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经济特点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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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沫经济特点

第1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阐述了房地产泡沫经济的起因，提出了具体的挤压措施，供大家参考。

0 引言

“泡沫”一词因17世纪30年代荷兰的“郁金香球茎风潮”及同时期在英国爆发的“南海泡沫事件”而被正式引用。从经济学上讲，“泡沫”是指地价或股价等资产价格出现基础条件无法解释的持续上涨或下跌，最后在短时间内价格急剧波动的现象。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将“泡沫”定义为: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而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继而出现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经济指的是由房地产价格在投机行为作用下出现的严重脱离市场基础条件、脱离实际使用者支撑而持续上扬所形成的经济状态。本文对我国房地产泡沫产生的起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挤压泡沫的措施。

1 房地产泡沫的起因

造成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原因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社会总需求的增长，供给弹性越小的要素价格将增长得越快。在所有生产要素中，土地的供给弹性最小，在大城市中，人口密度高，土地稀缺。作为稀缺资源，房地产的价格必然会比较高。人们估计到房地产价格要上升，为了赚取土地价格上涨的资本所得，纷纷将大量资金投入房地产，加速了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当大家看到房地产价格只涨不跌，就大胆地以购买到的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因为房地产是不动产，容易查封、保管和变卖，而价格只涨不跌，银行以为房地产抵押贷款万无一失，所以很容易发放过量的房地产贷款。但不幸的是，当经济发展的速度因各种原因放慢的时候。价格跌得最快的也必将是供给弹性最小的土地和房地产业。而房地产投资者看到房地产价格下降，为了保护投资利益，竞相抛售，使房地产价格直线下降，泡沫随之破裂。原来被认为万无一失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也就成了呆账、坏账。

房地产确有经济泡沫，存在着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可能性，但绝不能说房地产业就等同于泡沫经济。房地产业与泡沫经济的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1 房地产业本质上是实体经济和实业部门，其本身决不是泡沫经济。首先从房地产的属性来看，房地产是不动产，房地产商品兼有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双重属性，是以实物形态存在的实体产品，同金融证券(包括股票、债券)仅仅是收益权利证书相比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其次，房地产业部门是实业部门，它同金融证券等虚拟资本也是根本不同的。再次，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属于先导性、基础性产业，处于主导产业地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产业关联度强、带动系数大的特点，使得房地产业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

1.2 房地产过热不等同于房地产泡沫。房地产过热主要指房地产投资量过大，开发量过多，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有效需求。房地产过热可能会带来供过于求、房屋积压、土地闲置和资金沉淀，但并不一定会带来价格飙升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在形态上表现为房地产价格的大起大落。房地产泡沫既是一种价格现象，又是一种货币现象。在房地产泡沫产生阶段，房地产资金货币供应量不断增加，各种资金包括个人投资、企业资金、银行贷款、国外游资纷纷介入，在短期内迅速使房地产价格升高。只有那些有大量投机资金介入，过度炒高的房地产市场，其房地产过热才会引发房地产泡沫。

1.3 同时也应该看到，房地产业确实含有某些经济泡沫成分，如果任其膨胀，也存在着发展成为泡沫经济的危险陛，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价格泡沫。土地价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场需求无限性的拉动作用，及其土地市场投机炒作，会出现虚涨。如果土地价格成倍、甚至几十倍地飞涨，就会发展成泡沫经济。二是房地产商品价格泡沫。一方面，房价是与地价相联系的，房价泡沫与地价泡沫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开发商对利润的期望值过高，人为抬高房价，也会形成经济泡沫。

1.4 房屋空置泡沫。在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中，商品房供给超过市场需求，形成大量空置，构成经济泡沫。如前所述，商品房空置率在10%-15%之间时，这种经济泡沫是正常的。如果空置率超过警戒线，引起严重的供给过剩，形成泡沫经济，导致房价猛跌，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四是房地产投资泡沫。一般而言，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应与房地产消费增长率相适应，力求平衡供求关系。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略大于消费增长率，形成供略大于求的市场局面，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刺激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只有当房地产投资过度膨胀，商品房严重滞销，造成还贷困难，连带引起金融危机时，才形成泡沫经济破灭。

2 如何挤压房地产泡沫

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存在有利有弊，关键在于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避免出现泡沫经济，导致大起大落的波动和震荡。适度的经济泡沫，例如土地价格微幅上扬、房价稳中有升、房地产开发投资高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商品房供给略大于市场需求等等，对活跃经济，促进竞争，推动房地产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是有利的。同整个国民经济一样，没有一点泡沫房地产业是不能繁荣的。而如果泡沫过多，过于膨胀，造成虚假繁荣则是不利的。关键在于要控制这些经济泡沫过度膨胀，不致形成为泡沫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具体对策如下:

2.1 从土地源头入手，规范土地市场土地资源短缺不仅是困扰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也是困扰城市化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利用相对贫乏的土地资源为全体国民提供一个公正、平等、富足和安定的发展与生存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都有赖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通过立法确定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以防止朝令夕改、急功近利，保障土地使用结构的合理性，为城市和地区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2.2 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机制各级政府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强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加强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科学设立符合当地房地产市场规律的预警预报指标体系和主要指标的量化区问，有计划地建立符合自己城市特点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防范房地产泡沫。通过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制度，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强对市场供求总量、结构、价格的调控;通过市场信息、引导和规范，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控制人为惜售和炒作行为，引导企业理性投资、消费者理性消费;通过对楼市的动态监测，评价市场的运行情况，预测分析未来的市场走势，向政府部门提供准确的信息，以便做出适时、适度调控市场的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2.3 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推动房地产泡沫产生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从银行流出的。因此，必须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包括银行资本充足率、资产流动性、风险管理与控制能力等。房地产金融业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尽早发展房地产投资基金，大力推进房地产抵押贷款证券化，尽快成立购房担保机构，推进保险业尤其是寿险业与住房产业的结合。同时借鉴海外经验，加强研究与国外不断创新的房地产金融手段和新型的房地产金融资本市场结合的方式、方法和步骤，促进开发信贷与消费信贷的同时发展，建立起健康繁荣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有效化解金融风险。

2.4 利用货币金融政策调控市场，规范房地产融资行为政府可以通过提高利率、紧缩房地产信贷额、限制房地产开发贷款、提高购房首付款比例等货币金融政策，调整房地产投资额与投资结构。应根据保守、确实、安全等原则来发放房地产抵押贷款，在评估抵押物的抵押价值、确定融资比例或贷款比例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查，以避免呆账、坏账损失与信贷膨胀。同时应从基础设施建设人手，提高我国的银行业自身抵御金融风险能力;金融监管部门应从制度建设人手，完善个人信用制度、抵押制度、抵押保险制度和抵押二级市场的发展，这样才能防范房地产业信贷泡沫，有利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共同发展。

第2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2001年中国投资与消费增长率都有提高，但经济增长率却随出口曲线下降，说明外部需求在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这种情况在短期内不会变化，所以，要看清未来中国的经济走势，就必须先看清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美国经济走势。

美国经济存在巨大的资产泡沫，世人对此已有共识。去年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未来前景如何，目前大体是三种看法，即“V”型曲线、“U”型曲线和“L”型曲线。我的看法是美国很可能走出“L”型曲线，而结论不是出自美国，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经济在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长期萧条，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是泡沫经济破灭后导致银行体系瘫痪。首先，在过去10年中世界经济并未发生大的萎缩，在美国经济带动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从产业面看，日本始终保持了出口优势，去年外汇储备已突破4000亿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机显然不是来自供给过剩；第三，在传统的资本主义危机中，经济萧条也会导致银行系统紊乱，但经济萧条是因，银行危机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却出现了因果倒置的情况，是由于银行系统紊乱导致经济萧条，这些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新特点。

认识这个特点需要展开更大的视角。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完成了工业化，进入到“后工业化”时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相继完成工业化，进入到这一时代，产业资本开始具有从物质生产领域向外游离的趋势。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瓦解，世界货币体系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约束的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虚拟经济急剧膨胀，并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主体。例如，1997年国际货币交易额高达600万亿美元，而其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只占1％。这说明，世界资本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或许可以叫做“虚拟资本主义，因为它既不同于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资本主义，也不同于列宁分析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运行规律以及爆发危机的形式都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如果不从这个新视角看问题，许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远。

例如汇率的决定问题。在传统经济中，本币是否坚挺，取决于产业增长好坏、是否有贸易顺差及储备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经济和亚洲金融风暴中人们却看到这些东西统统不起作用，相反，美国经济在过去10年中制造业处在长期萧条状态，国民消费40％依赖进口，经常项下的逆差超过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却不断走强，所以在当代世界经济中，是资本项下的国际资本流入流出决定汇率水平和一国的繁荣与衰退，这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律已经发生了变化。

在虚拟经济为主体的时代，帝国主义战争也有了新内容，即不再是为了争夺物质财富，而是为了争夺金融与货币霸权。欧元统一就有这个意味，而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也是意在打压欧元的势头，维护美元的霸权。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围绕争夺国际资本的冲突正在升级。

日本经济危机的新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1985年，美国压迫日元升值，日本产业资本由此从物质生产领域流向资本市场，导致泡沫经济泛滥。在泡沫经济膨胀时代，企业以证券和地产作抵押从银行获得现金，再到资本市场上炒作，这使企业资产价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业负债的速度，因此不论从企业还是银行看，资产负债状况都很健康，但当泡沫经济膨胀到顶开始破灭，一切就都反转过来。由于资产价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业债务的清偿速度，就在银行内部形成巨大坏账，但是企业破产后银行却不能破产，否则就是全体居民和国家的破产，经济由此长期萧条，走出“L”型曲线。

美国目前的资产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时的四倍。2000年4月，美国新经济的泡沫开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纳指双双下跌为标志，美国资本市场也膨胀到顶峰，随时有可能崩溃，美国目前防止崩盘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资和个人离场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票以维持股市点位，但这是“饮鸩止渴”，会使今后危机的爆发更严重，而不会改变这个结果。可以猜测，美国泡沫经济的破灭会有三根导火索：一是“安然”风潮继续扩大，使投资人丧失信心而大规模离场；二是由于欧洲经济更加健康，国际资本向欧洲转移；三是日本经济危机深化，迫使日本抛售海外资产，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资产是在美国。

因此，70年代以来形成的全球资产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亚洲金融风暴，今天轮到了美国，美国金融风暴则会引发全球金融风暴，并使全球资产泡沫彻底破灭。如果是这样，不论美国经济还是世界经济，都会走出“L”型曲线。

没有不合理的货币制度，哪来如此庞大的全球资产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风暴也是货币制度危机的产物，但用什么来代替现存的货币制度，不仅探讨的文章极少，许多人还根本没有从这个角度考虑过问题。

外需形势不好，中国经济增长也会受到损害，但不会出现负增长。在若干年后，情况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因为可能会出现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90年代以来，已经出现了世界制造业中心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在发生全球金融风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只剩下中国一个亮点，因此中国迟早会成为国际资本的避风港。但是为了避开全球金融风暴，中国又不应开放资本市场和使人民币国际化，所以，要把引资大门开在香港，把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将会因此成为世界第一大的资本市场，港币也会成为最坚挺的货币，这对繁荣香港经济，夯实“一国两制”政策基础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已经没有了产业霸权，但是还有货币霸权和军事霸权，货币霸权实际是产业霸权的替代品，因为只要有了货币霸权，美国人就可以依靠别国的生产锦衣玉食。所以，美国人决不会轻易让出美元的霸权地位，而是要用军事霸权来改变国际资本流向，以保卫美元的霸权。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谓“邪恶轴心”论，就是在欧洲和中国人的家门口事先布下两个点，打的是国际资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国资本市场不稳就有可能动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们必须洞察先机，作好必要的准备。

第3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 房地产泡沫经济

一、房地产经济泡沫与地产金融风险

房地产泡沫是由于虚拟需求的过度膨胀造成的价格水平相对于理论价格的非平稳性上涨，泡沫可分为安全区、警戒区、危险区、严重危险区四个阶段。安全区的泡沫通常有积极作用，而危险区与严重危险区的泡沫则具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地产泡沫的破裂还产生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房地产过热，必然形成泡沫，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升很容易产生虚假需求信息，影响开发者和消费者的预期，而且虚假需求造成的过度供给，又会形成新的房产积压，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大而长期的负面影响。

部分学者认为房地产自身的金融风险是催生泡沫经济的一大诱因。由于房地产业本身的特点，在房地产的开发经营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房地产金融风险不仅影响着房地产业和房地产金融业的稳定发展，而且当前房地产业己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对整个金融业和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至关重要。房地产金融风险不仅包括单项业务、单个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也包括整个房地产金融体系的风险。一方而，金融业务、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旦产生风险往往相互连累。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一项交易或一种活动给交易双方以外的其他人带来的、不由交易双方或活动主体直接承受的利益或损失就是这项交易的外部效应。积极的外部效应使利益被第二者获得，而交易当事人或活动主体未获得相应的报酬，往往导致当事人放弃该交易或活动;消极的外部效应使第二者受损失，但交易当事人或活动主体未对此支付任何费用，因而当事人可能仍然进行该交易或活动。房地产金融风险就属于一种消极的外部效应。当较多的金融业务、金融机构面临较大风险，尤其是己经受到较大损失时，人们就可能对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资产流动性产生怀疑，因恐慌而挤兑，这就可能波及整个金融体系而导致金融动荡乃至金融危机。另一方面，金融部门经营的外部环境变化，也可能使整个金融部门都遭遇系统性风险，从而发生更大损失。

二、如何防范房地产泡沫

1.加强房地产价格监测调，预防限制房地产投机和炒作

建立健全城市基准地价与地价公示制度以供市场交易参考，建立房地产交易价格评估制度、商品房出售网上申报制度，监视土地交易价格、调查地价与土地交易情况，对取得优惠政策受让的土地再交易进行严格限制，以加强政府管理部门对房地产价格的监测与调控。严格商品房预售审核管理、防止以预售为名的土地投机，严查开发商品房惜售行为，限制商品房期房和经济适用房转让，加强税收征管和恢复征税、控制炒房。如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实行高契税政策，二手商品房转让征收商品房增值税或个人所得税，商品房期房转让增收期房转让契税等，限制购房投机和炒作，鼓励自住，控制购房投资和投机需求。

2.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运行预警预报制度，加强和完善宏观监测体系

通过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及时归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场运行情况做出评价和预测，定期市场分析报告，合理引导市场，为政府宏观决策做好参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吸引了大量的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应当引起注意，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的宏观监测体系，通过土地供应、税收和改善预售管理等手段及时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有效地防止房地产业“泡沫”的产生。

3.建立健全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和预警机制

理论界普遍认为，从地价运动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入手对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机理进行了探讨。由于土地供给的稀缺性，作为房地产价格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价具有不断上涨的趋势，这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内在动力。土地的虚拟资本特性、预期、投机、非理，以及房地产业与金融业的密切关系则是房地产泡沫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各级政府要根据房地产市场区域性强和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加强对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和演变规律的研究，科学设立符合当地房地产市场规律的预警预报指标体系和主要指标的量化区间，有计划地建立符合自己城市特点的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防范房地产泡沫。通过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信息系统和预警预报制度，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加强对市场供求总量、结构、价格的调控；通过市场信息、引导和规范，增加房地产市场的信息透明度，控制人为惜售和炒作行为，引导企业理性投资、消费者理性消费；通过对楼市的动态监测，评价市场的运行情况，预测分析未来的市场走势，向政府部门提供准确的信息，以便做出适时、适度调控市场的措施，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并通过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的及时归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场运行情况做出评价和预测，定期市场分析报告，合理引导市场，为政府宏观决策做好参谋。

参考文献:

[1]进李国柱:房地产泡沫：理论、预警与治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

第4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7年走低，2000年终于出现了转折，增长率开始上扬，许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气，更有乐观者认为，走出增长低谷和通缩阴影的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新的高速增长期。但是，先是从去年3月到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陆续转入负增长，然后是从7月份开始，广义货币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显示出货币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和通货紧缩回归的趋势。从工业生产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长率还高居11?2％，进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进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进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长率只有7?9％，创1998年以来月增长率最低水平。根据最新公布的统计公报，2001年的GDP增长率只有7?3％，不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从1998年国家开始实施启动内需的一系列政策以来，2001年可以说是内需增长最强劲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全年高达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个百分点，是1999年投资增长率的2?4倍！从消费看，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率全年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个百分点。两条国内需求曲线，一条显著上扬，一条平缓上扬，当年只有出口增长率从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条陡直下跌的曲线，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净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为什么经济增长曲线不跟随占主导地位的国内需求曲线上升，而是跟随出口曲线下降呢？

第5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泡沫危害防范措施

1引言

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它不仅是国家资金积累的重要来源，而且它的发展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同时也是最容易导致泡沫的行业之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速，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一些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于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有较多争论，那么，什么是房地产泡沫？它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应怎样完善政府的各项制度及各种市场机制，从而达到控制泡沫的目的，使房地产行业保持健康的发展呢？下面就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

2房地产泡沫的实质

经济学上对泡沫的定义，普遍被接受的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伯格的观点，他认为泡沫就是"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而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机告终。"

根据他的观点，房地产泡沫可理解为房地产价格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的持续上涨，这种价格的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并不断吸引新的买者--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与投机资本的持续增加，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于与之对应的实体价格，由此导致房地产泡沫。泡沫过度膨胀的后果是预期的逆转、高空置率和价格的暴跌，即泡沫破裂，它的本质是不可持续性。

3房地产泡沫的危害

3．1造成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

房地产泡沫的存在意味着投资于房地产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在泡沫经济期间，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行业集聚，投机活动猖獗。泡沫经济时期日本大企业的高额利润许多来源于土地投机和股票投机带来的营业外收益，结果放松了对本企业的经营和管理，造成企业素质的普遍下降。日本企业在高速增长时期，通过以银行借款为中心的间接融资方式来扩大其设备投资。1987年以后，在股价和地价上涨的引诱下，都大幅度转移到了权益融资和投机土地的筹资方式上。大量的资金向房地产业流动，意味着生产性企业缺乏足够的资金，或者说难以用正常的成本获得生产所必须的资金。

一方面，地价上涨导致投资预算增加，在高地价市区进行投资无利可图。如日本东京进行道路建设时，征用土地的费用高达总造价的43.3%，个别地段高达99%。这进一步造成了公共投入的相对缩减，形成经济发展的瓶颈；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持续高涨，土地作为人们心目中最安全、收益率最高的资产被大量保有，使得本来就稀少的土地大量闲置或者低度使用，土地投机的倾向日益凸现。同时，由于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房地产持有者与非房地产持有者、大都市圈与地方圈的资产差距越来越大，招致社会分配新的不公，严重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

3．2导致金融危机

房地产业与银行的关系密切主要是由房地产业投入大、价值高的特点决定的。有资料表明，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投入资金中约20%～30%是银行贷款；建筑公司往往要对项目垫付约占总投入30%～40%的资金，这部分资金也多是向银行贷款。此外，至少一半以上的购房者申请了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这几项累加，房地产项目中来自于银行的资金高达61%。因此一旦房地产泡沫破裂，银行就成为最大的买单者。应该注意到：银行与一般企业不同，安全性对其来说特别重要。一般生产性企业的倒闭只是事关自身和股东，对其他主体的影响较小。而银行的倒闭不仅仅是这家银行自身的事情，而且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使其他银行也面临挤兑风险。

3．3造成生产和消费危机

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往往伴随着经济萧条，股价下跌，企业财务营运逐渐陷入困境。股价下跌使企业发行的大量可转换公司债权在长期内不能转为股权，从而给企业带来巨额的偿债负担；此外，地价和股价下跌也使企业承受了巨大的资产评估损失和被迫出售土地及股票的销售损失。企业收益的减少又使得投资不足，既降低了研究开发投资水平，又减少了企业在设备上的投资。生产的不景气又导致雇佣环境的恶化和居民实际收入的下降。企业倒闭意味着大量的失业员工，即使没有倒闭的企业，由于收益的下降也要不断裁减人员。此外，地价的下跌还使得居民个人所保有的土地资产贬值。由于经济不景气和个人收入水平的下降，居民对未来怀有不同程度的忧心，因此会减少当期的消费，扩大收入中的储蓄部分，以防不测。个人消费的萎缩又使生产消费品的产业部门陷入困境。

3．4引发政治和社会危机

随着房地产泡沫破裂和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量的工厂倒闭，失业人数剧增。在金融危机下，犯罪案件激增。以马来西亚为例，199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当年的犯罪率比1996年增加了38%，1998年第一季度犯罪率比1997年更增加了53%，由于人们对日益恶化的经济危机感到不满，社会危机逐渐加剧。工人、学生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引起暴乱，社会动荡不安。

4房地产泡沫的成因

4．1过度投机

一方面，土地交易制度不健全，行业管理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投机活动，产生大量投机性泡沫。土地是房地产行业的基础，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使得土地市场具有需求弹性大而供给弹性小的特点。当大量投机使土地需求增加时，土地价格急剧上涨，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市场无法在短时间内增大供给量，从而使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有限的土地价格飞涨，严重脱离了其实有价值而产生地价泡沫，进而可能导致整个房地产业泡沫的形成；另一方面，房地产投资的过度增长使得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就容易造成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的严重不平衡，房屋空置率高，也会导致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跌，泡沫破灭。

4．2消费者及投资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城市的发展，土地价格存在着潜在升值的趋势，因此，房地产价格在人们未来的预期中也会不断上升。对房地产未来价格的非理性预期造成投资者对未来房地产投资高回报的设想，过多的货币资本投入到有限的土地买卖中，推动地价不断上涨，从而使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在泡沫破灭时，房地产价格下跌，消费者预期价格还要下跌，房地产商纷纷抛售其持有的房产，于是供应量增加，同时由于无人肯接手买入而使需求量减少，这样就加剧了价格的下跌。

4．3银行信贷非理性扩张

由于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开发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随着房地产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开发商仅靠自有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其开发资金主要来源就是银行贷款。而房地产的高回报，使许多银行在贷款的实际操作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向开发商发放大量贷款，从而使行业进入门槛降低，造成过度开发，金融风险不断堆积，使泡沫产生的可能性增加。

5防止房地产泡沫产生的措施

5．1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监控和管理

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的改变，往往会引起其他因素的连锁反应，包括国家税收、劳动就业、居民收入、金融环境、企业利润，等等。政府对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全方位的监控，制定合适的政策，是防止房地产泡沫的首要措施。房地产兼有资产和消费品两重性，正因为如此，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十分活跃，容易产生房地产泡沫时，就必须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管理。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建设的投资管理，根据收入的水平来确定投资规模，使房地产的产与销基本适应，不至于过多积压；其次，要加强房地产二级市场的管理，防止过分炒高楼市，使房地产泡沫剧增；最后，调整房地产开发结构，大力发展安居型房地产，同时应加强市场统计和预测工作，从而使房地产行业成为不含泡沫的实实在在的主导产业。

5．2建立全国统一的房地产市场运行预警预报制度

加强和完善宏观监控体系应当通过对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及时归集、整理和分析，就市场运行情况做出评价和预测，定期市场分析报告，合理引导市场，为政府宏观决策作好参谋。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持续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吸引了大量的企业进行房地产投资。因此，国家要加快建立和完善房地产业的宏观监控体系，通过土地供应、税收和改善预售管理等手段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控，有效地防止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5．3强化土地资源管理

政府应当通过土地资源供应量的调整，控制商品房价格的不合理上涨。要根据房地产市场的要求，保持土地的合理供应量和各类用地的供应比例，切实实行土地出让公开招标制度，控制一些城市过高的地价。要坚决制止高档住宅的盲目开发和大规模建设，防止出现新的积压、出现由结构性过剩引发的泡沫。要严格惩处各类违规行为，严厉查处房地产开发企业非法圈地、占地行为，避免为获取临时和短期的土地收益而擅自占用和交易土地，对凡是超过规定期限没有进行开发的土地，政府应立即收回。全面清理土地市场，坚决打击开发商的圈地和炒地行为，从源头上防止土地批租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

5．4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合理引导资金流向

首先，要进一步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增加监管手段，增强监管能力，提高监管水平；其次，要加强信用总规模的控制，不使社会总信用过度脱离实质经济的要求而恶性膨胀，从源头上防止现代泡沫经济发生；再次，要加强投资结构的调控，通过利率、产业政策等，引导资金流向生产经营等实质经济部门；最后，要加强外资和外债的管理，尽可能引进外资的直接投资和借长期外债。推动房地产泡沫产生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是从银行流出的。因此，要加强对银行的监管，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

参考文献

1包宗华.房地产先导产业与泡沫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第6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关键词经济转型房地产业房地产泡沫调控

一、房地产业现状透视

当前，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我国政府推出了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大战略。在这一大环境之下，代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两大产业，房地产业的良性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两大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也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促进房地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我国政府最早提出经济转型这一概念是在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时期第一次提出的经济转型概念，在此之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央政府逐渐认识到实现经济转型应走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面对当时国际国内极其复杂的经济环境，坚决抑制发展过热的产业，而在当下我国的房地产业较热的程度，也应冷静的思考降温。

我国的房地产过热现象最先表现在1992～1993年，在海南、广西北海、广东惠州等地出现了较严重的房地产投机现象，全国各大城市的房地产泡沫在2008年承办奥运会之前就已经呈现，奥运会过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过快地向中小城市蔓延，表面看全国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各大中小城市一片喧嚣，私企、国企、央企纷纷进军房地产市场。当时的房地产市场价格过高，房产企业利润的水分过大，价格虚高，国内外专家和国内的消费者都颇有微词，对这一不正常的经济现象，投机过于投资。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各级政府都知道这一现象不正常，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直至今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还依然存在，而我国对于国内房地产过热的研究起步较晚，国外在有关房地产过热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早。

二、房地产价格泡沫的形成

“泡沫”一词最早出现在荷兰的经济术语中，他是用来形容1636～1637年发生的荷兰郁金香热，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中国东北出现的君子兰热，在18世纪巴黎出现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伦敦出现的“南海泡沫”等事件。由于泡沫对一个国家的经济整体破坏性极大，因此西方经济界很早就开始并注意研究泡沫经济问题。

泡沫经济是一种经济失衡现象，本质上是一种价格运动过程。可以简单定义为：由于投机行为而导致的资产价格严重脱离市场基础条件而持续上涨所形成的经济状态。所谓房地产泡沫是指由于房地产投机所引起的房地产价格脱离市场基本价值，脱离实际需求的支撑而持续上涨的过程及状态，是房地产行业内外因素，特别是投机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房地产泡沫是经济泡沫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泡沫经济。房地产作为泡沫的载体，往往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在短期内不易达到供求平衡，很容易成为投机的对象。实际上，因为建筑物是劳动产品，性质相同，价格也相对较稳定，较易判别，所以房地产的泡沫核心也即最容易形成的是土地价格泡沫，这种泡沫将加剧房地产经济的波动，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将构成极大的威胁。

房地产泡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房屋空置泡沫。二是土地价格泡沫。三是房地产投资过热形成的泡沫。四是房价虚涨泡沫。这四种表现不是以单一形象出现的，是相互共生彼此联系的。地价上涨导致房价上涨，房价上涨推动地价上涨，价格上涨，利润高导致投资过热，投资过热，价格偏离了消费者接受的水平，最后导致房屋空置率增加。

房地产泡沫在全球各地都有，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只是表现各有不同，发达国家在不同时期表现略有差别。美国经济学家Abraham（1996）提出了影响房地产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变量，并选取了1977年至1992年美国30个大中城市住房价格数据进行对比研究。从基本价格与实际价格的对比分析显示，30个城市中均有房地产泡沫时期存在。

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希勒就关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问题进行过一次精彩的对话。对当下中国房地产过热甚至火爆现象，吴敬琏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要比股市是否存在泡沫更难回答，但他同时也认为，那些声称房地产市场没有泡沫的人所持有的证据还不够充分，空置房的占有率下降并不能作为房地产没有泡沫的依据，一旦以投资为目的的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那和股市的泡沫就没有两样了，有泡沫也就是自然的了。罗伯特・希勒表示，有一种全球都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凡是有魅力的城市，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是必然的，无论是从波士顿到纽约，还是从伦敦到悉尼。房地产市场低迷或是长期高涨都会造成泡沫，这也是规律。[1]可知，两位经济学家都承认房地产泡沫是必然的，也可能是正常的，自然的。2003年，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百三认为，目前我国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泡沫经济，他认为我国部分城市房地产近几年出现的投资热，囤地热，以及房地产价格非理性上涨，是导致房屋空置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2]同时房地产业已经把地方政府，国家经济及民众利益捆绑在了一起。[3]房地产如果持续这样非理性的繁荣，将会大大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性，对国家经济将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潜在风险压力。[4]如果中国的房地产业出现问题，风险将由全社会承担，而获益的仅属于极少部分人，房地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带动了近一半农民工的就业，一旦出现房地产泡沫，政府没有及时预防和控制，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将是非常巨大的。再者，一个靠房子来维持国家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发展不可能长久，也是没有未来的。人家都在搞高科技创新，我们却在盖房子，人家在发展经济，发展贸易，我们还在盖房子。如果房地产经济是健康良性发展，这将对于我国经济的转型发展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如果房地产经济非理性发展，房地产泡沫超过政府控制能力，将对我国的经济正常发展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本文对我国当下的房地产经济泡沫的探讨，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预防和解决，这对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国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探讨

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从1978年的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在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建立商品预售制度，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涨，从2003年开始，我国政府出台了多方向多角度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土地市场的招拍挂政策、土地供应政策、保障房政策、二手房信贷政策等等。这些政策出台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抑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易，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抑制房地产价格泡沫和抑制房地产投资过热方面主要从以下几点入手：

第一，加大对银行资金流向的监管，从严控制房地产融资渠道。政府出台的严密管控政策，已经在银行和证券市场融资收到了显著成效。但是，其他监管不到位的地方，如一些房地产企业通过自己发行债券融资，商品房预售融资，信托资金融资，这三种情况政府要加大监管力度，同时对房地产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资质的企业变相预售也要监控，严厉打击非法预售。

第二，弱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观念。房地产价格泡沫的主要推手之一是地方政府，由于土地出让金和土地税收牵涉到各方面利益，中央政府想要在短时间内从根本上解决土地财政的问题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央政府可以弱化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GDP所占的比重，否定唯GDP论。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要综合考量，进一步弱化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明确，地方政府依靠“土地财政”不可能实现地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要从中央向地方传递这样的信息，使地方政府进一步摆脱“土地财政”，减少房地产企业投资，建立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路。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土地用途的严密监控，严格执行不低于70%的住宅用地用于廉租房和经适房建设的基本政策。

第三，进一步加强保障性住房建设，减少高档商品房建设。由于国家近几年加大了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力度，并且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但从全国整体上看，调整房地产投资结构仍需要进一步加强，要建立完整的保障房的建设融资渠道，解决保障房和经适房融资难的问题，并把过度投向商品房的资金引向保障房和经适房。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深入，人才流动日益加快，城市中的廉租房建设也要加大力度，要进一步改善城市中外来人员的居住条件。如果能完善房地产的投资结构，就能抑制过热的房地产业投资规模，同时也不伤害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可以取得一举两得的效果。

第四，加大力度，重点抑制投资和投机性购房。房地产业的准入门槛较低，拿地盖房、售房，运作模式简单，利润空间大。因此，吸引了大量投资者进入。但国家目前的政策并没有涉及此方面的监管，所以要提高房地产业的准入门槛，严格控制“热钱”“外资”等投机性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业，同时要加大税收的征收力度，降低房地产业企业的利润率，提高投资回报期，有效减少过度的房地产投资。对于购房者方面，在严格控制住房按揭贷款的同时，加大对全款购房者的监控，特别是对投资和投机性购房者的控制。

在2014年达沃斯国际论坛上，总理在讲话中说：“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中国经济正处在深层次矛盾凸显和‘三期叠加’的阶段，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结构性改革促进结构性调整，用好创新这把‘金钥匙’，着力推进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和良性发展的绊脚石。过度的房地产投资、较高的待售面积、需求购买力的透支，以及较为谨慎的货币政策都预示着白银时代的楼市，短期内不具备大幅反弹的空间，房地产业的泡沫正在逐渐缩小。

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的数据，2014年8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商品房待售面积56160万平方米，这一数据自2012年4月以来，已经连续29个月保持上涨。与低点时（2012年3月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为30122万平方米）相比，最近两年多来，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增幅达到86.4%。待售面积非常高，去库存化又需要时间，这些都不利于房地产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因此，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促使房地产业健康发展，房地产业已经达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2014年前八个月房地产企业投资在各大中城市呈下降趋势，房价由涨而跌，房地产业逐渐回归理性，房地产业的理性而健康的发展，也使房地产业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创新这一大战略。国家要加大新兴产业投资力度，同时要进一步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力度，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提高新兴产业投资力度的同时也能调节房地产产业投资结构。提高房地产业中新兴产业产品的利用率。

一个国家在由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国民经济只有健康良性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才能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作者单位为河南省驻马店市国土资源局）

参考文献

[1] 吴敬琏，罗伯特・希勒.中美“泡沫”专家公话金融房地产泡沫[N].国际金融报.

[2] 谢百三.高度警惕我国部分房地产业的泡沫经济卷土重来[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3（01）：37-39.

第7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一、东亚发展模式概括

东亚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东亚发展模式是指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方式和特点。在20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东亚国家的经济处于高速增长之中，东亚发展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但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东亚国家接连爆发金融危机，没有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也存在与爆发金融危机的东亚国家相似的问题，东亚发展模式似乎又变得一无是处。总结东亚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和存在的问题，显然有助于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人们对东亚发展模式已作了多种概括，大致有以下几种论点：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它是指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战略或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

2、“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体制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是指近几十年来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现代化的一整套发展措施和体制结构，其最显著的特色是强力政府具有强烈的经济建设意识和强大的导向作用。

3、“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综合的现代化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具有许多要点，包括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不断升级和调整的产业政策、温和极权主义与市场原则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强有力的政府公营经济与民营经济相互合作，以及政府同企业界的密切联系与协调、技术引进及其特有的企业文化、较高的国民教育水平、倡导文化多元和民族文化的复兴，等等。

4、“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模式”。即认为东亚工业化地区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它们共同的儒家文化背景，儒家传统是保持东亚工业化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决定意义的天生本性。

5、“东亚模式”是一种“制度模式”。即认为“东亚模式”作为一种制度模式，其特征表现为东亚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是它们致力于经济增长和现代化的政府理性地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并有效地予以实施的结果，制度是其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取得巨大成效的根本原因，但并没有指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东亚发展模式具有下述特点：

（1）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与企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例如，韩国政府在20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扶持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的发展，给予这些产业在国内市场的垄断特权，促使这些产业发展成为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以实行规模经济的效益并与外国跨国公司展开竞争。

（2）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十分重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一方面通过优惠贷款、出口补贴等方式扶助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推动这些企业出口产品，以支持技术和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投资环境，实行优惠的税收制度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同时还从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或商业银行取得各种形式的贷款，以弥补国内投资缺口，加速国内经济的发展。

（3）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东亚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第3个共同特点就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东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前都是较为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他们有着充裕的劳动力资源，但缺乏资本资源，科学技术水平也较低。在东亚国家或地区大规模地引进外资以发展国内经济时，伴随着资本而来的不是最新的技术而是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技术，所建立起来的不是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东亚国家或地区依靠劳动和资本的高投入来实现产品的高增长，从而走上了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道路。

二、东亚模式值得借鉴的经验

1、后发优势。东亚经济落后国家（地区）充分利用了自己的后发优势，引进并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低的成本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目标，这不失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理想选择。后发国家因其落后，劳动力价格低廉，已消耗掉的自然资源较少，可以引进先进国家大量的过剩资金，以弥补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稀缺。充足的资金与后发国家充足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对经济的起飞能够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先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的初期阶段所难以具备的。后发国家通过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与装备，不仅可以替代有关技术和装备的研究与开发，使工业技术进步过程大大加快，并避免有关风险，而且可能使其在相对更高的技术层次上开始工业化进程。

2、政府宏观干预经济。一方面是因为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世界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使世界各国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防范风险的任务重大。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尤其需要政府的参与，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以增强人们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在东亚金融危机中，当国际金融大炒家袭击时，特区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不惜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汇市进行干预。这种举措似乎与香港实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相背离，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就没有金融市场的稳定。

3、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虽然美国市场对东亚各经济体的优惠具有个别性和冷战特征，但是不能否认出口导向战略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只有对世界市场的积极参与，才能了解市场的需求，并有效地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获得本国无法在短期积累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4、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如“四小龙”中的新加坡，是个“海岛式”小国，没有发展农业的基础，缺乏自然资源。但是，新加坡在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时就充分发挥了其地理优势，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使新加坡这个“袖珍国家”竟成了世界瞩目的新兴工业化国家。

“四小虎”与“四小龙”尽管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有相似之处，但它们并非照搬某种发展战略，如印尼凭借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优势，实行“石油生产出口推动”战略，在20世纪七十年代世界能源危机期间，获得了巨额石油美元，带动了经济的发展；泰国则坚持“农业工业化”发展道路，实行以农业为依托，推动工业化的方针，用丰富的农产品换回建设所需的外汇资金，为经济起飞奠定基础。

三、东亚模式留给我们的教训

1、对外依赖不能过分。东亚后发展模式过分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发达国家。一是出口依赖。东亚发展中国家（地区）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龙头是出口业，因此其对外贸易对后工业国家的依赖必然成为其重要的政策选择。可以说，20世纪八十年代韩国和台湾经济增长中的42%和74%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工业产品买主。“四小龙”和“四小虎”虽然都大力鼓励出口，但是产品较为单一，相互之间在产品结构上互补性较弱，带有明显的“依附性发展”的内在缺陷，因此不仅在个体上，而且在集体上容易受到世界市场变动的冲击。二是投资依赖。对后工业国投资的依赖成了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唯一来源。从战后至八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资金90%以上来自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从八十年代起，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只能依靠新的借贷来支付高额利息。三是技术依赖。东亚国家和地区对外引进技术的依赖性极强。东亚国家技术引进的来源是日本、美国、欧洲，其中日本是主要来源。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一方面东亚国家对日本的技术依赖增强，导致产业结构调整受制于日本的技术水平；另一方面在知识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以信息技术开发为主的产业占据主导地位，而制造业生产出现过剩，使东亚国家日益膨胀的制造业面临出口竞争压力。四是教育依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从1995年以来，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培养的高层次人才外流达到70%，无疑严重地阻滞了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而东亚国家（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无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结果，无论是高级技术人才还是熟练技术工人都严重缺乏。

2、外延式增长，生产力水平提高有限。东亚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1970～1990年的20年间，“四小龙”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

3、发展速度过快而造成“泡沫经济”。快速发展并不一定必然产生“泡沫经济”，只是在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基础而过快发展时，才会出现“泡沫经济”。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在六十至八十年代曾先后出现快速发展，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中期的日本及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前期的“四小龙”的高速发展，还有八十年代东盟“四小虎”的高速发展。这些快速发展当时并未立即造成“泡沫经济”，而是后来某些经济领域或部门发展过快而出现不平衡发展时产生了“泡沫经济”，并发展到相关经济领域或部门难以承受时开始破裂，导致经济的某些领域或整体经济出现紊乱或衰退。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其基本原因就是由于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的“泡沫经济”破裂，特别是“虚拟经济”膨胀、金融业不健全造成的。

4、国际市场的狭隘性与国内市场的开拓问题。酿成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最直接原因在于东亚国家国际市场的狭隘性，未能形成自主的技术工艺战略，以及对国外投资的单一依赖性，而外债偿还困难加之无法保持本地区大多数国家汇率稳定，最终成了引发金融动荡的根源。东亚国家（地区）长期以来忽视进口替代战略，忽视国内市场的工业发展，过度倾斜地发展面向国外市场的出口导向战略。

5、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与发展传统产业的关系。科技落后、人才不足是落后国家的主要原因。但作为落后国家，其比较优势在于拥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创新，高科技产业对一国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愈加明显。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成为东亚各国政府关注的问题。但传统产业的发展与提高国际竞争力之间应当是循序渐进的，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只能埋下危机的祸根。如韩国为了早日跨入高科技阶段，大规模进行科研投入发展高科技风险产业，大量收买人才，但高科技又不能一时达到世界领先水平，致使企业面临困境，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制度遭受重创。

第8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任何银行的经营都会受经济周期波动风险影响，而全球各地经济周期的趋同势头加快。

国际银行业和美欧日地区银行业20年发展历程充分表明，银行业的景气周期几乎重合于或者稍滞后于宏观经济的景气周期，而银行自身的经营战略和策略只决定其受经济景气周期影响的强弱程度。例如，在1980年代末的美国银行业危机中，78%的倒闭银行位于遭受经济衰退最严重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地区，农业银行所受的负面影响最大。同时，相对于资本和资产变动，银行的利润和不良资产状况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更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经济周期的趋同势头加快。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还不深，各地区的经济周期并不完全重合。就在1980年代末美国银行业步履维艰的时候，日本银行业则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当1990年代中期，美国银行业处于复苏繁荣阶段的同时，法国银行业正因为经济衰退而陷入萧条。在此背景下，国际化战略成为各大银行分散经济风险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提速，各地经济周期重叠的趋势亦日益明显，因此，不断提高银行自身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敏感度，坚持稳健经营、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风险管理成为银行维持稳定经营、减小经济波动风险的关键。

银行可能成为泡沫经济的助推器，也因此成为泡沫经济的受害者。

首先，事实证明，泡沫经济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在于银行信用的盲目扩张。尤其在本币汇率面临较大升值压力的背景下，境内外资金加快流向境内房市、股市等市场，资产价格走高，在盈利压力和动力的双重刺激下，银行的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房市、股市等市场的冲动放大，从而成为加快泡沫经济滋生的推手。以日本银行为例，在泡沫经济形成的初期，日本各大银行一方面对高涨的股价、地价和房价熟视无睹，将自有资金大量投入到股票及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放宽抵押贷款限制，大量发放抵押贷款，甚至允许以土地、股票等虚拟资产投机品作担保，提供再次贷款，客观上刺激了企业和个人投机，成为拉高资产价格的主要推手。

其次，泡沫经济的破灭将给银行带来致命打击。1990年日经指数开始下跌，房地产价格随后暴跌，泡沫经济破裂。股价暴跌致使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同时由于发新股扩充股本的能力削弱，其只能大幅收缩资产规模，盈利能力因此骤降；房价的暴跌一方面使银行大量的房地产相关贷款劣变，另一方面以房地产为抵押的抵押品价格严重缩水，加剧了银行的资金紧张，同时投机者大量抛售股票和房屋导致股价、房价进一步下跌，企业和个人破产猛增，银行的不良资产迅速上升，信用级别亦骤降，破产倒闭风险加大。

可见，正如经济周期有上下波动风险，在本币升值的过程中，泡沫堆积的风险加大，银行若丧失理性，必将成为泡沫经济破灭的最大受害者。

金融自由化进程对银行经营的影响很大，稳步加快混业经营是大银行的唯一选择。

前述分析表明，美国的金融自由化给其银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而欧洲和日本的金融自由化则总体上为其银行业带来了较多的发展机遇。除了监管层对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进程和改革路径把握有所区别（我们在前文中已得出结论，监管层的政策取向和空间、政策引导和协调是决定银行经营的重要外生变量，目前普遍的共识是，金融自由化或市场化的进程中，监管层的干预至关重要，具体内容由于主要涉及监管层本身，在此不作详细分析），关键因素还在于银行自身能否牢牢把握住金融自由化或者市场化的发展趋势,加快转型和改革，稳步推进自身的混业经营。尤其是对绝大多数排名国际前20强的大银行来说，混业经营几乎是其唯一的选择。1980年代以来，国际大银行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以提供涵盖各种金融业务品种和服务方式为主要特征的“一站式”的金融机构日益增多。

购并尤其是跨国购并已成为银行增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对近20年国际大银行变迁的分析表明，对规模经济效应十分突出的银行业来说，稳步扩大银行规模、提升银行业的集中度是增强银行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尤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加快的大背景下，跨国购并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是1990年代的意大利银行业，规模过小、数量过多直接影响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和总体竞争力，因此没有一家意大利银行能够入选全球前20强。

银行业并购从大类来看，可以分为收购和合并两种。按兼并双方所属行业，银行并购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横向并购，主要指银行之间的合并，包括大银行对中小银行的并购、中小银行之间的合并和大银行之间的合并，目的是减少业务的重复设置，优势互补，降低交易成本和营运成本，增强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二是纵向并购，主要指银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是其他商业银行某项业务的收购，往往是并购银行的发展由于受到行业进入壁垒的限制，从而通过纵向并购来直接进入某个市场或开展某项业务，减少其在新环境下的市场调查、信息搜集及广告宣传等成本，并实现金融产品、服务的交叉销售，同时通过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的共享降低成本，实现范围经济和规模效应；三是混合并购，主要指银行对工商企业股权的收购，但其弊端在日本银行业的十年困境和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暴露无疑，目前已较少采用。相比之下，1990年代以来，国际银行业并购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横向并购主要由以前的“大银行吞并小银行”转变为“大银行与大银行之间的强强联合”，旨在迅速增强竞争力；纵向并购则越来越多地成为银行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有效途径，即银行通过纵向并购来控股证券、基金、信托等金融公司建立银行控股集团，形成综合经营平台。其二，合并代替收购成为银行业并购最主要的形式，主要原因是最近的合并几乎是强强自主联合，同时合并牵涉的法律问题较少。其三，并购策略由过去的恶意并购、强制并购为主转向主动合作和自然并购。这种并购不是以一方战胜另一方为主要特征，而是强调主动接触、充分酝酿、积极协商及认真筹备，强调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通过银行间的战略联盟，一方面避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损失和市场损失，另一方面可以分担成本与风险，集中资源优势，增强资产与业务品种的联系和契合力，将同类竞争演变为局部的内部联合。其四，跨国并购越来越多。在最近一轮的国际银行业并购浪潮中，由于金融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各国金融管制的放松，并购由过去以国内并购为主逐步走向跨国并购。例如，美国银行业把跨国并购的区域重点放在了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而欧洲的银行如苏格兰皇家银行则抓住有利时机，大举向美国和新兴市场进军。

国际银行业大规模并购导致全球金融机构数量减少，银行业集中度上升，这在全球前20家的大银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2000年7月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全球20家大银行中，有12家是自1997年以来凭借并购为主要途径来迅速扩充规模的。

银行资本金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80年代，无资本金约束的资产扩张曾是银行发展的一个主要模式，但此后多次的银行业危机表明，雄厚的资本金实力是银行防范风险的必要条件。尤其是随着1988年《巴塞尔协议》及2004年《新巴塞尔协议》的颁布，资本充足率已成为国际银行业衡量银行经营稳健及对抗风险能力的主要指标，银行自身亦彻底摈弃了以往盲目扩张资产规模的发展模式，而将不断增加股本、提高盈利能力、提高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比和降低营运成本作为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从1990年以来国际银行业的资本和资产数据变化中可看出，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长建立在了以一级资本增长的基础上，两者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见图1）。总体上看，资产增长速度慢于资本增长速度，1990～2006年资本增长了3.06倍，快于资产2.72倍的增速。同时，资本变动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要明显快于资产变动亦说明了资本金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成为银行重要的利润来源。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银行“脱媒”日益明显，加之大量行业外竞争者的进入加剧了传统存贷款市场的竞争，同时监管限制的放松亦拓展了银行新的发展空间。在此背景下，国际银行业的业务结构调整加快，普遍将发展重心由批发银行转移到零售银行并加大了对非信贷业务的开拓，使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对银行收入的贡献度不断增加。可以说，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收入已日益成为国际银行业新的盈利模式中的重要利润来源。

首先，零售业务可以较好地分散风险，尤其在宏观经济发生变化时，收益能维持相对稳定，同时其与证券、保险及基金等多个金融市场具有很强的交叉互补性，业务创新的空间广阔。2005年，汇丰控股个人金融业务的利润贡献度已达到47.2%，花旗集团全球消费金融集团对整个集团的利润贡献度则高达53.2%。

其次，非利息收入具有高收益、高附加值、低成本及稳定性较强的特点，同时由于信托服务、共同基金销售、现金管理等非信贷业务需要很少甚至不需要监管资本，从而允许银行可使用更高的财务杠杆，提高其单位风险和单位运营成本的利润。近年来，大部分国际先进银行的贷款资产比和贷存比两项指标稳步下降，而流动资产比呈稳步上升态势（见图2、3、4），主要原因是其大力发展了中间业务、保险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贷款和利息收入在总资产及总收入中的占比降低。仍以汇丰控股为例，经过10年的调整，其以信贷业务为主体、高度依赖利差收入的经营格局已转变成以发展信贷业务、收费业务和投资业务并重的经营格局，2005年其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34.17%,非信贷资产占比高达63%。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新兴市场的迅速发展为国际银行业带来了广泛的投资机会和可观的投资收益，投资业务特别是对新兴市场股权投资的地位日益突出。以汇丰银行为例，1993年其对附属及联营公司投资为322亿港元，到2002年增至1107亿港元，投资资产占比则由1993年的15.9%稳步上升到38%，此间股权投资的收益率最高达5.38%,最低也达到3.22%，高于其2%～2.95%的平均信贷业务收益率。

对中资银行的主要启示

近年来，随着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相继完成股改上市，中资银行在国际市场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07年的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名列第7、第9和第14位。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成长性及各行自身加快改革创新，经营业绩不断提升，尤其在近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不断加快、境内股价总体呈攀升势头的背景下，加之股本结构因素，三大银行市值不断增长，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其市值于2007年7月首度超过花旗成为全球第一。但前述近20年国际排名前20家大银行的变迁历程对中资银行的一大重要警示是，应冷静客观地看待市值排名上升，在充分利用国际知名度迅速提升的同时，扎扎实实地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服务能力和创新能力。近20年来，出现在世界前20强之列的银行数不胜数，但始终走在世界银行前列的银行可谓少之又少。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并领跑国际银行业比较容易，而如何成为国际银行业的“常青树”或是“百年老店”，成功经受住各种复杂多变的宏观环境的考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基于此，中资银行应客观看待市值排名迅速上升的内外客观因素，深刻总结国际银行业在20年变迁历程中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加强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与把握，坚持稳健经营的科学发展观，最大限度地减少周期性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国际排名前20家大银行20年的发展变迁路程充分表明，经济周期是影响银行经营的重要外生变量。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历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尤其是2002年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景气期以来，投资出口需求持续走旺，消费增长稳中加快，资本市场发展提速，利率市场化进程和人民币汇率制度综合改革稳步推进，2002～2006年均GDP增长率为10.14%，2007年前三季度又达11.5%的历史高位。虽然我国目前尚未经历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但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是其必然规律，同时中国尚不具备在经济衰退时有效拉动经济增长的经验，尤其在当前美国次级债危机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可能性增大的背景下，切实防范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风险的现实意义更为突出。因此，加强对经济周期变动的研究与把握，坚持稳健经营的科学发展观对商业银行来说至关重要。为此，中资银行一方面应高度重视并强化对经济周期变化规律的研究，密切跟踪经济金融运行走势并及时发现问题、提示风险，提高对监管层宏观调控的敏感度，有效地顺应其正确的政策引导；另一方面应时刻掌握好盈利增长与风险控制的平衡，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及时调整信用总量及行业投向和资产负债的利率与期限结构，加大转型力度，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周期性经济波动对银行经营的负面影响。

加快经营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零售业务和非信贷业务，主动应对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

前述分析表明，金融自由化在给国际银行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发展机遇。当前，中国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市场化进程加快，基准利率SHIBOR雏形初现，外汇存贷款利率基本放开，本币贷款利率已有10%的下浮空间，下一步将首先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直至放开，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亦会逐步放松。随着利率成本上升、竞争加剧及利差收窄，我国商业银行将面临更大挑战，同时亦有更大的市场空间。为此，中资银行应加快经营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零售和非信贷业务，尤其抓住当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大力拓展资产管理和相关的服务收费业务；同时应加快构建收益和风险相匹配的利率定价体系，准确识别量化利率风险，并通过发展金融衍生工具来对冲利率风险。

顺应“金融脱媒”的历史潮流，通过发展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来实现综合化经营。

金融脱媒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以花旗为代表的国际前20强银行近20年的发展历程显示，资本市场的发展导致“金融脱媒”从而挤占银行传统业务发展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新的利润空间，这深刻表明商业银行与资本市场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是互补而非互斥。因此，从以存贷利差为主要利润来源的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向提供传统银行、证券及保险业务等全方位金融服务的全能型综合经营模式转变，是中资银行的必然选择。当前，国内综合化经营的政策空间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综合经营的基本框架亦初步显现。尤其是三大国有控股银行具备广泛的客户基础、机构网络，在综合经营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应尽早与证券、保险、基金、租赁及信托等机构合作，构建全能型金融控股公司，同时加快机制变革和创新，加快发展投行等业务。

加大跨境购并力度，积极推进国际化进程。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中资银行加快国际化发展成为必然选择。国际前20强银行近20年的发展历程显示，跨国购并在银行国际化经营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因此中资银行应采取以并购为主、申设机构为辅的战略；在目标市场的选择上，应考虑从亚太新兴市场到欧美成熟市场逐步推进；在购并对象的选择上，宜注重业务的互补和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从而推动综合化经营的发展。可喜的是，近年来，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在跨境并购上屡有动作，下一步应高度重视并购后的整合工作：对被并购机构的发展定位、客户资源及其企业文化都需要进行细致、有效整合；同时尽快建立境内外统一的系统平台，缩短购并整合的过渡期，以尽快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

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综合制度改革的跟踪研究，防范汇率风险，并主动顺应监管层的调控取向，防止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经济金融泡沫的堆积。

首先，中资银行应牢固树立本外币一体化观念，加强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综合改革的跟踪研究，高度关注综合改革进程及其对自身带来的影响，全面提高外汇风险管理水平，并加强对外汇资本金的保值管理。同时，为防止重蹈日本银行业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资产价格泡沫滋生而导致银行受损的覆辙，中资银行除了坚持稳健经营、不做助长资产价格泡沫的推手，还应主动顺应监管层的调控取向，切实执行相关政策，加强真实性审核，防止境外短期投机资金通过银行渠道流入境内。

未雨绸缪，注重总结、学习国际排名前20强银行近20年来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经验。

我国至今未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金融体系尤其是资本项下的资本流动并未全面对外开放，但开放是大势所趋，这就要求中国银行业需要更多的智慧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更复杂的动荡局面。鉴此，加强对国际银行业沉浮变迁走势及其原因的研究，尤其是总结国际排名前20强银行近20年来应对银行业危机的经验，显得十分必要。从我们目前的研究来看，这方面值得我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一是提高应变能力，及早采取补救措施，提高坏账准备金，并严格审查及调整信用投放；二是削减成本，裁减雇员；三是积极实行业务重组，缩减非核心、非优势及高风险业务，集中力量壮大核心业务；四是寻找机遇，由消极防御战略适时转为积极进取战略。例如，利用可靠的品牌信誉来积极吸纳存款，购并有价值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抓住大量资金在不同金融工具、不同币种间频繁转移带来的盈利机会，为企业提供重组服务等。

第9篇：泡沫经济特点范文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6年我国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包括国有、集体、股份、外资、港澳台资工业企业，总数一共有五十万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业有7057家，占总数的1。3％，中型企业有16870家，占总数的3。3％，小型企业有482518家，占总数的95。3％。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同其它所有制类型企业的规模结构相比较，具有明显的趋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共有86982家，仅占全国工业企业总数的17％，其中大型企业有4946家，占我国全部大型工业企业总数的70％，中型企业有10817家，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数的64％，小型企业有71219家，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数的14％。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同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比较，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构成了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主导力量。

从工业产值方面进行考察，1996年，我国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7289亿元，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的43％，其中国有大型企业的总产值为17282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27。5％，占我国全部大型企业总产值的69％，国有中型企业的总产值为5227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8。3％，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总产值的54％，国有小型企业的总产值为4779亿元，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7。6％，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总产值的16。7％。1996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为8742亿元，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创造增加值的48％，其中国有大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76％，国有中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中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57。8％，国有小型企业创造的增加值，占我国全部小型企业创造增加值的17。6％。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重要地位，不仅体现为在我国工业产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为明显地体现在创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职工工资、社会福利、资本积累和上缴利税等，国有工业企业创造的增加值比重，明显超过其创造的产值比重，不仅体现了国有企业对全社会的巨大贡献，而且也体现了具有良好的经济社会效益。相比之下，我国集体工业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国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30％和28％，股份制经济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5。2％和％5。2％，外商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9。49％和8。5％，港澳台企业创造的产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业的创造增加值比重，与产值比重大体持平之外，集体、外商和港澳台企业的创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显低于其产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据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的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对不同所有制类型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分析。1995年，国有大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大型企业的比重为73％，三资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11％，集体大型企业所占的比重为8。2％，其中乡镇大型企业所占比重为3。3％；国有中型工业企业的数量，占全国中型企业的比重为66％，三资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7。8％，集体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21％，其中乡镇中型企业所占比重为8。5％；国有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1％和69％，中型企业分别占20％和16％，小型企业分别占18％和14％；三资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27％和32％，中型企业分别占9。6％和8。7％，小型企业分别占63％和58％；集体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6。2和6。3％，中型企业分别占13。6％和12。7％，小型企业分别占80％和81％；乡镇企业创造的总产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业分别占4。6％和4。8％，中型企业分别占10。4％和9。9％，小型企业分别占85％和85％。从上述数据中可看出，国有企业的生产集中程度和规模经济水平，远远高于其它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体现了国有企业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规律。集体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较低，主要因大批乡镇企业的平均生产规模较小，城镇集体企业的平均规模高于乡镇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的平均规模则介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②

二、“二元”分化趋势及负面影响

尽管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大中型企业，构成了国民经济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但是，其规模经济水平和生产集中程度，同西方工业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英、美等国国实现工业化过程中，一般呈现企业规模大型化和生产集中化的趋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出现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趋向分散化的态势。这种趋势的形成有许多的经济原因，其中包括乡镇、私人、三资企业的迅猛增长，国有企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从93年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所占的经济比重不断萎缩，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的趋势加剧，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均面临严重困难，其它各类企业的亏损面也呈扩大趋势，私人、乡镇、三资企业集中进入的产业，多属于所需投资较少和企业规模较小的领域，特别是生产过剩的轻纺、家电制造行业，从而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必然产生严重的社会负效应，包括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状况不断恶化，职工下岗大幅度增长影响社会稳定，银行债权和政府税源遭受重大损失，等等。因此，对于企业的规模结构与所有制结构的变迁，及其对社会经济效益的种种影响，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来龙去脉以及治理对策。

解放前，我国的私人企业的资本积累速度很慢，难以充分利用规模经济加速工业化进程。期间，我国利用公有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优势，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规模工业企业，大大提高了许多行业的生产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八十年代，我国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政策，乡镇、个体和外资企业迅速增长，工业的规模结构开始呈现小型化趋势。我国大中型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1971年的51％，逐渐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认为上述趋势不符合西方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应该采取组建大企业集团等措施加以纠正。实际上，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上述规模结构小型化的趋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明显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工业化早期，私人企业的特点是规模小而生产分散，经历了数百年的漫长工业化历程，企业规模和生产集中才达到很高的程度。我国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业，有利于利用规模经济加快工业化的进程，但是，社会资源利用过于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不利于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发展经济，因此，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调整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八十年代，我国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趋向小型化的同时，各类企业的规模经济水平仍不断扩大，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也迅速增长，从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96倍，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数量增长了1。29倍；化工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26倍，机械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2。34倍，建材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46倍，纺织行业的企业平均产值规模扩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结构规模的小型化，并未对国有企业的发展造成太大影响，无论从固定资产、销售收入或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工业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从1980至1988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了134％，企业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102％，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长了172％，企业平均销售规模增长了133％，国有企业创造的利税总额增长了95％，企业创造的平均利税规模增长了69％。八十年代，政府对乡镇、三资企业实行了优惠政策，包括“三减两免”的税收优惠和定价、投资等方面的自，乡镇、三资企业的竞争能力相对较强，其增长速度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因此，许多人认为国有企业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不全面的。国有企业的基数远远超过乡镇和外资企业，因此增长速度略低于其它类型企业是自然的，正如中国国有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西方企业，人们往往将其归于基数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国有企业不仅产值和利税增长较快，而且亏损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亏损额同利润额的比例长期低于10％。1991年，我国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56％，国有企业职工人均创造的利税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158％，国有企业职工人均上交利税费总额，比较集体工业企业高出220％。由于企业承担税收负担的微小差别，就能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状况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有企业在税负非常不平等的条件下，其销售收入和实现利润仍能大幅度增长，技术水平和全员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不仅为职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会保障，而且从未发生过职工下岗和停发工资现象，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保持很低的水平，这说明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实际上很好，仅仅因不平等竞争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绝不应理解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并未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是因为尽管规模结构出现了“二元”分化，仍然较好协调了各类企业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国的经济改革采取了渐进方式，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的同时，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计划调节，因此，国民经济始终保持了均衡的顺利发展，从未出现重大的经济比例失调现象，从宏观上保证了各类企业的良好经济效益。我国坚持了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政府容易协调国有、集体企业之间的关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预缓解彼此矛盾，国有、集体企业职工的分配比较平等，职工收入增长保证了旺盛的市场需求，彩电、冰箱等消费品行业虽超高速增长，89年宏观紧缩之前从未出现过滞销。八十年代，我国还实行了“有保护的渐进式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时规定外销比例出让市场很少，87年三资企业占工业产值的比重不到2％，适度竞争没有冲击国内的民族工业企业，反而通过示范效应激发了国有企业的活力。当然，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也产生了一定负面影响，主要是乡镇中小型企业的数量增长过快，仅乡办企业就从77年的13万家，迅猛增长到87年的24万家，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数量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集中进入盈利高的制造行业，导致了这些行业出现了市场过度竞争。例如，87年以前纺织行业的经济效益很好，86年行业资金利税率为22％，超过了20。4％的工业平均利税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为19％，略低于20。5的工业平均资金利税率，90年代在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情况下，各地仍在不断创办新的纺织企业，尽管许多中小企业利用淘汰的落后设备，仍能利用税收优惠和地方保护主义生存，最终导致了纺织行业全行业的严重亏损。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变化趋势，具有更为明显的“二元”分化特征。从整体工业来看，企业的规模结构更为趋向小型化，生产集中程度更为趋向分散化。这一时期我国整体工业规模结构的变迁，同工业企业所有制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大大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和外商独资获得了高速发展，迅速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1991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所占比重为4。8％，1995年迅猛增长到了15％，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比重，也从为91年的不足5％增长为95年的13。2％，国有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则从1991年的56％，下降为1995年的32％，集体企业所占的工业比重变化不大，仅从91年的33％增长为95年的35％。1995年，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数量为568万家，占全部工业企业数量的78％，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数量分别占19％和1。2％，但是，国有企业的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32倍，相当于集体企业的12倍，集体企业的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11倍。八十年代，我国的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是国有、集体等公有制企业占绝对优势，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的比重微不足道，从92年以来，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迅速下降，而个体私营经济和外资企业则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左右，个体私有企业的平均规模大大小于国有企业，从而加剧了整体工业的规模结构的小型化趋势。④

90年代，随着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的加剧，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特别令人担忧的是，90年代国有企业面临经营困难的性质，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较大改变。80年代初，由于“”和“洋跃进”造成的困难，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曾经高达20％，但是，通过改革搞活和结构调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为9％，88年为10％，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亏损率比较低，即亏损总额占利润总额的比重较低，82年亏损率仅为7％，85年为4％，88年为8％。198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为891亿元，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亏损额仅为81亿元。9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企业的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以及国有企业所占工业产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导致了国家宏观调控能力的下降，许多行业生产过剩和重复建设的状况加剧，对国有企业的效益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其它各类工业企业也出现了效益滑坡。199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665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167亿元，下降幅度达到20％，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639亿元，，比较上一年上升了157亿元，上升幅度达到32％。1996，国有工业企业的实现利润总额为412亿元，比较上一年下降了253亿元，下降幅度达到38％，国有工业企业的亏损总额为790亿元，比较上一年增加了151亿元，上升幅度达到23％，甚至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利润与亏损相抵净亏损378亿元，国有工业企业的利税总额，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额达到137亿元。当前国有企业面临的紧迫问题，已不是80年代的相对活力不足，而是大规模破产的严峻生存威胁。1996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比较1988年下降了64％，亏损总额却比88年上升了9。7倍，亏损面比88年上升了358％，亏损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业改制，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继续呈现不断恶化的迹象。1998年，在国内景气和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国有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预算内国有工业的实现利润为负112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总额为339亿元，比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国有工业企业的上缴税金也首次出现下降，比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尽管从国有企业创造的净产值率和利税率来看，国有企业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三资企业，但是，倘若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状况持续下去，在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环境中，不可避免将面临大规模破产的生存威胁。⑤

为何80年代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没有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造成很大影响，而90年代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却出现大幅度滑坡呢？关键问题是“二元”结构的实质内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现了较大的变化。80年代，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乡集体工业企业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乡集体企业仍然属于公有制企业，能够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和政府扶植，同时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政策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协调“二元”结构利益矛盾和分工关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纺织工业同乡镇纺织工业，出现了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矛盾，后来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较好协调了两者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证了80年代我国纺织工业获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以经营责任制的创新为主，重新明确界定国有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重点放在调动社会各方面特别是职工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业产权改革则通过长期试点逐渐积累经验，避免因产权关系急剧变迁引起经营秩序混乱。八十年代，我国对外开放非常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引进外资大多采取合资、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监督管理数量较少的合资企业，因此，合资企业不仅没有对民族工业造成冲击，而且还通过示范效应传播了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国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较好，我国工业企业的“二元”规模结构，没有影响国民经济的有比例协调发展，轻纺、冶金、机械、电子等行业均顺利发展，国有、集体和中外合资企业均呈现高速增长，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和购买力也不断提高。92年以来，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中，没有正确总结80年代改革的成功经验，出现了忽视市场调节盲目性弊病的倾向，甚至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失调，消耗和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必然引起企业经济效益恶化的连锁反应。80年代初轻纺消费品工业落后的情况下，工业规模的小型化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后来轻纺工业经过高速发展市场接近饱和，需要进行产业调整和加强经济基础领域，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以弥补泡沫经济损失，矫正泡沫经济过热造成的严重经济失衡，但是，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难以采取有力措施矫正比例关系失调。从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个体私营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3倍，外商和港澳台资工业企业的产值比重增长了5倍，政府难以对私营和外商企业进行有效监管，也难以协调各类企业之间的分工和利益关系，私营、外商企业不愿进入投资大的基础产业，大量进入80年代末市场接近饱和的加工行业，特别是纺织、轻工、家电等消费品制造行业，大大加剧了重复投资和生产过剩现象，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市场均陷入疲软，工业规模结构和经济效益也不断恶化，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现象日趋严重，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也显著扩大。许多人认为私营、外资企业的产权明晰而且效率高，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尽管国有企业的效益水平确实比以前显著恶化，但是，其单位产值创造的增加值和利税总额，仍然大大高于私营、乡镇和外资企业，如根据95年工业普查的统计，国有企业单位产值创造的全部税金，超过集体工业企业150％，超过私营工业企业330％，超过外商及港澳台资工业企业160％。

九十年代以来，个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国有企业的工业比重却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业规模结构小型化和生产分散化，倘若国有企业因严重亏损出现大规模破产，我国工业规模结构的“二元”分化将极大加剧。如上所述，国有企业构成了我国大中型企业的主体，占全国大中型企业占60％至70％，包括小企业的国有企业平均产值规模，相当于个体私营企业的一百多倍，不仅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更为先进，对职工、财政和社会的贡献也更大。近年来，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办法扭转国有企业困境，纷纷廉价出售和拍卖困难国有企业，甚至从出售小型企业发展到中型企业，但是，这种办法并未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反而导致了国有企业效益的进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业规模结构“二元”分化加剧，个体私营和港澳台资企业的规模较小，不愿意进入投资大的基础工业领域，特别是建设周期长的社会基础设施，集中进入生产严重过剩的加工工业，加剧了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不合理，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具有巨大规模，能够不惜代价甚至忍受长期亏损，全面争夺我国关键产业的市场控制权，采取先合资后控股的办法收购国有企业，这样国有企业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夹击，无论是中低档消费品和高科技产品，国有企业拥有的市场份额都急剧萎缩，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税负远远低于国有企业，上述因素造成了国有企业效益进一步恶化，反过来加剧了“二元”分化和经济恶性循环。80年代我国改革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促进了社会各阶层收入的不断增长，但近年来，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个不利于”现象，大批工厂设备闲置和职工纷纷下岗，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社会财产和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扩大。随着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结构的“二元”分化，私营、外资企业的比重会进一步上升，私营、外资企业普遍采取各种途径逃避税收，大批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根本不交纳税收，政府进行税收监管的难度大、成本高，从而可能造成政府财政税收滑坡或增长缓慢，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触发财政危机的覆辙。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俄罗斯的国有企业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业陷入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已经破产，80％以上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的行为，还有相当多地下经营的私营企业从来不纳税，97年企业上缴税收不到财政预算一半，俄政府因税源萎缩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甚至军队发工资也需依靠举借高利息外债，正成为酝酿一场新的金融风暴的发源地。当前，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有企业面临的严峻形势，以及即将产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负面影响，包括导致产业结构和企业规模结构的恶化，加剧宏观经济波动和政府调控困难，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国家税收减少和银行贷款坏帐增长，等等。

三、协调“二元”结构关系有效改善经济效益

近年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国有企业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业改制、破产兼产、产权重组等等，在推动企业走向市场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并未缓解，而且效益滑坡趋势还有继续恶化的迹象。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战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关系经济命脉的大中型企业，同时对数量众多的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多种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经实施了多年，促进了许多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竞争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无论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小型企业，经济效益依然持续下降，98年实现利润甚至出现了大幅度滑坡。许多人认为对国有小企业放开经营，就能像乡镇、三资企业一样具有竞争活力，实际上乡镇、三资企业的相对竞争活力，也来自国有企业为保证经济协调发展所作的贡献，包括服从了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上缴大量财政税收和承担各种社会义务等等，当前我国面临着收入差距扩大和社会需求萎缩，“二元”结构加剧了比例失调和生产过剩，这种情况下不应简单强调依靠市场调节，放开经营和推向市场并不能搞活国有企业，反而可能导致企业效益和社会失业进一步恶化。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了复杂的分工合作关系，大型企业需要依靠众多中小企业进行配套生产，国有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远远超过其它类型企业，这样有利于协调利益关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单纯抓少数大企业不利于整体上搞活国有企业，倘若国有小企业因销路不畅而被迫转产或出售，经济扩张时期大中型企业会失去合作伙伴，因无法组织配套生产丧失市场或被迫重新建厂。一些地方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被政府管的“过死”，而小型企业却过于“放任自流”的倾向。八十年代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一直良好，这说明国有企业的数量多并非是困难原因，政府的适当监督和计划协调有利于企业经营，关键是明确界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协调不同规模国有企业的分工关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随着市场变化和企业经验积累逐渐调整，防止政府对企业的“过多干预”或“放任自流”。

许多国有大中型企业通过实行股份制改造，广泛筹集社会资金加快技术改造，促进转换经营机制和提高经济效益，特别是扩大了企业利用规模经济的水平，但是，这种改革形式要求企业具有良好效益，否则难以吸收广泛来源的社会资金，许多地方纷纷对困难企业进行“包装上市”，这种办法欺骗了股民必然影响社会稳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也进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这种改革形式的适用范围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资一般仅适合效益良好的企业，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显改善国有企业困难，一些企业甚至还要求退出改革试点。许多国有小型企业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筹集资金和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体操作办法往往很不规范，甚至以剥夺劳动权利来威胁强迫职工入股，有些企业通过筹集资金暂时缓解了经营困难，但是，后来因经营不善或市场疲软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职工的长期积蓄也因此遭受了损失。近年来各地虽然采取了上述多种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恶化，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严重的“破产逃债”现象，甚至廉价拍卖或直接赠送盈利的国有企业。企业破产虽然有“优胜劣汰”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会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市场疲软时会引起强烈的反应，加剧社会失业困难和市场需求萎缩，甚至引起连锁破产风潮和银行信用危机。更为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我国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强调企业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但是，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近年来尚未出现根本性的改善，反而连年出现了进一步滑坡，1996年国有企业的实现利润为412亿元，不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亏损额为790亿元，不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现了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盈不抵亏。1996年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和亏损率，分别比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幅度更为令人惊讶，实现利润本身竟变成了负112亿元，比较97年同期下降了433％，亏损额为399亿元，比较97年同期增长了40％，均出现了建国以来最严峻的困难形势。实际上，国有企业的困难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也不限于国有企业，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现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观经济和东南亚危机的影响，沪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经营业绩都普遍明显下滑，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也都面临严重的经营困难，但是，由于统计不严格和浮夸掩盖了问题严重性，沿海某些地区的私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受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市场萎缩的冲击，甚至出现了60％至80％的大面积亏损，但因担心债主追债或维护商誉不敢声张。倘若我们继续将国有企业困难归罪于所有制原因，认为放开经营或企业改制就能够解决问题，很可能因判断失误耽误采取政策措施，及时化解国有企业和其它类型企业的经营困难，导致企业效益加速恶化和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重蹈俄罗斯改革失败爆发金融危机的覆辙。

倘若我们未能及时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对策，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继续持续下去，各地继续推行“破产逃债”和“廉价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将进一步下降，导致生产过剩和市场萎缩不断继续恶化，企业亏损和社会失业的状况将更趋严重，甚至形成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

1）社会收入和财产分配趋向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下降和市场需求萎缩，97年城镇居民中有40％出现收入下降，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市场均出现生产过剩，全国的产品库存积压高达三万亿元，各类企业亏损和职工下岗状况更趋严重，职工下岗人数比上一年增长了40％，许多地方私营、三资企业也大面积亏损。

2）我国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是国有企业，随着国有企业效益滑坡导致银行坏帐猛增，贷款总额中大约20％成为了呆账，银行为避免坏帐被迫缩小贷款规模，进一步加重了企业资金困难和亏损状况，一旦银行因坏帐积累出现了信用危机，广大人民和各类企业的存款都会遭受损失，股票市场也会因经济形势恶化出现崩溃，甚至导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3）我国国有企业单位产值上缴的财政税收，相当于私营、外资企业的两、三倍，国有企业的严重困难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财政的比重甚至税收的绝对规模，都有可能因税源减少出现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国的工商税收下降了2％，国有企业效益长期滑坡将会触发财政危机，政府、军队和科教人员将失去工资保证，甚至导致事业单位的大批职工被迫下岗。

4）倘若我们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国有企业，私营、外资企业崛起形成的“二元”规模结构，将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类似于我国解放前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情形，私营企业的规模水平远低于国有企业，更加难以同西方大跨国公司的进行竞争，外国资本控制国内盈利高的正规产业部门，私人资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规产业部门，分散在市场夹缝中小规模生产低档的产品，社会财富集中于跨国公司和少数富人，两极分化导致人民贫困和社会购买力低下。社会经济“二元”分化趋势发展下去，还会诱发政治多元化和社会动荡，新兴资产阶级力量薄弱难以维护国家，西方跨国公司也曾屡屡干涉别国内政，国内外敌对势力可能趁机制造国家分裂，从而形成对国家和的威胁。

倘若我们不能及时地扭转国有企业的严重困境，制止国有企业纷纷破产或被廉价出售，防止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分化趋势，很可能给广大人民造成巨大社会灾难，甚至重演我国解放前和拉美国家的悲剧。我国解放前工业发展缓慢，外国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业行业，民族私营企业规模小难以抵抗外国竞争，许多次在外国竞争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如抗战胜利后美国向我国大举倾销过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营企业有60％破产。拉美国家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过程中，外资企业打垮了民族工业并垄断了当地市场，西方诱迫推行的非国有化变成了非民族化，外资企业采取不适用技术雇佣人数很少，出现了少量外企高级雇员构成的富裕阶层，以及广大人民构成的社会贫困阶层，贫富悬殊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且严重阻碍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外资控制了当地的主要产业和银行体系，本国政府甚至丧失了制订经济政策的。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面临的严重困难形势，并不仅仅是所有制或微观经营的原因。93年以来我国出现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经历了泡沫经济、通货膨胀以及长期的紧缩环境。93年盲目的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消耗了大量资源，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积压了数千亿元的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企业严重亏损和三角债拖欠危机。美国29年股票泡沫破灭之后，引起了企业破产风潮和社会失业危机，我国由于国有企业以社会责任为重，不轻易广泛采取解雇、破产的办法，大大缓解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也为其它类型的企业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西方国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教训，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一般采取经济扩张政策，适当降低税赋、放松银根和扩大财政开支。我国93年治理整顿取得了很大成绩，有效制止了盲目的开发区热，防止了泡沫经济继续膨胀的危害，但是，此后没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产部门，以补充其泡沫经济期间的资源损失。我国国有企业以维护社会稳定大局为重，大大延缓和推迟了泡沫经济的连锁反应，但是，由于长期实行了财政金融“双紧”政策，紧缩银行信贷和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企业销售不旺、资金周转困难，提高税赋消弱了企业的“造血”机制，当前国有企业已无力继续支撑下去了，被迫大规模破产倒闭和大批解雇职工，各地普遍采取破产逃债和廉价拍卖国企的办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强烈的连锁负面效应，如银行和众多企业因无法收回债务受到重创，必然导致社会市场需求进一步急剧萎缩，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加速恶化，企业收入和社会财产分配向少数私人倾斜，职工工资和国家税收的份额将会大幅度下降，加重社会贫富悬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进一步加快经济恶性循环的过程。倘若上述趋势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缓的泡沫经济连锁反应可能重新出现爆发，社会失业甚至可能出现急剧蔓延的态势。

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因多年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以及亚洲金融风暴的强烈冲击，正处于市场疲软和失业增加的特殊困难时期。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对改革思路进行调整，暂缓推行易于引起宏观经济恶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破产清算、出售拍卖等等，否则可能导致市场需求萎缩和社会失业增加，加剧国有资产流失和“二元”结构分化，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国有企业改革应该继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经验，以直接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营责任制创新为主，产权制度等生产关系的改革则应采取稳妥方式，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需要长期渐进进行，防止急于下放资产处置权加剧国有资产的流失，避免产权结构的过快多元化导致经营秩序混乱，纠正监督松弛造成“权力失控”和“责任虚置”。俄罗斯的产权改革未能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反而造成了严重的经营混乱和“责任虚置”问题，98年俄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竟然高达70%，我们应充分吸取俄罗斯企业产权改革失败的教训。

我们还应重新辩证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利弊，市场经济有自发调节供求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有容易导致经济比例失调的弊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业破产和大规模社会失业，西方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数百年来，一般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也难以避免市场调节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机造成物资、土地价格猛涨，仅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资金数千亿元，投机涨价还误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资。有些经济学家认为92年出现的“经济泡沫”问题不大，这种观点低估了泡沫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八十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92-93年泡沫经济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十倍以上，这正是为什么国有企业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来却陷入严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许多善于经营的著名国有和民营企业纷纷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举投资和兼并扩张。由此可见，我们绝不可以低估市场经济盲目调节的弊端，其造成的损失完全可能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失误，西方数百年来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就是明证。西方国家因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的经济萧条，必然导致资源浪费和破坏社会生产力，如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后仅仅一年中，韩国有70％的私人小企业陷入破产，大量闲置的企业售价猛跌为原来的几分之一。我国93年因泡沫经济过热被迫进行调整后，国有企业具有的各种社会稳定功能，大大延缓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倘若我们忽视国有企业的社会稳定功能，强迫其推行以资产利益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剧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分化的趋势，延缓的泡沫经济后遗症连锁反应可能重新爆发，甚至引起企业银行连锁破产和社会失业危机。近年来，尽管我国采取了一系列企业改革措施，如破产兼并、减员增效、出售拍卖等等，但是，企业亏损和银行坏帐状况仍不断恶化，大批企业职工下岗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这说明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市场经济弊端的严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经济后遗症的有效宏观调控对策。

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各种紧迫经济矛盾，不能单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自发调节，原因是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普遍存在过剩，企业和银行采取单纯追求盈利的行为，将会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美国29年泡沫经济破灭之后，私有企业面对严重的生产过剩，采取了削减工人和工资成本的办法，商业银行则缩小信贷规模以避免坏债危机，垄断资本趁机对中小企业实行破产兼并，结果导致了社会市场需求急剧萎缩，企业开工不足和亏损状况也更趋严重，出现了严重的企业银行连锁破产风潮，大大加深和延长了经济衰退。当前，我国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政策，扩大社会基础建设增加社会有效需求，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严重比例失调，利用大量过剩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大量的企业闲置设备和人力资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环保等方面建设，尽快促进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我国贯彻扩大基建投资启动经济的战略，国有大中型企业必须发挥主力军作用，因为，国有企业才能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采取有利于矫正经济失衡的“反周期”行为。无论从工业产值、投资和实现利税来看，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机械等国民经济的关键行业，能够通过广泛的产业间联系产生强大辐射作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摆脱经济疲软的困境。尽管社会基础建设获得的投资收益较低，私营、乡镇和外商企业一般不愿意进入，但是，政府通过计划调节和国有企业的积极配合，能够重新启动大量闲置的人力、物力资源，帮助矫正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通过产业间联系和乘数效应刺激工业生产，企业开工不足和职工下岗状况将明显缓解，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市场需求将大幅度增长，不同类型企业的经济效益都将显著提高，政府税收和银行坏帐状况也会明显改善。我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应该坚持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重协调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关系，才能防止国民经济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扰。关于政府调节和国有企业的作用，我们不应该受西方国际经济组织的误导。西方国际经济组织从维护垄断资本利益出发，大肆宣传“科斯产权理论”以贬低国有企业，诱迫前和发展中国家推行私有化，导致这些国家民族工业陷入了严重困境，但是，事实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萧条中，政府曾对濒临破产的私有企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了社会生产力并且缓解了经济萧条，二战后西方国家迫于冷战的压力，推行了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政策，出现了经济平稳发展的“黄金时代”，相对缓解了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贫富差距。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右翼推行的放弃政府干预和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工业衰退和严重的社会失业，政府税收减少和社会保障制度濒临瓦解，我们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垄断媒介的宣传，追随垄断资本诱迫推行的灾难性“私有化潮流”。

我国还应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会经济“二元”分化的趋势，包括扶植国有、集体中小企业的发展，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形成良好协作的关系，加强政府对城乡集体企业的监督和指导，防止许多行业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状况，协调国有、集体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对私营、外资企业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等等。国有大中型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必须有众多国有中小企业进行配合，否则大中型企业难以集中力量，发展专业化生产和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发展道路。当前我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加强社会基础建设，需要不同规模的国有企业之间密切分工合作，对于国有中小企业不应采取“放任自流”的办法，必须坚决刹住各地廉价出售国有中小企业的风潮，许多国有中小企业是地方经济的支柱，采取廉价卖光国有中小企业的错误作法，地方政府将失去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经济基础。对于陷入严重困难的国有大中小型企业，也不应简单采取破产清算或出售拍卖政策，而应提供特殊的破产整顿保护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和暂停支付债务负担，恢复行之有效的扭亏增盈承包优惠政策，以促使企业恢复经营秩序和偿债能力，帮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难的企业，防止政府税源和银行债权的重大损失，保护社会生产力和广大职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业发展经济的主张，难以搞活国民经济和解决社会失业，因为，这些企业集中在过度竞争的非关键性行业，难以产生启动国民经济的广泛辐射作用，在农村地区的廉价劳动力全部吸纳完毕前，不会舍弃自身利益雇佣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

我国的城镇、农村集体工业企业，不应该将暂时的经营困难归于公有产权，也不应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应该继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经验，继续利用公有产权的规模优势，加强职工监督和参与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导并承担社会义务，促进社区的全面发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乡镇集体企业应协调同国有企业的分工合作关系，接受政府的计划调节和产业政策指导，避免出现争夺原材料和销售市场的尖锐矛盾，集中力量发展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项目，纠正许多行业的重复建设和过度竞争状况。我国应该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包括餐饮、服务、小型商业等等，还应鼓励私营经济生产拾遗补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进入生产过剩的消费品行业，以免加重国有、集体工业企业的经营困难，还应限制其进入市场潜力大的高盈利行业，以保证国家财政和社会事业的经费来源，以及财政税收的比重不会下降；特别应严格禁止其生产假冒伪劣产品，以及逃避交纳税收或违反劳动法的行为，还应限制其进入容易产生负外部效应的行业，如破坏矿产资源或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业。我国应对利用外商投资政策进行适当调整，继承以前“有保护渐进开放”的成功经验，吸取92年盲目竞争引近外资的教训。我们应该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纠正引进外资多多益善的惯性思维，辩证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资的利弊得失。我们既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正面效应，如引进资金技术和促进产值增长，也要考虑到外商投资的负面效应，如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程度，相应的税收、就业和增长潜力等损失。跨国公司为了保持技术优势和高额利润，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产过程，仅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原件组装，并且通过转移价格等各种手段逃避税收，因此，为我国经济创造的增加值和税收较少，难以通过产业间联系广泛地促进经济增长，一旦通过挤占国内市场冲垮了国有企业，我国将丧失长远的经济发展利益，甚至还会触发社会失业和财政金融的危机。我们应该吸取东南亚过度依赖外资的教训，正视跨国公司控制国内市场的战略企图。我们应该根据不同行业和产品的情况，设计相应的利用外商投资的控制配额限制，利用外资的具体形式和股权比例限制，以及国内销售和出口的比例额度，既要适度利用引进资金和竞争的正效应，也要限制对国内市场和民族工业的冲击。例如，对于产品成熟但市场接近饱和的行业，较多限制外商投资的数额和股权比例，保证国内企业充分收回长期投资的效益，防止出现生产过剩和过度竞争的状况；对于拥有广泛产业联系的战略性行业，应该确保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引进外资应以合资形式和国内控股为主，规定重要产品的零部件的国产化水平，适度利用引进竞争的激励和示范作用，严格防止跨国公司冲击和控制国内市场；对于国内暂时无法生产的高科技产品，为鼓励外商投资容许成立独资企业，但应考虑限制独资企业的数量和投资额，以为国内企业保留充分的开拓市场空间。

总而言之，我们在鼓励各种类型所有制企业发展的同时，仍必须坚持公有制企业的主导地位，纠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强调发展私营、外资企业，一方面轻视公有制企业甚至搞私有化的错误倾向，正如同志论述我国现阶段的改革任务时，强调不能只讲“初级阶段”而忘记了“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公有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国有、集体企业具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功能，是贯彻政府制定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保证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实现广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

注释：

①数据引自《中国统计年鉴》1997年。

②数据引自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资料。

③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编《统计摘要》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