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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研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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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行业研究

第1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电力营销服务是供电企业树立企业形象的载体和过程,贯穿于基于合约的电能量交易过程的业务展开时实现的过程的始终,是实现和维护供电企业合法合理权益和收益的活动。优质的电力营销服务,能有助于实现经济效益,更能体现电力企业的社会效益,惠及电力企业实体、电力客户、其他广大社会群体。

二、“服务与优质服务”的准确定位

由于营销人员对“服务和优质服务”不能准确的定位,造成营销服务的提供值和客户的期望值总是存在一定差距,从而影响了客户满意度的提高。因此,第一,营销人员要对:“服务与优质服务”进行准确定位:服务是指具有无形特征却可给人带来某种利益或满足感的一种或一系列活动,优质服务则是指消费者对管理者和服务者所提供服务的期望值和满意度的“相对统一”。第二,要清楚客户客观存在的服务需求和及时掌握客户服务需求的不断变化。第三,要客观认真的分析客户期望值与服务提供值之间的异同,将差异项目、差异程度加以分解,找到解决途径或有效沟通途径,达到客户期望值与满意度的相对统一。第四,要认识到有限的服务条件与无限的服务需求虽然从客观讲是对立的,但我们可以用主动服务的意识将两者科学客观的统一起来,达到客户满意度的提高。

三、将服务按“必做、可做、可努力”做分类管理,做到有的放矢

由于面对客户的各类服务需求缺乏有效的分类管理,往往造成我们对客户的服务结果有着服务不够及时、客户不能满意或理解等特点。因此,营销人员要及时分辨出不同客户的各类服务需求,采取不同的工作方式,使所有需求项目的服务结果让客户满意或理解。对于必做的需求,要在第一时间积极履行企业承诺,并根据电力行业技术和管理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力求达到客户的绝对满意;对于可做的需求(如预约上门等特色服务)要通过企业内部协作,达到客户满意的结果;对于因不可做而需采用其他方式解决或解释的需求(如电价调整、受电设施投入等期望),要及时对客户客观陈述现状,并采取符合行业政策规定的其他解决方式,尽最大努力向客户的期望值靠近,同时做好客户的政策宣传和沟通解释工作,达到客户的相对满意。

四、营销服务基础的有效夯实

1.积极主动与政府沟通协商,解决电力网络薄弱与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夯实网络及设备基础。实际工作中无法为客户提供充足、可靠能源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电力网络建设滞后于地方经济发展。因此要积极主动与各级政府沟通协商,第一时间掌握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建设进程,并同步进行相关电网规划和项目储备。要夯实网络设备基础就必须提出破解电网薄弱区域(主要是城市集中区和工业集中区)的建设难问题和高电压等级输变电项目施工难要价高的问题,主动让政府理解电网建设所需的外部自然条件,使政府出台电力建设推进政策,按时完成各项网络建设和完善工作。

2.夯实科学技术运用基础,变新技术运用潜力为新服务力。当前新兴电力技术不断涌现,特别是新设备、新监测手段、新服务工具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提升工作效率和质量、提高服务水平的巨大潜力,但是由于缺乏与之匹配的管理机制,新技术的运用潜力尚未转化为新的服务力。营销人员要不断通过诸如SG186系统、GIS设备、集抄系统、预付费装置等新技术的学习和运用,建立与之适应的管理、流程、时限、评价机制,变新技术运用潜力为新服务力。

3.引导客户合理的服务期望,夯实沟通协调基础和公共关系基础。在客户服务需求期望值与服务提供值产生差异时,营销人员要及时客观分析差异性质,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沟通办法:比如通过一次性告知客户业务办理流程(解决客户业务办理跟进困难抱怨多问题)、向客户讲解电力企业的资金来源渠道和国家政策要求的投资方向(解决客户设备投资主体问题)、给客户分析供电企业人力资源配置对应的工作量(解决缴费与复电的期望差异问题)、供电企业的决策权限(解决客户要求下调电价问题)等沟通方式加以合理引导。同时要采取电视、报纸、户外广告、发送宣传资料、上门服务、联合政府等宣传方式,将停电信息、收费标准、缴费方式、查询途径、业务流程、企业承诺、最新用电政策等在第一时间和最大范围进行有效宣传,引导客户对电力企业的了解和理解,及时传递供用双方信息,引导合理服务需求的建立。

4.加强对供用电双方的法律管理,夯实电力服务法律基础。某些营销人员在办理供用电合同签订、委托办理、电费缴纳、催费等诸多程序和手续时,由于法律意识不强,未深入工作每个环节,往往忽略了其中的一些必要的程序和手续,在面对客户的法律诉讼的时往往缺乏有效的依据,从而为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供电企业应要求营销人员树立基层服务员工良好的法律意识,同时对涉及法律的行为编制“标准化履法手册”,汇总规定各项法律行为的内容、时限、资料归档和结果控制。

5.夯实服务职责基础,杜绝关联行为和“三指定现象”。由于历史原因,在电力服务过程中会出现客户受电设备的设计、施工、供货公司与电力企业或职工的历史关联。供电企业必须明确各岗位业务职责,建立各流程岗位互控的制度,通过明察暗访和效能监察评估工作过程和结果,通过严格考核和廉政教育对服务流程实施有效掌控。防止出现“三指定现象”(指定设计、施工、供货单位),以及错误引导客户、私自谋取个人不正当利益等方式等损害客户利益的行为发生。从岗位职责上夯实营销服务基础。

五、营销服务质量的持续提升

1.避免不客观的承诺给优质服务工作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在客户会提出诸如电力企业为企业用电投资、减免业务办理程序马上用电、降价、停电专门通知、电费上门收取等需求,但电力企业现实的条件无法完全达到要求,但个别员工在服务过程中为使客户当时满意而盲目承诺,客户会将员工承诺示为企业承诺,一旦做不到,将会失去客户的信任,损害企业的形象,带来客户满意度的无谓下降。供电企业应通过培训使员工详细掌握现有的工作标准和项目,以及其自身的工作权限,畅通客户特殊信息传递通道,使客户服务在有序的工作流程和合理的工作职责内运作,避免在情况不明和政策不许的条件下为盲目服务而承诺客户,最终造成客户不必要的决策失误和工作脱节,反而严重影响优质服务形象。

2.清理普遍反映较差的服务,分析实际执行情况,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法。通过调研考察,员工提出供电局客户经理制、业务办理绿色通道、电费代收代扣、窃电处理等服务的执行较差,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供电企业应找出服务失效或偏差的主客观原因,有效优化服务流程、调整服务方式、规范服务行为、强调服务执行力,充分发挥现有服务的功能。

3.制定出既符合服务流程又快速实用的内部协作方式,避免企业内损,提高服务效率。新的“一部三中心”模式运行时间较以往的“属地制营销管理”模式短,从现时来看其运行的顺畅度和各单位的协作熟悉度远远不能与已运行60余年的老模式相提并论。出现了一些管理制度未完全优化、管理与实践工作偶有脱节、员工理解和执行不完全到位等问题。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新模式的运行是势在必行,供电企业应在工作中为干部员工宣传新模式的优点、发现运行中配合缺失并及时分工和落实责任、及时考核和纠错,建立后台与前台、生产与营销、决策与执行的既分工有紧密合作的工作机制,避免企业内部损耗,提高服务效率。

4.充分发挥企业内部的“闭环纠错”功能,力求不重复犯错。在为电力客户服务的诸多过程中,会出现一些与服务流程、管理机制、服务效果相悖的偏差甚或错误服务,企业会通过自律或它律的方式发现问题,并及时针对此问题纠正服务,对问题当时单位或员工给与教育或处理。但单一的对发现的问题并加以纠正只是企业纠错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建立高效运转的纠错机制,在发现问题的同时,启动全环节反省和思考的纠错功能,客观科学的研究出问题发生的根源及其对应的表象,通过群体分析讨论找到解决类似问题的工作方式或工作机制,而且还应具有举一反三的纠错能力,做到通过个性问题对其他服务工作做出提前思考、防范和预控,避免对服务事件的就事论事,要使每次错误都有科学及时的纠错成果,建立客户服务工作深度主动纠错的科学体制,培育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服务力。营销人员应在发现服务问题和发生服务事件后,除及时客观分析本次问题原因,解决客户需求外,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快速准确全面的纠错机制,客观面对由问题暴露的管理漏洞,同时举一反三的查找类似和相关漏洞,及时制定管理要求、完善服务流程、建立健全制度,有效避免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使优质服务工作在不断纠错中夯实和提升。

第2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农业众筹(Agriculture Crowd Funding)指生产者通过网络众筹平台农产品筹资信息,吸引大众为其新发起的项目进行投资,并在成功融资后以农产品实物或者股权形式给予回报。将此新型商业模式应用于茶叶行业,无疑是一种风险与机遇并存的创新之举。如何真正解决资金问题、消除信息不对称、改善茶叶流通现状,如何让茶叶产品搭乘“互联网+”快车,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农业众筹模式的发展现状

1.国外农业众筹模式。农业众筹的模式源自美国,比较有代表性的两种模式分别是Fquare和Agfunder。其中Fquare的模式是建立一个垂直土地流转平台,投资者可以通过参与农场土地众筹,购买选定区域的土地契约,间接拥有该土地的所有权。当投资者购买土地后,平台会充当中介角色,再把土地租给周边农户耕作,投资者收取土地租金。而Agfunder的模式则是充当网络服务平台角色,为投资人和农户搭建网络平台,提供农业生产项目和农业技术项目的众筹服务,在众筹成功后,Agfunder会对融资企业收取一定的提成,但对投资人并不收取任何费用。

2.国内农业众筹发展。国内农业众筹发展起源自2014年,目前仍处于发展阶段,现阶段的模式主要分为:农产品众筹、农业技术众筹、农场众筹和公益众筹四大类。比较有代表性的农业众筹平台是“大家种”和“有机有利”,分别代表两种不同模式。“大家种”平台首创提出F2F(family to farm)的概念,提倡都市人走出城市,回归自然,其定位为连接家庭和农场的平台,为农场和家庭建立直接联系的桥梁。而“有机有利”平台为淘宝生态农业频道合作伙伴,其定位为专注于生态产业的生活服务平台,目前主要承办回报类农业商品众筹和投资类农业股权众筹两种项目。

三、农业众筹模式应用于茶叶行业的必要性

1.解决资金问题。茶叶企业的发展不仅依靠自然资源和加工企业,更重要是要有长久稳定的资金投入。资金注入使企业可以在现有发展基础上,增加科研人员和加大研发力度,扩大厂房和企业规模建设,推进茶叶品质改革创新和高端包装,增加企业宣传来打响名牌效应。农业众筹模式不仅可以为茶叶企业提供金融融资,同时可以通过平台向广大消费者筹集预订资金,这种类似于茶叶产品预售的农业发展模式,能够为中小茶叶企业、茶农提供资金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茶叶企业的资金问题。

2.消除信息不对称。我国茶叶生产领域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十分严重,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供需信息、交易信息无法对等,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如茶叶滞销。在茶叶流通过程中,茶叶企业属于弱势群体,不仅要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又要面临市场经济的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农业众筹平台作为买卖双方合作互动平台,以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基础,使双方得以实现共赢。对茶叶企业来说,通过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动,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需求,按需定制生产,既能保证茶叶销路,又能减少库存和消耗;就消费者而言,直接从茶叶企业处获得新鲜茶叶产品,既保证了食品安全,又减少了来自分销环节和零售环节的附加开支。

3.改善茶叶流通现状。传统的茶叶产业流通模式较为复杂,如图1所示,从原材料生产环节到消费环节,要经过加工、分销、零售等多个中间环节,这些环节不仅增加了流通的成本,还降低了流通的效率,且中间环节的时滞性使茶叶产品到达消费环节时的质量难以保证。

将农业众筹模式应用于茶叶产业,在解决茶叶企业销售渠道问题的同时,直接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向互动,让茶叶生产商在茶叶种类选择和定价上有了更多话语权,中间环节的减少使其逐级成本降低,利润增多。

四、CF2C茶叶众筹模式应用研究

目前我国农业众筹平台基本采用以实物和服务回报的消费型模式,与“生鲜产品预售”的模式比较相似。以CF2C(circulation to farm to consumer)为核心构建茶叶众筹模式,通过社交网络挖掘社群的影响力、利用互联网公开透明机制建立消费者与生产之间的信任通过目标众筹的方式,提前锁定需求,将销售前置,以销量驱动产量,从而实现茶叶产业链重组,形成有利于互联网发展进程下循环电商模式的茶叶产业发展新思路。

1.业务设计

以茶叶产品众筹服务为基础,为茶叶企业提供一站式茶叶产业众筹解决方案和茶叶产品网络推广服务,业务体系可涵盖以下两方面。

2.商业模式

以茶叶企业作为项目发起方,为消费者提供众筹项目用以预订某种价位的茶叶产品,实现项目资金筹措,而后茶叶企业根据订单需求进行茶叶种植,按约将成熟茶叶产品配送至消费者,平台将以监督的形式,让种植过程透明化,平台本身主要的盈利模式含以下两部分:

(1)增值服务及佣金盈利

茶叶众筹平台对茶叶众筹项目提供包括视觉设计、营销推广等众筹增值服务,以及茶叶企业发起项目支付佣金所产生的收益。

(2)资金沉淀盈利

在茶叶企业完成茶叶产品培育成熟前,提前融得消费订单资金,待消费者获得茶叶产品回报后,再将资金打入生产者账户,期间资金沉淀盈利归众筹平台所有。

3.风险分析

CF2C茶叶众筹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资金问题、消除信息不对称、改善茶叶流通现状,但如同传统农业众筹模式一样,仍面临来自市场认可度、运营成本、食品安全等方面的风险。茶叶企业和茶叶众筹平台运营者必须在充分认识茶叶众筹模式机会和风险的前提下,探索茶叶众筹模式,降低运营成本,培育茶叶众筹市场。

第3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适航水深 珠江口港口 适航水深淤泥重度值

我国珠江口流域分布着众多港口,其中广州港、深圳港、珠海港作为华南地区大型综合性主枢纽港,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推动下,货物吞吐量持续增长,航线运输屡创新高,港口航道建设不断升级,但是受上游来水来沙、潮汐潮流、地形地质等条件的共同作用,泥沙在港池航道内淤积现象较重,对港口的通航作业和维护疏浚带来严重影响。

适航水深技术是利用部分淤泥层或回淤层作为水深使用而不影响船舶航行和靠、离泊作业安全的一项技术,在国外如荷兰鹿特丹、法国波尔多等港口早已得到应用。我国于2003年开始引进此项技术,开展科学研究,制定技术规范,先期在天津港等淤积较为严重的港口推广,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珠江口水域的深圳大铲湾一期码头港池、广州港南沙港区、珠海电厂港池航道也陆续开展适航水深的应用。通过近些年的研究推广,适航水深技术作为一项日趋完善,业已成熟的技术,在增加港池和航道的使用水深、延长维护疏浚周期、提高码头使用率方面获得良好成效。

本文从试航水深的前期论证和水深测量出发,通过分析试航水深技术在珠江口相关港口应用的数据资料,评估适航水深资源的分布情况,并为该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提供科学依据。

1.定义、前期论证及水深测量

1.1适航水深的定义

适航水深是指当地理论最低潮面至适航淤泥重度界面之间的垂直距离。我国通常采用高频测深仪的探测的水深作为图载水深,即通航水深,其反射界面的容重一般为1.05kg/L左右。适航水深是在图载水深的基础上加上适航厚度,该层间的淤积物主要为粘性细颗粒泥沙,密度小,易流动,沉积速度相对较慢,分布不均匀,往往呈浮泥状态,将这一部分厚度作为通航水深使用,不影响船舶航行和作业的安全性。

1.2前期论证

各个港口由于地理区位和地质条件不尽相同,因此淤泥的性质和分布有较大差异,作为适航水深测量中最为重要参数―适航淤泥重度值也各有不同。适航水深前期的论证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采样和试验确定适航淤泥重度值,为后期的测量提供统一的科学参数。

(1)现场泥沙取样。为分析港口泥沙淤积物质来源采集现场底质样品;为船模阻力试验采集现场淤泥样品;在港区内进行多点位密度测量。根据港口的具体情况,采样需要有一定的代表性,如采集底质样品时可采用洪、枯季各采集一次,密度测量时可考虑在港区有大型船舶进入时进行。

(2)泥沙水力特性试验。对现场取样中的每个泥沙样品进行颗粒试验分析,给出每个样品泥沙粒级变化;根据泥沙颗粒分析结果,选取代表样品经充分混合后进行泥沙水力特性试验,试验内容包括泥沙起动、静水和动水沉降、静水密实试验。

(3)泥沙流变试验。在现场采集样品中选取代表样品经充分混合后,采用流变仪进行泥沙流变试验,流变试验的样品数量不少于5个。使用不同的淤泥重度和剪切率测试样品。

(4)船模阻力试验。按不同的淤泥重度和船模速度分成不同试验组,对现场取样中的泥沙样品经充分混合后进行船模阻力试验。

通过以上试验的结果,并参照类似港口的标准值,通过综合分析确定港口的适航水深的淤泥重度值,为后期的试航水深测量提供参数依据。

1.3水深测量

按照试验确定的适航水深淤泥重度值,根据港口的气候、地理条件和船舶进出情况,合理安排水深测量周期,掌握港口试航水深资源的分布情况。以珠海电厂试航水深测量为例,年均测量9次。珠江口的台风季节通常为一年的6月-9月,为考察台风对港口回淤情况的影响,在这些月份加密测量,并尽量安排在台风过后。

根据工作原理和所选测量仪器的不同,适航水深的测量方法主要分为3种:铊测法、密度仪法、测深仪法。其中,铊测法操作简单、成本低,但测量精度、工作效率较低,只适合测量小范围内的试航水深;密度仪法测量精度和操作自动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操作较为复杂,费用投入也较大,不适宜大范围推广;测深仪法是基于密度仪法,利用回声测深仪低频测深信号在淤泥层中衰变的的特性直接测量淤泥层厚度,精度较高,可操作性较强,适用于大面积适航水深测量,也是现在比较通用的测量方法。

在采用测深仪法测量测量前,使用音叉式密度仪对淤泥密度进行采样,分别在测区有代表性水域采集底质淤泥样本,对密度仪进行校正。作业时,在回淤区域计划线上选取2-3个标定点,生成深度-密度曲线。然后使用回声测深仪以低频测量方式,按常规水深测量方法沿计划线施测,测深数据由SILAS软件,提取测深波穿透淤泥层时的特性值。最后,利用SILAS软件,根据深度-密度曲线和测深特性值,处理出各密度值对应的水深值。

2.适航水深技术具体应用分析

自2008年起,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和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广州海事测绘中心合作,在珠江口的广州港南沙港区二期、深圳大铲湾一期码头港池、珠海电厂港池航道陆续开展适航水深的应用工作。其中,由天科院负责港区现场泥沙取样、试验及研究工作,由广州海事测绘中心负责周期性高低频水深测量。

2.1适航水深淤泥重度值分析

广州港南沙港区位于蕉门外鸡抱沙围垦区东侧,周围有虎门、蕉门、洪奇沥和横门等水道带来淤沙,天科院于2008年8月、9月、10月对南沙港区开展适航水深研究,确定南沙港区一期、二期港池内适航水深淤泥淤泥重度值应取12.3KN/m3较为合适;深圳大铲湾一期码头港池位于伶仃洋东岸、大小铲岛以东海域内,泥沙来源主要是虎门下泄的悬移质泥沙和蕉门输出的部门泥沙,经试验分析和测量确定该港区的淤泥重度值为12.2KN/ m3;珠海电厂港池及航道位于珠江口西部、黄茅海湾口东侧,潭江及西江经崖门、虎跳门挟带泥沙在此处淤积,2012年初天科院完成一系列试验确定该港区的淤泥重度值为12.4 KN/ m3。上述三处港口的区位条件在珠江口各港口中较有代表性,淤泥主要来自附近径流挟带的泥沙淤积,推荐的适航淤泥重度值数值差别不大,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数据积累和综合分析后,对确定珠江口附近港口的淤泥重度值和开展适航水深调查均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2.2适航水深资源分布

通过分析以上三个港区的适航水深分布情况,可以看出三个港区都有一定适航水深资源,在经过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可以在高频水深的基础上加上这部分的适航厚度,充分利用适航水深。

3.结论及推广

近些年,适航水深技术在珠江口港口通航作业中应用表明:

(1)在经过科学试验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该技术已经在降低维护疏浚的成本、增大港池航道的通行能力等方面给港口运营方带来切实的经济效益和运作效率。

(2)通过对比已掌握的港口情况,给其他周边港口测定自身的适航水深淤泥重度值提供借鉴、参考。

(3)已开展适航水深测量的港口带来良好的示范效应,逐步得到海事、引航等部门的认可,为进一步推广开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1]沈小明,裴文斌.适航水深测量技术介绍与探讨,水道港口,2003,24(2):94~96.

第4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医药福利管理;以药养医;医疗保险

[DOI]10.13939/ki.zgsc.2017.15.067

1 引 言

2009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新一轮医改的开启。该《意见》提出了“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的长远目标。但是,新医改的实施并未完全解决国内医疗行业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具体可以表现在:①挂号难、排队时间长;②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③医院信息孤岛严重;④医药未分离,处方药网售未落地;⑤药品流通渠道多,药品价格虚高;⑥医保异地无法实时结算等。

我国以上医疗现象及问题的存在,给医疗健康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也导致了我国卫生总费用的节节攀高,各地医保基金面临巨大的支付压力,医保控费的需求变得非常迫切。医药福利管理(Pharmacy Benefit Management,PBM)正是为了控制医疗支出而产生的一种商业模式。医药福利管理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连接患者、医院、保险、制药商和药店之间的第三方中介平台。它将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需求与利益进行撮合,并在其中寻求利益平衡点,使各主体能够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服务体系。

本文将对医疗福利管理的功能体系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分析目前国内相关公司进行PBM业务的实践情况及PBM公司在国内发展遇到的问题,最后总结出美国PBM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2 PBM的功能体系

美国的PBM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相关的服务已经趋于完善。同时,由于美国存在数十家PBM公司,各自的业务不尽相同,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因此在发展的过程有些许差异性,而对于一个功能体系较为完备的PBM公司来说,基本具备如下几种功能:

2.1 药品目录管理

药品目录管理是PBM公司管理药品利益的核心,并且为了鼓励疗效更好、价格更低的药品进入药品目录,PBM公司通过第三方的医疗专家小组评价和制定药品目录。药品目录可以分为开放式的药品目录和封闭式的药品目录。开放式药品目录列出了推荐的药品信息和相对应的费用信息以供医生参考,这些药品的费用通常是由保险公司和个人共同负担的,而在推荐的药品中又通常是由自付费用较少的药品组成。封闭式药品目录只包含经过批准的药品,并且也只有目录中的药物才能够获得保险赔付。

由于市场上相同规格的药品种类很多,制药商通常都想将自己生产的药品纳入药品目录中,这样才会获得更高的市场份额。那么PBM公司就可以利用药品目录工具与制药商进行协商,获得折扣药价。并且PBM公司的市场份额越大,它与制药公司的谈判能力就越强,就越能获得更加低折扣的药价。

另外,PBM也能帮助医生管理患者的处方集。医生每天会面对多位患者,不同的患者由于属于不同的保险计划,就有可能会有不同的药品目录,医生记住所有的药品目录变得异常困难,因此PBM就会根据不同患者为医生推送合适的处方集,帮助医生选择合适的药品。同时,一些规模较大的PBM公司还拥有自己的药剂师,为医生和患者提供用药方面的指导。

2.2 药品邮购服务

PBM基本均会为患者提供药品的邮购服务,这项业务的基础是建立广泛的药品销售网络,从而使得药品的流通渠道层级变少达到药品价格降低的目的。一般而言,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患者,PBM公司通常会提供3个月左右的用药量,并且在票据系统中记录下这些数据,从而确定哪些药品的供给量比较大,进而能够通过向药企大量订购药品获得折扣后给予患者一定的折扣优惠。

另外,PBM在处理药品订购的处方单据时,会通过系统自动审核这些药品是否包含在患者保险计划的药品目录中,同时会有专业药剂师团队审核药品之间是否有相互作用从而影响患者的健康,然后药剂师会将注意事项写在药品标签上后再对药品进行包装和邮递。

2.3 电子处方

PBM具备完整的处方流转信息网络及药品信息网络。每当患者前往医院看病时,医生都会开具电子处方,该处方可以经由医院的系统首先流转到PBM系统中,PBM先对处方进行处理和评价,然后再将处方传送到药店的网络中,药店的系统在调用患者的处方后,可以直接向患者出售处方药品,患者无须携带任何纸质的处方单,这就加快了医院处理处方的效率,节省了成本。

电子处方中的药品信息、诊断信息、费用信息等形成了丰富的患者健康数据。通过掌握大量的患者健康数据后,可以对某一地区患者的疾病及用药情况进行分析,可以控制不同种类药品的购买规模,帮助制药商制订生产计划,还能帮助政府进行疾病防控。同时电子处方信息的实时监控,还能实时提示医生所开的处方是否符合药品目录,规范医生的处方行为,防止“以药养医”的现象产生。

2.4 普通药的使用

在美国,专利药品是受美国专利局保护的,一般具有20年的专利保护期限,仅能由专利申请的那一家制药商生产。普通药是相对专利药而言的一种替代药品,在专利药的专利受保护时限期过之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⒒嵩市砥渌制药商制造与专利药同规格、同药效的普通药,并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会公开所有获批进入市场的普通药,而没有获批的普通药则无法进入市场销售。一般来说,药理等价性、生物等价性、治疗等价性三大原则会被FDA用来检验普通药能否替代专利药。

一般来说,患者基本都有保险,因此在治疗的过程中通常会由保险公司支付大多数费用,且由于自身医疗知识的不足,患者也很少能够干扰医生的处方行为,这就会导致医生或者药剂师为了逐利而产生过度医疗的现象。因此,PBM会有各种方式来鼓励患者使用低成本的普通药。在和保险公司合作的过程中,推出共付机制的保险,根据不同的药品,设置不同的自付费用比例,如提高患者对专利药的自付费用,对使用普通药的患者提供较高的报销额度,并且对于使用普通药处方的医生或者药剂师给予一定的补助等。PBM的系统可以自动筛选那些能够代替专利药的普通药,从而帮助医生或者药剂师制定相关的处方。

最后,国内商业保险发展缓慢。目前国内商业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产品基本处于微利或者亏本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保险公司与医院对于患者身体健康状况的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健康险费率制定困难。这种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产生于国内信息化建设的落后,缺乏患者健康信息合理利用的法律法规,导致保险公司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国内保险公司的健康险产品同质化现象很严重,缺乏相关创新产品,这也导致陷入了恶性竞争,互相压低价格导致行业的恶性循环。

4 美国PBM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PBM模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服务模式,并且也在保险费用控制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此,我国在医疗改革实践中可以借鉴PBM的成功经验,以信息化为基础,健全法律法规体系以破除以药养医机制,推进商业保险发展,建立合理的商业模式,从而推动我国医疗健康行业的发展。

4.1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实现我国医疗健康行业的快速发展,首先需要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医药分离,完善补偿机制。我国“以药养医”机制的存在,一直是困扰医疗改革的一大难题,各方利益难以平衡,改革阻碍颇大。在PBM的模式中,医生因有补偿金额的存在有动力为患者降低医药费用,且医生的处方行为也会受到PBM系统的审核和评价。因此要实现医药分离,首先需要政府加强责任,切断医疗和药品之间的利益链,加快医药分离改革。其次,完善医疗补偿机制,让医生能够获得合理的医疗服务报酬。最后,明确医疗、医药、医保的相互责任,减少利益冲突,实现“三医”联动。

4.2 推进商业保险的发展

PBM模式能够在美国获得快速发展的原因是商业保险因素。美国商业保险发达,保险的市场化运作为PBM的发展孕育了肥沃的土壤,使得PBM能够获得强大的医疗费用支付方。因此,我们国家也需要快速发展商业保险,弥补基本医保的不足。特别是针对医保基金亏空严重的地区,可以试点医保与商保合作的模式,让商保公司托管医保基金,审核医保理赔申请,合理控制医保支出。

4.3 推动信息化建设,建立合理商业模式

首先,是平台化运作,实现资源跨界整合、费用跨区域结算、信息跨界交互。我国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相互独立,医保跨地区结算仍未实现。通过借鉴PBM理念,我国卫计委可以统筹全国的居民健康信息化的建设,建立全国范围内居民健康信息档案,并实现各地区、各级医院之间医疗信息的互联互通,并为跨地区医保结算奠定基础。其次,是提供一站式的医疗费用结算解决方案,提高效率,满足患者体验。我国患者在就医购药过程中重复排队付费且商保报销手续烦琐。通过借鉴PBM理念,推动费用结算和商保报销自动化、智能化、提高效率。再次为患者提供资金担保,先行垫付药费,事后与保险公司结算。我国的医保结算和商保报销均采用事后结算流程,结算周期长,报销手续烦琐。通过借鉴PBM理念,实现医保和商保垫付,缩短到账时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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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莉,周顺华,李野.美国药品福利管理者浅析[J].中国药房,2006,17(2).

第5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外资银行;国内银行;经营效率;影响

中图分类号:F8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3-0106-06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资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加速发展,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经营的影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06年底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取消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地域、客户等方面的非审慎性限制,这标志着我国银行业已进入全面开放的新时期。

外资银行的迅速发展,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内银行的经营行为。2004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外部环境、经营状况、业务拓展能力等五大类指标对商业银行北京分行(管理部)做出了综合竞争力排名中,排行榜的后13位全部被中资银行包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北京分行位列倒数前四位,综合竞争力排名的前12位没有一家中资银行。

在五年过渡期结束以后,部分外资银行选择转变为法人银行,首批8家改制的银行均将注册地选择在上海,可见上海在中国银行业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率先承受了银行业国际化和外资银行进入的冲击。研究在上海经营的中国商业银行受到的外资银行冲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已有的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银行业影响的研究中,基本上着眼于一个经济体的层面,鲜见关于一个金融中心城市的研究。国外研究中,大部分理论分析表明,外资银行进入提高了一国商业银行间的市场竞争,对于一国商业银行带来的影响中,收益大于成本,如Claessens等(2001)、Denizer(2000)认为外国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盈利水平、非利息收入和经营支出减少相关联,银行业开放提高了国内银行业的效率。Unite等(2003)的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对一国商业银行带来了竞争的压力,外资银行的进入程度变量显著降低了一国商业银行的利差收入、经营利润和总成本,促使国内商业银行提高经营效率、减少对国内保护性政策的依赖;Sengupta(2006)、Lensink等(2004)认为放松外资银行进入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接受外资银行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降低企业和消费者的借贷成本,使借款人最终获益。不过,Stiglitz(1993)的研究结果结论相反,认为外资银行进入是降低而非提高了一国银行业的效率,因为外资银行进入会提高一国银行业的风险和利润损失,且外资银行倾向于与国内的商业银行争夺跨国公司等高端客户,增加一国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等等。还有的研究者对单个国家外资银行进入的效应进行了分析,如Hyun(2005)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韩国、Yeyati&Micco(2003)对部分拉美国家银行业的影响。

国内关于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商业银行影响的研究还不多,也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结论。毛捷等(2009)、孙兆斌(2009)、孙兆斌(2010)、郭妍和张立光(2005)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降低了国内银行的利润率、非贷款收益率和费用率,同时提高了国内银行的呆账准备率。叶欣f2006)的研究显示,外资银行进入产生的市场竞争压力有限,不足以打破我国银行业的均衡状态。毛泽盛、李晓峰等(20061也认为,由于目前我国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未被打破,外资银行的进入对国有银行造成的冲击不大,而股份制银行则受到较大的影响。

总体看来,现有的研究结果大多认为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于一国银行业的效率有正面影响,外资银行会带来新管理理念和技术、提高一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降低借款人的成本、提高借款人享受的服务水平,最终切实提高该国银行的整体效率、增强整个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外资银行的进入也可能会降低一国银行业的存贷利息差和经营利润率,并对国内银行的营运成本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针对本文的研究,我们做出以下的三个假设,并将使用上海银行业的数据,对这些假设进行检验:

(1)外资银行进入将降低上海银行业的盈利能力。外资银行的进入会直接对上海银行业产生竞争压力,迫使国内银行提高效率,改善服务质量,降低利率和利润,以应对竞争,保持市场份额不被外来者抢夺。

(2)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安全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短期看来,外资银行的进入可能会使得中资银行的资金来源发生严重分流,国内银行的流动性降低。长期来看,在外资银行的竞争压力下,国内银行为保持其市场份额,不得不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在技术、产品、服务、管理和人力资本等方面不断进步,提高其风险管理能力。

(3)外资银行进入将使上海银行业的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减少。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在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上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外资银行在具体业务上的份额和总量增加,将会对国内银行的相关业务造成冲击。

二、实证模型及分析

(一) 数据来源

银行层面经济数据来自《上海金融年鉴》(2003-2009),宏观经济数据来自《上海统计年鉴》(2002-2009)。没有包括政策性银行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上海分行,也没有包括改制时间较晚的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上海邮政储蓄公司。仅仅包括了外资银行分行,没有包括办事处、代表处等机构。浦发银行从2004年才开始披露上海分行的相关数据,而在2001年到2003年只报告浦发银行的整体数据。考虑到统计口径的问题,我们删除了浦发银行样本。光大银行上海分行的贷款信息披露中。没有严格区分短期贷款和中长期贷款,所以我们也删除了光大银行上海分行这个样本。最终选择了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商业银行的上海分行,以及上海银行,涵盖了从2002年到2008年的相关数据。在全部13个样本中,部分银行的信息披露不够完整,我们将在部分变量出现缺失值的时候,删除该样本,所以不同的回归方程可能存在不同数量的样本。

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原因,没有研究银行经营成本、中间业务收入与外资银行进入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坏账比例仅包括长期贷款损失准备,没有包括应收账款(归属于流动资产)的坏账准备、短期投资的跌价准备以及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二) 实证模型

(三) 变量设定

根据实证方程,我们主要设定了以下几种变量:

1、银行经营变量DEP。作为研究外资银行进入影响的被解释变量,银行经营变量包括了资产收益率(HOA)、银行资本充足率(CAP)、贷款准备金率(PRV)、人民币业务量(LNRLl和业务占比(LRMB)、外汇业务量(LNFL)和业务占比(LFX)。根据前文的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对于上海银行业的影响将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信息含量最丰富的财务指标,显然是分析外资银行进入影响的最佳选择;同时,银行的安全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贷款准备金率是表征银行安全性的重要指标;另外。银行在人民币业务和外汇业务方面受到外资银行进入的直接影响,国内银行在业务量和业务占比是否受到外资银行进入的直接影响,也是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

2、外资银行进入程度变量FB。在外资银行进入程度的变量选择方面,现有的文献主要有外资银行数目份额和外资银行资产份额两种,其中前者是指外资银行数量与本国银行总数的比例,后者是指外资银行资产对本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比例。在外资银行资产总额方面,由于目前披露的数据存在前后口径不一致、披露不完善等问题,我们使用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份额作为外资银行进入上海市场的指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外资银行进人国内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参与巨大的、存贷息差较高的人民币市场,另一方面在于外资银行目前在人民币存款方面受制于分支行开设、存款不足等约束,而成为外资银行开展相关业务的短板。所以,综上所述,人民币存款份额能够充当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的较好指标(FBRD)。目前,外资银行在国内开设分行和支行受到中国监管机构批准的限制,在2001年到2004年基本上没有出现变化,而在2006年以后,随着中国入世过渡期的结束,并鼓励外资银行分行在中国国内转变为法人银行,外资银行机构的数量出现了下降。而外资银行在华存款和贷款业务却是在不断发展和上升之中,这使外资银行数目不适合作为表示外资银行进入上海市场的变量。另外,我们还使用了外资银行员工数量作为外资银行进入上海市场的替代指标(STFG)。

3、银行自身控制变量(BANK)。这里选用了流动资产占总资产的比率(LQD)与贷款呆账准备金占总资产的比率(PRV)表征银行的资产结构,选用了银行总资产的对数(LNTA)表征银行的规模。

4、宏观经济变量(MA)。采用上海市年度GDP增长率表征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利用该变量,可以控制住经济周期等宏观变量对本研究的影响(GDP)。另外,利用银行存贷息差(DLB)表征货币政策环境。

5、市场结构变量(HHI)。由于金融市场竞争情况的变化也可能会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我们选用产业组织理论中的H指数,即赫芬达尔指数,以控制金融市场结构变迁这一因素。

三、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分析

在分析中。首先采用Breusch-Pagan Lagrangian乘子检验,检验回归残差是否独立同分布;在BP检验的基础上,采用Hausman检验,检验应当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没有在文中报告Breusch-Pagan Lagrangian乘子检验和Haus―man检验的结果,而是直接列示了部分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

(一) 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资产收益率

从表2可以看出,对于国内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两个表征外资银行进入的变量分别有不同的回归结果。其中FBRD的系数为负但是不够显著,而STFG对国内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为正向促进作用,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综合来看,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应该是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与Classens等(2001)、Denizer(2000)的研究相反,其研究认为外资银行进入将导致一国金融市场竞争加剧、效率上升,从而挤压国内银行的利润空间。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外资银行进入尚未从根本上改变上海银行业的竞争格局。这一点,从总资产变量(LNTA)对国内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影响也能得到验证。

笔者认为,银行资产利润率的变化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1)中国政府为应对外资银行在中国人世后的冲击,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1998年到2003年。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向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巨额不良资产剥离、直接外汇注资和下调营业税等措施,并通过国有商业银行境内外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提升国内银行盈利能力。在政策支持下,国内商业银行的资产利润率在受到外资银行冲击时非但未见下降,反而有所上升。2)截至2008年,外资银行的资产份额仍然不大,难以对中国商业银行形成比较强烈的冲击。外资银行进入所带来的竞争效应的发挥可能受到限制,国内银行的垄断地位和市场分割使之得以通过利差收入和非利息收入去补偿成本和投资的上升,因此“外资银行进入会带来的国内银行净利差收入下降”的竞争效应有可能被抵消。

(二) 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商业银行的安全性

针对银行的安全性,我们选择了两个指标,即CAP和PRV。从表3可知,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具有显著影响,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具有显著影响的变量是流动资产占比指标。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之所以不具有显著影响,在于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主要是和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和监管机构推动实施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步骤有关,外资银行进入的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表4的回归结果可知,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有较大促进。如果外资银行进入的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国内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率将上升0.7个百分点。这可能是因为监管机构和银行为了应对外资银行的进入,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准备金要求,如2001年实行的关于呆账准备金的新规定,就比1998年颁布的《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呆账准备金的暂行规定》扩大了呆帐准备金的提取范围,这更加符合审慎经营原则,也提高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三) 外资银行进入与国内银行的贷款业务

由于FBRD变量本身即为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份额,与国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份额形成完全互补的关系。在下文关于上海银行业人民币贷款和外汇贷款份额的影响分析中,我们没有将FBRD纳入到自变量。

在表5关于外资银行进人对国内银行人民币贷款和外汇贷款业务影响的检验中,可以看出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人民币贷款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与上海银行业人民币业务的增长同时发生,不过二者的相关性非常小,且不够显著。影响比较显著的有GDP增速、银行业竞争程度和银行的总资产。

在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外汇贷款业务影响的检验中,我们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有较大的负向影响,虽然该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外资银行

进入会在外汇业务上与国内银行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而在人民币业务上,由于国内银行长期经营和广泛的网络,外资银行对暂时不会对国内银行形成较大的冲击。

我们随后检验了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商业银行人民币贷款和外汇贷款占贷款份额的影响,表6列示的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结论。由下表可知,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人民币贷款有着较小的影响,且该影响并不显著;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外汇贷款业务的份额下降具有显著的影响,且该影响的绝对值较大。这验证了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人民币尚未形成较大冲击、而对国内银行外汇业务形成直接的竞争态势。

在2000年到2008年,外资银行业务份额均出现了较大上升。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业务在2007年达到高峰时占到上海市场人民币贷款份额的10.69%,人民币存款业务在2007年达到5.07%,此后由于出现次贷危机而有所下降。外资银行外汇贷款业务类似,外资银行的外汇存款份额在2006年达到顶峰时占据了上海市场外汇存款份额的56.44%,外汇贷款份额则在持续上升,在2008年占到了40.51%,且外资银行的外汇业务份额持续上升的趋势并没有因为次贷危机而改变。

(四) 控制变量的检验结果

首先,总资产变量(LNTA)对国内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比较显著,且为绝对值较大的正值。这可能是因为上海银行业目前还是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垄断的局面,也可能是因为总资产较大的商业银行在应对外资银行竞争时,可以更多地依靠中间业务应对外资银行的竞争,规模较小的银行往往只能依赖于传统的存贷业务。我们还使用DLB变量控制了存贷息差的影响,不过该变量对国内银行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其次,市场竞争结构(HHI)与国内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显著负相关。这是因为目前金融市场的竞争主要还是停留在市场份额、业务量等层面上,促使商业银行较少的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HHI变量对外资银行人民币贷款业务占比具有显著的影响,市场的充分竞争有利于外资银行进人。

第三,流动资产占比(LQD)与国内银行资本充足率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银行的流动性同样是银行安全性的重要指标,二者相互补充、相互抵消。

最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DP)仅仅对上海银行业的外汇业务有显著的正向关系,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增长为商业银行业务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四、结论和建议

(一) 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对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

1、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经营效率的影响方面,由于国内银行在政策支持、既有的市场地位等支持下,外资银行进入产生的竞争效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国内银行的资产收益率与外资银行进入有着正相关的关系:

2、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经营安全的影响方面,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没有显著影响,对国内银行的贷款损失准备金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外资银行进入促进国内银行更加重视银行的风险管理;

3、外资银行进入对上海银行业的业务影响方面,外资银行进入对国内银行人民币业务份额尚未形成较大冲击,而对外汇业务份额已经形成较大的冲击;

4、商业银行总资产对资产收益率有较大的正向促进作用,对不良贷款损失率有负向影响作用,较大规模的银行在盈利能力上较高、在风险管理上有待提升:市场竞争的深化促进了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有较高的流动资产占比指标,对银行形成了安全替代,资本充足率较低。

(二) 建议

基于此,针对外资银行进入上海银行业市场,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1、目前外资银行对国内银行的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还有待释放。外资银行的进入将不断推动国内银行业由寡头垄断转变为垄断竞争,“竞争效应”将进一步发挥作用。监管机构应当在具体业务和经营领域等方面给予商业银行更大的自由度,促进金融市场更加充分的竞争,最终提高中国银行业的整体竞争力;

2、外资银行进人对国内银行的经营安全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度的提高,金融市场风险上升。跨境资金流入流出的速度上升,监管机构提高了对银行业风险的要求,银行业整体抗风险能力也得到了提高。国内银行应当不断学习和消化,努力提高盈利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积极应对外资银行进入带来的冲击;

第6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关键词】银行;非法融资;风险;对策

规范经营是防范非法融资的需要,是提升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需要。因为规范与银行的成本控制、风险控制、资本回报等经营核心要素具有正相关的关系,能为银行机构创造价值,而且有效的规范经营能将风险消除于无形。因此,建立“全员规范、主动规范、业务规范、管理规范”的经营机制,必将对银行机构的稳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一、不规范经营的表现

然而,随着金融机构之间市场竞争的加剧,面对存、贷款任务,在现有考核利益的驱使下,在银行的信贷、收费领域成了不规范经营的重灾区。具体行为表现有以贷转存(即强制设定条款或协商约定将部分贷款转为存款)、存贷挂钩(即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以贷收费(即要求客户接受不合理中间业务或其他金融服务而收取费用)、浮利分费(即将利息分解为费用收取,变相提高利率)、借贷搭售(即强制捆绑搭售理财、保险、基金等产品)、一浮到顶(即笼统地将贷款利率上浮至最高限额)、转嫁成本(即将经营成本以费用形式转嫁给客户)。服务收费方面包括收费项目不公开、服务质价不公开、优惠政策不公开、效用功能不公开等。这些不规范经营行为,为银行的健康发展埋下了风险隐患。

二、不规范经营触发非法融资

近来,随着经济形势的下行,许多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不景气,造成银行机构基层网点存、贷任务压力较大,加之多年没有违规案件的发生,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少数基层网点负责人对规范经营的懈怠情绪,特别是出现对非法融资放松警惕的苗头和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将会诱发以下操作风险:一是以变相提高存款利率或向存款经办人和关系人支付费用或佣金等方式违规吸储。二是以各种形式参加非法集资活动。三是介绍机构和个人参与高利贷或向机构和个人发放高利贷。四是借银行名义或利用银行员工身份私自代客户投资理财。五是利用银行客户的个人账户为银行员工过渡资金。六是自办或参与经营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机构。七是向他人提供与自己经济实力不符的个人担保,向民间借贷资金提供担保。八是允许非本行员工以各种方式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办公或营业场所开展民间借贷、违规担保和非法集资。

三、银行从业人员参与非法融资的原因

近来,少数银行从业人员利用在银行对借贷市场熟悉的优势,从朋友或亲戚手中吸取资金,然后再利用客户资源将资金以远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价格投放出去,来赚取高额利息差。具体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投资渠道的有限性

从个人投资角度看,金融市场缺少有吸引力的投资品种和投资渠道,加之社会公众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受不法分子的高息诱惑,心怀侥幸,置集资背后的风险于不顾,在趋利动机和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为银行员工参与非法集资提供了有利时机。

(二)民间资金的闲置性

随着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手中积累大量闲置资金,受当前物价上涨、货币贬值等因素的影响,民众急需寻找利润较高的投资渠道,但基于社会高利润投资渠道相对狭窄,股市投资风险较大,民间资金非理性、盲目地追逐高利的冲动将进一步加剧,这为银行业员工参与非法融资提供了大量资金来源。

(三)中小企业融资困难性

随着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各类经济活动对资金的需求加大,而我国企业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融资门槛较高,因此多数企业通过间接融资方式融资。但是由于我国现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中小企业和个人贷款难的现象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为银行从业人员参与非法融资提供了市场。

四、防范非法融资的对策建议

对非法融资违法犯罪活动实施综合治理,必须始终坚持一手打击,一手防范,打击防范相互促进,同时进一步改进金融服务,并逐步培育良好的法制环境,经济金融环境和社会环境,从根源上根除非法融资的发生和泛滥。

(一)强化思想教育

加强银行机构员工的法制教育、荣辱观教育,提高银行机构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规范经营意识,把治理非法融资、不正当交易与诚信道德建设结合起来。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正确的业绩观,强化依法合规、公平竞争的经营理念,纠正错误认识,倡导诚实守信,反对弄虚作假。要积极运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开展宣传和警示教育,增强全行业的合规意识,牢固筑起抵制非法融资的思想防线。

(二)规范融资体制

银行机构要看准市场,把握时机,勇于扶持发展潜力巨大的企业,依托企业壮大自身。一是对企业应深入调查,区别对待,合理调整放贷结构,不搞一刀切,或一哄而上。二是遵循银行机构资产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原则,确保贷前、贷中、贷后三查制度的落实,建立健全风险预防、保障、补偿等内控机制,加快“阳光信贷”推进力度。三是走出违规经营误区。如高息揽储,不仅对金融秩序造成冲击,也易形成高风险隐患,同时又为日后追索造成障碍。

(三)完善内控制度

银行机构要坚决摈弃重发展轻管理、重规模轻内控的倾向,加强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约束机制,特别是加强对容易滋生不正当交易行为的重点环节的制度建设,即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垂直管理体系和明晰的报告制度,形成对用人权、经营权和资金使用权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大对重要岗位、重要操作环节的管理力度,构成互相分离、相互制约的规范化经营机制,严格办事程序,提高科学决策与操作水平,对重点部位及重点人员实行交叉管理。

(四)严格落实问责

实行重大案件责任追究制度,出现问题后要上追主要领导责任,同时在经营管理和内审稽核这两条线上实施双线问责,促进银行业金融机构从内控制度和考核评价办法上建立防范案件风险的长效机制。银行机构要实行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办法,加强对基层分支机构的控制力,加大对违法违规案件及其责任人的查处追究力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五)加大监管力度

相关部门应加强对非法融资的监测预警,及时进行风险提示,通过监督检查、群众举报、媒体披露等多种渠道搜集信息,力争将非法融资违法犯罪活动消灭在萌芽状态。工商部门应加强对企业的日常监管,严厉打击虚假广告、超范围经营、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本和合同欺诈等违法行为。金融机构应建立完善大额人民币、外汇可疑交易调查机制,加强对可疑交易资金的监控,及时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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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摘 要:选择中石油控股的昆仑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的相关指标及数据,借鉴耗散结构理论,并通过熵值法对其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有效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供应链金融能有效实现产融结合的协同价值、促进产融企业及产融银行共同发展。为进一步提升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有效性,产融集团应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建立金融管控平台;监管机构应完善相关政策。关键词: 产融结合;供应链金融;熵值法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6)05-0023-08一、引言在我国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受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因素影响使其利润空间逐渐缩小的情况下,为提高获利空间、降低信贷风险,商业银行纷纷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供应链金融作为一类较新的金融业务,目前国内外研究并没有对此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和定义,国内研究多集中站在商业银行的角度对供应链金融进行界定,即供应链金融是依托产业链核心企业的信用以及上下游企业之间真实的贸易信息,以企业销售收入、应收账款、存货等确定的未来现金流为直接还款来源,通过动产质押授信、应收账款融资等新型金融工具盘活产业链企业的存货和应收账款,为产业链企业提供融资的综合性金融服务[1]。据此,供应链金融作为近年来商业银行针对特定经济实体开展的产业金融服务,在增强银行盈利能力的同时,还能够缓解产业链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高产业链竞争力,实现多方共同发展[2-4]。近年来,我国一些大型工商企业通过控股金融机构涉足金融领域,形成了“实业+金融”的产融结合模式,并积极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希望借此来整合产业链,带动主业发展。如昆仑银行的石油产业链贸易融资业务、龙江银行的农业供应链贷款、华润银行的供应商融资等都是具有产融结合特色的供应链金融产品。学术界对产融集团开展供应链金融服务其所在产业链的现象也有了初步的认识,如刘国忱(2013)认为供应链金融是以金融资本支撑产业资本,因此,构建产融联盟能带动产业升级[5];赵志龙(2013)指出产融结合型银行能为所属的产业链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进而促进实体产业的发展[6];王志明(2014)认为产融结合形成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协同效应能促使金融机构为供应链企业提供更适合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及生产运营信息,有利于对供应链风险进行管控,实现风险和收益的平衡[7]。由此可见,产融结合型银行①作为产业链链内银行,与非产融结合型银行相比,与实体产业的联系更为密切,能通过与产融企业的信息共享平台获得有效的市场需求及产业链上更加真实的交易信息,来降低供应链金融业务的运作成本、信贷风险,更加有效地推动实体产业的发展。与实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大多数文献仅局限于对产融结合或者供应链金融单独进行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的研究仍停留在简单的理论分析层面。供应链金融绩效评价方面的研究多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进行,其中定性指标包括供应商绩效、供应链柔性等,定量指标包括成本、投资回报率等[8]。朱文贵等(2007)建立了金融供应链的绩效评价体系,为评价供应链资金流的绩效提供指标参考[9];张秀萍等(2010)认为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升供应链可靠性、反应能力、柔性、降低成本来提高企业绩效[10];房圆晨(2011)通过夹角余弦―灰关联法构建的预付账款融资业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风险、客户满意度等进行绩效比较[11];刘可(2013)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中小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评价供应链金融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程度[12]。在我国企业产融结合有效性方面也有较多的研究。蔺元(2010)通过构建Logistic模型发现,我国企业产融结合的层次不深,金融资本没有紧密服务于实体产业发展的需要,为经营绩效带来的正效应不大[13]。李惠彬等(2011)利用熵变模型实证分析得出我国产融结合趋势显著,产融结合有利于产业稳定发展[14]。姚德权等(2011)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法实证发现,由于企业和金融机构自身存在风险,产融结合对企业经营的有效性较低甚至无效[15]。王帅(2013)利用成本函数检验产融企业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与主业联系较大的金融机构进行产融结合能降低交易成本[16]。李维安等(2014)从投资效率的角度对企业产融结合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发现实体企业控股金融机构会造成投资过度,降低企业的投资效率[17]。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在产融结合有效性的研究中,大部分结果显示我国产融企业产融结合效率较低,这主要是因为实体企业控股金融机构后,没有利用金融资本服务主业的发展,而仅仅追求金融领域丰厚的利润以及获得信贷支持。由此可见,如何提高我国企业产融结合效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本文借鉴耗散结构理论的熵变模型,构建产融结合型银行供应链金融有效性的熵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实证检验产融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是否促进了产融集团的发展②[18]。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一)供应链金融能够提高产融资本的协同效用一方面,由于关联交易、客户集中度等管制,产融结合型银行为控股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规模有限,抑制了金融资本对实体产业的支持,供应链金融则能够突破直接融资的限制,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链各环节,通过向产业链企业融资,降低产融企业流动资金的需求,间接对产融企业提供资金支持,降低融资成本。另一方面,产融结合型金融机构能够深入了解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中小企业之间的交易状况,降低管控供应链金融业务风险的成本,并通过与产融企业共用客户渠道、共享产业链资源,降低业务运作成本。同时,金融资本可以利用产业资本拥有的客户资源与品牌效应,为产业链客户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实现产业与金融交叉销售,进而扩大银行的利润来源、优化收入结构,提高盈利能力[19],实现产融协同。据此,提出假设如下:假设1a:产融结合型银行能够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降低产融企业的财务成本,进而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假设1b:产融结合型银行能够借助产融结合形成的优势降低金融业务的运营成本,进而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假设1c:产融结合型银行能够通过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提高银行盈利能力,进而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二)供应链金融能够提高产融集团内部资金的配置效率由于产融企业的融资成本低于市场成本,因此,易造成资金过度集中于产融企业,导致产能过剩、投资效率下降,降低企业内部资源的配置效率。产融银行通过供应链金融对整条产业链进行整合与控制,能够获得有效的市场需求以及产业链企业的生产能力、业务规模等信息,对产业链企业的信贷规模进行合理的分配;并将原本借贷给核心企业用来过度生产或投资的资金以较高的利率分配到产业链企业,提高上下游企业的供应能力和购买能力,平衡产业链各企业的生产运营能力。再加上产融结合型银行能够深入参与实体产业的生产运营,更有效掌握产业链企业发展的金融需求和所在市场环境的变动,提供更适合产业链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从而合理配置产业链资源。同时,产业资本往往会受金融资本高额利润的影响逐渐金融化,进而导致实体产业空洞化,供应链金融则能使产融集团内部的金融资本回流到产业链生产运营环节中,重新以产业资本的形态支持产业链的运作,推动主业增长,避免实体产业空洞化。据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2: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扩大对产业链企业的融资规模,避免实体产业过度投资于金融领域,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三)供应链金融能够控制产融集团的内部风险产融结合型银行属于链内银行,能利用企业的产融信息平台核实产业链企业的信用状况及真实的交易信息,对资金流、物流实施有效监控,确保了资金回收的安全性;同时产融银行通过与产融企业共享信息,能够准确预测市场动向及存货质押品价格变动的方向,为未来可能遇到的存货价格下跌等风险提前采取防范措施,从而降低银行的信贷风险。再加上供应链金融能满足产业链企业资金需求,缓解产业链企业资金短缺问题,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的稳定运行,产业链企业支付货款、供应物资的能力增强,从而确保了核心企业能够及时收到应收账款及预付账款下的货物,降低坏账规模。据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3a: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产融结合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进而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假设3b:供应链金融能够降低产融企业的坏账规模,进而有助于产融集团的稳定发展。三、实证方法与指标构建(一)研究样本本文选择2009~2014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及其控股的昆仑银行为研究样本,考察昆仑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对产融集团发展的影响③。(二)实证方法本文将中石油集团与其控股的昆仑银行组成的产融集团看作一个产融系统,通过改进耗散结构④的熵变模型,构建熵指标评价体系,利用熵值法给各指标客观赋权,综合评价昆仑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有效性。其中,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开放的系统要想维持有序的结构、实现稳定发展,就必须要降低系统的总熵值[20,21]。供应链金融所在的产融系统具有形成耗散结构系统的特点⑤,产融系统要想维持有序的结构,就要通过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或从外部引入资金、技术等有利于自身发展的要素即负熵,降低或释放系统内部由于资源不合理配置、信息不对称等不利的因素即正熵,来降低系统内部的总熵值。昆仑银行作为产融结合型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主要目的是使金融资本更有效地服务于主业,降低主业运营成本、提高资本运作能力,促进实体产业发展。如果供应链金融业务给产融系统输入的负熵能够抵消自身及产融系统产生的正熵,产融系统的总熵值就会下降,系统会向更加稳定的方向发展,即昆仑银行供应链金融业务是有效的;相反,若正熵大于负熵,则二者结合对系统的负面影响高于正面影响,即供应链金融业务无效。由于昆仑银行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的时间较短,熵值法能够有效克服数据较少时实验结果出现偏差的问题。(三)熵指标体系的构建将产融系统自身产生或由供应链金融带来的正熵定义为压力熵,即dyS;将引入供应链金融业务来减小系统熵值、促进系统发展的负熵定义为支持熵,即dzS;外部环境对系统输入的熵流定义为外部影响熵,即doS。根据耗散结构的熵变模型,供应链金融所在产融系统的熵变模型可以表示为:dS=dzS+dyS (1)其中dS表示供应链金融与产融结合共同作用引起的产融系统总熵值的变化量。若|dzS|>|dyS|,则dS0。(2)2010年,随着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开展,供应链融资规模增大、银行营利能力提高、不良贷款率下降,再加上整体经济形势向好,支持熵的增幅远远大于压力熵的增幅;但由于供应链金融业务处于发展初期,规模较小,支持熵仍低于压力熵,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3)2011年,支持熵与压力熵同呈下降趋势,但由于供应链金融业务规模大幅增长,其业务收入在昆仑银行总收入中占比上升,加上银行不良贷款及企业坏账损失下降,压力熵的降幅大于支持熵的降幅,支持熵首次高于压力熵,dS

第8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一、“营改增”对广播影视行业的影响

“营改增”之后:(1)广播影视业小规模纳税人(即应税服务年销售额未超过500万元的纳税人)由原来征5%的营业税改征3%的增值税,但增值税为价外税,新旧相比税负降低了;(2)广播影视业一般纳税人(即应税服务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纳税人)由原来征3%的营业税改征6%的增值税,但其提供相关服务过程中支付固定资产、设备维修费、水电费、有形动产租赁费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销项税额。

但是,仅从税率的变化,很难判断实行“营改增”之后,广播影视行业的税负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而是还需要结合各个广播影视企业能否取得合法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自身的规模大小、在实行“营改增”之后被认定为是小规模纳税人单位还是一般纳税人单位、成本结构、工程投资情况、可抵扣的进项税等进行综合考量。

增值税即销项税减去进项税,一般情况下集团的进项税会低于销项税。假设一家广电集团当月的销项税额是500万元,按照以前缴纳营业税3%,纳税额是15万元,现在改为增值税6%后,纳税额增加为30万元。如果这家集团当月采购了100万元的设备,那么将产生6万元进项税可以抵扣,集团“营改增”后的纳税额变为24万元,较之前的15万元仍高出9万元。但是如果这家集团当月采购了400万元的设备,那么将产生24万元能抵扣的进项税,集团“营改增”后的纳税额变为6万元,较之前的15万元减少9万元。由此可知,一家广电集团进项税部分越多,“营改增”给其带来的“减负”效应越明显。

整个广播影视行业中,在短期内能够获得直接优惠的非电视台莫属,因为其能够纳入抵扣项目的进项税额是最高的。“电视台购买设备及影视版权的费用较高,若征收增值税,其购买影视版权的税费将得到抵扣,应缴税款从而可以大幅降低。 不过,“减负”的程度还得看各个电视台的实际情况,像有些电视台如果进行了一系列高清技术改造,采购了一些高清设备,大额支出告一段落,因此“营改增”的政策红利暂时享受不到多少了。另外,由于进行抵扣需要上游企业能够提供正规的增值税发票,这点还是给包括电视台在内的广电行业带来了新的问题。具体进项税能够抵扣多少,还得看上游单位提供的发票情况。只能说,根据理论上的测算,电视台的赋税是有一定程度减少,但是实际情况还要等“营改增”实施一个季度之后才能结算清楚,相对而言,亦有增进的空间,并通过制播分离、业务外包等措施,电视台能获得更多的抵扣项。为了适应“营改增”的变化,广电行业需要做的就是加强支出和收入的内控管理,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实行“营改增”后,税务问题将直接涉及各个业务部门,力争短时间内完成对‘营改增’涉及的业务培训并产生实际效果。

目前广播影视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广播影视服务纳入“营改增”,标志着我国“营改增”试点范围已从生产业扩展到生活业,这不仅对振兴文化产业意义重大,还可以为今后“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其他服务业积累经验。

二、广播影视行业适应“营改增”改革的几点对策

(一)推进制播分离,建立供应商进入新机制

“营改增”以后,广播影视行业中占财务支出比重高的出租车费、通讯费用和发射费用都不能产生抵扣进项税额。因此,目前广播影视行业应该积极调整结构,理顺关系以适应“营改增”带来的变化。一是实现制播分离。“营改增”为广播电视推动制播分离创造了条件,将来我们要把该推出去的业务都推出去,这有利于以后广播电视在这一块获得可抵扣进项税额。二是积极拓展供应商机制。现在,广播电视的供应商构成中,小规模纳税人占的比重很高。这样就造成了可抵扣进项税额的损失。目前,应着手建立供应商机制并把这个机制完备起来,对一些项目的招标,没有一般纳税人资质的,会逐步把其从这个机制里剔除出去。随着设备租赁、后期制作等获得增值税发票,企业的税负肯定会减轻的,而且将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全行业再推开,企业的税负将会进一步减轻,发展空间也会更广阔。

(二)适当调整企业经营方式、招标对象

“营改增”是大方向,广播影视行业的单位和企业应积极面对,支持改革,同时积极迎接挑战。增值税与营业税不同,不光是税收的问题和财务核算的问题,还有经营模式、管理架构等深层次的问题。从之前的“营改增”试点看,小微企业是最大的受益者。目前影视制作等已对社会开放,民营企业比较多,其中小微企业也很多,“营改增”会使他们受益。初步分析,大型的企业税负会出现变化,大体看是有增有减,这跟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及自身所处的产业链中的所处的环节也有关系。“营改增”双“扩围”对广播影视行业的单位和集团是机遇和挑战并存。这次“营改增”双“扩围”,广播影视行业遇到的主要问题是进项税额抵扣不足。比如电影行业的税率从3%变为6%,电影院以租用房屋为主,目前租金不能产生抵扣,广电系统涉及的传输费支出也不能产生抵扣,这导致抵扣不足。说“营改增”是机遇,指“营改增”有利于广播影视单位和集团调整产业结构,采取更加灵活的经营方式,有利于广播影视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与其他行业的衔接。就应对挑战的措施而言,一方面,企业要积极跟财税部门沟通,把广播影视行业的特点介绍清楚,有利于财税部门了解广播影视行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以及整个的定价体系。另一方面,广播影视行业自身要加强内部的经营管理,会计核算要梳理,整个经营策略包括定价机制都要调整和优化。

(三)努力实现增值税的“应抵尽抵”

从广播影视行业层面来说,“营改增”不是一个简单的价内价外税收核算的变化,一个财务的变化,而是行业单位的经营模式、内部管理、制度、合同法律和采购各个方面深层次的、综合性的影响和变化。从宏观层面上看,“营改增”是在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等方面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政策体现,原来的营业税,实质上是政府在调控广播影视行业单位的行为,限制单位不能这么干,不能那么干;“营改增”后,税收制度变为更中性,广播影视行业可以选择长产业链经营模式,也可以选择搞专业化;可以选择分包,也可以选择主辅分离,企业更有自来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式。从“营改增”改革的方向来说,目前是处于一个过渡阶段,所以多档税率并存,加剧了增值税税制的复杂性;但今后的方向就是“应抵尽抵”,包括不动产、金融等所有对外支付的,只要是上个环节的纳税人缴纳了增值税,下一个环节就可以抵扣,这将意味着大量的减税。增值税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解决重复征税,广播影视行业只有努力实现进项税的“应抵尽抵”,才能充分享受到“营改增”改革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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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影视行业研究范文

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具有避免重复课税,贯彻税收公平的优势,因此, 我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简称“营改增”)的主要目的是理顺经济关系,解决重复征税问题,体现税收公平原则。2013年8月1日, “营改增”试点在全国展开,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了“营改增”的范围。本文分析了“营改增”对广播影视服务业各链条的税负的不同影响,从公平性的视角进行了探讨,并从各主体角度提出了优化建议。

【关键词】

“营改增”;广播影视服务业;产业链 税负;公平

0 引言

自2013年8 月 1 日起,广播影视服务业将作为部分现代服务业税目的子目,一次性全部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在全国推开。营业税制下,广播影视服务业中的“制作、发行”服务按照“服务业”缴纳5%的营业税,“播映”属于“文化体育业”的范畴,实行3%的营业税率。“营改增”后,广播影视企业以应税服务年销售额500万元为标准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两类。对于年销售额不足500万元(含本数)的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易征收办法,征收3%的增值税,不能进行抵扣纳税;对于一般纳税人而言,广播影视服务业实行6%的增值税率,实行抵扣纳税。

1 广播影视服务业各链条的区分

广播影视服务业的产业链条,包括广播影视节目(作品)的制作服务、发行服务和播映(含放映)服务等三个环节。

(1)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服务。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服务,指进行专题、专栏、纪录片、动画片、广播剧、电视剧、电影等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制作的服务;

(2)广播影视节目发行服务。广播影视节目发行服务,指以分账、买断、委托和等方式,向影院、电台、电视台等单位和个人发行广播影视节目以及体育赛事等的报道及播映权的业务活动;

(3)广播影视节目发行服务。广播影视节目播映服务,指在影院、剧院、录像厅及其他场所播映广播影视节目,以及通过电台、电视台、互联网、有线电视等无线或有线装置播映广播影视节目的业务活动。

2 “营改增”对广播影视服务业的税负的影响

对于从事广播影视节目和作品制作、发行、播映服务的企业来说,“营改增”对其税负的影响要视其在产业链中所处的环节具体分析。

对于产业链上游的制作方、发行方而言,“营改增”前,制作发行按5%计征营业税。“营改增”后适用6%的税率,增值税税率与原先的营业税税率相差不大,税负主要取决于进项抵扣。

由于影视制作企业大多是属于“轻资产”类型的企业,其突出特点是资本有机构成低,人工成本高企,演职人员劳务费加起来要占总成本的60%~70%,而这部分成本无法计入进项抵扣。其他项目,诸如电视剧制作中的录音、剪辑和特效等,以及付给作家的剧本创作费,一方面是占成本比重较少,另一方面无法取得对方开具的进项发票。这些都会阻碍企业税负下降。

3 对广播影视播映方税负的影响

3.1 电影院

作为电影产业链的最后一环,对播映方(影院)来说,“营改增”后,企业税率从 3%的营业税变为 6%的增值税,税率上升了 3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作为企业主要成本的人工费用不允许抵扣;设备成本虽然允许抵扣进项,但企业一般暂时没有更新计划。此外,占电影院收入13%~15%的房租支出和上缴的电影基金都无法抵扣。因此,“营改增”后放映企业税负会有明显的增加。

3.2 电视台和电台

同样作为广播影视服务业的下游播放行业,电视台的境遇与电影院相比则完全不同。由于其上游的电视剧制作、发行行业被纳入“营改增”范围,今后电视台购进影视剧将获得6%的增值税进项抵扣,这将明显降低其引进电视剧的成本。国家将广播影视服务全产业纳入“营改增”以后,企业节目制作、播映权采购与播映环节的链条全部打通,广播电视台的播出成本将可以比较全面得到增值税进项抵扣,压力大为减轻。

4 “营改增”后广播影视服务业税负的公平性分析

从上述关于“营改增”对广播影视服务业“营改增”后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税负略有下降,电影院的税负略有上升。广播电视行业由于上下游均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其成本能够取得进项税额发票,因此,总体税负与营业税持平。与广播电视行业相比,电影行业的税负要比广播电视行业的税负更重一些,电影院按照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而原来缴纳营业税时税率是3%。同时,占电影院票房收入13%~15%的房租支出和上缴的电影基金都无法抵扣。从整体来说,“营改增”使电影行业的全产业链税负增加。

5 “营改增”下广播影视服务企业降低税负的建议

5.1 政策层面

(1)扩大进项抵扣范围。应扩大增值税进项抵扣范围,使广播影视服务业增值税抵扣链条更加完整。比如电影拍摄经常要去外景地,很多费用是不能抵扣的;电视剧、电影制作环节很大一部分费用来自演员片酬,这部分也不能抵扣。如果这些进项税能获得抵扣,则企业税负将大为减轻。

(2)给予更多税收优惠。现行试点办法对于影视企业缴纳的文化事业基金和国家电影发展专项资金不允许抵扣的办法,这样可能造成这些收费比增值税税额更大的局面,因此可以考虑对这些收费给予抵扣的优惠。此外,可以考虑设立补贴基金的方式帮助影视企业度过适应期,或给予影视企业更低的优惠税率。

5.2 企业层面

(1)积极进行税收筹划。广播影视服务企业应对“营改增”带给企业在盈利、税负、现金流等方面的影响进行评估,明确“营改增”给企业带来的税负变化。针对企业税负的增加,企业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积极进行税收筹划,改善经营管理,尽可能地降低企业税负。

(2)提高专业化程度,制播分离。广播影视服务企业应进一步细化分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专业化程度,其中电视剧和电影制片企业可以将舞美、道具、化妆等业务外包以获得更多抵扣项;电视台可以通过将制播分离、业务外包等措施获得更多的抵扣项,这样同时也能促进广播影视作品质量显著提高。

6 结语

总的来说,广播影视业纳入“营改增”后对该行业整体来说是个利好,规范化了整个行业的运作,有利于行业整体升级,分工细化,结构调整。实施“营改增”后,产业链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可以抵扣税款,企业就可以将自己并不专业的环节外包出去,让更有条件的企业去做,有助于产业和企业做大、做强、做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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