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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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一、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与趋势
自1978年以来，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特别是加入WTO后5年间，中国对外开放程度又有明显提高，开放型经济获得了更快发展。国内制造业领域几乎全部开放，服务贸易业的160个领域中已经开放了100多个，达到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2007年，中国吸收外资达到747亿美元，连续15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进出口贸易额达21738亿美元，仍居世界第3位；外汇总额已超过1.5万亿美元，高居世界第1位。这几年中国的对外投资也获得突破性的发展，2007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接近200亿美元，累计已超过1000亿美元，展现出了一个正在“走出去”的发展中大国的崛起。中国在当代世界开放经济的格局中已经转型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这是不用置疑的。
与世界上很多经济崛起的国家相比较，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既有共性，也有其独特性。具体来说，可以概括以下几方面：
其一，开放过程的渐进性。我们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许多领域的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出台，都是先试验、先探路，然后再逐步铺开。对外开放区域也是通过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地展开，有效地控制了开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严重挫折。
其二，开放程度的非均衡性。过去3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发展对外经贸活动，过分地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导致我国区域经济开放程度的非均衡性发展和贫富差距的扩大。据统计，我国利用外资总量的80%和对外出口总额的近90%都集中在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环渤海地区，这里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度最高地区，也是经济最发达地区。
其三，开放市场的不成熟性。我国的市场化基础是通过政府主导改革建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远不如成熟市场化国家那样界定分明，在很多情况下政府行为成了推动经济开发的主导力量。而且，政府行为造成国内市场的“行政壁垒”，交易阻隔，产业雷同，使对外开放的市场吸引力也有很大削弱。
其四，开放风险的不可预见性。相对于美国等高度开放国家的开放风险可预见性而言，我国开放风险有更多的不可预见性。这是因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基础还比较弱，处于全球产业分工的低端，同时对外依存度增长很快而又缺乏主导国际市场、国际资源的能力，在对外开放中很容易出现难以预见的风险。
其五，开放环境的打压性。尽管我们抓住了冷战结束后的和平发展机遇，但外部环境并不宽松。从80年代末我国遭遇西方国家的制裁之后，又遭遇到拉美国家的经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接着又发生“9・11”事件、阿富汗与伊拉克战争、“非典”流行疾病，以及当前的美国次贷危机、美元贬值和国际石油价格疯涨等等。
应该说，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实际上是一个与世界开放经济体系不断融合的过程，又不断发生撞击的过程。中国经济正是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与撞击中不断地走向开放，现在已经走出了封闭经济体制的桎梏，进入到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当前，中国要不要发展开放型经济已经没有选择，对外开放已不可逆转。可以预见从现在到2020年，中国开放型经济将会出现全面地提速与提升，也将会出现新的或潜在的开放风险，这将是一种基本的发展态势。
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之所以会出现全面提速和提升的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国内经济层面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结构全面升级与优化的发展期，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正处在由要素驱动到向效率驱动的转型之际。尤其是我国东部地区，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正在进入效率驱动的上升期，这使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具备了必要的内在动力。从国际经济格局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多年居世界第一位，特别是中国与开放度高的西方大国的经贸关系有了长足发展，相互依存的空间明显扩大。据统计，2007年，中国同美国、欧盟、日本的贸易额又创历史新高，分别超过3000亿美元、3500亿美元、2300亿美元。现在，中国已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和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美国和日本也分别是中国第一、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相互的关联和依存十分紧密，已到了休戚相关、荣损与共的程度。中国加快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发展开放型经济，也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在加快融入世界开放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在获得更多收益的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或冲击带进来的风险也会更大，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
二、创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及其战略支撑点
全面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要在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增强我国开放经济的安全性，防范新的对外开放风险，消除各种潜在的隐患。包括可能出现的我国滞留在全球产业分工末端的产业安全风险；对国际资源依赖度日益扩大的资源安全风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生态安全风险；以及资本市场开放条件下的金融安全风险等等。
中国之所以要选择发展开放型经济，当然不只是为了融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更重要的是要为我国未来的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以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高层次上去占领国际市场，整合国际资源，加快中国的崛起。这是我国新世纪的发展目标，也是实现“中国崛起”战略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实现这一长远的发展战略目标呢？或者说如何更全面地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呢？这其实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发展开放型经济仅仅靠扩大外贸依存度是不够的，甚至是危险的，因为发达国家的开放经济体，首先是建立在自主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的，即使对国外资源、国外市场的依存度较高，但依赖性较低，它们都有国家的强大自主发展力和整体竞争力作支撑。中国入世后，外贸依存度增长很快， 2004年就高达70%，远远高于当年美国的24%和日本25%的水平。尽管这里面有一些不可比因素，关键是推动我国外贸依存度迅速扩大的主要原因，不是靠国家自我发展能力的提升，而是靠“外资主导”和“出口扩张”两方面拉动，自然也就增大了开放进程中的风险性。如果我们继续推行“外资主导”下的低水平“出口扩张”战略，继续增加对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的依赖性，即使我们采取很多风险防范措施，其风险也不可能防范或消除。
我们认为，要全面地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创建竞争优势，防范开放风险，最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重新审视我国对外开放方式与战略重点。在对外开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树立“以我为主”的对外开放新思维。也就是说，维护国家自主发展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对外开放的“命门”所在。我们需要引进外国资本，不能依赖外国资本；需要利用国外资源，不能依赖国外资源；需要进入国外市场，不能依赖国外市场。世界上任何大国的崛起，依靠的都是本国自主发展的实力，依赖任何国家都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越是扩大对外开放，越要减少对国外的依赖性，这是我们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基础，也是我们加快创建开放型经济国际竞争优势的基本要求。
要增强自我发展实力，创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新优势，还需要寻找和培育对外开放战略新的切入点、支撑点。具体来说，我们需要重新打造三股力量：一是国内市场对国际优质资本的吸引力；二是国内优势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力；三是国内大型企业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力。只有把这三股力量不断放大做强，叠加起来，切入我国开放型经济的主动脉，转化为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内动力，我国经济发展才会排斥对外的依赖性，拥有更强的自我发展实力和整体竞争能力。究竟如何打造这三股力量？如何培育对外开放战略新的切入点、支撑点？这里还需要分别作一些深层次的具体分析：
1. 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优质资本的吸引力
中国入世以后，国内市场已面向全球敞开，这只是发展开放型市场的基础，并不是开放型市场的本质特征。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市场，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国内需求十分旺盛的市场，应该是一个对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具有吸引力和配置力的市场。现在，由于我国国内市场需求不足，“行政壁垒”很多，不仅开放度不高，且市场的巨大潜力也未有发掘出来。事实上，只要我们充分利用好国内大市场这一独特资源，充分发挥好国内市场需求对国际资本配置的影响力，我们在掌控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主导权方面就拥有了最重要的战略性筹码。为此，我们要从以下几方面加快增强国内市场对国际优质资本的吸引力和配置力：（1）完善法制市场建设，营造一个统一有序、公平透明、信用度高的市场环境；（2）提高国内市场需求和消费购买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需求对国内外生产要素的基础性调节作用；（3）大力发展符合国际规范的要素市场，加快国内外高端市场包括资本市场的接轨；（4）发挥国内市场需求的规模优势和潜在吸引力，加快世界先进技术项目的引进，依托市场实现合作共赢；（5）进一步采用国际标准、国际惯例和国际贸易规则，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建立既开放又拥有保护力度的市场体系等等。
2. 提高国内优势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力
发展开放型经济，必须打造和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开放型产业。目前，随着国际产业的转移，大量外资进入中国，我国产业对国外资本的依附性日益强化，这种趋势应该警惕。我们不能总是按照国外垄断资本利益的需要去调整产业结构，更不能总是停留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要改变我国产业发展的落后状况，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技术创新，维护产业安全，建立起我们民族创新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业体系，形成更具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为此，我们要强化自主创新，以不断提高国内优质产业结构升级的创新力，要着力打通产业链由低端向高端升级的通道，着力打通产业链由国内向国外发展的通道，加快我国产业高级化、国际化的进程。具体包括：一要加快国内优势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培育附加值高的传统产业在国际上的独特优势；二要加大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与消化力度，发展企业的核心技术，不断提升国内制造业技术的开发层次和自主创新力；三要进一步扩大对高新技术的投入，集中力量开发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先进技术，培育高端产业链，扩大自主品牌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四要选择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一些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产业集群创新，促进产业链向国外同业领域延伸；五要努力扩大国家战略性资源产业的海外投资，加快对产业链高端的控制，不断拓展海外产业的国际化领域与市场规模等等。
3. 扩大国内大型企业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力
在当代的企业体系中，国际跨国公司是最具开放性的企业。与封闭型企业相比较，开放型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它凭借自己有限的资源优势，能够吸纳整合各方面的社会资源，甚至包括全球某一领域的优质资源。以往，我们过多地拘于所有制转型，其实单一的国有制或私有制企业，都不是开放型企业。我们应尽可能地打破单一所有制的封闭性，打破单一地区或国家的局限性，使我国企业建立起更开放的投资主体结构、产权管理结构及产业关联结构。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不断扩大国内大型企业对国内外资源的整合力和控制力。这也是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方向。从目前来说，我们至少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其一，加快国有资产的优化与重组，尽可能促进同业的国有资本与国内外的社会资源向有实力的大企业、大集团集中，突出主业，扩大其主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其二，大力推进国内外不同所有制企业的产权融合，充分利用国有资本的规模优势，去主动整合某些跨国公司的产权、技术和品牌资源，建立起拥有相对控制力的国际化企业；其三，努力发展高科技民营企业，通过其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创新能力，以小搏大，不断吸纳国内外资本，整合国内外的优质资源，使之成长为拥有竞争活力或整合能力的国际市场新型主体；其四，中国已经发展起来的跨国公司应通过参与外资并购和自主并购，实施全球战略，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提升中国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力，并在与全球公司的合作与竞争中，进一步成长壮大为全球性公司。
三、建立健全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风险防范体制
与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大弱势在于存在体制，最大的风险也来源于体制。要加快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必须花大力气全面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必须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转变外经贸发展方式，推动外经贸的可持续发展。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针对提升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水平来设计其风险防范体制？在这方面我们还缺少实际知识与经验，还需要进一步摸索或实践。依据科学的发展观，结合我国对外开放中存在的风险问题，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开放型经济的风险源及风险形成机制，并着力推进开放型经济体制与机制两个层面上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要按照经济市场化的运行规律，在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基础上，来建立健全一套更加科学系统的、更适应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的风险防范体制。具体来说，至少应在以下诸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第一，建立健全外经贸促进与管理的法律体系，尤其要按照国际规范和国内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尽快修订完善我国现有的外经贸法律法规，建立起以法律为基础的、更加完整的进出口效益约束指标和监控机制，以减少政府的行政控制，形成更加开放、有序、竞争、高效的市场体系。
第二，加快建立合理保护国家产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完善产业政策体系，健全产业发展基金制度，搞好产业损害预警机制的建设。对重点扶持的战略出口产业和涉及贸易救济的产业，都要建立跟踪机制与评价制度，鼓励企业依靠自主创新，扩大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产品出口，以加速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产品结构升级。
第三，建立和完善国家重要战略物资的储备体系，特别是要建立起形式多样、配置合理的石油等战略资源储备制度和预警体系，包括处理危及国家能源资源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要加快海外资源多元化投资，确保海外重要资源的稳定供应渠道，减轻进口资源价格变动对国内经济的伤害，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尽可能降低“资源安全”风险。
第四，健全与国际接轨的绿色环境标准及生态安全监控体系，发展“绿色贸易”，特别是集中在产业低端的生产企业和资源性出口企业，要加快建立进出口预警机制和生态补偿机制。要通过严格的环境标准和环境付费政策，迫使企业必须支付环境成本，约束企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生产或向生态型企业转变，从源头上防止发生重大的危害生态安全的事件。
第五，逐步建立更加完备的资本市场开放体系和金融资本监管机制，当前要加快改革外汇体制，完善国际收支平衡机制，避免国外短期资本的冲击，防止国内金融资本泡沫膨胀。在改进金融监管和金融安全的前提下，建立起对进出口贸易的完整金融支撑体系和公共财政体系，并相应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和储备货币化，进一步化解潜在的金融风险。
第六，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完善针对弱势群体的福利模式，避免为追求出口数量增长而牺牲劳工福利乃至国家整体福利的做法。要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健全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社会福利制度，防止因发展外经贸而产生“贫困化”，避免社会利益阶层分化而引发的社会危机。
第七，进一步完善对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抓紧建立健全境外风险的识别、监测、控制和化解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对期货、外汇炒卖、金融衍生品交易等高风险业务以及对外企收购兼并、担保等资本运营活动中的重大决策监管，推进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创新对外投资与合作方式，强化国际竞争优势，维护公平的国际贸易秩序。
第2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 最近产能过剩的问题日趋严重，比如钢铁，三年前一吨钢铁能赚1000元，三个月前利润降低到一斤猪肉，而最近就只能收获一根冰棍了。水泥、建筑材料等一批商品也好不到哪里。是什么原因导致产能过剩的问题变得日趋严重呢?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过多的干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把权力放归市场，把市场的‘基础性”转变为“决定性”，让“看不见的手”去真正发挥它的调节作用吧!
“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发展飞速猛进，但社会结构体制等却跟不上经济发展的脚步，导致社会中出现一些矛盾。这次会议提出用“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更好地促进我国现代化全面、和谐发展。
我们之后的工作中更应该要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是树立大局意识。大局意识就是坚定小局服从大局，在关键时刻，与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强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主的思想主导，牢固树立大局意识，禁止出现无大局、无组织、无原则的事件。
二是要做好务实推进的执行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和传统，是我们党“务实”、“高效”的自信心的展示和彰显，也是党的各项事业取得成功的必由手段。要扎实开展学习调研，深刻领会中央精神，准确把握中央、各级党委部署，掌握了解群众的所思所盼;征求各方意见，真正做到把问题找准、把现象摸透，让“等一等、看一看、缓一缓”的惰性思维根本消除，为民、务实、清廉的作风蔚然成风。有了高效的的执行力，定会与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精神和部署保持高度的一致，定会以群众意见和建议为基础，真正把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决策落到实处，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第3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3月11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了《赣闽粤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为便于理解《规划》内容，国家发改委地区司负责人近日专门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解读文章中指出，《规划》是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2〕21号）的精神，由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和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共同编制的。编制实施《规划》，对于探索革命老区扶贫攻坚新路子、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划》背景
此次规划以原中央苏区为核心，统筹考虑有紧密联系的周边县（市、区）发展，规划范围包括江西、福建、广东三省108个县（市、区）。这一区域总面积21.8万平方公里，2013年末总人口4748万，地区生产总值14650亿元。目前，区域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4%、79.6%，城镇化水平落后全国8个百分点，有20多个县（市）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60%，大多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和本省平均水平，有一半的县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级、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业结构单一，民生问题突出，体制机制不活，对外开放程度不高。
《规划》原则
一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民生和贫困是该区域发展面临的最紧迫问题，等不起、拖不得。《规划》把解决民生和贫困问题摆在突出位置，用较大篇幅对发展社会事业、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作出了整体安排和部署，力争在较短时间内使这些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同时，《规划》还从该区域的长远发展出发，明确了该地区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发展方向，规划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项目，着力增强区域自我发展能力。
二是国家扶持，自力更生。针对该区域当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规划》明确国家将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同时，在综合分析这一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规划》强调要大力弘扬苏区精神，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创新体制机制，通过自身努力加快振兴发展。
三是保护优先，合理开发。这一区域是是赣江、闽江、东江、抚河、信江、九龙江、汀江、梅江等重要河流的源头地区，是我国南方重点林区和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地位十分突出。《规划》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着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经济，推进要素集约节约利用、产业集群聚集发展，努力实现该地区生态建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推进。
四是开放合作，改革创新。这一区域紧邻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扩大对外开放的先天优势。《规划》把加强区域合作、构筑开放平台、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作为振兴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把承接产业转移、打造开放平台和强化与东部沿海地区的交流合作放在重要位置，明确要加快完善区域合作机制，建立内陆开放型经济体系。同时，针对该地区体制机制不活的问题，《规划》从非公经济发展、金融、环保、城镇化、集体林权等体制创新入手，提出了一系列要求，鼓励先行先试，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重点任务
《规划》从6个方面提出了区域振兴发展的重点任务：一是做大做强特色农林产业，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医药、新能源等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二是加强铁路、公路、机场、内河航道及能源、水利、信息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三是加大生态建设与环境整治力度，开展东江源、抚河源、赣江源、闽江源等生态补偿试点，加强赣江、闽江等重点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提高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四是大力发展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做好就业工作，完善统筹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加大扶贫开发力度。五是做大做强区域中心城市，促进县域加快发展，建设美丽宜居乡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六是完善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加强跨省重大基础设施的统筹规划、协同建设，强化与珠三角、厦漳泉、长三角等沿海地区的经贸联系。同时，强调要促进与周边的湖南、闽东、浙东原苏区联动发展。
政策指向
《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从财税、金融、产业、投资、国土、生态、人才、对口支援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政策措施，政策“含金量”比较高。
《规划》对上述政策作了细化实化，重点在投资、金融、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改革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政策指向，更加注重可操作性，更具针对性。相信通过这些政策扶持，会为该区域注入强劲发展动力，加快实现全面振兴。
本刊点评
“饮水思源”、“吃水不忘挖井人”。让这片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浸染的红土地发展起来，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过上富裕幸福的日子，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
经过长期的调研和不断地探索，一个基本共识逐步形成，对革命老区扶贫振兴，最重要的就是要不断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要从大力发展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转移到直接扶持农村贫困人口生产和提高收入以及帮助目标人群摆脱困境上来。
第4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广州南沙 粤港澳 合作示范区
一、建设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
从广州市区位发展来看，南沙新区都将是一条“鲶鱼”。它的发展将拓展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发展空间，增强综合承载能力，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按照《广州南沙新区发展规划》，南沙新区开发建设的发展定位是建设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的国家级新区。实现路径上要突出立足广州、依托珠三角、连接港澳、服务内地、面向世界的特点。发挥的作用是全面推动珠三角转型发展、促进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构建我国开放型经济新格局。
这个定位与港澳的关系密不可分。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南沙新区有5大功能定位，就是要打造粤港澳优质生活圈、新型城市化典范、以生产业为主导的现代产业新高地、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综合服务枢纽和社会管理服务创新试验区。
二、南沙将成香港拓展内地空间的中心
南沙为香港业界在内地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扩大香港的经济腹地。南沙新区总规划面积有800多平方公里，其中500多平方公里是土地，而且大部分还没有开发，人口只有70多万，而香港却住了700万人。优越的自然环境是最吸引港澳投资的一大亮点。南沙将是香港业界拓展内地的中心。
南沙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有好的居住环境和很优惠的投资政策，物流配套方面也有很好的基础，香港产业界的代表也曾多次前往南沙进行考察。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将南沙作为香港业界拓展内地市场的中心。
今后希望南沙在物流交通方面能做得更好些，比如交通方面，现在南沙来香港已经很方便了，但能不能时间更短一些，交通网络能更完善。其次，人才的培养引进也要进一步加强，香港有很多精英人才，如果有合适发展机遇和相对舒适的环境，南沙则能进一步吸引人才聚集。
三、在南沙拍电影有天时地利人和
在南沙发展电影产业，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在内地很多地方冬天是不能拍戏的，或者说拍戏受到限制，而南沙不存在这个问题，地方又大。这里离香港很近，演员和导演过去不用坐飞机，开车或坐船就可以了，这应该说是很好的地利。最后从人来说，香港有很好的电影人才，考虑到气候、语言问题，他们应该愿意到南沙拍戏。
南沙要想真正发展影视产业，就应该在政策上给足优惠条件，比如土地、税收等。虽然做电影本身充满挑战，要看公司的实力，但前期政府一定要创造好大环境，这样才能慢慢做起来。
四、吸引香港商家需降税率简税种
怎样才能吸引香港商家去南沙投资？优化税收是重要的一个措施。降低税率，企业肯定愿意去。香港的公司所得税是16.5%左右，而我听一些在内地投资的朋友讲，他们要交的各种税收加起来达到25%，这一点对引进服务业是不利的。另外内地比香港的税种多，如果能简化就好了。
税收问题也至今影响着对外来人才的吸引力。南沙需要的是外来高端人才，如果在香港，这些人通常需要交纳15%左右的所得税。如果他们到了内地还要交税，这就会增加个人和公司的负担，阻碍他们前往。南沙既然是新区，要吸引人才来，就应该延长免税期限，避免重复征收。
五、南沙发展要从生活角度去建设
现在很多大城市都面临问题，比如堵车、环境污染等，这些是长期发展积累的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追求生态环保已成为国际潮流，也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看重的。在这点上，南沙可以做得更好。
南沙发展当然好，但不要追求快速发展，要规划好，设计好，尤其要从人、从生活的角度去建设。20多年前深圳就开始发展了，现在它也有了1000多万人，要搞产业转移。南沙现在没有这些问题，但要借鉴其他城市的发展经验，走对自己的路。
六、把南沙建设成为国际物流枢纽
根据错位发展、互利共赢的原则，在支持香港发展高价值货物存货管理及区域分销中心的同时，发挥广州港南沙港区综合优势，建设完善大型物流基地，重点发展口岸物流和产业物流。依托南沙保税港区，构建完善的保税物流体系，重点发展保税仓储与国际中转、配送、采购、展示等保税物流业务。加快发展南沙临港产业物流，推进先进制造业和进出口商品贸易国际物流基地建设，以物联网技术应用为重点，推进物流系统的自动化、系统化、网络化，建设智慧物流系统。吸引港澳和国际知名物流企业在南沙新区开展国际货运、内外贸物流、物流信息处理和咨询服务，创新物流合作模式，联手打造国际物流产业链，建设现代物流示范基地。
七、建设粤港澳商业会展服务中心
推动商业优化升级和展贸融合发展，建设集购物、餐饮、休闲、旅游于一体的地标性商业设施，大力集聚国际知名品牌，建设国际都会级商业功能区。构建粤港澳一体化电子商务信息平台，完善安全认证、网上支付、关键标准等电子商务共享技术，提升商贸业标准化和智能化水平。条件成熟时，支持建设石化、粮食等大宗商品国际交易平台，形成大宗商品交易的“广州价格”。完善会展基础设施，构建穗港澳展览业合作协调机制，联合申办国际知名展会和综合展会，支持联合办展和差异化办展，从会展规模、类型、目标客户等方面错位发展，重点培育时尚消费、高端装备、游艇、海洋等专业会展品牌，形成互补的会展集群；大力发展保税商品展示。研究设立免税商品购物区，增强国际商业服务功能。
八、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加强与港澳口岸部门合作对接，创新查验和管理模式，探索监管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引进港澳专业服 务机构，为港澳投资者开展经营活动提供指引和支持。制定港澳中小企业投资便利化措施，建立中小企业服务支持中心。充分利用电子口岸资源，建设数据共享、业务协同的电子贸易服务平台，为港澳企业提供通关、支付、税务等方面便捷服务。
第5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汽车产业是当今时代世界经济的重要产业，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汽车产业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2013年全球汽车生产8700万辆，其中中国生产2200万辆，占全球产量的25.3%，较2000年占比3.5%提升了21.8个百分点。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为全球汽车工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并已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具成长潜力的汽车市场之一。但同时，我们都已看到，中国汽车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将面临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交通堵塞等因素的严重制约。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2012年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加快新能源汽车标准法规体系建设，出台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公共服务领域示范、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试点、节能汽车推广和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车船税减免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2014年一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销售6853辆，同比增长120%。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已进入提质增销升级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着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中国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盈，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中国将坚持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国家战略不变，以纯电驱动为新能源汽车发展和汽车工业转型的主要战略取向不变，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的发展目标不变，政府扶持的政策取向不变。中国政府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健全法规标准，完善财税政策，加强技术创新，深化国际合作，深入推进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2014年中国汽车论坛的主题是“绿色驱动、合作共赢”，我想绿色发展不仅是汽车产业发展的必然方向，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今汽车产业的发展已处在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加快突破动力电池等核心技术，探索建立新能源汽车商业推广新模式，促进汽车技术与网络信息技术融合是全球汽车行业所面临的共同课题，全球汽车行业紧密合作是实现互利共盈的前提条件。
第6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关键词：新常态 内陆城市 对外开放 策略研究
一、前言
开放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国内外大量的发展实践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促进国民经济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不断推进制度改革进程，持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了地区经济的腾飞，提升了区域经济的辐射力，这很值得内陆城市借鉴学习。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也认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利用对外开放的出口学习效应、技术扩散与竞争效应以及FDI的综合溢出效应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实现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本文重点从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必要性为切入点，探讨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二、新常态背景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意义
（一）提升经济外向度，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经济外向度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的宏观指标之一。长期以来，外向度偏低是困扰内陆城市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症结，内陆城市的发展驱动力存在不足。深化内陆城市的对外开放，全面提升内陆经济的开放度，有助于内陆城市全面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使得内陆地区的市场主体充分享受由改革带来的政策红利。例如，抓住机遇大力推进水、路、空、铁四网联动建设，发展临港、临空、临铁经济，通过主动服务“一带一路”战略和自贸区建设，加强自身与京津冀地区的经济联系。
（二）提振经济活跃度，承载中部经济转型升级发展使命
经济活跃度是反映经济体在某一时期内经济活跃程度的指标，具体包括三大组成部分：经济增长、社会就业、市场物价。长期以来，内陆城市的活跃度均低于东部发达城市，这使得内陆城市的经济缺乏活力，难以取得跨越式发展。内陆城市通过不断深化对外开放，提升自身辐射带动力，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挑战，最终能获得多方面的效果：一方面，深化对外开放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超前的管理理念，从而使得内陆城市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各环节，通过采取技术和管理等综合措施，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另一方面，通过深化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设计，为内陆城市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奠定产业基础，使其能实现居民的生产、消费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协调、互利、可持续发展。
（三）提高经济首位度，引领内陆地区经济集聚发展格局
经济首位度是度量城市发展属性的核心参数，代表城市在所属区域的实力和地位。全面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做大、做强、做实自身的实体经济，提高自身在区域的经济首位度是内陆城市抓住地区经济转型机遇的必然举措。十三五期间，中央进一步明确表示要“构建产业新体系，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中国制造二二五》”，内陆城市唯有不断提高自身经济的首位度，才能有效引导制造业朝着分工细化、协作紧密方向发展，促进信息技术向市场、设计、生产等环节渗透，推动生产方式向柔性、智能、精细转变，最终提升自身的经济辐射带动力。
三、新常态下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策略
（一）转变观念，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
毫无疑义，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对外开放环境是内陆城市全面深化对外开放，增强地区投资吸引力、竞争力、创新力的基本保障，是构建和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的核心前提。新常态背景下，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首要策略就是转变观念，要积极的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但是要注意的是：对外开放不等于简单的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内陆城市对外开放等于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这种观念不转变是不能真正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常态背景下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关键是要找到地区产业在世界产业分工中的合适定位，并尽可能的通过自主创新与产业转移，使自身的产业层级得到提升，最终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二）搭建平台，全面推进对外开放政策的落地
新常态背景下，对外开放政策要落地，必须要搭建合适的平台来推进对外开放工作的高效运转。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搭建对外开放经济园区是一个有效的做法，以苏州为例，苏州经济园区是苏州对外开放的门户，是资金流、人才流、信息流以及技术流汇聚的重要平台。因为对外开放园区的基础设施、生产规模以及产业结构等都会随着园区企业集聚、园区优惠政策倾斜、园区高端人才汇聚而不断改善，最终实现城市经济内部的经济增长极，最终辐射带动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由此可见，内陆城市应该抓紧构建发展对外经济园区或者经济带，为其吸引外资、扩大外贸规模提供了有力平台，进而抓住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的机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三）汇聚人才，持续强化对外开放的内在动力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是第一生产力。新常态背景下，内陆城市深化对外开放的核心症结之一就是人才的匮乏，因此内陆城市要想保持可持续的发展冲劲，就必须汇聚人才。人才是人力资源中最优秀的群体，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对推动对外开放，提升区域经济的辐射力重要影响，但是人才的汇聚并非易事。从马斯洛层次需求角度来说，对于人才汇聚机制的构建，不仅要注重物质薪酬的吸引，还需要从情感上尊重人才，并创造条件让人才实现自我价值，具体来说就是既要给予物质吸引，又要给予宽松的工作环境，并充分考虑人才家庭方面的工作需求，且要为人才的创新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第7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由于历史原因，创办经济特区是为了突破计划经济和封闭型经济的桎梏，突破国内资源要素瓶颈约束，所以主要采取了以对外贸易和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模式，并以加工贸易为主，以中国剩余农村劳动力资源转移为支撑，两头在外，或大头在外，大进大出。而这种模式至今没有多大的改变，深圳的情况就十分典型。
深圳特区的雏形是当时在国际上盛行的加工出口区模式，外引内联和发展对外贸易是主要的经济功能。30年来，深圳在这方面确实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外贸进出口总额从1979年的i500万美元发展到今天的3000亿美元，不少生产行业和加工产品已介入了世界体系。从1993年开始，深圳的外贸进出口就一直保持在全国大中城市的首位，大约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8，对外贸易对本地经济的整体贡献率超过50％。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深圳的外贸依存度高达300％，其中出口依存度为182％，加工贸易占外贸出口的63.4％。出口产品中有40％以上销往美国，很多加工贸易企业都是高度国际化的香港企业。深圳的外贸依存度是内地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超过发达国家6-8倍，深圳是全国口岸数量和出入境人数最多、与国际经济联系最密切的城市，深圳的港口，特别是盐田港是国内外向度最高、世界排名第四的最繁忙集装箱港口。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深圳必然会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
据有关专业分析，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传导到航运经济的比例为1：10。所以准确地说，金融危机对深圳的影响是从港航业开始的。早在2008年上半年，盐田港出现了自开港以来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负增长，到2008年下半年，深圳出口量开始下滑，工业企业开工率亦呈下降趋势，企业销售和利润也同步下降。2009年，深圳进入最艰难时期。进出港船舶、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皆下降两位数，进出口总额下降10.4％，出口下降10.6％，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甚至停产倒闭，失业人员大量增加，农民工大批返乡。进入2010年，全国经济出现了复苏迹象，深圳也不例外，先是盐田港集装箱吞吐量出现报复性反弹，增长率高达40％～50％，随之而来的是外贸进出口逐月增长，到6月份已超过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但增幅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出口增速落后于上海11.7个百分点。从发展势头看，深圳18年的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之首的地位有难以保持之虞。更令人担心的是，深圳的社会投资增速长期徘徊在10％左右，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投资增幅达25％，而深圳1～5月却只有8.1％的增长，其中，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出现11％的负增长，外商投资更是下降了39.9％。投资增速乏力，增长后劲可以推知。
除了外向度高而形成发展偏畸之外，深圳的产业体系还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首先是产业组合性较差，工业企业一端是“一业独大”，例如深圳15家超百亿企业工业产值占了半壁江山，其中富士康的工业产值和出口额均占全深圳的五分之一，另一端是极度分散的企业群落，深圳虽拥有28万家中小企业之众，但它们类于小本经营，各自为政，互不往来，产业集中度和关联性不高；其次，在产业集群上，企业更多的是一种空间集合，而产业体系化程度却相对低；第三是企业间过度竞争，降低了产业整体优势；而最薄弱的环节还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大多数产业链尚在全球生产体系的低端，且以代工产业为主。其他几个“老特区”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上同深圳大同小异，发展最为骄人的深圳特区尚且如此，“老特区”们不免面临同样的问题。
可以说，金融危机给深圳等经济特区上了重要的一课，断开了主要依靠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强大惯性，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现阶段全球经济复苏形势尚阴晴不定，乍暖还寒，在未来，全球经济将何去何从，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在世界范围内将形成什么样的发展格局?尽管各大国际研究机构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于未来众说纷纭，但有几个趋势是能够看得明白的：一是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高速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三是碳排放限制将促使中国经济和贸易结构发生转变；四是中国的货币政策、外资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作出相应调整。在这样的形势下，经济特区的发展之路必须有一个新的战略选择，并且显然不能在原有基础上修修补补，而是需要在经济发展模式上进行根本性和体系性的转变。
笔者以为，经济特区的未来之路是由既有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向开放型经济模式转型。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这两种模式从内容到形式上有相同之处，二者都立足于对外开放，着力于深化国际分工与合作，以解决国内资源要素的匮乏，提高经济发展效率，但实际上它们的差异甚大，总体来说，开放型经济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具体来说，这种模式在开放目的上，需要从简单地参与国际分工与交换，转向从要素禀赋、竞争优势和国际合作出发，追求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在开放形态上，需要从单纯的出口导向，转向积极推动商品、服务、资本和要素自由跨境流动；在开放的内涵上，需要从强调鼓励出口政策，转向强调经济制度与外部世界相联系，即把开放作为市场化、制度化的安排，在制度上充分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如果形象比喻，开放型经济类似于世界上的自由港制度，以贸易投资自由化为导向，与国际经贸规则全面接轨，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四大自由”，包括贸易自由，即解除贸易管制；金融自由，即外汇自由兑换，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和转移；投资自由，即自由投资、经营；运输自由，即物流国际一体化。
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特区之所以会受到直接而全面的冲击，是因为外向型经济这条路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例如，在要素流动上，更多是跨境单向流动而非双向自由流动，在市场体系上不足以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在产业体系上未能通过国际深度分工与合作形成自主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力，在制度安排上没有建立与世界经贸规则全面接轨，既共存互赢又能自我保护的法规体系。所以，经济特区在未来发展中，只有采取更开放的姿态，进行更全面的开放，迎风险而上，才能在动态中平衡，在更大的范围内调配资源，才能在后危机时代立住脚，才能经受住将来更大的世界危机的冲击。
第8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最重要的并非罗列开放的具体内容，而是明确其根本目的和基本指导思想。我们追求扩大对内开放，是为了在国内建设更有活力、更加公正的经济社会体制，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为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尽快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扩大对外开放本身只是手段，增进利益才是基本目的，因此开放的领域、次序、时间、程度、对象、先决条件、是否可以逆转收回……等等决定权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在这一点上不能有半点含糊。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实践中有人经常把扩大对外开放这项手段颠倒成了基本目的。
必须明确，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内容不尽一致，程度也不相同。所谓开放型经济，无非是货物、资本和人员（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化。一个正常国家，国内市场上货物、资本、劳动力流动的自由度应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上对应的自由度。特别是人员自由流动，只要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只要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经济利益和文化习俗的差异，存在公开或隐蔽的摩擦乃至敌对，国际间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过是个幻想，因为这涉及利益分配乃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的改进未必一定就是国际移民的促进因素――社会保障水平越高，固然对外国移民的吸引力越强，但也会更加激发本国居民抵制新流入外国移民无功受禄“分肥”的心态。而在一国之内，完全可以做到劳动力近乎自由流动。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不仅是建设统一国内市场所必需，而且对保护国家安全、捍卫国家统一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从历史上看，举凡秦、汉、唐、明等盛大王朝兴旺之时，莫不重视移民实边；相反，为了维护八旗部族的特权地位，清政权长期限制和禁止汉人移民东北、蒙古、新疆，致使一些边疆地区多年动乱不已，后来沙俄夺取东北、外蒙和伊犁等地区时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国土为此丧失1/4，我们必须充分汲取这一惨痛教训。长治久安之道，在于“合众为一”，而非“合众为众”，更非“分一为众”。夫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治国者与有话语权力者当时时深思。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并非一成不变，而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丰富发展。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主要还体现在部分沿海地区，那么现在已涉及全国所有省份；原来扩大对外开放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和直接投资领域，未来的新焦点将越来越转向服务贸易和先进制造业直接投资、组合投资领域；原来建设开放经济的重心是我方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则越来越需要向贸易伙伴提出开放商品、投资市场乃至人员流动的要求了。
改革开放初期，经过东西方阵营近30年的封锁，我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不多，当时海外市场的开放度已足以让我们规模尚小的对外贸易腾挪。除了港澳一带的窗口公司之外还没有上规模的海外直接投资，无需动用我国有限的外交资源要求贸易伙伴进一步显著扩大对我国商品和投资的开放。同时，由于当时进口和引进外资规模甚小，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也还无从体现，更迫在眉睫的需求是引进海外资本以弥补资本和外汇缺口，引进先进技术装备提高我国产业体系装备水平，引进部分新式消费品满足实行高积累路线20余年之后国民爆发的消费需求。彼时仅仅强调“扩大对外开放”，已足以增加我国从国际经济体系中之所得。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逾30年，我国国内资本积累数量已能满足需求，外汇缺口已成历史，对外开放商品、投资市场的副作用（或者说必须为此付出的代价）已非常明显，即对外开放的边际收益递减而边际成本上升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我们在海外的经济利益已相当可观，且在快速增长，贸易伙伴对我国商品、资本的开放度也屡屡触及天花板，此时片面强调“扩大对外开放”无异于仅仅给自己施加约束，却不要求贸易伙伴承担任何向中国开放的义务，因此并不合适，也有损外经贸主管部门在本国国民中的声望。有鉴于此，停止“扩大对外开放”的提法，转而使用“建设开放经济”的提法（或“建设开放型经济”等类似提法）似乎更好。
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扩大对内开放是对外开放的前提和基础，国内统一市场的规模和一体化程度决定了对外开放的效益和对海外客商、投资者的吸引力，扩大对外开放又可为对内开放增添新动力。但两者又有相互冲突的一面。首先，建设和驾驭开放经济的需要在某些方面限制了对内开放的内容和方式，内容和方式不妥的对内开放将损害我们建设和驾驭开放经济的目标，这在某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垄断行业表现得特别突出。即使不考虑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为了增强我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定价能力，改善在国际经贸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我们在不少行业（特别是能源、电信等行业）也需要赋予一些国有控股公司垄断经营权利，设立较高的市场准入门槛，必须组织、协调统一的对外贸易价格谈判。为此，不能在这些行业一味主张对内开放，对内开放的内容也更多地应是向多元化的国内投资主体开放垄断企业的股权参与，而不是批准设立过多的新企业。
其次，片面追求扩大对外开放将损害对内开放和建设统一国内市场的努力与效果，乃至在社会上造成裂痕。30年来，从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到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我们建立了一系列、多样化的特殊功能区，且多数为发展外向型经济而设立。这些特殊功能区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其发展过程过多使用了特殊的财税、土地优惠措施，乃至环境倾销和社会倾销，从而扭曲了越来越多企业的行为，有些还需要额外的特殊监管体系，这对于建设统一的国内市场是不利的，必须加以节制和引导。而各地、各部门申报这些特殊功能区的过程，客观上也会给主事者创造寻租机会，不能忽视这一风险。
更需警惕的是对外开放造成社会裂痕的潜在风险。在开放经济体系下，贸易部门通常能赢得更多的资源，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机会更多，且发展中国家掌握发达国家语言技能和参与对外经贸渠道的群体往往赢得更多的收入，这些都可能在不同产业部门、不同区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裂痕，需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补救措施之一就是扩大对内开放。近30年来，区域发展落差已经扩大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地步，以至于有作家惊呼中国进入了“三国时代”（张广天：《三国时期的地铁广播》），而通过推动、组织沿海产业内迁，通过扩大内需，可以为内陆地区和非贸易部门赢得更多的机会。
不仅如此，无节制的对外开放甚至可能对国家的政治统一构成威胁。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已经充分领略过沙俄、日本、英国、法国在我国边疆地区通过所谓“贸易通商”扶植分裂主义势力的痛苦；当前，一些地区偏颇的对外开放政策同样有此风险。为此，必须确保以下几点：对内开放优先于对外开放；对内开放程度必须远远高于对外开放；边疆地区的对外开放不能是对特定外国的开放，而应当是对所有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开放。
总体而言，迄今我国在对外开放问题上尚未摆脱被动的弱者心态，要么视之为贸易争端压力之下不得已之举，要么视之为借助外力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和改革的机会，以至于“以入世推进改革”之说一度广为流传。借助外力推进本国“改革”的思路是一种弱者心态，它妨碍了我们充分认识到对外开放、特别是进口市场的开放能够成为我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有力工具，妨碍我们实现利益最大化。如果我国是某个国家的大买主，那么这个国家的政府和商界为了保持和扩大中国市场，就会努力改善与我国的关系，也会更容易接受我国所倡导的国际经贸和政治规则。时值我国为求宏观经济外部平衡而努力扩大进口之际，应当充分培育、运用这种影响力。
在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中，组织实施具体的项目（万商西进、桑蚕西移、加工贸易内迁之类）固然重要，但政府特别是高级别政府的重要职能应是为之创建适宜的软硬环境，使之可持续发展。尤需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尽可能保证收益公平分配。为此，在国内，需要继续改进现行增值税制和资源税制，避免出现税源过多地从工厂、矿山所在地向公司总部所在的东部大城市转移，加剧区域发展失衡。在国际上，需要通过完善对转移定价等跨国避税行为的监管，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离岸金融中心）的税收、信息交换协定来防止我国税源流失。增加的税收收入应当多用于完善公共服务，并在改善税收征管的同时推动适度降低税率，只有这样才能吸引遵纪守法的各国企业前来，而不至于形成“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局面。
第9篇：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范文
浙江选择这一战略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
首先，率先实施“经济国际化”，是“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的形势所迫。WTO后过渡期的即将结束，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全面深入参与国内各行业的竞争，无论是消费品市场还是生产资料市场，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都越来越意味着国际化性质。要开拓市场空间，必须借助国际生产要素，积极改造提升民营经济，首先是占领国内新兴的中高端市场，进而开拓境外同层次的市场，这是一个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基本路径。它符合国际竞争力专家迈克尔•波特教授提出的“先建立本垒，再走向国际竞争”的国际竞争策略。
其次，率先实施“经济国际化”，是开放型经济战略的必然趋向。省“十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战略任务，但从我省目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来看，由于受国际市场竞争格局、国内外资政策与出口退税政策、国内市场信用状况等影响，实际上还停留在抓“外贸、外资、外经”的三外阶段。这从我省外贸出口、外资对经济增长及投资的影响上可以得出结论。浙江1990―2004年年均外贸增长27.7%，超过同期GDP19.8%的增长率，到2004年外贸进出口达850亿元，外贸顺差已占全国97%；外贸依存度达62.4%，其中出口依存度为42.8%，已成为全国第四大外贸省份。外贸进出口居全国第三的江苏省外贸依存度达91.1%，但出口依存度仅比浙江高出3.9个百分点；再从外资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累计利用外资123.6亿美元，居全国第5位，外资依存度（即外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比率）为9%；2004年则达到9.3%，同年广东达到26.78%，江苏达到14.7%；可见浙江外资对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贡献较低，引进技术和人才等方面差距较大。这种以外贸出口创汇为主导的开放型经济模式，实际上已遇到了土地、国际贸易壁垒、劳动力成本上涨、电力与原材料紧缺等严重障碍，应适时向积极利用外资直接投资、先进技术和人才转变，以提升我省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率先实施“经济国际化”，可以推动体制创新，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WTO意味着中国改革形势进入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阶段，浙江传统以市场先发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机制优势在逐步弱化，效应在递减。浙江的体制机制差距在于与国际经济发展的“接轨度”上，因此，需要以主动国际化带动体制机制创新，带动政府职能转变，率先基本形成比较完善的、与国际经济规则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与运行机制。
第四，率先实施“经济国际化”，可以缓解浙江发展面临的要素与资源环境障碍。主动国际化战略包含了“走出去”战略。通过境外直接投资、并购境外企业、建立产品加工基地、设立贸易机构、建立原材料基地、进行资源开发、建立前沿的研究开发机构、拓展境外上市等，可以缓解资源要素制约，进而“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应该看到，“十一五”时期国内已有不少沿海省份提出了这方面的战略调整。如广东省将“十五”计划中的“外向带动”战略进一步深化为“经济国际化”战略，准备在更大范围、更广区域、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江苏也提出了深入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可见沿海省市对这方面的重视。
从浙江来说，实施经济国际化战略核心在于构筑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具体为：
（1）经济国际化战略要点。经济国际化战略的要义，一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适应国际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竞争集群化趋势，以块状经济整合提升为重要基础，加快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延伸上下游产业链，健全服务支撑体系，塑造区域国际品牌，尽快形成国际性产业集群，成为我省参与国际竞争的主力。二是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经营能力的企业集团。鼓励企业优化重组形成行业龙头，支持鼓励龙头骨干企业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引导中小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配套协作关系，推动优势企业与跨国公司建立战略联盟，支持科技企业境外上市，加强与国外行业协会的合作与交流，着力提升重点骨干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三是培育若干具有国际影响的重点开发区。根据产业集群发展需要，整合省内各类开发区，鼓励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开发，引进国际先进的园区开发运作机制，吸收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参与大型开发区建设，应用国际先进的开发区管理模式，形成若干创新能力强、国际化程度高、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完善的重点开发区。四是重点培育两类城市的国际化服务功能。一类是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主要服务多个国际性产业集群或新兴产业，强化城市综合；另一类是绍兴、义乌、乐清、永康等中等城市，以服务一个国际性产业集群为主，强化相应的专业化服务功能，建设若干具有国际化产业服务功能的城市新区。
推进经济国际化，必须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综合效益，把握好以下五大取向：在战略目标上，把提升省域经济国际竞争力作为根本取向；在产业导向上，把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作为主要方向；在工作着力点上，把推进民营企业国际化和促进民企与外企互动发展作为突出重点；在布局框架上，把一批重点开发区作为外资经济的支撑平台；在利用形式上，要坚持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并举。
（2）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是重中之重。产业集群化发展是当今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构筑国际竞争优势的主要途径，无论是传统加工制造产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都呈现这一规律。同时，世界发展报告也指出，产业集群已超越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国际资本的主导力量。我省产业发展也应遵循这一规律。
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有三个路径：一是块状经济整合提升，形成以我为主的国际性产业集群。主要是已经具备产业集群雏形的块状经济，即已经突破加工制造优势，开始向研发、营销、物流、品牌等多方面优势扩张的块状经济，以增强产业支撑服务功能为核心，整合省内资源、集聚国内外先进要素资源，打造以全球市场为目标，拥有众多国际化企业和知名品牌，汇聚国际一流研发、生产、营销、物流等功能于一体的集群化体系，成为国际性产业中心。这应是我们培育的重点。从全省角度，可考虑重点培育以杭州为中心、沪杭甬高速公路沿线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以杭州为中心、涵盖绍兴、台州、金华等市的现代医药产业集群；以宁波为中心、涵盖嘉兴、绍兴等市的石化产业集群；以温州为中心的电工电器产业集群；以萧绍平原为中心的纺织产业集群；以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州为重点的服装产业集群等。二是块状经济升级为规模更大、档次更高的国际性加工制造基地，融入长三角国际性产业集群。我省多数块状经济仅在产品、零部件、专业化加工环节或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专业化优势与发展潜力，没有信息、研发、营销等多方面优势，因此，应该积极融入省外国际性产业集群或跻入跨国公司全球制造体系，找到稳固的技术、资本、市场依托，成为国际性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通过大规模、集群式引进外商投资企业，培育新兴的国际性产业集群。利用当前某些产业国际转移的群聚式特点，在产业发展优势区域可以集群式引进发展新兴产业，带动地方相关产业或配套服务业的成长，无中生有地建立内外资融合的国际性产业集群。具体可考虑把邻近沪苏的嘉兴、湖州和具有国际港口优势的宁波等作为重点区域。
（3）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新型制造业。发展新型制造业，一是抓住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和台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某些生产环节向中国转移，以及大量海外留学生回国创业的契机，以杭州、宁波、温州三大中心城市及国家级、省级开发区为依托，突出孵化器（科技园）、高教园区等创新创业设施建设，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发挥海洋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海水淡化、海洋运输、海洋渔业、海洋旅游、海产品精深加工等海洋产业，尤其要充分利用深水岸线和滩涂资源，依托化纤、塑料、金属加工大省的市场优势，在宁波、舟山、嘉兴等地集中合理布局建设以石化、冶金、船舶修造、能源等工业为主体的大型临港工业基地，同时也可克服我省产业结构瓶颈；三是与培育国际性产业集群相结合，突出传统产业装备更新改造、替代进口的需要，有选择地发展装备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