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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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体验经济；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一、体验经济产生的背景和旅游业的新趋势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史，人类的经济活动走过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经济三个阶段，进入21世纪，人们从低层次的生理与安全需求中调转目光，将兴趣投向广阔的精神需求领域，这一发展趋势宣告了体验经济的繁荣时代已经到来，在此背景下，作为高端文化产品的文化遗产迎来了广大旅游者青睐的目光。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一词最早见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的著作《未来的冲击》当中。体验经济中，消费者消费的客体不再仅仅是商品或者服务，而更多的是获得一种体验和感知。因此要求产品的开发商和制造商从生活情景出发，开发能够获得消费者心理认同，调动综合感官体验的产品，用充满感情的力量给顾客提供难以忘却的愉悦经历，这份经历是一种冠绝，一种不仅在身体上，更是在情绪上、精神上和智力上的体验。与前面三种经济类型相比较，体验经济富有的是一种舞台展示的经济功能，提供的是难忘且充满个性的产品，突出感受，并历时短暂却能给旅游者留下经久不衰的难忘回忆。体验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消费是一个过程而非产品单纯的物质形态，其追求的最大特征就是消费和生产的个性化。

旅游者要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离不开完善的旅游体验载体系统，不同的旅游单位其旅游体验系统存在差异，以最常见的旅游景区为例，旅游景区的体验载体主要有四大类，分别是舞台体验载体、活动体验载体、环境体验载体和服务体验载体。其中舞台体验系统是基础与前提，活动体验系统是核心，环境体验系统和服务体验系统是支持系统。在参与旅游活动的过程中，能否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除了外部因素之外，还取决于旅游者本身和媒介。旅游者本身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以及接受新事物的能力等关系到外界刺激被旅游者感知的深度和所获得的愉悦感；而媒介则决定了旅游者的需求和市场供给之间的匹配度。

二、体验经济背景下的民俗文化遗产特征

文化遗产是指从艺术、历史或科学的角度评价，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物、遗址和建筑物。文化遗产根据存在的形态可分为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遗产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中具有典型特征和普遍意义，并具有极高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主要包括民俗活动和民俗事象两大类。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是从经营者的角度考虑，在文化遗产本身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上，通过旅游开发和策划，进一步汇集和提升其文化价值，为旅游者提供丰盛的文化体验产品。

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核心是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文化体验。这种文化体验分为物质、制度和文化心理三个层次。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旅游诉求是综合的，因此，光顾文化遗产旅游的游客并不满足于物质层面的体验，他们更看重的是体验思想制度和文化心理层面的旅游产品，这也是大多数深度旅游者对旅游品质的文化层面的要求。从体验主体上看，旅游者的体验效果取决于他们的文化层次和知识结构等诸多因素；从客体上看，遗产地文化特色是否通过旅游产品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内容是否丰富等将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而从媒介上看，是否具有统一的主题框架引导和规范旅游者的行为，并为旅游者获得完整、丰富、创新的旅游体验提供支持。

与一般的文化遗产一样，民俗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性、传承性等特征，除此之外，民俗文化遗产还具有多元性、变异性、中心发散性、地方性、神秘性、适应性、实用性等特征。多元性是指民俗文化的种类繁多；地方性是民俗在空间上所显示的地理特征或者乡土特征，这一特征是民俗文化民间身份的体现，也说明了任何一种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的制约，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变异性是民俗在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的过程中所反映出来的强大的适应能力，标志着民俗事象在流传的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变化。也正因为这种变异性，民俗文化的传承才造就了多元而庞大的民俗文化体系，而非单一文化的单纯复制。民俗的神秘性是源于先民在科技不甚发达的年代自由发挥想象力，从大脑中构建出种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对生活加以阐释，进而形成了今天流传于民间丰富多彩的神怪世界和美丽的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容。许多民俗文化事象今天看来荒诞不羁且难以理解，而实际上在过去先民所生活的年代正反映了科学的落后和特定时代下的生活方式，只是过去的生活方式已不被现代人所理解，因此对于先民来说来源于简单而平实的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对于现代人来说平添了几分神秘。民俗文化的适应性和变异性是相生的两大属性，而实用性反映了民俗来源于民间，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一原理。

由于民俗文化本身具有传承性和变异性，因此民俗文化遗产的亲民性在旅游产品的体验性开发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通过对民俗文化遗产生活属性的挖掘和情景再现手段，可以开发出丰富的体验性旅游产品，既为旅游者提供了愉悦的经历，又达到了传承中华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作用。

三、民俗文化遗产的体验性旅游开发策略研究

民俗文化无疑是体验旅游开发的重要对象，也是旅游开发操刀者不竭的灵感来源。对于旅游开发者和经营者来说，民俗文化遗产是吸引游客参与体验性活动的有力卖点，随着民俗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活动的增多，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开发者对文物保护不力，规划不当，解说不详，导致民俗被误读、误用、甚至在游客的心里留下了“民俗=低俗”的错误认识。如传统的婚俗中，有些地区在新娘出嫁离开娘家之时在地上撒米驱邪，导游和活动组织者均向游客解释此民俗源于民众的封建思想，甚至违背民俗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编造故事为此民俗增色。而事实上新娘出嫁向地上撒米源于过去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农村家家散养鸡鸭，新娘出嫁朝地上撒米是为了吸引鸡鸭啄食，避免鸡鸭啄伤新娘破坏婚礼的喜庆气氛。因此，为了向旅游者提供真实且愉悦的民俗文化体验之旅要求开发者和经营者立足实际，提升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在维护民俗文化遗产原真性的基础上开发体验性产品。具体来说，可从物质、制度和文化三个层面着手：

（一）物质层面

物质层面是民俗文化的载体，也是旅游者接触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所获得的第一感官体验，物质打造的好坏决定了旅游者对旅游产品的第一印象，关系到旅游者是否愿意进一步深入下去体验旅游产品更深层次的内容。而要打造物质文化精品要求开发者深入挖掘民俗文化的内涵，将民俗文化的物质形态以适应体验式旅游发展的方式予以呈现，并赋予符号化和象征化特征。民俗文化遗产与体验经济的结合要求民俗文化不能一成不变地展示其乡土的一面，而要结合城市生活方式，以迎合旅游者消费需求，朝旅游工艺品的方向发展（舞台展示的道具除外，舞台展示必须较为本真地表现民俗的一面，这样才能给旅游者带来真实的民俗体验）。

（二）制度层面

民俗的制度层面在体验经济当中运用较少，主要存在于民俗事象的解说当中，为了帮助游客更深入地理解民俗产生、变异、发展乃至消亡的历程，为其进一步参与体验式活动提供真实的知识背景，促进游客获得满意的旅游体验，旅游开发者应对所开发的旅游产品涉及到的民俗活动和事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并将其以各种物质形态和手段予以展示，以帮助游客理解民俗活动和事象别后所隐藏的思想和制度文化，从而提升游客对民俗文化价值的认知和保护意识。

（三）文化层面

文化层面是最高层面，一方面要求旅游者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只有国民素质提高了，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保护民俗文化的氛围，那么参与并体验民俗文化才能从单纯的娱乐发展成为文化享受。消费者消费需求的转变才能推动供给的转型，迫使开发者立足于民俗文化的核心，即文化产品的开发，从而推动深度体验旅游的发展，触动旅游者的心弦，使旅游者获得高峰体验。

旅游开发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就旅游开发者来说，要注重景区整体人文氛围的营造，将文化融入景区的方方面面，不仅出于经济利益，并在获利的过程中以景区的文化氛围感化游客，在游客与旅游景区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文化互动，达到弘扬传统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双赢目标。

参考文献：

1.(美)威廉・A.哈维兰;瞿铁鹏,张钰译.文化人类学[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第2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自驾车旅游市场；出游半径；差异；苏州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1―0042―06

自驾车旅游是早年流行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一种旅游形式。近年来，随着我国有车族和有“本”族的迅速增多，自驾车旅游逐渐成为我国一种时尚旅游休闲方式。自驾车旅游具有自主程度高、消费行为多样、小团体活动的特性。自驾车旅游者对于旅游活动的安全性、机动性和精彩性、旅游地的可游览性以及旅游体验的快乐指数等具有较高要求。由此可见，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表现出多元化，对自驾车旅游市场需求特征分析非常必要。目前，关于自驾车旅游市场研究主要表现在，一是实证分析自驾车旅游对旅游企业影响以及如何开发自驾车旅游；二是分析自驾车旅游市场发展动力、特征以及对旅游业发展的作用；三是探讨自驾车出行者的经济特征、闲暇时间对自驾车旅游交通需求的影响，并构建交通需求模型；四是从供给系统、需求系统、信息系统和支持系统出发探讨构建自驾车旅游网络体系。上述研究不足之处是没有深入剖析自驾车旅游细分市场特征。充分认识和了解自驾车旅游细分市场需求差异性，针对不同细分市场需求特征开发相应自驾车旅游产品，对于我国自驾车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自驾车旅游以自由、自主、自助为突出特点，自驾车单程出游半径的不同，旅游市场需求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以上思考，本文以苏州市为例，试图通过市场抽样调查，分析自驾车旅游出游半径不同表现出的旅游需求差异，为把握自驾车旅游出游规律以及提供适销对路的自驾车旅游产品提供理论依据。

1　研究设计

1，1研究设定

由于自驾车旅游者要自行解决旅游交通问题，受出游距离和路况等方面的限制，不同出游半径表现出的旅游行为特征具有一定差异性。为深入分析这种差异性，本文以出游半径为出发点，分析不同出游半径的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张晓燕在分析我国华北地区自驾车旅游者行为特征中，根据出游单程里程数，将自驾车旅游者分为5类：近程旅游者(100千米以内)、近中程旅游者(100～300千米)、中程旅游者(300～500千米)、中远程旅游者(500～800千米)和远程旅游者(800千米以上)。根据这一原则，本文按照单程出游半径不同，按照上述分类原则将自驾车旅游市场分为5类：近程旅游市场(100千米以内)、近中程旅游市场(100～300千米)、中程旅游市场(300～500千米)、中远程旅游市场(500～800千米)和远程旅游市场(800千米以上)，并从出游动机、旅游信息渠道、出游组织方式、出游时间、停留时间、人均旅游消费以及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因素等7个方面分析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的差异。

1.2

资料来源

基础数据来源于实地问卷调查，兼顾访谈。旅游市场调查既可在旅游地进行，也可在客源地进行，在客源地调查的市场分为实际旅游市场(已经发生旅游行为)和潜在旅游市场(未发生旅游行为但有旅游消费的意愿)。本文是从客源地角度――以苏州为样本地，调查实际发生自驾车旅游行为的群体，以更好地了解不同单程出游半径的旅游市场特征。由于苏州在2008年底私人汽车保有量达到61.75万辆，比2007年增长21.5％，居江苏省第一位，因此，以苏州为例研究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调查时间分为两个时间段，即2008年11月15～16日和2009年4月18～19日，均为双休日。调查地点选择苏州私家车出入较为集中的区域，主要在商业游憩区(观前商贸中心、石路商业街、左岸商业街、十全街和凤凰街)和休闲游憩区(湖滨新天地、奥特莱斯广场、科文中心等)。正式调查前进行简单访谈，在了解对方有自驾车旅游经历后对其深入调查。向有自驾车旅游经历的群体共发放问卷400份，经过复查确认，回收有效问卷323份，回收有效率为80.75％。对调查问卷采用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软件SPSS13.0进行统计分析。

2　不同出游半径自驾车旅游行为的差异分析

2，1出游动机差异

表1显示，自驾车出游动机以休闲／度假为主，比重在37％-51％之间，超过了排在第2位观光游览动机，在休闲时代，休闲／度假旅游成为重要旅游产品，而自驾车旅游是人们选择休闲／度假的主要方式。具体分析，随着出游距离增加，人们休闲／度假动机愈明显，近程休闲／度假动机的比重为37.61％，近中程、中程、中远程休闲／度假动机的比重逐步增加，远程的比重最高，为50.88％。以探亲访友为动机的远程自驾车旅游市场比重最小，明显低于其他类市场的比重。以购物和美食娱乐为动机的白驾车旅游市场的出游半径主要在100千米以内，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市场的比重，说明以购物和美食娱乐为主要动机的自驾车旅游主要选择近距离的旅游地。5类市场在以观光游览、商务会议、丰富经历、健康／疗养为动机方面表现差异性不明显。

2，2信息渠道差异

不同出游半径的自驾车旅游者获取旅游信息的渠道多种多样(表2)。以比重前3位的信息渠道统计分析，5类市场获取自驾车旅游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亲朋好友”、“网络”和“旅行社”，累计比重均超过75％。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亲朋好友诚信度高，因此不同类型的自驾车旅游者信赖亲朋好友的“口碑”，愿意接受其推介；二是由于白驾车旅游出游基本靠自己，对出游相关信息需要自己去收集，这明显有别于参加团队出游依赖旅行社而无需自己收集信息的特点，旅游者自己收集详细旅游信息的重要途径就是网络，另外也到旅行社咨询旅游地的相关信息。在这3种信息渠道中，近程、近中程通过亲朋好友介绍的比重相对较多，而远程主要通过网络的比重相对较多，比重接近一半，而中程和中远程的通过3种渠道的较均衡。通过广告、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渠道收集相关信息的比重很少，主要是这些渠道只是涉及旅游地部分信息，如旅游资源和旅游商品介绍等，而诸如旅游道路交通通达度、路况、加油站、停车场、旅游景点的具体线路走向、餐饮和住宿等详细的信息难以提供，因此，自驾车旅游者较少通 过这些渠道收集旅游信息。

2，3出游组织方式差异

表3显示，5类旅游市场的组织方式主要以自行组织为主，所占比重均在68％以上，其中近程的比重最高，达到83.33％；而通过汽车租赁公司组织和旅行社组织的比重较小，均不到10％，中远程和远程自驾车旅游的基本上没有通过旅行社组织的。通过单位组织自驾车旅游的以中程和近中程旅游地为主，比重分别为23.53％和18.61％；以汽车俱乐部组织自驾车旅游的，远程市场在所有5类旅游市场中比重最高。

在出游方式上，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主要是通过家人伴随或邀约同事朋友一起出游的比重较多，累计比重在70％～80％之间。独自出游且在旅游地一切依靠自己的比重也较少，5类旅游市场的比重均不到10％。中远程和远程的自驾车旅游者独自出游且在旅游地依靠当地亲朋帮助的比重较高，分别为21.03％和20.79％，中程以内的自驾车旅游者通过这种方式较少。

2，4

出游时间差异

由表4可知，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在选择出游时间上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近程、近中程和中程的自驾车旅游者在小长假选择出游的比重为33％～40％之间，明显高于“十一”和春节两个长假的比重。而中远程和远程的自驾车旅游者选择“十一”出游比重最高，由于出游距离远，需要一定时间保证，而“十一”7天长假能够保证远距离旅游，另外，带薪休假也保证留有足够时间出游远程旅游地，因此，比重也较高，仅次于“十一”长假，春节长假对于大多数旅游地来说旅游效果不理想，因此比重相对较低，中远程和远程自驾车旅游者在双休日受时间约束，难以实现远程旅游，所以选择双休日出游的比重很小，明显低于近程、近中程和中程的比重，800千米以上的没有在双休日出游的。由此可见，小长假、“十一”、春节、带薪休假和双休日对于500千米以内旅游地的自驾车旅游者影响较小，而双休日对500千米以外的中远程和远程的自驾车游客限制性较大。

2，5停留时间差异

表5显示出自驾车旅游停留时间与出游半径关系。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驾车旅游者一般停留1～3天，停留2天的比重最大，分别为41.67％和43.94％，停留4～7天的比重较小，没有超过7天的。出游半径为中程的停留时间集中在2～7天，累计比重达90.2％，停留1天的不到2％，停留7天以上占有一定的比重。出游半径为中远程和远程的停留时间主要集中3天以上，尤其是停留时间为4～7天比重最大，接近50％，出游半径在800千米以上的远程旅游者停留时间在7天以上的占36.84％。在所有出游半径市场中比重最大。由此可见，自驾车旅游的出游半径与停留时间呈正相关，符合旅游效用最大化原则，即根据行游比原则，出游半径越大，旅途花费时间就越长，表现为出游成本就越大，为获得更大的旅游利益，由此需要在游览中花费较长的时间。

2，6人均旅游消费差异

表6显示，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的人均旅游消费表现出一定差异性。近程和近中程旅游市场人均旅游消费特点表现为椭圆形，中间大两头小，人均旅游消费主要在100―300元、300～500元和500～1000元段，两类旅游市场累计比重分别为90.28％和93.94％，比重最大的在300～500元段，人均旅游消费在100元以内和1000元以上的比重较小。中程和中远程旅游市场人均旅游消费主要集中在300～500元和500～1000元段，累计比重分别为86.28％和79.78％。远程自驾车旅游市场人均旅游消费水平较高，人均消费在1000元以上的比重占63.16％，500～1000元的比重16.85％。由此可见，自驾车旅游的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与出游半径呈正相关，即出游半径越远，人均旅游消费水平越高，这与停留时间长短有一定关系。中远程和远程旅游市场停留时间越长，一般在3-7天，因此旅游消费水平高。

3　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的因素分析

虽然自驾车旅游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但还没有形成相当规模，且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阻碍因素。在广泛阅读文献资料基础上，结合自驾车旅游市场发展实际，本文研究总结出了13项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的因素，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归纳出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进而分析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这些影响因素评价差异。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要求应答者用1(非常反对)一5(非常赞同)的等级方法来表明自己对表述的回复。

3，1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的主要因素

在因子分析法中，提取公因子的标准是特征根大于1，并按照特征值大小排定公因子位序。根据这一标准，对13项有关自驾车旅游者评价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因素的信息进行“提纯”，选取4个公因子并进行命名，4个公因子的累计贡献率为70.79％。第一个公因子在道路标识系统不完善等方面因子载荷均较高，反映了道路标识系统对自驾车旅游影响程度，可称为道路标识影响因子，且特征值为6.57，排在第一位，说明道路标识是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第二公因子载荷具有综合性质，主要在景区停车、住宿、餐饮和娱乐等负面影响方面载荷相对较高，反映了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滞后对自驾车旅游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状况，因此称为旅游服务设施影响因子；第三公因子在汽车过路费、停车费、油费等相关费用方面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经济成本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可称为经济影响因子；第四公因子在驾车安全性方面具有较高载荷，反映了自驾车旅游存在的驾车安全隐患影响其发展，可称为安全影响因子(表7)。

3，2 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影响因素的评价差异

3，2，1道路标识系统影响评价差异

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于道路标识系统影响因素的评价存在较明显的相异性，一致性方面，5类市场对于“不少景区标识系统不完善，导致路向指引不明”和“城市道路标识不清，经常导致迷路绕路”的评价具有较高一致性，均值得分在3.3―3.94之间，得分较高，说明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的旅游者比较赞同景区标识不完善、城市道路标识不清楚是影响其自驾车旅游的重要因素。差异性方面主要表现在“乡村或郊区道路标识空白”方面，近程、近中程对这个赞成度较高，均值得分在4左右，而其他3类市场的均值得分相对较低些。这主要是自驾车旅游者在中程以上的旅游地较少选择旅游资源品位不高，吸引力不强的乡村旅游资源，即使选择去，也是选择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地。调查结果显示，中远程和远程的自驾车旅游者选择距离较远的省外类似乡村旅游地等新开发景点的比重较小，分别为13.57％和11.29％，而选择传统著名景点的比重很大，分别为48.57％和57.15％。相反，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驾车旅游者经常选择乡村旅游地或者是城郊型旅游地。根据调查结果，近程和近中程自驾车旅游者选择本市周边的新开发景点和未开发但环境较好地方的比重相对较大，近程选择这两类旅游地的 比重为41.93％，近中程选择的比重为43.86％。但本市周边像这些类型旅游地处于城市旅游地和风景名胜区之间，是两类成熟型旅游地的过渡带，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许多地方道路标识空白，进而影响自驾车旅游者进入该类型旅游地。

3，2，2旅游服务设施影响评价

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于旅游服务设施影响因素的评价也存在较明显的相异性，一致性评价主要表现在“景区沿路缺乏经济型酒店及廉价汽车旅馆”和“娱乐设施简陋，数量少”两方面，由于我国旅游业处于成长阶段，目前类似汽车旅馆专门类住宿设施发展相对滞后，且旅游娱乐产品不丰富是我国旅游业发展主要限制因素，因此同样影响自驾车旅游发展。差异性评价主要在“景区停车场有限，适合停车旅馆太少，停车困难”、“较难寻找清洁卫生就餐环境”和“缺乏预订网络，很难提前预订到房间”3方面，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驾车旅游者评价均值得分较高，而其他3类市场的均值得分较低。表明选择中程以上旅游地的自驾车旅游者不很赞同这3方面是影响自驾车旅游的主要因素，主要是因为自驾车旅游出游中程以上旅游地主要选择发展成熟型景区，而成熟型景区的旅游服务设施相对完善，对自驾车旅游影响相对较少。

3，2，3经济成本影响评价

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于经济成本影响因素的评价也具有一定的相异性，一致性评价主要表现在过路费和停车费两方面，且均值得分在3.5分以上，最高的达4.02分，说明收费站多致使过路费开支大、停车费多且标准不一等经济成本是影响自驾车旅游的主要障碍。差异性方面主要表现在“油费等开支较大”方面，近程和近中程的自驾车旅游者评价均值得分较低，而其他3类市场的均值得分较高，表明出游半径在中程以上的自驾车旅游者认为油费价格高、随着出游半径增加致使油费开支大是影响自驾车旅游选择中程以上旅游地的限制因素之一。

3，2，险性影响评价

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对于安全性影响因素的评价表现出一致性，赞成自驾车旅游出现车辆故障而抛锚，以及一些不熟悉危险性较高的山路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因素是影响自驾车旅游的主要限制因素，评价均值得分在3.3以上，最高得分为3.97分，表明绝大多数自驾车旅游者对这两个影响因子考虑较多。

4　结论与对策

4，1依据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做到有的放矢拓展各类市场

综上所述，近程、近中程、中程、中远程和远程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在旅游动机、信息渠道、出游组织方式、出游时间选择、停留时间以及人均旅游消费等6个方面即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同时也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性(表8)。一致性主要是5类市场均表现出较强的休闲／度假旅游动机，通过“亲朋好友”、“网络”和“旅行社”3类渠道获取旅游信息，自行组织和家人亲朋是主要出游方式，灵活自由小长假成为5类旅游市场选择出游的理想时间。差异性主要表现在：除休闲／度假动机外，近程旅游市场还有明显的购物和美食／娱乐动机，近中程、中程和中远程还有观光、探亲访友动机，而远程市场没有探亲访友动机；远程旅游市场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比重高于其他途径，且出游组织上还通过汽车俱乐部，这两个特点明显区别于其他类型市场；在出游时间上，除选择小长假外，近程和近中程选择双休日出游，而中程以上的市场选择“十一”长假和带薪休假出游；停留时间和人均旅游消费均与出游半径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出游半径越大，停留时间越长，人均消费越高。因此，结合5类自驾车旅游市场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旅游市场开发战略，根据旅游动机提供相关旅游产品；依据不同信息渠道来源做好旅游宣传，重视“口碑”效应在自驾车旅游市场中的运用；充分利用“十一”、5个小长假、双休日以及带薪休假的契机大力开拓各类自驾车市场，尽可能延长逗留时间，增加旅游消费水平。

第3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一、长宁竹石林概况

（一）石林与竹石林涵义

石林：喀斯特地区的岩石在阳光、雨水、二氧化碳、有机酸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石芽、石峰、石柱、石塔等景观。这些石头拔地而起，疏密有致、形态各异，参差错落，从列似林，因而称之为石林。

竹石林：竹林中藏有石林，石林中长有竹林。

（二）长宁竹石林发育演化及特征

1、长宁竹石林概况及发育演化

长宁竹石林景区，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规划面积83平方公里，包括高简竹石林核心旅游风景区，海枯石烂诸葛古榕、亿年桫椤、寒武纪石垅坡石林、余泽鸿故居等旅游景区。高简竹石林核心旅游景区包括芭蕉硐、苦竹石林、楠竹石林、地缝、桃园、五子登科、人居天坑、牛滚凼（dang）、陈家湾、玉峰屏10个景区。竹石林以寒武纪和奥陶纪喀斯特地貌的古老性，地表石林、地下溶洞和天坑（漏斗）、地缝“四位一体”的立体性，楠竹石林、苦竹石林的独特性，成为了中国向联合国申报“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的候选地。

竹石林景区，地处长宁县梅硐镇，属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约13.8度，年降水量1200-2000mm。景区位于长宁背斜的轴部和北翼。长宁背斜处在中国南亚板块滇黔褶皱区之间的娄山褶皱带上，这里是四川盆地向云贵高原的过渡带，为海拔500米至1400米的低中山。竹石林的碳酸岩主要形成于距今5.23亿年-5.41亿年前的寒武纪中上统和距今4.53亿年-4.78亿年前奥陶纪中统宝塔组。在古生代的寒武纪和奥陶纪时期，这里是一片大海，经历了漫长的海底沉积，形成了深厚的碳酸盐。由于地壳的运动，碳酸盐抬升为陆地，经过亿万年的风化剥蚀和雨水溶蚀，及其数千年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今天分布集中、相对稳定、原生性和代表性强的竹石林景观，在地质地貌、生物生态、文化美学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科研价值。

2、长宁竹石林独具特色

竹石林旅游景区既是竹（森）林喀斯特的典范，又是立体喀斯特的典范。古老而神奇的石林与浩渺翠绿的竹林交相辉映，成为世界上最奇特的竹林喀斯特，独具特色的竹石林。

二、长宁竹石林旅游开发

利用本地独特的竹石林、优美的自然环境、悠久的竹文化、新兴的竹商品，发展纵向“四位一体”与横向“链状”联动开发，打造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整体愉悦美的旅游目的地。这既是对原有蜀南竹海品牌的提升，同时也反映了未来旅游发展的大趋势。

（一）纵向“四位一体”联动开发

利用地表竹石林、地下溶洞、天坑（漏斗）和地缝景观“四位一体”的立体性，发展纵向联动旅游。地表竹石林以科考、观光、影视、体验为主题开展形式各异的旅游活动，使游客在游览的同时得到知识的填充，在科考与学习的同时体验到目的地的独特景观。地下溶洞以科考、探险、访幽、体验为主题，与地表竹石林相呼应，同属喀斯特地貌，形成不同景观，给游客视觉上的不同感受，以此激发游客的兴趣。天坑以体验、科研为主题，适宜的人居环境为发展“人居天坑”旅游打下了良好基础。地缝以科研、观光、体验为主题，在千奇百怪、形状各异的石林中，深浅不一、宽窄不一的地缝纵横交错，蔚为奇观。人行其中，宛如进入地下迷宫。

（二）横向“链状”开发

这是一种横向区域一体化的开发模式，主要针对目的地内有多个不同质或同质的旅游小区，不论同质与否，各个旅游小区都独具特色，相互之间存在竞争。开发重点在于将这些旅游小区的竞争变为一种一体化的合作，各自形成鲜明的形象，形成一种相互扣接的链条式关系，相互互惠互利。这样开发带来了区域一体化的优势，形成旅游市场的全面对接，通常采取的方式是线路对接、交通对接、目的地对接、以及旅游企业对接等。目前成熟的横向“链状”开发有旅游线路的设计，实现了线路、交通、目的地的对接，这对于不管是旅行社组团游客，还是自发组团游客来说，都是很好的一种开发方式。

（三）纵向“四位一体”与横向“链状”联动开发

纵向“四位一体”与横向“链状”联动开发是一种充分利用景区空间景观的一种开发方式，致力于为游客提供创新、紧凑、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联动开发以旅游地竹石林景观的开发为出发点，从纵向与横向的资源条件、游客需求、旅游空间环境、管理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开发，以此提高区域旅游竞争力。同时，还应与其他旅游地在旅游产品、旅游线路、交通、营销等方面进行合作，形成区域旅游联动发展。对于某一旅游地来说，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必须与其它旅游地在旅游产品、旅游线路、交通、营销等方面进行合作，形成区域联动发展。加强区域的联合和协作，可以扬长避短，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增强区域旅游发展优势，还可借助周围旅游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扩大自己的客源市场，促进产品的销售，降低促销成本，增强区域旅游的吸引力和争力。

因此，要正确认识区域纵向与横向旅游联动的意义和作用，加强纵、横联合，建立区域联动开发旅游协调机构和旅游协作制度。通过对区域纵、横旅游产品的组合搭配，形成互补性的旅游产品群，有效地避免近距离内的重复建设和浪费资源的现象。在区域旅游开拓方面，区域内部应加强联系，制定共同的整体促销计划，树立区域旅游整体形象，加强对区域旅游联合发展的宣传。

三、经验启示及展望

第4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本文应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利用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规模分析方法对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规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均非典型的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而是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分布,且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规模呈相对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相对较大,不同梯度之间的分化明显。演化分析表明等级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的类型转换,国内旅游表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总体上呈集聚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

旅游经济; 等级规模结构; 江苏省

收稿日期： 2010-10-08; 修订日期： 2011-07-1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转型期中国大城市公共游憩空间分异、效应与形成机理研究》(41101131);

东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青年创新基金项目《转型期城市公共游憩空间结构及优化配置研究――基于社会地理学视角》(3213000502)

作者简介：

宣国富(1977-),男，博士,东南大学旅游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赵静(1981-),女，博士,南京晓庄学院地理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

1 引言

区域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研究,有助于明确旅游经济规模分布的特点,认识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趋势,为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优化等级规模结构,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等级规模结构是城市体系的三大结构之一,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周一星,1995;许学强,等,1997;赵静,等,2005)。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的理论与分析方法可用于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均衡程度和空间模式。但目前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的研究主要是应用标准差、变异系数、锡尔系数等指标进行定量分析(陆林,余凤龙,2005;陈秀琼,黄福才,2006),而运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与方法进行区域旅游经济差异研究的成果不多,对于区域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特征和空间模式的总结也较少。将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应用于旅游经济研究的成果,主要是运用位序―规模理论分析区域旅游经济的规模差异,研究区域集中在中国省际及主要旅游城市,长三角、四川、浙江和江西等地(朱,吴旗韬,2005;杨国良,等,2006,2007;史春云,等,2007;靳诚,等,2007;周彩屏,戈冬梅,2010),首位度分析指标主要采用的是2城市指数,未能全面地反映旅游经济规模的结构特征。

在学科交叉研究的背景下,旅游地理研究已逐渐开始重视运用城市地理相关理论与方法分析旅游现象和旅游问题,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黄泰,等,2003;朱,2006)。本文运用城市体系等级规模结构分析的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探索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空间结构特征,以期为江苏省区域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2 等级规模结构类型与分析方法

等级规模结构类型包括首位分布型、位序―规模分布型和过渡类型(图1)。其中首位分布型属于非均衡的分布型,位序―规模分布型是相对均衡的规模结构类型,过渡类型则介于二者之间。

等级规模结构的分析方法主要有首位度分析和位序―规模法则。首位度分析是通过计算首位度指数来评价规模结构类型,首位度大的即为首位分布类型。目前常用的有2城市指数、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其计算公式分别为:

其中P1,P2,…,P11为从大到小排序后的城市规模。

位序―规模法则是从城市的规模和城市规模的位序的关系来考察规模分布的类型,最早由奥尔巴克(F.Auerbach)在1913年提出,罗特卡(A.J.Lotka)、辛格(H.W.Singer)、捷夫(G.K.Zipf)等学者相继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和发展。其中捷夫模式代表了理想的均衡模式,但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即理想的2城市指数是2,4城市与11城市指数是1(许学强,1997)。目前学术界常用的位序―规模法则是罗特卡模式的一般转换:

其中Pi是第i位城市的规模;P1是第1位城市的规模;Ri是城市的规模位序;q是常数。对其做对数变换可得:

lgPi=lgP1-qlgRi

(5)

其中q值在双对数坐标上代表回归线的斜率。q值接近1,说明规模分布接近捷夫模式的理想状态;q值大于1,规模分布比较集中,首位度较高;q值小于1,规模分布比较分散。q值变大,说明规模分布趋于集中的力量较大;q值变小,则说明趋于分散的力量较大。

本文以江苏省13个地级市作为基本的分析单元,运用首位度指数和位序―规模法则分析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其演化。考虑到连续性数据的可得性及可比性,分别选取1998~2008 年连续时间序列的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外汇收入两个指标进行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 1999~2009年的《江苏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级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江苏省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

3.1 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3.1.1 首位度分析

江苏省国内旅游的首位度指数较低,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数基本在1.2以下,4城市和11城市指数则低于0.7,均低于捷夫模型的理想值(图2)。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没有出现第1位城市呈明显优势的首位分布。具体分析1998～2008年间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分布,发现南京和苏州交替为第1位的城市,且它们之间的旅游经济规模差距不大。南京、苏州和无锡在江苏省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中处于高位序且规模差距较小,是造成首位度指数低的主要原因。

从首位度指数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数基本在1～1.2之间波动,没有形成明显的变动趋势;而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的变动则呈现出微弱的上升趋势。反映了第1位城市国内旅游规模与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使得2城市指数较小,且波动明显。而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规模关系相对稳定,规模差距虽有一定程度地拉大,但不是非常显著。

3.1.2 位序―规模分析

运用SPSS 11.0软件对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规模和规模位序进行回归分析(表1)。回归结果表明,1998～2008年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2均达到0.79以上。r 2是判断符合位序―规模法则与否的主要依据,但由于位序是按规模排列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相关关系,因此不能完全运用r2说明规模结构的类型。r2很大表明该规模结构体系符合位序―规模分布;r2不很大,则可能是首位分布类型,或者在高层次有多个中心并存或特殊类型(周一星,1995)。本文结合r2及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散点图综合判断。由图3可见,江苏省国内旅游的位序―规模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并未形成非常明显的直线分布。因此,虽然位序―规模分析的确定系数不低,但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结构。

根据回归结果的q值变化可判断出等级规模结构的演化特征。由表1可知,1998～2008年的q值始终小于0.85,表明江苏省国内旅游的规模分布相对比较均衡,未出现第1位城市独大的局面,与首位度分析的结论一致。其中1999～2005年q值呈显著的减小趋势,2005年降到最低,2005～2008年q值则呈增大的趋势;表明1999～2005年的规模结构演化呈分散的趋势,而2005～2008年呈现出集聚的趋势。可以认为,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演化呈现出先扩散、后集聚的特征。

3.1.3 等级规模结构类型及演化

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类型既非首位分布,也非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非典型的首位折线分布和直线分布(图3),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多段分化,具有明显的阶梯状结构。根据2008年散点图上明显的规模缺失,可将lgP划分为三个梯度,即［4.68,4.49］、［3.59,2.79］、［2.43,1.68］,对应的lgR分别为［0,1.10］、［1.39,2.40］、［2.49,2.57］。从各梯度的城市数量分布来看,位于梯度Ⅰ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梯度Ⅱ的城市数量较多,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图3、表2)。梯度Ⅰ的苏州、南京和无锡共同构成了江苏省国内旅游的多核心结构,即在高位次上有多个中心并存。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旅游规模呈现相对均衡分布的特点,在散点图上大致呈直线分布,未出现明显的规模缺失。盐城和宿迁位于梯度Ⅲ,与

梯度Ⅱ相比出现了规模级的缺失。因此,江苏省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特点,既存在规模级的缺失,又表现出局部的均衡分布。

通过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规模结构及梯度演化特征(图3),国内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演化可概括为:(1)过渡型的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转换,规模级的缺失与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国内旅游规模分布的多核心结构始终存在,阶梯状分布明显,低位序城市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处于中间位序的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相对较小,呈现局部性的均衡分布。(2)由四级梯度转化为三级梯度,中间位序的城市之间规模差距逐渐缩小,显现局部扩散趋势。1998年的lgP可划分为四级梯度,即［4.44,4.37］、［3.47,3.18］、［2.86,2.78］、［2.46,1.37］。1998～2008年,逐渐由四级梯度向三级梯度转换,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中间位序的城市规模分布由阶梯状向直线转化,规模结构缓慢趋于均衡。

3.2 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分析

3.2.1 首位度分析

入境旅游的2城市指数与国内旅游相当,但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明显高于国内旅游,反映了江苏省入境旅游经济的集聚程度强于国内旅游。主要是由于入境旅游的发展对各要素的要求更高,且入境旅游比国内旅游发展更加依托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黄泰,2003)。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数也低于捷夫模式的理想值,1998～2008年的2城市指数低于1.2,4城市和11城市指数则低于1,第1位城市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图4)。从首位度指数分布看,2城市指数偏离理想值较多,而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偏离理想值较少,尤其是11城市指数相对较高,普遍在0.7以上。这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比较显著,但第1和第2位城市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导致2城市指数相对较低――南京和苏州交替成为江苏省入境旅游的前2位城市,且规模差距不大,构成了入境旅游的双核结构。而核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之间明显的规模差异导致了4城市和11城市指数相对较高。

从首位度指数的演化上看,2城市指数也基本在1～1.2之间波动,没有形成明显的变动趋势;4城市指数变化较小,基本在0.6附近波动;而11城市指数则呈现一定的波动,并表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反映了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规模与第2位城市相比,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第1位城市入境旅游规模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3.2.2 位序―规模分析

由入境旅游经济规模与规模位序关系回归结果(表3)可知,1998～2008年回归方程的确定系数r 2均在0.77以上。进一步观察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发现其并非典型的直线分布,而是存在着明显的规模缺失(图5),这表明入境旅游经济并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类型。除个别年份外,1998～2008年间的q值普遍在0.5以下,表明江苏省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呈分散型分布,与首位度分析的结论一致。与此同时,1998～2008年的q值在0.5附近波动并总体呈微弱增大趋势,表明入境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始终较为分散,但已出现集聚发展的趋势(表3)。

3.2.3 等级规模分布的类型及演化

江苏省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也非典型的首位分布或位序规模分布,而属于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在双对数坐标散点图上表现为阶梯分化的特征(图5)。根据2008年双对数坐标散点图,可将lgP划分为三个梯度,即［11.51,11.38］、［10.65,10.23］、［9.42,7.54］,对应的lgR区间分别为［0,0.69］、［1.10,1.95］、［2.08,2.57］(图5)。位于梯度Ⅰ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大致相当(表4)。不同梯度之间的入境旅游经济规模差距较大,存在规模级的缺失,而同一梯度内部各城市呈相对均衡分布的特点。其中梯度Ⅰ的苏州和南京形成了江苏省入境旅游的双核结构;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差别相对较小,在双对数坐标上呈接近直线分布且斜率较小;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在双对数坐标上的直线斜率相对较大,反映了入境旅游规模差异较大。因此,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也兼具了首位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的特点,既存在规模级的缺失又表现出局部的均衡分布。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差异较小,分布相对集中;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的规模差别较大,分布较为分散。

通过分析1998年和2008年的规模结构及梯度演化特征(图5),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演化可概括为:(1)过渡类型的规模结构未发生明显转换,规模级的缺失与局部的均衡分布并存。入境旅游规模分布始终呈双核结构,阶梯状分布明显,低位序城市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2)延续了三级梯度的规模分布结构,其中梯度Ⅰ仍由苏州和南京构成,而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构成和排序均发生了变化(表4)。

3.3 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比较

研究显示,江苏省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特征及演化具有一定的共性,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具体表现为:

(1) 从首位度指数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的首位度指数都低于捷夫理想模式,第1位城市未呈现出明显的优势;但在第1位城市与其后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方面,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呈现出不同的趋势。从2城市指数的演化来看,无论是国内旅游还是入境旅游,第1位城市相对于第2位城市都未能形成稳定的规模优势。而入境旅游的4城市指数和11城市指数明显高于国内旅游,入境旅游经济在第1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强于国内旅游。国内旅游的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相对稳定,但有一定程度的拉大;而入境旅游的第1位城市与其后的多位城市之间的差距则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2) 从位序―规模分析结果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都未形成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存在明显的规模级缺失。从q值大小来看,国内旅游的q值始终在0.7以上,而入境旅游的q值基本在0.5以下,可见国内旅游规模的集聚程度要强于入境旅游。从q值的演化过程来看,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呈现出先扩散、后集聚的特征;入境旅游的规模结构在整体上呈现集聚的发展趋势。

(3) 从等级规模分布类型及演化来看,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同属于过渡型的规模分布且未发生明显转换,表现为阶梯状的位序规模曲线类型,但在不同梯度的规模结构分布方面,二者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其中国内旅游的规模结构分布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经济规模呈相对均衡的分布;而入境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分布中,梯度Ⅱ和梯度Ⅲ的城市数量相当,其中梯度Ⅰ和梯度Ⅱ内部各城市的入境旅游规模分布相对集中,而梯度Ⅲ内部各城市的规模分布相对分散。

4 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的成因分析

区域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的形成是旅游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陆林,余凤龙,2005)。江苏省过渡型的旅游经济规模结构特征可以归纳为偏低的首位度和非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

首位度偏低的主要原因在于高位次上形成了多个具有强旅游竞争力的城市,第1位城市没有形成明显的领先优势,从而形成了双核或多核结构。例如,国内旅游形成了“南京―苏州―无锡”的多核结构,入境旅游则形成了“南京―苏州”的双核结构。在国内旅游方面,南京、苏州和无锡均是国内旅游者的重要目的地,已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旅游品牌和旅游影响力。南京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和六朝古都,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赋存,且对外交流频繁。苏州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声名,且紧邻上海,区位优势明显。无锡则有“太湖明珠”之称,旅游基础设施完备。其中无锡稳居江苏省国内旅游收入第3位,苏州和南京则交替为国内旅游收入的第1和第2位,且规模差距不大。在入境旅游方面,南京和苏州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和影响力,旅游景点的等级和知名度较高,构成了稳定的双核结构。

非典型位序―规模结构的形成是由于不同梯度的城市之间旅游经济规模差异较大,存在规模级的缺失。江苏省区域经济差异十分显著,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要素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是造成旅游经济规模非均衡分布的重要原因。就国内旅游经济规模的梯度分化而言,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分布格局,除盐城和宿迁处于梯度末端外,大部分城市处于中间梯度。而入境旅游由于对各支撑要素的要求更高,梯度分化也更为明显,处于梯度末端的城市主要有徐州、连云港、泰州、盐城、淮安、宿迁,以苏北的城市为主,镇江、扬州、无锡、南通、常州则大多处于中间梯度。

5 结论与讨论

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具有以下特征:

(1) 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均属于过渡类型,且在时间演化上未发生明显的类型转换。一方面首位度不高,呈现出双核或多核结构;另一方面,规模结构层级不完整,存在阶梯状分布,不属于典型的位序―规模分布。

(2) 国内旅游与入境旅游经济的等级规模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旅游的等级规模结构表现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处于中间梯度的城市旅游规模呈现相对均衡分布;而入境旅游的规模差异相对较大,不同梯度之间的分化明显。在旅游经济规模结构演化方面,国内旅游表现出先集聚后扩散的特征,而入境旅游总体上呈现出集聚发展的趋势。

本文对江苏省旅游经济等级规模结构及演化的研究仅限于1998～2008年,缺乏对更长时间段的分析,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江苏省过渡型的旅游经济规模结构特征,可作为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依据和参考。对于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经济的多核或双核结构,应正确处理核心之间的关系,强化南京、苏州、无锡等核心旅游城市的地位,将其打造成在国际上具有较强影响力的黄金旅游区和海内外旅游者首选的旅游目的地。而对于旅游经济的规模结构缺失,要正确处理旅游经济的梯度差异,实现区域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通过核心地区对边缘地区的辐射以及区域之间客源、产品和市场的互补合作,带动边缘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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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朱,吴旗韬.中国省际及主要旅游城市旅游规模［J］.地理学报,2005(6):919927.

A Study on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Tourism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XUAN Guofu1, ZHAO Jing2

(1.Department of Tourism,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6, China;

2.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21117,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pplies urban hierarchical scale structure theory, primary index and rankscale analysis method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of the scale structure of tourism economy in Jiangsu. The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domestic and inbound tourism are neither typical primate distribution nor rankscale distribution, but a transitional type; the rankscale structure of domestic tourism performs as “middle large” and the cities of middle gradient present a relatively balanced scale distribution. The scale difference of inbound tourism is relatively large, and the disparities between cities of different gradients are evident. Evolution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n’t evident type conversion in the scale structure, and that domestic tourism witnesses coexistence of centralization and diffusion while inbound tourism presents a trend of cluster development.

Key words：

tourism economy; scale structure; Jiangsu

(上接第9页)

Western Social Science Paradigm and Indigenous

Tourism Research in China

ZHANG Hongmei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 and Tourism,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Research methods subjected to paradigm are the essential tools for tourism researchers to conduct tourism research smoothly. When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ers work hard to learn to use each and every method, they usuall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underlined methodology and paradigm, which limits the promotion of research qu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Chinese tourism researchers systematically understand western science philosophy thoughts and paradigm in order to promote tourism research quality and apply indigenous and crosscultural research strategies in tourism research.

第5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上海会展旅游；旅游者感知；IPA；特征项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0)03―0046―09

一、引言

当前，中国会展旅游业以年平均20％的增幅迅猛发展，并开始逐步直向国际化、专业化、规模化和品牌化。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之一，近年来积极投身于会展旅游市场建设，对于吸引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展览、奖励旅游的各类节事活动的客人具有极大的潜力。上海会展旅游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其发展成果和发展道路对国内其他城市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的举办、2001年APEC会议的召开、2002年国际网球顶级赛事大师杯的开幕、2006年世界特殊奥运会的主办、以及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申办，使上海跃入了世界知名的旅游会展城市之列。上海市政府已经将会展旅游业列为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确立了将上海建成国际会展中心的战略目标。上海会展旅游业依托大都市的资源优势，依靠政府的扶持，将逐渐成为上海新兴的支柱产业。但是，按照世界旅游组织(UNWTO)、国际会议协会(ICCA)和国际展览联盟(UFI)的排名，上海与旅游会展强市还有一定的差距。当今世界各国在会展旅游业方面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除居世界头几位的美、法等.国外，仅在东南亚地区，新家坡、香港等地无论从发展年限，还是技术经验方面都远胜于上海。上海会展业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尤其是软环境方面，如管理体制不够健全，高级会展人才缺乏等等。

本研究在综述有关会展旅游业的中外文献基础上，以中国成熟的会展目的地上海为研究个案，致力于探讨会展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与绩效的感知与评价。就理论意义而言，本研究在会展旅游的研究方法上做出有益的尝试，扩展了国内会展旅游研究的深度；从应用价值而言，本研究为会展旅游业行政管理部门依靠会展旅游业吸引旅游者和促进会展旅游业质量提高的公共政策提出了科学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会展旅游研究

1、国外会展旅游研究

国外关于会展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早。从研究内容来看，大致可分为：(1)介绍性研究。此种类型的专著和文章所占比例较大，主要对会展旅游的概念、类型、地位、重要性、发展现状提出自己的见解。(2)会展目的地的选择和规划决策过程研究。(3)会展策划者和组织者的感知等研究。(4)会展目的地效应的研究，其中又以会展旅游对举办地的经济影响数量最多。(5)会展参与者及其行为问题研究。(6)会展管理方面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对CVBS(会议观光局)的研究和会展管理理论和实务的研究等。其中，对CVBs研究内容主要是对CVBs的综合介绍以及它的角色、作用和战略。(7)会展目的地居民反应和感知问题研究。国外的大型节事旅游的居民感知研究多针对的是诸如奥运会和世界杯等体育事件，对其他类节事涉及较少。通过节事举办前、中和后的不同时间段上的纵贯研究(longitude approach)发现，不同时间段内居民的感知和态度存在差异。梭塔(soutar)等研究了美洲杯比赛前、比赛期间和结束后居民对经济影响和环境拥挤(physical congestion)感知的差异。研究发现，比赛举办前1年，居民对环境拥挤的感知较低，而结束后1年，居民则表达了较高的经济影响和环境拥挤的感知。

2、国内会展旅游研究

近年来，随着会展旅游业在我国的飞快发展，涌现了一批有关会展旅游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一是会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司运作管理和市场营销实务。宋艳玲对大型会展活动的交通需求管理措施进行了综述；张本涌借鉴德国大型博览中心的经验，对其交通配套设施进行研究并得出对中国会展旅游业有益的运作启示；王永刚从探讨会展不动产的基本特征人手，分析了会展不动产开发的重要性；郭毓洁探讨了会展企业的战略思考角度，试图构建一个初步的战略框架，以期对从业者提供一定的借鉴。二是中国会展城市发展的评价和建议。赵秀芳对城市会展旅游业的竞争力进行了模糊综合评价研究；王薇分析了会展的带动效应，提出中国城市发展会展旅游业需要“量体裁衣”的建议；陈爱宣分析了作为长三角经济区南翼中心城市杭州的会展旅游发展条件，深入探讨了杭州会展旅游发展的市场定位和发展战略问题；姜雅莉等通过对博鳌论坛所在地海南省琼海市发展会展旅游的优劣势分析，明确琼海发展会展旅游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了琼海发展会展旅游的相应对策；余敏通过分析福建会展旅游业的现状，找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对福建会展旅游业的发展提出建议；张徽燕从经济因素、城市因素和行业因素3个方面，分析了成都会展旅游业发展的优势劣势；对成都会展旅游业发展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三是会展产业经济及效应。陈志平等进行了会展经济研究，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会展需求、会展供给、会展效益等基本内容；李玉新提出了计算节事旅游的经济影响的基本测算公式，并提出了提升节事旅游经济正面效应以及规避负面效应的措施。四是两个大型热点会展的相关研究。随着2008北京奥运会和2010上海世博会的临近，许多研究者围绕这两个大型热点会展，从各方面进行了研究。如经济效应方面，探讨了奥运会的经济效应及世博会的经济效应；张世贤等还将奥运会和世博会的经济效应做了比较预测。

(二)旅游研究中的IPA(Importance-Performance A-nalysis)应用

1、国外旅游研究中的IPA应用

重要性一绩效分析(IPA)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一个广受欢迎的管理工具，且常被应用在辨识商标、产品、服务、观光、零售业等的优势与劣势。它建立在服务质量特征的重要性和绩效对比基础上，在1977年由马提拉(Martilla)和詹姆斯(James)提出。马提拉等应用IPA方法检视一个汽车商的服务部门。他们申称IPA是一个低成本、易理解的工具，可探索销售组合中不同方面，并使管理者们能够根据确定的4个区域重新分配资源。伊万斯(Evans)等使用IPA方法建立和评估在美国两个目的地的旅游政策，并发现IPA是一个十分有效的研究工具。奥波曼(Oppermann)运用IPA方法，探讨会展目的地的优势和缺 陷；屈海林等对两大国际会展都市香港和新加坡的竞争力问题进行了实证对比研究。此外，艾曼扎(Almanza)等采用IPA来评估消费者对餐饮业服务的满意度。

2、国内旅游研究中的IPA应用国内旅游研究中有关IPA的研究文献内容主要集中于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和旅游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代表性研究主要有：张邱汉琴等采用IPA分析模型考察了大陆旅游者对香港导游服务质量的感知和评价，对管理者营销资源的再分配以促进导游服务质量的提升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军运用IPA对数据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昆明市导游服务质量的合理化建议。张钦等对上海徐家汇作为商务旅游目的地的情况作了实证调研，并在调查结果分析的基础上应用“重要性一表现”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徐家汇作为商务旅游目的地的优势与劣势。宋子斌等以西安居民对海南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感知分析为例，介绍和运用了当今国外广泛运用的IPA分析法。张文敏等认为参团游客对旅行社服务质量的预期和感知实绩的研究是改进旅行社服务质量，提高游客满意度的理论依据。

三、研究方法

1、研究设计

本研究在中外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总结了与会展旅游业相关的40项特征。通过对上海政府旅游机构、上海市旅游事业管理委员会的专家、世博会主办部门管理者进行深入访谈后，初步确立了34项相关特征。之后，本研究在会展领域的学者和行业员工中进行了对特征项的评估和问卷意见征询，最终确立了26项会展旅游特征。考虑到调研对象中会有外国被访者，部分数量的问卷在翻译上特别强调内容和表达合乎外国文化和习惯。开展主体调研前，本研究于2007年3月在长宁区上海展览中心举办的世界旅游博览会(WTF)展览上对20名外国展商和前来参观的上海居民进行了初测(pilot study)调研，基于初测结果进行了一些必要的改动。

2、样本确定

本研究所涉及的调查人群年龄在高于14岁、低于75岁之间，正在或在过去两年内参加过上海各种会展旅游的外来旅游者和上海居民。本研究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展开调研，共发放问卷600份，回收问卷543份，其中10份问卷存在较多未填写的关键项目，最后的样本由533个有效问卷组成。问卷的回收率和有效率分别为90.5％和90％，较好地符合了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的条件。

3、研究分析

本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如频数、平均数和标准偏差测度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业各项特征的感知程度，并对其重要性和绩效进行了配对样本t检验以探索其相互关系。最后将26项被考察特征的两组平均得分结果以坐标形式映射到IPA图表中，利用重要性一绩效模型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展示和讨论。

4、研究框架

基于以上内容，本研究框架如下图所示：

四、研究结果

(一)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

为了反映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业满意感，本研究测量了各项特征的平均数和标准偏差，按照平均得分的排名先后在表1中显示了测量结果。

由表1可知，26个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平均得分在2.93到4.39之间，被访的会展旅游者对这些特征的重要性感知度较高，介乎“一般”和“极重要”之间。26个感知特征的标准偏差皆小于1.5，表示被访的会展旅游者意见和态度上的偏差较小。平均得分最高的4个因子为“让世界更多了解当地”(平均得分=4.39)，“提升社会形象(平均得分=4.24)”，“增加更多商业机会”(平均得分=4.24)以及“促进当地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均得分=4.21)。会展旅游是一个双赢的机遇，除了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目的地，增强目的地的文化自豪感，还可以促使目的地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获得学习和进步的机会。上海应该利用好会展这个多文化交流的平台，积极展示城市风采和社会形象，树立世界知名度。此外，实现参会相关机构贸易往来和商业机会的增加是会展旅游参与者尤其看重的收获。会展作为各国产品和服务荟萃一堂的平台，为资源的全球配置和商业优势的合作共赢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基础设施的匹配跟进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会展参与者对基础设施的持续发展同样寄予了较高的期待。总之，经济效益和公众形象是会展旅游为目的地带来的最重要影响。

相比较而言，“不增加交通拥挤度”(平均得分=2.93)、“不增加服务设施压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平均得分=3.05)、“不增加当地物价水平”(平均得分=3.06)和“不打扰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平均得分=3.08)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特征。会展旅游为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更多是和目的地原住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因此未能被在目的地只作短暂停留的会展旅游者所深刻感知。会展的举办对目的地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若对会展旅游加以良好管理并与目的地的其他因素有机配合，可以避免或者说改进消极作用，增加积极作用。由此反映出会展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考虑的缺位，应引起上海会展旅游业相关部门的注意，采取相应措施，在增加会展旅游积极效应的同时，尽可能降低给上海带来的消极影响。

(二)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绩效感知

本研究也测量了被访旅游者对26个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绩效感知平均得分。同样，按照平均得分的排名先后在表2中显示了测量结果。

由表2可知，26个绩效感知项的平均得分在2.81至4.03之间，相比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而言，绩效感知的得分较低，说明大多数被访旅游者不太同意上海会展旅游业的实际绩效和表现。较之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结果而言，被访的会展参与者对26个绩效感知项的意见和态度上偏差较大。

被访的会展旅游者认为实际绩效最为突出的几个特征项为“会展让世界更多了解了上海”(平均得分=4.03)、“会展使更多的旅游者参观上海”(平均得分=3.83)、“会展为上海的市政工程带来经济效益”(平均得分=3.83)、“会展促进上海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平均得分=3.83)和“会展提升了上海的社会形象”(平均得分=3.82)。其中，“会展让世界更多了解了上海”不仅是平均得分最高的特征项，也是标准偏差最低的特征项，这说明旅游者对该指标评价的认同度非常高。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的知名度、吸引力、公共经济和社会促动力方面的绩效评价较高。上海会展旅游业管理者应该着力于继续发挥这方面的优势，加强和改善会展旅游工作。

与之相对的排名较低的5个特征项是“办会展不增加犯罪率”(平均得分=3.08)、“办会展不增加当地物价水平”(平均得分=3.04)、“办会展不打扰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平均得分=2.97)、“办会展不增加交通拥挤度”(平均得分=2.88)、“办会展不 增加服务设施压力”(平均得分=2.81)。结合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感知结果来看，最不为旅游者所重视的特征成为了他们对上海会展旅游的不满意态度的主要来源。会展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消极影响，一方面加深了目的地居民生活质量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增加，一方面影响到了旅游者眼中的目的地形象。由此，目的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匹配应该被上海会展旅游管理者和相关部门特别重视，如事故预防机制的建立、道路交通的扩展、饭店宾馆等食宿设施的完善等等。此外，会展场馆选址对周边居住环境的影响，以及目的地公共安全的加强等，也应得到强调，以尽量避免上海会展旅游业发展的软硬件瓶颈。

(三)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与绩效感知的IPA分析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本研究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和绩效感知进行了均值差异的t检验。就整体差异而言，重要性的均值在所有特征项上均超过了绩效，显示出上海会展旅游业的实际表现和会展旅游者的期望值之间尚存在一定距离。就差异的显著性而言，绝大多数特征项的重要性和绩效存在显著的差异，表示会展旅游者对特征项的预期重要性和实际绩效有较为清晰的区别认识。对于少数可能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特征项，如“不会增加犯罪率”、“不会打扰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不会增加当地物价水平”、“不会增加服务设施压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和“不会增加交通拥挤度”，被访的会展旅游者认为其重要性和绩效基本达成一致，表明上海会展旅游业在这些方面的控制和约束得到了较为理想的认可。

IPA整合了“重要性”和“绩效”两种评价要素，是一种低成本、容易理解的分析管理技术。该技术在旅游产业内有很大的适用性，可以较好地洞察旅游者的评价。本研究采用IPA模型比较旅游者对上海会展旅游特征的重要性和绩效感知，并基于此探讨了适应未来行业发展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26个特征项重要性和绩效感知的平均得分和标准偏差结果被映射到IPA表格中(图2)。以重要性为纵轴，以绩效为横轴，以26项感知特征项的重要性和绩效均值为象限划分点绘制了IPA方格图。

象限I为高重要性、低绩效区域，包括P、M、O和Q 4个感知特征项。如图2显示，两个感知特征项的评价高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但是低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绩效得分值。旅游者认为“会展的办理理念很新颖”，“会展的主题很有特色”，“会展的媒体宣传力度很大”和“会展的餐饮条件很好”4个特征项在上海会展旅游中比较重要，但是实际的绩效却不尽如人意。上海会展旅游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应对这几个方面特征引起特别的重视，加强改善工作。本象限的评价结果显示，上海会展旅游者的品位逐步提高，对会展主题和理念的要求日益提高。在同质化会展旅游产品竞争激烈的当下，如何发掘新颖的题材和产品设计，实质上决定了会展旅游产品的受众接纳程度；而就运作方面而言，会展旅游行业应将资源利用到加强改善餐饮状况和媒体宣传力度上。如在会展接待上应该加强菜色质量的提高，种类的增加。特别针对国际参会者和民族信仰的参会者而言，在饮食文化存在较大差异的实际情况下，应尽量安排好中西结合、考虑特殊饮食习惯的餐饮接待，满足来自世界各地参会者的普遍需求；在媒体宣传中，将主要的营销和推广力度集中在信息获取便利、覆盖面广、传播快、内容丰富和关注率高的那些信息渠道上。例如可以增加对会展筹备过程的专题报道、连载通讯、电视宣传片和公益广告。同时，建立专门的旅游网站、旅游网页，是实现会展旅游效益最大化、长久化的重要战略…。

象限Ⅱ为高重要性、高绩效区域，包括A、B、C、D、E、F、G、H、I、J、K、L、N等13个感知特征项。如图2显示，13个感知特征项的评价均高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和平均绩效得分值。本象限的评价结果显示，26个感知特征项中，大部分归属于这个象限，包括“扩大对机构自身的宣传，促进贸易”、“让世界更多了解当地”、“提升社会形象”、“增加更多商业机会”、“促进当地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社会自豪感”、“会展的地理地位很优越”、“有助于保护当地文化”、“为市政工程带来经济效益”、“使更多的旅游者参观当地”、“提供更多的娱乐机会”、“增加就业机会”和“会展的内容很丰富”。整体而言，上海会展旅游在以上方面的绩效较为出色，旅游者的满意度相对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除“扩大对机构自身的宣传，促进贸易”一项外，该象限中其余感知特征项的绩效感知平均得分均低于重要性感知平均得分，上海会展行业在继续保持优势的同时，应该将资源和工作力度放在进一步提高和改善这些特征上。例如，大部分旅游者对“提供更多的娱乐机会”一项的绩效感知平均得分为3.55，表明被访者对上海会议旅游的娱乐活动安排基本同意但是并不十分满意。因此，上海会展旅游业应注意会议安排的张弛有度，与会期间贯穿一定的才艺表演、体育活动等项目放松紧张的开会日程，并注意在会后旅游的设计和实施上增加娱乐性和参与性。

象限Ⅲ为低重要性、低绩效区域，包括T、u、V、w、x、Y、z等7个感知特征项，分别为“提高当地生活标准”、“不会增加当地环境的恶化”、“不会增加犯罪率”、“不会打扰当地居民平静的生活”、“不会增加当地物价水平”、“不会增加服务设施压力(如火警和道路等)”和“不会增加交通拥挤度”。如图2显示，7个感知特征项的评价高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绩效得分值，但是低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本象限的评价结果显示，上海会展旅游业不宜将过多的资源利用到本象限中的特征上，虽然该象限中各因子的绩效并不令旅游者满意，但是改善工作的重点并不应该优先和过多地集中在这个区域的各项特征上，因为相比较其他象限的特征项而言，该象限中的这些特征项并没有得到旅游者较多的重视度。但是，这并不代表上海会展旅游行业就应该对这些特征的改善置之不理。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要求从事商业活动时企业应该考虑到对各相关利益者造成的影响。举办会展的同时，加入其对社会和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的考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为举办会展而给社会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对企业而言是有益于商业运作并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必由之路。整体而言，一方面，这些特征项的平均重要性得分都在3.0左右，有较大的上升空间；一方面，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不加重视和改善，很可能会引起这些特征绩效的反向下滑。

象限Ⅳ为高绩效、低重要性区域，包括R、s两个感知特征项。如图2显示，两个感知特征项的评价低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重要性得分值，但是高于整体特征项的平均绩效得分值。本象限的评价结果显示，旅游者普遍肯定了上海会展旅游“有助于增进居民和旅游者的关系”和“对当地具有教育作用”两个特征项的实际绩效，但通过举办会展来达到居民和旅游者关系的紧密和对目的地的教化并不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上海会展旅游业管理者和相关部门而言，继续保持有针对性的完善工作是必要的，但需避免资源在这些方面的过剩使用。

五、研究结论

第6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 旅游资源 资产 确认

据统计我国现有旅游景点景区约1.5万个，他们绝大部分依托公共旅游资源而建立，如黄山旅游（600054）等资源类旅游公司景区门票收入的40%～50%作为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且索道、宾馆、饭店的收益也依托景区资源（国家级风景名胜）。然而在该公司财务报表里，给公司带来丰厚现金流的资源性资产没有任何列示，其不足是显见的。为此，本文尝试以会计理论为指导，将旅游资源确认为资产，以此遵循会计的客观真实性原则，更准确反映公司资产的真实价值。

一、旅游资源的界定

旅游（Tourist）的定义比较有影响的是艾斯特（AIEST）定义，它指非定居者的旅行和暂时交流而引起的现象和关系的总和。这些人不会导致长期定居，并且不从事任何赚钱的活动。该定义由瑞士学者亨泽克拉夫1942提出，后被旅游科学专家国际联合所用。该定义的要点是旅游在时间方面的基本特征：逗留时间的临时性或非定居性。

类似的还有世界旅游组织(WTO)、世界旅游理事会(WTTC)与地球理事会(Earth Council)联合制定的《关于旅游业的21世纪议程》中的定义。

另一个重要概念是资源（Resource），但它有不同的提法。一般认为是指资财的来源或天然的财源，也即人类社会中一切有用的资财。在实际使用中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指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和非物质的

要素；狭义的资源仅指自然资源。其基本特征是稀缺与效用。

基于上述对资源和旅游两个基本概念的分析，本着简明实用的原则，我们认为所谓旅游资源就是引致人们离开日常居所到特定地域，并具有满足特定需求效用的自然和人文要素的总称。

上述概念除沿袭艾斯特定义中的逗留时间特征外，以经济学中最基本的需求、效用概念为元词来定义旅游资源，有效避免了名词间的逻辑循环，更突出反映了范畴的经济学特征。

概念将现代为适应旅游市场之需求而由企业按市场运行规律投资建设的人工创造物（如主题公园等）排除，因为这部分资源具有可复制性，且投资主体鲜明，其所有权不用质疑，按投资额遵循会计准则即可入资产账户，纳入固定资产类旅游资源。顾名思义，该类资产与当前会计确认的普通资产具有同一属性，它在为公司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折旧，其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有章可循，故对此不作重点阐述。文中论及的旅游资源其形成一开始并非以旅游为直接目的，它是天然赋存和历史遗存，关键点即是资源类。

二、资产的定义

资产是最基本的会计要素之一，自20世纪初以来，许多会计学家和主要会计组织都试图对资产加以定义或阐述资产的性质，比较典型的定义可归纳为未来劳务说、借余说、成本说、经济价值说、经济资源说和未来利益说等六种主要观点。对现代会计理论影响较大的是以下两种定义：

其一，1985年12月，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其所发表的《论财务会计的概念》第五辑――《财务报表的各种要素》中提出：“资产是未来的可能的经济利益,他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 他们认为资产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它蕴含着可能的未来利益，即它单独或和其他资产结合起来具有一种能力，将来能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现金净流入；二是特定个体能够借助它获得利益，并对他方取得它加以控制，这种能力是排他性的；三是使个体有权取得或控制利益的交易或其他事项业已发生。

其二，1989年7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在其所发表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关于编制和提供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提出：“资产是作为以往事项的结果而由企业控制的，可望向企业流入经济利益的资源。”他们认为资产中所包含的未来经济利益可以以若干方式流向企业，它主要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增加流入企业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潜力。这种潜力既可以是生产性的，是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是转化为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形式,以及减少现金流出的形式。此外，企业的资产来自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但实物形态和所有权并不是资产存在所必不可少的。

上述资产的定义偏重于经济学上的定性描述，为便于会计上的可操作性，会计学上的资产定义受到会计基本假设和原则的制约。葛家澍教授曾指出：“应当在未来经济利益前加上一个补充，即这一经济利益是可以用取得它所耗费的成本或价格来计量的经济资源。”

随着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要求重新定义资产的呼声日渐高涨。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我们可这样理解：第一，其本质特征：资产是一种经济资源，企业能够借助于它的运用而在未来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第二，其所有权特征：资产是由某个企业所拥有或者控制的资源。一项资源能否视为经济实体的资产，关键是看其是否有对该项资产自主支配的权利，而不应与法律上“所有”的概念相混淆；第三，存在形态上：资产既可以是有形的物质，也可以包括无形的经济权利；第四，资产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故能用货币尺度或实物量度、其他量度对其进行计量。简言之，资产应具备可收益性、可控制性、已发生性和可计量性等特征。

三、旅游资源是一项资产

根据准则对资产的界定，我们对旅游资源是否资产进行判别。

首先，预期带来经济利益。旅游资源具有使用价值，也是稀缺的，其开发利用都可以为人类社会带来巨额经济收益。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需求日益扩大，其收益性特征日渐突出，仅门票收入就能给企业带来大量的现金净流入。如黄山旅游、峨眉山等资源类旅游上市公司景区门票收入的40%～50%为公司主营项目，且索道、宾馆、饭店的收益也依托景区资源（国家级风景名胜），尚若将旅游资源与公司剥离，可以肯定其经营难以为济。甚至黄山市区城市建筑也要与资源相匹配，体现徽西民居风格，可见资源的影响力度！旅游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不容置疑。

其次，被拥有或控制。从法律的层面，旅游资源归国家所有，但由于层层，国家所有权被虚置，地方政府及相应的派出机构集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为一身，将风景名胜区的经营权出租、转让，国家自然或文化遗产的旅游经营性企业的上市等，旅游资源实质上被企业所控制，参与企业经营性活动。如黄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黄山园林开发公司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风景区内环境卫生；维护和开发景区内人文自然景观；旅游门票的印制发售、相关旅游产品的开发。可见，黄山风景名胜区这一国家级的旅游资源以门票专营的方式进入黄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该旅游资源法律上归国家所有，公司不拥有所有权，但在合同期限内公司可对该旅游资源使用并实施控制，具有排它性。

第三，已发生性。这种经济利益必须是过去交易或事项的结果，或者是导致企业能获得这项利益的交易或其他事项已经发生。旅游资源业已存在，纵然有政策上的限制，但地方政府在严重的财政约束下，旅游资源早已涉足产权交易，现实中更多的是风景名胜内及附近土地转让和租赁，因为旅游资源主要依附于土地及地面附着物。早在1997年，湖南省就分别以委托经营和租赁经营方式出让张家界黄龙洞和宝峰湖的经营权。2001年四川省旅游部门向海内外宣布出让九寨沟、三星堆遗址等在内的十大景区经营权。当企业取得景区经营权，即可实施旅游资源控制权以获取未来经济利益。

第四，可计量性。旅游资源其形成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他们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具有经济价值和非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只占全部价值的一小部分，而非经济价值才是价值的主体，经济价值深深地依托于并不为大众所共识的具有丰富内涵的非经济价值中。我们可以从一定的角度，采用一定的方法对其存量、变量和增量用价值量进行计量。不过，由于旅游资源价值构成的独特性增加了计量的难度，非经济价值的存在更给计量带来困扰。旅游资源可以计量，但有一定难度。

由此可见，从会计层面上，旅游资源拥有资产的特征，完全符合资产的定义，理当确认为企业的一项资产。

我们知道，由于普遍存在的不确定，经济系统被称为一个灰色系统，传统会计是用特有的手段将这个灰色系统以黑白分明的方式加以展示，这其中充满了选择和判断，包括因种种原因被舍弃、被忽视的关系，旅游资源无疑是其中之一,将旅游资源列入资产项，经过计量、记录、报告等技术环节翻译成会计信息，在会计核算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地位以真实地反映公司资产的价值，既是理论的需要，更是实践所必须。

参考文献：

[1]李天元:旅游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第7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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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旅游产业集群；区位商；新疆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178-0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简称新疆）地处中国西北边陲，亚欧大陆腹地，面积166.49万平方公里，占中国国土面积六分之一，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新疆旅游资源丰富，其旅游业起步于1978年，据统计，到2001年新疆国内旅游人数达854.69万，国内旅游收入71.8亿元人民币。接待海外旅游者27万人次，创汇9 800万美元。二十多年来，全区接待海外旅游人员和创汇数额年均增长率在全国名列前茅。新疆的旅游业经过不断的努力，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艰苦式旅游”的阶段，宾馆、餐厅、酒店的服务接待设施档次越来越高；旅游景点的建设开发也越来越完善，在满足游客欣赏景观的同时还能为他们提供更舒适、方便快捷的配套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新疆旅游经济中的各配套行业已经出现了产业化聚集的现象。基于前人对产业集群的研究，本文借鉴一般产业集群理论，以新疆为例，对旅游产业集群的识别进行探索，并为新疆制定旅游业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一、旅游产业集群的概念界定

美国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把产业集群定义为:“在特定产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机构，由于具有共性和互补性而联系在一起。”[1]借用产业集群概念结合旅游产品的特性，可以将旅游产业集群界定为：旅游产业集群是在旅游目的地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以旅游核心吸引物为基础，围绕旅游六大要素，同时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有交互关联性的旅游企业和部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形成的旅游经济集聚现象。旅游产业集群关注的是特定市场和活动的经济联系，集群可以跨越地理和行政界线，依赖于旅游价值链所有参与者共同努力，形成某种“一揽子旅游产品”。旅游产业集群具有以下特征：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特征，关联性特征，经济外部性特征，动态特征等。

1.新疆旅游产业空间集聚分析

区位商法是用来判断区域内是否存在产业集聚现象的主要方法之一。

区位商公式：LQ =EijEiEkjEk

式中E i j指i地区产业j产值，E i指i地区总产值，E k j指国家k产业j的产值，E k指国家k的总产值。LQ大于1，意味着给定区域的产业相对专业化；大于1.12，即表示高水平的专业化。在产业集群识别中，LQ大于1，就可以认定产业集群形成[2]。

根据区位商公式，我们把全国和新疆的相关资料列入下表，并计算出新疆的旅游业相对于全国的区位商。

由计算结果可知，新疆相对于全国的旅游产业LQ值，从2001―2006年分别为1.24，1.30，1.44，1.30，1.34，1.29各区位商均大于1.12。这表明新疆旅游业产业在全国范围内相对专业化且水平较高，旅游业的空间集聚显著。根据从2001年到2006年的LQ值数据可知，2002年和2004年的LQ值均为1.30；2006年LQ值相对于2005年降低0.05；这种区位商数值的不变或下降，似乎显示新疆旅游业的空间聚集程度有所下降，但实际上是因为伴随新疆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发展和完善，各项产业也随之发展且产值不断增加。各项产业产值的增加从而导致总GDP基数变大，使得旅游业区位商发生如上变化。

由表2可知，从2001―2006年（除去2003年非典特殊时期），新疆国际旅游收入稳步增长，且位于整个西北地区第二位。从旅游产业集群角度分析，其主要得力于新疆自然性因素和民俗文化的吸引力。新疆旅游资源具有不可移动性，是吸引旅游者的原始动力。相比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新疆属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且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情，使得其形成了绝对比较优势，吸引了大量的企业集聚，从而加强了新疆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性。新疆旅游企业空间集聚性，表现为核心旅游企业及相关支持性组织的密度不断增加。

2.新疆旅游产业的空间相关分析

地理集聚性是所有产业集群的空间特征，是集群效应产生的前提。旅游企业及其相关支持组织的数量增加使得新疆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性不断加强。

由表3可以看出，新疆五个主要旅游城市（地区）的旅游产值逐年稳固增长，且首府乌鲁木齐均保持首位，这是由于旅行社、酒店、旅游商店等都主要集聚在首府的交通主干道，概括为“两带”“两块”。首府乌鲁木齐地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中心位置，区内现有12个航空港，有24条国内航线以及到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新西伯利亚、伊斯兰堡等国际航线。同时其又是第二亚欧大陆桥连接欧亚的纽带，可以说，新疆完整的公路网络以首府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且首府旅游企业和支持性部门以及公共基础性部门之间，形成了网络结构复杂的庞大旅游产业协作系统。乌鲁木齐作为重要枢纽对于全疆旅游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结论及启示

综上分析，新疆旅游产业初步显示以下特征。

1.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不断加强，会将有直接联系的技术、人力资源、各种配套服务机构等吸引过来，实现基础设施共享和资源优势互补，降低成本。并且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将吸引更多相关产业甚至不同的产业，提升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竞争力[3]。

2.随着新疆旅游产业规模的扩张，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扩大影响，国内外游客不断增多。促使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有机结合，促使新疆旅游企业及相关支持性组织合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协作。

3.新疆旅游产业企业既有分工又有协作、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互动关系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压力，有利于构成各旅游企业持续的创新动力，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创新活动，推动产业升级，得以使新疆旅游产业进入全国这一行业的前沿地带。

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理论界和各级区域政府所公认的区域经济健康发展的载体[4]。但我们认为，新疆旅游产业集群的资源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无论其自身功能的发挥，还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没有显示它应有的分量。

因此，新疆旅游业在发展政策的制定上，一方面，应遵循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鼓励公平竞争，促进分工和企业的专门化；另一方面，要求政府面对集群负面的外部作用，应施以政策引导，而不是亲自指挥以至于扭曲市场，更不应由政府选择将某个或某几个企业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新疆旅游集群的不断加强，从而带动整个新疆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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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旅游经济特征范文

【关键词】江苏 旅游经济 新常态

旅游经济新常态发展的大背景下，旅游业呈现出了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比如，入境和出境旅游人数的逐年上升，促使国际化旅游需求愈来愈受到重视；科技手段在旅游产业中的广泛运用，促生了智慧旅游的方兴未艾；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促使旅游成为了众多家庭休闲的方式，大众化的旅游发展对从业人员提出了新要求；此外，自由行等个性化旅游的发展也促使旅游业呈现出与以往迥然相异的特征。而旅游行业的新发展势必会对旅游职业教育提出新的胜任力要求，只有融入行业发展的需要，才能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做到有的放矢，对于江苏旅游经济新常态的发展趋势，可以从旅游主体、旅游客体、旅游介体的三个层面加以分析。

一、旅游主体新常态特征分析

旅游的主体是“旅游者”，旅游者的需求在江苏省旅游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大众化”、“差异化”、“品味化”的三大特征。

（一）旅游需求的大众化

发展旅游的关键就是实现旅游的大众化，使得旅游真正成为民生产业。比如，江苏省近年来将职工带薪年假纳入地方考核，加大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执行力度，将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地考核督查内容。这为全民旅游提供了时间基础，让民众有更多的时间同时避开黄金周、小长假的高峰出游，能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最终促进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今天的旅游活动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成为了生活的必需品。旅游需求的大众化，使得旅游成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二）旅游需求的差异化

在旅游活动大众化的同时，旅游需求还呈现出差异化的特点。旅游者根据自身的偏好，体现出不同的审美需求和旅游追求。以自驾游为例，目前，江苏省已拥有了多家省级自驾游基地，此外，亲子游、科考游等等新业态也由于旅游需求的差异化、多样化应运而生。

（三）旅游需求的品味化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者的旅游需求愈加品位化，养生养老、邮轮、游艇、高尔夫、会展等高端旅游休闲产业不断涌现。旅游者越来越重视体验和享受，在旅游过程中放松身心，而不是匆忙的到此一游。旅游养老基地的发展也方兴未艾。

二、旅游客体新常态特征分析

旅游客体是指存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对广大旅游者产生引诱力的事物和现象。作为旅游客体的旅游产品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没有旅游产品就构成不了现代旅游活动。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新常态下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旅游产品的融合化

“旅游+”成榱寺糜我捣⒄沟男鲁L。旅游产业的边界无限延伸。旅游资源跨越古迹寺庙遗址等传统人文旅游资源的范畴，社会资源、经济成就、产业活动、民情民风等均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成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旅游业跨界融合可分为两种类型：旅游业与其他服务业的融合、旅游业与非服务业的融合。前者属于第三产业的内部融合，是出现兼具多个行业特征的新型服务业业态的过程。这种融合表现在相互渗透和交叉，从而使得融合后的产业兼具旅游业的特征，与原有的旅游业形成了既替代又互补的关系。

（二）旅游产品的多元化

旅游发展新常态下，旅游产品体系愈加丰富。江苏省近年来，工业旅游、医疗养生、文化演艺、体育科普、研学旅游等新业态取得新的突破，尤其是文化演艺、低空飞行、邮轮游艇、医疗旅游、体育旅游、夜旅游等项目的开发建设使得旅游产品越加多元。尤其是乡村旅游产品近年来尤受青睐，我省突出乡村旅游特色，强化旅游富民，推进乡村旅游升级，打造乡村旅游精品，突出江苏省乡村旅游的特点和优势。推进乡村旅游综合发展实验区建设，发展一批乡村旅游集聚区和魅力乡村；创建一批休闲观光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示范点）、星级乡村旅游区（点）和特色景观旅游名镇（村）。江苏省政府着力加强对乡村旅游的规划指导和发展引导，推进乡村旅游产品业态融合，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内涵；支持各地办好乡村旅游节，举办富有特色的乡村民俗活动，举办乡村美食大赛，使得乡村成为旅游的乐土。

（三）旅游产品的生态化

美丽江苏，生态先行。旅游新常态下，旅游产品的“生态化”特征得以凸显。无论是旅游景区的开展还是度假型旅游目的地的建设都充分融入了生态元素，体现了生态特色。比如，江苏宜兴阳羡旅游度假区提出了“深氧界・3H生活”的旅游形象。“3H”分别代表健康（health）、心灵（heart）和家园（home）。围绕这一主题概念，阳羡旅游度假区大力推进环境整治工程，让青山绿水成为阳羡最鲜明的标志。大运河江苏段的生态保护近年来也很见建树，使得运河两岸成为度假休闲的胜地，也增加了运河旅游的整体吸引力。

三、旅游介体新常态特征分析

旅游介体是指向旅游主体提供各类旅游服务、帮助旅游主体顺利完成旅游活动的媒介。主要是指各类旅游企业和部门。对于旅游介体新常态的特征可以总结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