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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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市场机制的成熟与完善，科技教育文化已经完全融汇到经济一体化当中，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成为探讨的话题。国内艺术与设计专业的毕业生学生每年数以万计，其中大中专毕业生，这主要是在广告，包装设计和室内外装饰设计等行业中。高职艺术设计专业的教育大多承担着室内外环境设计与施工，广告行业的人才培养任务，但在职业教育中的艺术与设计专业的学生与生产能力的经济需要相缺乏，艺术设计教育的高职院校之间的差距市场经济之间的互动。然而现代产业需要的是知识面广泛，能力强、适应能力优等各方面的素质，而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角色转换过慢，是实际操作中的问题无法操作，能力偏低，实践操作非常薄弱，职业能力素养相对较低。因此，找到合适的科学的改革，艺术和设计人才的培养和合理的互动方式。
关键词：
高职教育；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市场经济、互动
一、高等职业的的作用
高职教育的培训与其他教育不同。高等学校是国家创新的主体，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扮演者特殊的角色，和培训机构有着不同的地方。培训是由社会上的机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专门的训练。英文training也说明培训是一项社会性的实践活动。而教育是由教育机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培养活动，是传递社会经验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现象。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类型是不同的，职业教育是一种教育的类型的鲜明特点，然而职业培训是一种社会性的学习活动。职业培训是按照不同的知识和技能，对需要培训的人员进行训练，根据学员的身份进行训练。
二、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
1）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几年来，信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依据高职人才的培养要求，结合学院的“六双”人才培养模式，并采取“123”人才培养运行形式，即:“1”，是指紧紧围绕以提高学生综合职业能力为宗旨的“1条”主线。“2”，是指采取校内、校外“2者”相结合的教育教学方式。“3”，是指“3个”阶段层次，第一阶段是在校内的四个学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学习。把学生的理论知识打扎实，动手的操作能力有稳步的提升；第二阶段是实训阶段，参考真实项目案例，结合项目进行教学，强化学生的动手操作和实践能力。第三阶段是就业前的实习阶段，通过到实习公司和企业进行学习，获得较为真切感受的经验，让学校和企业的“零距离”对接。
2）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根据专业职业岗位及岗位群的要求，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即在前四学期进行理实一体化教学内容过程中，对于职业能力通用的专业及专业基础知识，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等知识模块满足不同学习者需要，构筑专业基本能力平台；第四学期末集中2个月实行“一专业，多方向”培养。
三、市场经济背景下高职艺术人才的互动性
互动模式是市场经济产生后最经常使用的词语，大的范围包括社会运行的领域，如生产、物流和消费。小的范围指的是人民的日常生活起居等。
1）实现教的互动。
教育目标的培养是教育的基本问题，对于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如何实现国家教育总目标需要进行探索。目前而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定位要符合社会需要、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建设。1
2）实现学的互动。
培养良好的创意思维是高职艺术设计的教育核心思想。在原有的教育理念限制了创造思维的培养。创新艺术设计具有一定批判性，灵敏度、流畅度和原创性是它的主要特点。“灵敏度”是指具有某种敏锐的观察能力，洞察事物的分析能力，从专业的视角，去分析和把握事物的规律。“原创性”是指用创造性的思维进行的创造活动，没有抄袭和模仿。
3）实现研的互动。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生产、建设和管理的应用人才。因此离不开社会和企业的需求。实现校企合作，充分合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创造出具有模范式的实习基地有校内和校外两种方式。校外实习基地是学生即将走向工作岗位的过门石，校外实习基地的有效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和实践教学有着强化的作用。
4）互动的形式。
在当下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面化中，高职教育要符合国际标准，找准发展的形式。糟糕的设计、抄袭和雷同的设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更会带来对社会的负面影响。恶性循环的结果就使得设计水平下滑。高职艺术设计人才要加强危机意识，建立起良性循环模式。只有这样，发展高职艺术设计教育才符合国际教育的发展潮流，走出具有中国特色高职教育道路。2①加强“双师型”教师的培养。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不是简单的双证重复性的叠加，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中对“双师型”教师的标准界定为：具有讲师（或以上）职称，又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专任教师：一是有本专业实际工作的中级（或以上）技术职称（含行业特许的资格证书）；二是近五年中有两年以上在企业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或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专业技能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能全面指导学生的专业实践实训活动。所以只有教师具有教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相结合的提升，才能名副其实的建设双师队伍，对于学院的发展起到真正的帮助。②产、学、研一体化。产、学、研深入整合。目前高职设计教育忽视高职教育的社会属性，忽视了专业领域的研究，忽视了新科技的方面。在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方面显得尤为不足。高职设计教育的培养教育不能直接服务于市场经济。要加强之间的有效链接，建立于经济密切的横向关系。建立合作办学机制，使得学生在学习时就能实践操作。让学生的作品和成果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
四、总结
着眼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是向着“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必然选择。随着信阳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教育事业的蒸蒸日上，艺术设计要与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形成互动。信阳高职艺术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应着眼于实际，并关注社会的需求和发展趋势，探索符合学校和社会的各面的需求，调整出符合实际的教学模式和结构，适应新的学生的教学内容，优化教学体系，创新教学手法，打造一个适合市场经济的产、学、研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出具有学校型和社会型的综合素质团队，通过教学的改革和创新思维的发展，探索多样化的管理方式，解决高职与市场的互动关系，在教学中更加有针对性，为市场经济的快速腾飞注入新鲜的活力。
作者：翟翌辉 单位：信阳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坚利.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职业技术教育，2003.
[2]杨民助.大学生就业指导[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2008-06.
第2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信用/交易/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资源配置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基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和交易性，任何一个经济主体都必须依靠信用与其他经济主体发生联系。市场是由一个个交易构建起来的，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和市场经济正常秩序的维护都离不开信用的建设性作用。贸易的繁荣需要两个条件，即贸易自由和合同可靠性，这只会存在于信任和公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1]信用是交易的前提，交易是市场经济的基础，于是信用便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基础。随着交易的复杂化、普遍化，以信用为基础构成了日益拓展的市场秩序。“信用制度成为市场经济现代模式的最核心的一项制度，并足以支撑人类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2]
一、信用概念的厘清
信用一词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它在罗马法中的对应概念是拉丁语Fides及Bonafides。Fides有信任、信义、诚实的含义，与英语中Faith、Confidence、Trust、Honesty等词的意思基本一致或相近。[3]信用与信任密切相关。信任（trust）是人类的一种情感(passion)，也是人类的一种风险性行动。[4]它总与预期、风险、理性与感性、相互关系等概念相连，戴维·J·弗里切认为，信任由可预见性、可依靠性和信赖这三个基本要素构成：可预见性指人们可以预料到将来发生的各种情况，避免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可依靠性提供保证，确定可以相信一个人，他（她）将按所期望的去做；信赖是相信一个人会一直是可预见和可依靠的。[5]近代西方学者把信任关系视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因素。社会学家们，如齐美尔(Simmel)、涂尔干(Drkheim)、韦伯(Weber)等认为，信任是社会组织的粘合剂，是一个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卢曼把信任视为对付经济或社会复杂系统中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认为信任将使社会应对复杂性的潜力得以发展。
“信用”一词在《辞海》里有多重含义：一为“以诚信任用人；信任使用”；二为“遵守诺言，实践成约，从而取得别人对他的信任”；三为“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信用概念的多义性使之往往在多种意义上被各学科使用，主要可以被区分为经济上的“信用”概念、伦理上的“信用”概念以及法律上的“信用”概念。
经济上的信用，也称为交易信用，是指投下货币后，到底是否生出利润暂且不论，其货币在一定期间后用等价交换关系可以被取回的关系。本来应该同时等价交换的关系的东西，用前期贷款的形式被转化为不同时的等价交换关系。[6]香港饶余庆先生认为，信用包含债权和债务关系，其根据是授信人对受信人偿还之信心。从经济的角度考察，信用是市场经济和商品货币关系的共生物，与商品交换、货币经济不可分割，正如马克思所言，信用是价值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随着交易关系的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根据用途的不同，可分为三种：一是商业信用，指在流通过程中，为了节约或限制流通时间、手续、费用等，在赊账形式的情况下，商品和对价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二是生产信用，指在生产过程中，把闲置资本集中于自己的银行，为了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投入货币的钱其贷款；三是消费信用，指在投下资本生不出利润的消费过程中，让消费者用贷款或赊账的形式，形成不同时交换的关系。[7]根据主体不同，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信用，即以政府为授信主体而产生的信用关系；二是银行信用，指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授信主体，以货币为经营对象而发生的信用关系；三是企业信用，包括商品赊销、发行债券或其他融资手段；四是个人信用。
伦理上的信用，是指一种诚实无欺、言行一致的德性以及道德义务，如“信近于义，言可覆也”。当然，伦理信用与交易信用也不是截然分开的，交易信用的关系建构了市场经济秩序的主体，伦理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其不仅仅是一种道德标准，而且是市场经济的一种支持性资源。交易信用仅仅单纯依靠法律保障是不足的，法律与契约都存在着执行成本和不确定性的缺陷，伦理信用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菲兰格利甚至将信用看作“第二种货币”。弗兰西斯·福山从信任与经济繁荣着眼，认为建立在宗教、传统等文化机制之上的信任构成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信任度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规模及国家竞争力。“尽管契约与私利是人们结合在一起的重要因素，但是最有效的组织都是建立在拥有共同的道德价值观的群体之上的。这些群体不需要具体周密的契约和规范其关系的立法制度，因为道德上的默契为群体成员的相互信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8]
法律上的信用，也在不同意义上被使用，大致有如下含义：
其一，作为道德伦理意义上的信用。民法基本原则之一的诚实信用原则（Bonafides），被现代民法尊为“帝王条款”，即是道德准则在法律中的体现，“诚信原则以‘善意及衡平’为内容。对于私法，可给予以道德的要素，是法律渐次近于伦理观念”[9]。
其二，作为一种人格利益的信用，即民法上的信用权。信用是指对一个人（自然人和法人）履行义务的能力、尤其是偿债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布莱克法律辞典》将其定义为“企业或个人及时借款或获得商品的能力，是特定出借人等债权人或其他权利人一方对于对方有关偿债力和可靠性所持肯定性意见的结果”。[10]如德国民法典第824条将信用权规定为人格权予以保护。信用权是一种人格信用，该信用作为一种对于当事人资质的社会评价，通过信用评级制度已经信息化、制度化。此外，与信用联系密切的信赖等观念在法律也多有涉及，如信赖利益的保护、缔约过失责任、附随义务以及英美法上的允诺不得反悔原则（estoppel）等等，但此种信赖保护的法律原理与信用的本义有所不同。
其三，作为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而使用。信用是一种不同时的交换关系，在法律上只能表现为“债权”、“债务”关系，[11]债权本质上即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信用通常与Credit为同义语，信用（Credit）的原始意思即为：我给与信任（IPlaceTrust）。[12]债权人即为授信人，是信用的供给方；债务人则为受信人，是信用的需求方。当然，债与信用毕竟并非内涵完全一致的概念，债权包括意定之债与法定之债，意定之债，主要为合同债权，是交易信用的法律化，具有“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的功能；而法定之债中的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不当得利返还之债等，旨在补偿损害和恢复原状，而非创设交易上的信用，不具有信用的功能。因此，作为一种经济上的交易信用，信用只是与意定之债具有同义关系。特别是金融领域的金钱债权中，信用一语得到广泛应用。
二、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的命题，此处所指的信用并非泛泛的广义上的信用，而是主要指经济上的交易信用，表现在法律上则为债权债务关系，即“以协议或契约为保障的不同时间间隔下的经济交易行为”。信用的构成有权利义务、流通工具、交易对象、时间间隔四个因素。信用形式的转化就是债权债务关系的转化和消长。信用具有代替货币流通、节约流通费用、提供金融资产等效应。[13]当然，经济信用作为一种法权关系和制度安排必须以伦理信用为道德基础才得以普遍确立。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信用是在人格独立、地位平等、交易自由的市场经济上形成的，信用与市场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一对孪生兄弟，两者是一个共生的过程。西方商品经济的等价交换其自身就是一个伦理的过程，是对他人平等人格的承认与尊重，其伦理世界是以此为存在前提的。[14]市场经济与信用息息相关，其内在的契合关系可从以下几方面考察：
第一，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市场经济承认市场主体利益诉求和独立财产的合法性，不得侵害他人利益和财产。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分工。社会分工使得市场主体根据其“比较优势”决定其生产，实现效率的最大化。其生产的产品不适以自己使用、消费为目的，而是旨在交换实现其货币价值。休谟认为，物品的交换以及服务和行为的交换，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益，但为别人服务大都并非出自真正的好意，而是出自他将会报答我的服务，因此，凡涉及一切物品、服务和行为的交往，若要达到互利的结果，就需相互信任和信托。[15]市场经济体制下财产的分立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和细致性，决定了法律无法通过指令性的计划调整资源配置，因此必须以契约的方式确定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由此产生了交易各方相互提供信用的活动，反映在法律上即为“契约自由”和“契约必须信守”的原则。
第二，交易信用的出现与债权的形成。
早期的商品交易，往往以物易物，或为现货交易，即时清结，交易的发生与完成结合为一体，交易的缔结和履行瞬时完成，时空因素不会对交易产生影响，故不存在信用问题，信用没有用武之地。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原始的易物交易逐渐萎缩，物物相易必须交易双方对方提供的货物同时需求，这使得交易很难顺利达成。依照主流经济学的观点，物物交易中的需求双重耦合困难是货币产生的重要条件。易物交易的衰落使得商品的一般等价物——货币横空出世。货币的出现使买卖过程分离，商品于是有了价格，使千差万别、性质各异、不具有可比性的商品具有了交易的基础，商品交易突破了狭隘的地域限制，在任何不特定的主体之间得以普遍化，从而形成一个统一市场及维护市场运行的法律制度。在交易中缔约与履行的时空分离，也导致债的观念出现，成为一种“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例如古罗马早期，市场交易尚不发达，交易观念尚未开化，财产秩序以归属秩序为主，注重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原始的契约与契约的履行紧密结合，并伴随着严格的程序要件，债和诺成契约并未独立、分化出来。在这基础上形成了古代要式买卖和交付（Traditio）制度，例如，古罗马的要式买卖中的曼兮帕蓄（mancipatio）、拟弃诉权（CessioinJure）、耐克逊（nexum）等方式，要式买卖虽具有早期契约的特征，将契约合意与严苛的形式、标的物的转移占有相结合，在外形上形成统一的要式交易行为。[16]在市民法上，要式买卖被看作所有权的取得方法。曼兮帕蓄以特定套语，拟弃诉权以佯为诉讼，耐克逊以神前宣誓、履行铜块和称的方式来完成其合意过程。当然也正是由此，古代交易并未区分当事人合意、债务约束和转移占有的事实行为。债权合意还未与履行行为相分离，即时清结的交易还不足以发生债和信用的问题。其后，由于市场交易发达，财产流通迅速，诺成契约作为真正的契约日益凸显其重要性，交易观念上，“信用”成为一种交易伦理的要求，为大多数人所普遍接受，“契约必须信守”成为自然法的公理，债作为“法律上可期待的信用”也得以制度化、法律化。[17]与之相应，旨在维持信用、创造信用的担保制度作为债权的保障手段，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三，债权在近代社会中逐渐压倒所有权而占据优势地位。
债权（信用）在近代具有重要地位，这可由所有权与债权的在近代社会作用的转变而表现出来。近代中的所有权不再表现为中世纪以利用为中心的财产权体系，实现了所谓“土地的解放”，确立了罗马法以归属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的所有权理念。在这种组织之下，所有权的作用不再是对物的使用，而是通过对物的支配，实现对人的支配，亦既将财产转化为资本（所谓劳动从属于资本）。要想把所有权资本化并以此支配他人，就必须与各种债权契约相结合。在两者结合过程中，债权色彩日益浓厚，逐渐凌驾于所有权而成为经济的命脉。[18]正如拉德布鲁赫所言：“只要所有权是对人的力量，只要所有权是借贷债务关系的经济重心，那么它就是资本，无论是劳动契约中的要获取劳动的资本，还是借贷契约中的要用诸劳动的资本。债权的权利和利益的享益如今是所有经济的目的，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19]
第四，伦理信用的发展——信用的普遍化和功利化。
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作为伦理的信用观念脱离了传统社会的“尊尊，亲亲”的“差序格局”，演变为一种符合自然法的普适性的道德标准，成为与市场经济大规模展开相匹配的交易伦理。启蒙思想家们认为，订立的契约必须履行，不履行契约就是不正义，是对自然法的违背。格劳秀斯认为，“遵守契约也是自然法的组成部分。因为在人群中间必然相互限制来建立社会关系，除此而外更无其他方法可以想象得出，因此相互定立契约，从而产生民法。凡人加入一社团，或者舍身为他人服务，无论是明言允诺，还是理所当然”，“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都是自然法”。[20]
信用伦理不仅仅普遍化，而且必须能为大多数人所自愿遵守。在市场经济下，信用也超越了传统礼俗社会中个人心性修养的窠臼，具有了某种功利性价值，而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工具理性。经济学家约翰·穆勒认为，“信用以信任心为根据，信任心推广，每个人藏在身边以备万一的最小额资本亦将有种工具，可以用在生产的用途上”。“如果没有信用，换言之，如果因为一般不安全，因为缺乏信任心，而不常有信用，则有资本但无职业或无必要知识技能而不能亲自营业的人，将不能从资本获得任何利益：他们所有的资产或将歇着不用，或将浪费消减在不熟练的谋利的尝试上”。所以，“设社会则由较良的法律及较良的人的品性，使人互相信任，只自己的品性就可以担保自己不会侵占或瞎用别人的资本，这种利益的收获还会更大得多”。[21]第五，交易信用的法制化。
市场经济与信用、债权、法律和国家息息相关，具有内在的同构关系，市场经济体制在历史上的形成，亦即交易信用的展开，在上层建筑上表现为法律上的债权关系，背后伴随着相应的一个近代的国家和法制的建构过程。黄仁宇先生认为，近代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需要三个因素：资金广泛融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使用，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wideextensionofcredit，impersonalmanagement，andpoolingofservicefacilities）这三个因素能够继续展开，全靠信用，而信用则不可能没有法律支持。其展开则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即所谓该国家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22]此即所谓“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为新型商业管制方式所取代”，“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23]
三、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障碍及其改造
我国古代，信用被推崇为一项重要德性。据统计，“信”字在我国古代儒家典籍《论语》中出现了38次之多，仅次于“仁”和“礼”。在孔子的“文、行、忠、信”四教以及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中，信占有重要地位。孔子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甚至上升到以德治国的高度，“民无信不立”，“人以致去兵，去食，宁死必信”。但我国传统文化上对信用的强调，主要着眼于私人品德的修养，宗族乡里风俗的醇化和以德治国的礼治要求。其不过是一种农业社会、乡土社会、宗法社会的道德形态，与在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普遍交易伦理的信用不同。这种信用并没有建构成市场交易的一种法权关系，在伦理上也没有被抽象为一种普遍的基本道德义务，而往往必须屈从于“尊尊，亲亲”的规范和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安排。严复先生比较东西风俗，指出两种“信”的不同，“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自由，故贵信果。东之教立纲，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尊亲，故薄信果”[24]。先生也认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25]有学者认为，诚信不能上升为普遍道德义务是传统儒家道义论的一个薄弱环节，是一个它的阿基里斯之踵。[26]
基于我国文化传统中的信用观的个人化和封闭性，其本身不足以支撑普遍化的市场经济。这是因为人格化的信用本身具有内在的限制，无法突破熟人社会的限制。按照韦伯在《儒教与道德》中的观点，“在中国，由于儒家理论的作用，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中国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到纯粹个人的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从经济观点看，这种人格主义无疑是对客观化的一种限制，同时也是对客观理性化的一种限制。一种主要在特殊主义的关系结构运作的法律有碍于客观化、普遍化和理性化法律的发展，而这意味着难以产生基于普遍化的法律而非个人关系的信用，也无法脱离个人关系去建筑各种经济合作组织。”[27]我国目前的信用匮乏的现状即源于传统的断裂，社会的急剧转型。在我国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虽然打破传统乡土社会的结构，但由于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代替的市场的交换关系，交易信用无从展开，并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的构成实行单位制度，个人被组织在相对封闭的单位中，其交往范围、社会流动与传统的熟人社会颇有类似之处，因此信用失去了产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所导致的社会转型对传统熟人社会之下的个人化的人格信用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由于中国传统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缺乏普适性的道德标准，不承认平等的主体人格，导致主体在转型的社会中容易成为“利己主义者，却不能成为个人主义者”。[28]以至于转型时期的道德失范已使中国成为一个信用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与信用不足相关的欺诈和犯罪几乎遍布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诸如假冒伪劣商品横行、股市“圈钱”、逃废债务、偷税漏税等。
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一个非人格化的结构，它的基础不是人格，而是国家和法律。近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基础是财产，当事人通过对财产权利的安排实现债的担保，而信用的维持、财产的担保都必须国家和法律的相应配套建设和支持，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其名著《经济史理论》里认为，从习俗经济和指令经济演进为商业经济或“重商主义”，是一个商业的专门化过程的开始，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要有更加非传统和非人格化的结构，市场经济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制度性的“非人格化”，即货币、法律和信用。要成功实现这种过渡必须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保护产权；第二，维护契约。
契约和信用是市场经济的要素，也是法理文明的基础。西方国家的契约文明可以追溯至古罗马时期，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贸易的扩张而出现的广泛的商品交换，使人们摆脱了血缘关系这根“天然的脐带”，转而通过契约关系这根纽带维护和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关系，形成西方的契约文明和契约型社会。这种契约文化反过来又推动了以契约信用为主要形式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以往那种借助于血缘关系而形成的特殊信任心理、权利义务关系，均被利益调整下的契约关系所取代，由法律调整的“信用”，完成了其从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从特殊主义信用到普遍主义信用的过渡。[29]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信用资源必须要和现代市场经济对接，将其改造为一种以契约为基础，以国家和法律为保障的普遍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社会形态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乡土社会转向市民社会，由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债权债务在陌生人之间扩展，熟人社会的人际信用不足以维持，只能依靠制度化、系统化的财产担保和法律强制保障交易信用，从而由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
注释:
[1][英]安东尼·帕格顿：“信任毁灭及其经济后果”，载《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3期。
[2]汪丁丁：“回顾金融革命”，载《经济研究》1997年第12期。
[3]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4][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社科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页。
[5]转引自李心合：“信任问题的财务学思考”，载《财贸问题研究》2001年第3期。
[6][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7]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8][美]福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彭志华译，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30—31页。
[9]蔡章麟：“私法上诚实信用原则及其运用”，载郑玉波主编：《民法总则论文选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889页。
[10]参见江平、程合红：“论信用——从古罗马法到现代社会”，载《东吴法学》2000年第1期。
[11]参见[日]近江幸治：《担保物权法》，祝娅、王卫军、房兆融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12]林钧跃编著：《企业赊销与信用管理》（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3]参见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
[14]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梁涛、申政武、李旺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15][英]大卫·休谟：《人性论》（下册），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1页。
[16]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7]罗马法上债的概念最早源起于对私犯的罚金责任，参见[意]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4页。但只有演化为交易的信用并且由人身拘束醇化为财产责任后，才具有债的意义。
[18]参见[日]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王书江、张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8—17页。
[19][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朱林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20]《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页。
[21][英]约翰×穆勒：《经济学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66年版，第477—478页。
[22]参见[美]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40页。
[23][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24]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页。
[25]：《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页。
[26]参见何怀宏：《良心论》，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54页。
[27][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洪天富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第3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土地财政；社会经济；房地产市场；影响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27-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05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经济发展的加速，地方土地财政模式越来越明显，即地方财政对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严重。土地财政对加快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结合土地财政的起因，探求土地财政与经济发展、房地产市场等影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一、土地财政发展概述
土地财政主要指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获取的相关收入，其主要构成包括地方财政预算外收入中的土地出让收入，地方财政预算内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等土地相关税费，土地抵押贷款和土地招商引资等内容[1]。关于土地财政的起因，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观点主要可归纳为1994年的分税体制改革、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和中国独有的土地制度等三大方面[2]。而关于土地财政带来的影响，大部分学者也是认同其是有利有弊的。从影响的构成来分，主要集中在如下两方面。一是土地财政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其正向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给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财政支持，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相应的负向影响效应则集中在影响投资经济转型升级[3]，强化地方官方政绩考核中社会、环境、文化等效益的缺失等方面。二是主要聚焦在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正向影响主要体现为土地财政可以提供土地整治、土地集约利用和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的资金支持[4]；负向影响表现为诱发地方政府短期土地寻租和土地违法，耕地大量减少；加重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有推动房价之嫌；加深城市与农村资金投入的差距，诱发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以土地征收换取土地城市化的加快，征地农民利益的侵害；土地抵押融资潜伏的金融风险等方面。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大部分学者选用的数据来自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相应的描述内生增长的函数模型[5]，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则多半集中在土地财政与房价的实证研究上面。笔者认为，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和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应该被放置到一个整体系统中来研究，因为社会经济的相关指标与房地产市场同样存在影响关系，其中部分因素可能会通过土地财政的传导作用对房地产市场产生影响。因此，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土地财政与上述两大方面的影响进行理论系统研究。
二、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模型
在上述关于土地财政的概述中提出需要解决土地财政与社会经济、房地产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关系，这些影响变量中有些变量之间同时存在相关和因果关系。因此，需要将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放到一个整体系统中来分析研究。
（一）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衡量社会经济发展速度最常用的指标是人均产出的增长速度，这一点大部分学者都已运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及相应的描述内生增长函数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因此地方土地财政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目前已经取得了共识[6]。描述内生经济增长的模型中提出影响人均产出的因素有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资本数量[7]，人均产出可用人均GDP来衡量，人均资本数量可结合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测度，人均公共支出可与扣除土地相关税收后的一般预算收入和土地财政收入两部分之和建立联系，因此可建立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模型（见图1）。
上述模型中人均公共支出、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数量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人均公共支出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了人均产出，而人均产出在呈现增长的同时也会反作用于人均公共支出，中间的桥梁便是以GDP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府晋升激励机制；同样地，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也影响财政收入，比如土地财政中的土地相关税收。
（二）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
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需两方面来实现的，尤其是房地产市场供应方面。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土地市场垄断制度和土地出让的巨大收益诱发了土地财政不断膨胀的可能，而土地财政最根本的体现就在于土地市场交易的繁盛。在房价高涨的今天，土地仍是众多房地产开发商和外商眼中的肥肉，地价的增长速度在容积率的瓜分下远远追不上房价增长的步伐，各方利益的驱使只会使这个循环似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更何况土地的供应还有存量挖潜和土地征收两种。尤其是土地征收，尽管补偿制度不断改革，但农民的长远利益仍然得不到根本的保障。将土地财政的起因和土地财政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结合起来构建的模型如下图所示。从模型中不难看出，土地财政对房价的影响只不过是目前各项社会经济制度下的一个中间阶段，高房价终究还是社会经济制度综合影响下的产物，控制土地财政对房价的抑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作用。
（三）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影响的系统研究
因社会经济与房地产市场本身也是互相影响的，它们的构成指标之间也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如GDP与房地产需求间的正相关，固定资产投资与房地产供给间的正相关都是存在的，因此上述两方面其实是一个系统中的不同方面而已，将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放在同一个系统中可形成如下模型（见图3）。从图3中可以看出，日益盛行的土地财政模式其实是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各项体制改革和发展的产物，越调控越增长的房价的起因在于体制本身的发展。要调控房地产市场引导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各项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入手。
三、发展对策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对社会经济和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其实都是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系统中不同的方面，土地财政模式以后的发展和完善不妨从改革相关的体制入手。
（一）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
1994年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后，地方固定收入变为主要集中土地相关税收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等方面，而地方财政支出并没有相应减少，因而在表面上形成了所谓“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局面[8]。根据财政部官方网站公布的2011年中国财政基本情况：2011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03874.43亿元，其中中央本级收入占49.4%，地方本级收入占50.6%；中央本级收入中对地方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39921.21亿元，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调节地区财力差距，中西部地区在其中所占比重约为88.7%，中央本级支出仅占全国公共财政支出的15.1%。地方承担的事权中有一部分资金来源于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由此可见，分税体制改革从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上看确实是将以往的部分地方收入集中到了中央，但这部分集中收入的最终流向仍然是用来转移支付给地方，此项改革对适当缓解地区财力差距确实能起到一定帮助，因为从长远眼光来看，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因此，分税体制改革对土地财政模式的出现确实有一定的诱发作用，地方政府要稳定地方财政收入是不争的事实，可分税体制改革的目的却是基于整个国家地区之间综合发展的宏观考虑，与自身利益和着眼的角度也不同，从任何一方来看只要发展是控制在合适度的范围内，其结果便是无可厚非的，关键就在于度的把握。如果想让分税体制改革对土地财政的诱发性得到控制，抵制分税体制改革并不是可取之道，可通过加大中央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转移支付来进一步完善分税后的财政体制[9]，至于控制的关键应该放在地方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度上，关于这一点就需要和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联系起来。
（二）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
从图1可以看出，如果说仅仅只有分税体制改革导致地方政府寻求土地财政得到财政平衡，那么土地财政发展的程度并非不可抑制。因为地方财政支出的方面在一定的GDP发展速度下并非是天文数字，并且均衡发展的市场经济本身能进行自我调节。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绩效并非仅仅只有维持自身财政支出那么简单，地方的发展需要中央的支持同时也面临绩效的考核，而绩效考核的主要指标GDP进一步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见图2）。所以在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地方政府的晋升激励机制双管齐下的强化作用下，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追逐难免愈演愈烈了。要合理抑制上述两方面的强化作用，比较可行的对策就如大多数学者研究的观点一样，完整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体系，适当引入生态、社会以及公众满意等考核指标。
（三）土地制度
土地财政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部分都集中在对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方面，如以土地征收换取土地城市化的加快，征地农民利益的侵害，推高房价等等。如图3所示，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为财政模式的蔓延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目前土地财政的土地根基来自于两种渠道：一是存量挖潜，二是土地征收。不管哪种渠道，政府都掌握了所有权拥有者的垄断地位，尤其是土地征收，虽然政府要向被征地农民支付一定的补偿费用，但相对失地农民以后的生活来讲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土地后期的巨大收益往往掩盖了前期相对松散的约束机制从而给政府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进而对房地产市场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当然，房价的高涨与地方土地财政存在一定的关联，但限制土地财政从而削减土地供给也并不是长远之计，因为房地产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中仍处于主要地位，从图3中可以看出房价作为当前土地相关制度的产物，但是不是由土地制度唯一确定的，作为民生问题政府可考虑继续加大社会保障房的建设和投入，让土地财政更好地发挥作用。关于征地农民的补偿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和热点，农村集体土地制度的改革值得探讨。
总之，土地财政作为当下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要因势利导，促进其发挥更好更完善的效用。
参考文献：
[1][7]吕丹，王钰.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综合经济影响及改革路径分析——基于对大连市土地财政实证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13（1）：84-90.
[2]杨娟娟，孔刘柳.我国土地财政成因的实证研究.财会研究，2013（2）：19-22.
[3][6]王玉波.土地财政的成因与效应及改革研究综述[J].经济问题探索，2013（2）：150-155.
[4]杜新波.加快土地财政转型，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1（6）：20-25.
第4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期货市场；国民经济；价格发现；风险转移
一、引言
我国期货市场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办以来。经历了不平常的发展道路。经过数年的整顿规范，我国期货市场的市场环境、内部结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期货市场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期货市场交易规模近来出现了持续的恢复性增长。
值此期货市场蓬勃发展之机，我们更应该在反思中国期货市场走过的曲折道路的基础上，借鉴国际期货市场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期货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深人地探讨，客观认识我国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揭示期货市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作用。这样才能够为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提供理论上的保障。
二、文献综述
关于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即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层面的理论分析。据其对期货市场经济功能强调重点的不同，研究可分为三大观点：首先是传统的观点，即认为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就是风险转移，如samuelson(1965)首先将商品期货界定为“票据”，然后通过对完全竞争市场均衡价格的两种形式的分析，指出商品期货市场具有稳定价格(价格熨平)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风险分摊(套期保值)的功能。其次是期货市场的流动性理论，working(1962)和telser(1981，1986)认为，就风险转移而言远期比期货更有效。所以期货市场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风险转移，而在于为市场参与者降低交易成本、提供流动性。而williams(1986)则提出了隐性借贷理论。他认为套期保值实质上是一隐性借贷行为，所以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综合上述观点，hieronymus(1993)指出，最接近自由竞争的期货市场，其主要功能在于确定投机价格，提供风险转移机制和建立公平的融资渠道等几方面。
在国内，由于期货市场长期处于试点、整顿阶段，故而关于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探讨一直都未停止，但这些探讨大都集中于宏观层面的实践总结。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常清(1999)提出，应在反思10年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对诸如经济发展与期货市场建设；期货市场建立与市场经济改革；期货市场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期货市场会否制造泡沫经济等有关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讨。陈述云(2001)指出期货市场主要有以下几个作用：(1)有利于商品生产经营者改善内部经营管理，避免价格风险。提高经营效益；(2)为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目标提供价格决策信息；(3)有利于完善市场体系与市场价格形成机制；(4)有利于建立各种金融市场之间的竞争和均衡关系。姜洋(2005)认为稳步发展期货市场有助于确立大宗商品定价话语权，有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有助于推进商业银行转变经营机制，并且有助于健全我国石油安全机制。田源(2005)亦指出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功能，决定了它在全球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能够帮助国家化解市场价格波动的风险，趋利避害，促进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利益。而马文胜(2005)则将新形势下期货市场的功能归结为：(1)宏观功能，包括保护国民经济安全与国家利益、对产业调整起宏观调控作用和联接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等三方面；(2)微观功能，包括价格发现与套期保值和形成良好投资渠道两方面。曹和平(2005)也提出：期货行业是一个能够直接为gdp带来增长的实物性产业。期货市场不仅能够发现价格规避风险，而且由于它自己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价格弹性比其它的银证期保类产业要快，这就使它能够成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剂。
综述国内外有关文献。我们可以发现期货市场作为高级的市场组织形式，具有形成价格进而优化资源配置的根本作用。故而期货市场的基本经济功能就在于：(1)风险转移功能，也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套期保值能够有效的转移价格风险，其实质就是期货市场通过形成合理的风险价格(套保费用)，将现货市场的价格风险在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之间进行有效转移。(2)价格发现功能，也就是由于期货市场具有公开性、预期性和连续性的特征，期货价格能够准确及时地反映当前和未来的市场供求，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在两大基本功能的基础上，期货市场可衍生出一系列具体的派生功能。首先是期货市场的宏观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促进经济增长；(2)平稳经济波动；(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其次是期货市场的微观功能，主要是帮助企业转移价格风险，锁定生产成本，保障经营收益。事实上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作用也就在于此。
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国内外在这方面的探讨很多。但前期文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不足。前期文献的理论探讨多为局部均衡分析或简单经验判断，尚未发现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运用金融经济学基本理论对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进行规范分析的成果；同时全面系统地理论研究期货市场功能发挥状况的具体文献也几近于无。这就说明国内外在这两方面的工作实际尚未展开，而这种状况既与目前国内期货市场高速增长的现状不相适应，更会阻碍未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稳定发展。
所以，下面我们即对期货市场的两个基本经济功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
三、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优化资源配置
这部分的研究我们主要从微观角度人手，讨论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
期货市场没有出现以前，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要承担来自于季节性的变化、自然因素的影响和政治因素的影响的全部价格波动的风险，这种风险会给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失。期货市场出现以后，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可以通过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交易来将价格波动的风险有偿转移给愿意承担风险的投资者。这就是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
我们认为，期货市场通过风险转移功能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这一点可以通过下面的局部均衡分析来证明。
不确定的价格会影响到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行为。对于这一点，理论界早有研究。早在1971年，agnar sandmo就在模型中严格证明了，风险厌恶的厂商在面对不确定的价格的时候会减小自己的产出(sandmo 1971)。但是一旦存在远期市场、期货市场及期权市场等这些可以进行套期保值的金融市场的时候，厂商可以将自己面临的价格风险转移给金融市场中的买方和其他投机。holthausen(1979)及lapan等人(lapan et．a1．1991)也证明了当期货价格与未来现货价格的期望相等时，也就是所谓的期货价格是无偏的时候．厂商的产量与它面对一个等于未来现货价格期望的确定的价格下所选择的产量一样。这也就是说。通过包括期货市场这些金融市场的引入，可以提高厂商的产量(相对没有这些市场时而言)。
在现有的文献的基础上，我们将主要对不存在期货市场和存在期货市场两种情况下风险厌恶的厂商的生产决策研究，以此发现期货市场风险转移功能对市场参与者的福利的影响情况，从而证明期货市场的确能够通过风险转移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优化市场资源配置。
1．无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在这部分中，我们遵循sandmo(1971)的框架，分析没有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我们假设：
(1)厂商处于完全竞争市场。
(2)厂商从其利润中获得效用。其效用函数为一个以
2．存在期货市场时的厂商决策。
此处我们在模型中引入期货市场，并研究这一市场的引入对厂商生产的影响。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这里借用hohhausen的假设，即市场的参与者并不是像现实中那样在期货合约到期之前平仓，而是持有期货合约一直到期并履行合约。因此，实际上这里讨论的更像是远期市场。但是只要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之间的无套利关系能够始终成立，这里的分析就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真实期货市场的状况。
假设厂商在期货市场上有总量为h的套期保值头寸。期货合约的当期价格为f，未来价格为b。则厂商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写为
由(10)式可以得出结论：当存在期货市场时，厂商的生产决策只受期货价格b的影响。当期货的价格等于未来现货市场的价格的期望时(b=e[p]=μ)，厂商的行为与完全竞争条件下面对确定价格时的行为一样，即 而厂商的风险厌恶程度仅仅影响厂商在期货市场的头寸。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的情况，期货市场的引入能提高厂商的产量( )，达到资源配置优化的产量。
进一步，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低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此时期货市场的引入是否会增加厂商的产量(相对于没有期货市场，而价格又是不确定的情况)，是不确定的。具体要依期货价格而定。而当期货的价格b>μ时，厂商的产出高于价格为确定时的产出。这就说明，如果期货市场非有效，则其对现货市场乃至资源配置的作用很可能是负面的。
基于微观角度，我们发现在不确定的情形下，有效率的期货市场确实能够弥补现货市场的不足。即其通过转移厂商面对的价格风险，促使风险厌恶的厂商做出有效率的产量决策，从而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
四、期货市场通过价格发现功能促进经济增长
下面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期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作用。
作为期货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所谓价格发现是指在期货市场上通过公平竞争、高度透明和集中交易的方式所形成的，最接近市场真实需要，能够反映当前和未来供求关系，指导现实生产和经营的价格水平。
由于现货价格在形成过程中的时滞性、分散性和更重要的信息不对称性，其价格的真实性受到严重影响。以其作为市场信号，就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形成高昂的交易成本。而由于规则公平，买家和卖家众多，期货市场积聚了各方面广泛信息。由此信息集中过滤所形成的期货价格，必然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及其未来价格变动趋势，形成正确的价格信号。这样通过期货市场的价格发现，就显著地降低了相关商品的交易成本，促进了商品的交易乃至经济的发展。
事实上，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根本作用就是显著降低商品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增长。
williams(1986)则从另一角度论证了期货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作用。他指出原则上任何一种商品和服务都应有一个市场，但为了降低整个交易成本，市场的数目应在满易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有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必要在有形的市场中交易，而可以在隐性市场上进行交易。两个有形的市场交易一般就可以衍生出一个隐性(市场)交易。事实上现货市场、期货市场和借贷市场就是这样相互联系的。所谓套期保值，就是期货交易和现货交易的结合，其实质包含着一种隐性的商品借贷交易。所以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期货市场是一种隐性借贷市场。故而期货市场的重要作用应是规避信用风险，减低交易成本。
下面我们采用yang和borland(1991)建立的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研究期货市场是如何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经济增长的。
由上可见，交易条件越好，交易成本越低，则分工的演进就越快，专业化经济优势就越强，从而经济增长也就越快。
而期货市场恰恰就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可以延续上述思路具体分析一下：
在t=o时，分工水平很低，每种贸易品均有多个生产者。因而购买者可以选择其中任一，即使购买者在这一生产领域已停止人力资本积累。所以此时存在一个瓦尔拉斯机制。然而可以证明，由于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经济可能演进到极端分工的状态：每种产品只有极少生产者，每个人作为他的专业产品的出售者就是一个垄断者，而作为其它产品的购买者，相对其中的生产者而言是没有竞争力的(因为此人已停止在此领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t很大时，存在一个对称的多边垄断机制，垄断造成的机会主义行为产生了阻止专业化经济优势被充分利用的内生交易成本，从而影响了经济增长。
而以期货市场为代表的长期合约制度安排，可用于限制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如前假设，所有交易都是通过一个合约系统和一个期货市场来进行谈判。在t=o时期的一个瓦尔拉斯机制决定所有的长期合约。这些长期合约不能在以后重新谈判。t=-o时期任何人都没有生产活动的经验，因而人们事前完全相同并无“专家”与“外行”之分。因为所有的交易通过合约系统被在t=o时期运作的期货市场完全决定，因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者会从熟能生巧中获得垄断权力，但在合约签订之时还没有垄断权力存在。与所有人的理性预期假设结合，t=o期的瓦尔拉斯机制是可行的。因此期货市场的功能就是消除由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内生交易成本。如果没有期货市场，由熟能生巧和专业化经济引致的机会主义行为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根据新兴古典动态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我们发现期货市场能够降低经济体系的内生交易成本，促进社会分工水平的提高，最终促进经济增长。
第5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档案法》颁布十多年来，使档案管理工作在法律上有了保证，档案管理工作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很在提高，但由于有的单位对《档案法》的学习宣传不够，目前仍存在档案意识簿弱，归档难等现象。针对这种现象，我们要加大的《档案法》的学习宣传力度，首先是领导重视，领导重视是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关键。原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早在1956年9月提出:“全党同志都来帮助档案工作的建设，各级党委要对档案工作给以经常地检查和监督，把我国的档案事业和档案科学逐步提高到足以适应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的水平。”各级领导都应把档案管理工作真正纳人本单位的议事日程;其次，经常组织职工学习贯彻《档案法》，加深对档案法规的理解，提高全员的档案意识，严格按照“三纳入”、“四同步”来搞好本单位(部门)档案管理工作。
二、档案管理工作要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
档案管理工作必须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不断增补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档案管理制度。根据我们的实践经验，单位的计划财务部门、技术管理部门与档案管理部门要相互协调，在项目协议合同中要有明确的归档内容和时间，并预留归档保证金。对没有归档的成果、产品不算合同的完成，不予结算。这一措施从现在许多工程项目中执行情况来看效果比较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归档难问题。
三、档案工作人员自身业务素质要提高。
解决归档难，除各级领导、技术人员重视外，档案工作人员自身业务素质、奉献精神尤为重要。不能有守株待兔的思想，不能你交什么，我收什么，玉石不分。要充分认识归档和保存，既是文件向档案转化的程序和条件，又是文件转化为档案的一般标志和界限。要做到腿勤、口勤、手勤，要有适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做好档案工作的能力，经常深人科研生产活动中去，掌握文件材料的形成内容和积累规律、才能更好地起到监督、指导、检查工作，做好归档工作。
第6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1我国财经环境现状
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经工作为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因而具有十分关键的战略地位。如果财经工作无法适应当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就会限制经济的发展。从宏观上来看，我国的经济环境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撑。经济环境水平的提升需要经济管理理念的支持，只有借助良好的财经工作，才可以保障经济管理的顺利进行。企业管理也需要财经工作的约束，通过制度化的管理使企业在合法的前提下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当下财经环境急需提升财经工作的水平，以保障经济环境的平稳运行。一方面，提升我国财经工作的水平，可以为经济政策的推行提供支持。财经工作的开展与经济政策相辅相成，借助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性可以有效地提升财经工作的执行力，而财经工作的推行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国家经济政策的实行。另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的建立也需要财经工作的支持。只有处在健康的法制环境下，经济发展才能顺利进行，财经工作才能得以发展。
2市场经济环境中财经问题
2.1缺乏整体规划
当下我国经济环境比较复杂，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为财经工作的发展提供机遇；另一方面，经济环境缺少整体性的规划，导致财经工作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挑战。财经工作的规划应当与实际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但是不同经济领域、层面的环境比较复杂，难以协调。而财经部门职责的发挥，也离不开财经整体规划。但是在制定财经规划的时候，往往不能真正结合实际情况确定，造成一些内容存在重复，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2.2存在制度漏洞
财经工作的进行离不开制度的约束，特别是有关财政转移的制度等，与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当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现有的财经制度不能与经济环境相适应。一些违法犯罪行为侵占了大量的资金，却不会受到财经制度的约束，这一点对我国当下财经工作的发展尤为不利。
2.3忽略了公共服务
随着财经工作的不断发展，政府也逐渐加大了对财经工作的关注。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财经管理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也别是忽视了对公共事业的服务效果。对于一些公共建设、运转需要的资金，投入较少，到位效率较低，管理也十分薄弱，导致这部分工作难以顺利进行，且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作为经历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财经工作应当关注公共服务管理机制，保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监管，以确保资金到位后发挥应有的作用，从而有效地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发挥财经工作在公共服务领域应有的作用。
2.4缺少区域互惠
财经工作的发展也会收到地域的影响，不同区域为了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往往会过分关注本区域的经济环境与财经问题。但是经济的发展与财经工作的实施，不仅仅在区域内就能够实现，更重要的是需要将区域联合起来，实现互惠互利。只有摒弃了地方保护主义，重视联合与合作，保障双方或是多方的经济利益，才能将区域经济逐渐扩展，从而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但是当下的各个区域往往只关注本身的利益，在区域内部奉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能与其他区域之间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关系，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受到制约。
3应对财经问题的有效对策
3.1完善财经工作规划
只有保障财经工作的平稳进行，才能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因此，应当对当下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形势进行仔细地分析，从而制定出科学合理的财经工作规划，并结合规划实施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使其不断完善。同时，还需要保障财经工作规划的客观性与标准性，以确保与财经有关的各个部门能够严格按照规划的指导完成工作。这样一来就有效地避免各个部门无法明确自身任务的问题，也有助于不同经济领域顺利完成财经工作。
3.2加大财政支付转移力度
在财经领域内负责对效果进行调查的有关部门应当在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形式的基础上，目前我国地区间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更好地体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平性，将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结构逐步调整到合适的比例；不断完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的测算方法，确保一般性转移支付分配的公平性，建议集中力量清理整合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大幅度压缩和减少项目数量；有关部门要增强全局和服务观念，克服部门本位观念，加强沟通合作，共同做好专项转移支付工作。逐渐提升对财政支付转移的关注，通过积极推行与财政支付转移有关的政策与条例，使支付转移速度得到有效地提升，充分发挥财政部门在调节经济中的作用，促进经济朝着活跃的方向发展。另外，在对支付转移政策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应当充分了解相关领域的经济知识，确保财经工作的质量。此外，还应当重视法律法规对财政工作的支持，以法律的形式对财政支付转移进行硬性的要求，以提升其执行效率和力度，在减少冗余支付名目的同时，保障资金的合理使用，从而有效地规范经济市场。
3.3保障均衡发展
财经工作水平的提升，会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在这个过程中，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也会有所提升。而只有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获得了提升，才能反过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良性发展，并不断完善以适应变化的经济形势。一方面应当加大对公共服务事业的投资，确保充足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应当重点抓资金到位的速度，确保专款专用，避免资金的滞留，使其尽快在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作用。在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的同时，社会各个方面都会为经济环境提供更好的支持，因此在关注财经工作的同时，重视公共服务十分关键。
3.4推动经济区域互惠
针对一些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违规进行的地方保护政策，严重阻碍的经济的发展。从短期来看地方保护主义似乎对本地区经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区域性的合作从利用资源互补、人文差异互补、地理优势互补等合作共赢方面考虑，区域化合作带来的经济效益、人文方面的进步等远远超出本地区独立发展的所带来的增加值。因此，财经工作应当重视地方保护主义，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有针对性提出一些对策，以避免地方保护注意区域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应当制定相应的财经计划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指导，特别是在地方的营销观念、方式、模式等方面，要使区域认识到地方保护注意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同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互利互惠，在与其他区域合作的过程中，使经济更加活跃，为区域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
4结束语
第7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一)中国影子银行的产生根源及影响机理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2011年已经对影子银行进行了较为明确的定义,即“游离于传统银行体系之外的、不受金融当局监管或监管程度较低的信用中介体系”.由于各个国家金融结构、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监管环境的差异,影子银行在每个国家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美欧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影子银行大都是证券化主导下的金融衍生工具,Gorton和Metrick(2010)认为美国的影子银行是由货币市场基金、回购协议、资产证券化以及更为复杂的结构性金融工具组成的混合体系[1];Tucker(2010)等也指出欧洲影子银行体系主要包括证券化交易活动以及对冲基金等投资基金[2].而中国影子银行则是在利率管制、金融创新匮乏的背景下产生的,主要体现为信贷中介主导模式下的信托类理财产品及民间借贷,而且国内学者对影子银行的界定口径和范围也不尽相同.巴曙松(2013)把中国的影子银行界定成四个口径,其中最窄口径包括银行理财业务和信托公司,而把正规信贷渠道以外的融资视为最宽口径[3].沈悦(2013)则把影子银行划分为内部影子银行和外部影子银行,其中银信合作、委托贷款、未贴现银票属于内部影子银行的范畴,其资金来源与传统商业银行相似;而外部影子银行涵盖了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担保公司等)以及民间金融(网贷、民间借贷)等形式[4].金融市场化程度及概念界定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了我国影子银行的内生逻辑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我国影子银行是利率管制环境中产生的与传统商业银行并行的双轨金融体制,是金融二元结构背景下融资多元化的具体体现,既带有经济内生的合理性和制度烙印,又是我国实现利率市场化目标进程中资金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1．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本原因,影子银行的发展影响利率市场化进程.我国一直实行管制下的利率双轨制,正规金融领域的利率受到严格管制并且只能在相对狭窄的区间内浮动,而在现行的经济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远远小于需求,这样就使市场利率高于正规商业银行的利率,造成体制内外资金价格存在明显的“价差”,从而促使体制内货币资金源源不断向体制外影子银行体系流入.在现阶段社会融资存在巨大缺口的前提下,资金的供给方必然要求更高的资金回报率,而影子银行可以把正规金融的管制利率进行市场化的浮动,提供一个比传统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更高的收益率,从而改变居民的储蓄行为,导致储蓄存款大量脱离正规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影子银行提供了巨额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影子银行的发展使参与金融市场的经济主体增多并且丰富了金融产品,各种收益率采用了市场化的运行模式和定价机制,使得资金借贷双方有了依据供求状况进行定价的权利,这样就打破了政府对利率管制的约束,是我国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的有效实践.因此,影子银行既反映了利率市场化的需求,客观上又影响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2．我国影子银行是实体经济由于特定条件限制导致融资需求无法满足下的市场选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类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众多中小企业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同时,利率管制的存在使得资金成本过低,从而导致正规商业银行体系外的资金需求愈发旺盛,进而为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提供了内生动力.另一方面,在金融二元结构格局及信贷配给的背景下,货币资金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配置不均,信贷资源往往投向那些有保障且有偿还能力的国企等大型企业,而中小企业等大量经济主体无法通过正规商业银行体系的信贷渠道获得所需资金,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体系;而且,现阶段我国正规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很少参与到金融市场,导致其无法及时按实体经济需求把储蓄转换为有效投资,这样就促进了我国影子银行的爆发式发展,大量资金“跳”出了正规商业银行体系,弥补了中小企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的巨大缺口.因此,我国影子银行的出现是满足实体经济内生性资金需求的客观要求,实体经济融资缺口的存在为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而影子银行在相当程度上也缓解了实体经济融资困境.“壳资源优势”使上市公司和国企把资金投入民间借贷等影子银行体系从而逐渐退出实体产业的经营,通过资金的买卖来牟取高额利润,长期如此容易导致产业空心化,使实体经济遭受重创;另外,影子银行的高利率对中小企业来说就意味着高额的借贷成本和生产成本,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不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因此,影子银行庞大的资产规模和广泛的金融影响使其与经济系统联系密切,现阶段对影子银行的研究对于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以及提升实体经济景气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文献综述1．从利率角度看,由于欧美发达国家大都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不存在利率管制,所以研究影子银行和利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较少,而中国则不同.龙建成(2013)研究了利率变动和影子银行之间的关系,认为利率变动影响着影子银行的规模,而影子银行也可以影响到短期贷款利率[5].刘澜飚(2013)指出正规金融体系存在利率管制是我国影子银行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应提高利率水平以缓解大规模银行资金涌入影子银行系统进行套利的状况[6];而解凤敏(2014)也得到相似结论,认为影子银行是我国存在金融二元结构和利率管制背景下,金融主体为规避管制而进行金融创新的结果[7].2．从实体经济融资和经济增长的角度看,蓝虹和穆争社(2014)、Feng和Wang(2011)指出,影子银行作为由银行表外活动诱发的一种金融创新,虽然其需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整体上看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显著的作用[8][9].Schwarts(2012)、Claessens(2012)也认为影子银行发挥了不同于传统银行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中介功能,提高了金融和经济效率,从经济学角度看是有益的[10][11].陈剑(2012)、王晓枫(2014)在影子银行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得到相似结论,认为整体上影子银行对经济增长是有促进效应的,而经济增长也显著影响了影子银行的发展,但影子银行短期内的波动性也给经济增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12][13].颜永嘉(2014)认为影子银行对满足社会融资需求、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的支持,但同时也孕育了相当大的风险隐患[14].封思贤(2014)指出影子银行发展初期通过灵活的创新机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样化融资需求,所以应从改善中小企业融资及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等角度鼓励影子银行创新业务[15].综上所述,关于影子银行对利率变动、实体经济影响的现有观点比较零碎,大都局限于理论框架而缺乏严谨的实证研究,鲜有学者将三者同时纳入一个整体进行系统性研究,而且以往研究中多使用的诸如VAR模型等实证方法无法反映出变量间的当期关系.为克服以上相关研究的不足,本文以影子银行规模、利率水平以及实体经济相关指标为分析对象,尝试采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系统揭示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进程、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联系.
二、模型设定、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说明本文选取的主要研究变量包括影子银行规模变量、利率市场化变量以及实体经济发展变量等,采用从2012年1月到2014年6月的月度数据.本文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1．影子银行规模.由于影子银行活动难以直接观察以及信息不透明导致相关数据的可得性差,现有研究大多通过间接的方法来测算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比如部分学者借鉴李建军(2010)“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换”的研究成果来估算我国目前的影子银行规模[16];还有一部分学者用部分可以观测到相关数据的影子银行规模来代替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测算结果由于测算口径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前文对我国影子银行进行定义和分类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影子银行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融资,主要参与者是传统商业银行(主要指内部影子银行业务),而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以及未贴现票据融资又占据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大部分,且这些业务信息披露机制比较完善,相关数据已经被纳入到监管范畴,所以本文采用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未贴现票据融资的月度数据之和来代表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用SB表示.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2．利率市场化程度.本文采取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月加权平均利率Shibor来衡量我国利率管制或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记作RATE,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3．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变量.在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程度时,大部分学者是用GDP增长率作为观测指标,也有部分学者选取官方公布的PMI指数来衡量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本文认为,我国影子银行体系中流入实体经济领域的大部分资金最终流向了中小企业,官方PMI指数主要以国企等大中型企业为调查对象,而汇丰PMI指数的调查对象主要以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为主.相比较,本文选取了汇丰PMI指数这一指标作为反映影子银行所引起的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记作PMI,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金融信息网.4．控制变量.影子银行规模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所以本文采用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作为控制变量,记作LOAN,相关数据来自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为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以及减弱数据的波动,本文对所有的原始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然后对所有变量作一阶差分处理(对数的一阶差分可解释为百分比变化),分别记作dLNSB、dLNRATE、dLNPMI、dLNLOAN.
(二)模型设定及说明虽然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在分析多变量之间相互影响关系时得到的结果对实际经济行为解释比较合理,但是其存在着明显缺陷,即将变量间的当期关系隐藏在随机干扰项中无法显示并且存在估计参数过多的问题,而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是在VAR的基础上考虑了各变量之间的当期关系,因而对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具有更强的解释能力,并且通过加入结构性的约束来减少模型的待估参数,因此在分析时间序列之间相互影响方面更容易被广泛接受.鉴于此,本文选用SVAR模型来分析影子银行规模、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之间的关系.含有多变量的p阶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p)可表达。这里,本文可以将公式(1)转化为更一般的“AB模型”,即Aεt＝But,其中εt为结构扰动项ut的线性组合,是一种复合冲击;另外,应从相关经济理论或估计结果出发来对矩阵A和B的系数设置约束条件,本文按照乔利斯基(Cholesky)分解的思路对此SVAR模型设置短期约束,即把A矩阵设置为下三角矩阵并且主对角线元素全为1,而把B矩阵设置为单位矩阵.又因为所有变量数据平稳是建立SVAR模型的前提条件,因此,本文首先借助于软件Stata12．0对变量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来分析所有变量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在1％显著水平上,相关的4个变量都拒绝了原假设,不存在单位根即是平稳的.另外,要选择该S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AIC准则,此S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4阶.
(三)实证结果分析在分析SVAR模型时,应该重点关注如何使用脉冲响应函数(IRF)来刻画当一个误差项变化时或者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绘制出脉冲响应图来分析影子银行扰动项冲击的系统影响和影子银行对各扰动项冲击的动态响应.1．图1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影子银行规模dLNSB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在此作用下会立即上升,此正向效应在第1期时达到最大值,之后这种正向效应逐渐减弱,虽然在第3期和第4期之间略有回升,但是从第4期后下滑趋势明显,很快出现了负效应并在第5期达到了最低值,在这之后负效应逐渐减小并趋于平稳.可以看出,dLNSB的冲击对dLNPMI的变化有着明显的影响,但影响是不稳定的,波动较大.由此说明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向负向作用.究其原因,影子银行作为传统商业银行的补充以及社会融资的重要渠道,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短期内的融资需求,所以短期能够提升实体经济发展景气程度;但由于影子银行相对于传统融资渠道来说存在较大的潜在风险,会影响到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稳定,并且国企等大型企业凭借“壳资源优势”以较低利率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资金,转而以影子银行身份向中小企业提供高利率的资金,这样传统正规银行、国有大企业及影子银行全进入到资金套利链条中,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小企业活力,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从影子银行融资的高利率成本负担越来越重,使得实体经济后期的发展难以为继,从而导致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正向作用逐渐消失并转为负面影响.2．图2的脉冲响应图表明,当在本期实体经济景气程度dLNPMI受到一个正冲击后,影子银行规模dLNSB开始大幅上升并且在第2期上升到最大值,随后这种正效应迅速减弱,在第3期达到了负效应的最大值,以后各期时有震荡,直到第8期仍有冲击效应存在.这表明,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影子银行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的融资需求是短期内影子银行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说明短期内影子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具有经济内生合理性;而在后期,随着实体经济景气度提高,国家货币政策会比较宽松,这样更多的银行信贷资金会流入实体经济领域,再之实体经济自身经营资金周转顺畅,这些原因可能会导致实体经济对影子银行资金需求的降低.从以上两个脉冲响应图中可以看到,虽然影子银行体系规模与经济增长是相互影响的,但从图中的走势可看出,经济增长对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影响更大.3．在图3中,给予影子银行变量dLNSB一个正冲击,对利率变量dLNRATE产生了一个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内部影子银行业务的信用扩张机制使得市场的信贷供给量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大的结果,但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转变为正效应,这种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收益诱使投资者主动分流银行存款,大量资金脱离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这就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在第3期以后,影子银行对利率的冲击效应不断震荡但会逐渐减弱,可以看出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日趋完善,影子银行规模对正规银行体系利率变动的作用会越来越小.4．如图4所示,给予利率dLNRATE一个正向冲击,对影子银行规模dLNSB起到短暂的负效应,这可能是当正规银行体系的利率升高后,人们会增加银行储蓄,从而流入影子银行体系的资金就会相对减少一些.不过这种负效应会迅速消失并且正向作用在第2期达到最大值,一直持续到第3期,原因是银行利率的提高意味着货币政策的紧缩从而导致实体经济资金面日益趋紧,这时很需要影子银行规模的扩大来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之后利率对影子银行的正效应不断减小并在第4期达到负效应的最低值,这可能是影子银行的迅速发展及所带来的风险使得货币政策对货币供给量的调控不到位,从而促使监管当局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和控制.随后冲击效应上下震荡但幅度变小,持续到第8期,这说明利率变动对影子银行的影响具有长期性.
三、结论及政策启示
在界定我国影子银行概念并阐述其产生的根源和影响机理基础上,本文利用相关月份数据,通过构建SVAR模型从实证分析角度检验了我国影子银行与利率市场化、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之间的影响关系,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1．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是在我国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金融创新不足的环境下规避金融监管、实施监管套利的产物,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资金供求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影子银行所带来的一系列市场化定价的金融创新工具,突破了原有的资金价格管制,迫使传统的正规银行体系放松利率管制,提高利率水平,客观上推进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2．影子银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利有弊.影子银行的发展在短期内对我国实体经济景气程度有积极推升作用,但影响不稳定、波动较大,这是因为影子银行的高利率(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了大量资金逃离了实体经济从而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并且增加了中小企业等实体经济的经营风险,对拉升实体经济发展的景气程度起到了负面作用.另外,从图2的脉冲响应中可以看出,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景气程度的提升对影子银行的发展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众多经济实体的融资需求多元化,这反映出我国影子银行的发展具有实体经济内生合理性,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影子银行具有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特征.
第8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府行为
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
首先，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明显提高，经济上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深化。加上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的相对距离明显缩小，市场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也得到不断加强。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市场交易的国家化趋势明显加强，中国市场经济与整个国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机遇更多的同时，市场的不确定性明显提高；其次，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市场交易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一国范围之内，市场竞争也在全球展开。
其次，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明显提高。世贸组织成立以来，各个组织成员国纷纷降低税收标准，放宽对国际产品和资本的准入门槛，国家外汇管制被普遍取消，为国际贸易的展开提供了极大便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配置成为可能。市场经济的自由化主要表现为利率自由化、合资经营、业务范围自由化、金融机会准入自由、资本市场流动自由等；一些区域性或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积极推进零关税政策，例如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再比如近几年逐步兴起的TPP，都是市场经济自由化的体现。我国也积极顺应历史趋势提高市场经济自由化水平，先后设立上海自贸区、厦门自贸区等，与东盟十国开展零关税通商口岸试点。
还有，市场经济工作日益工程化。狭义上来讲，市场经济工程是依托数字化计算及通讯设备，依托现有的基础性市场信息，对当前的市场环境进行全面的分析研判、分解组合，为政府的经济行为提供数据参考。广义上讲，市场经济工作工程化趋势指工程化手段在解决市场经济问题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了市场经济对策设计的工程化以外，还有市场产品价格制定管控工程化、市场产品交易策略设计工程化、市场风险管理的工程化，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市场经济工作工程化。
最后，现代金融市场变化明显，金融产品的证券化，甚至基金化趋势明显。金融产品的证券化是指个人或政府可以把住房、汽车、租赁的债权等作为担保，进行抵押证券的发放，以求得相应的投资者购买，或是有政府发行债券来募集资本，直接为政府生产进行融资。然而在现达国家，金融市场基金化趋势正不断加速，例如信托产品正凭借其灵活、便捷、覆盖面广、类型多样的优势快速兴起，一些证券产品已经被基金产品所取代，在我国，基金产品也在近年快速兴起。网络金融正逐步取代实体性金融交易成为未来金融工作的主流。
二、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对政府行为的全新要求
1、利用EPR等现代信息化手段拓宽政府市场信息来源
首先，政府需要全面准确的市场信息来源支持市场经济工作。现代市场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因此未来的政府经济管理工作者在专业化知识之外，还要具备全球化眼光；另外说到市场经济的本质，其实是各种资源在市场化条件下的配置，现代全球市场经济影响因素众多，国际政治环境、国家政策、甚至社会舆论形势都对市场经济有着巨大影响，市场形势瞬息万变，能否掌握市场相关领域信息直接关系到政府经济管理工作能否及时把握市场经济脉搏，预测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从而及早做出决策，及时把握市场经济机遇，规避金融风险。因此未来政府的经济工作绝不是仅仅掌握某一方面的市场信息就可以的，必须具有丰富全面的市场经济信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环境瞬息万变，能否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动态是政府能否把握机遇、规避风险的关键，直接关系到政府经济工作成败。EPR可以及时统计市场各项基本数据，帮助政府分析市场供求关系变化，金融市场涨落变化，从而更加及时合理的制定对策，减少因政府与市场信息不畅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与风险。例如在我国2013年大蒜价格猛涨之后，不少农民纷纷选择种植大蒜，而忽视了大蒜市场基本稳定的需求，从而导致自2014年起大量大蒜积压，不少种蒜大户纷纷破产……近年来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农产品领域也很常见。这都是由于农业规模扩大与农民对市场信息掌握不对称所造成的。反观美国，农业市场就比我国要稳定的多，许多农场主会聘请专业会计财务管理人员利用EPR技术对市场信息及农场内部资源数据进行时实掌握，及时把握农产品市场信息动态，科学理性地对资源进行合理化配置。农产品大都作为生活必需品，相比其他产品市场变化比较平稳，然而EPR对农产品市场把握已经显得如此重要，对于其他市场变动更大的产品，EPR所提供的市场数据支持，其重要作用可见一斑。
然而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种资源流动速度加快，金融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等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强。而对于企业特别是大型上市企业，内部资源流动速度也明显加快。这对于如何根据外部市场信息变化进行快速科学决策，合理配置资源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也对政府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处理能力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传统紧靠人工的模式显然已经难以满足企业发展需要，而EPR强大的数据搜集、整合、分析、共享能力正是企业所需要的。例如当年太子龙股份有限公司和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英国坦峡公司合作就是企业运用EPR把握市场机遇的成功案例。
2、政府要充分借助财政手段、货币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调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由其自身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所决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单纯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目的不是在于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而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市场因为其自发性，具有盲目性和风险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就在于避免市场的这种盲目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性。市场经济环境下，由于生产者依据市场信息调整生产行为，所以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容易出现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问题，甚至造成经济危机。一般来讲，政府的宏观调控通常依赖一定的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财政手段主要通过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来实现，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等手段减少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从而抑制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时期的政府财政政策则与之相反，通过减少财政收入、增加财政支出来增加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从而鼓励消费，刺激经济发展。财政政策之外还有货币政策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托手段。货币手段一般通过利率、银行准备金率等实现，通货紧缩时期，政府通过降低利率、降低银行准备金率来增加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量，从而刺激消费；通货膨胀时期，政府通过提高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来加速资金回笼，避免经济过热。
3、政府要充分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尊重市场规律
就我国现在的经济状况而言，政府一般都能够对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进行宏观调控，但问题往往不是出在政府不干预而是干预过多。所以针对我国目前的情况，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行为更要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性地位，充分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减少政府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必要干预，充分调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的发展积极性和活跃因素。另外要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政府要严格依法办事，依规办事，杜绝个人权威凌驾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之上，杜绝以个人意志而不是科学规律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三、总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总结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新的经济形势下，各级政府要牢牢把握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全面认识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深刻认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对政府行为的全新要求，利用EPR等现代信息化手段拓宽政府市场信息来源，充分借助财政手段、货币手段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调控，同时还要充分尊重市场的主体地位、尊重市场规律，从而促进我国经济良性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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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市场经济研究范文
关键词：入境旅游；亲景度；竞争态；安徽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3.015
我国的旅游业长时期保持7%的年均增长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今天，旅游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而入境旅游作为我国三大旅游市场之一，可以促进旅游外汇收入的增长，促进旅游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也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形象和声誉，促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对旅游业发展的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市场形势错综复杂，入境旅游市场下行压力增大，整体出现小幅下降，但降幅逐步收窄，市场结构进一步优化。在当前旅游业的形势下，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促进安徽省入境旅游不断发展，并保持省内旅游市场份额快速增长，是安徽入境旅游市场面临的重大挑战。
1 安徽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分析
安徽入境客源市场竞争态势由波士顿矩阵中引入，指在安徽入境各客源国在市场占有率（αi）和市场增长率（βi）双指标共同作用下所表现出来的态势，记为：Ωi（αi，βi），计算公式为：αi=（Xi/∑ni=1Xi）×100%，βi=（Xi-Xi-1Xi-1）×100%。其中，Xi表示特定时间段某客源国I到安徽旅游的人数，∑ni=1Xi表示特定时间段11个国家到安徽旅游人数总和，Xi-1表示该国上一年到安徽旅游人数；αi为市场占有率，可以衡量某国在安徽入境旅游市场的竞争力，βi为市场增长率，可以判断某国在安徽入境旅游发展潜力。两个指标工作作用，表示为Ωi（αi，βi），Ωi点在二维坐标系中存在唯一对应点，这个点可以衡量竞争力及发展潜力。依据客源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率，可以为安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划分标准（m，n），那么可以把旅游客源市场竞争态分成四种类型：幼童市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瘦狗市场。四大市场类型划分标准如下：
幼童市场（αin），基本特征为低占有率，高增长率，可以成为新力量发展，但是未来是不确定 ；
明星市场（αi≥m，βi>n），基本特征为占有率和增长率双高，是安徽入境最大且最重要的客源市场；
金牛市场（αi≥m，βi
瘦狗市场（αi
本文的（m，n）值是以安徽入境旅游客源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平均值为基础，根据Ωi（αi，βi）在坐标图中的分布特征进行适当地修正而得。
2 安徽入境旅游主要客源国竞争态分析
根据上面计算公式得出安徽省国外客源市场各细分市场的市场占有率和市场增长率，见表1。由6年的相关数据并结合（m，n）的取值进行各客源国的竞争态划分，各客源市场的竞争态表现见表2。
首先，从整体来看，安徽入境客源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为主，很少有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但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在不断增加。韩国、日本和美国是安徽入境旅游市场的三大主要客源国，多表现为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但这3国市场占有率合计超过50%，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安徽入境旅游经营业务的风险。2009、2010年金牛市场是韩国、日本，没有明星市场。2011年韩国上升为明星市场，日本则还保持为金牛市场，而美国由于增长率较高，变为幼童市场。欧洲市场在保持高增长率之后，在2011年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都变为瘦狗市场。2012-2014年，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基本保持不变，而其他东南亚国家、欧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市场占有率一直较低，且市场增长率摇摆不定，忽高忽低，波动幅度较大，受国际和政治环境影响较大，极不稳定，表现为在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之间来动。
其次，从几个主要客源国竞争态年际转移的大致情况看。韩国：金牛市场金牛市场明星市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明星市场，明星市场已经成为较为稳定的市场，市场占有率高，但增长率处于波动状态，目前已是安徽最大的客源国，整体表现为繁荣趋势；日本：一直是金牛市场，市场占有率较高，但增长率在2011年之后出现下降趋势，甚至负增长，这可能是受中日“”事件的影响；美国：瘦狗市场瘦狗市场幼童市场明星市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除2014年，增长率一直很高，使其市场占有率一直在增长，最后也由瘦狗市场发展成金牛市场，虽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旅游输出国之一，近几年来安徽的游客明显增加，已经成为第二大客源国，总体表现为繁荣趋势；欧洲市场、东南亚市场、澳大利亚市场以及俄罗斯市场：大都表现为瘦狗市场或幼童市场，年际变化大。欧洲市场近几年可能是受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而澳大利亚、俄罗斯以及东南亚市场（除新加坡外）一直是安徽的次要客源市场，可能是由于受地理上离安徽旅游目的地较远，安徽对其吸引力不够，以及自身经济条件限制的影响。
3 建议和对策
通过分析安徽入境客源市场竞争状态，深入掌握安徽省旅游的入境旅游市场，提高安徽入境旅游市场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据此可以将安徽入境旅游市场分为4类：重点客源市场、主要客源市场、潜在客源市场、机会客源市场。
韩国、日本和美国是安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市场。市场占有率之和在50%之上，竞争态都属于明星市场或金牛市场。安徽入境旅游发展最重要的是加强对该3国的宣传和推广，使之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主要客源市场是法国、英国、德国和新加坡，这些国家增长率较快，但受外界影响较大，波动幅度大，发展前景被省内看好。
潜在客源市场为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美洲的加拿大以及澳洲的澳大利亚，这5国在安徽入境客源市场竞争态不理想。针对这些国家，安徽省可以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宣传和促销，利用其地缘关系等优势，增加入境旅游人数。
机会客源市场为俄罗斯，由于地理位置优势不明显，俄罗斯竞争态势较差。
近年来，安徽入境旅游业发展取得较大成就，入境旅游人数逐年增多，但对于主要客源国家依赖程度过高，经营风险大，对安徽省旅游业发展不利。为进一步开拓安徽深入境旅游市场，应实施多元化的国际市场开拓策略，吸引更多的各大洲经济发达的国家使之成为安徽省的主要客源国。开展针对性的境外促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培育壮大入境旅游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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