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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室内环境;空气污染;存在的问题;防治措施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居住环境的普通装修,而是越来越注重对其住宅室内更为精致全面的装饰装修。而与此同时,伴随着全装修住宅的日益拓展,室内环境质量的好坏对人们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心与注意。
1 室内空气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的日益发展,各种能发挥出不利于人身体健康的建筑、装饰材料以及人造板家具等化工产品陆续进入室内的装修中,影响室内环境质量的污染物来源及种类也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室内环境的质量降低,非常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此外,由于如今的建筑物密闭程度很高,室内污染物被存留下来,不易分散。再者,加之外界污染的侵入,使得室内的环境更差,且不易处理。众所周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约8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如果室内的环境质量不好,将会直接威胁到人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因此,对室内的环境检测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必须的。
目前,根据我国相关部门对室内环境质量的检测结果来看,在新建成未装修或者刚装修不久的住宅中,甲醛、苯、甲苯以及乙苯等苯系物的检出率为100%,其各项浓度也严重超标。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数据中发现,很多甲新建成未装修甚至是装修5 d后的住宅其醛和苯的检测结果大大超过检测标准,有的室内空气中甲醛含量超标达30倍~40倍以上。这严重的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必须予以重视。
2室内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
2.1 室内污染物质的种类复杂
日前,污染室内空气的物质种类繁多,性质复杂,如:等等,因此,在相关室内检测的时候,由于检测的技术手段、检测标准以及检测方法等的不一致,可能会对室内环境质量的检测带来一定的困难。在建筑工程方面,一般采用 GB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该规范中明确规定了五种污染物质的浓度限量,即:氡、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根据数据统计,这五种物质在大气中的浓度相对来说较高,并且在日常的装修装饰材料中常见,因此将其做为主要的污染控制物。
2.2相关的国家检测法律法规
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国家检测法律法规,为室内的环境检测提供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使其检测能更好的进行。此外,相关的检测部门在检测的时候,要采用灵活的力式来对室内环境进行检测,可以采用多种检测技术来进行检测,保证检测的正确性。
2.3检测时取样
检测取样是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的重要环节,检测取样是否正确,是否典型都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测定结果,然而,检测取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取样人、取样时间、取样地点、取样仪器以及所取样所盛的器皿等不同都会对检测的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取样问题的存在影响了检测结果的质最,必须对检测的取样这一环节予以必要的重视。以GB50325《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为例,取样前要考虑检测点的布置是否均匀分布,避免通风和通风口,监测点的设置也应考虑现场的平面布局和立体布局等。在取样数量方面,应该抽检有代表性、典型的室内环境污染物、要有一定量的取样量等等。
3防治对策
3.1 优化设计及合理装修
采用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没计相结合的原则,将建筑总平面的合理规划、城市微气候的改善等都考虑在内,尽可能利用有效的自然能源或者最少的能源来达到最大的功效,从而保证室内空气质量的安全性。此外,除了优化没计之外,在装修上也应该实施绿色装修,本着“自然、美观、安全、简捷、舒适以及低耗”的理念,适量点缀一些有益的花卉做装饰,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也保证了室内环境的健康质量,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3.2施工工艺的选择
施工工艺要尽最选用无毒、少毒以及无污染、少污染的施工工艺。在装修的时候,如有必要不要采用人工合成板,因为合成板中含有的污染物较严重。应将室内污染源消除在萌芽阶段,同时,室内污染源的减少也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提高舒适度的最经济并且最有效的途径。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点:①选择证确适合的涂料及家具,对于污染严重的涂料和家具不要选用;②在铺地板、安装墙壁装饰板、隔音板以及室内家具等时,不宜用含有甲醛的硬木胶合板、刨花板或中强度纤维板等材料或陈设;③尽量采用纯天然的木材或者搪瓷地板,少使用带有污染性质的化学物品等。
3.3通风换气。消除室内空气污染
使室内外的空气互换,可以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有利于房主的身心健康。室内外的空气互换速率越高,其降低室内污染物的效果也越高。因此,加强室内外的通风换气,室内的空气得到室外新鲜空气的稀释,其浓度降低,进而改善了室内空气质量,这也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方便又快捷的方法。众所周知,空调已进入千家万户,当然,空调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是,空调所带来的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合理的使用空调,为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其主要可以从以下儿方而人手:①合理控制好室内的温度、湿度以及温差等方而的情况,注意季节性的温度变化,调节好自身与外界的状况;②空调不宜时常开着,最好是能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一点窗户,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室内;③选用一些室内空气处理没备来配合空调一起使用,如:加湿机、去湿机、过滤器以及负离子发生器等。
3.4室内绿化
植物净化是指人们用绿色植物来点缀并美化空内环境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净化室内空气的一中很有效的途径,发达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以及我国部分地区,在这方面而已有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吊兰、龙舌兰等植物的种植,能够吸收室内80%以上的多种有害气体,对甲醛也有超强的吸收能力;芦荟、龟背竹的种植能有效的吸收二氧化碳;石榴的种植则可以吸收空气中的铅;月季、蔷薇的种植能吸收硫化氢、氟化氢、苯酚以及乙醚等一些有害气体;仙人掌、仙人球等花卉可能吸收甲醛、醚等有毒有害物质,还能吸收电脑辐射等等。
关键词:室环境;室空气污染;现状;存在的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X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136(2010)05―0140―02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已不再满足居住环境的普通装修,而是越来越注重对其住宅室内的装饰装修。与此同时,伴随着全装修住宅的日益拓展,室内环境质量的好坏对人们造成的有害影响也越来越显著,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关心与注意。
1 室内空气污染现状
随着工业的日益发展,各种能挥发出不利于人身体健康的建筑、装饰材料以及人造板家具等化工产品陆续进入室内的装修小,从而导致影响室内环境质最的污染物来源及种类越来越多,不仅不利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町持续发展带来很大的阻碍。此外,由于建筑物的密闭程度很严重,从而导致室内污染物存留下来,不易扩散,再者。加之外界污染的侵入,使得室内的环境更差,且不易处理。众所周知,我们大约80%以上的时间都是在室内度过的,如果室内的环境质量不好,将会直接威胁到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因此,对室内的环境检测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必须的。
目前,根据我同相关部门刘,室内环境质量的检测结果来看,在新建成未装修或者刚装修不久的住宅中,甲醛、苯、甲苯以及乙苯等苯系物的检㈩率为100%,其各项浓度也严重超标。我国室内空气质量标准小表明,甲醛和苯最高允许浓度为0.08 mg/cm3,但检测结果却大相径庭,新建成未装修以及装修5d后的住宅,其室内空气,卜甲醛全部超标达30倍~40倍以上。这严重的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质量,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以及广大民众必须予以重视。”
2 室内环境监测存在的问题
2.1 室内污染物质的种类复杂
目前,污染室内空气的物质种类繁多,性质复杂,如:氡、氨、甲醛、苯以及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因此,在相关室内检测的时候,由于检测的技术手段、检测标准以及检方法等的不一致,可能会对室内环境质量的检测带来一定的困难。一般情况下,采用GB50325―2001《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该规范中明确规定了各污染物质的浓度限量,如:氡(Bq/m3)
2.2 相关的国家检测法律法规
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国家检测法律法规,为室内的环境检测提供一个明确的参照标准,使其检测能更好的进行。此外,相关的检测部门在检测的时候,要采用灵活的方式来对室内环境进行检测,可以采用多种检测技术来进行检测,保证检测的正确性。例如,对于全装修住宅工程,室内空气氨的检测,除了可采用家标准《环境空气小氨的标准测量方法》GB/T14582-1993之外,还可以采用现场仪器测定等方法。
2.3 检测时取样
检测取样是室内环境质量检测的重要环节,检测取样是否正确,是否典型都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的测定结果,然而,检测取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取样人、取样时间、取样地点、取样仪器以及所取样所盛的器皿等不同都会对检测的结果造成不同的影响。因此,取样问题的存在影响厂检测结果的质量,必须对检测的取样这一环节子以必要的重视。取样的要考虑检测点的布置是否均匀分布,避免通风和通风口,监测点的设置也应考虑现场的平面布局和立体布局等。在取样数量方面,应该抽检有代表性、典型的室内环境污染物,并且抽检污染物的数量不得少于5%等等。
3 防治对策
3.1 优化设计及合理装修
采用建筑设计与生态环境没汁相结合的原则,将建筑总平面的合理规划、城市微气候的改善等都考虑在内,尽可能利用有效的自然能源或者最少的能源来达到最大的功效,从而保证室内空气质量的安全性。此外,除了优化设计之外,在装修正也应该实施绿色装修,本着“自然、美观、安全、简捷、舒适以及低耗”的理念,适量点缀一些有益的花卉做装饰。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也保证了室内环境的健康质量,有利于人们的身心健康。
3.2 施工工艺的选择
施工工艺要尽量选用无毒、少毒以及无污染、少污染的施工工艺。在装修的时候,如有必要不要采用人工合成板,因为合成板中含有的污染物较严重。应将室内污染源消除在萌芽阶段,同时,室内污染源的减少也是改善室内空气品质,提高舒适度的最经济并且最有效的途径。具体的措施有以下几点:①选择正确适合的涂料及家具,对于污染严重的涂料和家具不要选用;②在铺地板、安装墙壁装饰板、隔音板以及室内家具等时,不宜用含有甲醛的硬木胶合板、刨花板或巾强度纤维板等材料或陈设;③尽量采用纯天然的木材或者搪瓷地板,少使用带有污染性质的化学物品等。
3.8 通风换气,消除室内空气污染
使室内外的空气互换,可以减少室内空气中的污染物质,有利于房主的身心健康。并且,室内外的空气互换速率越高,其降低室内污染物的效果也越高。因此,加强室内外的通风换气,室内的空气得到室外新鲜空气的稀释,其浓度降低,进而改善了室内空气质量,这也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方便又快捷的方法。众所周知,空调已进入千家万户,当然,空调的使用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便利,但是,空调所带来的隐患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合理的使用空调,为提高室内空气质量所起到的作用是重大的。其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①合理控制好室内的温度、湿度以及温差等方面的情况,注意季节性的温度变化,调节好自身与外界的状况;②空调不宜时常开着,最好是能在使用空调的时候,开一点窗户,将室外的新鲜空气引入室内;③选用一些室内空气处理没备来配合空调一起使用,如:加湿机、去湿机、过滤器以及负离子发生器等。
3.4 室内绿化
植物净化是指人们用绿色植物来点缀并美化室内环境的一种方法,同时也是净化室内空气的一种很有效的途径。我国部分地区以及发达国家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在这方面已有了成功的经验,例如:吊兰,芦荟等植物的种植,能够降低室内有害气体浓度;龟背竹的种植能有效的吸收二氧化碳;石榴的种植则可以吸收空气小的铅;以及月季、蔷薇的种植能吸收硫化氢、氟化氢、苯酚以及乙醚等一些有害气体等等。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 经济发展方式
当今社会,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任务中的重中之重,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质量,培养一批又一批数量充足、专业性强的技术型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持以及技术帮助。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含义就是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手段和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本质就在于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通过现有的科学技术进行创新进步和改革,改良陈旧的框架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开发再生能源的前提条件下,实现包括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效益相一致、人口数量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匹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速度相统一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真正做到又快捷又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所在是需要不断强化自主创新以及专业能力,加快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能力,不断推进国家宏观经济建设中的人才队伍建设,用以保证经济的长远性以及稳定性增长。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面向整个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公共服务和制度管理等方面需要的专业实用型人才的责任,在大力推进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中为提高社会实用型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提供了比较大的保证,高等职业院校也是培养技术型专业素质涵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其根本任务就是为我们国家中市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大量的高端技术型人才,不仅可以大大的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效益,并且还会提高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快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步伐。要想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需要非常多高专业职业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必须不断推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培养出大批量高技术实用型人才用以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实用型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为当今社会新兴产业中提供了大批量的实用型人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一定会将现有的国家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链条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摒弃一些陈旧俗套的、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经济需求的工作,随之又将衍生出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单位,工作性质以及工种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必须重视高等职业院校中的职业教学质量,快速培养出高端实用型人才来填充当前各种新兴企业中的岗位空缺。当前,我国现有的高端技术新兴产业和现代高端服务行业的发展凸显出严重的滞后性,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将会使得大大提高新兴企业的经济能力以及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自身的经济优势从而实现新兴企业的又一次经济突破,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急迫需要大量的既有基础专业理论知识涵养,又能够灵活的进行实际操作的实用型人才,从而不断生产出更高水准更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属于我国自己的独立品牌。当然,目前只有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升高等职业教学质量,这一远大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三、进一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一)利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式
“分层式”教学法。它侧重培养学生群体间的差异性,依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发掘学生学习兴趣并开发学生潜在思维。班级中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多,而课堂教学的教师就只有一个,这必定会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出现忽视某位学生的情况,此举一方面限制了接受新知识快的学生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学习效率低下的学生不能完全吸收理解知识。除了教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外,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也极为重要,教师必须加强课堂情景教学的设置,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来进行自我学习,科学的布置课后作业,经常性的开展实际操作技能训练,提升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同时增加学生的专业技能。
(二)针对性培养实用型人才
学生需要十分了解当前社会发展中市场的实际需求,高等职业教育中领导层级以及相关的教师需要时刻洞察市场发展的空缺,对这些市场急需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而对一些目前已经呈现饱和状态中的行业做一些适当的淘汰选择,努力培养市场发展中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实现职业教育院校内人才培养方向与市场实际需求完美对接。明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掌握最新的国家政策资讯,正确科学的预测未来社会中人才方向的实际需要。
(三)定向性培养人才
不断深化高等职业类院校与社会新兴企业的有机合作,从而实现企业与企业签订定向培养的合同计划,企业为学校提供资金以及物质类的需要,学生可以在毕业后进行企业进行实际演练,开展一体化教学,通过“私人订制”的运作模式,进行定制型人才培养,共同实现人才资源共享的双赢局面。学生,院校,社会企业,三位一体化建设,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为社会企业经济生产服务,企业经济资源为院校大力改进教学提供支持,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所教学知识创新性以及及时性的把握,最终实现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社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要想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要充分提高我国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不断深化职业教育院校中的教学观念改革,建立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的院校管理制度。只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平稳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拥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1]郑光贵.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和关键[N].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70-73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教学能力;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0-0222-02
西方经济学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门社会科学,至今己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被作为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基础课。如何教授好这门课程,使学生对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原理和知识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运用有全面的认识和理解,是教学中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有待解决。为此,我们有必要找准问题,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特点和学生的具体文化知识体系背景和思维方式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措施,这对提高教学质量、增强学生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西方经济学的课程特点与性质
西方经济学作为我国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其教学效果直接影响到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效果。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机制的作用日渐重要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西方经济学的教学要求,还是教学目标和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要求教师既要讲述两百年来经济学关于资源最优配置的逻辑框架,又要展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架构,还要注意培养学生形成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不仅要把最新的经济理论引入教学,还要注重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本质的剖析。
二、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在高校西方经济学的教学中还存在一些不利于 “教”与 “学”的问题,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引导问题
目前,在许多高校的经济与管理类专业的教学中,理论体系庞大,内容多且抽象,学生普遍感到不易理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的学科。建立在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不断发展,理论体系日益庞大,授课内容覆盖面广,涉及知识多,加大了课程的难度。尽管西方经济学专业术语和基本理论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但要真正理解理论内涵的实质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缺乏社会经验和社会观察力的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西方经济学不但占据了主导地位,教师在讲授西方经济学时不加任何评论,以完全肯定其核心理论的方式传授给学生,包括宣扬“自私经济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制无剥削”等基本原理,这会导致许多学生误把西方经济学的全部内容都当作经济学真理来接受。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之中,许多现实的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因此,许多学生觉得西方经济学离我们很远,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二)西方经济学教师能力的问题
尽管许多本科院校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进行了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改革,但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可是一进入实际教学环节,就会因为案例式教学要求教师了解案例的时代背景、实际上案例分析不存在所谓的标准答案、掌握案例所涉及的理论知识点教师能力不足等,往往仍然采用传统教学模式。案例式教学中案例资源脱离国情,缺乏针对性,或过于陈旧,与现实经济活动脱节,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案例教学法对教师专业知识、教学能力和科学研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此外,在教学中运用启发式教学时,教学中设置的问题往往没有启发性,没有达到不仅要提出能引起争论的初始问题,而且还要提出将讨论一步步引向深入的后续问题的要求,难以激发学生探讨问题的兴趣。
(三)现行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和学习阶段的选择问题
目前,有许多高校在初级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由于这些教材依据的是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实例,中国学生学完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只知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如何运行的,却不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怎么运行的,这会使他们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范例,在研究我国的经济问题时简单地用美国的范例来对照,从而难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由于西方经济学强调“均衡”,势必有许多烦冗的数学模型和公式。这些用大量的数学知识推导出的结论,需要有较好的数学基础。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由各种经济变量关系联结在一起的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学科,它的数学模型与定量分析较多。对于数学基础相对薄弱的学生来说,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难易接受,尤其不容易把这些图形和公式的经济学含义同文字描述统一起来,“西方经济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一般都安排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这给老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带来了不同程度的难度。
关键词:生产实习 创新能力 实践教学
生产实习是本科教学体系和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学生来说,生产实习尤为重要,它能将专业基础知识与生产加工实际相结合,有利于学生对这些知识的掌握;同时可以使学生对企业现场生产流程和工艺有所了解,锻炼了学生适应现场的能力,熟悉各类机床和加工中心,检测设备,对以后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是一个帮助。它是培养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有效途径,是理论教学的继续、深化和检验。随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企业需要更多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加强生产实习教学环节的改革,提高实习效果,将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为企业输送高质量的人才。
结合我校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的实际,根据现有生产实习中存在的问题,对如何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进行讨论。
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生产实习存在的问题
1.1 实习基地投入严重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国有企业不再承担计划经济体制下安排大学生实习的义务;另外,由于人才市场日趋成熟,企业可以通过各种招聘机构及网络招聘人才,无需通过实习来发现和留用人才,很多企业不愿再接收大批学生去实习。某些大型国企虽然愿意接受实习生,但其经济效益不理想,生产开工不足,学生只能看到静止不动的设备,难以看到生产加工的动态过程,设备普遍比较陈旧,工艺比较落后,学生很难了解到先进制造技术和工艺,影响了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提高。
1.2 由于企业技术保密、安全管理等原因,学生难以通过生产实习提高动手能力
由于计算机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引进,多数实习厂家在生产中实现了自动化控制,生产现场的工作人员很少,车间内采用全自动化操作且工作人员均经过严格的操作培训,而学生达不到现场工作人员的要求,在实习时不可能进行实际操作。此外由于企业的技术保密意识越来越强,学生要在一个企业待两天以上、要看生产用图、要抄工艺卡、要观摩先进制造装备和工艺,变得越来越困难,使生产实习效果大打折扣。另外有些加工过程比较危险,考虑到学生的安全,绝对不允许学生进行实际的生产操作,从而减少了学生动手能力的机会。
1.3 生产实习经费短缺,难以应付实习的正常开支
本专业先后在衡阳、洛阳、上海、株洲、桂林等地的厂矿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但由于交通、住宿费用上涨,只能采取就近原则。近几年,校外的实习基地主要是桂林,为保证学生人身安全,都是租用公交车。实习经费紧张,已成为生产实习的主要瓶颈,难以在校外实习基地保质保量地完成生产实习任务,严重影响了生产实习的质量。
基于上述情况,如何调动实习基地参与实习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争取实习基地的支持与经费来源,利用有限的实习时间,培养和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2 生产实习中提高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2.1 以人才培养为核心,进一步拓宽与实习基地的合作领域
在本科生培养及企业员工培训方面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合作,一方面利用学校人才优势为企业提供技术革新、技术改造等支持,另一方面利用企业的资源及设备优势,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基地,并激励学生“工学并举”,进行创新实践。
2.1.1 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及设备优势,激励学生进行创新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生产实习在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安排在第六个学期末,这个阶段学生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专业知识,对学生加以引导,将是学生创新实践的好时机。在此阶段,合理利用实习基地的资源及设备优势,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创新实践平台,我们的主要措施为:
(1)将实习基地作为学生的创新实践平台,让学生参与各类科研合作项目
例如在衡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做毕业设计的学生和指导教师之间签订了协商性学习协定,结合厂校科研合作项目和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利用5kW横流二氧化碳气体激光器与多轴连动数控激光加工系统,开展复杂齿轮刀具的激光强化、梳齿刀设计与制造通用技术支持系统的研究学习计划,最后以毕业设计评分标准对协商性课程计划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学生对于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的实战性、研究类课题比例较以往有所提高,设计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2)将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与生产实习有效结合
我院加强大学生创新工作一直在努力开展,学院特别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并且积极参与学校与全国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和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2010年在刘永霞老师的指导下,作品“3D深沟球轴承装配机”获得南华大学二等奖。在2010湖南省第四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大赛中,在指导教师麻胜荣的带领下,作品“电缆破冰机”获得一等奖;李岚老师指导的作品“液压减速高楼逃生装置”获得二等奖。共获得二等奖4项,三等奖3项,优胜奖2项。这些成果的获得离不开实习基地的大力支持。
2.1.2 开设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CAD/CAM等系列培训班,促进学校与企业之间的技术交流
我院作为国家制造业信息化三维CAD教育培训基地,面向企业和在校学生招收学生,开设数控加工编程与操作、CAD/CAM,有限元Ansys 等系列培训班,让企业员工和在校学生同堂学习、交流,共同提高。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办6期,毕业学生400余人,大多数获得了省劳动厅颁发的数控技术职业技能鉴定证书,解决了企事业单位数控人才短缺的问题,加强了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解决了企业关键技术问题,也锻炼和增强了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从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育人效果和社会经济效益。
2.2 研制一套涵盖主要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的课件,拓宽知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
当今社会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快。本课题组根据收集到的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工艺资料,结合先进的加工技术和生产设备,编制一套适合本专业学生、涵盖主要生产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工艺的课件,课件主要内容如图1所示。通过观看课件和请厂家专业技术人员讲解,让学生学会分析、综合、归纳、演绎、比较、判断、推理等思维方法,促进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发展,为生产实习提供铺垫。
2.3 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科研促进教学,重视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在实习过程中我们根据生产实习基地不同厂家的设备和产品,在实习安排上侧重点不同,例如接受我校学生实习的一家专业化生产柴油汽车高压喷油泵总成、铝铸件、出口件的中外合资企业,该公司铝铸件产品主要为轿车发动机配件,出口件产品主要为美国康明斯公司等全球知名跨国企业配套,该厂的数控加工设备较多,所以在实习的过程中,我们重点在数控加工设备上,由数控教师现场结合设备和产品进行讲解。此外,由于该厂的产品主要是汽车高压喷油泵,毛坯为铝铸件,所以铸造设备及工艺过程也是实习的重点。通过深入了解电控单体泵泵体从下料到最终成品的过程,进而对热处理工艺的挤压珩磨工艺原理、铸造种类、铸造工艺3个基本部分,铸造生产经常要用的材料,铸造生产与其他工艺不同的特点,油泵的工作原理及主要结构等进行全方位了解。在实习过程中,各小组之间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经验总结与交流,遇到现场实际问题时,学生先进行讨论,然后请技术人员进行详细讲解。
3 结束语
生产实习对于提高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学生的专业素质及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要加强与实习基地的合作与技术交流,将实习基地作为学生创新实践的平台。另外,研制一套涵盖主要实习基地加工设备和加工工艺的课件,拓宽学生知识面,最终形成以人才培养为中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科研促进教学,进而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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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英国杜伦大学客座教授。兼任北京市经济学总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政府顾问。曾获第八届和第十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于刃刚
于刃刚,巴黎第一大学经济学博士,河北经贸大学教授。曾任河北经贸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现兼任河北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应用经济学学科评审组成员,河北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从事前授权到自主创新
杨瑞龙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很难成功,原因在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会导致阻力过大而使改革具有不可持续性。事实上,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不仅快速发展,而且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西方经济学为何难以解释中国改革之路?
我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一个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从资源配置方式来看,就是由等级规则向产权规则的转变,即过去是行政级别越高,资源配置权力越大,逐渐变为拥有的资产越多,资源配置权力就越大。
不同于前苏联的激进式改革,我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它具有纵向推进、增量改革、试点推广、利用已有组织资源推进改革等特征。它在以较低的摩擦成本启动市场化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为什么中国改革的实际效果没有应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预测呢?我认为应从解剖我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特殊作用入手。
财政包干体制实行后,我们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动,已经从纯粹的政治家行为演变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的行为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打一个比方,不是很确切,中央政府是爹,地方政府是儿,那时候儿子的收入全部交给爹,当然儿子就没有权力了,儿子要找对象,爹找了媒婆,提出要求一二三,儿子看差不多就结婚了。
后来,实行了财政包干体制,这时候,儿子挣钱后,只要到时交钱给爹,爹就不管你了,儿子自己清楚爹的某些底线,哪些是绝对不能突破的。儿子知道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自己找完对象,生完小孩到时候就回来了,爹一看,心里暗暗喜欢,脸上却要装作不高兴,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其实说这些的时候眉毛是往上翘的。一看孙子,哎呀,这么好,就抱过来了……这就是我国现阶段的改革,这在西方经济学中是描述不出来的。
实行市场取向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一方面,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后,地方政府的预算规模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与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财政收入规模;二是中央和地方分享财政收入的比例。由于分享比例已预先确定,且一定几年不变,所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预算的规模直接与本地社会总产出水平相关。
另一方面,改革之初推行了行政性放权战略,即上级政府根据决策权的重要性不同,把一部分经过选择的决策权下放到地方或部门,这使拥有较大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获得了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的手段。
财政包干制实现以后,不仅仅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竞争方式,这就是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发展本地经济就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强烈冲动。地方经济发展越快,经济总量越大,由于分成比例已定,地方可支配的预算越大,你就可以搞一个城市广场,搞一个雕塑,或者是修一个河道,或者是实行更高标准的社会保障,这样老百姓就说你好了,投资环境也就好了。然后呢?外商来了,内商也来了,市场又火了,就业机会就多了,然后商场又火了,民营企业发展了,收入增多了,留的钱就更多了,实现了良性循环。
你如果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对政府的分析法套用到中国的地方政府,肯定无法揭示其真实的行为特征。因为我们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动,已经从纯粹的政治家行为演变为西方经济学没有办法描述的行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行为独立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进入了“事后追认”的阶段
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外部压力,导致地方政府有动机进行自主的制度创新,但这种创新需求并不是容易被满足的。地方政府只能通过各种渠道向上级政府间接显示其制度创新的需求。但是,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发展,往往会通过自主的制度创新营造一个比其它地方更好的制度环境,来扩大招商引资的规模。
如果我们把中国的改革分为两个阶段,那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一个事前授权的改革,简单地说就是先有文件,后有改革;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行为独立化之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进入了“事后追认”的阶段,即先有改革,后有文件。而且,思想解放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会向上级政府请示:什么事情不能干?除了不能干的,剩下的都可以去尝试;相反,越是思想不解放的地方,在发展过程中就会不断向上级政府请示:什么事情可以干?得到肯定答复后才会去实施。结果可想而知:思想解放的地区发展永远都在前面。
这里所要关注的问题是,当地方政府的自主制度创新需求与上级政府的初始制度供给意愿不一致时,地方政府如何在给定的体制条件下实现自己发展的目标?上级政府为什么会从最初容忍到最终追认这种制度创新活动呢?
其实,地方政府通过自主创新获取制度收益的能力与其谈判实力有关,而这种实力又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及体制环境有关。从实践来看,地方政府通常采取以下步骤从事自主制度创新:
(1)“先做不说”。为了谋求有利于本地发展的制度安排,地方政府可以在不违背上级明确禁令的情况下,结合自身实际大胆进行自主制度创新。在这种自主创新还没有见到实效时,先不事声张。
(2)“做了再说”。自主的制度创新刺激了本地的经济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渠道来“说”自主制度创新的绩效,制造声势来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同,争取正式的进入权。采取的方式通常有:邀请名人来访,由名人之口来“说”成绩;利用新闻媒体宣传当地的经济绩效;请名家写书或作文,总结自主制度安排的成功经验;召开新闻会或参加相关的正式会议,主动介绍当地的“独家创造”;向上级领导主动汇报等。
(3)获得上级政府正式认可。地方政府未经授权实施的制度创新一开始像个“私生子”,尽管它可能已获得上级或媒体的赞许,但如果报不上“户口”,其实施的新产权规则就得不到国家的保护。因此,地方政府会通过各种渠道补办“结婚证”,使其自主的制度创新获得上级政府的正式认可。
开完会之后吃饭喝酒,市长敬董事长,他会说: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了你们随意。这样的场面一般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才会有
一些改革步伐迈得较快的地区,在产权制度改革到一定阶段时,都提出“小政府、大社会”
的口号,政府职能的转变明显要比改革相对滞后的地区要快。这一点我做了很多调研,从一个地方政府官员和当地企业董事长之间的关系上,我基本上可以判断得八九不离十。
我曾经观察过一个变量。到一个落后地区去开会,市长在台上讲,董事长在下面听,听完之后董事长会说:市长说得好。开完会到宾馆吃饭,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市长和董事长一起喝酒的时候,一般董事长先敬酒,说:您是父母官,我的发展全靠您,了您随意。然后站起来就干了,市长真的就很随意地舔一舔。然后市长说:你们辛苦了,我代表政府敬敬你们,你们随意啊。董事长站起来一下子干掉了,市长舔一舔。
但是,到江浙一带调研时我发现,开会的时候,市长讲话,说的过程中会有人提问,一般是头牌董事长先举手,然后是其他董事长举手。开完会之后吃饭喝酒,就更不一样了,首先起来敬酒的是市长,他会说:我有今天全靠你们,你们千万不能走啊,了你们随意。然后,董事长也站起来敬市长,两个人又干了。这样的场面一般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才会有。
在上级政府对制度创新的进入权进行管制的条件下,尽管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就决策权的分享及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方面存在冲突,但两者更多是合作与博弈共存。这种合作与博弈的实质就是企业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创新获得潜在制度收益,进而地方政府也分享这一收益。因此,地方政府与企业合作突破进入壁垒的过程,实际上是通过明晰产权关系实现外部利润内部化的过程,它客观上推进了企业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转变。这就是为什么在改革先行地区,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总是先行一步,企业捕捉盈利机会的能力强一些的原因所在。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旦企业获得了较大的自,就希望限制政府干预其自主捕捉市场盈利机会的行为,包括制度创新活动。地方政府尽管仍然具有控制企业的动机,但随着排他性产权的确立,政府控制企业的成本就变得非常高,而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反而可以增强企业的活力,政府也可从中分享更多的发展成果。从利益最大化原则出发,地方政府必然会约束不合理的行政干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个中央集权型的计划经济国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体制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改革之初,中央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方式逐步向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改革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会过渡到与市场经济体制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改革方式,从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
让京津要素市场成为河北发展的催化剂
于刃刚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发挥的特殊作用毋庸置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同样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推动,发展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力、管理、技术、信息等),更需要地方政府来培育。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如何,是地方经济能否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因素。
实践证明,要素市场不发达,竞争力就弱,经济发展就缺乏有力支撑。当前,要素市场的形成和发育已经很难在一省内封闭地进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我省要素市场的发育与京津冀区域要素市场、乃至国内国际两个大的要素市场都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不仅能够促进我省要素市场更好地发育,而且能够充分利用其它要素市场的丰富资源,加快我省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当前河北要想促进要素市场发育,各级政府最现实的是紧盯京津,发挥毗邻京津的特殊区位优势,想方设法利用好京津要素,加快我省经济发展。
积极推进京津冀要素市场一体化进程
生产要素市场发育落后,是阻碍京津冀经济圈生产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京津冀各自的具体情况来看,京津的生产要素市场相对更为完善,而河北要素市场的建设相对落后一些。并且,地方保护主义现象和行为不断以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出现,大大加剧了建立经济区域内统一大市场的难度。
从地区自身角度来看,这是在地区差距存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维持自身利益、保护本地产品和市场的一种“理性”行为。从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来看,地方市场保护主义则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浪费和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影响到京津冀的整体持续发展。为提高生产要素在经济圈内的配置效率,必须促进生产要素在地区间的流动。这就必须加快培育京津冀一体化要素市场,尤其要大力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的发展。通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强化大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实现生产要素的互补效应,推动河北与京津协作的长远发展。
利用产业转移与生产要素流动的互动效应,吸引京津生产要素
从要素流动的角度来说,生产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是一种互动关系。京津冀经济圈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产业的梯度转移也会促进生产要素的流动。产业转移中需要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动才能实现,要素流动又会进一步促进产业转移。我们应充分利用生产要素的流动规律及其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采取措施大力推动京津冀经济圈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积极吸收京津资金、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并以此促进河北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
河北可以利用北京的科技要素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如利用北京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占全国的1/3)、两院院士(北京占全国一半多)等来解决本地区产业发展过程中的技术难题。既可以共同对某个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进行共同投入、共同开发、共同利用,也可以利用毗邻京津的优势,作为中试基地加强与京津的科技协作。河北与京津之间开展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应建立在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政府支持、按市场经济规则运作的基础上,其主要内容是开展科技人才、研究开发资金投入、科学仪器装备、实验室、技术图书资料等科技条件资源整合,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联手建设京津冀科技资源管理信息系统,促使三省市科研条件资源融为一体,根据市场需求分工开发高精尖产品,促进河北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积极推动河北剩余劳动力向京津的输出
劳动力跨地区流动是地区经济协作的重要方式之一。目前,京津对具备相应资质并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家政服务、技工等需求量很大,前一段时期河北“大学生保姆”现象引起极大关注,说明河北劳动力输出还大有潜力可挖,关键是要了解市场需求,并面向市场进行专业性培训。河北农村剩余劳动力众多,应通过政府、社会、个人的共同努力,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职业素质、文化素养、社会公德等方面的全方位培训,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劳动力向京津的输出。这一方面能缓解河北省就业矛盾,提高就业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还能提高输出劳动力的创业能力,某些人出去学到一技之长、了解了市场、积累了一定资金后,也有可能回乡创业,进而带动更多人就业。
互动
听众:在讲座中,您提到:在“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GDP就成了最重要的度量指标”,但现在更强调绿色GDP,尤其是党的十七大特别强调要科学发展,您认为地方政府应该如何对待GDP?
杨瑞龙:GDP是衡量一个地方综合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长,这本身没有什么错。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如果一个官员为任一方,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那他应该不是一个合格的地方官。但是,说GDP是最重要的度量指标,并不是唯GDP论,实现科学发展才是我们的目标。科学发展观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所倡导的发展,之所以是科学的,就在于它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即又好又快的发展,而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在对待GDP的增长问题上,必须牢牢把握“好字优先”、“好中求快”这一原则,这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听众: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先做不说”、“做了再说”的事情,您认为应该如何看待这一特殊现象?
杨瑞龙:这是我国市场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在改革权纵向配置的条件下,上级政府一般会选择以下改革方式:就改革的空间来说,一般采取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就改革的时间安排来看,一般选择先增量改革后存量改革的策略。获得改革优先权的试点单位通常可以在承担较小改革成本的条件下获得双重收益。但是,地方政府要想直接获得这种改革优先权是很难的。为此,一方面,他们通过其所隶属的上级主管部门向上级政府间接显示其制度创新的需求;另一方面,则可能通过各种途径进行探索性的制度创新,这就会出现“先做不说”、“做了再说”等现象,以获取潜在制度性收益。
关键词:经济学范式;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表面上是以经济学为指导,但实际上是传统的苏联范式占统治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尽管这些观点还不十分成熟甚至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但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经济学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作用。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在以往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努力构建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
一、近年来经济理论界对构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构想
近年来,立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丰富经验和巨大成就,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体系的建设讨论十分热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思路。
(一)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全盘西化,而应当坚持和恢复政治经济学。在坚持经济学的基本前提下,人们提出两种不同的具体思路。一种是认为传统经济学虽有缺陷,但其基本理论是的,所以应该补充而不是放弃。这种思路主张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借助“西方范式”来分析市场经济问题,用“板块式结合”的方法来修补“炉灶”,这种“两张皮”或“双基础”并存体系,同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被分割为两大板块,并具有不同的研究层次和逻辑体系的“拼盘”结构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使人难以认同其科学性与合理性。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基本上不能采用,因为传统政治经济学是苏联教科书的翻版,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不仅不能解释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与市场经济根本对立,而且它歪曲了政治经济学的本来面目。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必须正本清源,恢复的本来面目,真正按经济学的方法来重建中国经济学。
(二)中国经济学市场经济一般化或西方化。这种思路主张对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进行嫁接,用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种观点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可以照搬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因为中国既然转轨为市场经济,那么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市场经济,成为主体经济学,因而也就无需再煞费苦心地去建立什么新的政治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取完全替代性体系取向,主张引进反映“资源配置全过程”的现代经济学范式(魏杰,1997),不赞成“建立有别于西方经济学的、在概念上和体系上完全不同的中国经济学”(樊纲,1998)。
(三)中国经济学本土化。这种思路强调中国特色,强调中国国情,主张要在评判过去和现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弊端的基础上建立或重建中国经济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应创建自己的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都不能采用。因为与西方相比我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经济学相比,我们不再是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因此,经济学必须扎根本土,以研究时代为基本任务,从踏踏实实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的具体问题人手,一步一步走向理论的圣殿。也有人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国情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经济学应研究过渡经济学问题,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关系。也有学者认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与实践给中国经济学家提供了理论创新空间,现代中国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将为发展的经济学注入新的活力,为中国经济学走向国际化道路奠定基础(殷德生,2000)。
(四)中国经济学综合化。这是许多观点具备的共性,也是各方面学者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的共同要求。各派总的来说都主张以的基本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东西,以中国实际问题为对象,运用更多的学科,使中国经济学成为一个跨学科、多角度、具有超前性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首先应该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经济理论的指导下,比较研究世界上现有的各种经济理论,大胆吸收,扬优弃劣。在继承、综合人类一切优秀经济理论基础上构建中国经济学。在其内容上既要有生产关系方面的理论,又要有资源配置方面的理论;既要有宏观经济的理论,又要有微观经济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要百家齐放,百家争鸣,在竞争中繁荣,在竞争中统一。在构建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西方经济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中国古代经济理论要挖崛、继承与扬弃(周小亮,1997)。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重建,应在保持与经济学的主要学术渊源关系之外,放眼世界,综观历史,积极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经济学说的合理成分,并实现某些理论原创。其重点有两个:首先,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当代外国经济思想。现代主流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自然要高度重视,但也不能轻视发达国家非主流经济学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说。其中,西方激进政治经济学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具有较直接的借鉴意义。其次,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必须科学地汲取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程恩富,2000)。
笔者认为,以上四种观点中有的表面上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有的总体上是科学的但尚存在一些重要缺陷,因而也是不可取的。如,主张中国经济学全盘西方化的西化主义观点和“半西方化”基调和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折中主义观点,以及主张脱离经济学的一般轨道而独立地发展中国本土经济学的狭隘民族主义观点,总体来说都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那种主张回归马克思、按本来面目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原教旨主义”观点和主张实行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大综合、中外经济学大统一的混合主义观点,在总体上大方向是正确的,但却要么缺乏与时俱进与创新发展的品格,要么缺乏内在逻辑的一致性和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要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克服上述观点的缺陷,确立科学的方向和正确的原则,
坚持以经济学为指导、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在经济学科学范式的基本框架内,认真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成果,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与成果,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二、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所谓“范式”是指在某阶段科学共同体所采取的整套的原则、理论、方法。“范式”一词具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指世界观即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它是指方法论,即一套概念体系及分析方法以及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接受的一套假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理。任何学术研究活动只有纳入一定的范式体系,才能使之具有其科学性质,才能使该研究从“前科学”阶段进入“常规科学”阶段。无论任何范式,要具有其科学性质,都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自身的规范性,即有其确定的共同信念及价值标准,以及一套概念体系与分析方法、一套假定及其基本定理。二是对客观对象的适应性,即它能够科学地解释其客观对象的性质、特征与发展规律,否则就无法说明日益增多的“反常现象”,从而使该研究陷入“范式危机”。科学范式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过程。一般说来,科学范式的运动表现为两种基本形态:一是纵向批判,继承,形成经济学史上的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学革命;二是横向兼收并蓄,形成经济学史上一次又一次的大综合。笔者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科学的方向,必须确立正确的原则。具体说来,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科学范式必须遵循以下三大基本原则:
(一)科学性原则。所谓科学性原则,就是中国经济学研究不能不要规范而简单地描述现象、总结经验,也不能随意地进行理论批判或“理论创新”,而是必须纳入科学范式的轨道。首先,必须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应当确立科学的共同信念与基本价值观,确立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科学哲学。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的方法论。必须确立一整套科学的概念体系,采用一整套科学的分析方法,确立一些科学的基本假定,形成一系列科学的基本定理。为此,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把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纳入一种科学范式的轨道。问题在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学来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才是更为科学的?这一问题在经济学范式本身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它应当而且只能用客观的和实践的标准来验证,即某一经济学范式究竟是适应还是不适应现实经济生活,或者说究竟哪一种经济学范式对分析与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具有更为广阔和更为深刻的适应性。
(二)适应性原则。经济学范式的根本作用与生命力在于解释客观经济现象与指导人们从事经济发展与经济变革的实践。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必须遵循“适应性”原则,使中国经济学理论“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从客观实际来看,中国基本国情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不仅西方经济学理论是不适应的,而且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许多方面也是不适应的。从历史上来看,中国是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建立在先进的生产力基础上的经典理论是有着巨大差别的。从现实来看,中国正在从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同经济学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应当而且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也是有着巨大差别的。所有这些,都是以往各种经济学范式所不能解释的“反常现象”,从而导致了传统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双重“范式危机”。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打破各种教条主义,从中国基本国情与客观实际出发,科学地解释这些“反常现象”,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综合性原则。理论范式的范畴体系还必须向外部世界全方位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为理论范式的整体创新提供厚实的平台,从而使中国经济学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理论联系实际,致力于回答新情况和新问题。这一理论的特征和实质必然要求中国经济学综合古今中外的合理经济学思想,构建一种能够揭示经济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的经济学范式。经济学不仅是一个科学的体系,而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此,构建中国化的经济学应当以经济学为榜样,科学地吸收各种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具体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既应当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也应当充分吸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等异端经济学的合理成果;既应当肯定当代中国化的经济学理论,也应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我们在大综合中来构建中国经济学。
上述基本原则,对我们构建中国经济学提出以下基本要求:
(一)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不能作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基础,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是不科学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一般化、永恒化,而且还单纯从个人本性出发来解释人们的经济行为,用机械的均衡方法与形式化的数学方法来解释现实经济生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心史观,它的根本方法是形而上学。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观也是不科学的。自从边际主义的代表杰文斯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便开始背离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把经济学的研究问题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莱昂内尔·罗宾斯第一次正式地把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规定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他说:“经济学是一门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从此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很多都把罗宾斯的定义作为样板。应当指出:作为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资源配置与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生产方式是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学的生产方式范畴,不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也包括物质生产方式即劳动方式与生产形式,其中劳动方式特别是其劳动组织就是微观层次上资源配置方式,而生产形式作为人们劳动的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要素的分配方式,就是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囊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已经包括在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内容之中。二者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方式:是密切联系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来客观地、历史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还是抛开生产的一定社会形式而单纯地研究资源配置方式。西方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的一般性,是一个纯生产力的抽象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经济学强调资源配置方式的特定社会历史性质,它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因而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把经济学研究对象局限于资源配置,因而缩小了资源配置的外延,只研究技术意义上的资源配置。因此,他们必然是以制度不变为假设来研究资源配置。事实上,在他们那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人类最美好的、永恒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可能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特征及其变革。正因如此,在西方社会经济制度的巨大变化面前,西方主流经济学表现得苍白无力,从而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目前正陷入深刻的范式危机之中。为此,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变量引人经济学研究范围,以弥补主流经济学的缺陷。西方经济学不仅具有其明显的不科学性,而且对中国具体国情及其发展要求来说,还具有严重的不适应性。在基本国情上,中国与西方差别很大,而西方经济学中很多结论和观点是从它们的国情背景下得出的。因此,就总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分析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就具有明显的不适应性。具体说,一方面,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条件,而西方发达国家这些条件都已经具备。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转轨时期,从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机制赖以运行的制度框架尚不完善,如现代企业制度、法律法规、公民的市场合约意识等等。西方经济学所分析的是市场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同样的事物,在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就办得有板有眼、较为顺畅,在我国当前可能就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或坎坷难行。在这些制度条件具备以前,市场机制的作用程度和范围也要受到限制,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会出现程度不同的失灵(尹伯成,2006)。由此可见,要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范式,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也不能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
(二)不能构造一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一直存在着一种比较普遍的倾向,即试图调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建立一种折中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这种折中主义的经济学范式的主要特征是:认为原有的“苏联范式”的主要问题是“教条主义”,在于过分拘泥于经典作家的现成公式和现成“提法”,而没有创新与发展,从而使理论僵化,不能反映变化了的现实。按照这样一种思路,人们认为应该做的就是在原有的范式中加进一些反映市场经济的新东西,以这种方式使原有的范式得到改造与更新,适应新的需要。这种倾向既表现为一般地或在具体理论问题上批判教条主义,也表现为那些试图引入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些方法和内容来对旧的范式进行“补充”。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比较流行的折中体系:苏联范式的“生产关系论”+西方范式的“资源配置论”,即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现代的“市场经济体制”。很显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脱离了经济学的科学轨道,是传统的苏联范式与主流的西方范式的“混合体”。同时,既然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本质上是苏联范式与西方范式的双重翻版,因而它不仅在理论、逻辑上具有其尖锐的内在矛盾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与中国当代国情与发展要求的严重不适应性。说到底,这种折中主义范式是传统教条主义与现代教条主义的“杂交物”,虽然它试图反映当今中国现实,但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反映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现实及其基本要求。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应当采用这种折中主义范式。
(三)不能建立“描述主义”的中国经济学。近些年来,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存在着一种以描述中国现实、总结中国经验和肯定中国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倾向,即直面中国现实的“描述主义”。它认为可以不要基础理论、只要分析现实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使研究更好的联系实际就可以建立中国经济学。“描述主义”经济学范式的理论特点是:一是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二是为了准确地反映现实情况,理论抽象程度低;三是为解决问题,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不注重自成体系的概念、范畴和分析工具,不强调理论自身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四是没有突出的方法论,感性描述多于理性分析。作为一个理论范式,描述主义存在着两个重大缺陷:一是缺乏独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体系,分析工具缺乏系统性,范式自身是不稳定的而又没有解决的途径,因为一旦要提高理论抽象度,在当前条件下其前景很容易转向经济学范式或西方经济学范式,这将使该范式自身不复存在。二是该范式的知识积累没有有效的途径,这与第一个缺陷紧密相关。科斯在评价旧制度经济学时指出,“除了个别的观点外,只是一大堆可以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就长远看,描述主义的文献将面临类似旧制度经济学文献的劫数。这虽然不能否定描述主义的学术价值,更不能否定其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个理论范式来说,其发展的连续性就成了问题(邹东涛、时红秀,2006)。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不能局限于这种表面化、局部化和经验化的“描述主义”范式,而应当构造一种以科学世界观为指导、具有其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系统的分析方法的现代经济学范式。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现实经济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才能形成系统的、科学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四)只能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综合的中国经济学。根据上述科学性、适应性和综合性原则,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指导。首先,经济学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对照,经济学的理论硬核可以简要地归纳为三个要素。第一,否认存在着抽象的和永恒的人性。个人是具体的和历史的,一方面它要受到历史和制度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它又是能动和有机的。人性由社会经济关系所内生但又具有改变它的内在潜能,因而经济学必须分析人性的起源与发展,而不是把它作为经济学分析的前提。第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范畴是生产方式,而不是主流经济学的“个人”,经济学的方法是制度整体主义方法,而不是个体主义方法。第三,同主流经济学的机械均衡观不同,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演化看作是由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内在矛盾的辩证运动所推动的有机的、内在不均衡的动态过程,这为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宽广的框架。其次,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以及基本原理,对分析当代中国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具有广阔的适应性。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市场化的体制转轨与制度创新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解释力:中国经济转轨是当代中国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发展的客观要求,构造市场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模式是当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同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经济学对于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发展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力:中国经济发展是当代中国物质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要求,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中国当代劳动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总体来说,当代中国面临着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形式变革的双重任务,一方面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要求并决定了当代中国社会形式的深刻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形式的变革与制度变迁又促进并推动了物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进程。最后,经济学是一个宏大的制度分析框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完全包括了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因此,以经济学为指导重建中国经济学,可以在经济学的科学框架内,广泛借鉴古今中外各种经济思想的合理因素,构造一个既继承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又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既超越苏联经济学范式又超越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新体系,据此确立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独特性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中国经济学的新范式是在继承、批判和创新过程中逐渐塑造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经济学为主体或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合理颗粒,构建现代中国经济学的综合范式。因此,在构建中国经济学过程中,对于经济理论要坚持、澄清与发展;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了解、批判与吸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要总结、扬弃与升华。
三、中国经济学范式的基本性质与主要内容
如上所述,根据科学性、适应性与综合性的基本原则和以经济学为指导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体系的基本目标,中国经济学就其性质来说既不是中国的“本土经济学”,也不是中国版的西方经济学,它应当而且必然是中国化的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具体说来,中国经济学综合范式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学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基本原理。中国经济学本质上是经济学,因此它应当而且必须以经济学为基础。首先,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坚持以生产方式作为决定社会性质和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根本力量,坚持在生产方式的框架内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研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以生产方式为核心的经济学制度分析范式。其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与继承经济学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二重分析法、矛盾分析法、实证方法、历史方法和科学抽象法。再次,构建中国经济学应当采用以生产方式这一基本范畴为核心的经济学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如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社会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再如生产条件、劳动方式、生产形式、生产的社会形式,以及资本、商品生产、市场机制、工业经济、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等等。最后,构建中国经济学必须批判与继承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学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形式的具体结论,也包括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特征的基本原理。对于前者,我们当然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如单一社会所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而对于后者则应当始终坚持、科学继承,如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对生产的有意识的社会调节、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和实行按劳动者贡献分配等,这些基本原理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作为中国化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应当而且必须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应当而且必须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转轨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应当而且必须总结与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只是生产关系,也不只是资源配置,它应当而且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学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劳动方式、生产形式及其社会形式,应当研究当代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应当总结与升华一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成果,如新型工业化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理论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重要的理论成果都是构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思想基础与理论来源。
一、20世纪西方管理会计发展的回顾
自从会计学科产生“同源分流”之后,管理会计得到迅速的发展。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4个阶段。
1.追求效率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初到50年代)。20世纪管理会计的发展源于1911年西方管理理论中古典学派的代表人物—泰罗(F.W.Taylor)发表了著名的《科学管理原理》。伴随着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在实践中的广泛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等这些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直接相联系的技术方法开始被引进到管理会计中来。以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和差异分析为主要内容的管理会计,其基本点是在企业的战略、方向等重大问题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协助企业解决在执行过程中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经济效果问题。尽管如此,企业管理的全局、企业与外部的关系等有关问题还没有在管理会计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个时期的管理会计追求的是“效率”,它强调的是把事情做好。
2.追求效益的管理会计时代(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进入了所谓战后期。这时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形势,战前曾风靡一时的“科学管理学说”就显得非常被动,其重局部、轻整体的根本性缺陷暴露无遗,并不能与之相适应。正是由于泰罗的科学管理学说的根本缺陷,不能适应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和要求,它为现代管理科学所取代,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现代管理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对管理会计的发展,在理论上起着奠基和指导的作用,在方法上赋予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使其面貌焕然一新。
3.管理会计反思时代(20世纪80年代)。进入80年代,由于“信息经济学”和“理论”的引进,管理会计又有新的发展。但是,面对世界范围内高新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应用于经济领域,管理会计又显得有些过时落伍。“管理会计过时了”、“管理会计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等呼声很高。
4.管理会计主题转变的过渡时期(20世纪90年代)。进入90年代,变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环境的主要特征。基于环境的变化,管理会计信息搜集的任务从管理会计人员转移到这些信息的使用者,保证了企业能以一种及时的方式搜集相关信息,并据此作出反应。管理会计突破了管理会计师提供信息,管理人员使用信息的旧框框,而由每一个员工直接提供与使用各种信息。
二、我国管理会计发展的回顾
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开始引进西方管理会计。其实不然,建国初期我们便有西方管理会计的“责任会计”,只是当时不称为“管理会计”。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国有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管理会计及其中国特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是一个巨型企业,国有企业只是这个巨型企业的一个生产车间。国有企业的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确定下达。从管理会计的角度看,国有企业充其量是一个“成本中心”,最多也就是一个“人为利润中心”。既然成本是一个效率指标,成本计划及其完成情况便成为国家考核国有企业完成生产任务的重要手段。成本及其考核是计划经济时代唯一可作为的事情。此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统一定价。国家以企业的成本为基础确定产品价格即“产品价格=产品成本×(1+成本利润率)”,这也就使国家必须重视企业成本管理制度建设,通过企业成本管理制度确定企业成本项目和成本开支范围。否则,企业成本失控,将导致产品价格失控。国家自然重视以成本为核心的内部责任会计,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提高稀缺资源的使用效率。这种对以成本为核心的内部责任会计的重视体现在国家颁布的各种成本管理制度上。
2.改革开放之后的我国管理会计。1978年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在20多年的企业改革过程中,从利润留成、盈亏包干,到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以至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整个改革思路都是沿着对企业放权让利这个中心进行的。其实质是以权利换效率。围绕放权让利展开的企业改革,为被旧体制桎梏已久的生产力释放和经营者积极性、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契机,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功能进行了培育,市场机制开始产生作用。一批能够适应市场变化并有一定活力的国有企业涌现出来,并把目光转向市场和企业内部,向管理要效益,在建立、完善和深化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的同时,将厂内经济核算制纳入经济责任制,形成了以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制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责任会计体系。
3.我国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窘困”现象。从70年代末期开始,适应改革开放的形势,我国会计学术界以极大的热情,对西方管理会计进行了大量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工作,出版了大量的管理会计教材。与此同时,借助于国际交流和信息传递的便利条件,会计学术界始终没有摆脱引进西方管理会计理论的惯性。几乎西方管理会计一出现新理论或方法,马上会同步引进到我国。这本身应该是一件好事,但追踪学科发展留在“倡导”的层面上,没有落实到实践中来,尽管中国会计学会很重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没有解决学术评价机制问题,终究难以真正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