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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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一、前一段工作开展情况

（一）及时组建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去年7月份，以市政府名义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通知》政字［2009］132号文件，成立由常务副市长任组长，以市统计局局长任副组长的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设成员26人，分别由26各部门领导担任。按照文件要求，又建立了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办公室设主任和常务副主任各1名，副主任4名，内设普查组、行政文秘组、宣传组、数据处理组、财务管理组、户口整顿组，选调20名业务素质高、有责任心的工作人员和26个部门联络员组成的办事机构。各县区也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在2009年9月底前全部组建了领导机构并成立了办公室，到目前全市乡级以上已全部组建领导机构个办事机构。各级普查机构都实行了集中办公，市普查办公室已到位13人；全市县级普查机构人员到位合计337人，最少的也有4人，最多的抽调30多人。办公设备的配备也能按照要求配置，每个县区都配置了电脑、打印机、传真机等设备，全市县级共配备电脑253台，各县区都有专门的办公用房。

（二）积极申请普查经费。根据国务院关于人口普查经费“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负担，以地方为主”的原则，我们及时按照工作进度编制了人口普查经费预算申请，上报市政府，得到市领导的批准同意，并列入市级财政分别纳入年度预算。为了确保各县区普查经费的落实，根据各县区人口总量和工作任务的大小，对各县区人口普查经费进行了测算，核定了最低标准，要求按照核定的最低标准拨付，必须予以保证，有条件的县区还可以在这个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经费，对经费不能按时到位的、达不到标准的县区将采取市级财政集中转移支付的方式解决。全市20个县区都按照不低于市里下发的最低标准申请了经费。最低的也在11万以上，最多的达到105万。到6月底20各县区共落实经费135万元，最多的是赤诚和怀来都在30万以上，但仍有4个县区经费还未到位。

（三）建立健全工作制度和工作责任。按照全省人普工作进度的要求，为了加强办公室管理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我们及时制定起草了《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进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请示报告制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通报制度》《市第六次人口普查例会制度》《关于人口普查办公室内设机构职责的通知》等工作制度，确保机制规范、分工明确、责任落实、运转有序。对各县区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记录，每项工作进行通报，作为评比依据。

（四）认真做好前期调研工作，为高质量完成普查任务打好基础。根据省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期调研活动的通知》和《关于开展六普调研活动的通知》精神，为了高质量完成调研任务。一是成立了市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期调研活动领导小组，抽调10名工作人员，组成5个调研组，分别负责对公安部门、人口和计划生育部门、卫生部门、民政部门、教育部门和基层单位的调研活动，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责任到人。二是召开了有关部门联席会议，要求被调研的部门，高度重视，积极配合，对调研的内容，历年的数据、资料、有关情况，要提前着手准备，各部门联络员要负起责任，认真组织实施。三是下发了《市关于组织开展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前期调研活动的通知》，要求各县区同时开展人口普查前期调研活动，要建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市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组织实施，各县区按照全省调研提纲结合本地实际认真开展调研。市普查办公室围绕普点难点问题，以点面结合的形式，开展了基层调研。分别与公安部门深入到区乡派出所、区街派出所、区路派出所等基层单位进行了调研，重点了解人户分离、出生死亡、流出流入、空挂户等情况，深入到街道社区和村委会了解如何搞好外出及流入情况的调研；与计生部门调研了出生情况；与民政部门深入到市殡仪馆，对死亡人口进行调研，调研死亡人口的火化情况。通过调研掌握了人口普查面临的难度和困难，各组都依据调研提纲完成了专题调研报告。同时各县区也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开展了调研，完成了调研报告。市普查办公室对各县区调研情况进行了通报，对调研较好的县区进行了表扬，对部分工作不认真的县区通报批评，要求各县区引以为戒，发扬成绩，做好以后的工作。另外我们还深入县区街道就摸底入户登记以及如何做好资料包装、运输和管理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完成了调研报告。同时组织开展了市、县两级人口预测，结合定量分析参考公安、计生、民政等部门资料，对全市各县区人口发展的趋势和人口总量进行综合测算和总体把握，按照省给我市测算的定量常住人口年11月1日零时为4250427人，对各县区进行了测算。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实现数据质量控制关口前移。

（五）强化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一是利用“12.4”法制宣传日，悬挂横幅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各种形式，加大人口普查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支持配合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二是发放省人普办制作的人口普查宣传明信片，在年元旦、春节两个节日时段，下发全市有关单位。三是在春节期间开展“送福进万家”宣传活动。组织区、桥西区、区人普办在人口流动较大的商场、超市、农村集市等场所向群众发放印有人口普查宣传口号的精美“福”字，扩大普查宣传面，这一活动信息被《中国信息报》采用登载。四是利用全市元宵节大型灯展，制作了宣传人口普查的彩灯，为人口普查营造良好氛围。五是在综合试点期间印发了《致调查户的一封信》和两个试点区悬挂了横幅标语，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六）召开人口普查工作会议。一是3月10日，市政府召开全市统计工作会议暨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会议。各县区常务副县（区）长、市第六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及县（区）统计局长参加会议。会上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组长作了重要讲话，市统计局长、市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对前一段人口普查准备工作进行了总结，对今后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全体普查人员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高质量地完成人口普查工作。市人普办办公室主任，统计局副局长同志就全年人口普查工作也提出新的要求，要求要认真做好宣传动员、户口整顿、普查试点、普查员的选调和业务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要层层落实责任制。始终把人口普查工作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圆满完成人口普查工作。目前20各县区都已召开动员会。二是3月31日，借全省电视电话会议后，召开了领导小组协调会议，安排部署落实全省会议精神和下一步工作，常务副市长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部门高度重视，树立大局意识；明确责任，强化工作任务；通力合作，加强协调配合。三是5月17日，召开了县区办公室主任会议，听取各县区前一段工作汇报，总结全市工作开展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工作。四是不定期召开业务骨干会议，安排部署各项工作。

（七）完成了综合试点工作。于5月16日——25日，组织20个县区的业务骨干，在区街办事处街社区的4个普查小区和路办事处村委会的4个普查小区开展了人口普查综合试点工作，经过了方案的制定；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的组建；普查员和指导员的选调；进行业务培训；摸底；长表的抽样；登记复查；快速汇总等工作过程。按预定时间圆满完成试点工作。这次试点共抽取692户，总人口1794人，常住人口1657人；入户登记的627户，人户一致的715人；住在本普查区，户口在外普查区的950人；户口在本普查区、住在外普查区的71人；出生的8人；死亡的6人。综合试点达到了预期目的。另外于3月和4月分别参加了全省流出流入试点和全省综合试点。

（八）认真部署户口整顿工作。按照省公安厅、省普查办公室文件精神和试点工作方案，及时与市公安局研究确定，成立了以市公安局副局长为组长的领导小组，抽调10多名工作人员，确定了区街为我市户口整顿试点单位，目前户口整顿试点工作已全面结束。正在进行全面户口整顿，预计7月底前结束。

（九）按时完成各项报告制度。按照省人口普查办公室统一要求：一是制定下发了《关于对外出和外来人员进行摸底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09年的11月1日到年的10月30日之间，分三次建立市、县、乡、村外来外出人员台帐并按时上报。二是制定下发了《关于建立出生和死亡人口统计台帐的通知》、要求从2009年11月开始，每月上报出生死亡报表，并要求建立台帐。三是每月5日前上报工作进度情况，包括机构组建、经费落实、人员到位、办公设施配备等项。四是按时上报县级行政区划图的搜集工作。

（十）按进度正在完成区划图的绘制。这次人口普查区划图要求在第二次土地调查遥感地图的基础上进行绘制，由于我市土地局没有及时从省设计院取回地图，经多次与土地部门协商和联合下发文件，并请示省人普办与省国土厅协商，才同意我市取回地图，拿回地图后我们立即进行拷制，并分发各县区，目前各县区正在绘制，乡级区划要求本月20日前全部完成。

（十一）参加全省业务培训。7月2日到7月9日，全省在进行了业务培训，每县区参加4人，市里参加7人，全市共87人，培训期间，各县区都能认真听讲，培训达到预期效果。

（十二）完成的其他工作。一是于去年11月份开通了人口普查网站，为开展业务交流和宣传互动搭建了信息平台。二是及时编发人口普查工作简报，已编发43期，其中国家网采用二期，省网全部采用。三是迎接全省的督导检查，6月9日到10日，省普查办连松和玉涛来我市检查区划图绘制、出生死亡台帐、外来人口外出人口台帐的建立情况。四是参加全省几次会议。

二、认真做好近期人口普查各项任务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阶段，年10月底之前结束，主要包括建立各级普查机构、拟定工作计划、制定普查方案、试点、落实普查经费、筹措普查物资、宣传动员、选调培训普查员、户口整顿、普查区域划分、地图收集与绘制、地址码的编制、摸底等工作；第二阶段为普查登记复查阶段，从年11月1日至年11月30日，主要包括普查员入户登记、复查和事后质量抽查；第三阶段为数据整理和阶段，从年12月至2012年底，主要包括快速汇总、普查表编码、数据录入、审核汇总、主要数据公报、普查资料开发利用等。目前各项准备阶段已基本就绪，下阶段主要工作是普查员的选调、普查员的培训、普查区域的划分、地图的绘制、宣传动员、行业一览表的编制、摸底、登记等重大工作。

一是是认真抓好宣传发动工作。要充分发挥舆论先导的重要作用，根据不同对象、不同阶段，开展针对性强、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既要调动各级政府、各级普查人员履职尽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要努力消除普查对象的思想顾虑；要全面、深入地宣传普查的主要内容、重要意义和相关法规，确保人口普查政策、对象、内容、时间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确保普查对象依法自觉配合调查；宣传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立足于抓早、抓快，不断升温，突出工作重点，讲究宣传效果。全省将于10月份开展人口普查宣传月活动，各地要搞好配合，在全省营造一个关心、了解、支持人口普查的良好社会氛围。

二是积极抓好普查员队伍的选调培训工作。据测算全市共选调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2万多，要选调这么多的队伍，工作难度非常大，再加上普查员工资难以落实。为此，要求各级普查机构要认真按照普查方案和普查人员选任培训工作细则的要求，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政府行政推动力度，同时采取抽调、聘用等方式，严格筛选，认真把关，努力把责任心强、热爱普查、富有普查和群众经验的同志吸收进来，确保普查员的数量和质量；认真做好普查员的培训工作，省要求下培两级，培训时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切实做好普查人员的培训工作，确保培训“时间、人员、内容、经费、效果”五落实。省要求“两员”选调务必于8月底之前完成；乡、村两级普查员培训工作务必于9月底之前完成。

三是做好普查区域划分和制图工作。要严格执行普查区域划分和地址编码工作细则，以现有行政区划为基础，按照地域原则，自上而下逐级划分好普查区域，绘制好普查地图，做到普查小区全面覆盖、无缝连接，地图上建筑物标注不重不漏、清晰准确。各县之间、各乡（街道）之间、各村（社区）之间有人居住的交接、交叉区域，对于新建的跨行政区划的街道、建筑物，要派人实地勘察，切实查清、划清、标清。普查员在绘制完普查地图后，要实地核对是否有建筑物遗漏，做好查漏补缺工作。同时做好行业编码一览表的编制工作。小区普查地图务必于9月底前完成；行业编码要求8月底完成。

四是做好普查摸底工作。要严格按照普查摸底工作细则的要求，深入扎实地做好普查摸底工作。要严格按照普查小区地图，依据建筑物编号，逐街逐巷、逐楼逐室、逐门逐户进行查验，甄别普查对象，摸清每幢房屋内的人口居住情况，摸清每个普查小区内特殊户和特殊人员的基本情况，摸清调查区域内出生和死亡人口情况，特别是人户分离情况、无固定住所的流动人口情况以及特殊单位和场所中的人员状况，认真编制《户主姓名底册》，及时汇总摸底结果，确保在年10月底之前完成。

五是全力做好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是整个普查工作的重点，因此要严格执行普查方案，加强对一线普查员的业务指导，特别要加强对普查员和普查指导员工作责任心的教育和调查方式、方法的指导；要适时进行督导检查，把工作重心下移，通过深入一线、深入现场，及时发现和解决普查登记过程中的倾向性、苗头性和普遍性问题，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加以解决；严防“坐登”、“估登”、“抄登”现象发生，切实做到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人不漏项。整个登记工作只有10天的时间，到11月10日前完成。

六是继续做好各项定期报表工作。

三、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2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导读：根据有关调研报告数据，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共有4013.5万户，空巢家庭老年人口至少有6200万人，占老年人口的三分之一。有1824.4万老年人生活在单身家庭中，生活中只有夫妇的老年人户数为2189.1万户。而丧偶的老年人则达到了4748万，其中70.4%为女性。而且，空巢化还在持续。不仅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上学造成大量老年空巢家庭，城市青壮年外出上学、就业以及异城居住和同城分别居住情况也十分普遍。有专家预言，空巢家庭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甚至是许多农村地区老年人家庭的主要模式。

空巢老人现象增多的背后，是我国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78亿，是全球唯一一个老年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3.6%。目前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6个地区老年人口超过10%，而在2000年，仅有14个省份达到这一比例。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老年人口增速加快、高龄老人增速加快、空巢化加快”的特点，对以儿女、以家庭为基础的养老模式形成了强烈冲击。而且，伴随老人高龄化、空巢化，出现养老三大棘手问题：贫困，疾病，失能。如何完善社会化养老服务，成为亟需解决的现实紧迫课题。

2011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2011～2015年）》。按照规划，未来5年，我国将以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为重点，加快社会化的老龄服务体系建设。其中，加快建立健全居家养老服务网络，大力发展居家和社区照料服务，加强对失能老人和高龄老人生活照料和各项服务，大力培养居家养老服务中介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统筹发展机构养老服务，加快老年人护理康复服务等6大发展重点，都是对位解决空巢老人精神寂寞、生活无人照料等现实困难的可行举措。

养老“空巢”，是一个需要家庭、社区、社会、政府以及个人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综合性问题。纯老年家庭里的老人，他们除了自己照顾自己外，更多要依靠社会资源来解决养老问题。希望全社会都来关心牵挂城乡空巢老人，多给他们送去温暖，使他们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第3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服务保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要求。为实现这一目标要求，文化部将以“完善体系、提升效能、促进均等”为重点，进一步强化文化治理能力，深化体制机制创新，转变职能，完善服务。黑龙江农民工已成为社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在城市建设中其素质若能得到适应性提升，将有利于黑龙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推进黑龙江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直接关系到黑龙江统筹城乡改革的成败与和谐社会目标的最终实现。根据我省的农民工人口素质及对文化需求状况，怎样才能尽快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任务艰巨，意义重大。

一、我省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现状

“根据全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字统计，黑龙江省13个市（地）的人口中，具有研究生程度的83740人（其中乡村1212人）；具有本科程度的1413428人（其中乡村51353人）；具有大专程度的1995107人（其中乡村162169人）；具有高中（含中专）程度的为5756969人（其中乡村849808人）；具有初中程度的为17245267人（其中乡村8372888人）；具有小学程度的为9211366人（其中乡村6057330人）”。“文盲人口（指15岁及15岁以上不识字的人）为780911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2.34%。”据相关部门数据表明，黑龙江省共有农民工500多万人，其中16-17岁的农民工占3.2%，18-20岁的农民工占21%，21-25岁的农民工占23.5%，26-30岁的农民工占18.6%。全省30岁以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66.3%，约330.5万人。从受教育程度上看，2011年，国家统计局黑龙江调查总队在全省25个市县的224个行政村、2240常住户农民家庭开展了农民工情况问卷调查。据调查结果推算，外出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最多，占72.7%，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占13.6%，高中文化程度占9.4%，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占4.3%。新生代农民工所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第一代。

二、我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需求问题分析

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不再仅仅局限于娱乐消遣，而是有较高层次追求且具有多样性，“新生代农民工进城，不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中国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见证了这番变化，“父辈卖的是苦力，但我们拼的是智力”。他们较高的文化层次为城市的文化消费提供了可能，也让农民工的文化需求层次更加立体。从“求生存”到“寻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内在需求教育培训。从学校毕业后就直接进城打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生存状况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已发生很大的改变，新生代农民工不是基于“生存理性”外出，而是更多地将流动视为改变生活方式和寻求更好发展的契机。“寻发展”的基础在于“学文化、学技能”，新生代农民工对于教育培训有着内在渴求。目前，我省农民工文化生活虽然有了一些改善，但还存在文化消费不足、多数农民工文化需求不能得到基本满足；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精神抚慰和人文关怀缺失的问题比较凸显。因此，迫切需要针对农民工的新特点、新需求、新期待，切实推进农民工的各项文化工作，促进文化融入和社会融入。

三、为新生代农民工文化需求提供保障对策

1.构建“四位一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教育培训体系。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阶层，以及技能水平文化程度就业心理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分类分层的引导，按照不同的就业需求分别提供不同的培训，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需求和技能需求。一是政府相关部门必须明确其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主导地位和主要责任。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二是各级工会要发挥“大学校”作用，要着力做好新生代农民工的会员发展工作，了解教育培训需求，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菜单式免费或低学费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三是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的积极作用。非政府组织由于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等特点，可以弥补政府和企业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的不足。四是企业应积极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在职教育培训。政府需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培训新生代农民工。

2.采取定向式的教育模式和社区补偿教育模式，让农民工正当的文化教育权益得到维护，定向式教育模式就是企业与教育部门签订新生代农民工培养协议，并根据市场需求确定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知识技能的结构等，这样培养出来的农民工就业率比较高，适应能力比较强。另外，社区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等，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即新生代农民工补偿教育中，都将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尽管全国范围内的“三馆”免费开放已经展开，但农民工似乎“不为所动”，问题还是出在服务方式上，应当设立专门的农民工图书馆或者流动图书馆，为农民工量身打造内容，让农民工能便捷获取。

3.切实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农民工普遍期望能享受到更多公共文化服务，如，免费文化站和图书馆、免费上网、免费报纸杂志、公共电视、开放社区公共文体设施、组织自己的文体活动等。因此，政府要“量身定制”文化服务。深入了解农民工文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农民工的文化生活需求，转化为公共文化服务单位的服务内容，要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体制机制，创新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平台，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触角更多地向农民工群体延伸，使更多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能够为农民工所享用，以提高我省新生代农民工的整体素质。

4.设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民工文化专项经费。充分利用城市社区文化中心或建设相对固定的农民工文化活动中心，购置活动设备和器材。按照公益性、基本型、均等性、便利性的特点，充分利用公益性文化设施，开展流动文化服务，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活动空间。以城市社区为载体，将农民工纳入社区管理，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到社区文化生活中。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满足农民工对公共文化的需求。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优势和技术优势，为农民工提供网上阅读、影视播放、知识讲座、信息查询等文化服务。加强保障、落实经费，切实把农民工文化产品、服务项目和文化活动纳入当地公共财政经常性支出预算，因地制宜地设计好农民工基本文化需求的实现渠道、路径和方法，有针对性地测算和安排好公共财政保障的范围、内容、产品、项目和活动。创新农民工素质提升的经费投入保障机制。首先，将教育培训经费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其次，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通过因地制宜地制定引导银行、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及社会力量等各方积极参与农民工培训的激励政策，逐步建立多元化融资机制。

5.建立部门之间的协同机制，形成分工明确、统筹协调、优势互补、优质高效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消除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界限。只有取消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体系的藩篱，使“新市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共权利，才能彻底消除“新市民”在城市生活中的“文化孤岛”现象。特别是不应再按照户籍人口，而应按常住人口来配备文化资源。引导用工企业、文化企业、民间公益性组织等各类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工文化建设，形成全社会共同关心农民工文化工作的良好局面。

参考文献：

[1]黑龙江省农民工文化生活状况调研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网.

[2]《黑龙江统计年鉴》.黑龙江出版社.2010年.2011年.

[3]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5亿人.国家统计局网站.2012.4.27.

[4]刘婵.切实将农民工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国文化报，2012-5-15.

[5]盘点农民工文化工作亮点.？中国农业信息网2011-10-09.

第4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从古至今，赡养老人一直是重要的话题，也是一个不断出现问题的社会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的物质赡养问题基本解决，老年人的物质需求得到了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精神需求凸现了出来。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其中老年人精神缺少慰藉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益的保护正在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或解决得不好，不但会影响到亿万老年人的身心健康，而且也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我国有1776亿多的老年人，其中农村老年人占70%左右，在整个中国老年人口中是主要的组成部分，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质量会影响整个中国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状况。当代学者大部分都在关注城市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对基础设施薄弱的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关注却比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关注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变得极其重要。根据农村老年人的特点，为改变只重视物质需要，忽视精神需要的情形，制定出一套适合提升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政策和方案，对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意义。

二、研究的意义

选题上的意义：目前关于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研究还比较少，大多还停留在物质赡养和社会呼吁的层面上。

理论上的意义：有学者提出从社会工作专业角度下研究老年人的精神赡养，但其更适合于城市老年人，对农村老年人则要从其自身的需求和现实出发，建立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系统。

现实意义：党的十六大提出新农村建设，这其中就包括农村养老问题，提升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有助于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加快新农村的建设。

三、相关理论

（一）社会支持理论

理论的主要内容是：在现代社会，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社会都存在社会风险。由于社会弱者是一个在社会性资源分配上具有经济利益的贫困性、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和承受力的脆弱性的特殊社会群体，因此，社会风险也就最容易在社会弱者身上爆发，并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依据社会支持理论的观点，一个人所拥有的社会支持网络越强大，就能够越好地应对各种来自环境的挑战。随着该理论的发展，目前有学者认为社会支持不仅可以分为物质支持与精神支持，还可以分为内部支持与外部支持。外部的社会支持如同“输血”，但关键是我们要帮助社会弱者自我“造血”。因此，在帮助社会弱者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弱者的自我支持。社会支持理论对本文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二）需求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目前学术界关于需求的界定最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在1954年出版的《动机与个性》一书中，马斯洛系统地提出他的需求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动机可以区分为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和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他们构成一个有相对优势关系的等级体系，一种需求满足之后，另一个更高的需求立刻产生，成为引导人的行为的动力因此，人很难得到完全的满足，总是在不断的追求之中。马斯洛的理论认为，激励的过程是动态的、逐步的、有因果关系的。在这一过程中，一套不断变化的需求控制着人们的行为，这种等级关系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这样的中层需求尤其如此，其排列顺序因人而异。不过马斯洛也明确指出，人们总是优先满足生理需求，而自我实现的需求则是最难以满足的。从需求理论可以看出，不同人、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环境是有不同的需求的，对需求的渴望程度也不同。

四、研究内容

（一）正式支持系统包括政府支持包括政策支持，经济支持。村委会支持，包括建立一种能长期为广大农村服务的自愿者和服务队制度，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和鼓励对老年人的精神赡养，建立和完善农村的基础养老设施。非政府组织支持等。探讨这些正式支持系统对老年人精神需要的满足的作用。

（二）探讨非正式支持系统对老年人精神赡养的作用。其中，非正式支持系统包括家庭支持和同辈群体的支持。老伴的支持，老年人在精神和情感上是非常敏感的。子女的支持，注重和老人心灵上的交流，帮助老年人排忧解困。

（三）探讨老年人的自我调整对老年人精神满足的需要，实现老年人精神需求的满足，一个最基本的途径就是自我慰藉。哲学认为，内因是失望的决定性因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对事物的发展起作用。

五、研究的对象、方法、周期

（一）研究对象

以沂源县某村的老年人的老年人以及子女为研究对象，以精神赡养为研究重点。

（二）研究方法

在研究类型上，本研究主要采用行动研究法，辅以调查研究法、个案研究法。通过对农村老年人的调查，在了解基本问题的基础上，再通过访谈对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最后运用行动研究法改进。

1、行动研究法：依据观察和行动的记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分析总结，改变所需改变的行为，并根据观察记录的新情况、新问题作为研究的推动力，修订研究计划，调整实施方案。

2、调查研究法：主要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了解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基本情况，由于对我家乡的情况比较熟悉，就采取在家乡附近的村庄进行调查。

4、个案研究法：在研究期间，根据不同的居住方式，采取分类的访谈：与儿女居住在一起的老人、与儿女分开居住的老人，分别对他们进行访谈。

（三）研究周期

本课题计划用一年多时间进行研究，从2013年9月至2015年2月。

六、研究的主要措施

（一）准备阶段（2013年9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制订研究方案与具体的实施计划，方案与计划要切合当地实际，立改进老年人的精神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情形，要经过广泛论证，要邀请专家指导。

（二）研究阶段（2013年10月-2014年5月）

这一阶段的主要工作有四项：

1、查阅资料：查阅搜集国内外相关的课题资料。（2013年10月）

2、调查研究：调查农村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现状，包括人格尊重方面、情感慰藉方面、成就安心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并形成调研报告。（2013年11-2014年1月）

3、制订行动方案：根据调研报告，制订具体的促进老年人满足精神需求的行动方案。（2014年2月）

4、实践应用阶段：实验促进具体的促进老年人满足精神需求的行动方案。（2014年3月-2014年11月）

（三）总结阶段（2014年12-2015年2月）

形成以下研究成果：

1、课题研究总报告。

2、促进老年人满足精神需求的行动方案。

3、。（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1] 冀相英.农村老年人的精神赡养问题研究，知识经济[J]，2010，（04）

[2] 张晓璇.中国城市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研究[D].河北大学，2010

第5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政府日常管理；统计改革

0 前言

网络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意味着我国现有信息生产力的水平将会有阶段性的突破和提高，大数据不是简单的海量数据的堆砌，而是包括文本文字、视频、音频以及各种零散化、非结构化信息的融合的统称，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搜集大量的信息，针对这些信息采用大数据的分析方式。从海量数据中挖掘出更丰富更精准的信息应用到生产实践中，而政府日常工作过程中会处理社会各界大量的信息数据，因此，政府统计分析与"大数据"技术的结合，也是时展的必然趋势。

1 政府统计所面临的挑战

多年以来，传统的政府统计部门一直秉承"为国民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原则，而勤勤恳恳的进行工作，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从全国人口普查、到四大工程建设，再到GDP数据统计分析、经济普查等都有政府统计部门辛勤劳作的背影。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能够有经验可依、有数据可分析，避免了盲目发展可能带来的各种严重后果。利用对原有数据的统计分析，改善现今工作，提高工作效率。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统计工作所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具体如下：

（1）对政府统计原有工作方式的巨大冲击

传统的统计工作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各种工作模式、工作方法上的弊端导致在信息统计方面的能力日显乏力，且经过传统统计工作得出的数据结论与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往往一些统计结果一公布，就会引起社会各界的质疑，这样不仅降低了统计部门工作的权威性，也从侧面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形象。而大数据的统计处理方式，是运用"互联网+"、云计算等最新的网络技术获取海量的数据，再利用复杂的数学建模、数据挖掘等进行数据分析，技术含量很高、工作方式也全然不同。

（2）对政府统计信息的冲击

新时代的到来，使得政府的信息搜集来源的广度大大增加，统计部门的数据搜集工作不再是单一的一家数据服务机构或者是几家机构进行，而应该将政府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非机密数据进行内部共享，让原本"孤岛式"的信息搜集统计方式变成一体化的共享模式。这样就是对传统政府统计信息方式的一次彻底颠覆，通过政府内部的数据处理平台，进行海量的数据交换和传输，让统计部门的数据来源更加丰富，数据的处理工作也更加有效。

2 政府统计的改革方式分析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推动着政府统计部门的巨大变革，这不仅仅是技术、理念层面的变革，更是统计部门人员、工作方式的改变。也是政府整体统计环境的巨大更新。

（一）数据收集环节改革的具体措施

在新的数据统计背景下，统计数据的工作无论是从渠道的建设，还是技术手段的革新，都对传统的统计工作产生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在数据收集环节。数据的收集的理念、方式都应该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技术的快速更替而进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搜集方式应该更加注重渠道的建设、新技术的应用；例如："互联网+"、移动通信网等技术的应用，具体而言就是与搜索引擎公司进行战略合作，对每天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另外就是向中央直属部门报备，要求内部非机密信息的共享，便于统计工作的展开等等。这样才能够真正保证数据搜集量的广度以及真实度。

（二）数据利用环节改革的具体措施

新时期，社会上需要统计的层次以及方面都急剧扩大。传统的统计分析方式已经不能够容纳海量数据的分析工作。这就需要结合新技术、新模式来对"大数据"技术统计上来海量数据进行分析，从而确保海量的数据能够被充分的利用，不断寻找海量数据的统计规律，从而提高信息数据的利用效率。

（1）整合数据。通过各种外部或者政府内部统计搜集的信息数据，通常十分繁杂，无法直接进行有效的应用分析。因此，首先要进行数据归类，之后形成数据模块，对不同的数据类型再进行深度分析、挖掘。经过分析之后的有效数据再进行整合，通过结构化或者是非结构化的方式来完成数据的预处理工作，这样数据的分析才是真实有效的。

（2）推进数据共享。积极探索政府内部数据共享的各项工作，挖掘信息数据的内在价值，帮助部门与部门之间的信息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使得数据共享之后能够起到1+1>2的效果。

（3）开发更有技术含量的统计产品。政府统计部门通过大量工作得出的结果就是统计产品。统计产品主要包括各项经济指数、民生指数、分析报告、专题调研报告等。在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开发拥有更多技术含量、简单易懂的统计产品，同时注重统计产品的质量以及真实程度，使新技术的应用能够真正服务为民。

3 结语

综上所述，政府统计部门的技术改革以及大数据研究模式的改革要同步进行，这样才能够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可靠性。为政府其他部门的决策研究提供有力的数据参考。

参考文献：

第6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2008年9月11日，石家庄三鹿集团公司发出声明，经自检发现部分批次三鹿婴幼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公司决定立即对2008年8月6日以前生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全部召回。目前市场上大约有700吨产品涉嫌被污染。

事件起因于从今年7月份以来，甘肃、江苏、陕西和湖北等地的医疗机构陆续收治了多例婴儿泌尿系统结石患者，这些婴儿均处于哺乳期，均曾经服用过或仍在服用三鹿品牌的婴幼儿奶粉。此后，相关主管部门开始介入调查，最终导致三鹿作出在市场上召回污染奶粉的行为。

三鹿是我国最大的奶粉生产企业，其中的婴幼儿奶粉公司近几年来的主打产品之一，在市场上也屡有斩获。此次召回事件，可以说将会给三鹿的婴幼儿奶粉业务产生不利的市场反应。9月11日，中国卫生部发表声明，高度怀疑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而三聚氰胺可导致人体泌尿系统产生结石。

目前，我国每年大约有1700万婴儿，340万婴儿(约占20%)需要用奶粉来喂养，市场容量在30万吨左右，而目前中国婴幼儿奶粉年产量仅8~10万吨。另外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公告显示，中国大陆0～3岁的婴幼儿约有6900万，其中城市0～3岁的婴幼儿数量超过1000万，市场潜力可见一斑。

高额利润驱动

企业转战婴幼儿奶粉市场

根据AC尼尔森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销售增长了27%，整体市场容量高达150亿元，并有望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婴幼儿奶粉第二市场。到2010年，中国将有5700万户城市家庭步入中产阶层，其中多数中国城市家庭处于4~6个成年人抚养一个孩子的阶段。届时，中国将有可能成为高端婴幼儿奶粉市场的第一大市场。

目前，全球排名前100名的乳品企业已经有20多家进入中国。慧典市场研究报告网的《2006~2007年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调研报告》显示，中国奶粉市场每年呈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其中高端婴幼儿奶粉的市场规模在50亿元左右。为抢占中国巨大的奶粉市场，雀巢、惠氏、多美滋等多个进口奶粉品牌已先后在华投资设厂。

在巨大的市场潜力面前，包括美赞臣、多美滋、惠氏奶粉等国外竞争对手都着手开发中国这一潜在的巨大市场，并加大了在华投资力度。例如，2007年多美滋追加8亿元人民币用于扩建上海金桥工厂，并逐渐向高端市场转移；2008年，惠氏在苏州投资20亿元开始兴建其亚洲乃至全球最大规模的婴幼儿配方奶粉工厂等等。

鉴于液态奶利润率仅仅在5%~6%之间，而高端奶粉的利润率高达20%~30%。2006年，国内知名乳业品牌如伊利、圣元、完达山和三鹿等纷纷发力高端奶粉市场，投资重点开始向奶粉领域转移，并且将高档婴幼儿配方奶粉作为主攻市场之一。

例如，近两年来，伊利集团的中高档婴幼儿奶粉始终保持着140%的增长速度；2006年，完达山在黑龙江建立了国内单体规模最大的奶粉生产线；三鹿投资1.8亿元正在兴建的一条高档配方奶粉生产线若建成投产，并在北京成立高档奶粉事业部，推出高端婴幼儿奶粉。

2006年以来，诸多国内品牌如三鹿、圣元、飞鹤、完达山、贝因美、雅士利、南山、飞鹤、伊利和蒙牛都开始充实自己的高端产品线，有的还效仿美赞臣添加DHA、ARA等营养物质，其中伊利金领冠婴儿配方奶粉和贝因美金装初生婴儿奶粉等都是典型代表。

此外，贝因美将产品定位在“专为中国宝宝研制”上，并树起“育婴专家”大旗。

目前，中国婴幼儿奶粉市场已经形成“三足鼎立”的竞争格局，其中跨国企业、国产中型和小型企业分别占据高端、中端和低端市场。

问题奶粉

拷问企业商业伦理

就在婴幼儿奶粉市场急速增长的同时，关于“问题奶粉”的新闻也是不绝于耳。

2002年11月26日，国家质检总局公告，中国境内销售的美国惠氏公司费蒙特工厂在2002年7月12日至9月25日期间生产的以牛奶为主要原料的配方奶粉，因产品中被检测出坂歧肠杆菌，将被限令召回；2005年5月25日，浙江省工商局公布了该省儿童食品质量的抽检报告，其中双城雀巢有限公司生产的雀巢牌金牌成长3＋奶粉被查出碘含量超标；2006年2月23日，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宣布召回由美赞臣（Mead Johnson）公司生产的GENTLEASE牌（批号为BMJ19，质量保证期为2007年7月1日）婴幼儿人工配方奶粉，召回原因是该批产品中含有金属颗粒等等。

这些事件充分说明，无论是国际大品牌，还是国内企业，都会出现潜在的质量问题，但是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呢？

企业创立和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业要通过让渡产品的价值实现自身的利润目标，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要建立起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这就要求企业的一系列商业行为遵循一定的道德伦理规范，我们把它称之为商业伦理。

在消费者权益与整体社会和谐健康发展呼声渐高的市场环境之下，经营管理者在企业营销决策过程中就遭遇到了来自商业伦理的挑战。

而且，企业对待市场的导向也由最初的产品观念发展到现在的社会营销观念，社会营销观念要求营销人员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在公司利润、消费者需求与社会福利之间作出权衡。

第7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2013年5月，全国妇联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样本数据推算，全国共有6 102.55万农村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的37.7%，占全国儿童的21.88%。

也就是说，全国每5个孩子中，有1个是农村留守儿童。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估算数据相比，5年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增加了约242万人。

2015年7月30日，教育部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在他们的统计数字中，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 075.42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 409.53万人，在初中就读665.89万人。这也表明，最需要父母陪伴的学龄前儿童约占留守儿童人群的三分之二。

伴随着这个庞大数字而来的种种问题，和频频发生在这些留守儿童身上的悲剧，更是让这个脆弱的群体，成了一个沉重的公共议题。

这份调查报告称，农村留守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缺乏；人际关系趋紧；集体观念意识淡薄，等等。即使是成为大学生，留守儿童与普通在校大学生相比，个性内倾更明显，比较冷淡、缄默、孤独；情绪更易波动，易生烦恼；爱幻想，喜欢冲动任性。

205.7万儿童独自居住

2013年，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在河南农村调研时，听说了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户人家，父母都外出打工，平日里一对兄妹跟着祖父母一起生活。一天，爷爷下地干活，奶奶到邻家串门，无人看管的兄妹二人误食了家中的农药，等到爷爷回家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看到倒在地上的孩子，爷爷直接拿着铁铲出门，他亲手打死了老伴，随后自杀。

“在其他地方，这样的故事其实我们听说过很多。”在贵州省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服毒身亡的事件发生后，叶敬忠告诉记者。他自2004年左右开始关注农村留守人群的问题，多年来曾多次到四川、安徽、江西等劳务输出大省进行考察。

根据全国妇联的上述报告，重庆、四川、安徽、江苏、江西和湖南的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比例均已超过50%。除此之外，更有3.37%的留守儿童在父母双方外出后，处于独自居住状态，这一群体的规模已高达205.7万人。

2014年11月，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调研报告指出，在过去一年中，有将近一半（49.2%）的留守儿童遭遇过意外伤害，比非留守儿童高出7.9个百分点。这些意外伤害包括：割伤、烧伤烫伤、被猫狗抓伤咬伤、坠落摔伤和蛇虫咬伤、车祸、溺水、触电、中毒、火灾，等等。

其中，遭遇割伤一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之间相差最大，前者比后者高出5.3个百分点。课题主持者、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留守儿童在家做农活，接触菜刀、镰刀较多的缘故。

在湖南省，张旭东看见一个13岁的男孩。男孩一岁半之前，一直由外婆照看。有一次，男孩左眼不小心进了点杂物，弄破了一点，外婆没有及时处理，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直到爸爸妈妈回来时，男孩的左眼已经不能完全睁开了。

之后，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求医之路。男孩在湘雅医院动了3次整形手术，但都收效甚微，直到现在，他的左眼仍呈半闭合状态，需要药物维持。为此，他还常常被不懂事的同学、表妹嘲笑为“独眼龙”。

超过三分之一的留守儿童单独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在几种监护模式中所占比例最高。然而，年老体弱的祖辈监护人往往体力精力有限，安全常识和应急处理能力欠缺，很容易监护不力，给孩子的人身安全带来了一定隐患。

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一些微小方面常常呈现出差距。比如，在河北省无极县，有卫生系统工作人员曾调查儿童的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基础免疫接种率。他们选择了325 名留守儿童和 318 名对照儿童。

结论显示，几乎在所有的指标上，留守儿童都低于非留守儿童。比如，甲肝疫苗接种率。留守儿童应种人数296，实际接种人数只有100，只有三分之一。而对照非留守儿童应种人数289，实际接种人数则高达264，超过九成以上。

张旭东的调查还发现，留守儿童学习成绩较差，学习兴趣较弱。有近一半（49.4%）的留守儿童曾经没有完成作业，比非留守儿童高8.6个百分点。“一方面，客观上存在普通农村学校培养目标单一与留守儿童教育需求多元化的矛盾；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因为缺少有效监督，自我约束和管理能力较差，学习状态也会受到影响。”

在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的今天，当人们难以看到教育为底层提供上升通道的可能性，留守儿童便走在了成为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路上；而留守儿童自己，似乎也默认了这一切。

今年30岁的纪录片导演蒋能杰，曾在老家湖南邵阳跟拍6年，完成了关于留守儿童生活的纪录片《村小的孩子》。纪录片里，蒋能杰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么？”孩子们说：“打工。”

片中一位留守儿童的奶奶则转述了儿子对8岁孙女说的“玩笑话”：“你明天跟我上街捡可乐瓶，一天能捡20块钱，一个月有600块钱。捡垃圾捡到十五六岁就能进厂了，进厂就能挣多点钱了。打工到20岁，你应该有10多万了。”

个性内倾更明显

回忆起拍摄经历，让蒋能杰印象特别深的，是当他问起孩子们是否想念父母时，他们干脆地回答：“不想。”

意外的是，父母们对孩子的关爱意识也不强。“他们意识不到孩子生下来是要教育、要陪伴的，他们就觉得有吃有住就可以了。”蒋能杰说，因为孩子从小被留在老家，两代人之间感情淡漠，孩子冲着父母叫叔叔阿姨的，他都见过。

2014年，公益组织“上学路上”对甘肃、云南、贵州等6省市农村地区的1 054名留守儿童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约15%的学生一年都见不到父母。如果将他们的数据推及全国，就意味着全国共有921万留守儿童一年见不到父母一次，超过262万个孩子甚至一年都接不到父母一个电话。

与此同时，该组织指出，他们的研究表明，留守儿童情绪的消极程度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一年内与父母联系次数越少，儿童的烦乱度也越高。

贵州毕节市纳雍县的一个13岁女孩刘佳，特别希望爸爸妈妈带自己去买吃的。她告诉记者，最想念父母的时候，是每次赶圩看见同学被爸妈牵着手。她特别希望，父母能回家过年，也带她去赶一次圩。

可惜，父母从来不在过年时回家，平时电话也不多，大概每个月一次，每次几分钟。“每次只会问，‘学习怎么样？’我说，‘挺好的’，然后就没了。我希望他们能问我生活怎样，问我开不开心，可他们眼里就只有学习。”言语之间，刘佳难掩失望。

张旭东的团队也遇到类似的孩子。在山西，一个名叫贝贝的15岁女孩，希望爸爸能跟她一起去外面买本书。可是，爸爸听到女儿这么说时，便把买书的钱给了她。几次后，贝贝便再也不提出这种要求了。

其实，这位爸爸完全没有意识到，贝贝不过是想跟难得回来一趟的爸爸单独相处一会儿。而另一位眼睛受伤的孩子，并不对自己的病情过多忧虑，反而因为爸爸妈妈陪着他看病而感到安心、欣喜。

美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威尔认为，心理健康最基本的要求在于婴儿应该有与母亲（或稳定的母亲）之间连续不断的、温暖亲密的关系。早期依恋的顺利完成和发展才能成全一个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一旦错过关键期，儿童依恋难以重新建立，个体会出现情感不稳定的状况，面对挑战时也容易出现易怒情绪。

孩子与父母长期分离，缺乏联系，缺乏正常的情感交流和互动，容易产生内心封闭、情感冷漠、任性、叛逆、难以主动交流的心理障碍。调查走访中，张旭东曾问过一个四年级孩子：“你们班留守儿童有什么特点吗？”对方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跟我们说话！”

“你捡到东西时如何处理？”“你如果和别人发生矛盾，你会怎么办？”“当看到学校的水龙头没有关，你是否会去关？”这些问题来自另一份问卷，由贵州兴义民族师范学院老师李华玲、赵斌所做的《贵州民族地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社会化调查报告》。

结论不容乐观。比如，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当农村留守儿童和别人发生矛盾时，会针锋相对的孩子占了大多数，为43.3%；还有3成多的孩子会找人帮忙助阵；表示能宽容和解、主动消除矛盾的儿童最少，仅有2成左右。

这份调查报告称，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劳务外出，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但又滋生出农村留守儿童道德社会化危机的新问题：农村留守儿童良好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缺乏；人际关系趋紧；集体观念意识淡薄，等等。

即使是成为大学生，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的人格特征也不尽相同。曾有学者对200名留守儿童在校大学生和300名非留守儿童在校大学生做调查后发现，曾为留守儿童的在校大学生与普通在校大学生相比，个性内倾更明显，比较冷淡、缄默、孤独；情绪更易波动，易生烦恼；爱幻想，喜欢冲动任性；但与成长中父母都在身边的大学生相比却独立自强，遇事更能当机立断。

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

“我想要他们回家，我想爸爸妈妈回来管着我……有好几次，我想对爸爸妈妈说出自己的烦恼，可话刚到嘴边，那边却匆匆挂了。”湖南初中生魏文，被欺负几次后养成了打架报复的习惯，却又挣扎着想回到正路来。

可是，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遇事便让他去找老师。渐渐地，他变得越来越孤僻、冷漠。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想到父母，即使想到，也不像原来那样亲近。再后来，他患上了抑郁症，头脑里出现一死了之的想法。

他也曾经向父母求助过，说自己不想读书了，心里总在胡思乱想。父母不理解，一连声骂他不知足。再提起时，父母心情好，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心里不痛快，就自己到街上去，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以后，父母再不允许他提起这事。

正是魏文情绪起伏不定的这段时期里，一次洗澡房里的小小冲突，他一时冲动，用一把水果刀刺死了同校男生，被判15年徒刑。进入监狱时，魏文刚满17岁，正在上高中。

湖南省岳阳籍女作家阮梅，在少管所见到了这个看上去乖乖巧巧的、像邻家男孩一样的魏文。她历时近2年，深入看守所、未成年人管教所等地，接触了900多个未成年人犯罪案例，最终选取了11个典型监狱少年的忏悔录整理成访谈录《罪童泪》：“我通过调查发现，走进少管所的孩子，80%以上是留守儿童，90%以上是留守儿童和离异家庭的孩子。”

在走访中，她时常遇到“敌意、冷漠、木然”的脸。管教干部还告诉她，这些留守儿童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小毛病很多。没有时间观念、没有诚信观念。他们爱占小便宜，对别人的痛苦无所谓。比如，在监狱里，他们不经别人同意就翻别人柜子，哪怕被抓到了也认为没关系。可是，谁敢碰一下自己的东西，却什么都计较。

2013年3月，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阮梅成立了岳阳市华容县青苹果心理关怀辅导站，对全县未成年儿童开展公益讨论、入户关怀及留守问题研究。在辅导站，阮梅曾见过一个女孩患上严重的被害妄想症，自己割腕2次、写遗书1次，但学校联系家长后，在外打工的父母还是不愿意回来。“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后，不是伤害自己，就是伤害他人，很可能造成爆发性后果。”阮梅很是忧虑。

河南省高院曾随机抽取了2009 年至 2013 年间的120 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其中，留守儿童作案的47件，比例达39.2%。江西另一项调查显示，2007年5月在押的1 877名青少年罪犯，在犯罪前与亲生父母亲生活在一起的仅占32.6%，其他的孩子是与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其他亲戚或朋友生活，或是独自生活。

初中毕业、团体作案、多是以侵犯财产为目的的抢劫和盗窃，犯罪动机简单，没有明确的目标和精心的策划，往往是见财起意和激情犯罪的多――这是2013年南宁市上林县人民法院对南宁6县农村留守青少年犯罪现象进行调查后，总结出的最大特征。

他们发现，在接受调查访问的100名农村留守青少年中，有一半以上承认自己存在一点或几点人格方面的心理缺陷，入狱前都有暴躁、叛逆、自私、虚荣、嫉妒、焦虑等心理问题，就“大部分农村留守青少年暴力型犯罪而言，其作案目的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显示一种征服别人、驾驭别人的扭曲英雄观，他们试图把别人因自己的和暴力而恐惧视为一种可骄傲和炫耀的资本。”

比如，上林县一位17岁的男生黄军，与旁人聊天时，与同村另一位姓吴的男子产生了争执，并被吴挖苦、讥笑，觉得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回去后，黄军纠结了邻村一帮朋友，来到吴某家中，将其殴打至重伤。

“儿童时期形成的不良行为习惯不仅很难改变，而且它还可能成为以后违法犯罪的预报因子，影响并决定其一生的命运。可以说，“留守 ”对少年儿童犯罪具有潜在的影响。”山东警察学院教授董士昙告诉记者。

董士昙最担心的是，未成年时被忽视、被打骂、被虐待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意味着他在成年后成为犯罪人，这是因为，在犯罪学上，被害体验或经历往往使受害者产生不公正感以及对法律规范的不当态度，从而使受害者向方向逆转或深化，以至于产生或强化了加害意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问题留守儿童可能会对社会稳定、社会治安产生很大影响。”

事实上，留守儿童问题凸显了农村社会的控制力正在弱化。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基层政权的人口管理、民间调解、治安监督等职能被降低；而熟人社会的道德、舆论等也因为人口的流动、环境的变化而被削弱。当家庭、学校、村庄都无力抑制时，留守儿童便由此被放任。

第8篇：人口普查调研报告范文

新型城镇化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这已成各界共识。但围绕城镇化的实现路径、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体制问题，各界存在较大分歧。此次会议通过的《规划》，比较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此前争议不休的一些重要问题。

“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中国城镇化的基本方针。”一位官员说，规划同时强调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旨在实现人口的异地转移和就地转移。

国家发改委牵头完成的《规划》初稿，更倾向于城市优先发展模式。规划涉及20多个城市群、18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万多个城镇的建设，并提出将在未来十年拉动40万亿元的投资。这一度让地方政府为之振奋，地方投资冲动亦十分强烈。

此后，这一方案进行了大幅度修改，至其完稿，已与初稿大相径庭。例如，城镇化路径由过去的大城市带动模式转变为更加侧重中小城市、城镇发展模式。由于牵涉部门众多、利益多元，在城镇化会议召开之际，类似争议不止。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11月28日曾表示，过去的城镇化更多是土地的城镇化，今后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户籍改革的措施，将分为四类城市，分类推进，下一步还会有具体的方案”。

在“地”的问题上，未来将会强调健全用途管制，合理供给城市用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现在住宅用地供应紧张、价格过高，而工业用地供应充足、价格偏低，未来要通过价格机制，压缩工业用地规模。

对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传闻，并不在此次会议决策议题上。目前开放的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在“钱”的问题上，有关部门测算，未来七年中国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预计50万亿元，每年需要7万亿元，资金缺口巨大。今后，国家将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把原来的暗债变成明债；允许社会资本进入；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功能主要为城镇化服务；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挂钩机制；完善地方税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有3000多个县，3.4万个建制镇，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未来城镇化发展方式也应多样化，不宜全国一刀切。中央政府应着力解决城镇化发展中的体制机制性问题，避免新型城镇化“穿新鞋，走老路”。

“（城镇化）是难，但这些问题不解决，你就很难往前走。再难的问题，底层第一线，还是会有突破和解决方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院教授周其仁告诉《财经》记者，解决这一问题，都要以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指导思想。 人的城镇化

北京市现有常住人口2100万，其中三分之一为外来人口，相当数量则是从农村来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早已远离农村生活，常年生活在城市，却不曾真正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由于在城市无法落户，上千万的农民工，不得不像候鸟一样，每年在城市和农村之间飞来飞去。

在官方统计中，他们是有名无实的城镇常住人口。根据中央文件精神，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第一次统计为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率也从原来的29%提高到36%。目前城镇化率为52.57%，但按照户籍人口来算，目前城镇化率仅为35%，全国大约有2.3亿农村人口“被城镇化”。

城市快速上涨的房价，让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无法在城市购房，转而只能选择在租金便宜的城郊租住。由于户籍制度限制，他们及其随迁家属无法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平等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便是学者常说的城镇内部二元结构。

这种“半城市化”现象，制约了城镇化对扩大内需和结构升级的推动作用。更现实的社会问题是，第二代农民工已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年轻时外出打工，年迈时回到农村养老。他们宁愿在城市待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如不解决他们融入城市的通道问题，有可能变成社会重大隐患。

推动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工尽快落地实现人的城镇化，是社会各界对城镇化会议的最大期许。综合多方信息来看，户籍改革会有新说法，但是难有“大动作”，预计本次会议会重申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大城市有条件接纳外来人口，特大城市仍以限制为主。

据悉，今后国家有望全面推行城市居住证制度，并逐步剥离与户籍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持证人在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基本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享受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待遇。上海、深圳等地已有类似探索，采取积分入户的方式吸纳外来人口。

但这种制度安排仍然主要针对外来人口中的高学历或高技能人群，暂时不会惠及农民工群体。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对于城镇化改革中矛盾较小的问题应予优先解决。例如，已经在城镇长期定居就业、举家迁徙的外来人口，应该一次性放开管理壁垒。这样既可以减少城市户改压力，也会由于彻底解决了长期积累的矛盾，获得这批人对改革的拥护。

一些经济发达省份，尤其是劳务输入大省（市、县）极力反对户籍放开改革。因为一旦放开，将稀释原住居民的社会福利，政府也要承担巨大改革成本。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三年前的测算，将一个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居民的综合成本约10万元，转化2.3亿农民工，意味着需要23万亿元的总成本，谁来承担？

一位财税专家说，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与财税、土地制度改革不配套有关系。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省以下政府分税模式未进行调整，由于进城农民转化的成本主要由流入地城市承担。由于农民多半从事第二产业，产生的税收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而这两个税种都要上缴中央，因而地方缺乏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激励。

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与户籍人口挂钩，也造成户籍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例如，公共安全、教育、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就业、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管理机构的设立、人员编制、任务下达、办公经费等支出，均按照城市（或辖区）户籍人口设置，这意味着外来人口的增加，并不会对流入地政府财权带来增量，当地缺乏动力转化、服务外来人口。

随着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上述问题有望逐步得到解决。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今后将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这解决了流入地政府转化外来人口的激励机制问题，也为未来城镇化实现“人的城镇化”解决了最大难题。 分歧仍大

城镇化规划经历了起草、征求意见、完成初稿、反复修改而成，最终定稿突破性不大，妥协色彩颇浓。在此期间，各方争议不断，政府部门之间也难以就一些敏感问题达成共识。

以土地问题为例，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在规划初稿中提出的方案，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383方案”很接近。但是在征求农业、国土、中农办等部门意见时，遭到强烈反对。

“383方案”提出，要构建平等进入、公平交易的土地市场。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下，允许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平等进入非农用地市场，形成权利平等、规则统一的公开交易平台，建立统一土地市场下的地价体系。

反对声音主要来自涉农部门。这些声音认为，类似的“激进改革”会让一些市县领导高兴，因为今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有了着落；也会让企业高兴，因为可以到农村去圈地，城里人可以到农村买房；但是对弱势的农民群体来说，却可能导致很难保护应有的权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383方案”，是有关机构向中央提出建议的一种方案，该方案披露后仍然掀起不小波澜。例如，方案提出视不同情况补缴土地出让金，妥善解决小产权房问题，这直接带动了各地小产权房急速升温，导致小产权房价上涨惊人。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解读三中全会时认为，目前社会上对有三个误读：一，认为农村土地都可以入市，实际上只有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才可以；二，认为土地承包权可以抵押，实际上土地承包经营权可抵押的是经营权，承包权作为物权依然不许抵押；三，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买卖，实际上农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土地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由于各部门对土地问题的分歧较大，最终在政策上延续了以往限制禁入、禁出的思路。这也使得城镇化规划中，难有大的突破。

各地推行城镇化，还面临城市建设用地不足的严峻考验。土地供不应求是各级城市管理政府的普遍诉求。《财经》记者获悉，河北、吉林等多个省份的住房建设用地实际供应量低于计划供应量的60%，供需之间存在较大差额。实际上，河北等地并非个例，全国各省市几乎都存在城市用地紧张问题。

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却不得不故意压低工业用地价格，工业用地供应相对充足；同时还有一些地方大量土地闲置，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城市政府不同的利益动机，造成了土地供求上的不足与闲置同时存在的现状。

决策层面对这一现实，一直努力寻求新型城镇化的出路。

有研究机构测算，如果按照2020年全国人口14.5亿人，城镇化率达到60%（即城镇人口8.5亿人），城镇人口中每万人平均占有0.7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测算，至少需要新增126万公顷城镇建设用地。

杨伟民11月28日表示，过去城镇化发展中，建设用地使用太多，今后将合理供给城市用地，重点放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上，同时要调整城市用地结构，通过理顺价格机制，压缩工业用地数量。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地方政府手中握有包括大量工业用地在内的存量土地，这些土地可以进行更集约化利用，在未来十年持续获取土地出让收益。其中一个关键措施，就是对工业用地和开发区重整，同时腾出空余土地逐渐转化为商、住用地。

“这一措施可以增加住宅用地供给、逐步化解现有城市房地产泡沫，还可为地方政府筹集数额可观的土地出让金和各类房地产开发税收，用于地方建设融资和巨额存量债务偿还。”陶然说。 路径与选择

与人的城镇化相关的一个争议是，城镇化是以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为中心？

在规划初稿中，提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就是要以大城市为依托、以中小城市为重点，逐步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上世纪90年代提出城镇化政策以来，改革的思路一直是放开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户籍，而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进行限制，但现实是，大城市成为外来人口最为聚集的地方。以北京为例，外来人口超过700多万，上海超过900多万。

这是中国等级化城镇管理体制的必然结果。高级别城市更容易获取资源，居民会获得更多的社会福利。但特大城市遭遇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等“城市病”也广受诟病。

从规划早期思路来看，发展城市群，异地转移型城镇化思路占据上风，后来城乡差别化协调发展思路被决策层接纳。这意味着今后发展的重点是以县、市为基础的就地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条腿走路”。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分歧中既含有认知的不一，也兼有部门间利益分化，以及中央和地方利益上的不一致。

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种悖论：推动有就业的城镇化才是治本之策，但就业机会往往集中在大城市，而政策主张中小城市、小城镇向农村人口放开。这就导致外来人口聚集的中小城市实际上不会放开，真正放开的是中西部中小城市，但由于就业机会少，吸纳能力又很有限。

规划提出了要产（业）城（镇）融合，但在研究人员看来，资源、资本、技术、人才流动向大中城市聚集是无法逆转的，同时在中国城市管理体制不改变情况下，行政资源向大中城市聚集，小城市、小城镇产业发展空间有限。如果没有产业依托，推进有就业的城镇化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事。

中国科协副主席陈章良前不久完成了一份调研报告——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在城市出现“贫民窟”。相关政策建议已经递交中央决策层。

在陈章良看来，城镇化的过程中如果政府不作为，就会出现早期的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地出现过的贫民窟现象——大量失业人口慢慢聚集，形成一个没人做清洁，甚至连警察都不敢进去的贫民聚居区。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有50个左右低收入群体聚集区。在北京人印象中，唐家岭、小月河、肖家河等“蚁族”的聚集地，脏乱差的同时，也潜伏着危险的诱因。

“进城农民工没有工作对城市是一个灾难，我把它叫做癌症。”陈章良认为，城镇化必须和就业联系在一起，让进城农民有工作、有收入，否则城镇化过程就是空的。

比起“城中村”“贫民窟”等现象而言，政府“人为造城”、强推城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

过去30多年的城镇化被认为是一种粗放式的城镇化，带来诸多问题。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城市化速度慢于空间城市化速度，形成了人口城市化与空间城市化失配现象。一些城市城区快速扩张，最终沦为无人居住的“鬼城”“空城”。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认为，城镇化是把“双刃剑”，要避免灾难性后果就要防止政府之手伸得太长、管得太宽，要防止推进速度过快，要防止土地财政依赖，要防止消灭村庄倾向，还要防止大城市病。 规范规划

作为政府职责之一，城镇规划的编制已纳入法治轨道。但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原有的规划暴露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城镇规划理念落后，粗放式“贪大求快”现象突出；城镇规划内容缺乏特色，相邻城镇之间缺乏协作分工；规划滞后与随意修改、违反规划的现象同时存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范必认为，目前的城镇规划编制和审核的权力过于集中。当前城镇规划都要经过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规划编制大都由该部门所属的少数几个城市规划设计机构指定，由于长期由同一支队伍编规划，难免会出现“千城一面”现象。

目前，城镇规划审批权仍集中于中央部委。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108个大中城市的总体规划需经国务院审批才能实施。层层审核、层层报批，审批时间较长，出现规划批准滞后于形势发展的困境。所以，应将城镇规划审批权应部分下放到省级规划部门。

范必告诉《财经》，城镇规划与其他规划衔接不够。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城镇规划“三规”相互关联，但是不能相互统一和衔接，致使经济发展、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与城镇化规划提出的空间布局、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配置上存在重重矛盾。

“我们现在的城市开发没有界限，未来一定要划定，目的是落实用途管制。”杨伟民说，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建立空间规范体系，主要任务是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的界限。在他看来，现在规划很多，有的只管地不管人，有的只管GDP、不管什么地方生产GDP，有的只管生态不管人，所以把这些规划统筹协调，形成全国统一、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空间规划体系。

据悉，本次城镇化会议明确，今后在市县层面要推进“多规合一”，即一个市一个县一张规划图，一张规划图管100年。规划初稿曾提出要形成20多个城市群的构想，在思路调整之后，明确今后城市布局将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立的“两横三纵”的格局，“不再有其他布局了”。

杨伟民注意到，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洋洋洒洒2万多字，“坚持、坚定”的字眼很多，“坚定不移”用得很少，但它用在了主体功能区战略上。

主体功能区规划有三大空间战略构想，包括要形成“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镇化战略格局。规划提出，对过度开发地区进行优化、重整和修复，形成优化开发区；对支撑未来发展的地区，加大工业化城镇化的开发，即重点开发区。

杨伟民介绍，提出主体功能区时，有“9+1”的政策，最关键问题是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现在限制脆弱的生态区和扶贫重点县取消GDP考核，意味着明年以后将有一半以上的县不再考核GDP。在钱的问题上，将建立生态补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