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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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文|《小康》杂志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 鄂璠

中央电视台关于“你幸福吗？”的系列采访引发了关于“幸福”的全民讨论热潮，“我姓曾”这神一样的回复成为公众津津乐道的话题。于是，有人开始反思，为何一些人会给出自嘲式的回答？究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公众的幸福感？

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等分布。经过对调查结果和国家有关部门的监测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得出2011～2012年度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为80.1，比上年提升0.2个百分点。

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评价主要涉及到身心状况满意度、家庭生活满意度、社会关系满意度、生活质量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等5个方面，它们在本年度的指数分别为75.7、85.5、82.3、84.0、72.8，均比上年度有所提高。

在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健康和婚姻排在前三位。

六成受访者感觉现在“幸福”

在当今中国，幸福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幸福，才是一切行为的终极价值和目标。从去年各地召开的地方两会开始，多个地区纷纷提出将提升百姓的幸福感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

总体而言，中国人会感觉生活幸福吗？“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过半受访者（50.9%）感觉“比较幸福”，9.7%的受访者感觉“非常幸福”；23.5%的受访者表示“说不好”自己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福；仅有15.9%的受访者明确表示自己“不太幸福”或者“很不幸福”。

六成（60.6%）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相较于去年高出了0.4个百分点。与此相关联的是，只有13.3%的受访者认为今年“不如去年幸福”。

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衡量，中国人的幸福指数算得上高吗？今年上半年，民意调查机构“盖洛普”（Gallup）公布的全球幸福感调查报告显示，全球有17个国家超过半数的民众觉得幸福，其中丹麦人民的幸福感最高，74%的民众觉得幸福；还有26个国家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民众觉得幸福；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中国人占比18%，仅在亚洲，幸福感就低于阿联酋、阿曼、韩国、泰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国。

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

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低

《小康》调查显示，幸福感高低与年龄大小密切相关，年龄越大幸福感越高。年龄在18～35岁的年轻人幸福感指数在60以下，56～65岁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为68.6，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幸福感指数则高达70.7。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体系逐渐健全，对城乡老年人在医疗、养老方面的保障力度不断加大，加上老年人主要追求颐养天年，对其他方面要求较低，因此容易产生较高的幸福感。而随着物价，特别是房价的上涨，80后们在工作、生活方面的压力非常大，加之当今社会物欲横流，年轻人相互攀比心理强，这样更容易产生心理落差和不平衡，自然就影响了幸福感。

幸福感指数与文化程度也密切相关，文化程度越低幸福感指数则越高。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幸福指数最高，为67.1；而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幸福感指数最低，为60.6。

婚姻对于“幸福”的影响上升至第三

收入、健康一个都不能少，婚姻地位上升，社交与社会保障退后

“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除了对千余名公众进行问卷调查外，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进行了深度访问，谈到对自己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时，大多数受访者提到了4个关键词，“收入”、“健康”、“婚姻”和“家庭关系”，而这4项，恰好也在今年“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榜中位居前四位。

“收入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幸福感。”天津市东丽中学教师魏宪萍的感觉是，收入虽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但却对于健康和婚姻都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很重要”。

因为去年母亲的一场重病，易城阳光健身会所操课部经理郑雷雷更深刻地体会到了健康的重要性，她本身也是一名健身教练，对于生活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现代化社会中而又不注重身体锻炼的一大部分人群，她感到很担忧，“尤其是年轻人，亚健康者所占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在她看来，健康才是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上海公务员陈娟娟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婚恋的影响，她把“和男朋友分手”看作是一件非常不幸福的事情。

而60后学者姚中秋、70后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警察田锋等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的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和“家庭关系”。

此外，住房、社会保障、职业、环境、个人能力和社交，也会对公众幸福感产生较大影响。

与去年的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相比，今年婚姻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由第10位上升至第3位；而社交与社会保障对于公众幸福感的影响力则退后了一些，前者由第7位降至第10位，后者由第4位降至第6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公众幸福感影响最大的两个因素“收入”与“健康”中，去年排在首位的是健康，今年则是收入，并且“收入”（59.3%）比“健康”（53.0%）高出了6.3个百分点。

虽然只有53.0%的受访者把健康视为影响自身幸福感的因素之一，但却有63.4%的受访者表示“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

虽然收入和健康都非常重要，但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张西超告诉《小康》记者，“收入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核心因素。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类处在温饱水平，钱的多少对于幸福感的影响并不大，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百万富翁的幸福指数可能会比一个穷光蛋稍微高出一点点，但是不会太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收入并非影响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不妨看看年长者的观点，《小康》调查显示，在影响80后、70后、60后三个年龄层次受访者的幸福感因素中，收入均排在健康之上，并且在80后受访者中，选择“收入”比选择“健康”的高出了14.4个百分点之多；而在50后受访者中，则是选择“健康”的最多。

民众幸福首盼“提高工资”

提升公众幸福感最有效的方式：提高工资水平、提高养老保障水平、提高食品安全水平

《小康》调查显示，居民对社会治安状况、交通条件等方面满意度总体评价值越高的地区，幸福感指数往往越高，反之亦然，这说明幸福指数与民生工程紧密相关。

10月17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表示，四季度将会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酝酿八年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终于有眉目了，而这一改革，也被很多人看作是当前“最大的民生工程”。

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的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显示，部分行业工资上涨过快，除企业高管与农民工工资收入差距最大达4553倍外，企业内部近5年来高管工资增幅明显超过普通职工工资增幅，收入差距不是在逐步缩小而是明显放大，造成社会收入分配不公。而全国总工会在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两成职工5年间从未涨过工资。

因此，公众对于提高工资水平的期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幸福感的提升。

《小康》调查显示，近年来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和谐社会的架构及机制逐步建立，民众对此比较满意。但是，城乡居民对当前收入分配制度的满意度却仅为55.5，次于食品药品安全和城市噪音控制的满意度。这也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城乡居民的幸福指数。

如何才能有效提升公众的幸福感？排在首位的是“提高工资水平”，其次是“提高养老保障水平”，再次是“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接下来依次是“提高医保水平”、“降低房价”、“改善医疗卫生服务”、“改善城市环境”、“加大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服务”、“改善社会治安”和“治理交通拥堵”。

不过，虽然目前中国人的生活中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小烦恼”和“小忧虑”，但是随着近些年民生福祉的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相信“明天会更好”。面对“您是否相信未来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幸福？”这个问题，仅有10%的受访者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感谢国家统计局统计科学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吕庆喆提供的支持。《小康》特约记者欧阳海燕对本文亦有贡献）

“你的幸福在哪里？”，问卷由《小康》杂志社设计，调查由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执行。

本次调查采用了基于实名制的NetTouch网络调研方法，对东中西部的公众（职业非学生，下岗、待业或无业人员）进行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此次调查样本框的确定兼顾性别、年龄段、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分布。

第2篇：城乡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非量化；量化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7-0171-03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非量化指标和量化指标都无法缺位，两者必须有机融合在一起，成为实现预期目标所必有的共生态。即量化目标可以有非量化的因素，而原本难以量化的非量化目标可以通过细致入微的数据搜集、电话采访、调查报告等形式有机组合起来进行综合分析。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充分体现了对诸如绿色GDP、幸福感、幸福指数、公平感、生活质量等非量化目标的重视，强调了社会建设和对人的关怀。

一、绿色GDP与GDP

近些年，随着干部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社会发展越来越倾斜以及人们的精神生活越来越不能得到满足，对以GDP为纲的现象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但问题在于，不是GDP本身出了问题，而是使用它的人出了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塞缪尔认为，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简便易行，大大提高了人们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的视野和能力；它是综合反映全部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指标，是反映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有效工具，无论在宏观还是微观领域，它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依据，是制定和检验国民经济计划的科学方法；它能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运行现状是否健康，也是提供经济健康与否的最重要标准。

但是，GDP不是一个好的衡量发展的指标，它不可能正确反映资源耗减、环境污染、人们的道德、价值、关怀、精神，社会的公正、快乐和幸福等难以通过市场价值来衡量的指标；也不能衡量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及代价和方式。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说到发展，就是简单的经济增长，就是看GDP的数字大小，GDP等一系列经济量化指标在传统政治文化的糅合下，已经成为决定官员政绩和升迁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杆。所谓“一俊遮百丑”，只要经济增长了，其他一切都好商量，在现实中，GDP获得了政策上、体制上、文化上的全面支持。即使以后有了新的指标体系，GDP从总分成绩变成单科成绩，很明显，它也是最重要的单科。问题的困境在于，虽然GDP这一核算方法目前无法被取代，但是在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落实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的过程中，GDP却又无法反映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而实施绿色GDP核算体系，面临着技术和观念上的两大难点[1]：技术上，环境要素的价值难以衡量，因为环境要素没有进入市场买卖，没有货币符号，因森林砍伐导致依赖森林生存的许多哺乳动物、鸟类或微生物的灭绝、大面积水土流失等的成本也难以数字化。观念上，绿色GDP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意味着全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一旦实施绿色GDP，人们心中的发展内涵与衡量标准就变了，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会形成诸多包括来自制度上的障碍。但若没有这样的指标体系，我们就无法衡量我们真实的发展水平，无法用科学的基础数据来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决策，就无法实现对整个社会的综合统筹与平衡发展。

二、幸福感与幸福指数

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对人自身发展的关注和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对人们生活的幸福不幸福、快乐不快乐、满意不满意等问题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幸福感和幸福指数的概念也应运而生。两者的不同在于，幸福感是模糊的，它和经济水平的高低并不成正比存在。有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十年中先升后降，而这段时间是建国以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调查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快乐水车”①现象越来越普遍。幸福只是个人的主观感觉，会瞬间消失也会长久存留，主要和产生幸福感的时间、地点、事件相关。2004年的“中国六城市幸福感测试”结果就显示，全国六大城市的幸福指数从高到低依次是：杭州、成都、北京、西安、上海、武汉，很清晰地表明，生存环境在幸福感中的重要性。套用经济学里的边际效用概念来说，当你饿的时候，有吃的食物就会感觉很幸福，此时，食物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而当你身处沙漠感觉口渴难耐的时候，水对你的边际效用最大，其他所谓金钱等都不重要。在这方面，幸福指数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但是幸福指数难以把握和计算，传统以GDP为核心的统计，建立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认为有钱就快乐、增长就幸福。但研究表明，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物质和货币的增长与幸福和快乐的关系就渐行渐远了，人们的快乐和幸福，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事物的体验，而不是事物本身。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学者丹尼尔・卡尼曼与其合作者克鲁格教授则用日重现理论即DRM理论：即根据一定问题的框架，引导被测试者会议、再现一天中有关快乐与幸福的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评估的测评方法。日重现法结合“时间―预算”法和“体验取样”法（ESM）来评估人们如何花费他们的时间、如何体验他们生活中各种不同的活动和安排。参加者利用专门为减少记忆偏差而设计的程序系统地重现他们一天的活动和体验。DRM就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物质表象，贴在体验上，贴近人本，了解那些对于人心真正起作用的东西。卡尼曼的方法是从个人行为推导社会利益，从微观推导宏观，从快乐原理推导出幸福之道，从快乐测度推导出幸福测度。

实际上，幸福指数对中国而言尚是一个并未被彻底把握的一个东西，对此，经济学家奚恺元认为，在使用幸福指数这一概念的时候，我们应注意三个问题，即避免形式化，因为我们对幸福测量本身还不完全成熟；避免短期行为，因为对政府而言，让城市未来的幸福度有长期提高，比提高居民目前的幸福度更重要；避免把幸福的概念庸俗化，幸福不等于吃喝玩乐[2]。在这方面，我们就做的十分不够，不仅不够，更确切地说，完全把幸福等同于人性的物质欲望，幸福被异化了。公款吃喝就是一个典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年度公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的人均损失金额，2002―2003年上升了9%，2003―2004年上升了11.3%，2004―2005年则猛增为34.3%。2005年与2001年相比，上升幅度达72%！权力的经济价值正在大幅度提高，如果政府不加强权力监督与机制制衡，未来因为腐败导致的损失将更加惊人。腐败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距离拉大的最大祸根。由此，要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和谐社会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精神生活质量与精神生活指标

德国著名思想家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1846-1926）认为，精神生活是人的精神生活，人在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精神生活与人的精神本性相关和同构，因此，人若不摆脱其特定生存形式的有限性，承认精神生活是自身的本质，便不可能将自身提高到自然之上。而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以一种特别有限的存在形式接触到一种普遍的超自然的生活，从而使自身及整个生活在相互冲突的紧张状态中朝向精神存在的目标发展[3]。人的精神质量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因为自己的成功和成就所产生出的愉悦快乐和幸福感，人生价值实现的满意和满足，并因此产生出对更高层次目标追求的理念……这种精神上的愉悦快乐幸福，满意和满足越强烈，精神生活的质量就越高，反之则低；当人们在紧张工作后，在余暇休闲中享受和消费自己或他人创造的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时，感受到愉悦快乐和幸福的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反之则低；个人在工作中感受到所处工作环境带来的满足和愉悦快乐幸福，其程度越高，精神生活的质量越高；家庭内外环境中，生活轻松而又愉快、积极而又舒畅，感到满意满足于越快乐和幸福，精神生活的质量比较高，如果上述环境不好或不理想，肯定会影响精神生活的质量。因此，衡量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就由个人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个人在工作后和余暇休闲中的精神生活质量指标，社交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家庭生活中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四个方面组成[4]。

也有学者认为，我们可以从收入状况、居民消费、社会安全、教育状况、健康状况、资源与环境、城市环境和社会服务八个方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5]。2002年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则把生活质量涵盖了如下方面的内容：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绝对条件；社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的结合点，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相对条件；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这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条件；生活环境的优化，这是体现生活质量高低的外部条件。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客观评价指标体系和主观评价指标体系。客观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由收入、消费、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居住、生活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九个类别组成。其中教育、文娱休闲、健康属于精神生活指标的内容[6]。

1.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到目前为止已经吸引了94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参展代表表示，之所以来参加世博会，是因为城市生活这个主题非常吸引人。这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城市居民的精神生活已经成为一个世所关注的话题。以上海为例，2006年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调查后认为，上海市民关注度最高的是医疗条件，比例为56.4%，次之是社会保障，比例为55.1%；在心理生活方面，认为“家庭生活和谐”令人愉快的最多，占回答人数的64.3%，其次是身体健康，占48.5%，而在什么令人不愉快的回答中，有54.6%的居民选择了“收入太低”，其次是工作压力太大和休息时间少，分别占21.6%和20.9%；文化精神消费总体上以大众型为主；心灵生活状况体现多元化的态势，居民对“机遇”的认同略高于全国，认为“个人努力”（58.8%）最重要，“机遇”（50.2%）次之，“家庭背景”（42.9%）、“个人能力”（41.1%）、“教育程度”（40.2%）、“社会关系”（38.4%）、“性格”（27.0%）[7]更次之。很明显，调查者一般都认为，衡量城市居民精神生活的内容和标准主要表现在医疗、教育、卫生、健康等社会保障是否完善、娱乐休闲等公共文化服务是否健全等方面。

2.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你不能凭部分的富裕和繁华来判断社会的快乐程度，你必须了解草根阶层的生活。在20世纪末就有学者指出，农村精神生活领域存在很多严重的问题：没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开展较少，村里一年到头死气沉沉，没有生气；封建迷信活动猖獗，冲击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黄、赌、毒”现象比较严重；基层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基础设施严重不足[8]。而所有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的甚至更加严重，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越来越庞大，有的甚至全村人都出去打工，剩下的妇女、儿童、老人就形成了大量的“留守村”，据统计，这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全国已达4 000万～5 000万之多。“党政干部眼中的和谐社会”问卷结果也显示，三农问题（60.1%）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国内主要因素。关于农村居民精神生活质量指标具体可选取如下：对政府在农村的政策的满意度；对地方政府官员的满意度；对社会安全的满意度；对生活环境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生活条件的满意度；农村居民对个人婚姻家庭生活的满意度；对业余娱乐生活的满意度[9]。

3.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生活。近些年来，随着进城务工人员的剧增，他们自身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状况，相对经济发展的速度而言，和其他尤其是城市群体相比，处于相对贫困和无保障的状态，这些亦工亦农、非工非农的庞大社会群体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数据显示，中国现有进城农民工1.2亿人，预计2020年可达4亿人。这群生活在城市边缘的人，做着最累的活，却过着最差的生活，始终难以真正融入城市，即“他们种粮盖房却无缘分享盛宴场”，其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的不理想状态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中营造着越来越广泛的话语环境，其中，对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质量的关注也成为其中关键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他们在城市的边缘都有自己的聚居地，但生活环境以及周边设施比较差，这样，在他们聚居的地方，很容易形成“孤岛效应”。①

四、公平感与公平指数

科学发展观在落实过程中，公平、公正、正义等问题在民主和法制光环的笼罩下，显得尤其夺目。公平既包括机会（起点）公平，也包括结果公平；既有资源配置上的公平，也有劳动成果分配上的公平，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度量和价值选择。但是很多事情是公平不了也无法公平的，因为每个个体自然出生时就是不公平的，有的身体弱，有的身体强壮，有的家庭富裕，有的家庭贫穷，这些都是无法选择的；长大后，因为个人能力、素质的高低不同，机会也并非公平地眷顾每一个人，因此，结果也不会像大家饿了，每人都发一个馒头一杯水那样公平。不公平往往在更多的时候存在于我们身边。实质上，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感觉，即公平感。

那么影响人们心中公平感的因素都有什么呢？据“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数据显示，选择“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高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26%），官员的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成为大家的关注点。手里握有权力资源的人或部门在穷奢极欲的挥霍着纳税人的钱，而占据绝大多数人口的底层的纳税人却生活艰难并丧失了话语权。事实是，中国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而目前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5左右。 差距进一步扩大，造成城乡之间明显的社会心理失衡，是和谐社会建设进程中的一大隐患。

社会公平指数是测量公平感的有力杠杆，与之密切相关的有基尼系数、社会贫困率和社会保障覆盖率或福利水平。因此，即使公平感无法确切测量，但是上述三个指数如果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那么这个社会的公平感是注定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最后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政府的作为在目标量化和非量化之中的作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政府的每项规划或政策的实施，都将最后成为执行者的考核标杆，对量化目标和非量化目标的科学设计，政府应该重之又重，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潘岳.谈谈绿色GDP[J].航天工业管理，2004，（5）.

[2]戴廉.“幸福指数”量化和谐社会[J].望新闻周刊，2006，（3）：13.

[3]刘梅.精神生活：奥伊肯对人生哲学的批判与建构[J].哲学研究，2006，（7）.

[4]杨绪忠.人的精神生活质量的指标体系研究[J].上海统计，2002，（10）.

[5]彭念一，李丽.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与综合评价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5）.

[6]上海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课题组. 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J].上海统计，2002，（12）.

[7]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研究课题组.上海居民精神生活状况调查[J].社会科学报，2006，（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