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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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一、北京农村常住人口就业结构演变分析

(一)农村劳动力不断从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流动

2006年北京市农普统计数据显示,北京行政村就业人员共316.9万人,其中163.2万人集中在第三产业,占从业人员总数的51.5%;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为88万人,占27.8%;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为65.7万人,占20.7%。与1996年相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19.8万人,比重下降了18.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19.9万人,比重下降3.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97.3万人,比重上升21.5个百分点。由此看出,北京农村三次产业结构与10年前相比得到了优化调整,第三产业创造了一半以上的就业机会。

从全市三次产业内部就业结构来看,第一产业中种植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下降明显,由1996年的32.9%下降到了2006年的15.6%,林业从业人员比重由0.98%上升到了2.7%,其他行业从业人员相对而言变化不大。在第二产业中,建筑业从业人员比重有明显增加,由1996年的6.2%增加到了2006年的9.1%。2006年,第三产业内部从业人员多集中在居民服务及其他服务业,从业人员62.8万人,占总从业人员的19.8%,占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的38.5%,成为当前吸纳劳动力最多的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从业人员分别占就业人员总量的6.9%、11%、4%,其他行业共占9.8%。

从不同功能区三次产业内部就业结构来看,由于各区县功能定位不同、地理位置、资源条件不同,决定了各个区的产业构成和变动存在明显差异。笔者分别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生态涵养发展区三个不同功能区中选取了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朝阳区、顺义区和怀柔区为例来进行研究。从1996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三个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比重明显上升。但三个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是不同的,与顺义区和怀柔区相比,朝阳区产业升级的速度要快得多,2006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仅有9273人,占区内就业人员总量的1.9%,比1996年下降了1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了11.2个百分点,以商贸、物流、文化为主导的第三产业则迅速增长了24.2个百分点,2006年达到70.5%。顺义区产业结构的变动速度居中,十年间第一产业从业的农村劳动力下降了10.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12.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变动不大,下降了2.2个百分点。怀柔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相对较慢,第一产业的农村从业人员下降了7.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了9.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变化不大,下降了1.9个百分点。可见,由于功能定位和发展速度不同,各区县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变动存在时差。

(二)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市发展新区是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区域

2006年,北京行政村区域内有136.6万人为外来从业人员,比1996年增加了124.3万人。其中,有125.1万人来自北京市外,占北京行政村就业人员的近40%,占外来常住人口的79.4%。由于北京市各区县经济发达程度不同、产业构成不同,因此提供就业岗位的能力不同。朝阳、海淀经济发展快,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北京户籍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区域也主要集中在城市功能拓展区、城市发展新区的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中。

(三)由中心城向远郊区县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呈现梯度降低的特点

北京市整体产业分布呈现由中心到的梯度分布特征,即离中心城区越近产业结构越高。具体而言,城市功能拓展区以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城市发展新区虽然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但工业产值位居全市之首;生态涵养区以第一产业为依托的农村观光旅游业发展迅速。产业结构分布的梯度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梯度分布。总体上比较,城市功能拓展区农村从业人员的文化素质高于城市发展新区,城市发展新区高于生态涵养区。

二、趋势判断及对策建议

(一)趋势判断

一是从劳动力就业区域上看,新城及新城周边将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聚集区。随着中心城产业逐步向郊区梯度转移,由此带动相关从业人员也向郊区转移。同时,奥运会后北京的城市建设重心逐步向郊区转移,新城建设、乡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成为政策投资的主要方向。因此,在财政投资政策的引导下,房地产开发、绿化、道路等市政设施建设将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本地户籍农村劳动力和来京务工人员将大量从城市功能拓展区和城乡结合部地区向新城及其周边转移。

二是从劳动力就业行业上看,第三产业仍是主要就业领域,且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观光旅游业将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领域。未来几年,北京第三产业将持续发展,三二一式的产业结构分布格局不会改变,服务行业仍是吸纳农村劳动力的主要领域。随着城市居民消费向郊区进一步扩张,山区旅游业的升级和壮大,农业将出现与农产品深加工、与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可喜态势,以良好生态为基础,以重点景区为依托的山区旅游关联产业将快速发展,巨大的产业发展前景将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

三是房屋租赁以及“次生经济圈”的发展将会为劳动力创造新的自主就业机会。随着通州、顺义等重点新城和一般新城的建设步伐的加快,重点镇建设的稳步推进,城市发展新区和有工业园区的重点镇的快速发展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得城市发展新区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现代制造业、现代物流、与中心城配套的金融等服务业、服装加工和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将吸引外来人口向新城周边和重点镇集聚,促使租赁经济进一步升温。此外,在外来人口集聚的城乡结合部地区,本地农民和外地农民开设小商店、小饭店、理发店、自行车或摩托车修理店等,为收入相对较低的外来人口和本地农民提供生活服务,形成所谓的“次生经济圈”,促进劳动力实现自主就业。因此,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城市发展新区的租赁服务业、家庭生活服务业将会成为农村劳动就业的主要行业。

四是城市发展新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将有较大幅度提高,与城市中心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差距将逐步缩小。随着中心城功能不断向郊区疏解、产业不断向郊区梯度转移、新城建设步伐的加快,城市发展新区的经济将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将会有力地吸纳和集聚较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因此,该功能区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在未来几年将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与核心区及拓展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差距将逐步缩小。

(二)对策建议

一是按照产业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城市发展新区的农村劳动力要重点加强现代制造业、服务业等方面的技能培训,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农村劳动力重点要加强对烹饪、旅游接待、民俗表演、手工艺制作、旅游管理等方面的技能培训。市、区(县)两级政府和各部门要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支持和引导力度,采用政府组织培训与企业组织培训等不同方式,加大对农民培训的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宣传和组织,不断提高劳动力就业技能。

二是加强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信息服务,促进劳动力在区域间合理流动。市区两级政府要加大信息体系和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对用工信息、就业需求的信息采集和,促进供需的有效对接,加强就业服务队伍建设,引导农村劳动力在区域间合理流动。

三是引导和规划合作组织发展,规范升级租赁经济和乡村旅游。加快推进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尤其是城市化进城较快地区的农村,实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为提高农民合作化程度奠定基础。通过规范租赁经济,变农民以户为单位的租赁转为以合作组织统一对外租赁,提高组织化程度,通过规范管理,不断改善来京务工人员的居住环境。通过规范乡村旅游,将当前农民在民俗接待方面的低端竞争变为有组织、有规模高水平的有序接待,增加就业容量,提高旅游经营收入。

第2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1.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

要探究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必须从根本问题出发，确定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课程的目标。同本科院校不同，高职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并不要求其有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学术功底，而是注重学生的实践水平、应用能力，将学生培养成应用型、技术型人才。希望培养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知识指导实践、具备一定的工作技能和职业素养，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这就要求高职院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不能过分注重理论教学，而是以提高学生应用能力为目标。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的专业主要是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经管类专业，作为这些专业的核心课程，劳动经济学的教学目标应该是让学生理解基本的劳动经济学原理、学会运用经济学思维范式来思考、分析实际问题、学以致用，将学生培养成具备一定经济学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2.劳动经济学的课程特点

“劳动经济学是以市场经济为前提，以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为起点，研究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理论与制度的一门学科”，包括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劳动力市场理论、工资理论、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就业与失业、社会保障等内容。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劳动经济学具有理论性强、概念抽象、需要学生具备一定的经济学和数学功底，另外，它融合了经济、社会、管理、法律、政治等多方面的知识，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以上这些学科特点对于基础薄弱、积极性不高的高职院校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二、当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学现状与主要问题

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授课教学普遍存在着教材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教学方法手段有待优化，考核方式单一，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兴趣缺乏，教师专业素养尚需提高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对高职院校培养应用型人才造成了直接障碍。

1.教学内容枯燥抽象、实践指导性差

劳动经济学具有经济学的一般特征:内容庞杂枯燥、概念抽象、数学模型、公式推导多等特点，如劳动力市场均衡、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模式等内容。目前高职院校使用的劳动经济学教材多数是本科生教材的“精简版”而非“提炼版”，部分内容缺乏衔接和背景知识介绍，给学生理解造成了一定困难;缺乏与当今中国社会热点结合的鲜活案例，实践指导性差，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学”与“所用”的脱节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相背离。

2.教学方法和手段有待优化、课堂效率有待提高

受到学科特征、教师自身能力和考核方式的限制，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还相对滞后，为完成教学目标和最终考核，填鸭式教学、单一式讲授现象普遍存在，学生参与性差，把主要精力放在生硬记忆知识点、突击式备考上，课堂效率低下。

3.考核方式单一、缺乏应用型人才导向性，对学生、教师的激励性不足

成绩考核是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主要激励之一，但目前高职院校的成绩考核没有突出应用型人才导向性的特点。就目前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期末考核的总体情况来看，普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期末考试所占比重大，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社会实践等环节占比小、甚至不计入考核;二是期末考试题中，记忆性题目居多，缺乏对学生能力的考查，题目陈旧、答案固定。校方对教师的考核过分看重学生成绩，忽视就业率提升、学生满意度等因素，导致教师缺乏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动力。

4.学生接受能力有限、学习热情欠佳

相比本科院校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高考成绩不理想，基础相对薄弱。高职院校开设劳动经济学集中在人力资源管理、劳动与社会保障等管理学专业，这些专业的学生通常理科思维欠缺、数学功底欠佳，也不具备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因此普遍反映劳动经济学晦涩难懂，失去学习热情。

5.教师专业素养有待提高

目前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师多数是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博士，受到所接受教育的影响，他们通常学术功底扎实，教学态度严谨，但也存在着注重理论讲授、缺乏实践经验、灵活性差，对学生自身情况和实际需求了解不足、教学方法不当、难以调动学生积极性等特点，这直接导致教师与学生双方平行无交流，降低了教学质量。

三、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原则

目的决定行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应始终秉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核心目标，校方和教师应对高职院校学生就业动态、企业对于高职人才的技能需求保持高度的关注，以企业所需定学生所学。学生是课程改革的实施对象，根据皮亚杰提出的“建构理论”，学习是学生是根据接受的信息自己主动架构知识体系而非被动地接受知识，要保证课改的有效性，必须坚持学生本位原则。教师要充分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状况和接受能力，做好前期学习需求调查工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做到根据不同学生具体情况因材施教。

四、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与具体举措

1.教学内容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

要做到教学内容通俗简明，首先要选取符合高职院校需求的、合适的劳动经济学教材。高职院校的劳动经济学教材不能直接借用本科院校，也不能仅仅是其“删减版”或“精简版”，部分章节的数学模型推导、相对晦涩生僻的国外各流派经济理论与假说、与我国当今社会劳动市场发展相脱离的劳动经济学理论、陈旧的、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外案例、层次较深的拓展性知识等内容可作有选择性的、适当的删除;长篇大论式的解释性叙述应提炼主要信息，语言叙述上应避免过多使用专有名词，多用通俗化语言;对于与社会、学生个人关联较多的章节，如就业、工资、社会保障、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规划等章节可适当增加篇幅;在案例的选取上，应加入与社会实际、社会热点、企业劳资关系相关联的鲜活案例，如大学生与农民工等薪、毕业生频繁跳槽、公务员辞职潮等，以增强教材的可读性。基于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抽象，高职院校学生接受能力有限的特点，应充分利用多媒体设备，在课件展示中较多加入图片演示、视频讲解等内容，避免长篇理论叙述，以较形象趣味的方式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如展示人才市场图片、招聘会现场照片等帮助学生理解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衡。鼓励教师自创和使用本土化案例，通过对学生熟知的、身边的社会热点、企业案例的剖析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劳动经济学的理论，比如介绍当地知名企业的员工工资计算方法来向学生讲述工资的生成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教学内容的通俗化、简明化、趣味化、本土化并不意味着删减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破坏劳动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否则会使学生陷入思路混乱、似懂非懂的状态;更不能只重视实践而忽视对基本理论的讲解，因为没有扎实的理论作基础，就无法有效的指导实践。教师在课程开始和结束时还要注意帮助学生理清教材的写作思路、框架和体系，并做好学科背景介绍工作，如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等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补充基本的经济学原理知识。另外，根据学生自身需求有针对性地做出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实施小班、分组教学，避免学生听统一的“大课”。

2.多元化教学方法并用，注重教学实际效果

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教师单纯讲述的方式早已不能够适应当前高职院校学生的学习需要，随着信息化的普及和校园人文环境的日益开放，多媒体教学、网络资源教学等教学方式不断涌现。劳动经济学内容庞杂、理论枯燥，高职院校的学生很难产生学习兴趣，学生参与性较差，这对教学方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案例教学是帮助学生理解劳动经济理论、运用经济学原理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途径，案例的选取要注重现实性和把握好难易程度;项目式教学作为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受到广大学生和教师的大力追捧。在课堂教学中，要注重学生的参与度，避免教师一个人唱“独角戏”，可以利用课堂演讲、小组讨论、开放式提问、情景模拟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参与程度，这些方法的运用应注意实际效果，避免出现小组讨论成为个人发言、学生因回答错误造成的心理负担等情况。丰富的网络资源是对课堂学习内容的有效补充，网络资源有内容丰富、实践性强、贴近生活、通俗易懂等特点，教师可以通过网络答疑、向学生推荐与劳动经济学相关的网络资源来帮助学生拓宽知识面、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如《职来职往》《聚焦社保》等电视节目、前程无忧等招聘网站，以及各高校、调查机构、媒体的劳动力市场调研报告等。高职院校以培养应用型、技术型人才为主要目标，高职院校一般拥有实习基地、合作企业等校外资源，邀请企业管理人员走进校园讲课，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和调研当地人才市场都不失为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劳动经济学、成为应用型人才的好方式。

3.改革考核方式，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导向

考核是对学生学习效果和教师授课成果的考察，更是对学生和教师来说至关重要的激励方式。改革考核方式才能从有效地指引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的改革向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前进。期末考核应避免单纯理论记忆性考察、复杂计算、生僻难点的考核，注重考查学生运用劳动经济学原理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素质，并加大课堂表现、社会实践等在期末考核中的权重比例。对于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的绩效考核也因顺势而变，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适当降低教学成绩所占的比重，加大对学生满意度、学生就业率等软指标的考核比重。

4.加强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素养

教师是课程改革的实施者和主导者，必须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可以通过精神奖励和适当的物质奖励激励调动中青年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不断探索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教学方法，比如在高职院校劳动经济学教师绩效考察、职称评定中加入相应的培养应用型人才考核指标;还可以通过培训的方式帮助劳动经济学教师改变教学理念、拓宽教学思路、交流培养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的先进经验。

五、结语

第3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优化模式

本文通过调查劳动关系专业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方向、专业素质以及工作能力，采用定量分析法、个案研究法、调查法等不同方法、手段来分析和研究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不断完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一、国内外培养劳动关系人才现状

1.国外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现状和发展趋势国外对于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起步较早，培养体系较为完善。192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康芒斯教授领导的附属于经济学系的商业及工业关系处首次将劳动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实践领域，随后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第一个完全将劳动关系作为主体成立的学术单位，美国的产业关系协会（IndustrialRelationsAssociationofAmerica，IRRA）也成为第一个对劳动关系进行研究的实务界组织。2.国内培养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现状我国在劳动关系专业方面设立较晚，相关研究较少。高等院校开始设立劳动关系课程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1994年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杨体仁教授为研究生开设了“劳动关系研究”，同年时任中国工运学院（现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的常凯为本科生开设了“劳动关系学”。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在劳动和社会保障专业设立了劳动关系专业方向。2005年，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招收全国首届劳动关系专业本科生。目前，全国开设劳动关系专业的仅有5所院校，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山东工商学院。

二、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方向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新时期我国大学要“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劳动关系专业学生应注重通用能力和专业能力的结合，以通用能力为基础向专业能力转变；并要有外显的关键技能和内隐的关键特质。近5届劳动关系应届毕业生专业工作能力满意度备注：五大类基本工作能力：麦克斯参考美国SCANS标准，把35项基本工作能力划归为五大类型，分别是a管理能力、b理解与交流能力、c科学思维能力、d应用分析能力和e动手能力。单位：百分制对于劳动关系专业就业毕业生来说，由上图可以看出，其重要工作能力包括有效的口头沟通、积极学习、积极聆听、协调安排、科学分析。另外，通过有效的方法构建本专业的素质模型，对现有的劳动关系专业从业人员以及应届往届毕业生展开调查。据统计，法律知识、政策；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自信；人际关系等要素相对更加重要。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坚持重视通用能力与专业就业能力的人才培养思路，在专业教育中将两者融合，实现学生“通用能力”向“专业就业能力”的合理转化。劳动关系专业是适应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在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平台上的交叉应用性学科。在知识结构上，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工具能力，并具备前沿性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实务能力。培养具备劳动关系学科的理论知识体系和能力，掌握协调处理劳动关系事物的现代组织手段和科学技术方法，能够在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各级工会组织、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中从事劳动关系处理实物和理论政策研究。因此，对于劳动关系专业来说，知识、能力、素质是统一的整体，其中专业知识是专业能力的基础，专业能力是解决问题的手段，提高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是目的。劳动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方案还需要相应的人才培养模式来实现，这是提高劳动关系人才培养质量的重中之重。把创新培养模式作为提高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突破口。

三、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劳动关系学具有交叉性学科特点劳动关系学涉及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这既是劳动关系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劣势。在研究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全面综合地看待问题，将劳动关系系统视为社会关系整体的一个子系统。而在就业方面，多学科的交叉有利于对各种职位的把握，如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但是同样由于此种原因，导致学习的程度不如专门研究其专业的同学精通。2.课程结构不合理劳动关系专业所设置的课程存在结构不合理、内容较为简单以及课程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学生无法通过四年学习形成较为系统的知识链，对拓宽学生视野作用不明显。这种课程设置方面的缺陷与快速发展的市场经济缺乏协调性，不利于学生综合竞争能力的培养。另外，教学内容重复较严重，劳动关系教学建设，事先必须进行大量的走访、调查并进行可行性分析，明确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3.师资队伍不合理，因人设课严重劳动关系是新兴学科，合格教师数量不足。高水平教师更是严重缺乏。目前从事劳动关系教学研究的教师多从其他专业改行而来。其学历背景大多是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不能完全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在缺乏专业师资或专业教师队伍素质不高的情况下，为了使专业教师能够胜任授课任务，在课程设置中往往针对不同教师所能讲授的课程安排课程，而忽略了学生应学什么样的课程，因人设课现象严重，这导致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低下，学生难以学到有用的知识。4.实践课程薄弱劳动关系专业本身的额操作性和实践性非常强，因此，在劳动关系专业课程设置中，对实践教学工作提出特别高的要求，一些高校在实践课程的安排上，虽然设置如学年论文、社会调查等环节，但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基本处于无人管、无事做的状态。同时，学生学习专业内容不与实践操作挂钩，高校也未能建立劳动关系实习基地，学生得不到企业、劳动仲裁部门的实训机会。

四、如何完善劳动关系人才培养模式

1.明确教学方向，提升教学质量劳动关系专业本身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毕业生就业应根据专业特点加以定位。院校负责就业的教师应积极辅导毕业生，力促学生根据所学专业与个人爱好确定工作岗位。切忌以通过公务员考试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的传统理念，让学生拥有学有所长、学以致用的良好就业观念。教学方式提倡采用讨论式、启发式、研究式、讲评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求知欲和创造力为主要目标。建立多种专业实习基地，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此外，专业课程设置有待提高，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亟待调整。这需要高校根据劳动关系专业的特点做好市场调研工作，以当前结构调整为导向，构建出专业与就业市场相对接的机制。以此为基础，高校应转变办学思想科学调整课程设置，理顺专业结构，以就业市场需求和反馈系统为依托，规划专业课程结构，这种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制，能培养出技能型、实用型的新型人才。2.加大师资建设力度，拓展学生知识面师资队伍建设直接关系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现。应该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打造“双师型”师资。培养途径包括：一是提高专任教师的理论和实践水平，继续深造、访学等。另外，可以采用鼓励教师到企事业单位挂职锻炼的方式，也可以利用自有创业平台鼓励教师，聘请专业老师开设专业讲座。3.明确专业就业方向劳动关系专业应立足于应用型社会服务管理，不断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除去部分学生走学术型路线外，院校本身应以应用型教育为指导思想。作为应用型人才，劳动关系专业应以企业和基层服务岗位为基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为保证学生就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需加强定向专业培养工作，通过不断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保证他们能够尽快转换角色，为单位发展提供足够的后劲。4.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劳动关系专业人才培养应不断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培养学生自主学习，从做中学，引导学生从课本中走出去。培养学生关注身边的劳动关系管理实际，关注劳动关系管理有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情况，关注劳动关系管理过程中的鲜活案例，广泛阅读劳动关系管理相关资讯，积极参与劳动关系管理实践活动，提升劳动关系管理操作能力和业务水平夯实基础。劳动关系专业毕业生不仅要掌握较强的理论基础知识，还需将所学知识与岗位、社会相融合。此时，学生的综合素质就尤为重要。所以专业院校应更侧重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通过调整就业期望值逐步转变“先就业再择业”的思想观念，也能有效地避免“毕业即失业”现象发生。院校应结合入学新生的特质加以引导，通过“因材施教”提升所有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以思维、语言表达为前提，不断巩固学生的专业理论基础，从而逐步达到事先的预定的人才培养模式目标。

五、结论

本课题旨在分析我国劳动关系现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方向。整合资源，突出特色等层面提出了普通高校如何科学地建立劳动关系课程设置体系，优化劳动关系人才培养模式。本课题的主要创新点：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探寻人才培养规划和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不足，分析改革与完善的方向与途径，为劳动关系专业的健康发展做出努力。

参考文献：

[1]杨观来，赵小仕.应用型本科院校劳动关系专业学生的就业能力培养[J].中国市场，2015

[2]王志强.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关系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探析[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1

[3]潘泰萍.非公企业劳动关系与工会作用[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1

[4]戴晓霞等.高等教育市场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5]朱晓妹，丁通达，连曦.大学生就业预期的影响因素研究回顾[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

第4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 课程体系建设 财经类院校 高级应用型人才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内容涉及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目前，全国大约有80多所本科院校开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该专业本科教育重在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在国家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政策研究部门等各类组织中从事劳动人事与社会保障管理工作的复合型专业人才。

在财经类院校中，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的目标应该是将经济学基础知识、管理学基础知识、劳动与社会保障的专业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学生，同时通过培养和训练，学生能具备本专业应有的各种基本能力，包括专业应用处理能力、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协调和组织能力、筹划能力、获取新知识和创新能力。要体现专业培养目标，财经院校应结合自身的特点，扬长避短，确定自身专业培养的特色，走专业特色培养之路，而不是大众化的培养模式。

一、利用财经类院校的学科优势，确立专业培养特色

为确定财经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是财经院校整体环境和整体优势。一般来讲，财经院校不同于综合性大学，专业设置、教师专业背景、科研背景、学术氛围主要是以经济学、管理学为主，经济学和管理学是财经院校的优势。在这种环境和背景下，财经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应该依托学校的整体优势，充分利用财经院校的学科优势，建立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特色。

二是本院（系）教师的专业结构。本院（系）教师的专业背景、专业研究方向对专业特色也起到关键作用，即使财经院校的整体环境和优势能够得以体现，但若专业的院（系）师资不能得到反映，就会影响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的发挥。

三是市场对专业人才的需求状况。要了解市场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培养适应市场需要的专业人才。目前，我国专业化的劳动保障人才缺口较大。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日益完善，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方向大体分为三类：一是进入高校和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科研活动，这类学生往往需要进一步深造，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二是进入劳动和社会保障政府部门，成为各级政府公务员。三是进入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或人力资源部门从事具体业务工作。财经院校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培养方向应主要为政府人力资源、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管理人才，为企事业单位培养从事员工福利管理的人才，为保险公司培养从事企业年金管理、人寿保险等商业性保险的人才。

基于此，财经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培养特色可以确定为以下几个方向。

一是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特色方向。该特色主要利用财经院校金融专业、会计专业和财政专业的优势，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与会计、金融、财政等专业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成为既懂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又能掌握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的专业人才。该特色的培养需要专业教师有雄厚的经济学功底，须有财政、投资、会计专业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师的支撑，毕业生能够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从事社会保障资金的预算管理、资金的收支管理、基金的投资管理、资金的监督等工作。

二是企事业单位员工福利（人力资源管理）特色方向。该特色主要利用财经院校工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优势，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和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结合起来，培养学生成为既懂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又能掌握企事业单位员工福利管理的专业人才。该特色需要专业教师有雄厚的管理学功底，须有企业管理，特别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师的支撑，毕业生能够在企事业单位从事员工福利的筹划和设计、员工社会保险的管理等工作。

三是社会保险特色方向。该特色主要是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和保险专业结合起来，利用财经院校保险专业的优势，适应社会保障主体多元化趋势的需要，特别是商业保险成为社会保险的重要补充形式，培养学生成为既懂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知识，又懂商业保险管理和精算的专业人才。该特色需要专业教师有雄厚的保险学知识，特别是保险精算等专业知识，须有保险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师的支撑，毕业生能够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及保险公司从事与社会保险相关的商业补充保险管理和运营工作。

二、立足实践性、应用性的专业特点，培养应用型人才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专业是一个实践性、应用性较强的专业。具有知识性、政策性、应用性相结合的特点，要求学生在学习基本知识的同时，能从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具体工作。实践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具有独特作用，实践教学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学活动中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专业建设上，要保证学生在掌握本专业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基础上，具备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根据专业方向，突出社会实践，强化实际操作技能，唯有如此，才能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各种基本能力，才能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才能够使我们的学生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这一思路将贯穿我们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在课程体系和结构、人才培养方案等方面都应体现出来。

三、财经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特色课程体系设置的目标

首先，知识、能力与素质相统一。在劳动与社会保障特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知识、能力、素质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平行的关系，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是基础，只有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基础知识，才能培养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各种基本能力，才能提高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人才的整体素质，因此，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课程体系的设置要体现层次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立足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培养，使专业特色建立在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基础之上。

其次，学以致用。夯实基础、精通专业、强化特色是劳动与社会保障特色专业的培养目标，也是课程体系设置的关键。整个特色专业课程的设置也应该围绕这个目标开展。坚持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核心，以专业知识教育为主线，以特色专业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因而专业课程的设置既要强调基础知识教育，又要重视专业知识理论的传授，更要突出专业特色课程的技能培养。

最后，专业相融合。所谓专业相融合，就是指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应该融合，吸收其他专业知识，扩充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由于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社会适应能力不强，特别是在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的今天，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能够进入政府相关部门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毕业生将在企事业单位，包括保险公司从事员工福利、企业年金管理等工作，因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的设置要适应这种社会需求，吸收相关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扩大学生就业面。

（二）特色课程体系的设置

财经院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特色主要体现在专业课程体系的设置上，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的指导思想是“宽口径，厚基础，重应用”，根据这个原则，可以将课程体系设置为三个模块：

基础模块。基础模块是教学的基础，其中的课程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必修的课程，其目的主要是让学生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需要的一些经济学、管理学的基本知识。这些课程主要是西方经济学、管理学原理、公共管理学、公共经济学、社会学概论、人口学原理、统计学、公共政策分析、金融学、经济应用数学等。

专业主干课程模块。专业主干课程模块是专业教学的基础，也是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专业知识，这些课程主要是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学、社会保障国际比较、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社会保险、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等。

专业特色方向模块。专业特色模块是各院校根据自己的专业特色而选择开设的相关课程。

首先，社会保障资金管理特色方向可以开设以下课程：会计学、社会保险财务会计、证券投资理论、国际金融、资本市场与养老金、社会保障预算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毕业生可以到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从事社会保障资金的管理工作，包括社会保障资金会计工作、社会保障基金的投资工作、社会保障资金预算管理工作、社会保障资金征缴工作等，具有较强的应用性。

其次，员工福利管理特色方向可以开设以下课程：人力资源管理、员工福利、薪酬管理、人力资本投资、劳动心理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等，通过这些课程的学习，毕业生可以到大型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员工福利的管理，特别是员工社会保险的管理工作。

第5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其次，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劳动者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就将不再是单纯的劳动力的支付者，它具有肩负双重职能的重任。一方面，作为劳动力，它使用着生产资料，从而生产出物质财富；另一方面，作为占有者，它支配着生产资料，使社会生产按照它自己的意志来进行。因此，对它来说，保证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都能同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就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是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也是公有制社会形态的本质要求。

一旦社会上出现了一部分劳动者无法同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使他们成了失业者，那么这一部分失业者就将不再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为他们的占有权没有得到兑现。如果说，这些失业者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的话,那么对于这些失业者来说，这种占有将是徒有虚名的。因为此时生产资料已经不再属于它自己支配的物，而是转化为与它自己毫不相干的物，即同它的劳动力相对立的物。

这一点，对于那些头脑清醒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不说自明的。因为这些经济学家曾经明确地指出：

“失业者的存在是同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不相适应的，因为这相当数量的失业者失去了运用社会生产资料劳动并取得劳动收入的权利。”(2)

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劳动就业问题，从理论上讲，就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从整体来讲，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结合的，全体社会成员都应得到劳动就业。”(3)

可见，实现充分就业，这是由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的本质决定的。它构成了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劳动者在公有制的社会形态内不能使自身同一定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那么，对它来说，这种占有就将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占有，或者说，它将以名义上的占有者实际上的非占有者的形式存在着。在这样的条件下，劳动者就将不能成为生产资料的真正占有者。这就是说，失业者的存在是同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形态不相容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实行“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按劳分配原则，因此，社会不仅必须而且能够保证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充分就业。(4)

然而，正像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本身是历史的产物一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其数量的多少本身也将作为一个既定的历史前提而存在。因此，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还是比较低下的。这一生产力水平制约着社会物质财富生产的总量，它使这一总量相对来说要比较少一些，此时，随着劳动者数量的多少不同，每个劳动者从中所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会不同。也就是说，在个人消费品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在量上的规定性将直接影响到每个劳动者实际占有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劳动者人数愈多，每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数量也就愈少。对此，经济学家曾有过明确的断言：

低收入，高就业，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虽然可以实现充分就业，但生活质量不会有多大提高。(5)

反之，当劳动者人数较少时，那么，每一个劳动者能够分得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愈多。可见，在个人消费品数量一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数量多少同它所能够得到的个人消费品的数量成反比。

在劳动者就业的问题上，不同经济学家之间也曾展开过激烈地争论。其中一些经济学家站在同劳动者相对立的立场上，即站在管理者的立场上，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主张：应该允许有一部分劳动者失业，以保证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

在现实的社会形态中，这种理论实施的典型,我们可以从南斯拉夫的经济制度中寻找到。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建立之后，它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就是不保障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就业，从而使经济发展能够有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

除南斯拉夫之外，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实行了保障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我国在就业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这一点，曾有经济学家评论道：“如果按照就业人数占有劳动能力人数的比例计算就业率，我国就业率之高是世界之冠。而高就业率却带来了低效率。我国劳动生产率之低也是世界罕见的。”(6)

从经济学家的这一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很明显，这一结论就是，在就业问题上，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是实行允许一部分劳动者失业的政策也好，还是实行劳动者充分就业的政策也好。对于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来说，是没有丝毫影响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高就业率与低效率之间具有必然的联系。我国当前的现状就是最好的实例。

看到这种振振有词的理论，使我们不禁想起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鼓吹的一种论调：没有失业就没有高效率。请看,这二种论调是何其相似啊！难道真的如经济学家所断言的那样，要想提高生产效率，就必须有一定的失业人口存在。否则，要实现充分就业，就一定会造成生产效率的下降。换句话说，只有用一部分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才能换来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有没有必然地联系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就是说，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同劳动者就业程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结论向人们揭示出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并不随着就业率的高低发生变化这一本质联系。

从表面上看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机械化，现代化生产条件的广泛应用，可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劳动者的需求超过了劳动者的供给，因此产生了劳动者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如果不很好地解决这一矛盾，就会影响到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数量，从而使一部分劳动者退出生产过程，使它们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成为失业者。随着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又为失业者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因此使得一部分劳动者又重新得到就业。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假若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小于供给，那么，就会使失业者继续存在下去。整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运动过程。

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作为劳动的后备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即失业工人始终是存在的。即使在当今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也仍然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失业工人，可见，这一事实足以显示出经济学家的上述论断是有历史事实为根据的，它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是由资本主义发展的全部历史来证明的。因此，这种论调比起那些无根据的抽象的空洞议论来说，要高明得多。

遗憾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忘记了马克思的教诲，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之所以存在，并不是由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恰恰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只要生产的社会性质隶属于资本，那么，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就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铲除造成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社会根源。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这一矛盾的出现，并不是由社会生产过程本身的发展变化带来的,而是由社会生产方式的性质造成的。在这里生产的社会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既可以使劳动力的供求矛盾始终存在，又可以使这一矛盾在现实中根本就不能够成立。当社会生产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指引的方向发展下去的时候，就必然会使相对过剩人口存在下去并不断地有所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才会从根本上铲除掉相对过剩人口这一社会问题，使这一社会现象从此不复存在。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劳动生产率同劳动者就业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看作是相互对立的。就是说，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实现高就业率（即指充分就业）,反之，实行了充分就业，必然会带来生产的低效率。这里，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些经济学家的思维中只有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联系。他们把握的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而对于所论及的问题的本质并不清楚。因此，在他们的理论中，这种表面现象中的矛盾就构成了他们的理论观点，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联系。

其实呢？事物都是在发展变化的。各种事物之间的联系也是分为二个层次的。既有本质上的联系也有现象上的反映形式。它们二者之间并不是一致的。当我们停留在现象联系中去进行抽象、概括的时候，就会将这些矛盾的现象当作一种本质的联系，必然的联系去把握。

当经济学家把握住这种表面的联系之后，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人们大声宣布：真理被我们抓住了，它就在我们的思维中。其实呢？他所抓住的不过是一些表面的、肤浅的联系，至于那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他却一无所知。

劳动力的供求矛盾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所引起的，它不是社会化生产过程本身的必然产物。

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下，当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出现了不相适应的时候，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通常表现为二种，其一，劳动力的供给小于需求；其二，劳动力的供给大于需求。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满足不了对它的需求，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劳动者的失业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大于对它的需求，于是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成了多余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

相对过剩的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使得劳动者内部产生分裂，从而使劳动报酬水平的增长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它使资本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以至于不资本主义制度就不可能使劳动者实现充分就业。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因此它就为充分就业的实现提供了最基本的社会条件。实行充分就业的结果，是否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站在劳动者的角度上去分析，就会得出与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答案：充分就业不仅不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它还是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有效措施。

首先一点，充分就业的实现，是使劳动者从生产资料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前提条件。当劳动者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占有者，当他们实现了同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之后，以往资本主义社会加在劳动者身上的绞索——失业的危机，从此就一去不复返了。它将不再屈从于资本的威力，面临着失业的威胁，而被迫地从事非人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将是为了满足劳动者自身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变革的结果将焕发出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体现在生产过程中，就会使它以主人翁的姿态去从事生产劳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极大地提高。

其次，劳动日的长度本身是一个可变量。当劳动力的再生产中，出现了使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它的供给时，劳动者从它的整体利益出发，就可以通过缩短劳动日的办法，做到既保证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就业又不使劳动生产率下降。因为很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在同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基础上，只要将劳动日减少一半，就可以使就业人数增长一倍。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不会使劳动生产率下降的。不仅如此，它还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一可喜的后果。这一点，在劳动日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表现得尤其突出。

正如列宁指出的：“在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工人每小时生产出来的成品要比工作日较短时所生产的少些，而且还坏得多……这已为工业发展的全部进程所证实。”(7)

在现实生活中，6－1＞6的奥秘，(8)纺织行业实行“四班三运转”的实例，(9)都说明了缩短劳动时间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劳动的紧张程度已经达到了极限的情况下，缩短劳动时间，扩大就业人数，同样可以做到既保持劳动生产率不下降，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目的。这就是说，无论劳动的紧张程度如何，缩短劳动时间都可以做到既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又可以使充分就业得以实现的结果。可见，充分就业与低效率二者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经济学家之所以将事物在表面上的联系看作了本质的联系，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割裂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采取了一种就事论事的态度。当经济学家把劳动日的长度凝固起来之后，就会得出：“充分就业必然会降低生产效率”的结论。因为“三个人的活儿五个人干”在劳动时间、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情况下，自然会出现生产效率不高的必然结果。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高就业率固然与低生产效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它却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劳动者所获得的劳动报酬水平的高低。这一点，经济学家曾将它形象地比喻成“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静止的观点上去考察，那么“三人饭五个人吃”，必然会使每一个人吃的饭量减少。但是，在考察复杂的社会问题时，这种静止的观点是万万要不得的。

“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从发展的观点上看，在一定的条件下固然会使每一个人都吃不好，但是，在另一种条件下，它又会使每一个人都吃得相当不错。在这里，决定的因素是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同，就会使个人消费品的总量也会不同。“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在劳动时间较长，劳动的紧张程度又不够的情况下，自然会使劳动生产率不高，劳动产品总量增长不快，因而使个人消费品数量相对减少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不用说五个人吃，就是三个人吃也未必吃得好。反之，在劳动时间缩短，劳动的紧张程度提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从而使劳动产品总量也大大增加，个人消费品的数量也就会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三人饭五个人吃，难道会比前一种情况下的三人吃要坏得多吗？

可见，“三人活儿五人干，三人饭五个人吃”，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生产的社会形式方面对生产发展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它是站在静止的角度上，从单纯的物质生产过程方面考虑问题时所得出来的一种悲观论调。

第6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1]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J].日本学刊，2013,(6).

 

[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第7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新古典综合派 新剑桥学派 凯恩斯 时间维度

凯恩斯之后，在对凯恩斯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上，以萨缪尔森、托宾、索洛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美国剑桥）与以罗宾逊夫人、卡尔多、斯拉法等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英国剑桥）就资本理论、分配理论、发展理论等众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是如何发展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形式上则表现为作为后凯恩斯主义的两个支派怎样做才能真正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的问题。在如何继承和发展凯恩斯理论这个问题上，两个剑桥学派之间同样充满了分歧，其中有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就是他们对于凯恩斯如何认识和处理时间的不同解读。

凯恩斯革命以及凯恩斯对时间的处理

在凯恩斯之前，由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供给将创造自己的需求”原理以及货币中性原理等早已深入人心。对这些基本原理的信仰使得经济学家们相信：真实工资的迅速调节能带来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因此，充分就业均衡是劳动市场的常态。过去的历史对现在没有什么影响，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对现在也没有什么影响。凯恩斯试图摧毁这些传统，对于时间维度的处理就是他破旧立新的突破口。

凯恩斯认识到“在生产者付出成本到最后的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期间，往往是有一段时间间隔的，有时甚至是很长一段时间”。雇主无法确定产品在未来的销售情况，只能尽量做一个最好的期望值。只要生产需要时间，雇主就只能依靠这些期望值。雇主们脑海中的这些期望值决定了雇主提供的就业量。期望值一旦变化，就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逐步地影响到就业量。任意找出一个时点，这个时点上的就业量不仅取决于现在的预期状态，还取决于过去某段时期中的许多预期状态。但由于过去的预期已为今天的资本设备所包含，所以就业量就可以在参考今天的资本设备的情况下，根据今天对未来的期望值而定。

可见，凯恩斯在发展自己的就业理论的时候，通过使用预期将过去、现在和未来连结在了一起。过去包含在资本存量中，但人们却苦于无法突破对于未来的无知，在动物精神的驱使下，投资量会出现剧烈的变化，就业量也会随之发生剧烈的变化，非自愿的失业将会出现，充分就业不过是一种特殊情况而已。

凯恩斯在其经济理论中，将经济周期归结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息率的交互作用，但最终还是归结为人们对未来的处理。人们在面对时间的时候，既有理性的一面，又常常受到动物精神的支配。人无法冲破时间的藩篱，最终必被时间戏耍，资本边际效率的变化体现的正是时间的力量。

在凯恩斯之后，出现了以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所倡导的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罗宾逊夫人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倡导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二者之间都宣称自己才是凯恩斯宏观理论的真正继承人并展开了激烈论战，史称两个剑桥之争。

新古典综合派对凯恩斯理论的“均衡式”解读

新古典综合派区分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凯恩斯的理论以及一系列基于凯恩斯理论的新成果被综合在一起形成宏观经济学。这种宏观经济学被称为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继承了凯恩斯的积极干预的政策主张并保留了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但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这种修正和发展主要是去掉了凯恩斯分析中的非均衡理论，而使用均衡分析的方法对凯恩斯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和改造。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带回了瓦尔拉斯的均衡世界。

希克斯于1937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凯恩斯先生与古典学派：一种建设性的解释”的文章，提出了IS-LM模型的最初形式。此后，用IS-LM模型解读凯恩斯就成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的标准做法。从IS-LM模型中可以方便地推导出总需求曲线AD，总供给曲线可以通过短期生产函数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推导出来，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将凯恩斯理论的要点用四个方程联立的方程组表达：

商品市场均衡，IS方程：i（r）=s（y）

货币市场均衡，LM方程：M/P=L（r，y）

劳动力市场均衡：D（W/P）=S（W/P）

短期总量生产函数：y=y（N，K）

其中，i表示实际投资，s表示实际储蓄，r表示实际利率，y表示实际产出，M表示名义货币供给量，P表示名义价格水平，L表示货币需求，W表示名义工资水平，N表示就业量，K表示短期中固定的资本数量。联立前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需求方程，联立后两个方程可以得到总供给方程，联立总需求方程和总供给方程就可以得到均衡产出和均衡价格水平。上述模型可以用图1来表示。在图1中，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相交于E点，E点对应着方程组的解。均衡价格水平为P0，均衡产量为y0。要保证上述模型的成立，三个假设条件是不可缺少的。第一，价格具有完全弹性；第二，价格预期具有单位弹性；第三，不存在货币幻觉。第一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工资和价格刚性的论述，第二个假设条件完全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不确定性的论述。因此，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通过去掉凯恩斯理论中的非均衡思想，将凯恩斯的理论又强行纳入了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

新剑桥学派的历史观

新剑桥学派的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意新古典综合派的上述做法。认为这是对凯恩斯理论的刻意歪曲。既忽略了凯恩斯关于价格刚性的论述，也完全没有涉及分配问题。由于储蓄分为资本家储蓄和工人储蓄，简单假定投资等于储蓄就是不合理的。罗宾逊夫人曾指出稳定均衡的实现至少依赖于六个条件：实际工资与人均产量同步增长；工资和利润的分配比例保持恒定；资本存量与人均产量在扩张速率上保持一致；储蓄率恒定；投资能保持必要的速度；稀缺约束能被技术进步所打破。罗宾逊夫人随即论证，这六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在现实中都难以实现。新古典综合派试图将凯恩斯理论拉回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是太过于天真。

在新剑桥学派看来，凯恩斯革命的真正精髓就在于从均衡观走向了历史观。均衡观认为经济变量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下可以达致一种均衡状态。无论是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利息率还是就业量等，都会在市场供求的作用下达致各自的均衡状态。不难发现，均衡观在解释经济运行时持一种静止的、永恒的观点。历史观则要通过对时间的引入来打破均衡观的藩篱，采用历史观，就意味着要正视昨天和明天之间的不同，要正视导致经济系统当前状态的历史因素和其面向未来时的不确定性。就像罗宾逊夫人指出的那样：“现在就是介乎已逝的过去和未卜的未来之间的时刻”。罗宾逊夫人强调从均衡观走向历史观是凯恩斯的一个重要贡献，而新古典综合派却将凯恩斯理论置于均衡框架之下，使得凯恩斯的理论与真实的、历史的时间相脱节，变成了纯粹的毫无历史特征的数学模型。

为了表明均衡观和历史观之间的区别，如图2所示，根据均衡观，均衡的物价水平是在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交点处决定的。开始的时候，均衡的物价水平以P0来表示。后来，由于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导致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动到了AD1，均衡物价水平因此从P0上升到P1。

但这显然不符合凯恩斯本人的观点，凯恩斯认为物价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货币工资率。而一个国家的货币工资率则是由历史因素决定的，并受到近期能够影响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力量对比的那些因素的影响。新剑桥学派认为凯恩斯有关货币工资率决定物价水平的观点是对均衡观的重要否定。另外，新剑桥学派在其价值理论中，突出强调利润加价对于价格的影响。利润加价具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独特的历史特征。在分配和增长理论中，他们强调分配状况取决于投资率，投资率的变化受到历史、制度、习俗、心理状态等多种因素的制约。

新古典综合派和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着共同的努力方向，那就是通过高度抽象和数学化、形式化来构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可以超越历史、超越国别、超越不同的文化和制度直至超越了时间。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们的经济理论完全抛弃了对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分析，而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的分析。只要一个社会中还在使用生产要素进行生产，他们的理论就是适用的。与之相反，新剑桥学派强调用历史观去替代均衡观，强调过去是不可逆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罗宾逊夫人写道：“时间在两个显著的方面不同于空间。在空间中，物体从A向B的运动可以改变为物体从B向A的运动，但在时间中，可行的总是最为严格的单行线交通规则。在空间中，从A到B的距离与从B到A的距离其长短是一样的，但是在时间中从今天到明天的距离是二十四小时，而从今天到昨天的距离则是无穷远，就像诗人常说的那样”。因此，新剑桥学派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应该与特定的制度、文化相适应。

对两个剑桥之争的评价

在两个剑桥的争论中，以新古典综合派取得完美胜利而告终，新古典综合派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而新剑桥学派则被打上了“异端”的标签。这是由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首先，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和政策符合西方国家政府的利益。美国这一时期的繁荣和霸主地位的确立也是人们相信新古典综合派所宣扬的混合经济制度的力量。其次，新古典综合派将凯恩斯有效需求管理的思想纳入一般均衡轨道的做法受到了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欢迎。最后，美国剑桥一直试图塑造“科学化”的经济学，而英国剑桥则坚守了经济学是人文学科的信念。但是，事实上，在对凯恩斯思想的解读上，新剑桥学派的确更加接近凯恩斯的原意。凯恩斯的《通论》中充斥着非均衡的分析，其对于历史和未来不确定性的强调也迥异于后来的新古典学派。

参考文献：

1.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华夏出版社，2012

2.琼·罗宾逊著.陈彪如译.现代经济学导论[M].商务印书馆，1982

3.汉森.徐宗士译.凯恩斯学说指南[M].商务印书馆，1963

4.邱晖.经济学的力学、生物学隐喻及其对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时代，2012（3）

5.邱晖.重新认识凯恩斯革命：基于时间维度的处理[J].商业研究，2011（11）

6.平新乔，刘伟.均衡与非均衡：两个剑桥之争的实质[J].经济科学，1989（3）

第8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由于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以有意无意促成了经济学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潮。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本身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里，要么是“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组合，要么是“投资、出口和消费”三驾马车的组合，所以经济增长政策大部分集中在容易改的领域。对劳动力尤其是大规模流动的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值和消费增长方面的经济政策，由于困难较大，相对而言欠缺一些。

城市化涉及的问题显然要复杂很多，比如吸纳人口、保障就业以及扩大内需，意图就是应对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和内需不振的问题。关于城市化的首要争议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如果从劳动力和消费角度观察这三种建议的实施效果，发展大城市不仅在吸收劳动力就业方面具有优势，且即使在有户籍的就业者和无户籍的就业者之间有消费落差，其整体带动的消费依旧远高于新农村和小城镇建设，并且农村和小城镇的部分消费与城市无户籍就业者的收入转移也有很大关系。

质疑发展大城市的人往往没有意识到，大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市场过程，并非完全依靠政府推动。中国地域广大，多个聚集中心的出现是长期结果。“北上广”的出现当然不能撇除政府的作用，但城市发展的大势还是因为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实现了“受限制”的流动。

所以，争论发展大城市还是建设小城镇或新农村，主要是未能理解“要素朝边际收益更高的地方流动”这一基本经济规律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反倒是小城镇和新农村的提议有可能强化政府对要素市场的干预，把劳动力留在农村或小城镇，不仅限制了劳动力本已受限的流动，也无法真正拉动内需。

城市化的下一步，应朝进一步鼓励要素自由流动的方向走。而改革的当务之急是放开户籍制度，除扩大部分省市已经在试点本区域内的城乡互通，也应推动试点不同省市之间的互通。将户籍与福利脱钩，而只作为身份登记管理。

第9篇：劳动经济学就业方向范文

关键词：宁省 经济转轨 就业效应 宏观经济政策

宁经济进入转轨阶段、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进入转轨深化期以来，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长期性就业隐忧开始显现，其持续演进必将成为制约宁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阻碍力量。

一、宁经济转轨的就业增长效应

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经济转轨期以来，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宁经济总量的增长，11164.3亿元的GDP使宁于2007年跨入“万亿俱乐部”省份行列。但是，尽管随着宁地区经济转轨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就业总量由1996年的2031.8万人提高到2007年的2180.7万人，但是宁省的就业弹性却表现出了总体下降趋势。有数据显示，1978―1996年间宁省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283，但1997―2009年间的平均就业弹性则仅为0.056（见图1）。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1979年以来，宁省就业弹性累计四次出现负的情况，且全部发生在经济转轨比较激进的1997―2009年间。这与国有企业在此期间大比例、密集性退出关系极为密切，同时与宁地区“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延续和强化密不可分。我们对1985―2007年宁省经济增长与固定资产投资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线性回归分析（95%显著水平），结果显示，二者之间始终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增长弹性却在不断下降，已经由1981―1996年的0.404下降至1997―2007年的0.277，这表明宁经济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不但没有得到加强，反而趋向于日益弱化。与此同时，通过计算1985年以来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发现宁省固定资产投资大比例增长的同时， 其就业弹性则始终在低水平波动。这样，在国民经济越发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同时，后者对就业的拉动效应又是极低的，就业总量的变动情况自然也就难以令人乐观。

二、宁经济转轨的就业结构效应

从理论上判断，经济体制转轨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所有制结构的调整过程，但它通常会伴随较为强烈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会对就业结构产生显著冲击。

一方面，从所有制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随着经济转轨进程的加快和国有企业退出速度的提升，原本滞留在国有企业中的隐性失业者不断流出原有单位而公开化。有数据显示，2000年宁省非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9.68%，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占全部城镇基业人员比重为50.32%，二者比例接近1∶1。但是到了2009年，城镇国有单位就业人员的比重则迅速降至28.61%，而非国有单位的就业人员比重则跃升至71.39%，二者比例已经远远超过了2∶1。

另一方面，从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结构变化角度看，产业是就业的载体，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引发就业结构的变化。如果定义各产业从业人员占全域从业人员比重与其生产总值占全域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差为产业结构偏离度的话，那么图2表明，宁省30余年来第一产业的产业结构偏离度始终为正，说明该产业的就业增长比重始终高于产值增长比重，产业内部仍然积存着劳动生产率较低从而有待于迁出的过剩劳动力；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度始终为负值，尽管1978―1992年期间其绝对值总体上不断下降，但随后就在总体上不断上升，表明该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始终较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潜在就业拉动效应正在趋于下降。与此同时，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的变化稍显复杂，自1986年起由正转负，而后又于2006年开始由负转正，表明该产业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度已经开始提高，其对增量劳动力的人力资本需求也越来越高，从而新增劳动力的进入难度也正在不断加大。

三、宁省的长期就业隐忧

近期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宁省人口的总负担系数稳步下降。鉴于此，能否在经济转轨不断深化的同时，充分利用由这一有利的人口红利期所带来的劳动力资源优势，加速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就成为一项重大课题。抛开前文已经分析的经济增长的就业拉动效应非常微弱和就业结构偏离度过高问题不论，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周期性失业端倪初显等长期就业隐忧均已成为决策科学化的严峻挑战。

（一）摩擦性失业趋于普遍

以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为例，有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宁省下岗和失业人员的再就业成功率平均水平只有52.6%，最低数值出现在2000年，为43.3%。2000年以后，这一数字尽管有所提高，但即使是最高年份（2005年）的数值也仅为58.7%。

（二）周期性失业端倪初现

以1997年以来宁省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为因变量、经济增长率为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结果显示，在95%的显著水平下，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007，已经表现出了微弱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情况表明，宁省就业总量的变动将可能在未来经济运行进入下行通道时，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同步性下滑。

四、宁省就业促进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

（一）转变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目标取向

将就业增长与失业治理目标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而加以优先考虑，并通过各类政策手段协调性地推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进程，实现经济发展同就业增长的协调演进。

（二）多元措施并举，加大就业需求的创造力度

一是要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扶植力度，提高其存活概率和存续时限，提高其就业吸纳能力。二是紧紧抓住开发和建设“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和突破“西北”的有利时机，进一步统筹规划相关县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布局，特别是要加强相关县区内部的小城镇建设，使其真正发挥就业需求的“引擎”效应；三是有效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热情，鼓励各类社会成员自主创业，特别是鼓励就业困难群体自主创业，实现就业的“倍增效应”，提高全社会的就业增长速度。

（三）改善劳动力供给，切实缓解就业供需之间的数量和结构矛盾

一是在充分发挥就业主管部门主导作用的同时，广泛发动各类社会团体，继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就业培训，有效提高下岗、失业群体的再就业能力和再就业信心，促进其顺利实现再就业。二是统筹规划，根据全省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方向，大力发展各类职业教育，特别是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实现职业教育和就业的“一元化”。

（四）加速产业结构适应性调整步伐

在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科技领先型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要丰富服务业内涵，促进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第三产业迅速崛起，使之成为解决长期就业问题的主力军。当然，在政策倾斜方向的选择上，则应在鼓励传统的餐饮服务业、批发零售业发展的同时，大力促进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旅游、社区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的发展，以此引导新增劳动力向第三产业流动。

（五）加强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应对摩擦性和周期性失业难题

一是要不断充实劳动主管部门就业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提升其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使之在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和成熟过程中发挥应有的示范效应。二是鼓励各类社会力量进入劳动力服务市场，充分发挥其信息来源广泛、服务形式灵活、服务内容广泛的优势，快速成为行业中的生力军。

参考文献：

①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与发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②蒲艳萍. 转型期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中国就业效应[J]．《统计与决策》，20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