的艺术学意义。假设这样的研究只限定在某一门类艺术的某种形式,只会运用某一种方法作就事论事的研究,获得的结论也仅仅局限于此而不具有艺术一般的意义,那么,它既没有广度,也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如果说它有价值,充其量也只是艺术门类研究的价值。反过来看,假设艺术形式分析虽然横跨几种艺术门类,但考察的形式因素并不真正具有跨艺术门类的共性;运用的研究方法虽然种类繁多,但研究者并没有理解这些方法各自的功能、适用范围以及它们之间的互补性;获得的结论虽然抽象、具有一般意义,但超出艺术之外而指向其他学科,那么,虽然表面上看它有广度,但不可能有艺术学理论意义上的深度,因而这种广度也是虚假的。
作为关于艺术的外部研究,艺术文化学同样必须是广度与深度的统一。其深度的体现,主要是研究者能够深刻把握与透彻阐发社会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学术、宗教、习俗乃至技术)对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影响作用。实际上,在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之间,存在着各种层面的联系与种种发生作用的中介环节。假设这类研究不能揭示出其间真正的联系,做实中介环节,也就是说,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缺少深度,便会造成两张皮的现象,其广度只能是虚假的。假设这类研究虽然揭示出社会文化诸因素和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的联系与种种中介环节,但只停留于表面,而未能深入到艺术形式内部考察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或者所得的结论不是指向艺术,而是指向社会文化,那么,它既不见深度,也不具有艺术学理论意义的广度。
进言之,艺术形式分析如果真正做到了研究深度与广度的统一,常常会类似于艺术文化学研究。同样,如果艺术文化学研究真正能够深入,又常常与艺术形式分析有相似之处。换言之,艺术形式分析与艺术文化学这两种研究仅仅是各有侧重,而不应该绝对的对立起来。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认为,艺术形式分析如果能够有效地引入艺术文化学的一些观点与方法,便获得了研究的广度;艺术文化学如果能够有效地进入艺术形式分析的层面,便获得了研究的深度――这两种情况都是我们乐于见到的。
五、关于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
综上所述,在对艺术学理论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思考基础上,我想再来谈谈对本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基本意见,这是本文探讨问题的具体落实,也是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的根本所在。
首先,我认为,艺术学理论学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既可以选择艺术一般为对象,也可以从艺术门类中找选题,关键是看如何去研究;只要研究生所作的研究不是陷入艺术门类无法上升,而是从艺术问题、艺术史料、艺术现象中揭示出隐含的带有普遍意义的规律,用以指导艺术活动、促进艺术发展,无论所选择的研究命题和对象在哪一层级上的,都应视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范畴,我们教师都应予以鼓励。
其次,在现阶段,应当肯定硕士生和博士生沿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也正因为如此,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在总结以往研究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每一位硕士生、博士生应该努力熟知两个以上的艺术门类研究,同时努力至少具有一种艺术门类的实践经验。如果该研究生缺少这些必备的研究条件,必须补修相应的课程。只有精通某种艺术门类,以此为根基,才能通过相邻艺术门类的比较研究逐步做到触类旁通,跳出门类的的局限,揭示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中的规律性问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通”。当然,这绝不是仅仅读“艺术概论”所能获得的浮于表面的“打通”,而是深入研究之后的真正的打通。
鉴于艺术与艺术门类的辩证关系,我们可以要求基础好、已具备两门以上艺术知识的研究生做跨艺术门类的艺术学学位论文,但必须防止沦为大而空。同时,对于愿意立足于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之中,自下而上、以点带面,抽绎出有价值的一般规律,实事求是,将艺术学学位论深做实,也应该给予支持。这就是说,在研究对象问题上,我希望我们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打消顾虑,消除误解,所有广义艺术与狭义艺术、艺术一般与艺术特殊,都可以进入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的视野。而判断其是不是艺术学理论论文选题的关键,是看它们的思维指向与方法运用的是不是在力图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活动规律。当然,我的这一说法和提倡也多为个人意见,是根据现实状况而提出的,期待大家的讨论。
最后,我想补充谈一下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之下的各类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硕士生和博士生所选择的不同研究方向之间的关系。它对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也有直接的影响。
我们知道,在艺术学理论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中,艺术理论侧重研究艺术本质、艺术起源、艺术分类、艺术活动(包括艺术创作和艺术形式)的基本范畴或基本规律等等。艺术史侧重研究作为历史现象的艺术家及其艺术活动发生、发展、演变的规律,可以包括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又可切块为艺术通史、艺术断代史、艺术思想史、艺术风格史、艺术类型史、艺术接受史、艺术传播史、地域艺术史、民间艺术史、艺术考古等等。这是两门最主要的艺术学基础理论学科,也是目前艺术学理论学科研究生主要选择的研究方向。作为应用理论研究,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也可以涉及多方面领域,包括古代的、现代的,研究领域所涉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在史与论、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之间,我们不能只注意专业方向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它们的相互关系。否则,将它们孤立对待,只能作茧自缚,致使研究思路受到很多限制。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仅着眼于二级学科之间的差别性,这些专业方向看起来很细碎、很繁杂,但实际上,它们是密切联系的,是我们研究同一艺术问题的不同观照侧面。同样以艺术家及其艺术创作活动为对象,艺术理论侧重于观念体系、范畴体系、方法论体系的研究,虽然比较抽象,但却是靠艺术史研究支撑的,是从艺术史研究中抽绎出来的。艺术史侧重于对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的研究,从中揭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发展规律,这样的研究显然也离不开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支持。而艺术批评、艺术管理作为直接干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研究,更是以艺术理论与艺术史的把握为根据的。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依据对艺术学理论研究与艺术门类研究的关系的认识,从总体上把握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命题的性质,确保其属于艺术学研究界域;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清艺术学理论各专业方向的各自侧重及其相互关系,使我们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既有明晰的专业方向的指向性,又不至于割裂地看问题,而能综合运用艺术学理论各二级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展开史论结合、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结合的研究。
关于艺术史研究,有必要多说两句。现今西方的艺术史研究,大多放在历史学的门下。研究的对象主要是造型艺术史,除绘画外,建筑、雕塑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及其他造型艺术都包括了。这相当于我国在美术与建筑、设计分家之前的美术史范畴。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狭义的艺术史。前面我已经提到,造型艺术史之外,包括音乐史、舞蹈史、影视艺术史在内的表演艺术史研究,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狭义的艺术史呢?西方的艺术史似乎不包括它们;我国现在设置在一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二级学科艺术史,与西方现存的艺术史最大的不同,是不仅将造型艺术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把音乐、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等作为研究对象。概括来说,视觉艺术史、听觉艺术史、表演艺术史都涵盖了,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艺术史。
我们如果注意到艺术史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就应该根据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的不同,对其研究范围的广、狭采取包容的态度。要一位艺术学理论学者什么门类艺术都懂才能做研究,无异于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可以要求研究者能够将一般落实到特殊、在特殊中抽取出一般,能够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统一起来,将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融汇起来,将史、论研究结合起来。那么,什么样的命题才是艺术史的研究对象而有别于常见的门类艺术史的研究对象呢?我提出如下几点仅供参考:
1.以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但研究宗旨是讨论艺术本质、艺术分类、艺术起源、艺术形式的发生与演变等问题。
2.以两个和数个艺术门类的历史素材为研究对象,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3.以历史上重大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这些艺术现象并非局限于某一艺术门类,而是多种艺术门类共有的表现,研究宗旨是讨论它们之间共同的规律性问题。
4.以历史上某门类艺术的艺术现象、艺术作品、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学、图像学、经济学、政治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抽绎出其中与其他艺术门类具有共性的规律。
5.以历史上某一艺术流派、团体或艺术家为研究对象,讨论其与社会之间产生的多种相互影响,揭示其艺术思想、风格、传播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发展规律。
6.以上诸种研究的交叉研究。
总之,不论是从两种或数种门类艺术素材出发,还是从一种门类艺术的素材出发,艺术史的研究,在总体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它可以做微观的研究,但必须回到宏观的宗旨上来;它可以深入地剖析研究对象,但必须揭示某个具有共性的艺术规律问题。从一般到特殊,再从特殊回到一般。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的是,艺术学理论研究必须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艺术一般”。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满足于从特殊到特殊,仅仅在某个自己熟悉的艺术门类中兜圈子,不去思考或者没有能力从自己的特殊研究中抽绎出艺术一般规律,我们就无法真正建构起艺术学理论研究的框架,而只能永远停留在艺术门类研究的层面上,这同样是对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扼杀。
六、结语
当下,艺术学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现象,即有些作者已经写出了由下而上,以艺术门类素材为研究对象,上升到揭示艺术一般规律的论文,却不知道自己在做艺术学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研究称之为“不自觉”的艺术学理论研究。这种现象并不为怪,就连西方艺术史(狭义的艺术史)研究中也有许多这样的论文和论著,甚至某一研究流派。我们南京艺术学院艺术学研究所从成立伊始,就一直关注这一现象问题,曾经向东南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大学等单位的研究生院(处),征集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目录,刊登于《艺术学研究》上,用“不自觉”的研究可以囊括其中一部分学位论文。但其中也有不少论文还停留在艺术门类的“特殊”研究层面上,并未上升到“艺术一般”。这是历史,无须回避。我们在长期的教学中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我称此种现象是从不自觉到自觉,逐步形成艺术学理论研究界域的必然发展过程。
关键词:绘画艺术;平面化;形式
中图分类号:J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176-02
每个时代的艺术,一方面渊源于过去的形式法则,另一方面也来自自身不断变化发展的要求。在油画艺术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传统绘画往往更多的关注画面的情节与内容,绘画本身的构成与形式及肌理质感被弱化了,然而从印象派出现以来,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发展趋势,出现了印象派,后印象派、立体派、野兽派、未来派等众多艺术流派。其艺术表现形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结构主义、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他们虽各有侧重,却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在绘画中强调自我,表现情绪。重视线条与色彩及构图的韵律和装饰味,减弱了从前对三维空间感的极端要求。这些特点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派绘画的平面化特征,形成了与西方传统绘画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
形成单个艺术创作主体其审美与思维方式转变的原因,除了客观上于l9世纪50年代产生的摄影技术对传统绘画的冲击,实际上是艺术家们在主观上对艺术真谛的理解得到了升华,并对传统进行了反思。加之从东方艺术如中国工艺美术(丝绸,瓷器、版画)及日本浮士绘的简洁明丽的色彩及平面构成中得到启示。研究西方现代派画家的作品及文献所表述的绘画理论,美学观点,艺术思潮,可以发现油画艺术的平面化处理的审美特性。我努力将其归纳为3个方面分析论述:l主体性与形式美感并重;2对绘画语言的追求;3注重绘画的“内涵”及“人文”意境。
一、主体性与形式美并重
千百年来,人始终是绘画的主体,绘画的实质在于追求一种超自然的精神境界,将人的审美感悟,艺术天性经绘画融为一体并通过对客观世界的深入体悟以超越表象的形式去表现其精神内涵①。然而,西方传统绘画自乔托按照自然法则拉开三维空向并由此确立写实主义手法以后,其中认为“绘画是对自然事物的巧妙临摹”“到逼真才算完美”的观念就始终指导着艺术家。画家的情感无法超越客观事物表象的真实与合理性,对自身感受的表达也只能是曲折的。那么,怎样才能找到最直接表达画家情感的有效途径呢?
画家们找到了绘画平面化表现的优点:首先二维平面关系的介入,摆脱了纵横交错的透视法则的束缚,这就为物象的安置提供了自由。构图的任意主观和不受时空的限制;线条简洁优美和富有装饰性;色彩抽象概括富有象征性;空间也不再是物象本身的再现,而成为画面表现主观情绪的广阔天地,这种带有超自然主观性的描述,完美地实现了画家的自主梦想。巴黎画派画家莫迪里阿尼,作品一贯以近似平面的处理方法,不加修饰的用笔,使画面中的造型夸张但不失优雅,拙朴而不失妩媚,特别是拉长的脸部与颈部以及桃核状的眼睛都在感觉上把你带入不可言说的妙境。而毕加索与马蒂斯始终都在寻求解构二维平面的最趣味最壮烈的方式,毕加索试图在画面上达到构图与平衡的最佳;既有外扩的张力,又有内敛的精神。马蒂斯用大块平涂的颜色来组成画面,用响亮鲜明又诙谐协调的色彩来加强画面,达到令人醒目的极至。
二维平面化的的处理要求组成画面的各个因素综合的表现出平面的装饰效果,包括线条的经营方式,形象的简约概括,色彩的非描述性,这些都对存在于画面中的各个元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吴冠中视形式美是绘画唯一安身立命之所。那么在平面化的作品里,既然作品本身已不再以记录与描摹为主要目的而是突出了画家的智慧与情感,那么形式美就不应仅限于对内容的服务,而是更应获得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勃拉克在法国南方画的大批红屋顶与白墙壁的方块几何构图,被朋友说:太多方块块(cube)。从此引出了立体主义(cubisme)画家察觉到物象均可分析其几何形体的基本构成,并突出块面组建画面。然而整体块面的形与色的对比要求单个块面的单纯与直接,这使的平面化的处理方式刚好迎合了画家直奔主题的愿望。画家主要精力可以放在对画面形式感进行推敲与经营,可以自由的根据构图的需要进行空间布局和形象位置的支配点。线、面、形、色组成的结构关系,构成画面的秩序性美感。
二、对绘画语言的追求
虽然语言技术并不是艺术的本质,不是艺术构成中第一性的东西,但是作为艺术表达的外在形象和精神面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一个希望具有创造意义的画家所苦心思索的问题。平面化特征实际上是油画艺术从具象转向抽象的某一阶段,是从以再现为主要手段转为摆脱再现对象的任务,以绘画语言本身的点、线、面、色彩、肌理组合形成作品的过程。
绘画语言训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视觉世界,二是艺术传统②。是迄今为止人类在造型领域里创造的所有审美规范。从这个角度讲,以往传统写实主义在视觉世界上受制于客观对象的原始形态,在艺术传统又自然受制于种种“审美法则”,在绘画语言的选择上往往是大同小异。而那些倾心于二维平面表现的画家反而在绘画语言的选择上体现出更大的可塑性与可能性。他们的画面体现出感性化,抽象化,符号化等绘画语言多样的特点。
画家在基于平面化装饰性的画面效果,并渐渐淡化了对象与题材的时候,画面中的大量组成元素:如色块,线条的审美意义都被极大的强调与偏爱了。构成平面化的大量审美元素被画家各取所好并结合画家本身的人生经历与个人修养,最终形成极其多样化的艺术语言。塞尚认为绘画只是形、色、节奏在画面上的构成,画家要“为了构成而构成”,在其作品《有苹果的静物》中,圆形、半圆、方形和棱形相互衬托,弧线、竖线、斜线互为交错,使得画面极富活力。高更的画面构图平稳,色彩鲜明,经常以兰色或黄色为主调,画面宁静而有条不紊,有着极强的宗教感。象征主义绘画创始人之一夏凡纳的作品简洁明快,注重整体效果,画面的上人物尽量简化,色彩尽量柔和淡雅,具有生动的绘画性、宏伟的装饰性和神圣庄严的氛围。瓦洛顿是l9世纪末欧洲大陆“新艺术”运动的一位独具风格的画家,他倡导把广告画转化为艺术品,他的作品以富有韵味的线条,纯净而明快的色彩平涂来达到画面的平面装饰性效果。康定斯基、蒙德里安、米罗等人则完全切断了艺术与自然的联系,以纯粹的的艺术语言表现形体因素与精神因素。蒙德里安的《构成》则完全在红、黄、蓝、黑、白的色块中寻求表里平衡,个性和集体的平衡,自然与精神、物质与精神的平衡。波普艺术的代表画家韦塞尔曼以完全平涂为手段画出的人体与实物并置,营造出一种真实与不真实交割的错觉。
三、更加注重内涵与“人文”意境
马蒂斯明确的说:“我不能奴隶般地去抄袭自然,我必须揭示自然,使它服从绘画的精神③。现代派画家主张超越模仿,在纯艺术语言上进行探索,对绘画本质与内涵更加关注,而油画平面化的处理手法在绘画“内涵”的发掘上有其独到的优势。
首先,油画的平面化特征与东方绘画特征不谋而合,东方绘画特别是中国传统绘画讲究体现一定的象外之意,即人文意境。 “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④”。认为上乘的艺术作品是自然与人情的统一,创作者与欣赏者应当本着这个目的来探索其中的意蕴。而油画平面化特征对色彩的纯化与抽象,对线的的强化与独立运用,对客观世界带有超自然的描述最大限度的给予画家想象与表现的自由,使得画面构思精妙,造型生动,意味深长。例如意大利画家莫兰迪,他的作品多是些瓶瓶罐罐,用几块灰而雅的色彩概括,画面背景也处理的平平的,以简单色块与线条组织起来的静物放在一起却似乎有了“人性”,画家对对象的处理非常斟酌,点到即止,求的是整体精神的体现,那“大巧若拙”的画面和山人笔下带着人味的小鸟可谓殊途同归,很有些中国文人画的境界。又例如法国“纳比派”画家维亚尔,他的画.面的平面化特征是由许多小笔触构成的。大量色象,饱和度,纯度接近的小笔触有意味的聚集,形成的具有壁画般的浓郁的装饰效果。笔触的作用并没有为结构与空间服务,而是作为一种单独的审美要素存在着,正如中国水墨画用笔讲究“气韵生动”之说,所谓“画如布弈”,处处皆是活眼。虽然西方油画并没有“气韵生动”一说,然而艺术到了高层境界,其道理是相通的。
平面化的处理方式是画家摆脱传统技法,更纯粹的把握客观世界与自身感受的快捷方式,那种超自然的主观描述,最接近画家的真实感受。往往也在用笔与用色上更随性一些,那随意甚至是随机且带着些许笨拙的线条与激动跳跃的笔触,或是大胆明确的大片平涂,都是去掉矫饰的情感的真实再现。当意识不到在运用技巧时,才是一种高的境界。正如《南田论画》中所言:“笔墨本多情,不可使无情,作画在摄情,不可使鉴画者不生情⑤”。
西方油画艺术,多少年来是在空间,体积、环境、固有色当中求真实,何为真实?
艺术的真实记录的该是当时的“月亮”,或许你看到的作品却是“习惯的月亮”――-一种约定俗成的符号。画家在面对对象时若是有了“回到手段纯化的勇气”,那么他们用“随心所欲,非描述性的色彩和以线条的图案限定平涂的色块⑥”所展现出来的平面化特征,则更重“意”而非“形”,更能表达他们心灵的真实。油画的平面化表达方式在重神韵意境与自我感受上与东方艺术如出一辙。这已不仅仅是描摹表面形态的真实,而是达到了物质与精神的平衡。记录的是更高层次上的真实――精神的真实。
注释:
①⑥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3(3):128,130.
②油画教学对话[M].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31.
③杰克.德.佛拉姆编.马蒂斯论艺术[M].欧阳英译.河南美术出版社.21.
④郭熙.林泉高致集[M].人民美术出版社,l960:24.
⑤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J].2004(1):87.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M].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
[2]世界传世名画(图版)[M].济南出版社,2001.
关键词:刘纲纪;实践美学;绘画理论
刘纲纪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实践美学的奠基人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美术理论家、书画家。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他将美术、美学、哲学三者相互交融,连为一体。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早在1959年,刘纲纪在《六法初步研究》的“后记”里说过:“对于我国十分丰富的传统绘画理论遗产整理的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素养:理论的素养、历史的素养和实际进行绘画制作的素养。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才能做好这一工作,才能把我国传统绘画的理论科学地加以系统化,使其对当前的创作起到应有的作用。”[1]这是在一般理论意义对从事绘画理论工作者提出的基本要求,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刘纲纪先生对中国传统绘画理论的研究,扎实可靠地建立在实践本体论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在自己对绘画实践的经验体验上,这使他的绘画理论具有卓异的创造性和科学的理论性,成为他实践本体论艺术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60年,他的《“六法”初步研究》一书,由上海美术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的世界观、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画的理论纲领———“六法”的专著。1963年,《龚贤》一书出版。1979年,《黄慎》一书出版(同属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书画家丛书》)。总体来说,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从实践本体论出发的研究原则和方法,二是不囿旧说、自抒新见的绘画历史人物论;三是对古代文人画精审独到的阐释;四是对谢赫“六法”的精微解读。
一、以实践本体论为指导的研究原则和方法
作为中国实践美学的创始人之一,刘纲纪一直站在哲学的立场之上,运用实践论的观点创造性地建构了他的实践本体论,在这一哲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地研究了美和美感的本源和本质,此后又以此为理论指导,研究探索艺术的一般本质和规律以及各部门艺术的本质特征,从而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的研究原则和方法。在谈及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时,刘纲纪指出:根据哲学,社会实践是美的根源,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具体感性的审美反映,是美的最为典型最集中的表现形式,而现实生活正是人类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实践的结果,所以实践是社会的本源,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切艺术形式的本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类的精神生产的性质由物质生产(这是实践的首要方面)的一定形式产生出来的一定的社会结构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所决定的。因此,要科学地说明包括艺术在内的精神生产的实质,就必须从一定的历史时代的物质生产状况出发,分析由这种状况所决定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又分析由这两者决定的,同人们的审美意识不能分离的精神生活的方式,“这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法上首先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2]实践本体论美学思想是科学的美学思想,以此为指导原则对艺术概念、范畴、规律的揭示和评价能符合历史的实际,把历史的分析与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把考证训诂与理论分析结合起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学的宏阔背景下进行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才能对包括绘画理论在内的中国古代美学做出新颖正确的研究。在《美术概论》中,刘纲纪先生把以上原则和方法具体分解为四点:第一,哲学的世界观;第二,批判地继承中外美术理论遗产,以观点加以改造,在广阔的理论背景中进行中西融会的比较研究;第三,实事求是的方法。从实际出发,知人论世,弄清各个画家的生平、作品、思想观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四是辩证的方法。把握艺术现象或理论观点的对立统一的两面,搞清值得肯定的进步的一面和它局限性的一面,准确评价判断其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3]在谈到“六法”的来源的问题时,他指出了其社会实践根源;在对龚贤、文征明、云林等画家论述时,注重时代变化和政治影响;研究“四王”和“吴门四派”的兴起时,侧重历史必然性和当时的社会原因,指出“四王”乃是康熙文化政策的产物,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做出了客观正确的揭示和辩证的符合史实的解释。同时,他也注意到概念、命题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衍化转变出的不同理论意蕴,如对“六法”的历时性研究,都深刻体现了理论分析与考据训诂相结合的研究原则,使其结论建立在真实可靠又辩证客观的基础上,形成了言之有据、论之有理、圆融自洽的理论风格和学术品位。
二、不囿旧说,独抒新见的人物论
刘纲纪的画论,涉及了历史上众多的画家和绘画理论家,在《中国书画、美术与美学》中主要研究了顾恺之、宗炳、王微、谢赫、姚最、文征明、董其昌、龚贤、“四王”、黄慎等重要人物,其中对谢赫、文征明、龚贤和黄慎等用力最多,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对这些人物的研究中,刘纲纪依据实践本体论的美学观点和方法,在大量考据原始资料的前提下,在社会学的广阔视界里对他们的成就和局限进行了纵向的历史定位,同时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同西方有关美学理论和相关画家进行了横向对比。龚贤是刘纲纪最为用心用力研究的人物之一。从1961年《龚贤》一书的出版到2003年为《中国古代名家作品丛书》写《龚贤》,历时近半个世纪,对龚贤的字号、籍贯、生卒年、家世、生平、著作、主要绘画成就和绘画理论他都进行了精谨严肃的研究。以详实的考证为依据,澄清了相关错误记载,合理解决了研究者长期争讼不清的问题。考察了在清代画史上龚贤绘画艺术和理论不被重视,未能得出公正的、有见地的评价的原因。他指出,由于当时的画坛如娄东、虞山两派的独霸地位,也因当时社会好尚的影响,人们大都追慕“清疏秀逸之趣”,而与带有悲壮之气的“沉郁雄厚”的龚贤画风不能相容,造成了当时的论家不能公正地品评龚贤。他将龚贤的特殊贡献放到更为广阔悠长的历史背景上,放在从宋元至明清山水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社会历史与艺术自身发展逻辑的统一中去考察,得出了突破旧说的富有真知灼见的结论。认为龚贤论画,重视天地造化,重视作画与造化同根,阴阳同候。在创作上,创造出了无笔法墨气之分的“浑沦”的技法,当同时代画家们则喜欢画残山剩水以寄托明朝亡国的哀思之时,他仍以积极入世的精神来眷恋赞美明朝的大好河山,在全景式重峦叠嶂的大幅山水中显扬气象万千的壮丽,视域超越了时代。其作品足以和西方17世纪如荷兰的写实主义风景画相媲美,可以成为打通研究中西绘画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对“文人画”精审独到的阐释
在中国画体研究中,历史上出现过三种划分模式,即郭若虚等人的“以体标体”,何良俊等人的“以家划体”和董其昌等人的“以宗划体”。但他们的这些分派都有牵强矛盾、繁纷凌乱之处,所以如何运用逻辑的方法进行梳理归纳,以科学体系勾勒出一个较为明确清晰的体派轮廓,一直是后世美术史论家们追求的一个学术目标。著名书画家、美术史论家王学仲先生根据中国画原有体系与划分原则,把中国画分为文人画体、作家画体和宫廷画体三体,是为人们广泛赞同的一种划分方法。[4]在比较归纳的基础上,刘纲纪等人认为,文人画应当是这样一个大致历程,即发生(魏晋)———发展(唐)———确立(宋)———成熟(元)———进一步演化发展(明清)。依据实践本体论的艺术反映论的观点,他指认了这些类型所产生的现实根源,即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在刘纲纪看来,中国绘画史差不多可以元代为界,划分为元以前和元以后两大时期,而宋元绘画异同于明清绘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人画的发展问题。中国绘画从宋到元的重大历史转变的发生,在于出现了以元四大家为代表的文人画,因此,元画与宋画的区别,最主要的是文人画的区别。对于文人画,刘纲纪提出了“广义文人画”的观点,这是一个颇具创造性的重要思想。关于“广义的文人画”刘纲纪认为:(1)从思想上来看,在中唐禅宗产生以前,思想上是儒、道、玄三者兼而有之,禅宗产生以后,是儒、道、玄、禅四者兼而有之的文人画,在不同时代和具体的人那里,这种思想所占的比例以及它们相结合的情况各不相同,这一类文人对道家的飘逸、玄学的超脱、禅宗的空灵依时代和画家本人的个性不同而各有所爱,但最终又不否定儒家与仁道相关的中正和平的要求。(2)从审美趣味追求上看,鄙弃与世俗对荣华艳慕相关的美,而追求一种天然、含蓄、悠远平和的美,在不否定现实人生的前提下,追求一种超越性与永恒性。(3)从艺术观的理解上看,他们高度重视艺术家个性情感的表现。(4)文人画的发生可上溯至魏晋南朝,但它作为一种重要艺术倾向而明显地表现出来,实始于宋代。[5]所以,“广义地说,凡属表现了上述审美要求与思想的绘画就可称之为文人画。”[6]这样,对文人画的理解就不只限于元代文人画而可以上溯至晋代的王恺之、南朝的宗炳、王微、唐代的王维,但文人画取得成熟的典型的形式,成为独立的、人数众多的流派,并对中国绘画产生重要而深刻影响的则是从元人文人画开始。广义的文人画,不限于元代,同时又以元代文人画为重要代表。这种界定承前启后,既符合对文人画最先标体划分的董其昌等人的理解,又符合于中国绘画发展的实际。在对文人画进行分类的同时,刘纲纪依据文人画发展的历史状况及其影响,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文人画”[7]这一观点,并认为是董其昌开创了“新文人画”,这是董的重大贡献所在。他认为董其昌一反对元画轻视贬抑的看法,把它提到了极高的位置,同时又不否定宋画,立足于元画又注意吸收宋画的成就,这就与沈周、文征明、陈洪绶等人立足于唐宋绘画去吸取元画成就形成鲜明的对照,表现了明末绘画的一个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