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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先生故去,引起的议论仍然是复杂的。这和他生前的情况也颇为相似,他的一生始终都受到许多人高度的崇敬,同时也难免受到另外一些人的讥议。这似乎是他的宿命。但这其实说明他的影响力的巨大,远远超出了学术的探讨,而是在华人社会之中有重要的作用。
他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学院中专门研究一个学科的学者,而是一个穿行于政商两界,深入到华人社会多方面的重要角色,也是媒体和公众所需要的焦点人物。他的学问其实是入世的,是经世致用的,是切近于他所处的历史情势和生活状态的。他其实是一个人生哲学的传播者,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华人社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南怀瑾传奇的一生其实是自有其神秘性和复杂性的。他始终活跃在全球华人社会的政治经济等领域,人脉关系遍及两岸的政商诸界。
早年在台湾,南怀瑾就有许多政商界的崇拜者,也在台湾当时的生活中扮演过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角色。而到了1980年代之后,又在两岸的关系之中多所着力,并做了许多有影响的事情。晚年在苏州的太湖学堂,也有许多各地的崇拜者以和南怀瑾先生见面晤谈为很高的荣誉,这些崇拜者当中不乏众多的高层人士。其实南先生的名声很大程度是由这些政商界的高层人士的崇敬带来的。
他在金温铁路的建设中的贡献,既是回馈他的乡邦故里,也是具有高度远见的行为。我父亲的故乡是温州,那里的许多人对于南先生有一种真切的情感,其原因就在于其对金温铁路的贡献。在今天高铁改变中国的空间感觉的时代,那铁路似乎已经不足道,但曾经的贡献却是异常巨大的。
他的卓识在于他对于世界大势有自己的独特的了悟,其实他对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的融入世界,并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快速崛起的进程,是敏锐地看到了,并有深切的感悟的,因此他1980年代之后始终在内地发展,也赢得了许多人的信任和崇拜。这既有他的生活哲学的传播,也有他的现世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由收集整理
打通儒释道的意义
但他最重要的贡献,却是始终以儒释道三家的阐释者的形象,赋予中国传统的价值一种现世生活的意义。
他的用力之处,其实不在于理论体系的建构,也不在于哲学研究的突破,南先生从来都不是学院中的学者,也没有在某个专门的学科中独树一帜,他不是一个以现代的学术训练进行专业的传统文化研究的正统派学者,所以他和学术界一直疏而不亲,几乎没有什么专家学者会探讨他的学说,也受到过学界的一些人的抨击,他的传统文化的阐释也被许多学界中人批评为硬伤多多、学识不够。
他并不在正统的学界圈子之内,似乎也并未试图和正统的学界一争短长,而在于纵横整个传统文化领域,对佛学、儒学、道家等均有自己的体会,且他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对传统文化进行了阐述。同时他具有强大的个人魅力,在社会中拥有许多信仰者,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有很大贡献,对于佛儒道学说的整合,使得这些学说能够通过他的串讲和传播而让许多人豁然开朗,获得关于人生的感悟。
他的讲学活动或著作都是对于传统的经典的发挥,这些发挥的着眼点不在于经典本身的考证或研究,而是从自己的心得出发,对于传统当下意义的发挥。南怀瑾先生的认识不在经典的学术化,而在于它的现世化,也就是着眼于经典在华人社会转型中的意义。
他点明:“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大度看世界。技在手,能在身,思在脑,从容过生活。”同时他生动地比喻:“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这些说法的基本含义,在于他的工作其实是试图用传统的中国价值,为华人社会的剧烈变化寻求一种精神的皈依。
儒释道的“打通”是他的事业的核心,这种打
转贴于
通的意义在于为今天的华人社会提供一种人生哲学。一种既出世又入世,既超越又世俗的价值观。
对传统独特的诠释
如果说星云大师等人促进了佛教的“人间化”,可以说,南怀瑾则试图将整个中国的传统思想的核心都“人间化”。用儒学解决我们现实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用佛家解决我们的精神超越的问题,用道家解决我们修身养性自我修养的问题。这些构想其实是南先生最为生动和吸引人的地方。他的讲学和著作的现实性也正在于此。他的传统的诠释其实是为了当下的人生问题的解释。这些解释又和其他类似的诠释者有所不同,因为南先生所影响的往往都是社会的高层的政商人士,所以他的支持者固然有普通人,但最重要的还是政商界的人士。
他的形象仙风道骨,气质不凡,让人一见而产生崇敬,因此政商界饱受现实压力的人,都从他那里寻找精神的慰藉。普通人也由于这种神秘性而对他产生敬仰。他的书并不像许多传统文化的传播者那么生动,其实还是显得文字稍有艰深之处,思路也并不非常浅显,正因为如此,他的书反而让许多不在学界内的人感到高妙。而他在太湖学堂的教育的实践,也是试图传播传统的精神的一种努力。
其实对于20世纪后半叶的华人社会来说,先是台湾的发展,这种发展是进入西方的生产和消费的系统的。其中的生活变化巨大,对于华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非常深入,在台湾如何借助传统完成转型,寻求传统中国价值和现代生活的融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因为台湾社会需要转化传统来解决现代化所遇到的精神困扰和问题。南怀瑾先生在台湾就扮演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中国内地1980年代之后的改革开放,过去靠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框架支配的社会产生了松动和快速的变化,这时也开始产生了精神的问题,这些问题和困扰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发展的高速度和生活变局的巨大而日渐凸显。南怀瑾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于儒释道的阐发,传播了一种人生哲学,通过人生哲学来超越西方的一套议题。他曾经说:“我们现在所讲的经济学,都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外国人的经济学。我觉得我们国家,经济、财经,包括金融、银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一片白云横谷口,几多归鸟尽迷巢。……我深深感到,我们这个时代有这么一个现象。”
关键词:叔本华;悲观主义;现实意义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8.064
西方传统哲学家常把人看成理性的动物,而叔本华认为意志是世界的本质,意志是一种求生存的欲望冲动,意志表现为某种无法满足的欲求。无法满足的欲求是痛苦的,所以世界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生活是一件悲惨的事情,我将用一生来思考它”。叔本华是一位用悲观的态度去看待人生的哲学家。
1 叔本华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思想背景
19世纪的欧洲是理性主义的王国,而主张非理性主义的叔本华哲学思想受到了极大的排斥与质疑。但这仿佛在叔本华的意料之中。他说:“人生过得很快而了解得慢,因此,我不会活着看到我的声誉。我们常听说‘学术共和国’,但还不曾听说过‘天才共和国’”。
我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他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叔本华原本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庭,但是1805年其父亲去世,叔本华与母亲的关系也一直不睦,之后与黑格尔同台竞技的时候受到了无比冷漠的待遇。所有这些悲痛的经历更促使叔本华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和探究。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总体的思路就是人受意志奴役,人的欲望无穷无尽,永远没有知足的时候,而人的一生无论欲求什么,到头来都是虚空。人不停的重复和上演着上一代人的悲剧,人生就是无限的悲剧循环,所以人生就是一场悲剧,一场苦难。根据叔本华的痛苦人生观,痛苦伴随着我们的一生,无论任何阶级,无论任何种族。人的命运就是困乏、痛苦、哀怨、折磨和死亡。
2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
人的一生是欲望的一生。叔本华认为,生命意志是主宰世界运作的力量。而意志又是与理性不符的。人的一生有无穷无尽的欲望,欲望没有终点,所以人的一生就是不满足的一生,而实现欲望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历无尽的坎坷与磨难而这些荆棘又给人的心灵带来创伤。快乐只不过是一时的假象,而痛苦才是对人一生的诠释。而叔本华又进一步提出,人之所以有无穷无尽的欲求,是因为人类有无尽的需要,所以人的一生也是欠缺的一生,所以说人生是痛苦的。有人对叔本华的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人的欲求是可以得到满足的。叔本华说:“人因为他易于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即使欲望可以得到满足,那人生也是痛苦的,就像现在蔓延的虚无主义一样,充斥着无聊和空虚,这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痛苦。虽然叔本华本人并没有直接指我的哲学就是悲观主义哲学,但是就像尼采说的那样,叔本华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痛苦和悲伤。
叔本华说人出生的时候就在哭泣,这就好像在宣布人的一生都是痛苦的。人生而有罪,但是这并不是说人没有生活的意义了。求生的意志是所有生物的本能。人还是可以想办法免除痛苦的。叔本华的观点是既然人的痛苦来源于人的无限欲求,那只要抛弃欲求,就可免除痛苦。叔本华提出了两种解决办法,一种是暂时的,就是借助艺术的观审法;另一种就是通过禁欲来求得永恒的解脱。叔本华认为在艺术的殿堂里人能获得一种慰藉,能安慰我们的痛苦。而艺术是超功利的,在这种暂且摆脱了现实欲求的境况中,人能够暂时避开痛苦。可是,这也只是暂时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到现实的欲望世界中,还是会沉浸在无边的痛苦中,要想使人生远离痛苦,就要放弃一切欲望,从有欲过度到无欲,人无欲也就没有坎坷,没有失望,没有痛苦。这就是叔本华禁欲的真正内涵。
3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许多人将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评判为消极和落后,认为他的痛苦人生观是与我们生而愿意追求幸福快乐是背道而驰的,是不相符的。我们不能随意将叔本华下这样一个简单的定义,而是重新审视他的哲学思想,以科学的意味来探究其思想价值。叔本华的思想不是不找边际的空想与感伤,而是针对现实的。如今,我们处在一个全球一体化进程中,各种文化思想的冲击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储备,开阔了视野。因为我们看得更远,所以需求也就更多了。许多欲望就像天方夜谭一样遥不可及,这也就增加了痛苦,所以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思想对我们所处的社会,对我们自己有着深远的教育意义。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哲学具有反省人类自身、揭示人性自身局限,关注人生的自我拯救的功能。现代社会物欲横流,竞争激烈,攀比之风屡禁不止,有些人基于现实的无奈,得不到自己欲求的东西就埋怨父母甚至报复社会。而叔本华的人生哲学就是要让我们分清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以一种更客观更真实的角度去看待自身,看待他人和我们所处的社会。叔本华试图找到理想与现实的平衡点,与我们现在所倡导的仰望星空与脚踏实地是一致的。
我想我们不必过多的苛责叔本华的悲观与片面。他表明人生是痛苦的,不是要我们消极避世,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们不知道明天和灾难哪个先来临,我们能做的只有认清事实,更加冷静的面对人生,面对每一次的困境与挫折。叔本华带给我们的是更坚强的内心和更舒适的生存状态。
叔本华提出的解决人生痛苦的方法是禁欲。而我们平常讲人有七情六欲,我们无法做到完全的禁欲,但是作为现代人,我们可以通过艺术欣赏或者认识欲望而控制欲望。不做欲望的奴隶,处于一种主动的状态,有所为有所不为。没有终结的欲望所以要一直前进,清醒理智的面对人生困境,而不是自欺欺人,盲目的快乐,也不是消极避开困难与痛苦。叔本华的思想有其局限性,但是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与现代人以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对于人生,更清晰的了解其实质不是为了结束人生,而是寻找适当的生活方式,成不喜败不忧,胜不骄败不馁,达到一种达观的生活状态。这对于我们来说无不是精神的宝藏。
叔本华有着极大的勇气和意志,敢于向传统理性主义挑战,以犀利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叔本华的悲观主义思想也使他排斥历史乐观主义。这对于现代的我们来说意义也非常巨大。例如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根据叔本华的思想,这些现象也是我们过度的欲求造成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尽最大努力避免过度的欲望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困境。
叔本华说:“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可以忍受的现在,包括最平凡无奇的,我们无动于衷地听任其逝去,甚至迫不及待地要打发掉的日子。”作为一个现代人,尤其是一个大学生,我经常通过打游戏,看泡沫剧,睡大觉的方式来打发时间,也感觉无聊,但是又找不到更有趣的事情。叔本华告诉我们要珍惜时间,即使最平淡无常的一天也应该好好珍惜,因为时间一去不复返。珍惜时间,珍惜生命,使每一天能变得更加充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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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建伟.叔本华的人生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8.24.
2、《新与旧·长河》,真实而又已逝去的湘西,曾经的生活而今的乌托邦。沈从文是把湘西人湘西事湘西景写活了的!旧社会的种种来的很粗狂,甚至带有点野蛮,但存在即是合理的。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处在一个90年代初的农村,有很大的共鸣。
3、《湘行散记》,湘西因沈从文闻名遐迩,阅后名副其实,文采斐然;行行句句构化细腻精致;观察描写无论是景、物还是人,灵动、经典、纯美。
4、《我的人生哲学》,天真与理性一体的从文先生。之前只知道他的天真,此书却让人见识了他深刻的理性,理性之中的天真,天真之中的理性。从文先生,乃是一个可爱的人,可敬的人。他之谈教育,用之当前,依然中肯。
孔子在世时就有人称他为“圣者”,他去世后,主要是从西汉开始逐渐神化,最初是统治者修孔庙,以时祭奠,逐渐使平民百姓信仰之。逐渐使儒学具有了双重内涵摘要:既是关注人文、提倡道德精神,强调人生价值、和谐人际关系的生命哲学,又是具有内在超越、终极关怀,把道德神圣化的道德宗教。西方学者多数把儒学视为儒教或东方宗教。中国晚近学者,长期对此争论不休。近年来随着东西方信仰和宗教的多元化、世俗化趋向,又将这个讨论重视起来。许多学者似乎都认同儒学包含宗教性新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儒学是否已经完成宗教化。本人对这一新问题的熟悉有一个变化过程。本来我认为儒学有宗教性,在历史上起过宗教功能,但还不是宗教。现在看来,这个熟悉很不够,不符合历史的发展。现在我认为摘要:儒学演变为道德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摘要:儒学既是生命哲学、政治伦理哲学,又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或曰世俗宗教。这不仅要从儒学结构本身、儒学的演变进行分析,而且要承认一种新的宗教观,用新的宗教观去诠释、定位儒学,用世界范围宗教观念的新变化,用宗教和信仰的世俗化、多元化观念去透视儒学,可能会对儒学的探究造成一场观念上的革命。
一、近代以来学者有关儒学是否宗教化的讨论
概括起来,近代以来有关儒学是否宗教的化的讨论不外三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认为儒学是宗教。具体的说,儒学本来是关注人、关注人的现世生命价值的哲学和伦理学。但是在历史上逐渐被改造、被演化为道德宗教,由于长期神化孔子,把孔子塑造成为具有神灵的教主。
第二,认为儒学是哲学不是宗教。具体地说,孔子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儒学只讲现世,不讲来世,没有宗教教义、教规、经典、仪式,所以只能是道德哲学,不能是宗教。
第三,认为儒学结构有内在的矛盾,虽然是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不是传统的宗教,但在历史上起了宗教的功能。
二、把孔子和道德提升为信仰、崇拜对象
1、“儒”字根据徐仲舒的考证,出于甲骨文……最初的写法,象征一位教士(儒者)在沐浴。甲骨文中有“子需”者,即是子儒,他是殷商时代武丁时期的一位主持祭祖、宾祭的教士。过去有所谓“儒事祖先,交通人鬼”的说法,如此看来,“儒”本就是半人半神的人。孔子在春秋末期所创儒学,也继续了殷商之“儒”的职业特征,擅长祭祖、祀天,除了有人文的理念外,也残留有神秘主义。这是儒学始终保持自己宗教性的一个历史渊源。
2、儒家的天道观、天命观继续了殷商的天道观、天命观。……孔子是在殷周文化基础之上创建儒学的,他既批判了殷周的天神观、天道观,也接受了殷周“天命观”的神秘主义的思想影响,……当然这里的“命”或“天命”概念,已经过了孔子的批判,赋予了人文和道德的内涵。但是……这里的“天”或“命”有浓厚的宗教感情存在其中,有神秘主义超自然、超社会的世界本体和道德本体的价值追求。这是儒学具有宗教性,儒学能转化为宗教的内在的思想前提和理论依据。
3、后人神化孔子,把礼仪、道德绝对化,把孔子和伦理道德升华信仰、崇拜对象。……由于礼仪文化、伦理、道德是由孔子提倡、建构、发展起来的,因而孔子和礼仪文化、伦理、道德便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逐渐成为被中国人所崇、信仰的对象,这便使作为宗教的儒教有了自己崇拜和信仰的对象。这是儒学转化为宗教的基本条件之一。
4、西汉把儒学演变成为经学,把儒家典籍文献升华为儒家经典。……儒学演变为经学,儒家典籍文献变为经典,正是沿着这条思想逻辑之路,把儒学演变为宗教的。……儒家的经典既有哲学的丰富理念和学理,又有道德宗教的深沉感情和教条。从儒教经典的内容,可以看出儒学结构内在的二重性、矛盾性。所以说,儒学既是哲学又是道德宗教。
三、儒学演变成宗教已经成为历史事实
据山东曲阜市文管会编撰的《曲阜观览-帝王祭庙考》中的统计,自汉武帝起至于清末,帝王(亲自或委派专使)赴曲阜孔庙祭孔达196次之多。另外,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加深对孔子的神化的普通中国老百姓对孔圣人的信仰和崇拜的感情的不断提升,自汉代以后历代历朝非凡是唐宋和明清各朝,争相大修孔庙,规模越来越大。自明代山东孔庙重修以后,全国修建孔庙的模式遂成定制。据《圣门志》卷一上的记载和统计,及至明清时代全国已经修建了孔庙1560座。大体在县城以上的城镇普遍修建了孔庙。
在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神化孔子,推行教化,当然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社会的旧秩序。随着神化孔子,也普遍地宣传和升华了伦理道德,神化了伦理道德,使下层普通百姓也都认同并积极参加神化、祭奠孔子的活动。许多下层普通百姓都把孔子盲目作为信仰对象、崇拜对象,他们确实用虔诚的宗教感情侍奉半神半人的这位圣贤。
根据以上历史事实和儒学所具有的内在宗教性,我认为钱穆和梁漱溟先生对中国儒学和宗教关系新问题的分析和论断是深刻的、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梁漱溟在1921年就说摘要:“孔子差不多有一副他的宗教。我们不要把宗教看成古怪的东西,他只是一种情志生活。人类生活的三方面,精神一面总算很重,而精神生活中情志又重于知识;情志所表现的两种生活就是宗教和艺术。……我见他(儒学)和其他大宗教对于人生同样有伟大的功能。我们可以把他分作两条摘要:一是孝悌的提倡,一是礼乐的实施,两者加起来他的宗教。”(《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钱穆1940年就论断摘要:“若把中国儒家看作一种变相的宗教,……那是一种现实人生的宗教,是着重现实社会和现实政治上面的一种‘平民主义和文化主义的新宗教’”他又说摘要:“西方宗教是‘出世’的,而中国宗教则为‘入世’的;西方宗教是‘不闻政治的’,而中国重量则是‘以政治为生命的’”。(《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六章)他还进一步说摘要:“本来儒家思想可以代替宗教功用的,他是一种现实人生的新宗教,他已具有宗教教义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慈悲性’和‘平等性’,他亦具有宗教家救世、救人的志愿和能力。”(同上第七章)从梁漱溟和钱穆的分析文字看,我认为他二位在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孔子有自己的宗教,当然这是不同于西方宗教的“现实人生的新宗教”。这一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很明确。
四、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的国际背景、学术价值和现代意义
有关儒学和宗教关系新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何以近年来又重新提起、重新成为热点新问题了呢?这必须从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出发进行探索。第一,从国内背景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放宽了思想控制,恢复了学术争鸣的自由气氛,儒学探究也取得了相当多的成绩,敢于坚持自己学术见解的学者日益增多,这就为重新讨论儒学和宗教的关系新问题提供了自由讨论的空间。同时,近几年社会上有一部分人产生了“信仰危机”、“理想失落”,因而吸引一部分人去审阅宗教、反思儒学,寻求精神寄托,安置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重新讨论儒学和宗教的关系是很自然的。第二,从国际背景来看,近几十年西方出现了宗教多元化、世俗化、边缘化的趋向。……在世界宗教及宗教观念发生变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用时代精神去重新审阅中国的宗教和宗教观念。20世纪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经常把宗教定义为“麻醉人民的鸦片”,“封建迷信”云云,显然是片面的。还把宗教局限于“信仰上帝”、“迷信神灵”、“追求天国”、“期盼极乐世界”等等,也是不够的。还有人把宗教完全说成是“出世”的,也需要补充。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现代宗教发展的总趋向,主要是多元化、世俗化、边缘化,宗教观念也应随着宗教形势的客观发展而不断调整、不断修改、不断补充,中国宗教应当改革。
世界宗教观念的新变化、新形态,是我们认同儒学演变为宗教的基本理论坐标,是解释儒学本身所包含的宗教性、历代君民神化孔子等历史事实的根本理念。从儒教的文化内涵来看,它是人文宗教、道德宗教。……中国的儒教就是以孔子的权威代替了上帝的权威的道德宗教。
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摘要:
第一、认同儒学是道德宗教,是对中国文化固有的宗教性的理性肯定和科学概括,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丰富内涵的进一步揭示和深入挖掘。承认儒学是道德宗教,并不否认儒学是政治伦理哲学。儒学本有二重性,从一定的视角看它是宗教,从一定的视角看它是哲学,既是哲学又是宗教有何不可以呢?
关键词:责任感;培养;儒家经典;借鉴
责任感是一个人成才的基础与前提,一个人要成功,学识、能力、才华确实很重要,但一旦离开了责任感,这些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众所周知,“文以载道”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原则,因此,语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责任感教育时,要从语文学科特点出发,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陶冶学生的道德情操。如今的高中语文教材中儒家文章占有一席之地,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可供我们借鉴的内容很多,我们应以学生为本,把培养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学习儒家经典自然地、不露痕迹地结合起来,将儒家的传统文化深深根植到学生心中,让学生成为能“修身”、有“仁爱”、能“治国平天下”的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一、借鉴“修身之道”,学会对自己负责
儒家很重视人的精神力量和精神主体价值,在《大学》中有“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此可见,儒家把修身作为做人的根本,而学生的第一要务也应是学会做人,可以说,一个学生对社会的价值有多大取决于他的道德修养的程度。中学生的人格构筑被带入一个误区,功利实用成了处世的原则,所以我们应该转变这种狭隘的观点,让儒家的修身之道成为道德教育的前提。具体来说,儒家强调从自我教育做起,正己方能正人。
二、借鉴“孝悌之道”,学会对家庭负责
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影响中国人数千年的重要精神,就是孝道,它维系家庭的每一成员,进而凝聚为社会、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孝悌,即对父母和长辈要孝顺敬重,“孝悌”是“为仁之本”,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孔子认为,凡是不能够做到敬爱父母的人,就是还没有确立起做人的根本。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在儒家道德体系中,孝敬是仁德的开始和基础,一个不“孝”的人,谈何为人,谈何做人,谈何道德品质?一个人,首先肯为家庭负责,肯为自己的父母亲人负责,才谈得上为他人负责、为社会负责。
三、借鉴“仁爱之道”,学会对他人负责
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认为“仁”是一种理想的人格,是协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最高标准。仁的核心就是“爱人”,所谓“仁者爱人”,即对他人要有关爱之心。而这种“爱人”就是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至泛众,即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均具有明确的尊重和关心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反观当今校园内,很多学生自私自利,对他人、集体漠不关心,这其实缺乏的就是儒家所言的“仁爱之道”。因此,我们借鉴儒家仁爱伦理引导中学生树立价值观时,要把仁爱之道合理地渗透到德育中去,把关心他人、诚而有信、关心集体、乐于奉献、遵守社会公德作为教育的重点。
四、借鉴“济世之道”,学会对国家负责
热爱祖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儒家的人生哲学涵养了中华民族“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种兼济天下、博施于民的人生观,不仅在古代造就了大量的仁人志士,培养了一种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与关注之情,对今天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具有鲜明生动的指导作用。周国平先生说:“几千年来,人类的精神探索形成了一个伟大的传统,这个传统既包容了又超越了一切时代和民族,对人类每一个有心提高自己精神素质的成员来说,它都是最广阔也最深刻的文化环境,那么,我们到哪里去寻找这个传统呢?我的回答是,到经典著作中去,因为经典著作正是这个传统的最重要载体。让他们了解、熟悉、领悟存在于其中的传统,受其浸染,加入到人类精神探索的伟大进程中去,在我看来,不可能有比这更名副其实的素质教育了。”对语文教师来说,以儒家经典为载体,渗透进课堂教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因为最有效的教育就是熏陶和浸染,阅读儒家经典无疑就是这样一种熏陶。
儒学文化影响我国历史两千多年,其积极意义非同寻常,先贤们已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留下来的思想却永远不会过时,儒家经典是学校德育实践的重要补充,培养中学生的责任感是一项长期的任务,我们应该把儒家思想渗透到中学学习生活的各个领域,内化为学生的品德与修养,这样的责任感教育才真正达到了“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最高境界。
参考文献:
[1]周国平.周国平论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09.
先哲云:“人生咬得菜根香,则万事可做。”是书命名之意味可也。
――中国明代学者计恬
菜之为物,日用所不可少,必要厚培植其根,其味及厚。是此书所说世味及出世味皆为培根之论……其间有持身语,有涉世语,有隐逸语,有显达语,有迁善语,有介节语,有仁语,有义语,有祥语,有学道语,有见道语。
――中国清代学者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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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应明,明代万历年间人,字自诚,号还初道人。《莱根谭》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是一部论述人生、修养、出世、入世的语录体格言文集。这本书的书名“莱根谭”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说宋代汪革曾有“人咬菜根,百事可做”的句子,表明人如果受得了清苦,方可成就事业;另一种说“谭以菜根名,固自清苦历练中来,亦自栽培灌溉里得”,这是洪应明的朋友于孔兼在《莱根谭题词》中讲述的,应是深合洪氏本意。
内容提要
《莱根谭》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有《修省》、《应酬》、《评议》、《闲话》五个章节,下卷有《概论》一个章节,另有《莱根谭续遗》一百五十三段,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引用及改编了大量的圣贤格言、佛家禅语、民谚名句,十分便于背诵流传。书的主旨有两个,一是出世,一是入世,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儒、释、道三教的结合。出世的内容来自于道、释两教的思想,宣扬人生如梦境,世事似烟云,比如“一场闲富贵,狠狠争来,虽得还是失;百岁好光阴,忙忙过了,纵寿亦为夭”,“扫地白云来,才着工夫便起障;凿池明月入,能空境界自生明”。前者源于道家的无为,后者取自释家的禅宗,都是一种追求闲适的心情和愿望。入世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因为儒家认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所以《莱根谭》将《修省》放在第一位,其他如仁爱之心、德行寡欲、独行、不贪图富贵,都是儒家的精髓思想。
菜根谭
――艺术的人生哲学
龚鹏程
要谈人生哲学,也许,在现代生活中寻找到居住生活的艺术美感,是最实际的。居住生活的艺术美感,不但在家居房屋的构造装潢和设计上,本来就可以实现一些理想,而且,中国人整个造园观念中有几个是顶有趣的。比如“借景”,主要是谈一个人、一栋房屋和外在环境的关联。房子接近山,就要借山的形势和景色;房子的地势比较高旷,就借日光、月光;比较低卑就可以借湖、借水流。一个房子该借四时之景,在春天借春天的特殊景致,便可以产生特殊的感觉,此即为借。另外还有一个观念“因势”,主要是讲利用地势和形势。另外又一个“半”的观念。比如说盖房子的时候,盖三间、五间都可以,四间半也可以,有时候觉得不能舒展的时候,盖三间也可以。之所以强调“半”的观念,是因为“半”深奥曲折,通前达后,“半”之中产生许多幻境。另外,中国有很多人自号半山、半丁、半千……“半”的意思是强调凡事不能做尽,“半”是消极的,事情不要做满,只要用一半的力量去做。但借着“半”也可以展现许多变化,因为只有一半,可以有很多变化,可进可退。
艺术和人的主体有密切的关联,就是因为中国人在生活上的一些基本想法。比如“借景”,在《菜根谭》里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应该“借境调心”,就是说,房子要借景,人也该借景。早期的房子住起来很舒服,现在的房子住起来有压迫感,很局促。因为现代主义强调房子的功能,房间有固定的功能,没有功能的地方就完全不要,这样的房子虽然是最适合人住、最能发挥功能的房子,可是人住在里面缺乏宽博、有余裕的地方。日式房子就不同了,住起来宽松舒服,因为它的功能不那么明显,地板可以是客厅也可以是床,又可以是坐下来聊天的地方。这样的房子只提供一个空间,人可以在这个空间得到较大的自由和余裕,自然会觉得这个空间是蛮大的。现代的房子功能太明显,人不会感觉到在一整个空间的整体感,虽然拥有二三十平的房子,却感觉到可以活动的地方最多只有十来平。
把人的整个生活放在较大的空间,让人有比较优游、宽博有余裕的地方去生活的观念之所以会在中国园林中出现,就是因为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生活。中国人在个人生活中喜欢这样生活,在大的社会中同样喜欢这样。强调人和外在世界的配合,借景因势,借着时势和身份地位来做事,顺着外在条件互相配合。代表这一类的观点,大体上可称为“艺术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在《莱根谭》和《醉古堂剑扫》这一类书里面,都非常明显。
这一类的书就在强调人进入社会,就不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进入社会里面的人。这样的人一进入,在这个社会里要怎么办?第一,要和这个社会的外在条件配合,不要和外在的景和境冲突,才可以得到和谐。还有,要能借别人的力量,不要冒犯和冲突别人,并且要得到比较大的空间,心情上也要有一个比较松动、比较艺术感的空间。做法就是凡事不要做到尽头,话留三分,饭也不要吃得太饱,做事力气不要用尽。《菜根谭》代表一般中国人在时代、社会中、个人居所和与人相处而发展出来的一种人生哲学。这种人生哲学和孔孟所讲的不是完全一样的,不过,它代表中国社会中一种较常见的思想。
在某次《联合报》的文学午餐会中,我曾用批判性的角度介绍了《菜根谭》,这本书在把人生作艺术化处理上是有问题的,人生并不纯粹是艺术。但是在读《菜根谭》的时候,可以从里面得到艺术。这对这个时代仍有意义,它能够让我们在紧张繁忙的社会中,每个人被安装在一个社会体制里,被迫发挥个人的功能的社会里面,提供一种保存个人的自我并且帮助社会整体的具体想法。
有些书会让人更紧张,因为书中提出了人在社会中不可逃避的责任。虽然人要有这种担当,却也希望在精神上有舒缓的时候。我把人生哲学和中国思想分开,是因为它代表了一般中国人对生活的看法。这些看法的层次不会很高,却是中国人面对时代时的一些行为规则,使人能靠这些规则在社会中活得比较宽博自然。这种态度是艺术审美的,把人生当做一支歌,当做艺术活动。人可以赏花、玩鸟、养金鱼,可以看人,更可以观看自己在人群中活动,这些活动本身就是艺术性的行为,使得人在实践过程中会有跳出自我,以观照的态度得到一种调适。这在道理的担当上虽然显示出人在一个距离之外,以审美的观念来看事情,但并不能解决人生的问题。不过就艺术的人生来说,它可以提供消极的人生哲学,这些人生哲学对现代人也蛮有用的。
《菜根谭》不但在人生哲学上,在文学上也很美,它的文字用了骈文、散文、譬喻等文学上的意象。
例如“风斜云急处,要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其中的“花浓柳艳处,要着得眼高”,就是“譬喻”的用法。在人生道路上走到一个大花圃里,各处繁花茂盛,就是说官做得大,钱赚得多时,要把眼光放高,不要局限在这个地方。这样的句子不但可供玩味,文字也是很优美的。这一整句就是把人生比喻成旅程,在旅程中,遇到风暴打击时要把持得住,遇到好风景也能不迷失。类似这样的讲法我们都耳熟能详,但是《莱根谭》这样写来,很自然的把想法浸润到读者心中。
另外,“桃李虽艳,何如松苍柏翠之坚贞;梨杏虽甘,何如橙黄橘绿之甘冽”,是说人该大器晚成,不该太早挥霍己才。读者从文字中可以得到人生的品味和舒缓的趣味。又如“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堂本宽而卑者自隘,风花雪月本闲而劳攘者自冗。”虽说人生苦短,但其实也蛮长的,自以为忙碌的人,被许多事务羁绊,就以为岁月是短促的。天地之间是很宽阔的,可是自卑的人自我画限,就以为天地是很狭隘的。没有时间欣赏风花雪月的人,根本体会不出风花雪月的闲适。
这些说法对现代人来说特别有意思。这本书虽然在明朝写成,但也许,这是明朝人为现代人所写的也不一定。据现在祖国大陆学者的说法,明朝是资本扩张、都市形成的时代,像《菜根谭》、《园冶》这些书之所以会出现,有一种说法以为是因为社会动乱、民生疾苦,这种说法是错的。但光是经济扩张、都市形成,也并不足以出现这样的作品。另一种说法是从文人传统来解释。例如读东坡诗,和读李白诗、杜甫诗,在题材上是不一样的。东坡诗里有很多题画诗、写字的诗、欣赏古玩的诗,或是游玩的诗。写题画诗、赏鸟、煮茶是从宋人开始,唐人没有这样的艺术生活,宋朝开始有,在明朝才达到巅峰。苏州一般人家,读过书或者感染了这种风气的人,他们本身就是过着这种生活,很自然的就表现出这样艺术性的生活,所以这一类的书会出现不是特别矫情。假如我们对这样的生活不能理解,只要去看老北京的人描写旧京生活就可以了解。
早晨起来遛鸟,可以感觉到当时整个北京洋溢一团非常舒缓的空气,每个人都彬彬有礼。做生意的人见顾客上门,不会急着要人买东西,一年半载付一次账也没关系;有好的东西他会送到客人家里,客人满意了就留下来,不满意再拿回去。这样舒缓的日子并不局限于有钱人,而是一种在古都中浸润,自然滋生出来的气质。当都市化生活兴起、商业繁盛的时代,这样的气质刚好可以和那个时代生活紧张的风气对峙。现在的时代,比明朝更紧张,资本主义更加扩充,可是我们丧失了那样的文化传统,所讲求的是效率,要求每个人发挥大机器中螺丝钉的功能。在这样讲求效率、讲求管理的生活中,人们感觉格外苦闷,除非能在心境上学习到艺术生活,才能弥补现代社会所遭遇到的紧张和压迫。所以我说《莱根谭》这本书或许是专为现代人写的也说不定。
作品影响
《莱根谭》的巨大价值首先在于它广泛融汇了中国传统的名家名派的思想,特别是传统哲学的主流――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充分反映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最高境界。
这本书排比对仗的形式独有特点,在明清二代常被列为蒙学类读物,民国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日本,很早就有它的各种刻本和注释本,流传很广。日本的企业界曾掀起过“《莱根谭》热”,认为这部书是企业用人的“准绳”,经营管理的“指南”,业务推销中的“参谋”,自我修养的“好教材”。受日本的影响,中国书市也大量畅销这本思想深、境界高、形式美、文字妙的书,并很快成为经典的文化读本。
精彩篇章
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锻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
――《菜根谭・修省》
一勺水便具四海水味,世法不必尽尝;千江月总是一轮月光,心珠宜当独朗。
――《菜根谭・修省》
大聪明的人,小事必朦胧;大懵懂的人,小事必伺察。盖伺察乃懵懂之根,而朦胧正聪明之窟也。
――《菜根谭・译议》
昼闲人寂,听数声鸟语悠扬,不觉耳根尽彻;夜静天高,看一片云光舒卷,顿令眼界俱空。
――《菜根谭・闲适》
世事如棋局,不着得才是高手;人生似瓦盆,打破了方见真空。
――《菜根谭・闲适》
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菜根谭・概论》
延伸阅读
《智囊》是明代冯梦龙编的一部二十八卷本的大书。冯梦龙在自叙中道:“人有智,犹地有水。地无水为焦土,人无智为行尸。智于人,犹水于地,地势坳则水满之,人事拗则智满之。”冯氏大量摘抄、编写古代的智慧和谋略故事,分为上智部、察智部、胆智部、术智部、捷智部、语智部、兵智部、闺智部、杂智部。部前有序,卷有引语,篇后有评。这本书大量介绍古代能人奇士的成功经验,自成书以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直到今天仍有为数众多的读者。
《幽梦影》是清朝著名学者、文学家张潮(1650~1709)编写的一部清言小品集。这部书极富才情,妙语连珠,在清代经常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
名言警句
时时检点,到得从多入少,从有入无处,才是学问的真消息。
立业建功,事事要从实地著脚。
学问自苦中得来者,似披沙获金。
人人道好,须防一人著恼;事事有功,须防一事不终。
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之命的工夫。
千载奇逢,无如好书良友。
会心不在远,得趣不在多。
【关键词】冯唐 《飞鸟集》 文学作品 翻译版本
我国作家冯唐所译的《飞鸟集》由2015年7月上市,自上市开始,该译本中的各种用词便成为了读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争议也由此而生。比如其中“舌吻”、“裤裆”等词的运用引来了社会诸多人士的侧目,更不乏诸多网络热词。鉴于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导致其被出版社紧急召回下架。在很多人看来,冯唐所译的《飞鸟集》相比于其他译本粗俗鄙陋,完全就是对经典文学作品的亵渎;但同时也有学者发文表示支持。本文仅凭一己之拙见浅谈对冯唐所译《飞鸟集》的一些看法。
一、冯唐译《飞鸟集》概述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代表诗作,全本共有诗歌三百余首,简短的诗句所蕴含的是至深的人生哲学,读者读《飞鸟集》,能够在简短的诗句当中寻找到生命的哲思与智慧的清源,且风格具有着浓浓的东方气韵,因此广受中国读者所喜爱。时至今日,《飞鸟集》的译本已有数部,较为公认的版本为郑振铎于1922年所译的版本。冯唐的《飞鸟集》译本之所以存在巨大争议,根本原因即在于其中很多词语的运用过于“现代化”,且“鄙俗怪诞”,而这种标志性的译法应用,主要体现在几首“代表”译作当中。
二、冯唐译《飞鸟集》简评
关于冯唐所译的《飞鸟集》全作本文且不做探讨,仅针对其中几首争议最大的译作对比郑振铎版本对笔者的一些看法进行分析。在《飞鸟集》两个译本当中,郑振铎译本中将“as one kiss of the eternal”译为“永恒的接吻”,而冯唐却将此译为“绵长如舌吻”,世界在自己所爱的人面前对真实面目的表露,在郑振铎看来是“揭下了浩瀚的面具”,而冯唐则明显“开放”,将其译为“解开了裤裆”;“绿草”也成为了“大地”去“挺骚”的对象。郑振铎版本当中“是你的母亲”,对于冯唐来说似乎只有简单粗暴的表达才显得有力“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
以上三处“经典”对比译本成为了社会对《飞鸟集》译本广泛开争的焦点,从《飞鸟集》译本的发行来看,在网络渠道已经将上述几处列在了“精彩书摘”的简介当中成为了“卖点”。关于泰戈尔的原著英文本文暂且搁置,仅从几处简单的对比译文当中就能够看出一个事实,那就是郑振铎的译本完全属于对原著的一种中规中矩的追求;而冯唐译本则相对“叛逆”,直接同郑振铎译本走上了反相道路,将原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原著的清丽脱俗完全颠覆,用“解开裤裆”去塑造“puts off its mask of vastness”所要表达的意境确有做作之嫌。再者,关于“hospitable”的解释虽然众多,但该词无疑是一个褒义词,总体可以理解为友好、欢迎以及慷慨等,然而冯唐却将此直接译为“骚”,至于此词作何理解,或许见仁见智,本文仅根据权威辞典的解释将“骚”概括为是一种作风和举止轻佻下流的体现,以此来看无疑就是贬义;第三处,原著诗句具有着生与死的哲学内蕴,意境深邃而静谧,能够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深思。从郑振铎的译本当中能够看出其译作将重点放在了对诗境的表达上,而冯唐本来也是中规中矩的开端:“白日将尽、夜晚呢喃”,谁知却突然将画风转变为“我是你妈,我会给你新生哒。”各种俗语的运用尽管押韵,但却起到了因韵而损义的效果,原本充满诗意的句子被变了妆,成为了一种阴阳怪气式的曲解。原本应有的诗意和静谧感觉不再。对于此,很多学者认为是“比平庸还可恶”,过分重视文字形式的表达,过分炫耀自身的文字功底而忽视对原著意境的客观还原。了解泰戈尔的平生能够得知,泰戈尔作为一代诗人,品质谦谦,其作品当中的文字更如平水波澜,似清泉滋润人心,译者的职责是负责将其语言转化为不同国家读者能够看得懂的文字,并不是要观察译者的偏执臆断与卖弄自身,一旦而已扭曲或者添油加醋,也就会将清泉染成浊流。
冯唐本是我国的著名作家,其文学底蕴不可否认,然而自顾舞文弄墨未尝不可,在经典面前如此则难脱过分之咎。关于出现此译法的出发点尚且无法得知,但冯唐的这种过分自信却有目共睹。本文认为,译作绝不能仅仅依靠懂语言而已,只有能够具备译意和译味的水准,才能将营养丰富的鸡汤熬炖成具有中国味道的美食。
三、总结
综上所述,在一股强烈风波的躁动作用下,冯唐译《飞鸟集》虽已下架,但借此所凸显出的问题却值得深思。唯有译者们正视自身的身份,才能明确自身的定位,达到展示自己的全新高度。
参考文献:
[1]曹维劲.文学名著的传播与变异――由冯唐版译本《飞鸟集》引起的联想[J].编辑学刊,2016(02):43-44.
FURLA在2012年春夏季,推出四款特别版糖果皮包Candy Bag,包括糖果野餐Pic Nic、天际漫游Aerospace、糖果歌舞Burlesque和摇滚巨星Rockstar,展现其敢于创新、实验和想象的风格。
这四款特别版糖果皮包,均混合采用不同物料和色彩,带来意料之外的惊喜。糖果野餐Pic Nic为华丽感觉增添玩味,令人耳目一新、超乎想象以外,采用闪亮粉红橡胶与藤织袋底,轻快地将Dolce Vita风格完美演绎,整个皮包均由佛罗伦萨巧匠手工缝制,展现FURLA与意大利传统的深厚渊源。糖果皮包亦有极具时代感的一面,能够超越任何国界,天际漫游Ae rospace正是最强烈的表现:采用充满未来感和空气动力学的精密设计,结合橡胶、镀铬铝材和铆钉物料,看起来就像飞行器的机身。而摇滚巨星Rockstar将女性魅力无限延续,但注入摇滚神髓:橡胶材料配以金属饰钉、链子及环扣,加上白底黑皮革的轮廓和细节,充分突出其活力澎湃的感觉。
万宝龙
摩纳哥格蕾丝王妃系列高级珠宝
6月1日,国际顶级奢侈品牌万宝龙隆重摩纳哥格蕾丝王妃系列高级珠宝。与此同时,回归简约之美的万宝龙明星经典自动腕表作为耀眼新星,首度亮相。经典的设计呈现灵动之韵,古典优雅中尽显高贵风范。透过万宝龙巧夺天工的非凡手工艺,颂赞格蕾丝王妃的传奇风采,与耀眼新星——明星经典自动腕表相映成趣,将优雅与经典完美融合。
该系列珠宝将王妃追求完美的人生哲学巧妙融入设计之中,以顶尖手工艺,致敬格蕾丝王妃。万宝龙摩纳哥格蕾丝王妃系列精品,包括高级珠宝(Hiqh Jewellery)、瑰丽珠宝(Fine Jewellery:)、腕表及书写工具。高级珠宝系列分为Rose Glamou r(玫瑰之华丽系列)、Rose Princesse(玫瑰之王妃系列)、Rose Divine(玫瑰之圣洁系列)三款独一无二的套装,以及限量29套的Rose M6lodie(玫瑰之乐章系列)套装,各由一条项链、一对长耳环及一条手链所组成。以代表童话、浪漫的玫瑰花瓣为核心元素,各套珠宝皆镶嵌顶级美钻及玫瑰花瓣状梨形粉红蓝宝石,其中的限量款式皆由人手精工细作完成。
低碳之美,夏有茛风
古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代时尚可以结合吗?近日在广州友谊商店举行的“夏有茛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茛绸活化案例鉴赏”活动,对这个疑问作出了创意的阐释。莨绸的整个活化过程,从作为染料的原材料——薯茛,到设计出的成衣,集中展示了茛绸染整工艺、薯茛生态陈列和茛绸服装,通过静态展览、时装表演等形式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人们全面了解到有着五百年悠久历史的莨绸的前世今生。
近几年来,设计师梁子和黄志华一直致力于传承和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茛绸。茛绸作为中国独特的生态面料,以桑蚕丝为原料织成白坯绸,再用广东地区特有的植物中草药——薯茛的汁液浸梁,制造过程非常环保,尽显“低碳之美”。
古驰可持续环保型SOLES系列鞋品
古驰在2012早秋系列中推出了可持续环保型Soles系列鞋品,该环保型男、女鞋品由创作总监Frida Giannnini设计,传达了品牌时尚环保的理念,在日益增长的绿色愿景下,兼具永恒的时尚价值和极致品质。
古驰可持续环保型SOIes系列包括女式Marola环保型芭蕾舞鞋和男式Caofornia环保型跑鞋。女式MaroIa环保型平底芭蕾舞鞋全部采用生物塑料制成,细节精美,且配有标志性双G图案,更有红色、灰褐色、黑色和黑色饰有白色双G图案等多种鲜亮颜色可选。男式Caiffornia环保型胶底鞋分为高帮和低帮两款,鞋底材质均为生物橡胶,鞋帮采用真正的黑色植鞣小牛皮制成,鞋带亦具有可降解性,并饰有镀铑金属铭牌细节。此外,鞋身的绿色古驰商标也采用再生聚酯材料。
爱马仕“The Gift of Time”于ELEIVIENTS圆方首展
香港ELEMENTS圆方除了云集国际顶尖品牌,其“融艺术于时尚。的生活品味更深受名流雅士追崇,连曾创造无数经典设计的爱马仕Hermes,也特意选址在圆方举行品牌全球首场年度艺术盛典“The Gift of Time”,述说爱马仕的时间故事。
爱马仕“The Gift of Time”由6月21日起至7月4日于圆方“金区”展出,展览由美国著名艺术家Hiton McConnic0亲自设计及策画,他为这次展览创造出一个象征时间的环绕想象之旅。参观者可透过富幽默感的诗意装置、不同的色彩和系列的感官体验,思想时间的本源,接续到自由的时光、暂停的光阴,然后向手表或分秒致敬,最后并可分享传达记忆及意念的时间。据了解,爱马仕“The Gift of Time”于圆方完成全球首次展览后,还将移师到新加坡和法国里尔展出。
Blancpa-n宝珀携全新尊贵臻品腕表亮相深圳
6月4日,全球最古老的钟表品牌Blancpain宝珀携震撼2012年巴塞尔表展的全新尊贵臻品腕表亮相深圳,并带来了在201 2年巴塞尔钟表珠宝展上轰动世界、引来万人瞩目的中华年历表,以顶级制表技艺向源远流长的中华古老传统致敬。
活动中,Blancpain宝珀还向中国的媒体和观众呈现了Villeret超薄逆跳小秒针腕表,Super Trofeo双追针飞返计时腕表以及宝珀Ville ret经典系列8日动力储存腕表等于2012年3月在巴塞尔参展的全新表款。多款经典腕表华美呈现,令人目不暇接。其中,历时五年磨砺,融汇中瑞团队的合力智慧,缔造出的全新3638型复杂机械机芯以及装置此款机芯的全球首款中华年历表,更是成为整场活动的焦点。
[关键词] 翻译;哈姆莱特;独白
Abstract:Translators have always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in Shakespearean [WTBX]Hamlet[WTBZ]. Therefore, many different translations have been produced. The paper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way of its translation further by contrasting and analyzing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Key words: translation; Hamlet; soliloquy
1 引 言
提及莎士比亚,人们总会想到他的着名悲剧《哈姆莱特》(Hamlet)。说到哈姆莱特,无人不晓他那段着名独白的第一行: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莎学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有关《哈姆莱特》的着述和论文,更是不计其数。而在有关《哈姆莱特》的研究中,对这句脍炙人口、精妙绝伦的独白的理解分歧最大,发表的论述也最多,真可谓见仁见智,各领,争论长达数百年之久,至今仍在继续,尚无定论。Jenkins Harold 曾指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中,这段独白“被人讨论得最多,误解也最甚”[1]。
在我国,《哈姆莱特》也受到特别的青睐。自从1921年先生首次译出以来,迄今已有10个以上的汉译本。我国的莎剧翻译家对这段着名独白的理解和翻译也颇为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群起争鸣,发人深思。
2 名家名译比较分析及译法探索
以朱生豪、梁实秋为代表的莎剧专家和学者,依据自身的学识修养和理解,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该句独白作出了各具特色的诠释和经典翻译,可谓是世界莎剧翻译的一朵奇葩,为世界莎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但文学翻译毕竟是一种有缺憾的艺术,世间不存在绝对完美、无可挑剔的译作,正所谓“译无定本”。这就是说,他们的理解和翻译还不尽完美,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有待于后来者站在这些巨人的肩上继续努力和探索,找出更佳的翻译方法,以期更加接近莎翁本意,还莎剧本来面貌。下面就从这些名家名译出发,通过对它们的比较分析,来进一步探讨该句独白更为理想的翻译。
2.1 名家名译
笔者目前所收集到的名家名译如下:
朱生豪: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梁实秋: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
曹未风:生存还是不生存:就是这个问题:
孙大雨:是生存还是消亡,问题的所在;
林同济:存在,还是毁灭,就这问题了。
方平: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这是个难题啊:
卞之琳:活下去还是不活:这是问题。
王佐良:生或死,这就是问题所在。
许渊冲:死还是不死,这是个问题。
裘克安:活着,还是不活了,问题就在这里:
陈国华:是生,还是死,问题就在这里:
2.2 澄清一个问题
这里,我们要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就是question之后的冒号(:)。《中国翻译》1990年第三期登载了张庆路先生的文章,他对“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解释提出了一些看法,他很强调此行句末的冒号,认为上句和下文紧密相连,并应有同样的顺序,即to be=to suffer; not to be=to take arms, 是一种排比。其实,莎剧里的冒号不是本来有的,在古本里这里只是逗号,后人编辑,改了冒号,也有人改作分号;还有人在that前加了破折号。莎士比亚本人不关心标点,他对此也不负责任。因此标点是不足为凭的[2]64。并且,严格说来,首行里question之后的冒号“:”,在这里不具有现代标点的“提示性”或“引起”的作用,因为“英语大约从1550年起称“:”为colon,意为‘长句段符号’;在colon之下的断句符号“;”,从1664年起称为semicolon,意为‘半长句段符号’……从18世纪晚期开始改作提示性的符号[3]78。由此可见,在理解和翻译该行独白时,我们不必斤斤计较于标点符号。从上述名家名译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在翻译时由于依据的版本不同,在标点符号上出现了差异。“To be, or not to be”后的标点有逗号也有冒号;“question”后有冒号、分号和句号。这些都是后人行为,与莎士比亚本人无关,因此标点是不足为凭的。
2.3 独白真正意蕴的透视
对这段独白的理解,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和明显的分歧:这是一段对人生的哲理思辨呢,还是在权衡“自杀的利弊呢?英国的权威莎评家A· C·布雷德利指出:“在这段独白中哈姆莱特想的根本不是自负的重任。他是在权衡自杀的利弊。”[3]76前苏联莎评家莫罗佐夫认为,在这里“哈姆莱特又再次萌发了自杀的念头”。我国的莎评家孙家琇也认为,“在‘活还是不活’的独自中,他还是想着自杀的出路或结局”[4]。梁实秋认为,这段独白是讲“哈姆雷特蓄意自杀,于第一幕第二景之独白中已有表示”[5]。裘克安指出:“ 我觉得,这整段话要贯通地去理解。哈姆莱特当时想自杀,这是他面对的总的问题。”[2]66
笔者认为,以上“自杀”论是脱离了语境而产生的误解。我们知道,这段独白出现在第三幕第一场,此时哈姆莱特已经安排好了“捕鼠剧”的上演,当他独自一人时又开始沉思,道出了这一段着名的独白。在第一幕第二场,哈姆莱特确实曾萌发过自杀的念头,那是因为父王突然去世,叔父僭越王位,母亲又迅速地改嫁给了叔父,接着鬼魂又告知父亲被毒害而死的秘密,他又与恋人产生了隔阂,所有这些使这位原本踌躇满志的青年王子陷入了无奈与深深的悲愤之中。而此刻,经过两个月的痛苦煎熬、思绪波澜之后,他已经不是先前那位单纯的王子了,他在思考与即将采取的行动有关的问题,从对“生”的“无涯的苦难”的慨叹到对“死”后那个只见有人去、不见有人回的“神秘王国”的“惧怕”,渐渐陷入了思考与行动的矛盾之中。因此,这段独白是哈姆莱特对生死的一种哲理性的思辨,并非“蓄意自杀”。 他在这里想到活怎么活法,死又是个什么样子;活有两种活法,死后也有两种结局。
2.4 比较分析及译法探索
弄清了这句独白的大背景,下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它的翻译方式。从整段看,not to be=to die/sleep,这点基本达成了共识;至于to be=to live (仅在意义上),却产生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take arms(反抗), 另一种则是suffer, bear(苟且偷生),笔者认为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即继续向罪恶奋起抗争,还是就此罢休而苟且偷生。但也有人认为,“默然忍受着苟且偷“生”呢,或是“挺身反抗”而壮烈地“死”?[3]76陈国华先生也认为“……忍受意味着生,抗争意味着死。”[6]29即在他们看来。反抗就一定会死。但笔者认为,反抗应该有两种可能的结果:要么被对方杀掉而死;要么杀掉对方而生,即反抗有死的可能,但同时也有生的希望。因此,反抗不等于死亡,反抗不一定死亡,而且只有奋力反抗才能更好地活着。
事实上,to be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出发点,古希腊哲学中的本体论范畴being (古希腊语to on)就是从to be (古希腊语:eimi)发展来的
[7]。类似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或译为我思即我在)和海德格尔的“此在”里的“在”的含义。在“To be, or not to be”这前半句中,“to be”单独出现,后面没有跟任何表语或状语,因此它表示个体的存在,意谓“生”、“实有”、“恒存”,即对存在的肯定。与之相反,“not to be”意谓“死”、“断灭”、“虚无”,即对存在的否定[7]。由此可以看出,“To be, or not to be”在这段独白中是指生存还是死亡,饱含了人生哲学意味。
具体到“to be”的翻译,梁、林两位先生用了“存在”,朱、曹、孙三位先生用了“生存”,虽然从“在”衍生出“存在”和“生存”均带有哲学意味,但落到具体的上下文里,用来指人,笔者认为后者比前者更为可取。卞、方、裘三位先生用了“活”字,通俗易懂,但意思太实,少了点人生思辨的哲学意味。陈国华先生撰文指出,假如“To be, or not to be”在语域上等于“活下去还是不活”,为什么莎士比亚不让哈姆莱特直截了当地说“To live, or not to live”? [6]30实际上,“To be, or not to be”简单归简单,却带学究气,比“To live, or not to live”抽象、文雅;中文的“生存”或“生”在语域上比“活”更接近“to be”。那么莎士比亚为何让哈姆莱特说这种带学究气的话呢?孙大雨先生解释说:“罕秣莱德[按:即哈姆莱特]是个从威登堡大学赶回来奔父丧的青衿学子;他好学深思,尤其喜爱道德哲学这门学科,所以他在独白里学究气极重。”[8]因此,笔者认为“to be”应译为“生存”为佳。
至于“not to be”,有的译文仿原文加“不”字,如梁、曹、卞、许、裘五位先生;有的则用一个反义词“毁灭”(如朱、林两位先生)或“消亡”(如孙大雨先生)。笔者浅见认为, 这些字眼都显得牵强,更消解了相应的“在”字的哲学含义。尤其是梁实秋先生的译文更值得斟酌。他的译文比原文多了“死后”二字,梁先生在注中说:“‘To be, or not to be’ 一语就应作何种解释,议论纷纭,然总以浅显平易之解释为近是,故译如本文。”[5]陈国华先生指出,首先,是否应该“总以浅显平易之解释为近是”,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翻译原则问题。更重要的是,加了“死后”二字,这句话的意思就整个改变了[6]29。裘克安先生更直白地指出,梁译“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他的错误理解;观下文可知哈姆莱特相信人死后有灵魂,害怕死后还会受苦难[2]66-27。笔者认为,参照下文哈姆莱特对死后的思索,他在独白中说道:“要不是害怕人死后不知会怎么样;害怕那只见有人去,不见有人回的神秘的冥府——才把意志瘫痪了……”从这句独白可以看出,哈姆莱特对死后会怎么样,存在还是不存在,是持有一定的怀疑态度的。从这一角度考虑,梁先生的译文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死后”二字一加,便抹去了独白中对“生”的思考,既不忠实于原文又与下文不完全相符。因此,结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To be, or not to be”可直接采用中国人生哲学的“生、死”二字,译为:生存,还是死亡。从而实现语域、内涵意义上的更进一步地对等。至于后半句“that is the question”,看似简单却难译,上述引文出现了很多值得商榷的问题。That指前半句的“To be, or not to be” 问题不大,这里关键是原文定冠词the的翻译。朱生豪先生把the译成“一个”,还赘添“值得考虑的”五个字,虽意在强调“问题”,注意到了定冠词的特指意义,但这五个字的添加大可不必,反而削弱了独白者沉思自语的气氛;方、许两位先生把the译成“个”,梁、卞两位先生虽没有直接点出“一个”或“个”,意思却也是如此;孙大雨先生的译文不成句,前后语意未能贯通,不成一个完整的意思;曹、林两位先生虽然用“就是”和“就”表达出了the的特指和强调,但正如陈国华先生所指出,曹译和林译大同小异,虽然译出了the的意思,逻辑上却有毛病[6]30。由于原文的主语that 没有译出来,在他们的译文里主语只能是“生存还是不生存”,而同时“这个问题”的所指也正是“生存还是不生存”。这样,曹译和林译等于在说“生存还是不生存,就是生存还是不生存这个问题”;王佐良先生译为“这就是问题所在”,与曹、林相比,技高一筹。
我们知道,在汉语里面,当不带限定语的名词短语作为句子的主语出现时,其所指一般是恒定的,相当于英语中带定冠词的名词短语。因此,这里只需把原句中作表语的question移前作主语便可达到翻译目的,即把这后半句译为“问题就在这儿(里)”。这样,既克服了定冠词the定指意义翻译的不便,更重要的是,“问题就在这儿(里)”和“that is the question”一样,又能起到承上启下的贯通作用。裘克安、陈国华两位中国当代的莎剧翻译大家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综上,笔者认为这一整句独白可译为:生存,还是死亡,问题就在这儿(里)。
3 结束语
凡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总会带有译者个人的理解和审美倾向,正所谓“译无定本”,特别是《哈姆莱特》这一倾倒世界无数读者和观众的不朽剧本中的这句精妙绝伦的独白,它可谓是经典之经典,更能引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理解、诠释。有一千个读者和观众,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中外研究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笔者毕竟学识肤浅,谈不出什么高明的见解,更没有能力对以上莎剧大家评个高低,只是有感而发一点儿拙见,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颇具争议的着名独白更多的重视和争鸣,使我们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和翻译越来越接近莎翁的本意。
[参考文献]
[1] Jenkins, Harold (ed.). Hamlet [M]. The Arden Shakespeare. London: Routledge, 1982: 484.
[2] 裘克安. 莎士比亚评介文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 蓝仁哲. 从语境与语篇谈哈姆莱特独白“To be, not to be…”的理解[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1, (6).
[4] 孙家琇. 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M].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六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43
[5] 梁实秋(译). 莎士比亚全集(32):哈姆雷特[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302
[6] 陈国华. 论莎剧重译(上)[J]. 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