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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景区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 水利风景区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3)12-0242-01
壶口景区是国务院1988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景区主瀑布宽40米,落差30多米,瀑布涛声轰鸣,水雾升空,惊天动地,是黄河第一大瀑布。壶口瀑布以其气吞山河之势被誉为“民族魂”,彰显了中华民族一往无前、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这是黄河壶口瀑布成为“天下奇观”独特的资源优势。近年来,当地政府以创建4A景区为契机,按照“发展大旅游、开发大市场、建设大产业”的思路,坚持景点开发、宣传推介、文化发掘,旅游事业搞得红红火火。
虽然壶口旅游开发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基础设施、景点布局、旅游环境等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服务质量也进一步提高,但仍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急需着力解决。壶口旅游开发只有正确定位,发挥优势,围绕地域文化,突出黄河历史,展示黄土风情,体现人文精神,才能实现新的历史性跨越。
一、景区生态环境问题概述
风景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积极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随着周边经济的繁荣,景区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污染与破坏。特别是在景区上游很多工业园区的投资与建设使得景区的环境污染更加严重,目前看来造成污染的主要来自于旅游、餐饮、工业等方面。
景区的环境问题主要是水质污染、大气污染、垃圾污染等几个方面。景区内由于旅游管理水平有限再加上近年来游人数量增多,水面的漂浮污染物增加,这些垃圾造成严重的水质污染;上游工业园区主要是以硅铁冶炼为主,冶炼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与粉尘,再加上绿化不够,这些大气污染一时难以解决;再加上近年来景区附近的居住区不断增加,生活垃圾也越来越多,这些不仅破坏了景区的美观,也给景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危害。
二、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的现状
为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和保护水利风景资源,水利部于2001年7月成立了水利部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水利部综合事业局。2004年5月颁布实施《水利风景区管理办法》;2004年8月施行行业标准《水利风景区评价标准》;2005年4月印发实施《水利风景区发展纲要》;2006年3月实施《水利旅游项目管理办法》。截至2005年10月,5批192个景区被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
伴随“国家水利风景区”管理工作的推进,各地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与管理工作逐步加强,陆续建立了水利风景区建设规章,基本形成了管理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水利风景区的发展。从实践成效上来看,不仅较好地带动了当地经济及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其独特的保护水源、修复生态、维护工程安全运行的功能作用越来越明显。“以开发促保护,以保护促发展”的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理念,越来越为社会所认可。
三、水利风景区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思想认识不够。部分景区管理部门和单位,对于水利风景区社会需求的快速增长形势认识不够,对于水利风景资源的珍贵价值认识不高,理论研究不足,工作思路不宽,办法不多,措施乏力。
规划工作薄弱。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与管理,涉及水工程安全和水源、水环境保护以及水土保持和生态修复等问题,有其特殊的内容和要求,需要以规划来保障。但目前,大多数地区还没有编制本地区的水利风景区发展规划,相当一部分景区的规划有明显的不足和缺陷。
资金投入不足。水利风景区的基本作用在于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水工程安全的维护,对此公益性的工作,各级政府还都囿于财力所限,缺乏应有的经费支持。各景区单位的投融资渠道不通畅,还没有把有关政策用足、用活,落到实处。
经营管理粗放。多数水利风景区的经营管理与水资源或水工程的管理一体化,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机制不活,缺乏人才,经营管理工作严重滞后。
四、科学发展观理解建设与保护的关系
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与管理,是近年来水管单位体制改革闯出的一条新路子,也是发挥水利资源综合效益的有效途径。水生态环境的改善,将极大地提高水利风景资源的价值。同样,在保护水生态环境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地开展水利风景区建设,提高建设与管理水平,发展水利旅游,可以带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为水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提供支持。另外,通过开展水利旅游,推进水利风景区建设与管理,可以成为向社会宣传“人水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可持续发展水利理念的理想平台。水利风景区的建设与管理,综合了水生态环境中十分重要的水体、水利设施、文化等自然与人文要素,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具备广阔的视野,对“人水和谐”有着深入的了解。
五、景区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水利风景区需要水,更需要优美的环境。要以水文化为主题,在建设的过程中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这样才能将水利风景区建设好,经营好。因此,三门峡大坝风景区在未来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切实保护生态环境。
1.通过先进的理念指导环境保护工作
在景区生态环境生态保护中,需要将水生态环境保护性建设与修复为重点,着力提升大坝的生态服务功能,在具体的实践规划中,要坚持严格规划、严格构筑、严格建设,注重在维护中体现文化的内涵拓展,使工程展现出生态的、文化的、地域的特色。
2.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中,政府有义务进行政策导向与规划,在包括在景区内区进行生态建设与修复总体规划(目标、思路与具体措施等)、政策导向、项目支持、协调服务、意识宣传,此外,政府在检查监督方面也应起主导作用。
3.综合多项技术,因地制宜进行生态修复
对于风景区来说,可以采用截污减排、还原清淤、绿化坝区、营造水边空间、增加水生植被等多种手段,坚持自出创新与科学治水,实现以人为本,坚持景区建设与自然环境保护的统一。
参考文献
关键词:城市生态公园; 养生文化;规划原则;设计途径
一 引言
随着社会建设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日益需要经常性的休闲健身活动来平衡身心,享受自然生态的环境,懂得养生和保持健康的体魄。近年来,我市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以建设生态园林城市特色为目标,提出了扬 “城中有山、山中有水、水绕城转”之长全面推进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新会区政府与规划分局结合江会路控规要求,在体现该片区的态旅游轴和宜居轴的规划理念上,为加快城市生态园林建设步伐,适时提出了重点规划建设新会区荔枝山(土名)公园,积极引导城市建设向生态园林城市目标发展。
如何进行城市生态公园的景观设计,如何提高公园的文化品位和适合社会需要,使公园景观具有生态性、多样性、人文内涵及实践性特色。借此,本文结合新会区荔枝山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在城市生态公园设计中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融合文化教育、创造优美景观、提供适宜活动场所和生态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二 城市生态公园概念
城市生态公园指位于城市城区或近郊,以生态学及相关学科为指导,以保留或模仿地域性自然生境来建构主要环境,以保护或营建具有地域性、多样性和自我演替能力的生态系统为主要目标,提供与自然生态过程相和谐的游览、休憩、时间等活动的园林。其不仅具备自然生态、人文历史、经济等方面的功能,还在城市生态环境改善、地方文化传承和人文景观的保护、绿地系统、旅游等方面有独特的能动性。因此,城市生态公园既具有“生态性”,又具有“城市性”的园林,有别于普通的景观公园和自然生态公园或自然保护区。
三 城市生态公园的规划原则
城市生态公园强调自然保护及展现生态、人文景观,通过廊道连接各观景点,配套服务设施,满足人们休闲游憩的需要,塑造出连续、完善的人与自然和谐园林。因此,在规划与景观设计时,应遵循以下原则:
(1)自然优先原则
在城市生态公园规划设计中,首先研究区内的地形和原生态、植被等特征,应坚持保护自然生态为原则,充分利用林地、坡地、水体等资源,保护自然的原生态和维持景观过程、建立多层次、多结构、多科学的植物群落系统,是生态公园设计中的生物多样性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前提,也是景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多样性原则
城市生物多样性含景观多样性,是维持城市生态系统平衡的基础。景观异质性导致其复杂性与多样性,从而使景观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维持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因此在生态公园设计中,景观斑块类型的多样性增加异质性的设计,将带来动物景观的多样性,更好地体现了自然生态特性。
(3)景观个性和连通性原则
景观个性是指一个地区自然景观与历史文脉的总和,包括它的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动植物资源以及历史、文化资源和人们的各种活动、行为方式等。景观连通性是指景观中各元素在功能和生态过程上的联系,在景观规划中,强调维持不同斑块之间空间联系与恢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廊道是景观连通性的主要表现结构,如水系廊道、环湖带、文化与休闲走廊等,通过廊道将园内各个绿色斑块联系起来。
(4)可持续性原则
城市生态公园应坚持可持续发展,立足于景观资源的可持续性和生态换季的保护与改善。其景观是由多个生态系统组成,设置合理的休闲场所,将自然性和文化性相结合,是近年来城市生态公园设计的发展趋势。景观资源的永继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的保持是城市生态公园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
四 城市生态公园的设计途径
4.1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根据“斑块-廊道-本底”模式和景观生态学原理,以生态保护建设为核心,分析和组织生态公园的生态功能,维护区域生态系统平衡和生物多样性,通过生态修复,将区域内各级斑块、廊道有机联系,使其成为有机整体,发挥生态系统自身调节功能和改善城市生态条件与保护的双重作用。
4.2 融合文化教育
尊重地方文化与历史文脉,挖掘独特文化内涵,在规划设计中进行培育生态公园的文化意义,将历史、人文融入公园之中,在结合生态教育及实践需要、文化艺术性处理及展示,让生态公园的空间、形式等方面有创新的可能,并作为教育和自然活动基地,让人们体味历史的深远和得到很好的教育。
4.3 创造优美景观
规划设计中要着力将设计理念与地方人脉及传统文化完美结合来创造优美景观,突出传统的“天人合一”及现代“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理念。良好的景观设计要做到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有地形,把人工与自然、技术与艺术、功能与观赏、时尚与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也应避免建设性破坏,使景观更丰富生动来创造自然舒适、优雅的宜人环境。
4.4 提供适宜活动场所
城市生态公园要提供多种适宜人们活动的场所,满足人们的健康休闲游憩及教育实践的需要。因此,在规划设计时,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主动地利用公园入口、园路、步行登山径、水体岸线及其他用地,开辟适宜各种健康运动休闲的公共场所,配套服务设施,充分发挥园林的社会公益性,使之成为城市园林中有机的组成部分和新的内容,创造更富有活力和亲和力的各类活动休憩空间。
4.5 生态技术应用
城市生态公园要充分发挥其生态环保的特性,结合自然资源、场地环境和基础设施等,要考虑应用一些生态技术。如生态恢复技术中的土壤改造、植被恢复、防治土地退化、土地复垦及流域整治等方面的技术。在基础设施建设时,又采用水循环再利用、地表水采集、太阳能、风能利用等。希望通过一些生态技术应用能减少公园建设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有效修复景观环境,从而恢复生态环境让得到可持续发展。
五 荔枝山公园设计构想与实践
5.1 项目概况
新会区荔枝山(土名)公园位于江门市新会区城区北端,南至圭阳北路和会城大道,西至圭峰路,东临新峰路(北段),与省级风景名胜区圭峰山风景区相邻,与国家AAAA级旅游区和体育运动公园对望,区位优势明显,旅游业资源丰富和发展的前景,结合控规定位建设成为城市绿肺和休闲旅游的城市生态公园。
荔枝山公园范围的基地包括圭峰路东侧荔枝山和都会水库西侧山头,规划总用地面积约151.09公顷,场地基本有大小12个山峰及都会水库组成,主峰绝对高程为130米,较低的山峰为48.5米。场地内山环水绕、藏风纳气,植被覆盖率极高,绿化植被情况良好,空气清新,适合开展多种养生休闲活动。但部分植被较为单调,山谷中有部分的牲畜养殖,对水体环境有一定影响,山体现有道路系统不完善。荔枝山公园作为广东省珠三角绿道3号线区域性绿道首站节点,也是新会城区绿色生态休闲轴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圭峰山森林公园向城区延伸的最大绿锲,是城区生态绿脉最重要的连接关键点。
5.2 规划定位及设计构想
5.2.1 概念起源
通过分析新会区城市生态结构,城市规划生态景观轴上已形成了多种主题的城市公园及圭峰山风景区森林公园,但缺乏以生态、特色文化为主的区域性公园。首先考虑利用荔枝山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历史文脉和挖掘出由新会名人伍廷芳所著的《延寿新法》书中先提出了运动养生理论和文化,展示和弘扬新会“海滨邹鲁”文化底蕴衍生出养生文化。再者,从人们注重生命健康和舒缓各种身心压力来看,向往休闲和保健性的活动,并享受其乐趣。显然养生休闲将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带动一种社会潮流。以此提出了将荔枝山公园打造成为“生态的养生谷”的概念,规划定位为城市养生文化的生态公园―让人们享受城市山林中的慢生活。
5.2.2 规划构想和与景观创造
根据“斑块-廊道-本底”模式,依据基地现状和自然条件的分析基础上,以自然优先、多样性、景观个性与连通性和可持续发展为原则,规划中提出 “一轴、两带、十景互动”的规划结构,同时营造出以“养生文化”、“养生服务”、“养生体验”、“养生植物”、“养生教育”五大特色为主题,并以生态养生旅游为主线进行景观设计。“一轴”:核心景观轴,串联公园内山水游线的主要景点和开放空间;“两带”:既山林生态复原带与城市活力开放带。 “十景”:分布于公园中适合建设,并能增加游览乐趣的景点,展示荔枝山公园的休闲养生的特色。(见图1)
5.3 规划功能分区与景观创造
5.3.1 自然植被保护与功能分区
规划设计坚持自然优先原则和利用边界效应理论,做好自然生态保护,结合居住、道路、山体植被及各功能特征,划分成三个区域:(1)城市活力区-山林生态复原带。在山林带中以健康绿道为景观引导设计,以养生植物为景观骨架,以展示植物养生为目标打造成运动休闲的景观体验带。同时,基于现有山体部分树种密集单一的情况,在保护自然生态前提下,有计划进行植被更换,补充豆科类等固氮性品种,改善土壤土质,保护生态山林和水体并营造生态密林区,有利于丰富林相层次和群落结构多样性,维持了山体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2)市民活动带-景观种植区。主要是与城市居住生活相接的边缘地带,充分利用道路、居住区、商业设施及基础设施,合理安排公园入口广场、服务设施等,以养生服务为主,配合养生教育并强调植物种植的景观性,创造优美城市景观,从而形成养生文化内涵的景观展现带。布局上设有四个入口广场,其中西南入口以心湖饮绿为主题,由现有山谷间引下一条曲线形山涧与水系连接形成动态水景,达到活跃景观氛围;并设有花径寻芳、葵林晨韵和涧影听音等景点。西入口广场以寿山绿谷为主题,利用地势高差建半地下停车,较为平坦地势为入口广场,通过树阵、跌水雕塑、台地等景观元素构成丰富的入口空间,满足人们集散、活动、文化展示的休闲需要,延续了城市广场空间发展。
(3)谷地景观游览-特色植物区。在山林谷地结合自然山水进行特色植物种植,结合养生文化、体验和教育等方面构建特色园区,以养心湖为景观核心,以谷底溪流为景观个性,并通过水系廊道连通起来,也让各生态景点得到可持续性发展。通过种植特色植物和花草,打造特色花谷,吸引和培育蝴蝶等多种动物,同时沿坡地种植茶园,让人在品茶中学会茶道,感受自然让人体味茶香与花香,再现生态田园气息。(见图2)
5.3.2 融合养生文化,创造优美景观
荔枝山公园在规划游憩功能方面主要分为五个区,分别是入口广场区、山林游览区、市民活动区、滨水休闲区和谷地景观游览区五大区域。同时设置了各具特色的十个养生景点,分别是健康绿道、寿山云台、茅龙石刻、花溪谷、蝴蝶谷、茶园雅径、心湖饮绿、养心湖、天香石径和百家园圃。(见图3)
5.4 道路系统及组织景观游线
规划将主入口分别置于公园西侧与南侧,以此作为市区人流进入绿地的主要空间。同时,规划设置了多个次入口和直接进入公园的道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游览需求。各入口设停车场其中有半地下车库结合现状地形,结合广场空间进行商业管理服务建筑布置。
内部交通除预留的消防通道作为应急车行道以外,公园内不设置车行道。道路结合地形,形成顺地形而行、穿地形而行、切地形而行的三种道路景观效果。局部可供车行的主园路结合绿道宽为3.5米,二级步行主园路宽为2-3米,三级园路宽约1.5-2米,登山小径宽约1.0-1.5米。为更好结合省绿道规划、支持绿道建设,环绕整个荔枝山公园的一条园路,该园路充分考虑无障碍设计和自行车通行需要,使游人通过骑车游览能包揽公园全景绿道沿途景观。游人景观游线组织依托于主要交通框架,通过主园路、游步道串起各个主要景点,形成完整的游赏、休憩、养生活动的综合游览路线。(见图4)
5.5 因地制宜,布置生态服务建筑
规划中将园区内建筑的形式与性质、功能和风格上进行协调保持统一,其建筑功能主要以开展休闲文化活动、创造景观、防风避雨为主。建筑采用现有的生态技术进行精心设计,应具有造型艺术感个性化,要求建筑与自然景色高度统一,以植物陪衬的色、香、味、意来衬托建筑,其外墙立面色彩选用明快色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体现审美价值。
六 结语
荔枝山公园作为新会区城市园林建设的重要项目,有别于过去公园规划一般仅满足娱乐休憩和商业服务的需要,只从绿地广场层次进行规划。然而本规划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融合文化教育、创造优美景观、提供适宜活动场所和生态技术应用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和实践。因此,城市生态公园的规划设计不单从生态、绿地建设方面考虑而且涉及面更广,更应发掘城市的内在景观、人文渊源等元素,对城市在生态、社会人文、经济、旅游等方面的发展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充分展现创建生态园林城市的特色。
参考文献:
[1] 邓毅. 《城市生态公园规划设计方法》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
[2] 张任. 城市生态公园规划设计研究[D] 湖南农业大学,2010年.
关键词: 城乡统筹;资源型城市;转型;武安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码:
1、引言
统筹城乡发展,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直贯彻的“一号工程”,是贯彻落实十七大以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对我国这样一个地域范围辽阔、人口数量巨大、发展严重不均衡的国度而言,城乡统筹工作需要加大探索和创新力度,成功的关键在于科学全面的分析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及其内在原因。我国城乡差异主要体现在发展基础差异(家庭收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社会模式差异、生活习俗方式差异等;与城乡差异相伴生的是地区差异,主要表现为发展阶段差异、资源禀赋差异、区位条件差异等。只有将城乡差异和地区差异结合起来共同研究分析,才能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制定出适宜性的政策引导措施。
山区在我国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全国约70%的人口生计依赖山区资源,80%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山区,90%以上的国境线位于山区。山区具有70%的淡水资源,大量的矿产资源、生物资源和广袤的发展空间,蕴孕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部分山区依托丰富的资源普遍实现了较快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是不均衡的。由于以资源为依托的工业经济见效快、利润高,导致各类生产要素主要向资源型工业经济集中,而农业经济由于受气候环境制约、发展周期长、利润相对较低等原因,吸纳到的生产要素极为有限,导致农业经济基础薄弱、发展较慢,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统筹城乡发展的任务非常艰巨。
武安市地处冀南大地,西倚巍巍太行,东望华北平原,全市地形复杂,低山、丘陵、盆地兼备,呈“五山半水三分田”格局,是典型的半山区资源型城市,是全国58个重点产煤县(市)和全国四大富铁矿基地之一。依托资源禀赋,形成了以冶金、煤焦、建材等骨干行业为主导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钢铁业已成为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撑。2008年下半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和钢铁产业兼并重组整合战略的实施,武安市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家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政策约束的日益加剧,以及自身发展的瓶颈,2010年武安市作为全省十个率先开展城乡总体规划的试点之一,先行先试,先后开展了“镇村体系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探索出一条城乡统筹发展的新路子。
2、规划背景
2.1城市基本特征
2.1.1半山区地形,生态资源环境脆弱
土地资源丰富,但用地空间狭促,集聚度低。全市土地总面积1818平方公里,但用地空间狭促是山地城市共有的先天不足,城乡建设用地仅占全县总用地的17%,且采矿用地、村镇建设用地的面积大,以矿山、沙石坑为主的采矿用地占全市城乡建设用地的11.43%,村镇建设用地占全市城乡建设用地的48.31%。城乡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水平低,全市人均城乡建设用地268.50平方米,远高于国家平均水平。
水资源匮乏,且水环境日趋恶化。武安市属于资源型缺水地区,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数的15.14%,且地表水分布极为不均,严重的制约城市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发展。近年来,武安市地下水一直处于超采状态,地下水的超量开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引发了许多地质环境和生态问题。
地形的复杂性使得全市城乡发展极不平衡。东部盆地地区地势平坦,经济发达,居民生活水平较高;西部山区及丘陵地区,受坡度高差及水资源等自然条件制约,经济落后,农民生活条件艰苦。在资源条件短缺、人地关系恶化、环境质量下降的现实困境下,如何进行有效统筹,引导城乡空间合理拓展并优化区域生态格局,是规划亟需解决的问题。
2.1.2 产业结构失衡,资源型产业比重过高
工业重型化。钢铁工业在全市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全市GDP的贡献率高达60%,钢铁主业从业人员占全市人口的10%。“一钢独大”的钢铁工业对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这种主导地位是由大量输出原料型产品拉动的,高深加工产品输出较少,产业链条短,产业持续力不强。经过长期的开发利用,铁矿资源逐渐枯竭,目前全市外矿依存度近80%,焦煤完全依靠外购,水资源短缺加剧,且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的产业结构带来的高消耗、大排放,使得资源支撑乏力、环境容量减小。随着国家钢铁产业政策的出台,节能减排降耗政策的深入实施,使钢铁产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保压力逐步增大。
一、三产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造成了城市与农村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使得农业发展远远落后于工业。第三产业发展迟缓,增长速度滞后于第二产业,甚至低于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并且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品市场等传统产业,信息服务、社会服务、金融保险、旅游等现代第三产业比重较低,且增长较缓慢。
2.1.3 城镇化质量不高,“不完全城镇化”现象突出
2009年,武安市城镇化水平50.2%,较同期全国46.59%,河北省43.7%,分别高出3.61个百分点和6.5个百分点。但是,按照户籍农业人口统计,户籍农业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86.4%,与50.2%的城镇化水平有36.2个百分点的差距,大约有28.3万左右的户籍农业人口被纳入城镇化范畴,城中村等“不完全城镇化”现象突出。
2.1.4 设施配置分割,农村环境恶化
全市城乡设施空间配置分隔明显,农村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大部分村庄只是实现了给水、电力、电信等最基础的设施,多数村庄是各家打井自供水,水质水量难以保证,西南部山区174个村庄存在饮水困难,村民生活十分不便;公共服务设施除市区和镇(乡)政府驻地较为完善外,大部分村庄较缺乏;多数村庄环境较差,由于缺乏排水、垃圾收集处理等设施,生活污水、生活垃圾随意排放,大多都排入村边河沟和道路两旁。规划中,需要城乡全盘考虑,统筹布置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促进城乡资源共享,保障社会公正公平。
2.2区域发展背景
2.2.1省内要求――城镇化率先发展区
河北省充分发挥环京津、环渤海的区位优势,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以建设京津冀地区统筹协调发展的世界级城镇群为目标,构建环京津城市群、冀中南城市群和沿海城市带“两群一带”城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冀中南经济区被列为 “十二五”时期实施的战略重点之一,武安被列入冀中南经济区“两圈、一区、一带、四轴”的率先发展区域格局。
2009年河北省出台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壮大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快速发展的意见(冀政[2009]115号)》明确提出“培育武安为邯郸西部区域次中心城市”。
2.2.2区域发展――邯郸都市圈与区域次中心城市
2009年河北省将邯郸县、峰峰矿区、永年县、磁县、成安县和肥乡县纳入邯郸中心城市统筹管理,实行“1+6”同城化管理模式,建设邯郸都市圈,要求邯郸进一步确立冀晋鲁豫接壤地区中心城市的地位。武安市虽不在“1+6”范围内,但是处于邯郸市东西向城镇发展轴和西部循环经济整合优化区内,是邯郸市的区域次中心城市,是邯郸市“西部整合”战略的重要空间载体。
图1 邯郸都市圈规划示意图
3、总体思路
3.1一个主题:资源型城市转型
规划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个主题展开,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切入点,合理控制城乡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寻求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动力,构建多元的城镇职能结构,摆脱资源型单一动力机制对地方发展的限制。
3.2 两条主线:科学发展、公平发展
规划以统筹城乡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由两条主线展开:一条是促进科学发展的发展主线,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强调政府的有效调节,进而形成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格局,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经济发展、完善城乡经济结构、增强城乡经济联系、优化城乡经济布局四个方面;另一条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公平主线,强调基于平等原则的更为主动的调节与引导,进而达到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的局面,主要包括加快城乡社会建设、促进城乡公平发展、合理分配城乡资源等方面。
3.3 三大任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武安市要突破资源型结构的约束,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需要推动非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提高城市的就业容量与城市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解决“不完全城镇化”问题,最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
3.4四大理念:绿色、生态、转型、创新
规划围绕“绿色、生态、转型、创新”四大理念,突出优化空间布局、调整经济结构、提升城市功能、统筹城乡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五方面内容,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5五大战略:绿色增长、开放协作、三化联动、城乡统筹、特色营造
规划中实施绿色增长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积极构建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模式;实施开放协作战略,主动参与区域经济循环,全面提升城市对区域的综合服务功能;实施三化联动战略,完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推进的政策措施;实施城乡统筹战略,统筹城乡发展,协调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实施特色营造战略,充分利用自然和历史文化资源,强化城市特色,提升城市品味。
3.6 六个一体化:空间布局、交通、产业、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社会发展、基础设施
通过城乡统筹规划,最终实现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交通设施一体化、城乡产业发展一体化、城乡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一体化、城乡社会发展一体化、城乡基础设施发展一体化等六个一体化发展格局。
4、发展目标
在对武安市发展的宏观背景、基本特征、发展条件与趋势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借鉴国内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成功经验,提出武安市城乡统筹发展的总体目标: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紧紧围绕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和建设区域次中心城市两大战略,抓住河北省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壮大中心城市促进城市群快速发展、加快发展冀中南经济区三大机遇,突出统筹城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空间布局、提升城市功能、保护生态环境五项内容,加速“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等值化”进程,实现“城镇化与资源转型发展协调同步”、“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同步”、“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同步”。
5、规划重点
规划紧紧围绕武安市地方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了对应的解决策略与空间布局方案,突出全域指引与重点关注的结合。
5.1 明确市域城镇化发展战略
规划从资源环境承载力入手,通过土地资源、水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合理控制城乡发展规模和环境容量。结合武安西部山区农业生产、居住条件、用地条件均较差的实际情况,提出“人口由西部山区向东部盆地区转移、建设用地由资源区向非资源区转移、产业由镇、乡、村向城区和工业聚集区转移”,统筹规划各类城乡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统筹安排各项设施。通过三个转移,实现“人口集中居住、产业集中布局、资源集中开采、农地集中经营、生态集中治理”,进而构建中心城区――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三级的城乡居民点新体系。
图2武安市域资源环境综合评价图
图3武安市域城乡空间总体布局图
5.2提出资源型产业转型方案
针对武安市“一钢独大”的产业特点,通过资源型产业转型分析专题研究报告,提出由“一钢独大”走向多元发展、构筑绿色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思路。
围绕“传统优势产业升层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成规模、现代服务业上水平、现代农业抓特色”,构建“一核五带”的产业空间结构,一核为主城区的综合服务核心,主要聚集行政服务、企业总部、现代服务业。五带指沿南澈又鼗工业带,沿北澈酉执农业带,青龙山山前新型工业带,西部山区生态旅游带,东部沿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带。
重点建设以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装备制造业为主的武安工业园,以发展低碳循环产业为主的青龙山工业聚集区,以发展钢铁利用深加工、煤炭深加工、新材料产业和现代物流业为主的南澈庸ひ稻奂区和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的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园。加强蔬菜基地、肉牛生产基地、小米种植基地、棉花种植基地、观光农业基地等特色农业基地建设。做大物流业,建设冀南地区最大的钢铁物流基地。提升旅游业,打造东太行山旅游度假胜地。繁荣商贸业,打造四省交界区域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图4 武安市域城乡产业空间布局规划图
5.3 统筹市域城乡空间布局
全市按照“核心带动、轴带发展、分区控制”的原则,构筑“一核、两带”的空间格局。将上团城乡、午汲镇、康二城镇、北安庄乡、武安镇、西土山乡等6个乡镇全部纳入中心城区,形成北至北澈樱南至南澈樱西至石林高速公路,东至永峰线的城镇发展核心区。依托邯沙公路和磁左公路两条区域交通走廊,构建南、北澈恿教醭钦蚍⒄勾。规划期末,全市形成1个中心城市、4个中心镇、16个一般乡镇、32个中心村、43个基层村的空间布局结构。
图5武安市域城乡空间发展结构规划图
5.4 制定分区域差异化发展策略
针对武安市半山区的特殊地理环境,根据盆地区、丘陵区、山区等不同发展条件,综合考虑土地资源约束、生态保护约束、公共安全需要、城镇拓展需要,将全市划分为5个不同的规划地域单元,采用差异化的发展策略。
盆地区作为城镇化重点发展区,以中心城区为核心,辐射周边6个乡镇,重在拉大城市框架,加强产业和人口的集聚,重点建设武安工业园区、青龙山工业聚集区和邯武快速路新兴产业园区三大工业聚集区,各项设施配置实现共建共享。
丘陵区主要包括以矿山镇为中心的东北部地区和以磁山为中心的西南部地区,重点加快矿山镇、磁山镇两个中心镇和南澈庸ひ稻奂区建设,促进产业和人口的集聚,搞好生态环境建设,加强对荒山、废弃矿山和尾矿的生态治理和修复,电力、通信设施与全市联网统一布置,给水、排水、供热、燃气、环卫设施以各镇区为中心实施分散布置。
山区主要指西部太行山区,以环境保护、生态涵养和发展旅游业为主。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实施退耕还林、还草政策,搞好太行山绿化工程;逐步搬迁位于水源保护区、自然生态保护区、风景名胜核心区等生态敏感区的村庄和企业;依托京娘湖休闲度假中心,以山地自然生态旅游和文化观光为主题,形成“澈釉础惫家级旅游度假区。
5.5 强化市域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以建设国家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建立健全“城乡、山水、厂矿、园区”生态建设统一规划体系,构建“园成绿块、路成绿带、田城绿网、山成绿障、城成绿景”的大生态格局。
根据生态环境承载力空间分布状况,结合生态功能分区及各乡镇的实际,划定了四个生态环境重点建设区,并对各类地区设施不同的生态建设策略。
水源涵养保护区:保护和治理京娘湖水库及周边地区的水环境和青崖寨自然保护区建设工作,实施封山育林和造林绿化工程,提高森林资源的水源涵养功能。
水土流失治理区:按流域、分区域进行综合治理,深入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和荒地绿化工程,大力发展防护林体系建设,营造大规模的水土保持林区、水源涵养林区等,改善生态环境。
城镇生态修复区:合理规划市区建设用地布局,正确处理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关系;加快城镇化建设进程,改善城镇生态环境,提高人居环境质量;提高污水处理厂、垃圾填埋厂等治污设施的利用率;加大城镇植树种草力度,提高城镇绿化覆盖率。
矿山生态恢复区:加强矿产资源开发管理和保护,制定矿产资源开发规划,做到矿产资源的有序、科学开采;加大矿山废弃地生态重建监管力度,确保废弃地及时得到生态恢复;对矿区合理规划布局,做好矿山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发展生态林、经济林,提高水源涵养、水土保持功能,抵御风沙危害,改善生态环境。
图6 武安市域生态环境建设分区规划图
5.6 分类指导居民点迁并整合
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村庄重点向中心城区、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集中、向产业园区和大型工矿区集中、向交通便利的国省干道沿线集中、向经济条件好无安全隐患的大村集中,采取撤村改居、联片聚合、整体搬迁等调整策略, 将148个位于城市或镇区规划用地范围内的村庄纳入城镇,15个地理位置相近、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同、村庄建设联片发展的村庄进行合并,337个存在严重生存环境问题的村庄搬迁至条件较好的地区,全市502个行政村整合成75个村庄,其中32个为经济条件好、能服务周边村庄的中心村。
5.7塑造山水城市特色
以太行山为背景,南澈印⒈澈印⒂翊河三条水系穿城而过,为武安市建设山水城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景观资源。规划在保证南北澈有泻榘踩、城市安全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充分利用珍贵的自然景观资源,引山入城,引水入园,山、水、湖、城有机融合,塑造“三河碧水环绕穿城、四湖绿蕴交相辉映、五山葱林层峦叠翠”的山水城市特色。
5.8 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
规划结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在生态环境治理、绿色产业聚集、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住房保障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区建设、规划编制体系完善等八个方面,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确保规划的顺利实施。
6、结语
本文以武安市为研究对象,围绕“资源型城市转型”这一主题,从资源与环境承载力入手,在对城市发展条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了规划的总体思路和城乡统筹发展目标,并在统筹城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空间布局、保护生态环境、突出城市特色等方面进行了重点论述,对处于转型发展期,我国广大资源型山区城市城乡统筹规划的方法进行了积极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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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尝试从生态城市规划工作的内在属性———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角度作进一步的思考。1有感于生态城市规划矛盾性的若干片断思考日常工作及社会实践中所接触到的一些事情,不断加深笔者有关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矛盾性的认识。比如:1)中新天津生态城选址于渤海之滨的盐碱地,这一选址体现了不占耕地的农田保护思想,但从区域视角来看,该地区却属于生态敏感地区,本身即不适合人类居住,由于渤海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沿海地带长期人烟稀少,在这样的地区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是有悖“自然规律”的。更深入的分析不难发现,国内不少冠以“生态城市”旗号的建设项目,其用地在上位规划中不少都是生态保护用地,如武汉花山生态城、怀来生态新城等等;2)“绿色”通常被认为是与“低碳”、“生态”相近似甚至等同的一个概念,具有绿色特征的农业发展似乎是符合生态原则的,但不少人常常忽视的是,很多具有“绿色”特征的事物实际则是与生态原则冲突的。例如,作为高尔夫场地的草坪,其养护要求极为的要求无疑是相矛盾的;3)当前环保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各种会议场合,越来越多使用投影仪代替以往纸质或布料的宣传海报,使用投影仪没有废物产生,似乎是符合环保和生态原则的,然而,投影式海报需要使用电脑和投影仪,这就需要消耗电力,我国的电力大量则是靠燃煤而得,投影仪和电脑的使用必然意味着一定数量的燃煤和碳排放。电动汽车是同样的例子,一般理解它对环境的影响较小,但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它只不过是使用了车载电池而已,其对环保的贡献也仅仅体现在局部缓解城市中心区的污染方面;4)新能源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我国政府确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在人们的印象中,风能、水能、太阳能等都是不输出污染的清洁能源,它们通过各种能量之间的转换利用,以一种科学的方式为世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但环境学家的调查研究却警示我们必须对新能源发展保持冷静,比如:风力发电场的“风车”对于鸟类特别是夜间迁移的鸟类存在威胁,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东部阿尔塔蒙特山口207km2区域内的7000多台风力涡轮机每年约杀死1766~4271只鸟;水电开发建设的大坝截断了流域鱼类的洄游通道,破坏了一部分鱼类及其他生态物种的生存;太阳能发电也存在生产、废弃物等多重污染,生产环节的多晶硅每生产1t,就会产生4t以上的具有酸性腐蚀危害的SiCl4废液;[7]5)节能减排是促进生态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并已成为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但落实到政策行动上却往往走了样:“十一五”末期,许多城市为了“完成”节能减排指标,纷纷拉闸限电,不少工厂和生活因用电需要不得已改用自备柴油机发电,其碳排放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增加了;6)从更大的方面讲,中国已经明确生态化发展的基本国策,继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之后,国家“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的发展要求,但与此同时,中国却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大发展,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也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十分明确的政策导向。而相关研究表明,城市人均能源的消耗是农村的3倍[8],城镇化的大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资源、能源消耗的进一步加剧,这似乎是与生态化发展相矛盾的;……
2关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的讨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1937),因此,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每一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属于正常现象。那么,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2.1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9]。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亿m3,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5%;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并且,对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的控制已属不易(如黄光宇先生1980年代在四川省乐山市总体规划中,面对重重阻力,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丘陵林地划为永久性绿地加以保护,为城市创造出绿心环形生态型结构,被赞誉为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典范,并获联合国发明创造之星奖),何以协调复合生态矛盾?
2.2生态城市—区域系统的相互影响生态城市以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而存在,谋求更大范围内城市—区域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城市发展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重要趋势,突破城市、走向区域,不仅是一般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生态城市建设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步加剧,使得生态城市规划思维范畴的扩大尤为必要。以首都北京为例,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当前面临突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同时又处在我国农牧交错带边缘生态脆弱带和华北缺水地区,仅靠自身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就规划实践而言,“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局限是导致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效性难以切实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为例,其定位是“冀东南部沿海中心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较多的产业服务、高教、科研等服务业职能,但从唐山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庞大的居住需求则是最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仅就曹妃甸工业区而言,其就业人口为近期32万人,2020年49万人,远景105万人),曹妃甸生态新城约1/5的居住用地比例满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难,更难为周边地区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产业区发展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已成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面向区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关键是生态城市的区域诉求何以解决?没有区域保障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何在?首先是管理体制、权限的制约,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难对周边河北省的城乡建设发展“指手画脚”,这一点作者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已深有体会;其次是技术衔接的难度,由于空间尺度的不同,区域生态与城市生态在技术方法、规划内容、调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属于两套各不相同的“语言系统”,如何加以衔接?最后是内在的利益冲突,流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补偿如何具体操作?在京冀两地有关环首都生态补偿的讨论中,关于大气污染,由于空间没有边界,如何进行测度?关于水体污染,虽然北京补偿河北的大致原则没错,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确归属责任?谈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为河北提供8亿元的造林款这样一种结果。
2.3生态城市建设过程的长期性与一般城市建设活动相同,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有关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规划与设计,到具体的实施管理,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阶段。生态城市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有赖于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的切实保障,可谓“环环相扣”。而一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导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盘皆输”。以2005年上海东滩生态城规划为例,“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这个规划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运行下去,“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2]。不仅如此,生态城市建设还存在“规划生态”与“建设运营生态”的关系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最终是要为人们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设起来生态城市,但如果所承载的人口仍是传统的行为模式,其前景如何?早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之一格迪斯就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讨论工业时代的“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并提出“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满了“生态城市”智慧,但时至今日,我们不仍然在工业社会的煎熬中?从根本上,生态城市理念及相应的问题是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伴生物,但工业社会尚未远去,生态城市何日到来?
2.4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主体的两面性独特的政府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影响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体制的鲜明特征在于“三维”市场经济,即在经典的政府和企业关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们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又是经济主体(GDP的追求),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就像企业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追求一样,完全源自体制内生的动力,强大而持久[10]。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对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思维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涉及生态城市建设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又会显现,对生态城市建设表现出“貌合神离”也就在所难免。“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梅嬉蝶);“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王如松)[2]。
3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启示兴起于1980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sciences),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尽管目前它仍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21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目前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11]。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系统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整体联系的复杂性、组成要素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组织形态和演化规律的复杂性、系统行为的“奇异性”[12]。对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上文所讨论的诸多内容正是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种复杂性系统的内在表现。因此,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于认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矛盾性和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3.1在法定城乡规划体系内开展整体性研究与规划复杂性科学是整体论科学,重点是探索宏观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演化问题。所谓整体论是相对于还原论而言,还原论就是化整为零,即把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的组合,把宏观物理现象归结为微观现象的组合,它是古典科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对整个古典科学起示范作用[13]。而整体论则是集零为整,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1940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先后问世,它们原本都是为解决以往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14]。通过前文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与矛盾性的论述不难理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和一般的城市建设一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如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又有诸多生态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是一般城市建设活动复杂性与低碳、生态问题复杂性的双重叠加,其具体实施,自然要更为复杂。就规划工作而言,传统的城市规划、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或生态城市规划这两种不同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组织、由不同的人员承担,规划的侧重点也各不一样,如此一来,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成了“两张皮”[5],此种情况严重制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效。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整体论思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根本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在法定规划体系框架之内,用生态、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寻求城市规划工作的改进对策。
3.2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钱学森院士在论述复杂巨系统时指出:“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发的复杂巨系统(包括社会系统)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15]。这也就是综合运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各种信息技术和数学建模手段,对复杂系统的特性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城乡规划、低碳、生态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成为可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分形论以及超循环论等都可用以指导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内外关联和变化机制的把握更加准确,提高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水平。
【关键词】生态城市;规划;复杂性
基于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建设生态城市是中国城市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其必要性不言自明。但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建设生态城市必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目前国内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不顾自身条件、一哄而上的现象,值得警惕。最近几年被人们所热议的中新天津生态城规划,其实践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有媒体甚至称“中国生态城计划已枯萎”[1]。那么,生态城市建设实践为何举步维艰? 生态城市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应该讲,这并非一个简单的实践话题,而是涉及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从长远来看,它甚至与生态城市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近年来,国内有关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尝试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作进一步的思考。
1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对生态城市规划的具体实践又有哪些影响? 这就需要我们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加以讨论。
1.1 社会、经济、自然因素的复杂交织
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首都地区发展问题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其核心问题之一便是以水资源保障为代表的生态安全问题。据遥感卫片解译,2000年~2010年间北京及周边张家口、承德、保定、廊坊4市的水体面积下降了近30%;官厅水库和密云水库水面减少显著,两大水库蓄水接近死库容;张家口75%以上河流为季节性河流; 廊坊市水系河道为常年无水状态;白洋淀湿地需依靠外调水源才能保证正常水量。实际上,作为我国的首都地区,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敏感程度和生态安全要求都是比较高的;由于首都北京所集聚的各类智力资源和行政优势,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技术、人力、物力投入在全国也是比较高的,但现实发展的结果,这一地区生态安全风险也是最为突出的。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何在?
《北京市限建区规划(2006~2020年) 》是北京市近年来大力编制的一个生态规划项目,规划在考虑“水、绿、文、地、环”五大要素的基础上,将北京市域土地划分为六大级别三大类,并明确了禁建区、限建区和适建区的空间管制要求。该规划获得2007 年度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和2008 年度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金奖。然而,根据北京总规实施评估报告,北京市一道、二道绿化隔离带被侵占的情况仍在持续,城市基本生态格局面临遭到破坏的严峻威胁[1]。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编制且十分优秀的限建区规划为何难以取得实效?
上述事实表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涉及多个方面的复杂因素,各种因素相互牵制,仅从某些方面如自然生态的治理和修复入手,难以从根源上解决十分复杂的生态问题。以对首都生态安全影响最突出的环首都地区为例,从深层次讲,经济贫困、自然生态恶化、城镇化发展、区域生态补偿差异等社会因素的复杂交织,正是环首都地区生态安全不断恶化的原因所在。张家口、承德两市肩负为首都地区“涵水源”、“阻沙源”的重要职责,在京津冀区域发展中处于生态屏障地位,然而,区域整体的生态保护需要限制了其资源开发和利用,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当落后,形成所谓的“环首都贫困带”。如张家口市赤城县,2004年以来年平均出境水量达1.8 亿m3 ,占密云水库蓄水量的53% ,2004年前长期为无偿供水,近年来为保障首都水源供应,先后砍掉70多个可能造成水源污染的经济合作项目,取缔、关停、压缩了20 多个企业,每年县财政直接减收1500 万元,为发展节水农业而实施的退稻还旱使农民亩均收入减少近千元。由于经济贫困,张、承地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粗放型发展模式: 承德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压延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76.2%; 张家口人地矛盾突出,耕地开发过度,从而导致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恶化等系列问题,陷入越穷越垦、越垦生态越恶化的怪圈。
这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自然生态与复合生态的关系问题。早在1980 年代初,马世骏院士就曾提出著名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绝非绿化或生态环境较好的城市,而是“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人类聚居和自然环境相协调,城市社会、经济和自然等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生态平衡得到有效维持的一种城市发展模式”;许多自然生态问题,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社会生态失调—生态城市最根本的问题乃生态政治。但是,城市规划的本质核心为物质空间规划,擅长于自然生态控制,天然地具有“末端治理”的局限性,如何有效协调复合生态之矛盾? 尽管当前城市规划日趋转向公共政策,但如何避免由此带来的学科“空心化”问题? 并且,对自然生态的控制已属不易( 如黄光宇先生1980 年代在四川省乐山市总体规划中,面对重重阻力,将位于城市中心的近10km2 丘陵林地划为永久性绿地加以保护,为城市创造出绿心环形生态型结构,被赞誉为生态城市规划实践典范,并获联合国发明创造之星奖) ,何以协调复合生态矛盾?
1.2 生态城市—区域系统的相互影响
生态城市以一定区域内的社会、经济、自然持续发展为基础而存在,谋求更大范围内城市—区域系统的整体协调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必然要求。当前国内外城市发展呈现城市区域化和区域城市化的重要趋势,突破城市、走向区域,不仅是一般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对于生态城市建设而言也是必然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区域性、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正逐步加剧,使得生态城市规划思维范畴的扩大尤为必要。以首都北京为例,作为一个特大城市,当前面临突出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同时又处在我国农牧交错带边缘生态脆弱带和华北缺水地区,仅靠自身不可能解决其所面临的严重生态问题。就规划实践而言,“就城市论城市”的思维局限是导致生态城市建设的实效性难以切实提高的原因之一。以唐山曹妃甸生态城为例,其定位是“冀东南部沿海中心城市”,总体规划确定了较多的产业服务、高教、科研等服务业职能,但从唐山沿海地区的整体发展格局来看,庞大的居住需求则是最为突出的现实问题( 仅就曹妃甸工业区而言,其就业人口为近期32万人, 2020年49万人,远景105万人) ,曹妃甸生态新城约1/5 的居住用地比例满足自身需求尚有困难,更难为周边地区提供配套居住,新城、港口和产业区发展之间缺乏统筹协调,已成为曹妃甸新城和唐山沿海地区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面向区域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关键是生态城市的区域诉求何以解决? 没有区域保障的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意义何在? 首先是管理体制、权限的制约,即使首都北京,也很难对周边河北省的城乡建设发展“指手画脚”,这一点作者在“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中已深有体会;其次是技术衔接的难度,由于空间尺度的不同,区域生态与城市生态在技术方法、规划内容、调控手段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属于两套各不相同的“语言系统”,如何加以衔接?最后是内在的利益冲突,流域生态补偿是近年来的热门话题,但上下游存在不同的利益诉求,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生态补偿如何具体操作? 在京冀两地有关环首都生态补偿的讨论中,关于大气污染,由于空间没有边界,如何进行测度? 关于水体污染,虽然北京补偿河北的大致原则没错,但北京方面也在抱怨位于上游的河北也有污染,如何明确归属责任? 谈判到最后,只是得到北京每年为河北提供8 亿元的造林款这样一种结果。
1.3 生态城市建设过程的长期性
与一般城市建设活动相同,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有关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到城市规划与设计,到具体的实施管理,需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和阶段。生态城市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有赖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中各个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有赖于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的切实保障,可谓“环环相扣”。而一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某一环节出了问题,势必会导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全盘皆输”。以2005年上海东滩生态城规划为例,“它本来可以成为世界上第一座生态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东滩的生态城规划在全球的业界和公众中掀起了狂想”,但不幸的是,这个规划项目没有按照预期运行下去,“东滩主要卡在了政策上”,“‘农转非’实现不了,城市也就不可能起来”[1]。不仅如此,生态城市建设还存在“规划生态”与“建设运营生态”的关系问题,生态城市的建设最终是要为人们所使用的,即使真正建设起来生态城市,但如果所承载的人口仍是传统的行为模式,其前景如何? 早在一个世纪前,现代城市规划的先驱之一格迪斯就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讨论工业时代的“旧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并提出“通向新技术城市之路”的改革措施,充满了“生态城市”智慧,但时至今日,我们不仍然在工业社会的煎熬中? 从根本上,生态城市理念及相应的问题是现代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伴生物,但工业社会尚未远去,生态城市何日到来?
1.4 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主体的两面性
独特的政府体制是我国行政管理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影响生态城市建设实践的重要内容。我国政府体制的鲜明特征在于“三维”市场经济,即在经典的政府和企业关系之外多出地方政府的角色,它们既是政府体系的组成部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又是经济主体( GDP 的追求) ,承担经济发展的商务功能;中国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追求,就像企业对市场份额和利润的追求一样,完全源自体制内生的动力,强大而持久[3]。这就造成地方政府对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问题的思维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一旦涉及生态治理的资金投入,涉及生态城市建设对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抑制,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利益的本性又会显现,对生态城市建设表现出“貌合神离”也就在所难免。“别搞错了,生态城可不是什么慈善项目,所有参与其中的房地产开发商都想要、也需要牟利”;“当黄柏峪最终变成了一个‘不可持续’的项目,参与其中的NGO、政府机构和他们的商业伙伴都从舆论上或资金上有所收获,他们从中变得‘可持续’了”( 梅嬉蝶) ; “有的生态城就是炒作,打着这个旗号来提高影响力”(王如松)[1]。
2 复杂性科学理论的启示
兴起于1980 年代的复杂性研究或复杂性科学( complexity sciences) ,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也是当代科学发展的前沿之一。尽管目前它仍处于萌芽和形成阶段,但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被誉为“21 世纪的科学”。复杂性科学的发展,不仅引发了自然科学界的变革,而且也日益渗透到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虽然目前人们对复杂性科学的认识不尽相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复杂性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将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途径,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4]。作为复杂性科学的研究对象,复杂系统具有一系列基本特征: 整体联系的复杂性、组成要素的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复杂性、组织形态和演化规律的复杂性、系统行为的“奇异性”[5]。对照生态城市规划建设活动,上文所讨论的诸多内容正是生态城市规划建设作为一种复杂性系统的内在表现。因此,复杂性科学理论对于认识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2.1 在法定城乡规划体系内开展整体性研究与规划
复杂性科学是整体论科学,重点是探索宏观领域的复杂性及其演化问题。所谓整体论是相对于还原论而言,还原论就是化整为零,即把复杂事物分解成简单事物的组合,把宏观物理现象归结为微观现象的组合,它是古典科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对整个古典科学起示范作用[6]。而整体论则是集零为整,把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发展出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方法。1940 年代以来信息论、控制论、运筹学、系统工程先后问世,它们原本都是为解决以往科学技术难以解决的复杂性问题而提出来的,“我们被迫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运用‘整体’或‘系统’概念来处理复杂性问题”[7]。
通过前文对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复杂性的论述不难理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和一般的城市建设一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如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又有诸多生态方面的要求。因此,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复杂性,是一般城市建设活动复杂性与低碳、生态问题复杂性的双重叠加,其具体实施,自然要更为复杂。就规划工作而言,传统的城市规划、新型的城市生态规划或生态城市规划这两种不同的规划,分别由不同的部门组织、由不同的人员承担,规划的侧重点也各不一样,如此一来,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成了“两张皮”,此种情况严重制约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实效。借鉴复杂性科学的整体论思维,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根本途径只有一条,这就是在法定规划体系框架之内,用生态、低碳的思想和方法寻求城市规划工作的改进对策。
2.2 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钱学森院士在论述复杂巨系统时指出: “现在能用的、唯一能有效处理开发的复杂巨系统( 包括社会系统) 的方法,就是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综合集成方法”[8]。这也就是综合运用专家的知识经验、各种信息技术和数学建模手段,对复杂系统的特性和动态演变过程进行深入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城乡规划、低碳、生态研究中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成为可能。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协同论、突变论、耗散结构论、分形论以及超循环论等都可用以指导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研究,从而使人们对这一系统的内外关联和变化机制的把握更加准确,提高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科学性水平。
2.3 多学科综合研究
复杂系统的构成要素往往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相互关联复杂,客观上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不是单纯由人类社会或自然因素驱动的系统,而是由人类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的耦合系统。由于驱动因素关联到众多不同的领域,其过程涉及不同的空间尺度,其效应涉及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等众多方面,传统的以各学科单独研究的方式难以奏效,研究结果也往往显得片面、不可靠。基于生态城市规划建设过程的长期性,生态城市发展绝不能仅仅关注于空间规划环节,而应当树立系统工程观念,从生态城市发展的政策、技术、管理、财政等各个方面进行过程控制,及时开展实施评估和检讨,不断修正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技术路线,从而使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内容得到切实的落实。
2.4 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结合
由于复杂系统存在广泛而复杂的层次性,每一层次的要素构成、驱动因素、变化特征都与其他的有所不同,在某一层次上得出的研究结论不能直接移植其他层次。在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研究中,存在区域—城市—片区—地块的空间尺度变化,也存在近期—中期—远期的时间尺度差异。仅仅研究宏观尺度的变化,或只研究微观尺度的变化,均难以全面揭示城乡规划与低碳、生态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两者结合方可为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的规划建设一方面必须树立整体思维,必须着眼于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认识和分析,在思想和理论高度加以审视;同时,在具体行动上,应强调针对重点问题,展开务实行动,通过重点内容的把握,寻求生态城市规划建设的重点突破。
3 结语
从城市发展历史来看,新的科学技术总是首先出现在一些较为发达的“先锋城市”,生态城市建设作为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模式必然也是如此。因此,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应当强调发达地区和先进城市率先示范,有序引导,带动全国生态城市建设梯度推进。同时,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由于地理条件不同、资源环境承载力不同、经济基础不同、城镇化发展过程和阶段不同,其生态城市建设应根据区域发展要求和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合理选择不同的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生态城市建设应有各不相同的评价标准和指标,具体的生态城市发展道路也应有所区别,各地应紧密结合地方实际,不求面面俱到,但求对重点突出问题有所应对。
参考文献
[1]彭利国.中国生态城迷失?[EB /OL].南方周末.http: //www.infzm.com /content/52790.
[2]北京市规划委员会. 北京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报告[R].2010-12-02.
[3]史正富.三维市场决定高速不平衡增长.[EB /OL].社会科学报.http: //www.shekebao.com.cn/shekebao / node197 / node207 /u1a2225. html.
[4]复杂性科学[EB /OL].百度百科. http: // baike. baidu.com /
[5]彭建,蔡运龙.复杂性科学视角下的土地利用/ 覆被变化[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5(1) : 100-103.
[6]吴国盛.科学的历程[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559-576.
[7]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M].林康义,等,译.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 2.
[8]钱学森,于景元,戴汝为.一个科学新领域—开发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J].自然杂志,1990,13(1):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