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诗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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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屈原的诗范文
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三闾大夫，他提倡要团结其他国家，来抵抗野心很大的秦国，但是偏偏楚怀王听信了小人的坏话，不肯听从屈原的劝告，结果被骗到秦国，关了起来，最后并死在秦国。
有一天，一位在江边钓鱼的渔夫问他为什麽这麽失意落魄，屈原叹气的说：“举世皆醉唯我独醒，举世皆浊唯我独清。”心中的感叹和无奈，在这两句话中都说得很明白了。不久，这位怀才不遇的诗人就抱着砂石，投汨罗江自杀了。 楚国的人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都不约而同的赶到江边来，想找寻他们所敬爱的屈原，可是一直都找不到屈原的身体。
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作成粽子，投到江里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这就是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屈原的诗范文
众所周知，汉代以前的史书中几乎从未提到屈原，尤其是楚国的史料中，屈原更是不见经传。这实在与后来记载中的屈原的身份地位极不相称。由于缺乏必要史料，屈原－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更有观点认为屈原并不存在，纯系汉儒的虚构和假托。在各种观点皆缺乏力证的情况下，此一观点也就自有其道理。廖平是持否定屈原存在观点的，其说虽多偏颇，但毕竟有可取之处。再如亦持类似看法，他在《读》一文中便明确提出了四个问题：一、屈原是谁？二、《楚辞》是什么？三、《楚辞》的注家。四、《楚辞》的文学价值。关于第一个问题先生道：“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而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接下来他论述了“《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2）――当然，如果站在当今的最新学术前沿来看这一问题的话，我们说不惟《史记》“不很可靠”，一切历史文本皆无法“很可靠”，因为语言本身即是一种喻体的存在，一种修辞的存在。而我们所能见到的历史只是文本而已，根本就无法摆脱其做为一种叙事所具有的虚构性、修辞性和倾向性。还就《史记》中涉及屈原的文本进行了类似于今天“文本分析”似的解读，得出了“《屈原传》叙事不明”的结论，并指出了五大疑点（有点像现今美国的修辞解构阅读）。再有近来日本秋田大学的石川三佐男教授在其《新研究――近年出土的考古资料与诸篇的比较》中，研究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中之“升仙图”、“重庆巫山县”土城坡等地出土的各种棺饰铜牌、四川简阳县汉墓出土的石棺侧板画像以及“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帛画”、河南新野县、湖北随卅市“曾侯乙墓”等出土文物，得出了“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等诸神皆出于汉代而不可能出于战国时的屈原笔下的结果，证明《九歌》系汉代人伪作。这无疑也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且让历史文本与出土文物相“互文”，有“以地下之物证地上之事”之风。然而总的来讲，置疑屈原是否存在，有个颇难解释得通的地方，就是汉儒的作品无一能与《楚辞》媲美，难道他们自己都写不出好作品，却能在伪托别人时文思泉涌灵感大发写出惊世之作么？显然是不大可能的。故此，我以为完全否认屈原的存在不太可取。既然缺乏必要史料证明屈原的存在，及屈原是谁，其真实面貌为何，那么历史上的屈原在出现新材料之前，便可视为不可追寻。而我们今日言说之屈原，只是《史记》、《楚辞》及此后各类相关文本中的一个人物符号，一个话语的命名。在此基础上，我所讨论的不再是“屈原是谁？”而是屈原是如何被言说的？
二、
首先，历史上的楚国是一个非中原地区的，非汉文化中心的诸侯国，尽管当时也曾十分强大，但在秦统一后的大一统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国家里，它便成了一种“边缘”的“楚地”。生活于当时楚国的诗人屈原，相对于生活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独尊儒术”的汉儒们来说，也只是个“少数民族作家”，是个地地道道的“边缘”的“他者”。然而《史记》中的屈原又是什么样子呢？细读《屈原贾生列传》，除已提出的五大疑点以外，我们更可运用更为前沿的文本分析方法来加以推敲。《列传》中涉及屈原生平行状的叙述并不太多：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3）
先看其中引用上官诬陷之辞的“直接引语”，“直接引语”为文中人物所言而非叙述者之言，那么叙述者相对于文中的历史场景（且是戏剧化了的），无疑是个“不在场者”，他又是如何听到这一段话的呢？相信不会有如此详尽的史料流至汉代。显然这段话是由叙述者代言的，是作者的一种修辞和建构，而与历史史实无关。进而再看这段叙事，在这一颇富戏剧性场面的历史场景中，只有两个“在场者”：屈原和上官。上官是否“见而欲夺之”，即便在当时也难于辨明（楚怀王即一例），更何况事过境迁后的“缺席者”司马迁呢？司马迁判定屈原为可信，上官为不可信，完全是着眼于其文章的主题建构和谋篇需要，而与具体史实无关。换言之，司马迁是以“历史经验”置换了“历史史实”。而这本身就是“不可信”的。
再进而分析这一段文本，不难看出它是建立在“忠/奸”的语义二元对立上的。它其实是一个悲剧性的“忠臣故事”，而君、忠臣、奸臣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所有这类忠臣故事的基本“句法结构”，即便把主人公屈原置换为别的什么人也是一样。而故事中的上官（或换成别的什么人）则注定成为“反英雄”，这是故事所决定了的。换言之，不是因屈原才创造了屈原故事，而是因屈原故事才创造了屈原。司马迁讲述的只是这类故事中的一个老套情节（基本句法），是“陷害忠良”这一故事“功能”的屈原版。
“屈平既绌”以后至投江之前，已被读出了五大疑点，此不再述。值得指出的是，其间凡与屈原有关部分，许多都类似上面分析过的，属“直接引语”而又缺乏“在场”证据。诚如所言：“‘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二句，依《楚世家》，是昭睢谏的话。‘何不杀张仪’一段，张仪传无此语，亦无‘怀王悔，追张仪不及’等事，三大可疑。”（4）
最后屈原投江一段，司马迁更是将其修辞性、虚构性及文学性发挥到淋漓尽致：
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 糟而啜其 ？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5）
不必细察，我们也可看出这完全不是历史描述式的叙述方式，而是修辞性的一种虚拟对白，为的是表明作者见解而预设一对话者，以形成必要的基本语义对立。这一手法可说是司空见惯，《论语》里有、《左传》里有，就连《楚辞》中也不乏其例。这是“文法”而非“史笔”。
《列传》中除上述几个部分叙述了屈原故事外，其他则为叙述者太史公的阅读感受、感发及对《怀沙》等文本的征引等，更加与史料无关。不过这些却对我们研究太史公文本的成文过程不无裨益。
讲完屈原故事后，接下来又讲了贾生（谊）的故事。为什么要把汉儒贾谊的故事与战国时的屈原放到一起呢？我以为这其中意味深长。从表面上看，贾谊似有屈子遗风，且有相似遭遇，又凭吊过屈原，与屈子并提，理所应当，其实远非如此简单。在这类忠臣故事中，都有着相同的叙事模式，比如前面提到的屈原故事中的“功能”，在贾谊故事中同样存在：怀王被置换成文帝，上官置换成绛、灌、东阳侯、冯敬等，而主人公则由屈原置换为贾谊；上官的进谗“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与结果“王怒而疏屈平”，置换为“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与结果“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来，屈原故事与贾谊故事具有“同构”的关系。分析至此，还有一至关重要的“潜台词”不能忽略，那就是作者自身的身世之感。于是在这个“同构”的故事中，除由君、忠臣、奸臣构成的横向的“转喻”关系外，还可发现屈原、贾谊、司马迁之间亦构成了一种可相互置换的“纵聚合”关系。司马迁用“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来喻说自身的“发愤著书”，也正是在屈原、贾谊与自身之间建立起某种“隐喻”关系。
前面的文本分析已然表明，《列传》中所讲述的屈原故事，大体属于一种历史传说故事，并无充分的史料根据，且完全是“文史不分家”的虚构叙事文法。司马迁当然也是虚构者之一。问题是，司马迁为什么选择（或曰从众）这样一个忠臣故事来建构屈原呢？事实上他同样以此模式建构了一个想象性的自我。前面文本分析中尚未加分析的太史公自陈阅读屈原的感受那部分，这里正好派上用场：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不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恒，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其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6）
此段文字中，明确表明，太史公对屈原的推崇，主要是出自－种想象性（“推其志也”）的建构。而这种想象又是通过阅读《离骚》等作品而得来的。于是问题就明朗化了，其中关键之处无非两点：
1、 屈原流传下来的文本本身可靠与否；
2、 太史公那富于激情的阅读、解读是否可靠。
第一个问题后面详论，现在先来看第二个问题。从理论上讲，一切阅读皆属“误读”。这一由哈罗德·布鲁姆提出的“误读”理论已几成今日阅读理论的定论（7）。太史公的阅读当然也属“误读”，这是可从文本中分析得出的。太史公说屈原“其文约……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极远”，这句话用今天的理论话语说出便是：其“能指”有限而“所指”无限，“内涵”极为丰富，具有多种的阐释可能。太史公当年能有此见解固属难得，但他却没有按此思路去给自己的阅读留下更多的阐释空间，而是一味以儒家“意识形态”为中心，去压抑各种“边缘”的阅读可能。比如，说屈原“入则与王图议国事……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按理这样一个人物是会载入当时的史书的，即使楚国因群小作怪而有意遮蔽了他，别国的史官也不会坐视不理。然而先秦史料中却不见屈原之名，这岂非一大疑点？太史公不察，却一味相信自己对《离骚》等篇的阅读感受，把屈原排入忠臣、能臣之列，这样就压抑了屈原其他生存状态的可能，比如做为“文学弄臣”“的可能，做为“大巫”的可能，甚至是实无其人的可能。以儒家的“忠君”（汉儒的）观念解说屈原，则压抑了屈原与怀王间其他关系的可能性，如“恋君”的可能（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中论及此种可能）。以能臣标榜屈原，实则最是这一阅读的自相矛盾之处。《离骚》等篇中虽以喻说方式反复自喻自身的高洁，但却并未直言自己的政治才能、外交方略具体如何高明，而司马迁的阐释恰使文本中另一具有反讽性的意义凸现出来。即：作为政治家却使自己成为孤家寡人，说到政治见解，除“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及前王之踵武”等几句老生常谈外，更是乏善可陈。这岂不是对“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反讽。太史公又以“风、雅”的儒家审美标准压抑了《离骚》其他的美感体验的可能性（对风、雅本身又岂非如法炮制）。严格地说，作为笫一人称自叙“盖自怨生也”的《离骚》，应属“不可靠叙事”，当作一种具有虚构叙事特征的诗篇来读犹可，若把其当作信史则大谬不然。太史公对屈原文本的“误读”过程，也就是他以儒家“意识形态”（个人与其所处的现实存在条件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之再现――参见阿尔图塞之有关意识形态理论）对屈原进行重构的过程。于是“楚地”的文化“边缘”者屈原，便成了按汉儒“意识形态”所想象建构的忠君爱国的儒林楷模。就连“夫天者”、“父母者”、“日月”等，也在儒文化的修辞中被赋予了一种想象性的关系。如此一来，有关屈原的另种其他可能及意义便统被遮蔽不见了。这也正是太史公在“缺席/在场”的叙述中施加“话语暴力”并能理直气壮的根本原因。
其实，“误读”屈原并非自司马迁始，而是生活在儒文化中心的大一统帝国里的汉儒们必然的价值取向。就《列传》而言，早有汉儒贾谊吊屈原的“误读”在先，太史公所为，自是情理之中的了。贾谊“误读”屈原，以自身遭遇的生活经验置换出屈原的想象性建构；司马迁“误读”屈原及贾生，亦以自身经验置换（“想见其为人”）出屈原、贾生的历史故事，并使之成为“真实”的历史事件。而司马迁与他建构的人物之间的“隐喻”关系，便也隐迹其间了。 三、
现在再来看屈原作品的可靠性问题。这一问题与上面讨论的汉儒“误读”紧密相关。我们知道，战国末期还没有“楚辞”这一概念。“楚辞”最早见于《史记·酷吏列传》，《楚辞》的结集是刘向完成的，也就是说，汉以前，屈原的作品还不是“经典”。那么，由战国至汉代，由“无名”到“命名”，由“民间”而“经典”的过程，亦是一个对“楚辞”（而为《楚辞》）的建构过程。这一建构过程，也可视为是对文本的“改写”或曰“改造”过程。当然，这种“改写”或“改造”，并非一定指有意的伪造或假托，而是泛指翻译、整理、修订、归类、编目、取舍、补充、注释等一切参与改变（或曰制造）文本“意义”的活动。
我们应特别注意的－点是，《楚辞》如确系屈原所作，或部分为屈原所作，其主要作品也肯定大多作于流放途中，其传世方式与史官所记官家行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而当时书写的媒介是简册，以屈原如此浩繁的文本制成简册，一定汗牛充栋。让一流放之人（即使有从人帮助）完成如此工作，也不太可能。且如此之多的简册能历经劫灰完好无损地传到汉代，更是无法想象(儒家经典尚不能如此幸运，至今留下段今、古文的公案)。所以屈原作品最初以民间口耳之间散播、流传的可能性最大，后来才逐步地形诸文字。从现今所见的《楚辞》文本中亦可看出其在语言/文字二者间，从语言的倾向。如模拟声音的语气词“兮”的大量重复出现，无疑是更具传唱特征而较少书写特征的。而漫长的以口耳相传为主的传播过程，又会使某些集体创作的因素掺入其间。（8）如此看来，《楚辞》算不算某种意义上的准集体创作，它还有没有一个相对“改写”而言的“本源”，都已经成了问题。再者，严格地讲，楚国的语言/文字是异于统一后以汉族文化为中心的语言/文字的，所以从楚国传唱的《楚辞》到汉儒编纂的《楚辞》间，尚有一个准“翻译”的过程，而这亦可以视作是一种改写。也就是说，我们今日所见之《楚辞》，至少已经过了楚地民间与汉代文人的双重改造。
首先，《楚辞》本身便不是一个由一时一地甚至一人所作的统一性的文本。按姜亮夫先生的意见：“《屈赋》文体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体制：一是《离骚》、《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一类，二是《九歌》一类，三是《天问》一类。《离骚》的语法结构与先秦文体大致相同，是先秦文学的一般形式。《九歌》则语法特殊者至多。……”（9）而照先生的说法，干脆认为“《远游》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也是模仿《离骚》做的。《九章》中，《怀沙》载在《史记》，《哀郢》之名见于《屈贾传论》，大概汉昭宣帝时尚无‘九章’之总名。《九章》中，也许有稍古的，也许有晚出的伪作。……”（10）无论这种说法是否可靠，但《楚辞》并非整体，而是由多种不同文本混合而成这一点似无疑义。这些文本之间充满竞争，彼此“互文”，相互“改写”，在楚、汉文化的流变中，生成转换，变动不居，实是一种动态的存在。而汉儒对“楚辞”的收集、整理、修订、编纂直至命名和注释，又为《楚辞》的动态存在设置了新的置换链条，使之按照儒家的“意识形态”去生产“意义”。汉儒们是否还仿制了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大招》、《远游》等），我们虽有怀疑，但苦无确证。不过，就我们所知的部分，亦能洞悉汉儒们“改写”《楚辞》的形迹。
当“楚辞”从主要以“声音”为主的文本，逐步过渡到文字的文本后，其“能指”仍有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如误漏、错简、讹误、缺失等。还有一些字、词，随着年代的推移，时空的转换，渐已失去其“语义”，这就给注释家留下更多姑妄言之的空间（有些字句至今无确解，仍在姑妄言之）。汉儒（如王逸）以儒家的眼光解读、编纂、注释《楚辞》，实际上等于先为《楚辞》建构了一个“独尊儒术”的中心意义。这样，文本的语义便处在了一种压抑状态之下，于是“边缘”的“意义”便只能就此“沉默”了。这种“话语暴力”所及，势必影响到编纂、考订过程中体例的编排，篇目的增删，讹字、脱字的辨析取舍，版本的选择修订等等，从而实施了对“楚辞”的“改写”与“重构”。
对“楚辞”的另一种“改写”应该与音乐有关，虽然我们无法考证“楚辞”中究竟哪些可入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全都不同程度的与音乐有关。《乐府诗集·杂曲歌辞》引《宋书·乐志》云：“古者天子听政，使公卿大夫献诗，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曰引，曰歌，曰谣，曰吟，曰咏，曰怨，曰叹，皆诗人六义之余也。……”（11）可见诗歌与音乐的关系名目繁多，而且帝王是参与“斟酌”的。“楚辞”到了汉代还能不能入乐已是问题，但可以肯定的是，仍与音乐有着密切联系。不过这时的“楚声”恐怕已不同于战国时的“楚声”了。《乐府诗集·相和歌辞》中说：“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12）又在《清商曲辞》中说：“及江南吴歌、荆楚西声，总谓之清商乐。至于殿庭飨宴，则兼奏之。……文帝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乃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律吕，更造乐器。……”（13）可见由于音乐的关系是可能“改写”文本的，甚至不惜“去其哀怨、考而补之”。《汉书·礼乐志》说：“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由于汉高祖、唐山夫人与楚的特殊关系及对楚声的偏爱，对“御用”了的《楚辞》加以改造，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多方面的。他们自身就能写作“楚辞”，又多方鼓励别人去研究《楚辞》，这在汉代似乎成为一种“传统”。《史记·酷吏列传》载：“买臣以‘楚辞’（《楚辞》之名最早见于此处——引者）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14）可见这时的《楚辞》已不仅是一般性的“儒化”，而且是“官方意识形态”化了。汉儒于《楚辞》，已绝非一种单纯的文学爱好或学术爱好，而是有着政治功利目的的。
屈原及其神话，对于汉代官方“意识形态”来说，无疑具有“他异”的因素，比如《天问》对历史、传说、神话的步步追问，无疑对那些处于对话关系中的潜在“关联文本”，具有极大的消解性，《离骚》等其实亦在此列。这种“文本间性”所揭示出的《楚辞》文本的自我解构特征，却被王逸的一段题解给湮没了。
《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15）
于是《天问》的解构性被遮蔽，且被意识形态化了。再如，战国时期尚未形成“忠君爱国”的观念，但汉儒们还是能靠一己之想象读出“忠君爱国”的微言大意来。我曾在《屈原――东方的奈煞西施》一文中，就《离骚》的具体文本，分析了所谓“留国”与“去国”的问题。我以为应从“意识”与“潜意识”两个层面来解读，从意识层方面来看，屈原对“去国”的态度是乐观和积极的，用“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娱乐”来描述他的象征性旅行。直到“忽临睨夫旧乡”才“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就是说“留国”情结是发生在“忽临睨”的一瞬间的冲动里（潜意识的）。“留国”只是一时感情用事而非理智选择。当然，对于一种喻说性的修辞建构，我的这一读解也肯定是一种“误读”。但这毕竟是所有“误读”中的一种可能的读解，一种被中心意义所压制的边缘读解。
汉代统治者靠着遮蔽文本中的“诋君”而凸现“忠君”，遮蔽“去国”而宣扬“爱国”等手段，改造了“屈原神话”中的异端，并使之成为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一种制造“他异”过程中的“他异”因素。
因此，我有理由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历史文本中之屈原，乃是一经改写、想象而加以重构之屈原，是汉儒在大一统专制政治背景下，以汉族儒家文化的视角对一非中心的历史人物的想象性建构。而在这一建构的过程中，历史中的屈原则越来越离我们远去，变得无法追寻，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个关于他的神话。如果说汉儒对屈原的想象性建构是基于对“楚辞”的“误读”，那么“楚辞”本身其实亦是汉儒自己的建构之物。《楚辞》本无“楚辞”之名，是楚文化源头活水中变动不居的动态存在。在不断“互文”和“改写”的过程中，正如上文中所分析的，其“本源”亦在“流变”之中，并不存在一种本源/流变的二元对立。《楚辞》的“经典化”过程，便是权力话语对它不断的建构过程，也正是这种建构，千百年来主宰着《楚辞》的“意义”的流变。甚或可以说，“楚辞学”便是建构在对“他者”的想象和改造之上的，是一门权利话语的“政治修辞学”。 注释：
1、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系借用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葛林伯雷（Stephen Greenblatt）的术语。
2、，《文集》第三册页73－7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3、据《史记》页1900－19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同注2。
5、同注3。
6、注3、注5。
7、详见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著《影响的焦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6 月版。
8、关于上古诗歌的“口述传统”研究，西方学界在20世纪有“帕里-洛德理论”。海外学者王靖献曾用这些理论来研究《诗经》，出版了《钟鼓集》一书，详尽地分析了《诗经》中的“套语”、“套式”等口述特征。这些研究在分析《楚辞》的形成过程方面，也是有参考价值的，尽管《楚辞》在“套语”、“套式”之类口述特征的表现上，与《诗经》有着很大的不同。
9、据《屈原赋今译·序例》，页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0、同注2。
11、据〈宋〉郭茂倩《乐府诗集》，页88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12、同注11。页376。
13、同注11、注12，页638。
14、同注3，页2370。
15、《楚辞补注》页8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主要参考书目：
《史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楚辞补注》（王逸注，洪兴祖补注） 中华书局
《楚辞集注》（朱熹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姜亮夫著《屈原赋校注》、《屈原赋今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第3篇：屈原的诗范文
最近经历了一些事情，心里挺翻腾的，所以心情一改再改，乱，乱的迷失了自己。朋友对我说做人不要太累，我对他说只想把自己灌醉。后来他醉了，我送他回家。路上他对我说当放手时就放手，我说我就是一只猩猩，宁可被猎人捉住，也不愿放下手中的香蕉。
我以为自己可以很洒脱，但是发现欺骗不了自己。又撰改了一句话：得之我幸，失之要我命！明知道有些人有缘无分，明知道有些人注定不能在一起，可我还是很想哭。是我没魄力，拿得起却又放不下。记得有句话说，爱情就像两个人在拉一根橡皮筋，受伤的永远的是不愿放手的那一个。很贴切，橡皮筋不光伤了我的手，更是缠绕住了我，回忆一圈一圈的,勾勒出伤痕.....
想出去走一走，一个人关上手机，背上行囊，走在陌生旅途，寻找一片清宁。在清澈的泉水旁捧起痛饮，然后在下一个人喝水的时候站在上游痛快的小解一通，最后在被人追赶的时候张扬的大笑，寻找一下孩童时的顽劣，尽管不知道再上方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人。在禁止抽烟的地方趁着没有人的时候猛吸两口，然后美滋滋的算省下了多少罚款。在和小商小贩讨价还价一番之后，微笑的告诉他我不要~没心没肺的恣意为之，叛径离道的释放压抑....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理想和现实就像平行线，猩猩不喜欢.....
第4篇：屈原的诗范文
枯藤老树昏鸦
这片青山被开发出来，开发商砍倒了一片又一片树林，整座山上只剩下这棵老树了。许多枯藤缠绕着它，昔日的好兄弟一个个倒下了，只剩下它们相依为命。已无处藏身的乌鸦站在树丫上疲惫不堪，它准备去流浪。天边有黑云压过来，好像在望着人们得意地狞笑。乌鸦啊，老树啊，青山啊，难道你们就甘心被人类摆布吗？
小桥流水人家
溪流姐姐，你怎么了？流淌的血液怎么成了黑色？昔日，我曾躺在你的怀里，你还用柔软的手抚摸过我的小脚丫呢，那时我们是多么欢畅啊！咦，你怎么哭了？我知道了，一定是人类践踏了你的身体，看这黑色的水，定是他们的工厂排出来的污水，可那些从你身边迁走的人们只知道抱怨你，却不知道反省自己。
古道西风瘦马
马儿啊，你饿了吧！你在对着眼前的枯草叹息吗？是啊，这草怎么全黄了呢？曾经，它们全都是绿油油的，每到春天，就从土里钻出来，嫩娇娇的，软绵绵的，我们还在上面打滚、赛跑、放风筝、捉迷藏，可现在才过初春，怎么草儿就黄了？难怪你都瘦成这样了。风萧萧，你的身影被太阳的余晖映得长长的，让人觉得你更加削瘦了。
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夕阳的余晖洒下来，血一般红。人类啊，你们终于尝到苦果了，当初对自然的一切恶行都遭到报应了！没有了树，没有了草，没有了小桥流水，只有一片荒漠和孤独陪伴着你们。想当初，你们是多么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啊！可现在，到处都是死气沉沉的。绿色，是多么让人怀念啊……
第5篇：屈原的诗范文
十一黄金周，驾驶我的吉姆尼，和朋友一起走了丙察察。这条2008年才通车的进藏公路，联系着云南的怒江与的察隅，是我国内地目前进藏的第七条公路。在其他6条线路都已经实现油路化的时候，仍然保持着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天路”本色，野性粗犷，艰险无比。这片横跨伯舒拉岭，罕有人至的地域，风景神秘优美，成为了越野爱好者的圣地——“天堂与地狱之间的穿越”。其间的艰难困苦与赏心悦目，请看本期内文《悬崖上的风景》，在这就不细说。
对于在油路化之前就多次进藏的我来说，这样的路，这样的风景早已熟悉。真正让我震撼的一幕，是归途中在达美拥雪山脚下的曲孜卡看到的场景。10月5日，夜幕下，我们驱车翻越了滇藏路上的红拉山，澜沧江在山下的峡谷中蜿蜒南去，我们的目标是滇藏交界处的盐井，这座小镇以古老的晒盐田而著称。15年前，我曾经到过这个小镇，在距小镇不远的峡谷中的曲孜卡温泉露营。那时的曲孜卡，仅有两间简陋的澡堂，大部分的温泉散布在山坡上，泉水静静地流入澜沧江中，随便找个地方扎下帐篷，就可以在雪山的环抱中“天浴”一场。
漆黑的峡谷中，只有车灯照射下的公路可见，又沿着弯道一次次消失。突然，眼前出现一片闪烁的灯光，大片不属于这个偏僻世界的霓虹灯仿佛从天而降，把峡谷点缀得光怪陆离。在这个距云南德钦县城120公里，距芒康县城102公里的大地缝隙中，亘古以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灯红酒绿，突兀地在我眼前勾勒出了一个繁华都市的景象：格拉丹东大酒店、曲孜卡温泉休闲中心、桑田会所、交通宾馆……四星、五星级酒店赫然在目；大泡池、小泡池、游泳池……各种休闲设施密密麻麻，覆盖了澜沧江边的山坡。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中国最偏远贫困的地方。
躺在温暖的泡池里，星光下雪山依旧。曾经令人畏惧而神往的秘境，被飞机、火车、汽车一个个地征服，所有的神秘都被游客掀开了面纱，剩下的只是怅然若失的一声叹息。“腐败游”已经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海滩、温泉、森林浴；悠闲、舒适、高消费。如此庞大的旅游者群体，其目的既不是探宝，也不是希望发现未开辟的处女地，更不是科研，只是为了暂时离开工商社会的繁杂，经历一种新的刺激、感受大自然，以及满足空气、美食、温度这些人类的基本需要，愉悦自我心情而已。而那种怀着崇高的信念和科学目的去探索大自然的热忱，已经让位于今天仅为休闲的心境。
我突然发现，一个时代远去了，一个探险的时代。但我仍然深深怀念，那样的时代是如此难忘。
第6篇：屈原的诗范文
秭归鸟即子规鸟。相传为屈原妹妹屈么姑的精灵所化，每年农历五月，此鸟叫声“我哥回呦！我哥回呦！”以提醒人们做粽子、修龙舟，准备迎接端午佳节，祭祀屈原。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传统的端午节，又称端阳、重五、端五节。早在周朝，就有“五月五日，蓄兰而沐”的习俗。但今天端午节的众多活动都与纪念我国伟大的文学家屈原有关。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吃粽子，南方各地举行龙舟大赛，都与悼念屈原有关。同时，端午节也是自古相传的“卫生节”，人们在这一天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洒雄黄水，饮雄黄酒，激清除腐，杀菌防病。这些活动也反映了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
战国时代，楚秦争夺霸权，诗人屈原很受楚王器重，然而屈原的主张遭到上官大夫靳尚为首的守旧派的反对，不断在楚怀王的面前诋毁屈原，楚怀王渐渐疏远了屈原，有着远大抱负的屈原倍感痛心，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忧郁悲愤，写出了《离骚》、《天向》等不朽诗篇。公无前229年，秦国攻占了楚国八座城池，接着又派使臣请楚怀王去秦国议和。屈原看破了秦王的阴谋， 冒死进宫陈述利害，楚怀王不但不听，反而将屈原逐出郢都。楚怀王如期赴会，一到秦国就被囚禁起来，楚怀王悔恨交加，忧郁成疾，三年后客死于秦国。楚顷衰王即位不久，秦王又派兵攻打楚国，顷衰王仓惶撤离京城，秦兵攻占郢城。屈原在流放途中，接连听到楚怀王客死和郢城攻破的噩耗后，万念俱灰，仰天长叹一声，投入了滚滚激流的汩罗江。
江上的渔夫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大夫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打捞屈原的尸体，纷纷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有此郎中还把雄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大夫尸体免遭伤害。从此，每年五月初--屈原投江殉难日，楚国人民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来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第7篇：屈原的诗范文
建设低碳经济试验园区，应该遵循环境优先、资源共享、循环经济、清洁生产和绿色交通等5项基本原则。
1）环境优先原则。在东莞低碳经济试验园建设、招商、企业生产等一系列工作中，必须要严格遵守环境优先的原则，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获得社会的最大产出。
2）资源共享原则。有针对性地建设该产业群需要的公共基础设施，达到各企业资源共享的效果。
3）循环经济原则。利用3R原则，即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原则，达到低碳经济的最终目的。
4）清洁生产原则。对生产过程与产品采取整体预防的环境策略，减少或者消除它们对人类及环境的可能危害，减少碳排放或实现碳零排放的目标，同时充分满足人类需要，使社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最大化。
5）绿色交通原则。尽量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骑自行车，步行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因出行而产生的碳排放。
低碳经济试验园区，是建立在减少碳排放基础上，由制造企业和服务企业形成的企业社区，并且通过各单位共同管理环境事宜和经济事宜来获得更大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社区［6］。主要从经济、环境、资源、社会4个方面体现其核心发展思路。
1）经济方面。大力发展低碳产业，形成几条主要的低碳产业链，摆脱过去只低碳不经济的尴尬局面，实现低碳与经济共同发展。
2）环境方面。结合东莞生态园的实际情况，保护生态湿地，并且利用生态湿地建立湿地公园，发展旅游业。
3）资源利用方面。建立污水处理中心，将生产、生活废水进行处理和循环利用。制定完善的节水、节能、废物利用的方案、措施，使整个园区的各种资源都能得到有效利用。
4）社会发展方面。在管理模式、政策环境等方面大胆尝试，营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创业创新环境；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不断增强科技支撑能力。
根据东莞生态园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完成“一中心二基地四公园”的总体布局（图1）。
一个中心：中心区汇集了园区的低碳经济研究所、碳审计机构、低碳建筑、园区管理中心、现代服务业和综合功能区（图2），周围有2个湿地公园，环境优美，适宜居住。
1）成立低碳经济研究所。在园区建设时，吸纳国内外低碳经济研究专家，建立低碳经济研究所，对低碳产业、低碳技术等进行深入研究，进而为整个园区低碳产业以及各项低碳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低碳经济研究所致力于引进一流的人才，重点开展低碳能源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开发与集成、新能源发展战略和技术路线研究。
2）建设低碳建筑。在试验园区内，所有建筑在建设时都可以融入低碳经济的理念。充分利用太阳能，采用节能的建筑围护结构，减少采暖和空调的使用。根据自然通风的原理设置风冷系统，使建筑能够有效地利用夏季的主导风向。建筑采用适应当地气候条件的形式及总体布局［7］。
3）建立碳审计机构。对企业或产品进行碳盘查，也称“碳审计”，是低碳化考量的第一步。碳审计是指在定义的空间和时间边界内进行碳足迹计算的过程，其结果可以是只关注温室气体排放源和信息的碳排放清单，也可以是一份完整的碳盘查报告用以公开碳排放数据［8］。碳审计可以使“低碳”行动获得数据支持。目前，国内能提供碳审计的机构并不多，更多的还是依赖国际力量。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碳审计的需求不断扩大，谁先开展此项业务，获得较多的经验，谁将在未来的低碳社会中享受巨大的利益。对于东莞来说，建立碳审计机构，不但能让企业更加清楚自身的碳排放量，而且也可以让政府对高碳排放量的企业加大管理力度。
4）完善园区管理。园区管理中心负责园区建设各项工作的组织、指导、协调工作，制定园区各项具体的政策与管理制度，负责园区建设项目的策划、包装、申报、融资和管理，负责园区内各项工程的建设、管理和运行的监控，为园区各类企业和机构提供服务。此外，园区管理中心必须要实行低碳管理，在园区低碳发展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5）打造低碳现代服务业。2010年东莞市第三产业增加值为204643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9％，占GDP的482％。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东莞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将超过第二产业成为东莞的主导产业。此外，现代服务业的能源利用强度低，单位产值的碳排放量少，发展现代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也是东莞市产业低碳化的重要举措。所以，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要重点培育对低碳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的服务业，包括低碳技术服务业、环保服务业、碳交易和碳金融业等。
6）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低碳经济试验园区内设置废物利用中心，对园区内的一切废物进行资源循环利用，使园区在发展低碳产业的同时，也能进行低碳生活、低碳消费，真正从各方面达到低碳发展的目标。如图3所示，废物利用中心包括污水处理厂、能源利用研究中心以及废物回收处理站。
两个基地：“两个基地”是指太阳能产业基地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它们就像园区的一对翅膀在中心区的两边。发展低碳经济产业是整个园区的灵魂所在，我们要大力引进相关项目，并且在引进、培育产业的时候要坚持高起点，坚持低碳原则，要进行研究和论证，确保产业的低碳化，符合园区的发展方向。同时要突出产业招商，推动大批低碳企业和项目迅速汇聚东莞。
1）太阳能产业基地。东莞已有数家生产太阳能光热和光伏产品的高新科技企业，如五星太阳能公司、南玻集团和信义玻璃集团，已完成了一批可再生能源应用示范项目，例如在广场、学校、宾馆、宿舍等推广使用室外太阳能照明和太阳能－空气源热泵热水系统［9］。以热水器为主的太阳能热利用产品的产能超过100万m2，产品90％内销，10％出口；光伏产品（主要为光伏电池组件）产能达100MW，产品90％出口，10％内销，总产值在5亿元以上。在东莞低碳经济试验园区建立太阳能产业基地，培育完整的太阳能产业链（图4）。同时，发展其上下游产业，使太阳能产业能够在园区内稳定发展，成为东莞低碳产业发展的先导。
2）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2007年上半年监测数据显示：东莞的臭氧超标最为严重，位居16个监控站之首［10］。汽车数量的激增，是东莞臭氧浓度超标的主要原因，发展新能源低碳汽车产业显示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比亚迪公司已推出了全球第一辆双模电动车，将纯电动、油电混合完美整合，制造出低碳的新能源汽车。在高油价时代，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不但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而且能够创造更加舒适的环境。低碳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我们应该引进高产值低碳产业，摆脱只“低碳”不“经济”的尴尬局面。
四个湿地公园：四个湿地公园，即东部湿地公园、北部湿地公园、三角洲湿地公园和月塘湖公园［11］，分布在整个低碳试验园区。湿地公园的建设是推动园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催化剂”，也是湿地保护和保育理论的实践成果。根据低碳经济试验园区的实际区位情况，建设湿地公园，开发一条贯穿整个低碳试验园的旅游路线，让园区的游客在观赏湿地公园特色景观的同时，也了解整个低碳试验园区的情况，提高低碳意识。
为确保落实本设计方案，实现发展目标，针对当前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提出以下保障措施：
1）按照低碳标准，制定园区准入制度。园区内的项目都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评审，符合要求后才能进入园区。特别是进入园区的低碳产业，要始终坚持高标准、高门槛招商，坚持低能耗、低排放、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引入标准，初步建成符合低碳经济模式的现代产业体系。
2）给予优惠政策，引进低碳企业。给予低碳企业优惠政策，比如给刚入园的企业一定的政策扶持，给企业低碳新技术研发资金，吸引低碳企业进入园区。
3）吸纳人才，加强专家队伍建设。坚持把吸纳人才作为低碳试验园发展的根本，建设低碳经济研究专家队伍，使低碳经济试验园的所有技术得到理论支撑。
4）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共享机制。基础设施是园区发展的首要条件，所以必须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建立共享机制，从而实现节能减排、提高能源利用率、促进地方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
5）健全管理制度，加强园区管理。健全园区的管理制度，完善各项目的管理流程，进一步加强管理培训，不断提高管理的水平。
第8篇：屈原的诗范文
边缘曲式与变体曲式、自由曲式、这三种曲式结构相对规范化曲式结构而言又统称非规范化曲式。规范化的曲式尽管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作曲家使用的最广泛的结构类型，及一般作品分析课程中教学中心。然而，远不是所有乐曲都采用规范化曲式结构。使我们更加感兴趣的是：远不是所有具有重大艺术价值的音乐文献，或伟大作曲家的代表作品都采用规范化曲式结构。在才华横溢的作曲家手里，往往作品的特定内容结合着独特的表现手法，突破常规，自由处置。
我们在评价及分析边缘曲式甚至是自由曲式的艺术作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是：不应该以一首乐曲曲式结构的非典型化、非规范化为理由。而是要有这样的认识：一首作品的艺术价值的体现归根到底取决于作品自身的音乐在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形象内容的贯连性、清晰性、逻辑性，而不是又其曲式结构是否明确来确定的。
杨儒怀教授上世纪80年代首先提出边缘曲式（manginal forms）这个全新的曲式术语，其主要特征表现是：在同一个乐曲的曲式结构中，有机地融合了两种或三种不同的结构组合原则（有的理论中也称为混合曲式）。这些不同类型的结构方式与规则在混合曲式中可以是不分主次、平分秋色地发挥作用，也可以是其中某一种曲式结构类型为主，其他的成为附属。
边缘曲式中各种类型的结构方式与规则结合的可能性是十分多样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曲式类型都可能结合。本文以再现单三部曲式（再现原则）结构中与其他曲式结构所形成的边缘曲式为切入点，力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再现单三部曲式结构基础上循环原则的体现
（1）、三部五部曲式
在所有再现三部曲式可能有的部分反复的情况中，中段与再现部一起反复，即A+A+B的情况最常见，也最具有意义。虽然一般情况下，我们说曲式的反复并不改变曲式性质，但由于在单三部曲式由于A+B的原样反复或是变化反复，（在这种情况下反复通常是通谱记谱）都已经打破再现单三部曲式三阶段的起、开、合发展关系，由A部分多次再现（三次）而形成的横向发展导致了循环原则的产生。如在浪漫派才华横溢的作曲家门德尔松所创作的《无词歌》中的第八首（作品30之2）。这首乐曲的曲式结构特点是，乐曲各部分在循环反复中，B部分没有做任何变化，而A部分的再现无论在调式调性上，还是在结构规模上都做了变化，乐曲结束时运用了同主音调性变换而结束，这种手法丰富了主导曲式部分的表现力，更加生动地表现出这首技巧化小品的谐谑曲性格。
（2）、双三部曲式
双三部曲式是在三部五部曲式结构的基础上，在保持A部分每次反复不变的基础上，B部分进行移调的变化；即A B A B A.双三部曲式由于B部分在反复时的变体再现，更接近于带有对比插部的回旋曲式，因此，它比三―五部曲式会出现更加的独立发展和表现形式。另外，双三部曲式在延长原再现单三部曲式音乐的陈述方面，以及延长音乐表现的过程中，以加入某种变奏性，特别是当作曲家在创作中采用以抒情性歌调为原型的、非戏剧化和非动机发展的器乐音乐时，这种曲式往往成为曲式的首选。因为，它可能提供较从容和包括某些变化在内的音乐发展机会。门德尔松的第十四首无词歌便是采用这种曲式结构的范例。总之，一首乐曲若采用的是循环组合原则，都是在再现原则基础上围绕乐曲的发展需要，逐步而有逻辑地进行横向延伸，是一种起、开、合功能扩大的必然结果。
2、再现单三部曲式与变奏原则相结合
三部曲式与变奏曲式原则的结合，从变奏的角度看有两种情况：分散的变奏和集中的变奏。分散的变奏主要指三部曲式的某一个局部主题（例如单三部曲式中的乐段）在再现时运用变奏原则。集中变奏是指在三部曲式的某一个部分内部集中使用变奏原则。
舒曼著名的《梦幻曲》可以看做是在再现单三部曲式与变奏原则结合的例子。该作品的每一个部分的主题都是出自同一主题材料的变化发挥。A部分是由两句平行关系的材料构成的转调乐段，（F―C），B部分调性展开较多，主要是将A部分的主题材料作肢解、分解以及模进等展开性陈述，随之调性先后经历了g―bB―d的变化，作为中段，完整的主题的变奏因素才被削弱。如果中段是在单一主题的再现单三部曲式，中段陈述时主题结构不分解，那么主题变奏的因素就会变得非常明显。这样的例子可以参考肖邦《玛祖卡舞曲》作品33之2的第一部分，该作品的B部分仅仅是将A部分的主题在新的调性上做了移调处理而已，形成了一种“主调―对比调―主调”的布局，A部分：D大调，平行关系的收拢性乐段，A1段（B）A大调，收拢乐段，A段：完全再现第一部分。
3、再现单三部曲式与回旋曲式相结合
再现单三部曲式与回旋原则混合结构的形式还包括某些在再现单三部曲式的每一个段落后面都附加一个回旋性主题的特殊结构形式。如肖邦的《#c小调圆舞曲》。
为了与标记为A的附加性主题旋律相区别，可以把原来的再现单三部曲式的主体部分标记为B、C、B.见上结构图示。有的理论家称之为“与回旋曲式相类似的曲式”。这说明它不能看做是单三部曲式，但又不能称它为插部在前面的回旋曲式，因为B的再现，使乐曲的三部性相当明显，所以应该属于边缘曲式的范畴。
4、再现单三部曲式与奏鸣原则结合
再现原则与奏鸣原则相结合的边缘曲式，是指乐曲摇摆于再现与奏鸣原则两种曲式原则之间。这样的例子首先这样的例子可以参看门德尔松的无词歌第30首。
门德尔松第30首是曲集中著名的《春之歌》。这首乐曲不仅音乐形象鲜明，个性突出，而且创作手法与曲式结构的运用也极有创造型。这首乐曲在曲式结构上既有再现单三部曲式的框架，又有无展开部奏鸣曲式的性质。这两种曲式结构原则在作品中都有同样突出的表现。
首先，从主题材料发展以及旋律线条的走向上看，很容易将乐曲分成A+B+A式的三部性曲式结构。
在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再现单三部曲式的中间部的次级结构C的主题材料在再现时用调性附和的手法使之产生了奏鸣曲式原则。C主题的出现，无论从调性的安排，还是从主题旋律的处理上，都表现出奏鸣曲式副部的独立性格。因此无展开的奏鸣曲式的结构原则在这首乐曲中也有很强的表现。
其次，随着音乐创作的发展，音乐作品的原有结构模式也在不断被突破，在作品分析过程中，机械地套用某种曲式原则是不可取的。我们绝对不能因某一作品结构的非规范性就贬低其音乐的艺术性，而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从实际作品中总结经验，并发展曲式理论，以适应并指导创作实践。
有关边缘曲式产生的基础，条件和可能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本文研究的仅仅只是冰山一角而已。随着越来越多的作曲家以及相关学术论文对这一领域的不断应用，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领域终究会被应用于更为广泛的音乐研究与实践领域。
参考文献
[1]杨儒怀.音乐创作与创作[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
第9篇：屈原的诗范文
1、屈原跳的是汨罗江，在洞庭湖东侧，属洞庭湖水系，发源于湖南省平江县、湖北省通城县、江西省修水3县交界处的黄龙山梨树埚，汨罗江的出名就是因为屈原投汨罗江而死。
2、屈原宁愿跳江自尽，也不愿同流合污，这是一种高风亮节，以死明志。当时的老百姓很同情他，也很敬佩他。所以就在端午节这天，也就是他投江自尽的那一天，包粽子来纪念他。
（来源：文章屋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