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随着研究对象与内容重点逐步转移，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开始没落。该学科经历了多年研究发展历程，并处于不断转型变化中。部分农业经济院系从农业经济学科逐步退出，转变为应用型经济学科；主流农业经济学科，将研究内容不断扩展。具体表现为，从生产到消费整个食物供应链生态系逐步升级，转型为食物经济管理；部分学科则是演化为“生物经济学”。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迅速的推进和市场化继续深化，农业产业也在飞速发展，中国农业经济学科面临转型升级问题。由此，中国农业经济学科，应顺应时代变化，转变研究重点，向市场研究为重心，建立以农产品食物市场为中心的一体新型农业经济学科。

【关键词】

学科转型；农业经济；生物经济管理

一、引言

农业经济学涉及农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运动规律的一门科学。参与到农业生产及其关联的分配、消费与交换等经济活动的学科。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农产品安全成为国内的焦点，农业经济学科在短期内仍备受重视，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较大挑战。然而，西方经验表明，伴随农业部门分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城市化进一步深入，以及其它学科快速扩张，该学科应及早跟随市场经济发展步伐，调整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在未来，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会遇到许多问题，可能遭遇西方发达国家情境。由此，农业经济学研究人员，应开始思考如何推动该学科转型。

二、农业经济学科演进阶段

农业经济学科的存在，多数是为研究对象服务，其属于应用类社会科学。培养大量优秀人才，可以为社会经济的不断转型提供一定参考。农业经济从诞生之日起，研究对象处于不断变换之中，大致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政策研究为核心；二是农村经营为主；三是转变市场研究与政策研究并重。具体来说，以农村经营为核心，其经济发展目的在于，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不断增加作物、畜产品产量，达到农场增值收益目的。而以政策研究为中心的目的，则是需要从农业角度去分析。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需要解决食物、贫困及农业调整等多重问题。在生产过程中，还需要着重看到农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进而为城市产业提供优质食物。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食物需求也会大量增加，农业产业也在不断深化中。在未来发展阶段，农业经济学科需要进一步适应时代的变化与发展，以此推动社会对农业的产销需求。

三、农业经济学科所面临的危机

目前，中国农业经济学科深层次结构问题，已在逐步凸显。随着经济发展，农业经济方面，人才市场随之饱和，使得该学科发展与拓展面临较多的困境。具体来说，农业经济学科面临以下两方面的危机。

（一）短期危机

一是，新型农业经济学科遭受传统经济学基础学科的压缩。作为应用学科，农业经济学工具及其理论，多数来源于基础经济学。随着近些年公司法、经济法学等多种学科的不断拓展，促使向农业经济领域发展，严重压缩了农业经济学科的生存。仅从学术角度来说，基础经济学科研究影响力较农业经济学科大，由此影响了农业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二是，在政策方面，对农业经济研究的鼓励不足。研究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需要以政策为导向，但现阶段却严重缺乏，是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的研究方向。目前，我国粮食安全、农民收入等诸多问题，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依然需要许多农业政策研究人才。目前，多数农业经济研究专家，仅处于旁观者地位，对中国农业经济影响力弱，决策能力不足。同时，在决策影响力方面也在下降。与其他专业竞争项目和教学资源时，农业经济学科处于明显劣势，特别是在资源选取方面尤为不利。三是，对优秀学生的新引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农业经济学科要持续发展，还需要依靠许多专业人才，尤其是大学本科从业学生。但是目前，许多优秀学生，为了生存，不会主动选择农业经济学科作为研究对象。随着政策对该学科的支持力度降低、被其他基础学科压缩，促使该学科毕业生在毕业市场处于不利地位。在与经济学、商学毕业生之间竞争存在不对称的劣势。与其相比，农业经济学科难以取得就业优势。这就对我们产生了极大的思考：农业经济研究专业人才，需要转换研究重心，适应时代变化，并以市场为研究主体。据就业统计数据表明，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已成为中国就业率最低的专业之一，使得优秀毕业生难以对其有较大的吸引力。

(二)长期危机

现阶段，随着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压缩了农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度。从长期发展来看，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业经济学科被边缘化趋势不断增大。首先，研究经费与人员处于不断下降趋势。近十年的时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角较快，超越了经济增长速度。政府预算在前期比较丰富，可以为农业研发投入大量资金。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缓慢阶段后，政府预算开始转向其他产业，对农业投入会大量削减。长期而言，国家对农业投入会逐步缩减。其次，在重视商业研究的时代，专业人员对商业对象的研究，远超过了农业研究的对象。在该方面，农业增加值高，占GDP比重为百分之十。追本溯源，现已超过三分之一认可需要农业，有超过二分之一认可居住在农村。政府工作重点在于，稳定社会与农业生产。如能完成中国的城市化，农村社会经济比较稳定。农业研究对象，也在国民经济体系地位下降。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存在的意义就会收到极大挑战。如此，西方国家农业经济学科为生存挣扎的重要原因之一。最后，随着就业形势愈加严峻，许多优秀人才对农业经济研究逐步减少。农业作为社会经济成熟阶段的研究对象，在国民经济份额中遭受服务业、第三产业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受到就业市场的影响，以及研究对象的下降，促使优秀研究生从事农业经济作为研究方向。在此形式下，若优秀人才持续下降，参与程度急剧减少，将会严重影响农业经济学科进一步发展。

四、未来发展之路

农业经济学科存在，其研究对象所处地位成为关键。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提前完成，促使社会经济走向成熟，由此，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地位逐步下降。并且，随着农业产业化和标准化升级，农业特殊地位正在下跌，使得传统农业经济学科也随之下降。同时，基础经济学不断兴起、管理学的扩张，以及环境科学不断发展，这些研究对象已经涉及到农业部门，造成传统农业经济学科出现被压缩的现象。目前，新型农业经济学科呈现蓬勃发展现状，正成为农业经济发展新方向。从国内发展情况来说，中国城市化迅速推进，以及市场化的不断深入，食品产业随之扩大，促使中国农业经济学科产生了转型的客观要求。我国农业经济学科要转变研究重点，需要向市场研究为重心移转；构建农业市场为研究中心，成为一体化新型农业经济科目。目前，这种转型依然存在着很多难题，例如技术、制度和就业市场等障碍。相关农业专业人士，应未雨绸缪，共同行动，为促进中国农业经济学科研究全面转型。

作者：赵栋强 单位：贵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晶.新时期农业面临的新问题和农业经济学科的发展趋势张晶[J].北京农业,2015(33).

[2]李想，彭德远.农业经济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消费导刊,2015(6).

[3]刘喜江.新时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的思考[J].农民致富之友,2015(22).

[4]郑晓杰.论转型期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J].农业与技术,2014(8).

第2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研究方法；研究领域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10-00-01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业组织理论不断涌现出新的研究热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经济学因为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研究领域的引入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产生重大的突破，产业组织理论也随之日臻完善。

一、产业组织理论政策

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结构导致垄断行为进而损害消费者权益，因而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主张政府应该严格执行反垄断政策。新产业组织理论试图探究政策的含义，寻找政策的理论依据。新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垄断的市场结构不一定产生垄断的市场行为，反垄断的重点不是在于垄断的市场结构，而在于是否存在垄断的市场行为，反垄断的监管应该针对垄断行为。同时，对反垄断政策研究的目的也有所变化，传统的产业组织理论反垄断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权益，而近三十年来，反垄断的目的已变为提高市场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另外，80年代以来，放松规制成为政府规制的新倾向。研究者认为政府规制存在一系列规制俘获，不对称信息等导致的资源扭曲问题，而如果存在一个较为自由的市场环境垄断问题就能凭借市场力量自行解决。这些研究成果为政府放松规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相对应为了避免政府在委托关系中的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规制低效率，激励规制成为规制理论研究的中心，如何设计出高效率低成本的规制机制备受关注。例如MarcelBoyer和Laffont（1999）如何设计有效的机制以防止俘获问题David E.M. Sappington， Dennis L. Weisman（1996）研究了激励规制中利益的分配，什么样的利益分配使得消费者和被规制企业都有利可图，还能尽量限制规制过程中产生的无谓损失。David E. M. Sappington（1994）一个有效地监管计划和权力、目标、监管环境、监管能力等众多因素相关文章为政策制定者制定有效的激励规制体系提供了10项指导方针。

二、网络经济

网络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结构的变迁、企业的竞争行为等等出现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对各个行业快速的渗透，改变了整个经济结构，信息能够更快传播，创新快速的扩散，原有的企业结构不再适应，这对企业，政府，消费者，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三、企业制度

自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开始，新的产业组织理论打开了企业的黑箱，深入分析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在企业理论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当然这其中也不乏质疑的声音。Daniel C. Bello， Shirish P. Dant， Ritu Lohtia（1997）针对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交易费用的影响被过度夸大，企业的治理结构不仅要考虑交易费用还有其他理论问题需要考虑在内诸如产品成本，策略选择。Puqing Lai（2013）则探讨了交易成本的测量问题，从实际交易成本中分离出潜在交易成本，若交易部门所占份额较高，说明经济运行中交易成本较低。

四、国际经济现象

最近产业组织理论对跨国投资、国际贸易、国际寡占、跨国并购以及跨国公司的策略等国际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

学科交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组织理论一方面已经表现出与其他经济理论融合发展的趋势，产生了诸如法经济学、管制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另一方面与传统产业组织理论出现交错共存与综合发展的现象。例如新奥地利学派将市场行为的主观性纳入对产业组织的研究是很有启迪的。他们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是人类为实现其目的的合理行动，认为经济行为是一种充满主观的多变的和不确定的行为并不能用计量等数学工具来研究。而近年来西方学者也越来越将经济行为的社会学心理学领域的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结果引入到产业组织的研究之中。近几年兴起的共生理论便是将生物学中的研究方法扩展至产业组织的研究之中，很好的解释了中小企业聚集发展，竞和成长等现象。

五、新的研究方法

9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的长足发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使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取得的突破性的成就。

80年代以来泰勒尔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产业经济学用博弈论的方法进行了全面的改造。企业的行为不仅仅是对市场现状的决策，也是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竞争对手的预测。这使得产业组织理论对现实的企业行为有更强的解释力，理论可以从策略方面对很多企业行为给出解释如合谋，掠夺性定价，价格战等。除了非合作博弈论仍将在产业组织理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外，网络博弈和合作一非合作混合博弈将日益渗透到产业组织的分析中。博弈论自身也存在缺陷过于复杂的又完全理性的推理过程使得博弈论的决策和均衡很难再实际情况中得到应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证研究者越来越愿意吸收经济学理论和剂量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是近年来出现的对今后实证研究工作来说很有发展前途的方法。经济时间序列的线性和非线性模型、协整模型、误差修正模型（ECMs）、双线性模型，Threshold自回归模型和混沌模型等都在产业组织理论中中得到广泛的应用，而且随着历史时间数据资料的积累和获得，这些模型和分析方法在产业经济学领域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和更广泛的应用。

实验经济学作为近代实证主义的延伸和发展，在解决传统研究方法缺陷方面也起到了的补充作用，因而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在缺少系统宏观数据的条件下，案例法则能够更好的起到解释说明的作用因而，作为实证研究的传统方法又重新的到了重视。

参考文献：

[1]卫志民.20世纪产业组织理论的演进与最新前沿[J].国外社会科学，2002（5）.

[2]郭克莎，贺俊.产业组织经济学前沿述要[J].经济学动态，2001（3）.

[3]余东华.新产业组织理论及其新发展[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4（3）.

第3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内容;问题;策略

作者简介：刘晓玲（1975-），女，河南长垣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河南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培训的成人教育策略研究”（编号：2015-JKGHZD-0019），主持人：刘晓玲;河南省教育厅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项目“创业教育背景下基于工作分析视角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研究”（编号：2015-JSJYYB-051），主持人：刘晓玲。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30-0062-05

作为成人教育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教育经济学是以成人教育与经济增长和成人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出发点，探讨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成人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分析成人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发展和变动趋势的学科[1]。近年来，成人教育经济学逐渐受到我国研究者的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旨在对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进行较为系统地归纳和梳理，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以更好地促进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健康有序地发展。

一、我国成人教育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与成人教育学科体系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成人教育经济学并非空穴来风，也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基础之上。有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有代表性的是李志远和朱建文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是成人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人力资本是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所表现出来的能力，通过教育、医疗保健、劳动者的迁移、移民和信息获得等途径形成。人口质量重于人口数量，人的资本投资的作用大于物的资本投资的作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的核心，资本积累的重点应从物力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鉴于此，人力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要高于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过教育实现“收入均等化”，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适应动态经济的需求，增强国家竞争实力;注重劳动培训，促进劳动力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在行业和区域间迁移[2]。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认为，应立足于的政治经济学，以教育与经济的基本关系为研究的逻辑起点，紧紧围绕教育与国民经济的关系，以教育与劳动力、干部专家培养的问题为立足点来构建成人教育经济学科体系[3]。

（二）成人教育经济功能

李文鹏结合老龄化社会的特征，分析成人教育经济功能，认为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塑造人才的功能。成人教育能够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主要指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塑造人才。二是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成人教育，不断提高成人的学识素养或者使他们习得一技之长，从而作为新增劳动力人口进入劳动力市场。三是社会福利的功能。对企业员工开展教育培训是一项重要的福利，超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传统福利项目。此外，他还指出为更好地实现成人教育经济功能，一方面，就成人教育而言，要注重调整与转型，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教学内容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教学方法灵活多样，便于学员接受。另一方面，就社会而言，要对成人教育进行良性干预，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结合自身国情，给予成人教育各方面的保障;学习国外先进经验，为成人教育搭建更加广阔的平台[4]。吴农对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因素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提出教育投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影响成人教育经济功能的重要因素。一是教育投资的产业性与市场性。成人教育投资要考虑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面向社会和市场;紧紧围绕社会经济发展及个人需求制定招生计划和设置专业，注重有效性和回报率;较少由政府进行投资，而主要依靠企业和个人投资。二是教育内容的职业性与实用性。针对在职人员的需要和特点，根据职业岗位（群）的人才规格、人才素质要求设置课程，彰显职业性和实用性，注重人的全面素质的培养。三是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与灵活性。教学方法要着眼于创造力的培养，着眼于主体意识的提升，着眼于在未来社会中适应能力的增强[5]。

（三）成人教育经济价值

相对而言，研究者对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探讨较多，比较典型的赵光鼎认为，成人教育经济价值是指成人教育投资为社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具有直接性与间接性、速效性与长效性、有限性与多效性、低投人与高产出、复杂性与近似性等特征。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不仅表现在成人教育投资的使用效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方面，还表现在个体经济收益方面。由于成人教育过程是形成与提高教育经济价值的重要途径，是教师劳动转化为受教育者素质的过程，是受教育者将科学知识与生产技能内化成自己精神财富的过程，是教育资源向人的智力转化的过程，因此成人教育经济价值形成于成人教育过程之中[6]。贾玲玉和孙莉华则从职工教育和农民教育两个方面分析成人教育经济价值。一方面，职工教育对工业生产的发展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职工教育可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技术革新和企业管理科学化。另一方面，农民教育对农民生产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农民教育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动者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农业经营管理水平[7]。

第4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市场竞争 企业绩效 民营经济 反垄断

一、经济发展与民营企业绩效

自"十一五"规划以来，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虽然在此期间面临较为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但是GDP平均增长率依然保持在10%以上，在2007甚至达到了14.2%。与此同时，民营企业的表现更为突出。例如，从企业注册数量来看，目前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已超过85%；截止2009年，全国民营企业一共740万家，比2005年同期增长52%。从从业人员数量来看，目前私营企业占全国的44%，占全部非国有企业的85%以上；而截止至2008年，国有工业从业人员仅仅占全国就业人口的6.5%，加上国有控股企业，仅达到10%。从税收贡献来看，2005-2009年，全部私营企业控股税收占20%以上；加上个体和集体控股税收，全部民营企业税收占全部税收1/3以上。就创新来看，200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发明专利和有效发明专利为267721件、92732件，而小型企业绝大多数属于民营企业，工业企业中非国有经济各项专利数占比超过70%。

以上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数量已占据全国企业数量的绝对优势，不过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平均规模相对较小。此外，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具创新精神，这也许与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有关，民营企业不具有国有企业拥有的政策优势与政府背景，只有通过创新才能在市场中生存。学界对于中国企业的效率也做了相关研究，比如姚洋和章奇（2001）通过对第三次中国工业普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效率是最高的；许斌（2006）利用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中国企业效率问题，发现民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低于外资企业，但远高于国有企业。

二、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

民营企业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蓬勃发展，但是始终面临不少困难。国际金融公司在我国部分省份做的调查显示，中国大多数民营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的调查也支持这个观点，66%的中小企业最近两年发生了融资困难的情况（王君，2005）。据调查，银行给企业的贷款绝大部分供给了国有企业或其他形式的大型企业，而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民营企业却很难得到贷款，贷款比例与企业对国民经济贡献比例严重失调。

出现以上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自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逐渐由"资本主义尾巴"的禁止形式，转向社会主义国有的补充形式一直到十六大全面支持公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虽然民营经济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经济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更严格的审查监管。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有些地区的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扶持之手"已经成了"攫取之手"，各种摊派和税费占据了民营企业开支的很大一部分，这些都使民营企业受到了比国有企业更不利的成长环境。

虽然国家在政策方面已经对民营企业的保护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由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和法律政策的制定还不够完善。（一）从法律保护角度来讲，我国民营企业还面临着诸多困难。（二）从进入领域来看，国有企业涉及的领域非常广，而对民营企业来讲诸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进入壁垒还是相对比较高，同时很多民营企业无法通过常规的渠道获得融资。（三）从自身经济实力来讲，民营企业85%属于中小企业，国有企业大部分规模比较庞大。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跨国公司、外资企业以及合资企业大规模的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公司虽然给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带了不少先进的技术和经验，但同样由于其技术和管理效率以及资金雄厚程度远高于中国民营企业，而且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进入而对外资开出优于本土企业，这些都是中国民营企业面临更为强大的竞争压力。

三、垄断与低效率

众所周知，中国经过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尽管竞争这一市场的核心机制在上述增长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却并未得到足够的保障。相反，行政力量对于市场竞争的干预，尤其是行政性垄断对于经济运行的影响，几乎在中国经济中处处可见，并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在目前的经济转轨体制中，出现的垄断现象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有着直接的关联，因此中国经济中有了较为明显二元市场经济特征。垄断指少数厂商为了共同控制某个或若干部门的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实行的一种联合策略。目前普遍认为，造成垄断的原因主要是进入障碍，而垄断又分为几种不同的类型：即自然垄断、资源垄断与行政性垄断。国内的垄断企业大部分属于行政性垄断，其基本的含义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运用行政权限制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垄断状态或垄断行为，其表现形式包括以明确或隐蔽方式给予特定（国有）企业特许经营权、通过行政审批等手段设置市场进入壁垒、通过行政手段取代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等等（高世楫、秦海，2003）。

经济学中把完全市场竞争作为理想的市场状态，因为市场竞争实现了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垄断作为竞争的对立面，是低效率的，因为其还有帕累托改进空间。即便是规模经济所需要的垄断，由于其产品定价高于边际成本，结果造成社会福利也偏离帕累托最优。因此，垄断企业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而为人诟病。此外，垄断对于企业管理和创新等技术性效率的影响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主题。根据Leibenstein（1966）提出的X-非效率理论，竞争压力可以使得企业生产效率提高，因此垄断企业的效率便会低于民企，这与姚洋等人的研究结论相符。

四、总结及政策含义

本文从"十一五"规划以来国民经济增长情况入手，发现民营企业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吸纳社会就业等社会责任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不过也存在企业规模较小、融资难等一些特征。与大部分具有垄断背景的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在融资、法律保护等的方面都存在较大问题。以往的研究都表明，垄断不仅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同时也导致了垄断企业自身的低效率。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出台，就体现了对垄断的限制与对竞争的保护。因此，本文建议国有企业应该进一步市场化改革，让更多的民企进入，达到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洋，章奇：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分析[J]，《经济研究》，2001（10）。

[2]许斌：外贸、外资和中国民营企业的生产率[J]，载林双林、王振中、尹尊声（主编），《民营经济与中国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冯昀，郭洪涛：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成因分析--金融发展视角[J]，《经济研究导刊》，2010（34）。

[4]王君，微小企业融资障碍与改革战略[d]，"微小企业融资"国际研讨会，北京：2005．4．15-16日。

[5]Leibenstein，Harvey (1966): "Allocative Efficiency vs. X-Efficienc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392-415.

第5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信息经济;信息管理;创新;互联网;会议综述

信息经济学是一门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交叉性学科，为了更好地促进信息经济学在国内的发展，由国家级学会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主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承办的第28届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暨第9届博士生论坛于2016年11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大会包括中国杰出学者论坛、博士生论坛以及学术年会3个主要议程，颁发了中国信息经济学乌家培奖、理论贡献奖、青年创新奖和最佳审稿人四个奖项，表彰优秀贡献个人和团队34个。来自全国50余所高校、研究机构和企业事业单位的200多名信息经济领域的专家学者与代表出席了此次大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汪同三和国家发改委的张长春在大会上分别就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作了深刻分析，指出了我国经济增长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交织呈现，在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的驱动力创新。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学术年会是我国信息经济学界展示学术前沿成果最具影响力的顶级学术交流平台，本届年会以“信息经济理论创新与中国问题”为主题，聚焦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经济与信息管理创新研究，顺信息技术发展之势而为，应我国数据驱动型经济而谋，体现出重塑行业结构新思路的智慧韬略。为了帮助学界了解在本次学术论坛上各位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精准把握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动态，本文以“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和“用户信息行为研究”4个方面为主题综述此次论坛的研究成果，发现研究成绩和存在问题，指出未来值得研究的方向。

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与预测研究

1.1信息经济统计测算研究信息经济学较有代表性的研究领域是关于信息经济和信息产业的研究，即通过对涉及信息活动有关的国民经济活动进行统计测算，从宏观上分析信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贡献情况［1］。中山大学的谢康、廖雪华和肖静华利用随机前沿非参数估计模型，分析了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质量和路径以及融合路径对企业规模扩张和成本费用利润率的影响，其结果指出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路径对企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总体是递增的;同时，南开大学的李坤望基于企业异质性理论，对中国企业在地区－行业－企业层面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和企业出口绩效之间的关系［2］，结果表明信息化密度高的企业具有更好的出口绩效，并且在其他相同条件下，这种效应会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放大。前述两项研究均采用了面板数据集，较好地测算了趋同和演化过程，有助于理顺企业信息技术投入和企业经济效益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此外，重庆大学的朱安明等利用优化权重的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2014年39个工业行业的综合效率和优化权重，略显不足的是，信息化的投入指标仅用其所拥有的计算机数和网站数来表示，指标选取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完整代表性，建议还可以考虑信息系统应用覆盖率、信息资源覆盖率、信息技术贡献率等指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跃洲和张钧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进行细致分解，以此分析了信息通讯技术(ICT)的替代效应和渗透效应［3］，结果表明ICT在2010－2012年间的平均贡献率已经接近10%，同时，ICT的使用能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宏观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已经非常显著。本研究的缺憾之处在于结论中表明ICT渗透效应的体现需要5年时间，该时间周期略显过长。前述可知，多位学者从宏观上计算了ICT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增长贡献情况，为我国的信息化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和政策制定依据。未来研究还可以采用多案例的研究方法，从微观上分析ICT对企业创新能力、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1.2信息经济预测研究经济预测是通过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计算过程预测经济的未来发展状况，从事信息经济研究的人员积极探索“互联网+”情景下的经济分析手段，取得了一些较为显著的成果。中国科学院的汪寿阳介绍了“TEI@I”方法在复杂经济问题预测中的应用，该方法用传统计量模型处理经济活动中的主要趋势，用文本挖掘和专家系统处理现实对象中的突现性和不稳定性，最后基于集成的思想，利用支持向量回归技术对其进行非线性集成，从而获得一个更为精确的预测结果。该方法用情境知识引导经济预测过程，将一些难以显式出现在预测模型中的影响因素考虑进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在发生随机事件冲击时预测误差较大的难题。此外，清华大学的刘涛雄和徐晓飞提出了“两步法”预测宏观经济［4］，该方法先穷尽结构化数据，再引入互联网搜索行为的非结构化信息进行变量挑选，一共使用6种模型，比较了采用不同类型信息的预测效果，经过不断的比较和挑选过程，从而确定最优模型。其结果表明对于宏观经济预测而言，单纯使用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由于大量信息噪音的缘故，其预测效果并不理想，而在结构化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增加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则可以帮助改进预测效果，证实了互联网搜索行为数据并不能替代现有的结构化统计数据，而是其有益的补充和完善。由此可见，上述两个研究均是针对宏观经济总量预测的复杂问题，分别强调了不同预测方法的结合和互联网情景下的非结构化数据与传统结构化数据的结合。值得拓展的是，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深度开发其他互联网在线信息，用于如公共卫生、房地产市场需求预测等方面，从而进一步检验其预测效果。

2政府管理的信息经济学研究

2.1政府契约设计的研究信息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有效使用并分配信息资源［5］，契约是进行市场交易的前提，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属性的差异性决定了契约机制设计的多样性［6］。中国人民大学的聂辉华针对中国政企合谋的现象，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的3层博弈模型，论证了从政府合谋到政企合作的路径，该研究聚焦中国现实且敏感的话题，解释了普遍的政企合谋和中央对地方生产活动的周期性干预现象，为合谋理论提供了新思路［7］;湖南大学的马滔构建了一个多阶段动态博弈模型，探讨了平台方如何通过机制设计规制需求方行为，以解决供给方资源共享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指出政府平台方通过建立保证金与保障金机制，可以有效提高资源共享效率。委托理论运用中，重庆邮电大学的万晓榆和龙宇运用委托理论构建了第三方公众参与下的激励－监督模型，结果表明政府的监督惩罚机制和公众评价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服务商的努力水平，有助于引导服务商提高信息服务水平。此外，中山大学的陈斌、北京大学的翁翕团队等基于契约设计，分享了中国政府如何激励创新的系列研究成果。上述可知，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共同点均是聚焦于中国的现有现象和现存问题，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从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制度对于经济行为的影响，优化了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政府与各个共享经济平台合作共治的机制，以及在政府架构的设计过程中如何平衡物权、人权、契约、效率等关系。

2.2政府社会化公众服务研究互联网的技术创新成果和理论成果已经深度融合于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催生了较多的社会化公众服务平台。在我国，社会治理是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多方治理主体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活动，社会化服务平台为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供了新思路。湖南大学的周莎和刘征驰提出了私人力量协同政府供给公共品的内在逻辑，创新了社会化电子商务模式与传统政府职能之间的合作，充分挖掘了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可能性，弥补了现有研究对众筹领域社会价值挖掘的局限性，未来研究关于众筹能否成为我国政府和社会化公众共同管理事务的新模式，其实施的可行性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证明。

3ICT对企业管理的影响研究

3.1ICT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新常态下，“互联网+”给实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创新力，企业纷纷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流程再造和价值链重组。中央财经大学的吴溪等基于交易成本的视角，探讨了“互联网+”的企业战略选择、市场反应和转型业绩，对传统企业实施“互联网+”战略的动因和后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销售费用率较高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互联网+”战略，而上市公司采用该战略后，并没有显著提升公司的会计业绩，由于仅使用一年的数据，忽略了信息战略投资回报的周期性，因而研究期限过短是造成结论经济贡献不明显的因素之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陈猛、刘和福利用资源优势理论和服务主导逻辑理论，通过制造业和服务的对比研究，研究了IT能力如何影响服务创新和财务绩效，发现IT探索能力对利用式服务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北京大学的董小英等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从资源观、服务观、价值观、交互观和系统观对传统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归纳了共性，对比分析了企业间的差异性，区分出了互联网企业、高转型度企业和低转型度企业的差异。文章略显不足的是仅对6家企业实施了调研，其结论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进行验证。可见，在“互联网+”背景下的企业绩效研究中，学者们的关注对象从上市公司、传统企业到企业IT能力，体现了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研究方法既有定量的实证分析，也有定性的案例研究。未来研究可以从前述的研究融合中入手，如可以关注非上市公司的研究和其他业绩表现因素的影响，研究IT能力如何影响财务绩效中，除了可以关注效用的变化，也可以从成本等其他视角去考量。

3.2ICT对供应链绩效的影响研究现代市场竞争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能否与供应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建立密切联系，因而供应链绩效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中国地质大学的朱镇分析了企业如何利用IT使能的整合能力提高分销渠道的敏捷绩效，并进一步探究了新兴经济体市场的内外部制度环境对上述关系所起的调节效应，结果显示平台整合和知识整合对敏捷绩效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然而研究中采用问卷形式研究绩效问题值得商榷。不难发现，上述研究均从不同角度拓展了现有ICT对企业管理研究的范式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研究方法和样本数据的获取仍需完善，如应考虑用纵向数据替代截面数据，用实验法替代问卷法等，从而使得研究结果更具有效度和科学性。

4用户信息行为研究

用户行为是用户有意为之的主体性活动［8］，用户行为的研究也是信息管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周军杰研究了老年人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具体比较了其知识贡献和知识接受行为的异同，识别出社会氛围、认知因素和老年人特征3个因素显著影响老年人的知识参与行为。其研究价值在于重视了老年人群体在虚拟社区的参与行为和知识贡献行为。中南大学的朱张祥等针对青年群体和老年群体，研究了对移动慢病管理服务采纳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采纳行为存在经验距离的差异，该研究对移动慢病服务提供商的推广实践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同时，中南大学的曹仙叶等也研究了在线医疗的相关行为，具体为线上咨询的信息质量和边缘信息对其线下就诊采纳意向的影响，结果指出医生回答的相关性、信息量、简洁性以及医患的在线交互因素均能影响患者的线下就诊决策，但研究样本只针对少数几种病种，也并考虑患者特征。山东财经大学的李旭和刘鲁川基于心理契约的视角，研究了用户对社会化阅读APP的不采纳行为，即忽略和退出行为，研究发现系统本身的质量对用户的影响程度已经逐渐减弱，阅读内容和社交性的功能则对其影响正逐渐增大。该研究对运营商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用户活跃度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华侨大学的王伟将众筹项目的文本语言依据说服风格进行分类，利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建立了语料库，并构建了语言说服风格对项目筹资影响的计量模型［9］，研究发现认知过程和心理状态同时调节投资行为，并且语言说服性可以对这两个变量产生影响。该研究通过向筹资者提供最适合的说服风格指导，从而提高平台的总体筹资成功率。但研究只考虑了项目摘要的小部分文本信息，并未细致考虑详细描述文本的语言说服风格。综上，用户行为是信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要领域，深入研究有助于信息服务提供方准确把握用户行为特征，从而更好地改进系统或服务，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信息需求［10］。学者们对用户信息行为的研究更加突出社会网络的应用情景，如众筹、虚拟社区等，研究对象也从活跃的中青年用户向老年用户转向。不难发现，信息技术大跨度地实现了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同创新和经济共享，为科学研究人员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未来研究还值得进一步拓展，如可以从多视角研究老年人参与各种社群平台的行为特征，可以对照不同的语言平台，探索众筹项目发起者在说服风格使用上的差异等。但也需要指出的是，研究在量表开发上不能一味地模仿国外量表，而应针对我国现实情况，开发适合本土化的量表;在数据采集方面，需要更加注重搜索平台等互联网产生的客观数据，正如清华大学的陈国青提出的大数据驱动的研究思考，即必须同时重视模型驱动和数据驱动，尤其是多源数据的融合和外部视角的引入。此外，在信息系统与电子商务等领域，本届论坛也呈现出了一批成果。如在信息系统开发的成功因素探寻方面，中国人民大学的李高勇和毛基业采用单案例的研究方法，发现用户的参与行为可以消除和开发者之间的各种差异，确保需求的准确传递，促使系统的成功开发;在电子商务服务补救质量研究方面，山东财经大学的马良从商家和消费者的双重视角，探究了服务补救质量对于消费者感知公平和补救满意的影响，检验了消费者涉入的调节效应和感知公平的中介效应;在IT能力转型研究方面，中山大学的刘意运用单案例研究的方法，从企业和消费者交互的视角出发，探讨企业IT能力转型的实现机制，弥补了IT能力转型实现路径的研究盲点。

5结论

本届年会重点关注互联网环境下中国的信息经济理论创新和管理实践创新，与会专家和学者们的研究根植于本土企业，围绕经济预测、制度设计、电子商务和信息管理等议题展开，许多方法和视角都极具创新，不仅深化了信息经济学的现有研究，也开拓了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思路。本届年会呈现的诸多学术成果，其研究方法逐渐趋向规范化和多元化，并在此过程中追求理论贡献，尤其在用户行为研究方面，依据了丰富的理论模型，如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水平理论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组织行为学的跨边界理论等，丰富了信息行为情景化的研究成果;同时研究重视文献理论与现实实践的对话，特别强调复杂情景下的多视角和多方法的结合，特别是为大数据环境下如何处理复杂问题，如何利用互联网平台的客观数据并结合传统的信息分析手段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和方法。需要指明的是，未来研究中，还要进一步注重样本选择、概念界定、操作化测量、数据呈现和解释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以期提升现有的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马费成．信息经济学及其相关术语—与姚健同志商榷［J］．图书与情报，1995，(2):1－3．

［2］李坤望，邵文波，王永进．信息化密度、信息基础设施与企业出口绩效———基于企业异质性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管理世界，2015，(4):52－65．

［3］蔡跃洲，张钧南．信息通信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替代效应与渗透效应［J］．经济研究，2015，(12):100－114．

［4］刘涛雄，徐晓飞．互联网搜索行为能帮助我们预测宏观经济吗［J］．经济研究，2015，(12):68－82．

［5］乌家培，谢康，肖静华．信息经济学(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5－11．

［6］科斯?哈特，斯蒂格利茨，等．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3－47．

［7］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J］．世界经济，2015，(6):3－21．

［8］宋雪雁，王萍．用户信息行为研究述评［J］．情报科学，2010，(4):625－629．

［9］王伟，陈伟，祝效国，等．众筹融资成功率与语言风格的说服性———基于Kickstarter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16，(5):81－98．

第6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食品安全 经济理论 研究动态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大”食品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食品安全事关公众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企业的管理与行业发展，政府的威信与国际声誉，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2008年，“三聚氰胺”、“瘦肉精”、“染色馒头”等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充分暴露出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严峻性。从经济学角度来说，由于食品安全具备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品特性，这会导致市场失灵，增加社会成本。2009年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既规范了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加强了食品安全事故的防范，也明确了政府部门食品安全监管职责。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监管制度的强化与社会经济影响的扩大，我国对食品安全的经济研究也越来越深入。

一、食品安全经济学的形成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为了解决工业公害而创设了环境经济学领域。经过10年的努力，推动了全球化规模的环境政策实施与发展。环境经济学创设10年后，人类又一次遭遇了所谓疯牛病（BSE）的食品威胁。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学对此进行了研究，目前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经济学领域。食品安全经济学主要关注如何提高食品的品质安全，如何引导食品企业经营战略等政策性问题和经营性问题，是以食品安全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

1、食品安全政策改革

1986年英国发生的疯牛病（BSE）事件，引起了欧洲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研究。时隔10年后英国政府又进行了食品安全政策改革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2000年，EU公布了食品安全白皮书之后，2002年英国政府颁布了食品安全法。同年，欧洲食品安全机构（EFSA）宣告成立，这些举措标志着欧洲食品安全政策体系的形成。在此期间，英国政府以食品品质改善为中心，进行了食品安全政策（CAP）改革，研究者们把食品品质概念和安全概念结合在一起，对“家畜福利品质”（WQ）和WQ标签开发以及EU商标输出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2003年，英国政府制定了以自然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家畜福利三位一体的“农业者行动规范”（GAP）援助政策。这是一种“农村开发”政策与“家畜福利”政策结合的农村开发新模式。此项政策明确规定了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农业生产者改善农产品质量、加工食品品质的费用进行“食品品质改善措施”；二是以环境和人类、作物、动物的健康以及家畜福利为目的，根据EU法定标准的农业生产者，适应GAP“法定标准补贴措施”；三是对于受补贴的农业生产者进行农业服务和监控机构费用的“农业劝告服务”补贴措施；四是对于农业生产者支付的法定标准以上的改善费用进行“家畜福利”补贴措施。

在GAP规则的基础上，2004年EU也规定了“合理性家畜饲养行动规则”（GAHP），创建了WQ概念并开发了EU商标，引入了食品产业链全过程的风险分析方法。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为食品安全经济学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现实依据。

2、食品产业链的开发与研究

上世纪90年代开始，欧洲农业和食品行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和流通链各阶段的合并与集中；二是食品加工制造业和零售业界的全球化；三是特定品牌食品的市场占有率扩大；四是农业和食品链全过程中企业间的合作化。随着农业、食品行业的结构变化和进一步深入发展，对于以农业和食品产业（食品制造业+食品流通业）的合作为研究对象的农业食品产业链的理论逐步形成。所谓农业、食品产业链的开发是指农业生产（机械、农药、化学肥料、种苗），食品加工厂商、流通事业者、食品服务业者等各主体，从产品开发到整个产业链的组织运行的合作形式，即“农田到餐桌”的农业食品产业链。它还包括政府政策和财政的支持，社会基础建设和消费者主体，以及行政、社会、消费者各项活动的系统概念。

1994年，EU委员会为了加强食品产业的市场竞争力，成立了农业关联产业研究项目基金AAIR，要求加盟各国共同出资，对于食品产业链研究事业进行补助，并承担科研网络体系建设费和共同研究育成费用。对此，13个国家的22名大学教授和科研机构人员参加了该研究机构，对食品产业链开发与发展进行了研究。研究项目主要集中在食品零售业态的变化、食品工业的市场战略、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等问题上。研究领域针对跨国公司、中小企业、零售商等不同企业规模的生产、加工、流通等产业链各阶段的行为活动及其特定市场领域的研究。

3、食品安全经济学的形成

随着欧洲联盟制定的食品安全政策的改善，EU各国纷纷设立了研究机构，并开始研究食品安全的各项措施，同时对食品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积极探索企业经营战略。对此，经济学如何评价食品安全政策的效果和企业经营战略及市场效应等问题成为重要课题。食品安全经济学，即根据EU食品安全白皮书有关原则设定为研究内容，以企业经营战略和消费者健康利益为研究对象，以风险分析理论和可追溯体系理论为研究手法，形成食品安全经济学。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福利、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政策责任、费用减轻分析方法、食品安全的社会经济评价、食品安全风险的经济分析、利用HACCP体系进行的危害分析、食品监控的可追溯系统开发、有关国际贸易标准的透明度分析等领域。

二、食品安全的经济理论

1、风险分析理论

从经济学角度看，风险是意味着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以及公共品特性。对于“危险性”国际食品规格，法典（Codex）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植物检疫措施（SPS）早已明确解释：“危险性”不只是严格控制与科学实验操作而确认的食品危害性，而是在生活、劳动、死亡等现实生活中影响人身健康的可能性。

风险分析是HACCP和ISO品质、安全性保障体系的基本方法论。FAO将风险分析定义为风险评价、风险管理和信息交流等三种独立要素。风险评价是对于消费者健康提出指导意见，是食品安全管理部门的重要信息来源和实施食品安全法的重要证据。风险管理是食品安全政策效果的评价过程，由危险性的价值评价、管理措施评定与实行、监控和再点检等五个阶段组成。信息交流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公开食品安全的各项信息，尤其是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安全各阶段的信息和进行过程。食品产业链的风险分析理论包括社会费用减轻计量分析、微生物危害因素的费用分析、食品产业链失误风险分析、“农田到餐桌”评价与费用效率控制等分析方法。

2、可追溯体系理论

食品产业链可追溯体系，是基于EU食品安全白皮书规定的食品卫生规则。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从农田到餐桌”的所有食品网络，覆盖农业食品产业链全体的食品卫生管理政策；二是食品安全责任在于基本食品生产者身上，因此食品加工业者执行HACCP体系，生产农场根据良好卫生管理作业条款实施安全管理；三是实现所有食品以及食品材料追溯的可能性，并强制性进行编码登录制度和“合理制造行动规范”认证制度。

可追溯体系在食品流通过程中，有记录食品流通履历和流通过程两种功能。食品流通履历将食品或食品材料等数据和信息进行记录，为消费者向生产者追溯找出污染源的一种追溯体系；食品流通过程是食品生产者到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为止的流通过程，使商品的追溯便于商品回收的可追溯系统。

三、食品安全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2000年1月，EU公布了《食品安全白皮书》，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体系原则。其首先强调了以“从农田到餐桌”为主题的农业、食品产业链全过程的管理，明确指出此规定不仅适应EU加盟各国，而且还能适应对象贸易国。其次，作为食品产业链主体的农业生产者、饲料加工业者、食品加工业者等必须承担第一责任者义务，同时还强调了政府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作用，以及对于消费者的食品贮藏合理性和使用调理责任的自觉性原则。最后，为确保消费者健康而规定了食品、饲料、添加剂的可追溯体系原则；规定了食品政策的有效、透明性原则；把风险分析作为食品安全的基本方法原则以及国际食品卫生规则；规定了环境问题、动物福利问题、农业可持续问题、消费者的食品质量要求、信息提供的公正性、有关食品品质的本质问题、生产过程方法等方面的原则。

根据以上食品安全的原则，欧美国家研究机构对食品安全研究设定了以下内容，即消费者健康与福利，农田到餐桌的食品安全责任，风险分析方法，HACCP采用与风险预防，公害监视追溯体系以及国际贸易标准透明度等方面的内容。

1、消费者健康与福利

消费者健康与福利是食品安全改善的最终目的。掌握消费者福利，了解消费者的消费方式和消费行动的分析方法有多种。主要是依据经济学、营销学、公共卫生学等理论，解释如何测定食品安全的改善价值，如何认识消费者心理与市场行为，是否设定公共卫生目标等问题。斯浩固林（Shogren，J.2002）应用消费者最大支付意思评价法（WTP），评价了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力度和采取的市场行为。

2、产业链的追溯体系与认证制度

产业链追溯体系和认证制度，即根据食品安全的品质管理与销售而制定的程序。关于产业链的追溯体系与认证制度一致是经济学者研究的领域。西费（Schiefer，G. 2001）研究发现，最近农业部门之间的追溯体系和认证显得软弱无力，只是在政府选定的个别食品产业链内实行追溯体系和认证制度较有效，对所有生产农户实行追溯体系却极其困难。

3、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分析

从食品危害的来源考虑，“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分析是食品安全较理想的研究方法。多数食品危害原因是食品及原料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各有害物质、有毒物质的污染造成的。因此，从农田到餐桌的研究能够有效地确认食品安全对策，检查项目的准确性，并是将食品安全的风险分析纳入经济学研究框架探索费用效果的研究方法。

坚森（Jensen.2002）从食品安全的费用角度分析，认为食品安全对策失败的基本原因是外部性甚至是交易费用存在的原因。2001年丹麦食品经济研究所应用“动态模式”方法，揭示了市场营销战略与食品政策之间的关联性。

4、国际贸易的透明度

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中国食品进出口近年来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很多国家的消费者在随时能买到国外廉价食品的同时，也面临着随之而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对此，近年来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了食品安全标准，检测和检查制度也越来越严格，这对国际贸易形成非关税壁垒。因此，WTO的SPS（卫生植物检疫办法）对于国际贸易带来的影响分析成为研究重点。对此，经济学者威尔逊（Wilson.2001）从EU的食品安全标准和国际食品规格法典的差异入手，应用试验模式与定量分析方法，测量不同食品安全标准对于贸易量的影响。

四、食品安全经济学的最新研究动态

从近年的研究动态和将来的研究方向来看，先确认的方向有四种，但统一的课题是对于食品产业链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协同研究。主要的研究包括风险交流，履历追溯的指标体系开发，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评价与经济分析结合，国际贸易的前期风险管理奖励等方面的内容。

1、风险交流

如何进行食品开发是研究者与经济学者们公认的问题，主要是很难掌握消费者心理。因此，掌握消费者心理和消费者购买行为是至关重要的。目前采用消费者购买行为的经济分析和最大支付意思评价法（WTP）的较多。这种方法主要是研究把握消费者如何选择食品和食品供给者，以及为了减少食源性疾病发生等问题。因此，创建多种风险评价模式至关重要。

2、履历追溯的指标体系开发

为了促进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开发，对于该指标体系的开发研究成为研究者们的当前任务，对此也包括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责任明确化。该研究以履历追溯费用的便利研究为中心，而知道费用的是否适度化是主要目的。这种分析的重要要素是“便利”的定义较多，如交易费用的减轻或者实施规章制度的行政费用的减轻，以及追溯体系的效率化的成果能否成为“便利”等内容。

3、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评价与经济分析结合

为了理解各个阶段水平的食品安全的费用“便利”条件，多元化且可选择的标准研究成为重要任务。这种标准的研究需要经济模型和现行的风险模式的有机结合才能解决，而参与生产链条内的各项费用如何分配的决定是重要问题。经济学与风险分析的结合，关系到经济性因素，如揭示农场规模对于风险导致何等影响，把经济因素如何作为风险评价因素，都关联到食品产业链条内的食品安全费用便利的可能。主要方法是对惯性农业生产，有机农业生产，农业食品生产链的比较研究，或者从发展中国家生产者到EU消费者为止的链条，国内生产链条的比较分析和贸易等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4、国际贸易的前期风险管理

随着全球化国际贸易的深入发展，食品行业风险的性质和范围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为了实现国际性食品安全，国际食品规格法典、OIE、ISO等国际机构，关于食品安全设定了若干技术型标准和规格。对此，世界贸易组织的卫生植物检疫措施（SPS）和技术壁垒协定（TBT）等规格标准，企图减少贸易摩擦。然而，国际标准未能实现全球化遵守的规则，贸易各国根据本国的国情进行调整，形成了今日参差不齐的食品安全标准。因而，食品安全风险减轻成为国际性公益问题。各国协同合作减轻食品安全风险，对于国际贸易领域极其重要，对于促进贸易和食品安全具有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因此，经济学者们研究寻找这种协同合作的价值在何处，各国间的费用和风险如何分配等问题，不仅影响着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评价，而且影响着协调标准、风险减轻计划、促进贸易指导意见的制定。

食品安全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形成于1986年英国发生的疯牛病而引起的食品危害。因而，英国政府率先对本国食品安全政策进行了改革，并在欧洲设立了食品安全政策改革机构。20世纪初，在欧洲各国重视食品安全的浪潮下，美国等发达国家也开始了对食品产业及其食品安全的研究，并积极开发和改造了食品产业结构，在欧美形成了以食品产业链为主题的食品安全经济学。经过十多年的政策改革与食品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以风险分析理论和可追溯体系理论为主导的食品安全经济理论。在这两个主导理论的框架下，经济学者们的积极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消费者健康与福利、产业链的追溯体系与认证制度、农田到餐桌的风险分析、国际贸易的透明度等方面。近年来，结合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协同研究成为主流，主要内容体现在风险交流，履历追溯的指标体系开发，农田到餐桌的风险评价与经济分析结合，国际贸易的前期风险管理等方面。

2009年已公布的《食品安全法》，充分说明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视。我国食品安全经济学刚刚起步，且近年来食品安全问题屡屡发生，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科学研究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应该在努力吸收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经济理论的同时掌握并创新其研究方法，推动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研究进程。

【参考文献】

[1] 松本洋一等：食品安全经济学[M].日本经济评论社，2007.

[2] 冈本嘉六：从农场到餐桌的食品的安全性与国际标准[J].日兽会志，1999（52）.

[3] 新山阳子：牛肉食品体系[M].日本经济评论社，2001.

第7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路径依赖；代工；模仿；制度

［中图分类号］TN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1）10-0092-03

1 引 言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配套齐全的产业群，成为全球最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制造基地，台式计算机产量占世界产量50%以上。微机、彩色电视机、激光视盘机、彩色显像管、组合音响、电子元件等主要产品的产量均名列全国首位。在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带动下，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成为广东的重要支柱产业，2009年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产值16439亿元，占全国总量的32.7%，工业总产值连续19年居全国第一。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开始占据国外重要的通信和消费类电子市场。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仍然存在着以下两大突出问题：

第一，结构方面：产业层次低，对外依存度高，出口加工模式占主导地位。一方面，长期形成的加工组装生产模式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产业发展对外依存度过大，对国外市场的过度依赖严重威胁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的出口减少、代工厂商倒闭的现象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另一方面，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以代工生产为主，缺乏自主品牌、缺乏核心技术、缺乏销售渠道，处于微笑曲线的最低端，因而总量巨大的背后是经济效益的低下，从出口代工模式(OEM)向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自主品牌的自主品牌制造模式(OBM)升级成为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迫切需求。

第二，技术方面：研发不足，技术发展落后，自主创新能力弱，技术发展大多停留在模仿与“山寨”的低级阶段。电子信息产业作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技术和产品创新需要持续的研发投入作为支撑和保障。数量众多的广东省电子信息企业多为代工企业，创新意识薄弱，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即使是研发投入最多的华为公司，2009年研发投入也仅为20亿美元，与微软、IBM等企业的年研发投入经费60亿美元左右相比，研发投入差距仍十分明显。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将利用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对其成因进行解析，并以此提出制度层面的改进措施。

2 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2.1 路径依赖理论的主要思想

路径依赖思想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后来一些经济学家将其引入到制度经济学研究当中。对路径依赖理论贡献最大的是Paul A. David 和W. Brain Arthur。David(1985)在《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一文中关于QWERTY键盘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使得路径依赖的概念被正式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当中，他揭示了偶然的小事件对技术变迁的影响：最初由于打字机设计问题，不得不降低输入速度而使用QWERTY键盘，后来问题得到了解决，人们仍继续使用这种键盘，而不是使用打字速度更快的键盘。Arthur(1989)从技术的相关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准不可逆性阐释了路径依赖的机理。Arthur的路径依赖理论建立在收益递增理论基础之上，他认为现代技术经济的发展显示了报酬递增的特性，一旦某种随机事件选择了某一路径，这种选择就可能被“锁定(lock-in)”，而不会选择其他更为合理或者先进的路径。

20世纪90年代，路径依赖理论逐渐被引入到制度变迁研究当中。North(1990)认为Arthur提出的技术变迁的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他认为，制度的路径依赖主要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学习效应，通过合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制度变迁受到制度重新建立时的建设成本制约。

2.2 外向型产业结构的路径依赖

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选择代工生产这样的模式，是广东乃至中国的资源禀赋的自然选择，然而经过了几十年的发展，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亟须从代工生产(OEM)向自主品牌制造(OBM)转型升级。由于技术能力不足以及国际销售渠道被跨国公司控制，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向自主品牌制造模式升级十分困难，价值链难以得到延伸，因而长期“锁定”于代工生产模式。于明超等(2006)指出，如果中国本土企业满足于从事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无法获取或掌握核心技术，在技术上易形成路径依赖。张杰、刘志彪等(2008)指出，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导致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的企业偏好于代工或贴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的条件下，从事构建自主品牌且销售于国内市场的高技术能力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尽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仍然不足，首先是以代工模式为基础而增加的签约或订单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其次是模式转换成本太大，这些都使得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形成了长期的路径依赖。

2.3 技术模仿与“山寨”的路径依赖

从模仿到创新，从引进、消化、吸收到改进、再创新，是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主创新的必由之路。从掌握成熟技术生产能力，到产品设计能力，再到最终形成基础研发能力，这是后发国家技术进步的阶梯。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经过了多年的发展，亟须由依赖技术模仿的模式升级为依靠自主创新的新道路。当前，“山寨”现象很好地体现了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在技术模仿中所出现的路径依赖问题。“山寨”一词出自广东话，有占山为王、不受政府管理的意思，其流行始于深圳的“山寨”手机市场。其实，“山寨”现象早已有之，但是近几年来以电子制造业为代表的“山寨”产业链迅速膨胀。这些企业以极低的成本模仿主流品牌产品的外观或功能，以低价格取胜主流产品。“山寨”现象是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的真实写照。当然，“山寨”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广东电子信息产业底子薄，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和国外主流大品牌硬碰硬，那么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无法生存。可以说，“山寨”模式是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最经济路径。但要实现技术赶超最终还是必须要走自主创新以及品牌化的发展路线。华为等通信设备制造商起步于模仿，但是注重研发，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了超越。然而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民营企业来说，一旦选择了“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就会产生了创新的惰性。因此，技术模仿与“山寨”模式转型为自主创新需要依靠和建立良好的创新激励制度。

3 宏观制度层面的原因分析

3.1 信用体系不完善

民营经济在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然而我国民营经济生存发展中一直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收账难和贷款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主要是由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由于银行等信用机构的资源主要投向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贷款难一直是困扰着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发展的问题。另外，在内需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拖欠和“三角债”问题普遍存在，在外部融资难的情况下，这会严重干扰企业现金流运转和正常组织生产。而在代工模式下，以代工模式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另外在国际贸易中有信用证等贸易方式的保证，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市场。这样，虽然利润比内需市场低，但由于订单稳定并且能在一个确定的预期期限内收回账款，总体来看，企业的选择出口的利润要大于在内需市场的利润，因此，其选择出口的动机就更为强烈。

3.2 市场竞争环境欠佳

首先，从全球范围来看，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来自民营企业，但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受到的条条框框束缚仍然太多，其活力没有爆发出来。民营企业所受的待遇不平等，首先表现在市场准入问题，由于市场准入问题，民营企业只能从事技术含量较低、市场充分竞争、依赖劳动密集型要素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其次是融资待遇问题，由于担保体系不完善，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从银行融资困难；另外人才问题也比较突出，民营企业需要人才，但没有转人事档案权，人才不能落户，社会保障问题难解决，因而民营企业普遍存在人才缺乏问题。再次，以GDP为核心标准的官员绩效评价标准和地方政府GDP竞赛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扮演着低端制造业的角色。由于企业以出口代工对地方GDP增长拉动最快，这就使得地方政府扶持出口代工企业，人为扭曲土地等要素的价格，强化了中国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低端制造业的角色。最后，地方保护主义破坏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不利于公平公正的国内统一、开放的大市场的真正形成与优化。

3.3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低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的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但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没能高效运行，导致“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模式和“山寨”现象盛行。模仿者无须高昂的前期研发投入就获取了新产品的技术与工艺，与研发者进行低价恶性市场竞争，导致研发者无法实现创新投入的充分补偿和收回，严重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4 制度层面的改进

要改变广东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出口代工模式和技术模仿的路径依赖，就必须克服“锁定(lock-in)”效应，主动偏离现有路径，从中“解锁(lock-out)”，实现“路径创造”。而这依赖于对现有制度环境进行改进。

第一，完善信用体系。首先要完善征信系统，建立全国性质的征信网络，大力发展信用中介和评级机构。其次是健全失信惩戒制度，加强执法，使得违约成本增加，从而达到鼓励和尊重合规守信行为的目的。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首先要不断宣传知识产权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知识产权光荣，侵犯知识产权可耻”的氛围。其次是要建立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实现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联动，建立全国性质的知识产权数据库。再次是要加大知识产权执法力度，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效率。

第三，优化市场环境。一方面，给予民营经济以更为平等有利的市场地位，放宽市场准入，完善鼓励民营企业和高新技术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在政府购买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另一方面，打击地方保护主义，真正建立起高效运行的国内大市场。

诚然，上述制度环境的改善需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制度环境的改善不仅对本文所分析的广东电子信息制造业的健康发展有利，更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效益的提高，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和在国际分工中地位的提升，有利于加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吴涛.广东电子信息产值居全国之首三大隐忧待破解［EB/OB］.新华08网，2010-09-08

［2］于明超，刘志彪，江静.外来资本主导代工生产模式下当地企业升级困境――以中国台湾笔记本电脑内地封闭式生产网络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6(11)：108-116

［3］张杰，刘志彪，张少军.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J］.世界经济，2008(10)：3-11

［4］David，Paul 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Y［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4)

［5］ Arthur，W. Brian.，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The Economic Journal，1989，99(394)

第8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两岸合作；经济学教学；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1-0117-03

随着两岸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两岸教育合作成为两岸合作的重点议题[1]，两岸高教界就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与发展等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两岸应加强高教领域合作成为两岸高教界的共识[2~3]。对于两岸高校间应如何合作，学者与高教管理界也进行了大量的思考，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如在研究课题上展开合作，共同的教育评鉴与证照考核机制、两岸教授共同指导研究生、两岸学位互认、相互招生、建立双联学制、与国外知名大学三方合作学制、举办短期研习活动等[2]。

西安交通大学金禾经济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6月，是西安交通大学与郭誉森、胡春田等一批来自台湾中研院、台大等经济学名教授合作举办的教学与科研中心。金禾中心以培养具有坚实经济理论，熟练掌握宏观、微观、计量等现代经济理论的高级经济学专门人才，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建设实践开展研究为主要宗旨。自成立以来，金禾中心克服地处西部的劣势，团结两岸经济学学人，从两岸教授合作培养硕士研究生起步，逐渐将教学和学生培养上的合作延伸至博士研究生和本科生阶段，并逐渐实现从教学合作到科研合作，从两岸合作到国际合作的跨越。

本文将系统总结金禾中心十余年来探索两岸合作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中的经验，为两岸高教界开展合作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金禾中心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创新性人才的实践

在两岸合作培养创新型经济学人才的过程中，金禾中心组建由两岸专家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负责本科生和研究生培养方案的制定；主要核心课程大多选聘台湾地区优秀教师担任主讲教师，并与大陆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课程辅导等方面密切配合，实现两岸优质教师资源的互补；在两岸学术交流上，在接待台湾各大高校师生赴西安交大交流的同时，每年选派优秀学生赴台湾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学生毕业论文指导中，在双向选择基础上，选聘台湾和西安交大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同时针对指导教师不在学生身边的劣势，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和论文写作过程的监控，以促使学生高质量完成论文的写作工作。

1.理念的共识。理念的共识是两岸合作的基础。金禾中心成立本身就是两岸学者对大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和西部地区开发急需具有现代经济学理念的创新人才这个共识的产物。在成立之时，金禾中心就确立引进西方、尤其是美国比较成熟的现代经济学课程和人才培养体系，营造专心治学的学术氛围，训练具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学学术型人才的目标。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针对经济学日益数理化的趋势，在学校的支持下，研究生生源主体为具有良好数理基础的理工类保送生；针对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学生经济学直觉不足的缺陷，我们将培养阶段前移，从理工类大二学生中招收学生进入经济学（数理经济与金融）试点班学习；针对大陆普遍存在以学生发表期刊学术论文和参与课题替代课程训练等培养环节的短期行为，重视和完善学生培养体系的构建，以高水平的学位论文为考核学生的最终落脚点。

2.两岸合作的组织保证。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组建由两岸学者共同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全面负责中心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咨询工作。如在充分了解、借鉴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培养计划的基础上，结合台湾地区现代经济学教学和人才培养上的经验，兼顾西安交通大学实际，制定教学大纲和培养方案；选聘两岸优秀教师担任经济学核心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工作；对教学和培养过程进行跟踪和监控等。

3.两岸优势互补的师资力量。鉴于中国大陆在现代经济学教学上与国际一流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而台湾地区经济学者多有留学欧美背景的实际，金禾中心经济学核心课程的主体师资为来自祖国台湾地区中研院、台大、台北大学、台湾清华大学、中大、文化大学、政大等高校或研究机构，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多年教学经验的教授或研究员。自成立以来，赴金禾中心讲学两周以上的学者年均达30多人次。台湾著名的经济学家薛琦在接待金禾学生赴台访学时表示，台湾没有一所大学的经济系能像金禾中心一样请到如此多的名教授集中在一起给研究生上课。这些名教授在上课过程中一方面跟踪国际学术前沿，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科研实际讲授科研的基本规则和方法，这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主流经济学知识和方法。

作为一门理论联系实际的学科，了解现实是学以致用的基础，为此，金禾中心在课程中选聘两岸学者共同担任主讲教师。其中，台湾地区学者主要承担国际学术前沿部分的授课任务，交大学者则将授课重点放在本土化及应用上。在教学中，双方共同切磋、协商，共同完成课程教学工作。同时，金禾中心不定期邀请国内的专家学者就中国经济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做专题报告，以引导学生关注现实问题。

4.两岸和国际学术交流平台的构建。金禾中心已构建多渠道、多层次的两岸学术交流平台促进两岸学术交流。（1）两岸学术会议。自成立以来，金禾中心先后举办了第三届两岸金融论坛和两岸经济与管理学术研讨会，并组织学生和教师参加台北大学等学校组织的经济学学术会议。（2）学术报告。我们针对台湾地区学者每年几十人次来中心授课或访问的现实，邀请在其中心期间做一二次的学术报告，并邀请其参与中心研究生自发组织的seminar活动。（3）组织学生赴台访学。在台北大学、中大等高校的帮助下，金禾中心每年组织二年级硕士生和博士生赴台访学一个月。在访学期间，除和论文指导教师交流论文写作、了解台湾风土人情外，赴台学生还将聆听多位专家的专题报告，参加学术研讨会，与台湾相关大学师生一起交流学术论文。（4）组织博士生长时间赴台参与学术研究。随着金禾中心两岸合作研究的不断开展，金禾中心积极选派优秀博士生赴台进行长期间的学习和研究。赴台的学生除选修中心无法开设的专业课程外，还需参与相关课题的研究和论文的写作。

此外，金禾中心利用两岸优势的师资和学术资源，为师生提供与国际学术接轨的科研和学术交流平台，如邀请与台湾教授有科研合作的国外教师赴金禾中心访问和讲学，为学生提供大量出国学习的机会。

5.培养方案的落实与管理。针对金禾中心生源实际和现代经济学学术型人才培养的需要，金禾中心在制定培养方案时，既注重科学性和前沿性，又注重在日常的管理中落实。具体的措施如下。

在课程方面，以研究生为例，我们将课程分为预备课程模块、高级经济学核心课程模块和专业课程模块。其中，预备课程模块由中级宏观经济学、中级微观经济学和数理经济学三门课程组成，两门中级课程的目标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直觉并为高级经济学的教学提供知识背景 [4]。数理经济学课程则是加强学生的数学基础和应用数学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经济学核心课程模块由高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和高级计量经济学构成，主要是为学生搭建系统的经济学知识平台，为精深研究打下基础。专业课程模块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产业经济学等课程。通过这些课程，促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及发展前沿，以开拓学生思维和增强应用中、高级经济学基本理论解释现实经济现象的能力，并在选题、收集资料等科研基本功上得到训练，为随后的科研和学位论文写作打下基础。

在培养方案的落实中，我们既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又注重对国际前沿的介绍，还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紧密联系中国大陆实际。既注重课堂上教师的讲授，又注重发挥在课程辅导和习题训练中助教的作用。

6.学位论文写作管理。与课程教学过程一样，金禾中心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也多为台湾教师。这在有利于学生跟随台湾指导教师从事高水平学术研究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经过多年探索，金禾中心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学生从事高水平研究的措施，这些措施贯彻学生培养的全过程。

与交大一般的招生方式不同，金禾中心在研究生第一年并不指定导师，由金禾中心进行统一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到第二学年年初，由导师和学生作双向选择，并进入科研和论文准备阶段，此时，台湾教师负责学生论文的选题、写作和质量，而金禾中心针对导师不在身边的不便，负责学生科研能力培养和论文写作过程的监控，如按专业方向组建由金禾中心本校教师和学生参与的讨论班，在每两周的固定时间要求研究生就报告其所读、所想及科研和论文的设想及写作，以此来激荡学生的思想，加强学生的科研压力；要求学生在研二赴台访学期间加强和导师的沟通，完成论文核心部分的工作；针对中心实际，将开题、预答辩与赴台实习时间通盘考虑，并加强学生中期考核和开题、预答辩和答辩流程的监控，促使学生按部就班的完成论文写作；指派金禾中心自有师资配合台湾教师完成论文的写作工作；严格实行论文由海峡两岸专家双方匿名评审原则和答辩专家委员会必须由海峡两岸专家共同组成原则等。

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金禾中心在两岸合作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约束金禾中心发展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少在两岸高等教育合作中具有普遍性，本节将介绍金禾中心在办学实践中遇到与两岸合作培养创新性人才有关的困难。

1.国际化与本土化。经济学作为一门兴起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本土化与国际化是学科发展中永恒的矛盾。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人才过程中，如何兼顾本土化和国际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国际化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就学术和学生培养来讲，教师和学生来源的国际化、研究成果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学生培养和科研与国际主流范式相接轨是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指标。金禾中心在成立之初就订立国际化的目标，并从基础性的学生培养和科研与国际主流范式相接轨做起。如金禾中心在教学上引进国际先进的教材和课程体系，采取国际主流的教学方法，双语教学，重视学生的科研基本功训练，实现了和国际接轨的第一步。

作为血脉相连的兄弟，台湾地区经济发展较早，市场经济较为完善，其有益的经验是中国大陆发展市场经济的参考范本，不少授课的台湾学者或参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或对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独特的研究心得，其实践经验对于年轻的大陆学子了解经济学及其现实应用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是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和应用本土化体验，也是两岸经济学教育合作有优势。

因台湾地区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较小，关于台湾现象的论文在国际学术刊物中能发表的有限，台湾地区的经济学者大多以研究欧美现象为主，与国际学术界联系紧密而本土研究不足。随着大陆经济的日益崛起，中国（大陆）现象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研究的重要议题，一些主流刊物关于中国现象的论文日益增加。这种现象促使大批的台湾学者将研究视角转向中国大陆，将教职转向中国大陆著名高校也成为台湾经济学界一种风潮[5]。与大陆学者相比，台湾学者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上占据优势，其学术方向转向可为大陆的现代经济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在金禾中心任教的台湾教授中不少或对中国大陆经济现象有着一定的研究，或对中国大陆的经济现象比较感兴趣，这些台湾教授在金禾中心任教和指导研究生为研究对象本土化创造了新的条件。

尽管两岸合作在学术研究的本土化方面有着特殊的优势，但毕竟熟悉中国大陆经济现象的台湾学者有限，在办学实践中，如何在进一步国际化的同时兼顾本土化，将是金禾中心未来不断需要探索的课题，也是两岸高教合作，尤其是社会科学界合作办学中需要不断探索的重要课题。

2.两岸高等教育界的进一步开放与协作。在金禾中心的办学历史中，曾经走过台湾执政时期两岸高教合作的低谷时期。随着两岸交流和协作向纵深发展，高教界合作的环境也得到优化。但从金禾中心的办学实践看，两岸的高教合作仍需要进一步开放思想。

随着金禾中心人才培养机制的逐渐完善，一个不得不解决的重要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学生、尤其是博士生，专业课程不足和指导教师不在身边日益成为金禾中心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最重要约束。

因博士生专业方向专深，需要相关专业课程的配合，但在金禾现有学生体量的情况下，为人数较少的博士生专门邀请相关专家开设课程面临资源和成本的双重压力。在台湾一些名牌大学，因体量较大和研究方向集中等原因，不少大学开设这些博士所需的研究生课程。因此，选派优秀博士生赴台湾地区选修相关课程成为培养学生的理性选择。同时，与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不同，博士所研究的内容较为精深和前沿，为完成博士阶段的学业，需学生和指导教师间广泛而深入的学术讨论，而学生和教师分处大陆和台湾成为其中的巨大障碍。尽管金禾中心组织学术讨论班和要求博士生导师每年至少在西安两周等形式可以缓解这个困难，但无法根本解决这个问题。

为此，金禾中心选派优秀博士较长期的赴台交流，以便于其旁听相关课程和与指导教师一起展开学术研究。但一个单位的能力有限，能支持的学生有限，况且选修相关课程与导师间展开合作研究也面临两岸高校学分共认等诸多问题。因此，希望两岸高教界能进一步密切协作，达成高教合作协议，消除两岸高教合作中的障碍。同时，大陆为培养创新性人才所制定的公派留学计划等，能否在不违背祖国统一的前提下，资助学生赴台湾地区一流大学访学，以更好的促进两岸高等教育的发展。

三、结论

本文系统总结西安交通大学在两岸合作培养现代经济学创新性人才上成功经验，如在取得理念共识的基础上组建由两岸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负责两岸合作重大事项的决策；利用两岸互补的优势教学资源，协作完成现代经济学课程教学；构建两岸合作的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培养过程的监控等。

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在两岸合作培养人才在带来独特的本土化优势的同时，仍面临国际化与本土化兼顾的问题。在具体培养实践中，我们也发现两岸高教界需进一步扩大合作领域，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培养具有创新性人才。

参考文献：

[1]李立，闫炳辰.促进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奠定中华民族繁荣基石[J].台声，2007，(6):22-24.

[2]张宝蓉.发展与共享并举特色与卓越共创――第三届海峡两岸大学校长论坛综述[J].中国高等教育，2008，(19):22-24.

[3]杨广云，王娜.共促互动新阶段的两岸高等教育发展――第六届两岸高等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J].中国高等教育，2009，(23):59-60.

第9篇：产业经济学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产业集群；区域经济；经济发展

产业集群是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机构在某一特定区域的集聚（Poter,1998）。由于产业集群所凸现出的持续竞争力，这种新的生产组织形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推动力量。我国产业集群的大规模发展起步较晚，但势头强劲。从区域分布来看，产业集群在浙江、广东、福建、江苏、河北等许多省份均有分布。比如截止2004年末，江苏省各类产业集群就业人数占全省的近88%，所创造的增加值和财政收入分别占全省总量的60%和40%，在重点接受调查的全省60家产业集群中，企业数超过1000家的有12家，从业人员超过万人的有13个，有19个产业集群在地方经济中的占比达到50%以上，其中又有8个达到80%以上。这些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省域经济的发展。因此，从内在机理上去探索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关联性和互动发展机制，无疑会成为区域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并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区域经济因素对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区域经济就是指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以客观存在的地域单元为基础，按照劳动地域分工原则建立起来的、具有区域特色的地域性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经济的最原始经济活动必定是由区域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习俗和资源禀赋决定的，由此而形成的人口、技术、公共资源、区域品牌等，因为路径依赖等因素会影响到现期产业区位的选择。一般来说，区域经济发展会从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

1．区域的资源因素

利用资源优势来发展区域经济，是产业集群得于形成的原始动力。区域资源主要包括两类：①自然资源；②非自然资源。

（1）自然资源和地理资源

自然资源是能产生生态价值或经济效益的自然物质和自然能量的综合，包括土壤、气候、矿藏、湖泊、森林、地理位置等。马歇尔（1964）曾在对地方工业起源的论述中指出了工业的地区分布的二个主要因素，其中之一就是自然条件。美国学者通过对美国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得出，自然优势能够解释20%左右的产业集群形成现象。在我国，各种以自然资源为主要生产加工对象的产业集群，无不与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如吴江盛泽的丝绸产业集群，号称日出万匹，衣被天下“；东海县的水晶制品产业集群，其产品的国内市场占有率达50%。同样，由于区位优势，有利于资源和产品的进出口，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江浙粤闽一带出现了以加工出口为生产特点的大量的产业集群。

（2）人力资源

产业在空间地域上的集聚并不只是企业的简单意义上的数量叠加，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产业的集聚需要考虑区域人力资源的现有状况及其未来的可持续性。区域环境中人力资源的密集程度及质量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产业结构及其发展水平以及地区产业集群的类型。一般来说，与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存在密切关系的有三种人力资源类型：企业家资源、高技能人力资源和普通劳动力资源。

2．区域历史和文化因素

区域中历史传承的从事商业活动的文化氛围，可以演化为区域经济兴起的一个条件。生活在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由于耳濡目染，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养成了经营意识，培养了经营思想。浙江的许多产业集群是在缺乏自然资源支撑和外力帮助的条件下，通过挖掘民间传统技艺而形成的。如宁波依托“奉帮裁缝”的传统技艺形成服装类产业集群；永康利用修锅补缸的技艺，发展成了专事小五金生产的产业集群；温州更是利用“其货纤靡，其人善贾”的人文特点，逐步形成了打火机、皮鞋、低压电器等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

3．区域政策和制度因素

制度和政策作为公共产品，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因此，作为公共产品供给者的政府，对区域产业集群具有十分显著和直接的影响。正确的政府引导和支持以及相应的有效政策对产业集群的发展是一种有利的推动。另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人文习俗也是产业集群发育成长的深层内因，健全的人文网络不仅加强了产业集群的稳定性，而且会加速中小企业的形成，壮大产业集群的规模。比如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温州市政府便高瞻远瞩地大力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并通过政策扶持和倾斜，充分发挥其积极的引导和推动作用，使当地出现了最早的专业市场，为产业集群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见，适宜的制度和政策体系也是产业集群产生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4．区域相关产业的发展因素

犹如生物群落一样，产业集群也是一个有机的具有生命特征的产业群落。在它的形成和演进过程中，必须要与周围的环境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对于某个特定的产业来说，它需要与与之相关的各种横向和纵向的产业或机构的耦合。从横向看，包括能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和能提供相关管理和技术的企业；从纵向看，包括上游和下游企业，如供应商、销售商、产品服务等。另外，还包括政府和其他机构，如大学、科研咨询机构、监管机构，提供各种专门的培训、教育、信息、技术和服务等产品。因此，产业集群是一个有众多企业和机构所组成的有机协调的整体。任何一个相关子系统的不完善，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

二、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往往与特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具体来说，产业集群对区域经济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业集群通过对区域资源的优化整合，提升区域的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是由相互关联的众多企业和相关支撑机构所组成的共生体。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发展所要投入的要素，不仅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力，也特别强调企业家资源、人才资源的培育及其在发展中担当的作用，更是要求地方政府、行业协会、金融机构和教育培训机构对产业发展的协同效应。因此，产业集群可以通过将这些区域内的软、硬资源的有机组合，优化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产业集群所带来得直接结果便是同一产业和相关产业的企业在地域上的集聚，引起人口的空间集中，这在为产业集群提供充足人力资源的同时，又会产生对消费、交通、文教卫生、金融、物流、市场等基础产业的进一步需求。这样，产业与市场之间就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和市场群落的共生现象：通过构建专业市场群落，可以实现制造业与商贸业的专业化分工，使他们能共享销售网络所带来的外部规模经济，降低中间品交易的不确定风险；通过构筑制造业企业群落，将某一特定产品的制造过程分解为众多的中间产品的制造环节，并分别由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小企业进行生产和组装，又能使群落中的每一个企业都能享受“零部件规模经济”，大大降低集群内企业的内、外部交易的成本。因此，产业集群的发展，不仅使其主导产业获得竞争优势，而且还可以通过专业化分工使得相关企业获得成本优势，提高其竞争力，从而提升整个区域的整体竞争优势。

2．产业集群利用合作与竞争机制，增强区域的创新能力

在产业集群内，大量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集中在一起，既开展激烈的市场竞争，又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一方面，产业集群内集聚了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批发经销商以及其它配套商，这种空间上的集聚方式有利于企业间实现纵向、横向合作。同一集群内的企业彼此间更加接近和了解，基于友谊、信任、信息分享和相互联系，大大降低了单个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有利于相互间进行深入的交流和学习，为协同创新创造优良的环境。另一方面，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行业的动态更易及时了解，竞争的障碍会减小，企业对于竞争压力的感受也更为直接。新进企业更容易模仿先进企业，从而导致企业间竞争的加剧。因此，集聚既有利于合作，也增加了竞争。这种合作竞争机制的根本特征是互动互助、集体行动。它能帮助集群内企业实现高效的网络化的互动和合作，顺畅信息的流通，加快观念、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减低交易的费用，从而获取集体效率，降低合作创新的成本，加快创新速度。企业的创新成果更易于为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整个产业集群创新能力的提高。另外，集群内企业间互为竞争的关系，会使竞争激烈程度加大，也就越能刺激企业的创新与升级。因此，集群内企业具有更强的创新意识。所有这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既合作又竞争的双向机制，对增强区域整体的创新能力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3．产业集群通过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扩大区域品牌的影响力

由于集群内部强大且复杂的企业间联系，使得在该区域内，一个企业发展，会带动区域内相关企业的发展，而且随着产业集群化规模的增大，引起规模经济的边际收益递增，进一步增强对集群以外的企业的吸引力。随着新的中间投入的使用者、生产商和供应商的不断加入，又会引致新的加入者和更强的分工专业化，从而形成较强的累积效应；同时，产业集群规模的不断扩大，集群内企业需要不断从周围地区就近获取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导致产业集群在空间上不断拓展，将周围欠发达地区逐步纳入其中，形成扩散效应。通过累积效应和扩散效应，使得产业集群的产业链更加完善，空间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实力更加壮大。这样，产业集群就可以通过统一对外促销、规范品质标准、认同专利技术、推广共同商标、共享集群信誉等“集群效应”来创立区域品牌。这一方面可以消除经济的负外部性，同时谋取单个企业很难具有的差异化优势，使集群内每个企业都受益；另一方面，“区域品牌”与单个企业品牌相比，更形象、更直接，是众多企业品牌精华的浓缩和提炼，具有更加广泛的、持久的品牌效应，从而扩大区域品牌的影响力。

4．产业集群通过实施循环经济，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产业集群产业链上的每个企业，往往都是通过生态共生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集群的这个特征非常适宜于开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用自然生态学的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实施“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实现“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的目标。通过资源的循环，既维持生产的发展，又能减少资源的消耗并充分利用再生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循环经济能使集群内完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专业化分工，克服集群内物质循环缺陷和生态缺位，疏通集群内个体间的物质、能量、信息的渠道，搭建个体间的合作共生机制，优化整个集群内的循环经济网络结构。通过遵循“3R”原则，将清洁生产、生态设计、绿色消费、资源综合利用等有机融为一体，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资源稀缺对集群发展的不利影响，同时也解决了产业集群演进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因此，循环经济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因而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佳的和必然的选择。

三、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建议

产业集群因为具有持续的竞争力成为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但是，产业集群如同产品一样，也有包括产生、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生命周期阶段，根据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理论，区域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导致产业集群的衰退，从而产生产业集群的周期性风险。而产业集群的衰退，又会反过来引起区域经济的萧条。因此，如何保持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营造良好的区域政策和基础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健康发展

政府首先要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产业集群的宏观引导，提出产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避免无序竞争。其次要加强社会网络和中间组织的建设，完善中间服务体系。还要不断完善适宜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软、硬件体系的建设。要积极研究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对产业集群的龙头骨干企业、配套企业创建品牌优势的企业给予扶持。

2．引导和规划以生态工业园区为载体的产业集群建设

通过生态园区的建设，使得园区内企业之间形成生态共生的耦合关系，一方面可以形成和延长产业链，促进产业集群的升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循环经济活动，减少资源的投入，减轻对环境的损害，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保持产业集群和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3．重视和研究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现象，化解产业集群风险对区域经济的危害

由于产业集群存在衰退和灭亡的风险，要保持区域经济的稳定发展，就要采用区域投资组合战略来分散风险。这就要求区域内产业集群间的相关性要小，以使对区域经济的风险最小化。当然，虽然产业集群存在生命周期，但它也并不代表必定走向衰败，只要根据产业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的特点，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措施，就能促进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 何雄浪．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探析[J]，南方论坛，2006（4），35-37.

[2] 魏后凯．现代区域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67-179.

[3] 蔡宁、吴结兵．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资源-结构”观的分析 [M]，科学出版社， 117-132.

[4] 中国产业集群第2辑［C］，机械工业出版社，47-48.

[5] 周宏春、刘燕华等著．循环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