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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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顾理平教授的新作《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是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重点抓好新闻法学方向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又一部代表作。顾教授这些年来锲而不舍，对新闻法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系统研究。他先是围绕新闻法学的总体框架进行全面的宏观研究，这一研究的成果以专著《新闻法学》出版为标志。接着他既着力于新闻法理的系统研究，又兼顾回答新闻传播活动中凸现的重大法律问题的实际需要，同时进行新闻侵权和隐性采访两个专题的研究，先后出版《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隐性采访论》两部专著。随后，顾理平着手进行新闻法学中最具核心价值的问题即新闻法律关系的研究，经过几年持续攻关，其成果就是刚刚杀青的这部书稿，他将这部书稿命名为《新闻权利与新闻义务》。

由法律规范所确认和调整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称为法律关系。法学原理和社会现实都告诉我们，法律关系与法律规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规范以及实施这些法律规范而实现的。法律规范为人们设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并且由国家强制力保证这种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整作用。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以与这一法律关系相适应的现行法律规范为前提。如果某种社会关系没有法律上的规定，那么就不是法律关系，不具有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的性质。另一方面，法律规范只有在具体的法律关系中，才能得到尊重和遵循，才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真正有效的调整作用。①

顾理平教授从新闻传播视域，通过对新闻传播工作者同政府、商界等种种社会角色的关系解析，对这种新闻法律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新闻传媒和新闻记者应在法治的框架下开展新闻活动。而这个法治框架的核心内容是新闻权利和新闻义务问题。他把新闻传播业置于依法治国的社会大背景下，“法眼看新闻”，从当代社会新闻活动中的失范行为入手，探讨了诸如“包公记者”、媒介审判、记者被打、新闻侵权等热点问题中的法治涵义，进而分析了和谐社会建设中新闻媒体对公平和正义追求的价值。顾理平以新闻法律关系为全书的核心内容，重点探讨新闻法律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并着重探讨了新闻权利和新闻义务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又拓展研究主题，深入研究了舆论监督权问题、新闻权利与知情权、新闻权利与隐私权的关系，使本书的主体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加广阔的领域。

顾理平教授的书稿给人一个突出深刻的印象，是他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有不少学者对新闻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但一些研究囿于研究者的新闻学者或法学学者身份而各持己见，就事论事的较多。顾理平站在新闻法学这样一个交叉学科的层面上，力求用客观公允和求是务实的立场，注重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既强调新闻权利的合理性，又突出新闻义务的必要性，为对这些学理问题更加深入的探讨树立了一种好的风范。

在南京师范大学，顾理平是一位“双肩挑”教授，他既是一位教学任务和科研工作相当繁重的教授，又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党委书记。但他善于“弹钢琴”，两方面都不耽误，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全国办有新闻类专业的教学点超过700个，也有一批专业课老师兼任党政领导工作，我想，顾理平教授可以成为这些同志学习的榜样。

注释：

第2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媒介融合 地方院校 新闻传播教育 地方优势

[作者简介]姚建惠（1984- ），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传播学；吴海涛（1965- ），男，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传播学；张文婷（1985- ），女，河北衡水人，衡水学院分院，助教，研究方向为教育技术。（河北 衡水 053000）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3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媒介融合背景下地方院校新闻传播教育水平提升策略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03277）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09-0112-02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传播技术也在进一步地革新，这不仅推进了媒介发展的步伐，还加强了媒介间界限的进一步模糊，网络、内容、终端的融合，促发了新闻传播的新形态，这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有主体地位的地方院校，为地方培养输送人才，有助于服务地方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所以地方院校在新媒介形式下，更要认清形势，根据自身的情况，结合媒介环境的变化，深化改革，提升新闻传播教育水平。

一、加宽培养路径，更新专业方向

地方院校以服务地方经济为特点，所以应该实时了解地方的经济发展需要，人才培养也要实时进行改革。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地方院校在新闻传播学的人才培养方面，应根据实际的市场变化和需求，加宽培养的路径，在专业方向上进行更新，结合媒介的发展，设置更能与行业、市场接轨的专业方向，从而拓宽学生的就业面。同时，还应该以短小的课程或独立的项目的方式，补充专业的培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设置与媒介融合相关的课程，甚至以媒介融合为背景，设置相关的专业方向，让学生能够精专于这方面的知识。然而地方院校也不能仅是就媒介环境进行闭门造车，而应加强与地方企事业单位、传媒行业及社会的互动，打造开放式的平台，进行传媒方面的教育。

但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空间毕竟有限，更新专业方向后还要进行必要的改进。首先，强化新闻传播课程教学内容和实操业务流程之间的逻辑关联，整合部分课程，尤其是相似相仿的课程尽可能地合并，比如新闻采访、新闻写作，广告策划、广告创意都可以进行适当的合并，同时相关的课程还可以进行重组。其次，适当删减不适于本科教育的研究性强、层次过高的课程，去除课程设置与本科教育的冲突。比如可以设置一些媒介应用类的课程，尽量减少媒介研究等课程的比例。再次，结合媒介融合的现状，开设一些媒体融合、新媒体发展和技术应用等业务课程，加强与行业的对接。最后，从本地的企事业单位、传媒单位中汲取意见、搜集资料，了解地方的媒介技术应用和发展情况，开发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让企业走进学校，让学生走进企业。总之，在专业设置和课程改革方面，地方院校要清楚认识媒介发展的现状，及时转变观念，胆大心细地改革，从自身已有的教育模式出发，结合地方资源展开全方位的改革。

二、结合区域资源，形成自身办学特色

在新媒介形式下，地方院校欲提升教育水平，首先要形成自身的个性特色，这不仅需要在学科方面有精准的定位，还要避免简单复制重点大学、名牌大学的教育模式，一味追求大、全的教学方式。随着媒介融合的推进，社会与行业在人才需求方面也有了变化，尤其是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变强，这便要求地方院校充分分析市场需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改变思路，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从而培养出有差异竞争力的人才。

地方院校应及时发掘和搜集本地区的现有及潜在资源，尤其是在新闻传播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创新力的企事业单位、传媒单位，一方面寻求合作教育的方式，培养订单式的人才，为学生就业提供机会；另一方面在合作中发现既具有地方特色，又具有本校教育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在与地方企事业单位合作前，地方院校应该根据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结合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以体现自身人才培养的差异性的目标，进行精准定位，而不是照搬其他学校的教育模式。在充分分析自身发展形势之后，地方院校需要做适当的调研，发掘当地可以合作的企事业单位。根据开设专业的情况，进行分类分级；根据企事业单位的工作内容和运行情况，发掘合作的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既满足企事业单位的人才需求，又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对表现突出的学生应予以就业推荐。地方院校可以订单的方式，根据地方相关单位提出的明确的规格需求，培养定向的人才。比如与各类媒体、广告公司等相关企业进行沟通，确定他们紧缺的人才类型，在现有培养方案允许的基础上，调整培养的重点，以小班、精优班为单位，培养专门人才。此类人才不仅能适应当地的企业，还能在同类城市中相似企业进行就业。同时，邀请当地经验丰富的传媒行业从业人员走进学校和课堂，将市场的变化、需求以及从业技能及时地带给学生。地方院校与传媒单位合作，不仅是为了培养人才，还应从实践中总结分析工作经验，逐步形成具有特色的培养模式，突出地域性的差异，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这样培养出的人才不仅就业率高，较之其他同等院校的学生也更有竞争力，院校的培养模式也将进入良性循环，从而促成自身的更好发展。

三、加强实践教学，提升学生应用能力

地方院校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以企事业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重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此类人才应在理论知识体系完善的基础上，还有较强的操作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尤其是新闻传播专业的人才，还需要有很强的人际交往能力。所以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应向着应用能力、创新能力强，多方向、宽口径的方向发展。而媒介融合的推进，对学生的应用能力有了新的要求，转化到教学中，各院校则应该重视实践教学的加强，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1.创新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很多地方院校都面临着财政、师资、生源以及设备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局限了发展的步伐，尤其是设备方面的欠缺，使得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的开展遇到很多阻碍。这便要求地方院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展开校内实验、实训课程的创新，尤其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校内的实验实训课程更应该进行革新。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首先促发了观念的变化，所以在进行实验实训课程教学时，不仅是锻炼学生动手能力，还要先传输给学生在新闻、传播、媒体方面的全新理念，让学生对自己学、做的事情有全新的认识，再注重应用技能的训练，才能培养学生在操作中思考、创新。在以往的实验实训教学中，也已经在使用项目式教学，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做专练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在新媒体环境下，项目式教学应该更多地结合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传播的变化展开，采用模拟式与实操式相结合的方式，渐进式地推进，让学生从理论到实践、从模拟到创造，全方位、立体化地进行训练。在实验实训的内容方面，还应根据地方院校的地域特色，适当结合当地的企事业单位及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模拟演练及深度创造。比如，可以根据当地媒体的实际发展情况，为其设计并制作相关的产品，并进行相关的数据调研和可行性调查，提出可行的意见和建议。

2.充分发挥实习、见习基地的作用。高校的人才培养一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毕业生很少能迅速地接手业务工作，并做出良好的成绩，这不仅仅是学校培养的责任，还需要与社会沟通互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实习、见习基地的开发，不仅能补充在校内对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的缺失，还能从一定程度上加强学生对行业一线工作的深入了解。对于地方院校而言，培养应用型的高级专门人才，这一点尤为重要。在媒介环境的快速转型期，媒介环境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实习、见习基地的建设和应用，一方面能解决地方院校由于经济等原因而面临的硬件不足问题；另一方面还能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为学生提供实际的工作、学习环境，让学生能够提前进入工作状态中体验学习，有助于日后就业的顺利进行。地方院校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地方的企事业单位进行合作交流，建设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实习、见习基地，定期定量地向实习、见习基地输送学生。初期以让学生了解掌握基本技术、理解行业的经营理念为主，下一阶段则应由学校牵头，以专业资深的教师带队，配合相关的企事业单位，进行项目的合作，将实习、见习转化为行业生产力，真正地为企事业单位做出产品，体现成效，这样才能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做出切实的贡献。

四、提升教研转化力，服务地方经济

新闻传播学专业具有较强的实践性，这不仅要求学生要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还要求教师以及学校都具有前卫的实践意识。作为教学单位，高校要做好教学和科研，更要重视教研的转化。对于地方院校而言，实现科研转化，服务地方经济，更能体现其本身的应用型特征。在教研转化的实践中，地方院校可以结合研究所的方式展开。首先，研究所的建立能够促进学科及专业科研队伍的完善，形成科研梯队，从而有助于地方院校的学科建设研究；其次，研究所形成科研效益之后，不仅能够服务于地方企业的发展，还有助于学校的品牌推广，让地方企事业单位对学校有更多的了解；最后，研究所可以切实承担政府、企事业单位、传媒行业相关的新闻传播方面的科研项目和应用型研究课题，以研从用，以用养研，从而充分地结合社会需求、行业需求，做到产学研的良性发展。在具体项目建设上，可以根据本地的自然、文化、历史资源，展开品牌传播、宣传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根据地方的传媒、广告行业的具体运作需求，打造适合本地企业发展的具体方案等。地方院校的研究所不仅能够搭建起学校、企业和传媒的桥梁，还能为本地经济的品牌化发展做出贡献。

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地方院校更需要充分运用其自身的地方优势和机遇，紧抓地方文化、经济发展的需求和特点，从应用型本科教育出发，形成更具合理性和适应性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培养出更多适应时展，具有更强专业思维、技能和实践力的专门型新闻传播人才。

[参考文献]

[1]操慧.从“大教育观”看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教育走向[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4）.

[2]单波，陆阳.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J].新闻记者，2010（3）.

[3]高山冰.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贾菁.论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J].中国报业，2012（3）.

第3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一、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国家级课题数量增加，但质量尚待提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近几年较为关注国际传播研究，通过对相关的研究课题经费支持，为国际传播研究的深化提供了资源保证。

第一，从国家级社科基金的参与者来看，主要来自三大主体：一是中央和地方高校，二是国际传播机构自身的科研部门，三是党政机关的相关科研部门。中央和地方高校的新闻与传播院系，作为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的主力军，是许多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的承担者。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京大学关世杰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我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建设”，华中科技大学的张昆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复旦大学孟建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家形象建构与跨文化传播战略研究”，中国传媒大学胡正荣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招标项目“国际传播发展新趋势与加快构建现代传播体系研究”，等等。此外，近年来，新华社、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外文局等对外媒体，结合实际工作，面对现实问题，也成为了除高校和科研机构以外，国家级研究课题的积极参与者。如新华社以唐润华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09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中国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战略研究”；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以姜加林为核心的研究团队，承担了2010年国家级重大招标课题“新形势下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战略研究”。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新闻部门，面对现实中对外传播出现的问题，也开始积极探索本地区、本民族对外传播的对策和规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对外宣传新疆的策略研究”科研课题。

第二，从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科下涉及“国际传播”主题的中标项目数量看（见图1和表1），2005年至2012年相关主题的中标项目的数量，整体上保持了稳定的增长，“国际传播”研究已成为学界和官方日益关注的重点课题。

第三，从研究方向来看，国际传播的研究趋势呈现出从单纯的对外宣传研究到广义国际传播研究的转换。此前，学界、业界基本上将国际传播界定为对外宣传。如今，国际传播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相应的丰富和拓展。从传播主体看，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涉及国际交往的个人、组织机构都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承担者。从对外传播的形式看，文化交流，公共外交，经贸活动，也成为除媒体传播活动之外的主要国际传播形式。传播主体和传播形式的变化，也带来了传播内容的转变。这使得国际传播的研究方向呈现出多元化，主要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际涉华舆情研究、中国媒体的国际化战略研究、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软实力与国际传播研究等等。从国家社科基金中标项目的相关方向可以看出，目前国内的国际传播研究较为偏重应用性研究，各个具体项目的研究都强调战略性、对策性，而有关国际传播的基础理论的研究略显薄弱。

第四，由于国家基金的支持，来自各方面的研究者推出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推出的系列丛书，及其他研究团队发表的论文、论文集，使得目前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总的来看，成果质量与立项课题数量不成比例，项目结项评级基本为“合格”，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相关成果虽然有助于国际传播实践问题的解决，但是，在基础理论适用、研究方法选择、研究程序遵循及基本学术规范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二、与国际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会议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

1、以国际传播为主题的研究会议概况

近年来，官方科研机构、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纷纷举办各种形式的论坛、会议，对国际传播的新问题、新现象进行深入探讨。会议的主办者既包括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等官方机构，也包括复旦大学等高校的新闻传播学院。会议的参与者更是融合了知名学者、政府官员、传媒业界精英等。涉及的议题包括：文化传播力的问题、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体系构建等。议题涵盖面广，应用性强，呈现出明显的学科交叉性和现实关怀性。（见表3）

2、其他以“国际传播”为子议题的相关会议

除了“国际传播”的专门性会议，许多国际性的和全国性的学术会议都开设了与国际传播相关的分议题，形成了数量丰富，研究角度多样的相关研究成果。相关研讨会议包括：（1）国际性会议，比如“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暨2005“中国传播论坛”，“2007中国传播学论坛——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国际学术研讨会，2008第六届亚洲传媒论坛，第六届（2008）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2011）等；（2）全国性会议，如2006中国传播学论坛，中国传播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媒大学第四届、第五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等。

三、结语

第4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国际公关》：为什么中国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能够在华中科技大学出现？此次设立的公关博士点都有哪些研究方向？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拥有一个以公关为志业，追逐公关梦想的研究团队；拥有全国专业排名前五的新闻传播学、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平台的支持；拥有一批在国家形象、政府公关、网络舆情与危机公关、新媒体公关等研究领域的国家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国际合作课题、各类横向咨询课题，以及SSCI论文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拥有一支以策划创意为核心的、屡次蝉联全国大学生公共关系策划大赛金银奖的红树林策划创意团队；拥有大中华地区有学术影响力的品牌性公关学术论坛，如此种种都是华科大能够设立国内第一个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前提和条件。

华中科技大学具有发展公共关系学科的跨学科背景优势。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管理学院都具有一级学科博士点授予权，而且新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专业排名“全国第五”，这三个学院都有公共关系教学和研究的课程、师资和成果，具有学科交叉的良好基础。

目前，公关博士点的设置有三个方向：1、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研究方向，2、战略传播与危机公关研究方向，3、新媒体公共关系研究方向。这三个都是我们学院的特色。比如我的专著《公关生态论》、《现代公共关系学》、《关系范之下的公关研究》，都是在做基础理论上的研究。目前，我们的研究团队正在围绕国家形象、国家公共关系、新媒体公关、危机公关、政府公关、品牌公关、公关素养、公关认知等课题开展研究，也希望对这些课题感兴趣的学生来报考。

《国际公关》：公关博士点的设立对于国内公关学科建设有什么意义？

陈先红：中国大陆第一个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出现，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公关事件。30年来，公共关系学科的发展历程是非常艰难曲折的，一度停招，一度被迫“改嫁”；其中自1998年起公共关系从教育部专业目录上拿下来，停止目录内招生，—直到15年后的2012年，才重新回到教育部专业目录中，而且是从传统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被迫调整到公共管理学科之下，成为与行政管理并驾齐驱的二级学科。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大陆，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合法性、合理性一直是受到质疑的。

在这种学科背景下，华中科技大学二级学科公共关系学博士点的设立，就具有格外重要的标志性意义。它不仅标志着公共关系的学科地位被认可，而且还意味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得到了一个巨大的提升，它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了中国大陆的公共关系人才培养链，提高了公关人才培养层次。

《国际公关》：请您谈一谈国内的公关教育与国际上有什么差别？

陈先红：公共关系的基本理念在于重视公众意见，注重双向沟通与对话、建立诚信关系等，这些思想在全世界多国历史中都有迹可循，然而真正发展成为一门学问、一个学科则始于美国，美国公关教育至今已有90年的历史，是一门很成熟的学科，美国公关教育模式是一种世界范围的主流模式，在欧洲、中东和亚洲都被广泛采用，对亚洲公关教育的影响尤其强烈。比如我们设置的公共关系课程、传授的公共关系理念，以及采用的公共关系教材，绝大多数都来自美国。

就教育差距而言，国内公关教育体系的不成熟、不完备、学术社群弱小、师资队伍匮乏等差距都是不言而喻的，我认为，最大的差距还是公关教育规模的差距。目前全国仅有18所高校设置了公关本科专业，9所高校设置了公共关系硕士点或方向，6所高校设置有公共关系博士培养方向。总体上每年向社会输送1110名公关专业人才，这远远不能够满足社会的巨大需求，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公共关系事业和社会各行各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国际公关》：我们的公关教育跟国际上有没有什么交流？

陈先红：有的，而且交流很频繁，比如华科大和香港城市大学联合举办的公关与广告国际学术论坛，已经成为大中华区影响力较大的一个品牌性公关学术平台。自2007年开始，已经举办了6届，第一届是2007年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主题是“新媒体与公共关系创新”。第二届是在200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召开，主题是“危机管理与整合策略传播”。第三届是在澳门举行，主题是“公关·媒体社会责任”。第四届是在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召开，主题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美洲新闻转播与公共外交”。第五届是在台湾世新大学举行，主题是“大活动·大传播·大公关”。第六届在华科院庆三十周年的时候举行，主题是“国家品牌·社会资本文化软实力”。2014年打算去泰国举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有两本SSCI期刊为本论坛设立了特刊。比如《Public Relations Review》已经为我们的会议提供了两次special issue的支持。此外还有在传播学、信息技术、计算机领域的知名SSCI期刊《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也为2013年的会议提供special issue支持。

此外，我们也邀请一些国际著名的公关学者来我校，一起共建国际化、高水平博士化课程，比如我们邀请了香港城市大学陈霓教授与我一起共建《中外公关比较研究》课程，还邀请奥克拉荷马大学Maureen Taylor教授来我校共建《国际公关研究前沿》课程，等等。我们也派出公关研究生、博士生赴美国马萨诸塞大学、台湾世新大学、台湾铭传大学，以及香港城市大学进行交换学习。

《国际公关》：您觉得当前国内公关教育存在哪些问题？

陈先红：从教育质量的系统观出发，我认为，当前我国公关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方面。宏观上，国内公关教育不能充分适应和促进社会经济以及学生主体发展的需要，导致公关专业人才奇缺，致使虚假公关、黑公关趁虚而入，大行其道；中观上，各高校的公关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缺乏外适性和个适性的协调发展；微观上，公共关系课程的教学质量高低参差，内容陈旧，理念滞后，甚至在传授一些错误的公共关系知识和技巧，误人子弟。在公共关系课程、课堂、专业实践和学生参与式学习方面还缺乏充分的经验交流和培训提高。

《国际公关》：目前公关人才缺乏，学校教育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

陈先红：第一，全国各高校公共管理学院应抓住契机，积极申办公共关系本科专业，有秩序地扩大公共关系本科教育规模。第二，全国各高校新闻传播学院可以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在原有相关专业基础上，增设公共关系本科方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2000多所高校都开设各类广告本科专业。如果有十分之一的高校增设公关方向的话，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公关人才匮乏的现状。第三，各高校可以整合相关资源，跨专业联合申办公共关系本科专业，分别培养政府公关人才、企业公关人才、非企业类公关人才等。第四，希望更多有条件的新闻传播学院设置公共关系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以满足社会对高级公共关系人才的需要。

《国际公关》：今后公关教育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对于今后公关教育的开展，您有哪些建议？

陈先红：可能“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齐头并进，同时推进。我觉得公关教育更应该高层次化、高学历化。公共关系是一个高智力的咨询策划行业，更需要高素质、高起点、高学历的研究型人才，他们才是中国公共关系教育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比如在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利兹城市大学、卡迪夫大学、斯特灵大学、威斯敏斯特大学等诸多高校，到了硕士阶段才有正式的公共关系专业。美国高校的公共关系硕博研究生教育，也强调从公共关系、传播学、管理学课程上进行跨学科的结合，以更加突显公关的战略功能。

今后的公共关系硕博教育应该以“社会智源、政府智库”为发展目标，建立起职业进阶培养模式、专业分类培养模式、战略研究咨询模式，集教学、科研和国际交流合作于一体，致力于营造突出“教学模块化、学术规范化、合作国际化、服务社会化”，又深具知识自主性的研究场域，搭建一个具有学术大视野、科研大团队的高级公共关系人才的培养平台。

《国际公关》：您认为公共关系学科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陈先红：在当今社会，公共关系行为几乎成为所有权势集团如政府、政党、教会、军队、城市、大学、NGO等的一个本能反应，因为地球上基本没有哪个人类的组织群体不寻求“有效的传播”、不发出“新闻报道”，不“游说”，或者不设立一个“公共关系官员”，“信息官”或者“活动统筹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提升他们的“形象”“声誉”和“社会责任”。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将迎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新媒体时代已经成为公共关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和创新点：新媒体建构了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全球社区”，新媒体传播开始从以信息为主的数量传播时代，转向以关系为主的质量传播时代，新媒体传播的实质是对话性的关系传播，而非技术性的信息传播，建立社会信任关系成为公共关系的主要目标。公共关系学科将会朝着基础化、专业化、综合化、国际本土化和独立化方向发展。

第一，公共关系学科的基础化。公共关系有可能像哲学那样发展成为各个专业和学科、甚至人人必修的公共基础课程，即基础公共关系学：在传播的仪式观、关系观的视角下，公共关系将有可能以“元传播”的身份，反过来为传播学、营销学等提供理论支撑，这将预示着公共关系学科地位的巨大转变和提升。

第二，公共关系学科的专业化。公共关系学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不仅将在危机公关、企业公关、政府公关、国家公关、新媒体公关等领域深入发展，还将开辟诸多专业领域，如政治公关、健康传播、公共外交、财经公关、诉讼公关等方面，更加专业化。

第三，公共关系学科的综合化。公共关系研究更加具有跨学科的特征，传统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学、社会学、人际传播学、传播学、大众传播学、文化生态学，等等，都将对“公共关系”贡献自己的理论。

第四，公共关系学科的国际本土化。公共关系学科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国际本土化”和“本土国际化”的有效结合。也就是说，在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上与国际接轨，在概念框架和价值取向上体现本土化特征。研究取向趋于东方“关系文化”挑战西方“传播文化”，从东方文化的个人影响模式角度出发，对儒家文化中的关系现象与西方理论中的对称沟通理念进行双轨比较并提出批判，以建构体现本土观点，又具跨文化意义的公共关系理论，将是未来的研究方向之一。

第5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　新媒体　新媒体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新媒体”的概念确定

新媒体研究的前身，就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国内兴起的网络传播研究。当“曾经代表着最新传播方式的‘网络传播’作为学科名称越来越难以涵盖不断出现的新传播现象”“时，“新媒体”这一提法被重新启用，在学术研究界，这样的称法得到了默认，并由此展开了这一新领域的广泛研究工作。

追其溯源，新媒体的研究与网络传播研究本质相连的，新媒介研究中包括了网络传播研究，而当后者无法囊括前者的时候，便退身成为前者的一部分。在网络技术更进基础上产生的博客、播客、维客、IPTV、SNS、RSS、P2P……越来越多的新产物成为这一领域的亮点。与此同时，在与传统媒体相提并论时，网络不再是与其并列的简单独立身份，当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网络并非物质载体而乃虚化的技术时，它与报刊、广播、电视之间的壁垒被逐渐破除，而它们联手产生的数字报、数字杂志、数字广播、数字电视则同样加入新媒体的行列。这个连手的范围正不断扩大，手机被发现成为可以连手网络以及各种传统媒体的更新平台，而随着技术的演进，这样的媒介只会更多：MP4、数字阅读器、数字纸张……

过去我们称网络媒体为“第四媒体”，以区别于报纸、广播、电视传统媒体，而新媒体的内涵并不强调区别，而是一种融合：以网络为基础集纳多种媒体功能和无线通讯技术的新的媒介形态，即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的Pool教授提出“媒介融合”。从微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体现在技术上，即网络技术更新基础上产生的网络新媒体、传播新技术与传统媒体结合产生的新媒体、以手机为代表的支持各种网络新技术的新型接收器媒体。在宏观层面上，“新媒体”的“新”则在于它对传统旧媒介的兼容性、共生性；

二、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

1.萌芽发展期：1996年--1998年

我国对新媒体的研究是继承在前期的网络研究基础之上的。追根溯源，我国关于互联网的研究真正开始于1996年，一本由尼葛洛庞帝着写的《数字化生存》敲开了诸多网络爱好者的心门。而网络的开辟和运作也促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悄然开始，但在这个时期的网络研究多是计算机领域的技术研究，并没有广泛扩展到其它领域。

2.初步发展期：1999年--2002年

上世纪90年代末见于各个学术刊物的相关成果则是零散出现。1999年――2001年期间由于论文的大量出现。这时，已有一部分研究者将网络研究的视线从单一的技术转移到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方面。新闻传播类的期刊都相继在这一时期开辟网络研究的专栏，如《新闻记者》在2000年开辟“网络新闻圈”专栏，《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新闻界》也在之后分别开辟“网络时代”、“网络传播研究”“第四媒体”专栏，《新闻与传播》也在同期创办“网络世界”专栏。同时一些专著成果也渐渐出现，因为关于网络媒体研究的课程新闻传播专业中开始设置，2001年《网络传播概论》、《网络新闻新闻传播概论》等教材相继问世。

3.兴盛发展期：2003年――2005年

其实从2001年开始，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已经进入快速递增阶段，而2003年是我国网络实体运作的突破之年，网络媒体在当年的迅猛发展和深入人心是这一新兴媒介开始真正危及传统媒介。于是网络在于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也如雨后春笋，全方面涌现出来。关于网络媒体的新闻传播方面的研究已经涉及：技术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以及各种网络传播现象的案例研究等等诸多方面，一个较为完整的领域研究正在逐步形成。2005年，彭兰教授出版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将我国网络媒体的发展做了一个全面、宏观的总结归纳，将我国的网络媒体研究推向一个。

4.突破发展期：2006年至今

随着信息社会里，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传播范围的不断扩大，先前的“网络媒体”已经不能涵盖和解释新兴出现的各种传媒现象，“第五媒体”、“数字媒体”、“新型媒体”等名词出现，而“新媒体”逐渐成为最具囊括性并获得公认的一种说法。因此，这一时期谓之“突破发展”，正是新媒体研究从先前单一的网络媒体研究向全面的新媒体研究的突破，“新媒体”的不确定性、发展变化性决定了它不能仅仅局限在一个瓶颈之内，随着“新媒体”的提出和传统研究范围的更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研究。如表一，众多国内新闻传播学期刊纷纷创办或更名“新媒体”专栏。

三、当下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

1.“博客”及其延伸的“客家族”研究

“博客”的研究始于2003年，起初偶然出现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并没有在研究界引起较多关注。而“木子美博客事件”以及各门户网站的博客大行其道，使博客的研究在2004年火热起来，并且持续至今。早期的博客研究主要针对一些博客现象，并从而提出博客文化以及博客背后的社会意义研究。随着博客研究的日益深化，在博客内容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博客新闻研究、博客语言研究、博客文学研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从技术层面上发展出来的播客、维客、掘客等“客家族”现象研究也不断涌现。2007年以前的博客研究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内容传播和文化意义方面，而这之后，“明星博客”“名人博客”的兴起使其一度成为研究热点；国外的一些“新闻博客”“政治博客”也被作为经验借鉴成为个案研究对象。而随之带来的“点击率效应”使博客以及“客家族”更多地被作为一种可以盈利的经济载体加以研究，博客的经营研究是传媒学术界更直接指导、作用于传媒实体的重要体现。

2.传统媒体的数字化发展研究

数字化是新媒体的一个基础性特征，传统媒体与之区别的正是它们的非数字化，而传统媒体一旦数字化后，就跻身进入了新媒体的队伍。而传统媒体在新媒体时代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一个刻不容缓的研究焦点。从宏观层面上，研究主要体现为传统纸媒和广电媒体的在新媒体冲击下的发展策略探析；事实上，传统媒体并没有在新媒体出现之后走向消亡，而似乎是顺其自然般的地找到新的出路，那就是和新媒体技术的融合，这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初级阶段。在微观层面上，已经通过融合演变成新媒体成员的数字电视、数字报刊、手机电视、手机报、网络电视、网络广播等等都纷纷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针对点；分别在融合的意义探对、成功的个案分析、新兴媒体的制作和普及等方面都有广泛涉及。

3.手机媒体研究

手机媒体是真正促使“新媒体”概念兴盛的推动力，手机超越原来简单的通讯功能，成为传播信息的媒体。而且一转身为媒体就是集纳报纸、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多种媒介为一体的“全面人才”，因此一时被称为“第五媒”。最早的

手机媒介研究是从手机短信开始着手的，缘于手机短信拥有与传统媒介所不同的传播方式和意义。接着，从手机受众研究着手。引出两种路径：一种是从受众心理引出的手机消费、手机娱乐，及其背后的新时期消费文化，将手机媒体研究推向一个理论的高点；另一种则是从手机用户的定位研究延伸出的手机媒体的市场定位(即经营)研究。同时，手机媒体本身的兼容性为新媒体研究的媒介融合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

4.新媒体时代的政治、文化、伦理研究

互联网技术所扶持起来的新媒体社会，在学术研究者那里已经超越了技术本身，而是一种逐步完善的社会结构形态，而在这个社会中的政治、文化、法制道德也必然遭遇一些新的促进或障碍。网络民主是从政治层面首先提r出来的一个议题，从“超女”评选中的短信民主选举到“周老虎事件”等一系列通过BBS民众讨论促进其合理处理的事件，使传媒的民主性效应在新媒体这一背景下充分体现出来；更有全球视野下的“超国家主义”。提出，使“地球村…‘全球一体化”等早期研究继续得到延展；而由国外引进的“公共领域”、“公民新闻”等理论研究，也在新媒体环境下逐步反映出现实呈现，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新媒体的文化研究目前体现为“网络文化”，针对以互联网技术和新兴通讯技术为基础的媒介上所呈现出的文化形态。这种新兴文化被迅速地与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恶搞文化”一度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中西文化研究再次火热起来，都试图在网络文化中找到自己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新媒体传播折射给这个社会的也伴随着大量的负面效应，网络伦理、网络道德的研究被激发出来，包括：新媒体时代主体(网民及手机用户等)的道德责任问题、网络匿名问题、网络暴力及犯罪问题等；各种频发的网络事件、“人肉搜索”现象是当下研究者研究这一领域的最亲睐的切人点。

四、国内新媒体研究的发展趋势

1.研究方向与传媒实体发展方向一致，逐步开始超越性、指导性的研究

国内的传媒研究一直都存在研究滞后于实业界的问题，而在新媒体研究中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缓解。研究者们往往对新媒体技术有着全面了解，一些学者就是先进技术理念的引进者和首创者，如：方兴东对博客的引入，闽大宏对数字媒体的全面解析。由于新媒体技术的诞生与普及存在着较大的时空差距，这为学者们开辟了诸多可以实际作用于传媒的研究领地。如：引进和介绍国外先进经验的新媒体研究或者国内外的比较研究，是最直接可以影响和指导国内实业界的研究途径，美国和日本因为新媒体发展的先进性成为借鉴频率最高的对象。再如，新媒体的盈利途径研究、新媒体广告开发研究、新媒体受众的消费研究等，都是对传媒从业者有巨大指引性的研究议题。国内传媒界依托学术界的学者或团队做资讯顾问、市场调研等工作的现象越来越多。以往，实践成果往往先于理论成果，或者研究与实践运作“两张皮”的局面正在被改写，新媒体研究正是我国传媒研究实现这种突破的关键点。

2.研究议题类型不断丰富，各部分比例也逐渐走向均衡

新媒体研究所涉及的主题正在逐年地拓宽、完善，这是任何一个领域的研究两性发展的必然。从我国新媒体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研究是符合逻辑发展并且经历不断丰满、完善的过程。从最初基础层面的对新媒体内涵、特征的介绍性、描述性研究开始。到随之拓展出来的主体研究、内容研究、受众研究、效果研究、经营管理研究，涵盖多面。而新媒体技术的渗透性发展，更是将新媒体研究的视线拓伸到社会信息传播的方方面面。而在不断丰富的研究议题中，学者们也有效遵循着“百花齐放”的原则，使各部分研究比例趋于均衡。在笔者抽样的学术论文之中，2005年以前的新媒体研究，还主要集中在新媒体及其技术的内涵与特征上，而之后，从媒体经营管理角度、受众角度、文化批判角度来研究新媒体的文章比例迅速增加。

第6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 流动与多元：互联网传播中的女性身体审美 家庭暴力的多元形式与主体流动 自由与秩序：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法律价值冲突与协调 全球传播中的互联网文化建设与管理 互联网群体传播中的信息选择与倾向 互联网信息在农村中学师生中的传播与渗透 浅析电视节目在互联网传播中的问题与对策 互联网的传播力与价值取向 城乡人口流动与农村文化多元格局的形成 移动互联网下的媒体传播与信息传播 互联网时代下的劳动力流动与工资收敛分析 分化与融合：互联网环境下科技传播的变革与创新策略 互联网：民意的集结与影响力的网状传播 文学的互联网络传播与专业文学批评的命运 后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事业的特征与趋势 互联网时代下新型文化的创造与传播探析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科普App与科学传播 用互联网思维改革新闻的生产与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微电影与城市形象传播 “互联网时代的医疗健康信息传播与利用”专题导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4]林树明.消费文化中的女性身体[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6）.

[5]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6]冯务中.网络环境下的虚实和谐[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7]校花纪.百度百科[EB/OL].，2014-5-8

第7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在师资团队上尚未有机融合。各学院往往试图以本学科为基础，稍微涵盖一点交叉学科知识。另一方面，“导师组”指导流于形式。有学者指出，仅有9.6%的硕士生实行“双导师制（正副导师）”，“指导小组制”更是低至6.2%。

二、国外培养模式借鉴

发达国家的研究生教育先后形成四种培养模式，即培养纯理论型科学研究者的德国“学徒式”、具有专门管理机构的美国“专业式”、应用型和开发型并重的“协作式”以及博百家之长的“教学式”。从模式的演变可看出，研究生培养愈加重视综合能力及导师组的作用。此外，国外一些专家通过案例分析和实践调查提出了很多具体模式。如Hasenfeld教授提出了交叉学科培养的六种模式，John-Steiner分析了水资源管理学科交叉培养案例。而在新闻传播学教育研究方面。美国JamesW.Carey教授强调体现新闻学的专业性；英国GezimAlpion教授指出：“新闻教育者应当致力于创建不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由选择。”这两种观点基本代表了英美国家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的两种模式：行业取向和研究取向，体现了分类培养的思想。研究生交叉培养模式扬弃了协作式和教学式的优缺点，借鉴国外院校交叉培养的实践经验。进而结合我国财经类院校研究生培养实际，开拓一条具有财经类院校特色办学的交叉培养之路。三、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交叉培养“3-3-3”模式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交叉培养3-3-3模式主要包括管理机制、培养机制、评价机制三个要素。该模式各要素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

（一）第一个“3”——构建校交叉培养管理委员会、院交叉培养管理处、系交叉培养导师组的“三级管理模式”

“三级管理模式”是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交叉培养模式的顶层设计，解决研究生管理部门与各学院之间在交叉培养中的分工与合作问题。校交叉培养管理委员会，作为一级机构负责交叉学科建设及运行中的宏观规划和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工作。校院两级机构下设管理办公室，负责落实各项具体工作部署，进行综合管理及考核与评估。制定《交叉培养方案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规章制度，以保证培养方案的执行有章可循。院交叉培养管理处，负责交叉培养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和综合管理。一是在招生中注意有交叉学科之一背景的考生。二是与交叉学科涉及学院深入沟通，确保指定的培养计划、导师组成员编排以及实验设施使用到位。三是对项目经费管理和监督，组织学术交流及教师深造、挂职。系交叉培养导师组，由多学科教师组成的交叉学科培养导师组是具体实施部门。一是申报各级交叉学科项目，指导学生交叉项目研究，构建交叉学科资源共享平台等。二是制定详实的研究生交叉培养方案，并集体指导研究生交叉课程学习。三是组织学生去报社、电视台等实践教学，在实践中选择合适的交叉研究选题。

（二）第二个“3”——深化课程、师资、项目三项改革

建立财经类院校新闻传播学研究生交叉培养机制

1、切实设置好交叉型课程体系

首先，逐渐实行完全学分制，不区分必修和选修课程，学生跨学科专业自由选课。一是调整专业结构，改革课程体系。进一步拓宽专业口径，淡化专业界限，建立以大学科群为主，多专业方向的新的专业分布格局。二是逐步打通学科课程，实现完全学分制。加强对学生交叉选修课程的引导。采用辅修专业、先行课程的方式，加强新闻传播专业研究生经济类知识积累，提高选修课比重。三是实施弹性学制，宽口径培养新闻传播类研究生，引导选修校内外相关学科的课程，且互认学分。其次，建立示范性学科交叉课程。减少与本科重叠的经典理论教学，增加对科研实践指导性较强的课程。一是新闻传播类和经济类基础课程。前者需注重学科前沿性及实践性。在新闻实务方面多下功夫。而后者要将经济学知识糅合进新闻传播学里。二是选修课。应整合各学科师资资源，提倡鼓励学科带头人、著名教授为新闻传播学开设跨专业公共选修课，建设一批示范性学科交叉课程。此外，整合现有各种讲座论坛，打造品牌，定期举行各种学术前沿论坛。

2、成立高水准交叉培养师资团队

首先，以跨专业公共选修课为依托，实施名师工程。一是，校内组建各科基础课与交叉课程两类授课团队。对基础课程团队而言，有针对性地培养新闻传播专业精英团队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基础。对交叉课程团队来说，建设两者皆通的交叉学科的师资队伍是交叉学科发展的动力。亟需通过增加进修名额、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等手段，大力培养交叉学科师资。二是，聘请业界、学界资深人士拓展“名师”团队。就财经类院校的新闻传播学科的强实践性而言，扩大流动编制比例以有针对性的聘请名校相关学科带头人、有经验的媒体从业人员等是构建“名师”工程的必要环节。亦可采取送博士挂职锻炼与请一线从业人员开讲座结合的方式，优化专业师资队伍。三是积极建立高校联盟，导师互聘互认。财经类院校可与省内外高校优势学科交流，推进课程、导师、实践基地等资源共享。其次，实施双导师工程。一是，设立交叉学科联合导师组。应结合科研需要、本专业研究特色以及研究生的专业背景，合理配置跨学科联合指导老师小组。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每个导师在指导上的优势。二是，聘请第二导师，优化“专、兼、聘”比例。新闻传播学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专业性，应与社会媒体建立广泛联系，聘请既有丰富从业经验又有较高理论水平的业内媒体人作为第二导师。再次，依托项目，建设交叉学科师资团队。以科研方向和科研项目为依托，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和研究生组成科研小组。依托学术交流平台，合作申请交叉项目以扩展交叉学科导师研究领域。3、大力扶持交叉培养项目。首先，发挥交叉学科优势，积极申报各级课题。充分认清交叉学科的优缺点，建立多样化科研团队，有组织的研究科研立项。其次，学校重视交叉培养项目，扶持新闻传播学科。交叉科研成果认定上应出台相应文件，将交叉科研成果单列为科研创新成果予以鼓励。再次，凝炼交叉培养方向，建立专业技能训练库与科研资料库。将新闻传播学科科研团队的研究工作划分为几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建立科研资料库。

（三）第三个“3”——深化科研、课程、就业评价改革

第8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摘要自上个世纪以来,一种新的电视节目形式风行荧屏――把方言应用于电视节目。方言是特定区域历史文化的积淀,它包含着一定的民俗习惯、文化传统等信息。电视是大众传媒的一种主要传播方式,作为大众传播主要媒介的电视与承载着地区文化历史特色的方言的“联姻”,正实现着电视节目形态新的转型。

关键词:方言电视媒体传播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方言作为某一地区的人们共同使用的交际工具,具有非常显著的群体性。方言的群体性是指某种方言是属于群体的而不是个人的,此方言的形成是由某个群体约定俗成的。方言是民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使用的最一般的语言,是由民众自我创造、自我使用的产物。

方言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学和语言学的宝藏。通过方言可以发现民风民俗和许多古代文化的信息。方言类电视节目现象,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一种产物。同时方言电视现象关系到国家的语言政策问题,关系到普通话的推广问题,关系到国家广播电视的引导政策问题。

因此研究方言电视现象可以为新闻学、传播学、文学、语言学、民俗学、文艺学等众多学科提供某些思路。而且从这种现象分析中得出的策略探讨,可以为国家的语言政策和广播电视政策提供些许有益的建议。也可以为方言电视节目的可持续发展做出点贡献。

一电视方言节目存在的问题

1、以方言为载体的区域传媒节目(栏目)不能满足所有受众需要

从目前形势分析,山东齐鲁电视台的《拉挂》、《台州百晓》等方言新闻节目的收视效率都相对比较高,但仔细研究其观众结构后会发现,这些观众绝大多为该地区对此类方言怀有深厚感情的地方人群。受众结构的偏向,是制约作为市场策略的电视方言新闻发展的一个因素。如何弥补受众面的狭小,扩大受众范围,是该类节目为延长其生命力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2、以方言为载体的区域传媒节目(栏目)在题材上存在一定局限性

在内容上,以方言为媒介的节目也只适用于关乎当地普通民众的民生类新闻、娱乐类节目等。而对于严肃的政治类,重大经济性新闻等则理所当然的不适于用方言,而采用普通话播报。这是限制电视方言新闻施展空间的另一个原因。

电视方言类节目要在成熟稳定的媒介市场中落脚,必定要有社会文化的支撑。作为市场策略的方言新闻为什么能够有高收视率,又会有瓶颈制约,只有在文化空间中才能找到深层次的原因,特别是地域特征明显的方言言说形式,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对方言新闻的地域文化策略的分析,是对作为市场策略的电视方言新闻的进一步理解。

3、以方言为载体的区域传媒节目(栏目)目前有跟风的倾向

方言节目中夹杂了一些很不规范的语言用法,对大众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用语有误导作用。方言有其存在的合理文化背景,所以电视节目用方言做出来会有一定的本地“观众缘”,但也带来了区域文化承载与社会主流文化传播的冲突。眼下各地城市都处在改革开放之中,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创业人员来自各地,需要有一种包容性强的城市文化。方言节目的大量存在,却有悖于“大气开放”的时代精神和新型的城市文化诉求。还应该看到,当下有不少方言节目表现出强烈的低俗化倾向。如果不加节制地开办方言节目,或是方言节目内容上安排不妥当,势必给所在地城市形象、媒体形象的塑造带来消极影响。

二方言在区域传媒应用中的策略

1、避免片面追求高收视率,流于“小气”和“俗气”

电视方言新闻在媒介市场的竞争中诞生,收视率是它的强大动力源,但是如果一味的被收视率所左右,忽视了语言使用的规范和文明,就会把方言新闻导向“小气”和“俗气”。

媒体肩负着代表先进文化、引导教育受众的职责。虽然说方言节目是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尝试,但是保证语言使用的规范,提升栏目的审美品格。主持人即兴口语易于随意,大白话、大粗话使得节目流于“小气”和“俗气”,使电视节目失去了应有的审美意义。另外,不能因为追求趣味性而减少单位时间的信息量,也不能影响新闻的可信度,不能由平等而庄重的传播异化为不负责任的街头巷议,获得实用可靠的信息仍然是受众收看新闻的主要目的。

2、探求方言播音的发音方法,美化方言新闻

纯正普通话听起来声音饱满圆润,语言风格规范、庄重、清晰、简洁,正是因为它借鉴了歌唱发声学的方法并对之进行改造,到20世纪50年代,已经形成了具有艺术韵味的播音风格。而方言播音都是地方性的播音,每个地方的方言又不一样,无法根据其特点作统一的研究和改造,所以方言播音员大多是凭着感觉或是从当地地方戏剧发音寻求技巧,造成发音的偏差。方言播音是更生活化的语言,它无需苛求普通话的艺术意蕴,但是追求自然流畅、清晰简洁是理所当然的。

三结语

本文分析得出,在媒介市场竞争和地域文化的背景中诞生的电视方言新闻,有它获得高收视率的外在和内在原因,电视新闻表达方式的平民化、本土化、小众化,对本地资源的充分运用,反映了地方电视台新闻节目在形式上的一种改革思路,也预示着整个传播媒介改革发展的趋向,它的经验是值得大众媒介在寻求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借鉴和研究的。

但同时也应注意,方言这种形式自身的弊端和发展瓶颈更值得我们去研究,毕竟它也是电视新闻改革发展的一个突破口。不论方言新闻能走多远,不论它还能掀起多大的涟漪,抑或是消身匿迹于电视媒介,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整个中国传媒业在改革过程中迸发出来的精神和活力,代表着中国电视新闻人通过对地域文化的彰显,寻求自身发展的应对策略。

参考文献:

[1] 郑征予:《电视文化传播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年。

第9篇：新闻与传播研究方向范文

关键词：微博；公民记者；公信力

微博的出现改变了媒体信息的整体面貌：每个公民都可以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是新闻的报道者。“接受者决定他们所需要的信息内容和信息接受时机，并且从媒介所提供的范围广泛的信息和文化内容中取寻找和选择。”[1]正因为如此，微博传播才存在公信力上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一、 微博公信力不足的原因

2010年底，新浪微博有一条消息被疯狂转发：武侠作家金庸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由于消息的来源不详，谁也不知道这一消息是从什么渠道得知。但这条微博还是被数以万计的微博用户转发，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户表达了对金庸“病逝”的惋惜和悼念。对于同一条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微博是这样说的：“有消息称，著名武侠作家金庸于昨日在香港玛丽医院病逝。央广记者正在多方求证。”第二天，多家媒体在自己的官方微博上辟谣：金庸老先生活的好好的呢。

微博借助于网络传播，而网络传播这种多重媒介属性的传播手段，使信息的来源日趋复杂化，曾经单一的受众角色将变成多元化的“搜寻者、咨询者、浏览者、反馈者、对话者、交谈者”，[2]这也为虚假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任何人只要注册成为微博用户就可以把信息内容传播出去。

1、信息者身份的不确定性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和自主参与性，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上发表自己的信息。新浪微博新推行的所谓“实名制”只是后台实名，对于用户信息的真实性，普通用户在网上难以进行核实。

2、舆论导向不受控制

在传统的传播学理论中，大众传播的传者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流量和流向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传播过程是单向的。互联网社区特别是微博的出现，使传者和受者的界定不再明确，传播和接受信息几乎可以同时完成。接受内容的同时受者的评论又融入到主体消息当中成为消息的一部分，原始消息可能因为用户的转发或者评论而转变方向，话题的重心向用户们期待的方向转变。这样便形成了真正的公共舆论而并非只是媒介舆论。

3、信息者缺乏专业素养

目前来看，微博用户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职业的媒体从业者，没有经过新闻专业的训练，在微博上传递的消息，甚至不加核实任意删改和转载。对于新闻信息的重要性、时效性、真实性等新闻要素的判别也是模糊不清的。有的用户为了商业利益和其他目的的驱动，甚至故意制造假消息，制造轰动事件，以增加点击率和粉丝数量。

二、提高微博公信力的对策

“提高新闻传媒的公信力，使舆论引导更加可信、可亲、有力，这是新闻舆论传播工作的基本准则。”[3]

1、微博信息者需要自律

目前来看，单纯从技术上似乎难以控制微博信息的内容，用户自身应该对自己的传播行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没有不负责任的民主，也没有不受限制的自由。社会责任论强调从道德的层面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主张实行严格的行业道德规范，来保证媒体实现其社会责任，也就是媒体责任的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靠媒介从业人员的道德自觉。对于并不完全专业的微博用户来说，社会责任理论也是适用的，对其传播行为的道德约束同样有效。

微博从技术层面上讲，只是一个信息平台，它们对传统媒体在传播方式上的革命性颠覆并不意味着它对建设、管理、使用它们的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也有着革命性的改变。现代媒介担负着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功能，即提供自由的意见交流市场和充分的信息，并履行监督社会。在人人微博的今天，每个人都是社会利益的维护者，每个人亦都有保护公众的义务。

2、法律法规的监督需要到位

微博用户的队伍日益壮大，标志着这种非专业的新闻从业者队伍和成分的日趋复杂。当公众对于所收到的信息难辨真假的时候，法律法规将是一个有效的外部保障。

一个国家法制化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宣示了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从某种意义上，一个行业的法制化进程也宣示了这个行业的先进程度。微博本身的松散性和用户身份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微博信息在法律监管上的难度。在技术层面上，提高信息技术的管理水平，进一步实施前台实名制。同时也要在法律层面上建立起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规，对散布虚假信息和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个人，要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从根本上保护国家、社会和公民的信息安全。

三、结论

著名记者和专栏作家谢尔·以色列在他的《微博力》一书中展望，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将在短期内实现融合，并将这种融合称为“辫子新闻”。“辫子新闻由三条绳组成，每条绳又包含着大量纤维。这些汇集、交织在一起的绳索正在改变人们获取消息的方式。”[4]在社会性媒体上的消息未必都能称得上“新闻”，但它却让事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而传播消息的行为也由专业新闻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共同完成。

微博极大地解放了大众的话语权,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个人表达方式,这样一种全新的传播模式构建培养了大批具有参与意识的网络民众,为公民舆论的成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微博传播在公信力方面还有待完善，微博传播模式的发展既需要引导也需要监督，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保证公民表达权的充分实现。

参考文献：

[1] 丹尼斯·麦奎尔. 受众分析[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57

[2] 田智辉. 新媒体传播[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1

[3] 田智辉. 新媒体传播[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