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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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一、加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的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是在对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的研究过程中得以提出来的，在这过程中离不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产力的发展必须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二者互为因果，所以相对于生产关系来讲，生产力的发展具有自主性和首要性。而在我们对政治经济学的深入研究中也发现，一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则会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要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与之相适应。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实质上就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技术的创新，是一种新工艺和新产品的应用和生产。
技术创新是当前我国在经济建设工作中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其可以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增强，提升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效益。目前在全球经济一体快快速发展下，可持续发展战略被人们所普遍认可，这就导致技术创新的理论视角开始侧重于科学技术和应用，更注重技术创新和生态保护的相互关系。而且在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中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人的发展同时纳入其中，利用生态化的技术确保了技术创新商业价值的实现，使新的技术创新观念和理论得以实现。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步伐下，知识也在全球化得以进一步拓展，知识的全球化对技术创新了有更高的要求。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或是国家其所掌握的技术及资源都是有限的，单独以其自身的能力去发展会受到较大的制约，无法满足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合作的模式来进行发展，创新方式以技术及资源的联盟及合作体现出来，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重点也开始有所变化，已不仅仅对资源优化配置进行创新研究，开始向资源的合作及优势互补方向发展，在这种过程中，企业在合作中受益，拥了进行科技创新的技术和人才，同时在合作过程中也获取到了新的知识。企业之间也有效的形成了一定的网络和社会关系，有效的加快了技术创新的步伐。
二、在与西方经济学比较中进行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实现创新，则需要从传统的思维中走出来，充分的吸收其他经济理论先进的思想和精髓部分，从而使自己得以完善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更应走出自我封闭的体系，但不能偏离的指导，从而积极的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精化的部分，经弥补自身的不足，实现优势互补。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的理解过于绝对化，将其看成是绝对的真理，认为其他的东西都是错误的，这种思维过于片面，政治经济学要想发展和创新，就需要研究和汲取西方政治经济学中一个合理的理论，并为自己所用。传统的政治学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相比，两者在研究对象的定位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政治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西方政治经济学则研究的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政治经济学更注重在一定社会制度基础上，通过提高生产率及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增加社会财富的目的。西方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资源相对或绝对短缺的情况下，经济效益的提升，只能依靠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来实现，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成本，增加社会财富，确保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同时也加快了社会政治学的发展。而政治学也研究市场经济，但其研究的并不是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关系。
在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过程中，生产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财富，而且作为原动力，有效的加快了社会发展的步伐。在西方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实质上就是生产力的合理配置。而在当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更注重将合理的对先进生产力进行运用，从而加快社会经济建设的步伐，这与西方经济学中相关的理论具有一致性，所以可以将西方经济学与当前政治经济学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提出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发展理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不仅需要更发了的对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进行坚持，同时还要对一切文明成果进行正确的吸收和借鉴，这样才能使之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服务。
三、结束语
追溯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在无数经济学在对政治经济学的不断研究过程中提出了经济学的理论，并不断的对其进行完善，从而使其得以不断的发展。所以政治经济学具有较深的底蕴，是一座知识仓库，还需要我们在研究中不断的深入去发掘，这样才能有效的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创新。
参考文献：
[1]马艳，李韵.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路径.学术月刊，2011-07-20
第2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关键词：应用型人才政治经济学教育改革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F0-4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編号：1009-5349（2020）12-0006-02
众所周知，对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定位，有利于提高高等教育教学效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尤其应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对课程进行有效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将专业知识应用于所学技能，推动政治经济学科的改革与发展。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要结合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研究对象，以“经济关系”为基础，引导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解决现实问题。加强对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的转变，采用案例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课程的理解，达到教学的目的。同时，充分利用教育信息技术资源，顺应时代的发展。[1]要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考评，转变考评方式，加强对学生解决问题能力与创新意识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精神，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
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与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政治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理论性，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他课程的联合，结合每个学科具体特点，分析现实问题。在当前的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对政治经济学科教学有效改革，有利于提升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应用能力的提高。
（一）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学生数量的不断增加，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明确培养目标，提高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要明确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政治经济学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对生活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方面的知识深入了解，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思维，有利于提高学生对理论的实际应用，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二）顺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要求
随着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出现大众化的发展趋向；因此，学生之间的学习能力与知识掌握状况存在一定的差异。政治经济学理论较为抽象，不利于学生理解。因此，应改进调整教学模式，有利于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促进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与效果。[2]
二、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中，往往分为理论型与应用型。培养应用型人才，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人才培养目标涉及师资队伍建设，改进教学方法进行应用，加强对资源的配置，有利于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同时，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更注重学生理论基础与发展的整体趋势，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注重提升综合创新能力。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用型人才要去发现经济规律，将发现的事物进行积极的创造与转化，应用到具体的实践过程，加强对知识技术的有效应用。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现状
（一）人才培养目标定位
政治经济学注重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关系，作为具体的研究对象揭示经济规律。教师在讲授的过程时，更注重提升应用型人才的素质，使学生掌握基础的理论知识，加强对理论知识的应用，从而解决生活中的问题。[3]
（二）未适用于应用型人才培养
1.缺乏教学理念的转变
在政治经济学教学方面，由于受到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部分高校教师没有准确定位人才培养目标。首先，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把自我作为课堂的中心，教学方法和手段较为单一。其次，在测评方面更注重期末闭卷考试，没有多种形式的考核。最后，学生存在死记硬背的现象。这与所采取的考试制度有一定的关系。
2.教材不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高校把政治经济学作为重点学科，然而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采用的专著和教材不适于学生的发展。比如部分教材受书籍的束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系讲解，没有深度的理论内容构建，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尤其在当前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没有结合社会经济热点，不利于学生整体能力的提升。
3.案例使用质量较低
案例教学可以结合教学要求，选取有针对性的案例分析研究，围绕问题讨论，有利于提高学生对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同时，通过案例对理论进行应用，有利于促进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然而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学生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只是简单的剖析，并不了解内涵和思维方式，没有实现案例教学所达到的要求。
4.缺乏实践教学环节的合理设计
实践教学有利于促进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校内、校外两个实践环节的有效设计，可以解决实际教学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当前政治经济学课程实践教学环节设计，仍然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一是由于课时较少，受到一定的限制，无法在校内实施教学实践，缺乏理论之间的有效衔接；二是组织学生到校外社会实践往往需要经费的支撑，而经费较为紧张的情况，不利于学生社会考察与调研。[4]
5.信息技术资源利用不充分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高等教育借助网络与信息技术资源进行有效的教学改革。由于部分教师缺乏对网络技术的掌握，在媒体课件、教学网站平台应用的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阻碍，不利于与课堂教学。同时，网络资源环境的优势没有得到发挥，不利于政治经济学课程对应用型人才的培养。
四、政治经济学改革策略与路径
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过程中，要加强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培养，探讨具体的策略与路径，有利于促进学生知识与能力的提升，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一）促进教师队伍的整体优化与建设
众所周知，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教师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在当前的新形势下，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教师应具备专业的理论知识，具备实践与创新能力。因此，教师要加强对学生的引导，从理论到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要结合应用型人才目标的准确定位，教师要应用新的课程理念丰富教學内容，充分发挥网络资源与平台的作用。教师要具有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实践能力。在教师培训过程中，要完善教师知识结构，增强教师的创新思维能力；提供教师与社会接触的平台，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定期到相关部门与公司参与实习，以提高整体的实践水平。[5]
（二）促进教学实践环节
在优化实践环节，主要从校内和校外实践两方面进行有效设计，要符合当前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同时，在确保教学时数的基础上制定可行的教学计划。比如，在校内进行实践，要加强课堂讨论，邀请相关专家到学校作报告，使学生通过撰写论文的方式，加强对知识的理解。同时，开展网上在线讨论活动，充分借助多媒体设施开展政治经济学教学活动，让学生自主设计政治经济学课件，加强对案例的深入分析与讨论。在校外实践环节，要组织学生到企业、社区进行社会调查，根据具体的实习基地为学生创造实习平台，加强对学生能力的训练，引导学生将所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用于具体的分析。
（三）促进学生考评方式的转变与改革
在政治经济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中，要转变考核方式，发挥对学生的引导作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课程考核，往往注重考试成绩，不利于提升学生解决问题能力和创新意识。因此，改革考核方式，采用多种形式，如在期末考试中增加主观题的比重，加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结合学生平时的学习表现，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6]
五、结语
第3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Abstract]: Marx 's whole world view is a method, therefore, studying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lies in the methodological mastery. So far, Marx's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 still is a kind of advanced thought. This article on the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scientific methodology method were analyzed.
[Key words]: Marx; political economics; methodology
政治经济学是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方法包括：马克思政治经济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其中矛盾分析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本文也主要对这三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方法
马克思将分析矛盾引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对矛盾分析清楚后，再分析经济问题。在现实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中存在很多矛盾，这些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各自代表为了获得更多利益而产生的，如劳动创造的价值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矛盾、产品价值与售价之间产生的矛盾、无产与资产阶级两种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看它们是否承认这些真实存在的矛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主要包括：
（1）虽然已经统一了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但是这些社会经济关系中还存在对立的一面，因此，要很好的把握住这对立的一面。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矛盾分析法中把握对立就是指在分析事物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否定它们相对对立的性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立现象普遍存在。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立并不是说各种经济关系外在对立，要想阐述各经济关系对立的本质涵义，必须从各种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中把握它们的相互否定的对立性质。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的David Ricardo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类经济关系是存在对立的，并且他以此构建了属于他的理论体系。但是最终他还是以失败告终，这是因为它对各种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进行研究主要是从形式逻辑的思维出发，它认为这些经济关系之间的对立没有相互联系、没有相互转化的关系。例如李嘉图认可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该理论不能解决劳动力得不到同等价值的问题，工人劳动所得的工资与工人所创造的价值成对立关系，而不能相互转化分析这种对立。其实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的工人工资是作为资本的投入创造了价值，那么工人创造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渗入到了工人创造的价值中，从而导致其理论最终以失败告终。
（2）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的分析方法中从社会经济关系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就是仍然将事物看作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从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来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下，把握资本主义诸多经济关系中的统一，这样才能表示认识经济现象。但是，必须在它们内部的对立面把握它们的统一性质，这是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认识的前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统一的经济关系内部存在，使得社会中经济关系的统一非常必要，这也指明了各种经济关系统一的方向。
（3）社会经济关系范畴对立统一的基础是坚持用人的实践。由人类实践所不断生成的对立统一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中的对立统一，而并非是表面上的抽象对立统一。因此，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没有永恒的经济范畴，都是将人类的社会实践作为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而且，社会经济关系范畴是不断变化的，其一直是以独立统一著称，其是一个不断更新过程，消灭-产生-消灭……，这个过程同时也是由人类不断开展社会实践而实现的。随着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开展，人类对实践中的经济认识也越来越高，消灭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建立新的经济关系范畴，或者扩展原来的经济关系范畴。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
用历史的和发展的维度来看待分析经济问题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一种有效方法，由此产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分析方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主义复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第4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意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管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 Peter 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 Peter Gourevitch) 。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如果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意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 ki@vcf6FFB 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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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 ( 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 (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第5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②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一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同时,赋予了这些范畴科学内涵,由此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命题的变革,使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说根本性的超越。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根本性的超越,其首要原因是马克思找到了分析纷繁复杂经济现象的支点,即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商品。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在17世纪将人口、民族或者国家作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后来他们从这些生动具体的实存中分析出一些抽象范畴,如分工、货币和价值,但没有将商品作为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马克思之所以把“商品”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出发点,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研究的特点就是按照正确的逻辑思维方法通过概念、范畴的展开进行,而逻辑范畴的推演必须从最简单、最抽象、最基本的概念谈起,因为任何一个复杂事物中最简单的东西也就是最抽象的东西,它虽然抽象,但却是复杂事物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对马克思来说,“商品”概念就是他用理论的方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起点。“商品”是一种怪诞的存在,用马克思的话说,它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③的物:说它可感觉,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庞大的商品的堆积”;说它超感觉,主要是由于它“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
④马克思以桌子为例来说明这种怪诞,在他看来,桌子的怪诞不是源于它的使用价值,也不是源于价值,而是源于商品形式本身,即商品所具有的社会关系属性需要以一定的物质载体反映出来。物质载体在反映商品的社会关系本质时,造成了对商品本质的一种遮蔽,使私有制下的分工交换关系采取了一种物与物之间关系的虚幻形式,从而产生了商品拜物教。正是这种商品拜物教现象,使古典经济学家就此止步。他们将商品形式视为人类永恒的形式,没有追问商品的价值为何要采取交换价值的形式,即商品所内涵的社会关系本质为何需要借助于其他商品表现出来。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时就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这个问题了。而消除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两种不同质的商品之间能够互相交换,它们之间质的等同性,也就是说两者之间能够互相交换比较的第三者是什么?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由交换价值进一步发现了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两个属性,它们分别由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生产出来。正是对劳动二重性的发现,使马克思避免了大卫?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缺陷。由此可见,正是由于马克思从商品这一概念范畴的分析入手,才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和怎样形成价值的问题,并进一步由商品的内在矛盾研究了价值形式,考察了从简单价值形式到扩大价值形式、再到一般价值形式、最后到货币形成的发展历史,为科学的货币理论乃至他整个的政治经济学找到了最基础的逻辑起点。从外在表现上看,马克思从“商品”开始建构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黑格尔把握问题的逻辑理路:从概念入手,通过概念的逻辑自我展开环节完成对于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好像仍然是一个“头脚倒立”的体系,但马克思认为,这是叙述方法与研究方法的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也就是说作为科学上正确的叙述方法,它不同于充分地占有材料进行分析的研究过程。因此作为已完成对黑格尔“头脚倒立”体系颠倒过来的马克思来说,商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对资本主义现实世界的最准确概括。这一点和黑格尔是根本不同的。这种不同从根本上说就是“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在马克思看来,“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正是由于这种根本的不同,商品内涵的这一社会“基因”伴随着马克思对商品概念的具体逻辑展开过程,在深层次上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
经济学研究与人的价值立场休戚相关。由于理论旨趣的不同,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目的上具有根本差异: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③虽然古典经济学家接触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和人的阶级关系,但是他们并没有将研究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相反,他们对经济生活的研究更多的是停留在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层面,例如从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这就使他们抽象掉了物与物之间发生关系的历史情境,客观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世化和永恒化了。而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学“一开始就以系统地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④因此,在马克思看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不是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要揭示财富增加的源泉,而是通过对这种经济关系的研究,揭示这种“物”的关系背后“人与人”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怎样改变这种“物”关系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特殊性。“商品”的本质不是能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而是它具有价值。而价值的实质是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它体现的是在私有制下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商品所有者在社会分工纽结上占有一定的位置,因此他的私人劳动同时内在的具有社会性质。但是要把这种社会性质体现出来,需要通过市场的交换来完成。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商品和价值二者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二者的纽结点就是货币,正是货币把价值的本质最深刻的体现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货币是私有制和分工存在的社会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实现的一种方式。资本的出现,则标志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出现,它的存在以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为前提。正是借助于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资本实现了增殖,由此货币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而资本生产关系在本质上讲是一种权力关系,它以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剥削为基础,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劳动者虽然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然而它自身却一无所有。资本家以这种支配关系和权力关系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马克思正是通过恢复被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抽象掉时间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的经济范畴,揭示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存在状态。由此我们发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是以商品为起点,依商品-货币-资本的演进逻辑分析资本的产生;进而从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剖析资本周转、循环和流通的本质和规律;最后从整个资本主义总生产的高度通过分析利润的分配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这样马克思透过物的表层分析内在的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为主线,由价值、使用价值、剩余价值、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构成了其基本分析框架,通过对“劳动力”的分析,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从根本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是怎么产生的,并为工人如何摆脱这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合理因素的过程中,以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变革和理论立场的转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里说:“《资本论》是把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
①如果我们从方法论的层面审视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与超越关系,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二是马克思理论的整体方法论。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在宏观上主要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在微观上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二者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首先从宏观上来看,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运用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建构了一个圆圈式的政治经济学的整体架构。以《资本论》为例:从总体上看,《资本论》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一个大圆圈。《资本论》共分三大卷,第一卷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卷论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生产(经济)的总过程”。这三卷中的每一卷各是一个独立的开放式的圆圈,分别论述一个圆圈的内容,同时这三个圆圈之间又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三个圆圈的关系是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关系。第一个圆圈是第二个圆圈的基因,而第二个圆圈是第一个圆圈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个圆圈是对第一、第二个圆圈的否定之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第一个圆圈的回归。因此可以说这三个圆圈是由三个不同等级的圆圈构成的一个大圆圈。其次,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具体方法来看,马克思主要运用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第6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一、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国家为中心
国际政治学是研究权力及其分布的学科。从历史经验来看,经济因素(财富)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家力量是国家富裕的必要条件。因此,把政治和经济结合在一起研究的动力,是对权力来源和运用的分析。从本质上看,国际政治经济学考察的就是权力和财富之间的互动。
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罗伯特吉尔平认为,二者互动的内在机制可以归纳为回答三方面的问题1:首先是市场经济增长的政治根源及作用;其次是经济变化和政治变化之间的关系;最后,国际市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吉尔平相似,英国学派的苏珊斯特兰奇也对权力的结构作出了解释2。她认为,国际社会存在两种权力:联系性权力和结构性权力。联系性权力是传统权力政治的范畴,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种结构组成。这是斯特兰奇对财富与权力转化模式的探索。
早期的IPE代表理论3包括: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理论。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复合相互依存理论”4通过“敏感性”和“脆弱性”两个概念,突破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领域,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联系在一起,初步探讨了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金德尔伯格5和吉尔平所主张的霸权稳定论,在严格意义上并没有涉及财富与权力的转换关系,但是这种理论作为早期IPE的探索,把经济现象纳入政治学的分析框架中,为政治与经济在学科上的统一做出了努力。基欧汉的后霸权合作论引入了国际机制的研究视角,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转型提供了新的思路。依附论研究市场经济在国际范围内发生的影响,则在政治学和经济学之间搭建了桥梁。不过,依附论建立在一个相对比较静态的理论模型上,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各国经济地位的变更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同样,这一理论也无法让人信服地理解财富和权力转换的途径和因果关系。
通过以上简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理论,主要目的是从政治和经济互动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中仅靠政治学无法解释的现象。但是,由于传统国际政治的研究对象是国家,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学的痕迹,落入以国家为中心、由内而外的研究思路中。
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把国家视为统一、抽象的变量。政治学研究对象中的国家,是国际政治中处于单元层次的变量6。无论是现实主义者或者自由主义者,都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他们假定,国家中不同阶层和社会团体的成员,对国家利益的认同是一致的。因此,在传统政治学的分析方法中,国家是统一的整体。即使是肯尼斯华尔兹本人,也无法要求研究者区分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的不同变量,更不可能继续对国家内部的不同政治层次进行区分,
(2)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的唯一决定者。传统政治学认为,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间的关系几乎完全由国家自行决定。受到这一思路的影响,学者们更多地把注重力依旧集中在国内政策、条件变化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可能出现的影响上。
(3)世界经济体系结构基本稳固,一个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国际分工决定了它在体系中的位置。各国政府通过刺激需求的政策和福利计划,可以满足本国选民的需求,并促进国内充分就业,同时无须放弃对稳定国际经济所承担的义务。国内经济自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准则之间协调一致,是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稳定的一个主要因素。至少到20世纪60年代末,各国基本上可以部分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7。
但是,国际关系发展的现实,极大地挑战了这一时期的IPE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各国互不相干地执行国内需求治理政策的情况受到了挑战。商品、货币和资本频繁的流动,使得国内和国际越来越难以截然分开,社会对政府要求提高,各国政府政策的自主程度开始下降,各国经济的类似性不断增加。“几乎在每一个国家,公众和私人的需求远远比国家满足这些需求的经济能力增长得快”8。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到来,本属于各国内部的经济治理事务,越来越被暴露到外部世界面前。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研究范式,越来越受到国际范畴内新出现的各种政治经济力量的挑战。而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发现,即使是一个国家内部,由于受到外部力量影响的速度不同,在政策立场上也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在此基础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开始出现了由外而内的逆转。
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彼得卡赞斯坦(PeterKatzenstein)在《国际关系和国内结构: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9中认为,国际关系的内部化和国内结构的外部化在对外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同等重要性。而最突出的研究成果当数彼得古勒维奇(PeterGourevitch)。他提出的“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突破了传统国际政治领域视国家为单一行为体的研究模式,指出了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的中介环节,从而奠定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思路由外而内转型的基础。
不过,卡赞斯坦、古勒维奇等的探索直到80年代后期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最终在90年代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主流,并进而影响到国际关系其他领域的研究。如今的国际经济学者认为:“假如不抓住国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之间联系的性质以及这些联系的变化,我们不能理解国家内部的政治”10。
国际政治经济学逆向的探索未能立即受到广泛的关注,是基于两方面的因素:首先,尽管IPE的兴起是为了把现实主义抽象掉的经济变量和非国家行为体重新纳入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中,但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依然以现实主义为主导,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也不能例外,无论是吉尔平或是斯特兰奇,都是现实主义学者。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解释财富与权力的转化关系上。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理论和依附理论,都以全球市场与民族国家处于紧张状态为前提假设条件。IR{pq|lD=lRl !DpZsP5*6}sPvc:2J 66wenki@vcf6FFBJ2H3&G0gh
其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国际环境出现两个重大的变化:一是
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二是全球化的逐渐深入。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包括通信、贸易金融制度等全球一体化公共产品的建立,使得国际贸易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国际资本市场大幅度扩张,生产要素全球流动的可能性增强。这些变化,几乎影响了每一个国家的政策选择。有些影响比较明显,比如出现关税同盟,建立区域经济合作组织;有些影响虽然不那么明显,但在国内政治领域意义更为重大,如跨国行为体对国内政策的影响,利益群体同盟的瓦解与再结盟等。海伦米尔纳和基欧汉认为,国际化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了国内政治:塑造新的政策偏好和政治同盟;引发国内经济和政治危机;削弱政府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11。
论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两种不同研究路径：国际与国内来自免费
在此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思考如何从理论上突破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家范式,转而从市场与国家互动的角度来理解当下的国际关系。从大的研究路径而言,由外而内的IPE理论分为两类:一类以国内结构作为变量,分析不同模式的国内结构对国际力量作出什么样的不同反应;一类以国内行为体的经济立场为变量,分析利益群体的政策偏好,采纳和推行不同的贸易政策应对国际力量。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包括以下代表理论:
1.“颠倒的第二种设想”12
在华尔兹关于战争根源的三种设想中,第二种强调的是国内政治体制差异对国际冲突或合作的“外溢”效果。古勒维奇认为,将这种设想“颠倒”过来,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国际体系不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而是后者的原因。这种分析方法的特点是:首先,把国家内部的属性视为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其次,把国际力量作为国家制订政策的环境因素。
古勒维奇是在分析经济危机对国家内部的政治结构、经济政策的影响时提出这一假设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之后的二战期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各国都从经典经济学理论出发,通过供给和需求的曲线变动来制订政策。因此,当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时,各国普遍的做法是降低物价,削减成本,减少投资,其结果是工人工资降低,抑制了购买力,并进而引起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在此情况下,各国开始探索不同的经济政策。一直提倡自由贸易的英国开始贬低英镑的价值,对进口设置关税壁垒,提高政府补贴,并对工业提供一定的补助。瑞典、德国和美国也采取了相似的措施,并且他们还开始应用经济学理论探索新的政策,这就是现在为我们所熟悉的——拉动内需和宏观经济调控。
古勒维奇认为,国际经济环境通过中介环节,影响国内政策选择。“国际体系不仅是国内政治和结构的结果,更是后者的原因。经济联系和军事压力限制了包括政治决策、政治形式在内的一系列国内行为。因此,国际关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使得二者必须被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研究”13。
尽管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古勒维奇的探索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但是他的假设对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者提供了这样几点启示:(1)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在面对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时,有可能作出相同的反应;(2)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具有特定的规律;(3)国内利益群体与国际力量的结合,有可能产生新的政策,突破原有的政治结构。正是在“颠倒的第二种意向”的基础上,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型的方向。
2.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14
罗戈斯基(RONALDROGOWSKI)借助斯托尔普珀-萨缪尔森模型,把国内政治抽象出来,提出了国际贸易变化影响国内政治联盟与分裂的假说。罗戈斯基认为,扩大贸易开放会增加国内丰富要素持有者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当国际贸易收缩时,获利者和政治地位的消长正好相反。国际化降低了消费者对进口商品支付的价格,提高了出口商品生产者的价格,降低了进口竞争商品生产者的价格。前两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益,最后一个群体因国际化而受害。因此,这些群体必然结成联盟,支持或抵制国家进一步扩大国际化的政策。具体而言,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联盟的关系是:一个国家的某种(或某几种)资源假如多于其他国家,它就具有竞争优势,扩大的国际贸易能使得资源的拥有者获利较多,因此,他们会在政治上组织起来支持自由贸易;反之,把握该资源的政治力量会倾向于贸易保护。
罗戈斯基提出了一个非常简约的分析模型,令人信服地探讨了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国际贸易)与国内政治结构变化的关系。这一研究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提出了理论依据。3.双层博弈理论15罗伯特普特曼是一位比较政治学者,他认为,单从国内利益集团的政治运作,或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来理解国家政策选择,都是不够的。他以国际谈判的情况来说明,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谈判的同时,国内层面也在进行利益的博弈,因此谈判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建立了一个以国家谈判者为核心,以获胜集合为主要概念的理论框架。“在国家层次上,国内集团为了促使政府采纳有利自身的政策而对政府施压以寻求自身利益,政治家则通过在这些集团中建立联盟以保证权力。在国际层次上,一国政府会最大化自身满足国内压力的能力,同时最小化对外国发展的不利影响。只要国家是相互依靠并且是的,中心政策决策者就不能忽视这两个层次博弈中的任何一个。”因此,国际经济是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同时与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两股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
普特曼把国际协议的达成过程分为谈判过程和批准过程,后者是国际协议进入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他认为,三方面的因素决定了国内支持程度——国内层次上支持者的权力分配、偏好以及可能形成的联盟;国内政治制度;国际层次谈判者的战略。
总的来说,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初步确立了国内与国际交互联系的框架,并引入了国际合作的国内政治经济基础思想。不过,这一理论所提供的只是简单的分析,与贸易、经济联盟等IPE理论之间也缺乏直接可转换的桥梁。
4.有关行为体作用的理论
这一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包括对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中介渠道——行为体的分析。国内行为体(agent),又被学者们称为沟通行为体(linkagea2gent),是国际力量得以在国内进行传递的作用主体。按照罗斯瑙(Ja
mesRosenau)的定义16,沟通行为体是指那些为特定政治目标而沟通国际与国内的政治环境的群体,使得商品、服务、政策、价值规范等能在国际和国内之间流动。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些群体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政府内部涉及治理跨国关系的部门、具有影响力的国内政治联盟等。
有关行为体的理论,到目前为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模式和框架,而是散见在不同学者的不同研究著作中。如安德鲁考太尔(AndrewP.Cortell)和詹姆斯戴维斯(JamesW.DavisJr.)利用行为体对国际制度的信仰、利益和国内政治结构来分析美国如何抵制日本半导体产业进入国内17。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逐渐侵蚀美国国内市场。尽管与GATT所倡导的自由贸易精神相违反,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协会(SIA)还是成功地发起了301法案调查,最终于1986年签署了美日半导体贸易协议,达成了SIA预期的经济目标。考太尔和戴维斯认为,国内行为体有可能反对国际规则,其中的关键是既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法律程序。而杰弗里弗里登(JeffreyFriden)研究18发现,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完全取决于美国国内两股政治力量的博弈:一股是以国务院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国际主义势力及其背后的华尔街大金融集团和出口产业;另一股是以商务部和国会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势力及其背后遭到国际竞争威胁的制造业。前者要求扩大国际参与,承担国际责任;后者要求国内利益有限,坚持孤立主义。弗里登认为,国内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合作,恰恰能解释民族国家与国际经济的对抗与合作。
总的来说,由外而内研究路径的理论建立在三个假设上:(1)国际经济环境(市场和机制)不仅是一国生存、发展的国际背景,而且能影响国家的政策选择;(2)国际经济力量影响国内政策选择,需要通过一定的中介环节。无论是罗戈斯基的贸易联盟、普特曼的获胜集合或者是安德鲁考太尔和詹姆斯戴维斯的国内行为体,都充当了国际与国内之间的中介环节;(3)对不同的国家来说,国际力量影响国内政治的方式和程度因国内结构、行为体力量分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
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尽管由外而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研究思路,但是并没有出现系统理论。和早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相比,这一研究路径的理论无论从流派分类或是理论严密程度,都不如前者。其中的原因,部分在于这些理论彼此交叉,引用的成分太多,既没有出现有严密逻辑、论证过程的完整理论,也没有出现一个集大成者,各个理论之间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共同点,变得难以区分。另一部分原因在于,不少学者基于经济学的背景,运用数理分析的模型,使得理论解释过于艰涩而不轻易推广。
此外,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还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也就是在分析了国内行为体受到国际力量影响作出政策选择后,没能进一步探讨国内政策选择的变动对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就是说,无论早期的由内而外研究路径,或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由外而内研究路径,其研究视角始终是单项的。其中仅有的双向视角是普特曼的双层博弈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局限于国际谈判领域,无法对国内政治进程作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近年来国内有研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IPE研究经历了从国家政治经济学、国际体系政治经济学到国际-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转型18,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目前国内-国际这一环节的研究依旧相当薄弱,几乎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分析国内政策发生转变后对国际体系的影响,大部分学者的注重力依旧集中在探讨国内政治结构对国际经济力量的“过滤”作用,以及国内行为体结盟与政策偏好的形成。
三、结语:呼唤内外结合的IPE研究方法
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跟随着国际关系现实发展的步伐,从现实主义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逐渐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偏向于自由制度主义的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建立在“国际经济体系存在着稳固的结构”、“国家是国内政治经济变革唯一决定者”、“国家是统一利益主体”这三个假设之下。而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一一打破了前者的假设。首先,全球经济一体化使得国际经济体系出现巨大变动。其次,随着全球化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国际化削弱了国家宏观政策的治理能力,并在国内引起政治辩论,改变对外经济政策。第三,借助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不同学者打破了国家这个“黑匣子”,通过对国内行为体的分析,分析国内政策选择得以改变的制度和社会因素。
理论总是因现实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假如说早期IPE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反映了民族国家和国际市场的紧张关系的话,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外而内的研究路径则体现了民族国家与国际市场互动增强的现实。随着21世纪全球化的继续深入,国际市场的力量不断与民族国家国内力量产生互动与互相作用。面对这一现实,学者们有必要对国际与国内双向互动的IPE理论进行探索,建立国际-国内-国际的双向互动理论模型。
双向互动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1)双向互动的途径和变量,在由外而内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作出一定的探索,那么在“第二次逆向”从国内到国际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相同的变量,还是两套不同变量;(2)国际经济力量与国内政治经济力量的关系,也就是说,面对世界市场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国际政治的体系结构有必要重新作出界定;(3)面对着不同政治结构的国家,是否有可能探索一套普遍适用的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的理论。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长期以来偏重于由内而外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霸权稳定论、相互依存论和依附论都作为经典理论被介绍进入中国。而20世纪90年代起发生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介绍得还相对比较少。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研究环境,学者们更倾向于接受以国家为研究范式的早期IPE理论;另一方面也在于,尽管国际力量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存在一个合法化的过程,但是在中国学者看来,“外来力量及其作用”一直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话题,这也就使得由外而内的IPE理论进入中国面临着一定的困难。而事实上,随着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受到全球化的巨大影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实。有不少专家认为,中国国内规范体系在加入WTO谈判过程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加入WTO将推动中国内外政策和制度与国际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趋同。此外,作为国内行为体的政治经济精英的观念变化
,直接起到了对中国改革和加入WTO决策的关键影响19。如何用IPE理论解释中国的实际情况,成为国内学者不可忽视的课题。
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现状,中国的IPE学者有必要加入到理论构建的行列中,探索同时具有“本土特色”和全球普遍适用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注释：
1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
2相关观点参见苏珊斯特兰奇:《国家与市场》(第二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
3吉尔平的《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和樊勇明的《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归纳上,采用了基本接近的思想方法。
4前者用自由主义(经济合作促进发展)、民族主义(经济合作带来竞争)、的分类,后者用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的分类,来介绍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因此,本文沿用这两种基本思路,以相互依存论、霸权稳定论和依附论作为早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理论。相关观点参见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5参见CharlesP.Kindleberger:PowerandMoney:TheEconomicsofInternationalPoliticsandPoliticsofInternationalEconomics,NewYork:BasicBooks,1970。
6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7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4页。
8罗伯特吉尔平(1989),第395页。
9PeterKatzenstein,“InternationalRelationsandDomesticStructures:ForeignEconomicPoliciesofAdvancedIndustrialStat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0,1976,pp:1-45.
10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国际化和国内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页。
11罗伯特基欧汉,海伦米尔纳(2003),第255页。
12PeterGourevitch,“TheSecondImageReversed:TheInternationalSourcesofDomesticPolitic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32,No.4,Autumn1978,P.881-912.
13PeterGourevitch,(1978),P.881-912.
14RonaldRogowski:CommerceandCoalitions:HowTradeEffectsDomesticPolitical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Press,1989.
15RobertD.Putnam,“DiplomacyandDomesticPolitics:TheLogicofTwo-LevelGam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3,Summer1988,pp:427-460.
16JamesRosenau,“TowardtheStudyofNationa2InternationalLinkage”,inJamesRosenau,ed.,LinkagePolitics,NewYork:TheFreePress,1969,P45.
17AndrewP.Cortell,JamesW.DavisJr.,“HowDoInternationalInstitutionsMatter?TheDomesticImpactofInternationalRulesandNorms”,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40,No.4,Dec.,1996,pp:451-478.
18JeffreyFriden,“SectoralConflictandU.S.ForeignEconomicPolicy,191421940”,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42,No.1,1988,pp:6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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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时期的低迷萧条状态，充分暴露出了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以及各国内部经济长期所存在的顽疾，如高度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不断膨胀的金融垄断资本、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资本逻辑下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等问题。面对这些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虽然世界各国采取了纷繁复杂的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经济治理政策轮番使用，然而实践却无情地宣告这些经济理论的失败。可以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已经陷入了范式危机，全球经济发展亟待新的经济学理论。对此，一些有识之士也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反思。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直言，过去30年的宏观经济学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哈佛大学的一些学生甚至通过罢课的方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示不满。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则出资创立“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目的就是要推动经济理论的变革，试图纠正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问题与缺陷。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一个经济发展成功的国家必然产生基于本国实践经验的经济学理论，同时经济学理论也必然进一步推动一国的经济发展。如18、19世纪英国的繁荣既推动了由亚当・斯密、李嘉图、穆勒等人所建立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古典经济学为英国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建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而推动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提供了思想源泉和理论支撑。又如，作为19世纪后起国家的德国，则是李斯特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创立和成功运用，推动了德国从一个落后国家一举成为具有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世界强国。再如，19世纪末美国的崛起，正是美国学派所提出的一整套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为美国由弱变强并最终赶超英国提供了理论指导。
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我国形成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如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的理论，等等。正是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经济改革发展之路才避免了犯颠覆性错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基于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实践所形成的各种经济理论和学说还显得非常零碎，并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完整的、具有严密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此外，经济建设中的一些成功经验也没有得到系统地总结，没有从理论上加以抽象提炼并形成体系化的学说。这容易使我们丧失理论自信，甚至掉入西方经济学理论和西方话语体系的陷阱之中，误判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
第9篇：政治经济学方向范文
关键词：国外 城市 空间结构 研究
中图分类号：TU972+.2文献标识码： A
公元前 5 世纪，古希腊建筑师希波丹姆（Hippdamus）的棋盘式路网骨架的城市空间布局公元前 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us）在《建筑十书》中设想的蛛网式八角型城市结构，反映了古人对城市结构形态理想化的追求与探索。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师阿尔伯蒂、费拉锐特、斯卡莫齐等人师承古罗马维特鲁威，发展了理想城市理论，提出了各自的理想城市结构模式。18、19 世纪之交，出于尝试缓和由工业革命带来的各种城市问题的目的，部分有识之士对城市空间结构作出了一些有益的理论探讨和部分试验，其中著名的有空想社会主义的城市、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嘎涅的工业城市、马塔的带形城市等理论。其后，盖迪斯、恩温、沙里宁、格利芬、米留庭、赖特、柯布西耶等又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将相关理论研究与规划设计实践引向了新的境界。然而，系统性的研究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的还是始于 20 世 20 年代以来兴起的生态学派。
20 世纪 20 年代兴起的生态学派掀起了西方对城市空间结构较为系统性的理论研究。其后，随着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分析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先后引入了空间经济学、行为分析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研究方法，分别形成和发展了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的经济区位学派、社会行为学派和政治经济学派等理论体系。它们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影响城市空间结构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等人文驱动力及其作用机理，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人类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1.社会生态学派
社会生态学派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主要利用描述性的历史形态方法，从西方城市土地利用的增长趋势中归纳出以同心圆模式、扇形模式和多核心模式而著名的空间分异规律。切尔品（F.S.Charpin）和凯瑟（E.J.Kaiser）将这三大经典生态区位理论视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狄肯森（R.E.Dickenson）的三地带说及塔福（E.J.Taafe）等的城市理想化结构等形态描述模式。社会生态学派均属于简单的圈层研究体系，止于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描述，不能充分解释某种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形成机制，不能解答社会经济变量与土地利用之间相互联系的问题，也难以解释现实城市中各种条件限制（如生态敏感区、公园等）造成的复杂情况及城市系统变化对城市空间结构模式的影响。其典型模式只概括了城市内部空间分异的部分特征，而现代城市的发展已超越了这些模式的内涵。另外生态学派把城市空间视为平面，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城市空间向地上、地下立体化方向发展，从而使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更为复杂化。
2.经济区位学派
经济区位学派与社会生态学派的描述特征和归纳方法不同，其理论旨在以市场平衡理论为基础，运用空间经济学理论和系统的数理分析方法构建和演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理论模型，分析并解释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决策和空间模式。由于在大多数西方城市，土地在不同用途之间的分配主要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不同国家制定了多少不等的公共规则，但市场被认为是土地利用区位决策的结算场，城市空间结构应理解为竟争性投标过程的结果。其典型的模型主要包括以阿隆索（W.AlonsoL）,温占（Jr.wingo）等为代表的古典单中心模型、外在性模型和以开普热（D.Capozza）和海斯勒（R.W. Helsley）为代表的动态模型。
区位论学派把城市的土地利用者看作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和花费最少化的经济优化人，注重经济行为的空间特征，从最低成本区位角度探讨自由市场竞争的理想状态下的区位均衡过程。区位学派虽然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经济规律，但忽视了个人的偏好、习惯及其它非经济因素对城市土地区位选择的影响，具有片面性。
3.社会行为学派
社会行为学派出现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它克服了社会生态学派和经济区位学派对人简单化和理想化假设的缺点，认为在现实社会中土地利用者的区位决策行为因价值观、思维方式、知识水平和掌握信息等方面的影响不可能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程度，而且最大经济效益和最佳效用并非人们进行区位决策的唯一目的。因此，行为学派把人的价值观、意识能动性等非经济的社会因素纳入到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范畴，用城市社会系统代替市场作为城市土地利用区位决策的场所。其代表性理论主要有以北卡罗来纳大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切品（F .S.Chapin）为代表的决策分析模型和温勃尔（M.M.Webber）的城市土地利用互动理论。
社会行为学派用人文思想批判了忽视人的价值观念和主观能动性的社会生态学派和经济区位学派，但行为学派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过于强调个人认知和决策行为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形成的影响力，却忽略了社会结构的制约作用。
4.政治经济学派
政治经济学派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该学派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区位决策和空间模式并不是由无数个体在无组织的土地市场中自由决策的结果。因为社会结构体系是个体选址行为的根源，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结构中，不同的社会阶层在进行土地利用决策和开发时其权力也明显不同。个人、企业、政府的土地利用空间行为和决策受制于其所在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结构，因此要揭示错综繁杂的城市内部结构表象所蕴藏的内在动力机制和演变规律，必须深入分析土地开发过程及其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背景。政治经济学派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括以哈维（D.Harvcy）、卡斯特斯（M.Castells）和斯哥特（A.J.Scot）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弗姆（W.H.Form）、威廉姆斯（0.P.Williams）为代表的区位冲突学派和城市管理学派。结构主义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及变化过程，认为社会生产关系是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的内因机制。区位冲突派则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结构和区位模式是具有不同目标、不同权力及影响力程度的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冲突、相互妥协的结果。城市管理学派认为城市管理者(包括公共房屋经理、地方政府官员等机构)在土地资源的分配过程中起不同作用，从而影响并决定城市的空间结构模式。
政治经济学派从深度和广度上极大地加深和拓展了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动力机制的认识，但大多数政治经济学模型只提供了一个概念性分析框架，倾向于过分简单化和政治决定主义为加强它的解释效力，还有待于与其它理论尤其是城市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
5.城市模型研究
城市模型是在阿隆索研究的基础上对新古典城市经济理论的深化和提高。为更理性地进行战略规划和预测分析，美国首先开展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变规律的模拟分析研究。借助于计算机数值分析处理，用定量的方法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规律进行模拟分析。其中著名的有劳锐模型，它的特点是模型的可计算性和可扩展性，用极简明的形式表示居住、商业、基础产业等决定城市空间结构的主要社会经济活动与交通的相互联系。通过预测城市各区域的社会经济活动，按它们的土地利用需求和规划控制要求确定城市内部空空间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研究
空间结构
从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的生态学派，到 60、70 年代的经济区位学派、社会行为学派，继 70、80 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派，西方城市空间结构理论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明显的发展，这些学派在当代西方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甚至当代我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过程中也可以见到若干学派的身影。
参考文献
1． 沈玉麟.外国城市建设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7
2． 钟纪纲.巴黎城市建设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