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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国际贸易;国际贷币
一、全球经济逐步复苏,但时间漫长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正在逐步走向复苏,但是由于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其要完全复苏所需的时间将会是十分漫长的。首先,由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因此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其自身流动资金短缺或偿付能力不足的现象;而另一方面,由于在本次金融危机中银行等金融机构剥离了大量的呆账、坏账等不良资产,因此急需重新注入大量的资金以弥补其亏空。其次,全球经济的复苏还会受到其他不利因素的影响,例如美元的贬值、经济的失衡及失业率的攀升等等;美元的贬值极有可能造成在实体经济或金融市场中出现新的泡沫,严重影响了经济或市场的稳定性;而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经济失衡会影响全球经济复苏的速度,其要达到再平衡的态势又需经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此外,失业率的攀升、就业压力的增大等非经济因素则会从另一角度制约和干扰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
除去上述所提到的不利因素,诸多有利的因素将从正面推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而且从目前的态势来看,其形势还是比较乐观的。首先,针对于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各国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及措施,这对刺激经济的不断增长、恢复当前的市场信心、扭转经济的下滑态势、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我国为了应对本次金融危机,刺激本国经济的增长,从国家财政上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了巨额的投资,并对其他领域也加大了其投入的力度,积极培育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政策或措施都将大大的推进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促进全球经济的增长。其次,科技的创新、技术的进步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将从很大程度上促进全球经济加快复苏,在长期内会决定全球经济增长的总趋势。因此可见,在上述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仍将会在整体上实现复苏,但需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时期。
二、经济增长模式调整,产业转移加速
从另一角度来说,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实质上是对早先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一次强制性的调整,其调整的原因是该模式无法维持全球经济的持续曾长;经过这次强制性的调整,可以使全球经济重新回到再增长的良性循环之中,但其调整的成本却是极其高昂的,导致了全球经济的一次重大衰退。
为此,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整体角度出发,必须对早先全球经济的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根本性的调整,例如发达国家必须适当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遏制超前和过度消费,减少自身的资产负债率,执行稳健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需重新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刺激?肖费,以实现从内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或拉动,防止因外部不稳定性所导致的经济增长乏力。
经过本次金融危机,全球产业将加快向具有低成本、市场潜力大等优势的发展中国家或其他新兴市场转移的速度,并在此基础上尽早实现对产业的转型或升级,以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全球经济的早日复苏以及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新能源和环保节能产业有望引领全球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在本次金融危机过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纷纷加大了其在新能源和环保节能等领域的技术研发投人力度,努力推动其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并以此来引领全球产业结构的再调整,使其拉动新一轮的全球经济增长。其次,作为全球经济的主要载体,西方发达国家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在技术创新、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国际分工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在大力发展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和运用低碳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仍将继续发展金融、保险、信息、科技、法律、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并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优势。由此可见,全球产业转移将呈现出多层次、多梯度和多向性,横向与纵向相互交融,从而形成更加复杂的全球产业格局。三、国际贸易投资加速,但受保护主义制约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向复苏,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投资将会再次活跃,并从很大程度上推动全球经济加快复苏。首先,全球产业转移将在更广范围、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进行,从而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并且拉动了全球范围内相关服务业的增长,创造出了愈来愈多的就业机会。其次,国际贸易投资的加速还会对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在区域内其产品、资金、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会更加便捷,其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或空间。最后,新能源、环保节能等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会带动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从而创造出对绿色产品、环保节能技术及设备的更多需求,拉动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复苏。
但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各国由于大多是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加快本国经济的复苏,将采取一些对本国经济或市场的保护主义政策及措施,这对于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制约作用。首先,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尽快恢复经济,保持经济的平衡,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减少超前消费、扩大国内需求、降低进口需求,因此这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增长尤为不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贸易投资的发展。其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增大的现象,也将会对西方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冲击,其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恢复就业市场,降低失业率。最后,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企业破产率的增加,各国必然会采取相关保护主义措施,通过设置相关障碍防止过多的本国企业被兼并或控制,尽力降低其投资或兼并活动给本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不利影响,从而弱化了国际资本市场的流动性,限制了国际性投资活动的发展。
四、国际货币体系出现新变化。但仍将以美元为主
2010年第三季度以来,受制于短期利好因素逐渐消失、财政巩固计划的增长抑制效应逐步显现以及不确定性上升的综合影响,全球经济未能延续上半年超预期反弹的势头,复苏动能减弱,市场对第三季度和下半年主要经济体及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不同程度地有所下调。根据2010年10月初IMF在《全球经济展望》中公布的最新数据:2010年全球经济有望实现4.8%的年度增长,鉴于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高达5.25%,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水平将较上半年显著回落。在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下降,复苏渐进性与曲折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差异性也进一步扩大。
分区域看,美国经济复苏力度明显下降,欧洲经济反弹小幅超出预期,日本经济复苏后劲不足,温和通胀和较高失业构成了发达经济体的共性特征,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势头则依旧强劲。2010年前三个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3.7%、1.7%和2.0%,经济增长引擎从库存周期和政策驱动向消费和贸易联合驱动逐步转换,复苏动能下降导致劳动力市场持续萎靡,7-9月美国失业率分别为9.5%、9.6%和9.6%,而宽松货币政策则并未导致物价水平大幅上升,7-9月美国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2%、1.1%和1.1%。2010年前三个季度,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0.8%、1.9%和1.9%,复苏基调初获确认,欧债危机的逐步企稳和德国经济的强劲反弹让欧元区整体经济表现小幅超出市场预期,但欧债危机风险尚未消除,财政巩固计划在部分国家的推行遇到较大的社会阻力,失业率持续高企,7-8月欧元区失业率均为10.1%,通胀压力也小幅加大,7-9月欧元区CPI同比增幅分别为1.7%、1.6%和1.8%。2010年前三个季度,日本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值和预估值分别为5%、1.5%和2.2%,工业产值增速较前期明显回落,出口则大幅受累于日元汇率走强,但就业形势有所好转,7-9月日本失业率分别为5.2%、5.1%和5%,通货紧缩并没有明显缓解,7-9月日本CPl同比增幅分别为-0.9%、-0.9%和-0.6%。2010年第三季度,新兴市场继续强劲复苏,复苏力度较上半年小幅减弱,亚洲继续引领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复苏,除中印稳步复苏外,新加坡经济在制造业快速增长的推动下前三季度大幅增长16.9%、19.6%和10.3%;此外,大宗商品价格走高和工业生产反弹带动巴西和俄罗斯经济出现快速复苏,而非洲和中东欧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复苏力度则相对较弱。
在全球经济复苏渐进性、曲折性和差异性进一步显现的背景下,全球政策调控风格从“退出为主”转向“工具轮转”。受制于欧债危机后财政巩固必要性的上升,财政政策的操作空间大幅缩小,刺激性政策工具从财政政策轮转至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基调进一步增强,全球范围内的竞争性汇率贬值现象也初步显现。
展望未来,鉴于全球经济复苏动能还将进一步下降,短期内全球政策调控的大方向还将综合考虑刺激性和平衡性,整体风格从“退出为主”向“工具轮转”的转变还将持续,财政政策以兼顾财政巩固和温和扩张为基调,货币政策以适度宽松为基调。
2009年三季度开始,受益于各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世界经济步出了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的影响。全球股市自2009年3月以来持续反弹。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复苏的中前期,且复苏趋势越发明朗,美国和新兴市场国家需求的强劲反弹将带领全球经济走向稳步复苏。
从美股的长期走势看,标普500指数已经走出了此次金融危机的谷底;从代表欧洲各国股市状况的摩根士丹利泛欧指数历史走势来看,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该指数迅速反弹,虽在欧债危机影响下有所调整,但基本站稳800点。亚太经济方面,日本经济从2009年二季度起出现了强劲反弹,是最先走出衰退的发达国家之一。2010年日本GDP将继续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所带来的出口增长,中期内日本股市有望继续保持向上的趋势。澳大利亚自2008年底以来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经济上升趋势,GDP季度环比年化增长迅速反弹并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就业市场也持续回暖。目前标普澳证200指数已经恢复到2005―2006年时的点位,随着澳大利亚经济的持续增长,股市有望延续上佳表现。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投资者可以通过海外基金投资全球市场,一方面,通过全球配置的海外投资基金争取在世界经济复苏期抓住不同股市轮动上涨的机会,在追求不同市场轮流上涨所带来的收益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分散投资,降低投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在实践中,没有一个基金经理可以同时从全球每个市场都取得最佳回报,而“基金中的基金”――FOF却可以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灵活机动地选择优秀的海外基金管理人,从而达到全球分散投资的目的。通过对基金选择时的“二次优选”,将更加有助于FOF类型的海外投资基金进一步控制风险。
FOF即“基金中的基金”,和其他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为投资标的的基金不同。FOF是以基金为投资标的。通过专业手段对上百只乃至几千只基金进行二次优选,FOF的投资风险无疑得到了有效降低。
选择FOF是国内基金公司在初涉全球证券市场的背景下,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一种现实选择,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挑选经过时间和市场波动考验的优秀资产管理人,可以更好地贯彻全球投资的理念,更灵活机动的配置资产组合。
从目前国际上发展离岸基金的经验看,实际上大多都在遵循FOF路线,即设计基金产品和实际海外投资两个环节是分离的。采取FOF模式。一方面通过在全球范围精选业绩优秀的共同基金构筑组合,在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对降低投资运作风险,对收益的提高和稳定带来积极影响;另一方面相应降低个股研究和调整的成本。可以使基金经理更专注于市场趋势的判断。
关键词:全球金融危机;贸易不平衡;贸易保护主义;经济反弹;人民币升值
2009年12月5日,由世界经济学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系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hina & World Economy编辑部共同主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第九届三次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暨理论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重点高校及研究所的代表共聚一堂,就“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走势及中国如何应对当前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全球经济逐渐进入反弹的时期,此次的会议对于预测世界和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走势及探讨相应的发展策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后危机”时代的国际经济形势
(一)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
2008年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使得全球经济不平衡,尤其是中美之间经济的不平衡问题极大地暴露出来,并引发大范围的讨论:究竟这种“中国储蓄,美国消费”的经济模式是否有待调整?对此,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认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此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是不可持续的,亟待纠正。他提出,美元在长期内趋于走弱。美国净外债与GDP的比值走向反映出这种趋势。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不断累积使得其净外债占GDP比重逐渐增大,而GDP则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偿债能力的表现。自1982年开始,美国就成为净债务国,且外债越来越多,截至2007年底,美国积累外债达到2.4万亿;从1985年至2009年10月,美元战略贬值61%,美元的不断贬值将最终导致外国资本流入的减少,将对美国造成深重危机,因此危机前美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余永定运用宏观经济学基本公式“I-S+G-T=M-X”来分析了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贸易逆差的变化趋势:经济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投资大幅缩水,储蓄率有所提高,数据显示“I-S”缩水1万亿左右,而美国2009年财政支出达1.6万亿,因此,在危机爆发之后、政府出台财政政策之前,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略有减少;但在财政政策生效之后,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又逐渐增长。2010年,美国为了实现其“保增长,维持美元稳定”的双目标,将大幅运用贸易保护政策,来促进出口减少进口,拉动就业并减少其经常项目逆差,这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巨大的挑战。面对挑战,中国应该重点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降低投资率,减少对外依存度,减少贫富差距并大力发展非贸易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世界经济形势与未来展望
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起伏不定,剧烈动荡。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认为,目前的世界经济具有以下三特点:
1、经济危机基本稳定。
2、世界经济在经历了第一、二季度的最低点之后开始逐渐反弹。
3、当前世界经济是否进入一个全面稳定的复苏阶段仍面临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1)失业率,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失业率仍维持在高位水平。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当前失业率为10.2%,欧洲为9.9%,日本为5.2%,且目前看不到高失业率将得到解决的迹象。(2)个人消费水平低。金融危机带来的“负财富效应”使得财富普遍缩水,家庭储蓄率提高,消费疲软。(3)发达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10月份美国产能利用率为71%,欧洲为70.7%,低产能利用率意味着大规模投资受到抑制。(4)脆弱的金融体系。以美国为例,其金融体系的坏账或被政府购买,或被冻结,只有借助经济复苏来加以消除。而且,美国银行体系中有大量资产与金融衍生品紧密相连,一旦利率波动,整个很行资产将大幅缩水,从而对经济复苏产生抑制,因此,脆弱的银行体系阻碍货币当局利用利率来对经济进行调节。(5)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其未来走势非常不明朗。(6)金融监管对全球金融体系影响不确定。严格的金融监管增加了全球的投资成本,但同时也提高了人们对于银行体系稳定性的信心,因此,其对未来经济复苏的影响难以确定。(7)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但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难以确定。(8)初级产品、能源产品、大宗产品价格波动幅度大,不能确定其未来明确的变动区间。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又与经济形势紧密相连。(9)“低碳经济”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难以把握。张宇燕指出,基于以上九个特征,虽然全球经济目前进入反弹,但断言全球经济已进入复苏阶段还为时过早。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的贸易形势
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作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两个经济体,不断发生贸易摩擦。对于这一问题,国家发改委中国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深层问题在于中美发展模式都需要调节。而在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有三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一是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美国与世界贸易的不平衡。二是美国用来平衡中美贸易逆差的主要产品为农产品而非其先进服务业产品。三是中美真正竞争性的贸易摩擦实质上还未开始,今天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有更多非经济因素作用。张燕生直言,只要全球经济减速,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抬头。但是,无论危机前后,中国都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针对国,发达经济体利用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性贸易壁垒和特保等手段对中国发起贸易战,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产生巨大压力。当前,为应对这些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亮剑”,改变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方在贸易博弈中的不对称性,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上建立广泛的应对贸易保护的统一战线;大力调整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
张燕生指出,从长远来看,“后危机”时代,中国要破解贸易保护主义困局,一是利用区域化加速发展的背景,加强东亚内部贸易、投资及货币方面的合作。以德国为例,德国的外贸依存度高于中国,但其所遭遇的贸易冲突却远远小于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德国高于50%的贸易为区域内贸易。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区域合作来减少贸易保护的阻力。二是东亚应加快建立区域化全球金融中心,提高整个区域的风险对冲能力,从而为产品贸易走向新兴市场提供更好的贸易融资手段与体系。三是中国应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张燕生着重强调了“渠道为王”,中国全球营销渠道的缺失是这次经济衰退中中国出口贸易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拥有庞大的对外出口贸易额,但大多数都是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采购进行,中国应大力加大渠道建设。四是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应着力培育和发展零部件的贸易体系。德国之所以面临的贸易冲突小,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其产品大多是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在国际商场的定价能力强。
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幼文认为,今天中美之间贸易的不平衡实际上是由全球化条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结构差异、改变世界格局的基础差异决定的。中国目前实现的发展仅仅为经济规模的扩大而非经济结构的优化,出口顺差主要以来于低端劳动力产品,因此这种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此次经济衰退的根源在于20世纪90年代的IT泡沫破裂之后,世界没有找到新的主导型产业来带动经济,转而依赖房地产和金融产业。长期的增长复苏必须找到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两大根本性困难:通胀风险与通缩忧虑同时存在;实体经济还未恢复但很多资产泡沫已经形成。目前,各国都出台了大规模刺激经济的政策,但何时以及如何进行政策转型成为各国政府的难题。如果退出过早,则经济复苏很可能夭折,如果退出过晚,则很可能引发新一轮的通胀与经济泡沫。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这一课题,张幼文提出,中国应对贸易的上策为中国影响国际规则的制定。今天的国际规则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的,主要维护的是发达经济体的利益,不能适应新兴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要求。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增加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消除国际范围内不利于本国国力提升的因素。
三、中国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战略评价
由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实体经济,中国也未能独善其身。为刺激经济恢复,中国政府实行了刺激经济的夸张性财政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刺激计划,曹远征认为,在此轮经济反弹过程中,农产品价格波动不明显,CPI指数波动较小,同时,由于此轮经济衰退中中国制造业出口下滑,积累了大量库存,因此未来几年中国发生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在币值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于积极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不断增加,将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资本市场脱离经济基本面,最终形成资产泡沫。最为重要的是,流动性的不断增加还导致人们无法判断此次金融危机是内生还是外生的,因此无法判断其是遵循传统经济危机“高涨――繁荣――危机――复苏”的外生时间路径,抑或是此次经济衰退的周期已经变形。因此,中国政府在决定何时以及如何退出这一问题上就面临严峻的困境与考验。
而对于2005年中国开始启动的汇率制度改革,张斌教授从稳定性和增长性两个标准入手,详细评价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提出了折中性方案。从稳定性方面来看,传统的观点认为,资产泡沫的形成遵循以下路径“人民币升值预期――热钱涌入――央行货币供给增加――资产泡沫形成”,但2007年数据显示,央行2007年度M2总量(即货币供给量)并未大幅增加。张斌指出,即使M2稳定,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够强,资产预期收益就会大幅上升,因此必然形成资产泡沫,危害人民币的稳定性。同时他指出,美元的“名义锚”的作用不强,他将美元价格、中国进口商品价格和中国生产者CPI指数联系起来,认为美元的涨跌直接影响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进而影响中国生产者CPI指数的高低,最终导致国内物价的不确定性变化。
张斌提出,从增长性角度来看,盯住制下的低廉货币有助于形成中国制造品的出口优势,但同时也造成国内制造业相对于非制造业的优势,导致国内资源错配,服务业受到歧视和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市场出现供求失衡的状况。因此,长远来看,盯住制会损害经济的长期增长。替代盯住美元的方案为人民币应升值10%,并在此后维持对美元3%的浮动区间。他以日本为例,日元对美元升值给日本经济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认为相似的变动可以推动中国经济结构的改革与优化。
此外,李卓教授将美国政府看作一个私人部门,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具体分析了其救市政策的有效性以及进入、退出的最佳时点。
中英科技创新合作的中心是新经济,两国应走创新引领的路线。
中英新经济的发展情况。首先看创业。中国、美国和英国是世界上创业数量最多的国家,每年的创业企业数分别是500万、200万家和60万家。英国只有6千多万人口,却能有60万的创业数,说明其对创业的重视。其次看独角兽。根据CB Insights的独角兽数量的最新统计,美国有130多家独角兽公司,中国有131家,而英国有10家,依旧位居全球第三。以上两组数据说明,在全球新经济发展中,美国、中国、英国稳居前三。在这个意义上,中英开展新经济合作是具有全球意义的事情,也是全球最前沿的探索。两国探索新经济合作将会影响全世界,更好地引领全球创新。
关于中英新经济合作,我最看重的项目是英国ARM公司在中关村成立的孵化器――安创空间。安创空间相当于中国大企业所做的专业化众创空间,这和中国的创业政策及全球趋势相吻合。作为全世界著名的芯片设计公司,ARM主要为大公司提供服务,但只有在中国为创业者服务。该孵化器设立在中关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创业团队服务需求较多。此外,我与ARM团队的深入交流得知,目前他们已在中国做了50多个创业团队的芯片架构方面的合作,并已有不少成功的合作案例。如果安创空间在中探索成功,意味着英国的大企业在专业化众创空间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面。这个探索如果成功,可能会在硅谷、伦敦等创业高地拓展创业孵化的新业务。这无形中将中国创业服务的地位大大提高了。
中英两国新经济合作的重心应在创业、孵化、科技园区、技术转移四个方面进行探索,在分享经济、平台经济、智能经济三个领域展开。英国是观念领先的国家,但是在新经济的发展方面,中国实力不比英国弱,中国在创业、众创空间、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方面位于全球领先水平。
中英科技创新合作要探索新模式
关于中英科技创新合作模式,我认为有两点要重视:
第一,中英科技合作应重视两国的优势互补。中国首先要考虑学习并引进英国传统研发的优势领域,同时也要重视中国的优势。中国的优势体现在动员创业和数据领先的发展模式。在英国人看来,中国很快就成为单笔研发投入最大的国家。这点是英国重视与中国科技合作的很重要的方面。
第二,两国合作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上探索新的合作模式,要向新思想引领方向靠拢,搭建更好的平台,来促进实现两国创新创业合作。应搭建更好的平台,这些平台包括创业平台、金融平台和科技园区平台。中国已经与新加坡、以色列共建了国家级的科技园。中英科技合作中,也应该共同搭建中英国家级科技园。
2009年全球经济发展态势波澜不惊。金融危机肆虐之势虽然趋于平息,但复苏曙光并未立即浮现。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各国报出的一个又一个糟糕的经济数据,这让我们看到,全球经济遭遇的创痕远比我们想象的深。没有出现进一步的恶化也许已经算是一个令AfOOt的局面,这让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2010年。
各国货币踟蹰前行
时下经济复苏的曙光为全球带了如沐春风的感触,但复苏之路并非一马平川,至少从目前情况看来,多种不确定因素依然左右着各国经济复苏的脚步和方向。这种微妙的局面下,各国货币的未来走势显得扑朔迷离。
2009年以来,各主要非美货币奏响了上行的主旋律,就连日元也似乎摆脱了交叉盘交易的影响而与其他非美货币一起高唱凯歌。但是进入2010年,我们看到了美元的反击,依仗部分相对乐观的经济数据出炉,以及基本面相对温和的预期,美元走出一波上涨行情,这让我们看到欧元、日元等纷纷脱离前期高点,出现了明显的回调,而且幅度之大,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之前所做出的非美货币即将沿上升通道一路上行的判断。各国经济基本面状况与其货币走势互为风向标,在目前经济前景不甚明朗的局面下,相应货币的走势自然令人雾里看花。
目前,考虑到较为缓慢的经济发展态势,美联储与欧洲央行均做出即将升息的暗示。虽然通胀压力使其感到万分棘手。但仍然有分析师大胆的表示:“直到今年下半年,升息都不是市场谈资。”此外,英镑、澳元等货币因近期没有较为重要的基本面信息,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欧元及美元方面的消息将为这些货币的走势带来指引。所以,探究一下全球经济的基本面就成了我们必须要做的功课。
2010一季瘦,全球经济将迎来第一缕春风
2010年一季度,全球经济可望持续低速复苏,环比年率预计在2.5%左右,仍远低于金融危机前4%-5%的增速。我们的判断依据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各国经济刺激计划继续推动经济复苏,这种政策效应还将延续到2010年上半年。第二,大宗商品价格企稳复苏,企业补充存货对全球经济的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正向贡献将会持续。第三,政府支持措施进一步提振了民间需求,到目前为止,诸多经济先导指标如全球PMI指数、OECD经济先行指数、各国投资者与消费者信心持续改善,预示未来3-6个月经济向好。第四,全球银行业不再巨幅亏损,许多大银行盈利能力改善;资本市场融资功能有所恢复。这对实体经济继续改善提供支持。
在全球经济的复苏力度上,表现出显著的非均衡特征:新兴市场优于美国、美国优于欧盟、欧盟优于日本;在新兴市场,亚洲优于拉美,拉美优于非洲,非洲优于东欧。这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财政与金融体系健康程度对本次经济复苏至为关键,这是新兴市场(东欧除外)优于发达市场的决定性力量;其次,人口对内需的增长潜力和稳定性有着显著影响,人口规模大、人口增长率高、人口结构年轻对本次经济复苏有重要正面影响。这是美国优于其他发达市场,亚洲新兴市场优于其他新兴市场的重要因素。再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资源型地区经济复苏有较大推动作用。这是澳大利亚优于其他发达国家,拉美和非洲优于东欧的有利条件。
2010年一季度,随着全球经济逐步走向复苏,金融机构盈利能力大大改善,国际资本流动将继续稳步回升,但跨境贷款仍难以出现较快增长。第一,2010年全球FDI(国际直接投资)流入量有望从2009年的低谷(不足1.2万亿美元)回升至1.4万亿美元的水平,并于2011年超过危机前水平,达到1.8万亿美元。预计这一趋势将在今后两年内继续保持下去,国际投资格局也将因此发生巨大变化。第二,跨境贷款将缓慢回升。第三,预计今后两年,国际证券投资规模将超过跨境贷款成为国际资本流动中的最主要力量。2010年,资本流向新兴市场的总体趋势将更加明显。应密切关注由此引发的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市场的大幅调整。
复苏道路风险尚存
风险之一:信用危机。信用危机实质上是一个国家的财政债务危机。据统计,目前全球政府负债已突破35万亿美元,主要经济体的负债率均已达到历史高位。2009年11月迪拜政府突然宣布推迟偿债后,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信用评级先后被下调,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发达经济体的信用也因公债规模巨大而遭到质疑。
风险之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2009年,受世界经济并未彻底走出衰退、消费乏力、资本市场仍旧动荡等因素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但是,2010年通胀出现的可能性较大:
第一,大宗商品价格将会继续维持在高位。2010年,世界各国的经济状况有望进一步好转,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很可能重新踏上高速增长之路,对原油、黄金以及其他大宗商品的需求会急剧增加。此外,随着新的监管措施的出台,金融创新将受到严格审核,而且金融机构的去杠杆化过程还会继续,因此金融衍生产品的投资机会相对有限。在此背景下,市场投机力量只能进入大宗商品市场寻找机会,从而推高价格,并可能带来新一轮的投机泡沫。
第二,主要储备货币国发钞偿债可能性大增,加剧流动性过剩。为巩固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各国暂时不会大规模采取退出政策,一些经济恢复缓慢的国家甚至还可能加码宏观政策以刺激经济复苏,因此全球流动性将保持充裕。与此同时,很多国家因救市而产生巨额债务,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基本采用本币计价,在发行新债、增加税收或出售资产都不能解决债务危机的情况下,可能会通过印钞的形式还债,这将进一步加剧流动性过剩的局面。
周一,受亚洲与欧洲股市强劲上涨以及荷兰银行与英国巴克莱银行购并事件的影响,美国股市一扫上周的阴霾,道指攀升100点以上。随后的消息也都提振了市场,美国两家贷款机构终于获得足够资金来维持业务运转,缓解了市场对次级抵押贷款问题可能危及整体经济的忧虑;蓝筹股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甲骨文等公布了优良的季度业绩报告,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这些推动美股继续上行,周三道指盘中重返去年底收盘点位上方。美股的表现令投资者信心大增,欧洲、亚太股市也都走出了连续上升行情。
本周最受关注的是美联储会否调整利率。美联储举行了为期两天的议息会议,并在周三下午公布了结果。正如市场预期,美联储将继续维持现有的利率水平不变,即联邦基金利率维持于5.25%。美联储在会后的政策声明中说,近期经济数据好坏参半,楼市正在调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经济可能继续温和增长。其还在声明中表示,近来核心通胀数据有些上升,预计通胀暂时不会扩大,但压力仍然持续。未来政策将根据经济和通胀的表现而定。对此,分析师认为,Fed在声明中放弃了“或许需要进一步紧缩银根”的用辞,表明已改变加息的倾向。加息预期曾是影响市场的最重要因素,比次级抵押贷款问题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力更大。不过其还是对通胀风险发出了警告,表明其最忧虑的仍是通胀可能居高不下的风险。由于美联储声明中的措辞比一月份会后声明温和,所以市场认为美联储最终会作出减息的决定。
美国经济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全球经济的走向,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股票市场作为经济的晴雨表,便也表现为同涨共跌。继格林斯潘预测今年底美国有30%几率陷入经济衰退之后,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罗奇日前又预言,因为房地产市场泡沫爆破,美国今年底有30%到50%的几率出现经济衰退,衰退会持续4到6个季度,并将影响全球经济。
日前,德国央行宣布分别把存放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300吨黄金和法国央行的374吨黄金运回国内,并且到2020年,德国的半数黄金将储存在德国金库内。外界无从知道这一举动的真正原因,但按照中国俗语“盛世古董,乱世黄金”的逻辑,我们不难推断,德国央行目前仍对全球经济的阴晴不定心存隐忧,毕竟“囤金应对乱世”在美国QE版本不断升级的背景下自有其逻辑依据。
目前,全球经济阴晴不定,悲喜两重天的宏观统计数据也验证了这一点。有调查显示,当前全球各国贸易量剧减,消费萎靡,这些都预示着全球经济步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阶段。而正是基于这样的预判,发达经济体为保持贸易优势,竞相通过“自杀式”、“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来“提升”贸易竞争力。但是,这种“鸵鸟”式的货币政策是否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却并未达成共识,何况极有可能导致适得其反的结果。在阴霾笼罩的背景下,原本践行“世界是平的”原教旨主义者如今却深信“以邻为壑”的货币政策功效。为此,原本是“同林鸟”的贸易伙伴反目成仇,纷纷祭出“自贬汇率”和“双反”的杀手锏。尤其是自2012年9月份以来,日本、欧元区、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等经济体都争先恐后地祭出“货币万能”大旗,通过货币贬值来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转嫁国内乏力的经济压力。难怪德国央行在公布消息的当天,著名投资大鳄比尔・格罗斯在推特上揶揄:“难道央行之间不再信任彼此了?”
众所周知,“脱金化”的纸币体系时代,“白条(Greenback)”与财富并非等价关系。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货币制度的安排对于解决货币稳定、消除贸易壁垒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筹莫展的困局下,1971年尼克松单边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没落,全球走向了美钞主导的纸币时代。人为主导的美元体系至今牢牢占据结算货币的宝座。但是目前,债务上限已经成为悬在美国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也已经让世人意识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上世纪美国财长康纳利留下的至理名言一一“我们的美元,你们的麻烦”仍言犹在耳。
尽管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最终将会被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迅速瓦解。但我们深知,要实现“世界是平的”的大同世界不可以回避“货币”这一瓶颈环节。否则,“央行互不信任”可能将会成为冰冷、残酷的现实情景。应该说,一个负责任的政策制定者不可能对跨境溢出效应和自身政策的反馈效应置之不理。为此,建立有序的国内和国际货币体系,有助于唤回投资者的“动物精神”。毕竟,在高度不确定性随处可见的时候,“动物精神”很难回归市场,货币的“破发”也可能虹吸掉原本我们在追求经济总量时累积的“财富”。
从今年大的经济态势看,主要是经济下行走势和稳增长政策两种力量的一个平衡。在这轮危机中,实际上积累了很多问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进入新的周期。
判断今年的经济走势,一定要考虑经济政策的影响。增长目标确定在什么区间,目前的情况下政策的配套措施或者力度需要掌握到什么程度,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如果我们的政策目标保持了相对的弹性,那么我们的政策也会有更大的灵活性。
基于这样一个判断,从宏观上看,从年初到现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直维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货币投放相对宽松,财政政策也在进行刺激。今年,我们的财政赤字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规模,也是比较有利的安排。
从政策的实际效果,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流动性在进一步宽松,资金成本也在呈现一种回落的态势。这对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回落具有正面意义。
针对后续宏观政策会不会开始收紧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种宽松的状态还会延续,但是进一步扩张或者更大力度的政策刺激,可能性不大。最近几年,实体经济的回报水平一直在回落,如果从局部或者微观的角度看,甚至呈现一种与资金成本倒挂的现象。在实体经济仍然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收紧政策,前面所采取的一系列管理经济下行压力的努力将化为零。因此我的判断是,宏观政策短期内继续宽松。
结合这种经济走势和政策走向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稳增长的重心主要依靠内需,外需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内需里面,投资与消费,主要靠投资,而投资里面比较靠得住的还是基建。
首先,出口今年明显改善的可能性不大,这是全球经济疲软的结果,并且现在大家对全球经济的判断也是越来越谨慎,预测数据也在不断下调。而且,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各种贸易纠纷就会比正常情况下更尖锐。再加上全球经济在危机后进行大调整,通过这种调整,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实际上已经削弱,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相对复苏得好一点,对我们的正面影响实际上不如以前了。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短期来看,我们的经济增长还是主要依靠内需。
从内需的角度看,目前消费的增长情况是呈现趋势性回落的,经济持续放缓,收入增长随之放缓,因此从总量的角度看,靠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短期内也很困难。
内需的投资部分,主要由制造业、房地产和技术三大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加起来约占整个投资的80%左右。也就是说,整个投资的变化基本上是由这三部分的走势决定的。
通过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制造业和房地产的投资市场化程度相对比较高,基础设施的投资,政府政策调控的影响比较大。形势较好的时候,市场行为部分的投资增长比较灵敏,而经济相对低迷的时候,政府投资的部分则比较灵敏。
今年投资比去年有回升,两个最大因素是房地产和基建,制造业投资还在回落,原因是产能过剩和出口低迷。未来,房地产投资快速回升不会持续,真正支持投资增长的很大部分要靠基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