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发展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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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从当前到2025年，部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价值将会增加，而另一些则会降低。同时，还将产生新的知识和技能需求――而不同专业领域的需求也将各不相同。因此，PQ和七大“商”的设立和应用，将有可能为职业会计师及其用人单位提供标准化、结构化的职业发展方法。

未来5―10年会计师最重要的技能

对审计和鉴证专业人员而言，未来5-10年间，某些领域的技能将变得日益重要。这些技能包括（按重要性降序排列）：商业头脑、了解洗钱行为、分析性思维、法务审计、跨职能部门工作知识，并且能够从全球视角分析问题。

目前匮乏的最重要审计和鉴证技能包括：

1. 信息技术知识；

2. 沟通技能；

3. 特定领域知识；商业意识；全球视角。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技能包括：

1. 人工处理；

2.传统的历史数据审计；

3.小型实体审计；

4.实务管理：广告、宣传、业务获取和费用。

未来5-10年间，一些领域的某些能力和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更多利用新兴技术，并增加对它的依赖度，如云计算和大数据、集团重组等；同时提升交流沟通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履行业务合作职能。

目前匮乏的最重要企业报告技能包括：

1.对企业报告（合并财务与非财务信息）及相应支持性报告框架进行整体性观察的能力；

2. 新兴发展趋势，如移动和云技术、数字货币等；

3. 金融数学。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企业报告技能包括：

1.基本的人工记账和会计技能，因为这些工作将实现自动化；

2. 合规报告，因为此报告将变得越来越商业化。

对财务管理者而言，未来5-10年间，一些领域的相关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包括：环境问题与综合报告、信息技术知识及其应用、批判式分析思维与解释/报告、结构调整与重组。

目前匮乏的最重要财务管理技能包括：

1.对新兴问题的认识；

2.沟通交流、业务合作与关系建设；

3. 高级投资评估与分析。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财务管理技能包括：

1. 基本的记账和交易处理，因为此类工作将实现自动化，并分配给文职人员；

2. 历史数据分析；

3. 传统评估方法，如净现值评估。

未来5-10年间，某些领域的特定能力和技能将变得日益重要，包括：对（接受和计算）风险及风险管理、减缓和控制采取更具开创性的应对方式；环境规制、可持续性报告和综合报告。职业会计师需凭借个人适应性和企业敏捷性，针对各种内外因素进行快速调整和变革。

目前匮乏的最重要战略规划与绩效管理技能包括：

1.沟通；

2. 超越数字；

3. 日常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

4. 将数字技术应用于各领域（如分析）的能力。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战略规划与绩效管理技能包括：

1. 交易处理与记账――这些工作都将实现自动化和外包；

2. 传统管理会计技术；

3.应用各种模型的能力，如Johnson、Scholes和Whittington、波士顿咨询集团增长份额矩阵、阿什利奇投资组合矩阵等；

4.日本商业实践与管理会计技术，包括：改善成本法（Kaizen costing）、目标成本法、及时制和全面质量管理。

对税务人员而言，未来5-10年间，一些专业技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具体包括：资源管理（人力、项目、时间、任务和预算）、商品和服务流动（关税/进口税/出口税）、直接和间接税之间的相互作用、劳动力移动性和适应性以及集团交易等。

目前匮乏的3大最重要能力和技能包括：

1. 专业技能；

2. 商业意识；

3. 了解数据分析工具和专家系统。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技能包括：

1. 人工计算和申报所得税、遗产税、就业税和营业税；

2. 日常后勤工作；

3. 非技术性利益相关方的税款折算；

4.利用税收减免政策，递延和最大限度减少处置资本资产的税负。

对位于治理和风险相关岗位的职业会计师而言，未来5-10年间，一些技能的重要性将日益提升。具体包括：对复杂问题进行优先排序和简化；创新实践、决策和问题解决方式；建立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应对公共部门的企业治理发展；表达技能；与利益相关方合作；敢于挑战的信心；法律技能等。

目前匮乏的最重要治理、风险和道德技能（和/或指南）包括：

1. 技术意识与应用；

2. 国际治理和风险管理最佳实践与框架（及指南）；

3. 职业和企业道德（及指南）的实际应用。

未来1-3年内重要性将降低的治理、风险和道德技能包括：

1. 合规：将日益实现自动化或进行外包；

2. 人工控制：目前人工进行的工作将日益实现自动化；

3. 实现非上市公司最佳企业治理实践专业化：该领域的国际化进程将加快。

结束语

在贿赂和腐败猖獗的国家，或是在宗教、种族和政治相关地方文化传统引发治理难题的国家，职业会计师更是面临着众多问题。在此情况下，职业机构势必应在资质认证的整个过程中加强对职业道德的重视，而用人单位则应通过提供更多的在岗培训和指导，为会计师个人道德和企业道德的发展提供支持。

在某些特定领域，职业会计师还需获得特定的支持，来发展和提升新的专业技能。例如，到2020年，越来越多的会计师将需要掌握基本的伊斯兰金融知识，其中一些甚至需要成为此领域专家。而诸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9号―金融工具》（IFRS 9）等相关准则也应建立在金融数学的基础上――这一趋势将促使这些准则的应用者和审计者强化对金融数学的掌握。

此外，本研究发现的一些新兴趋势还将对所有执业会计师、以及与会计师存在职业联系的所有企业和组织产生一定影响。虽然会计师似乎缺乏重要的数字技术知识和技能，但他们必须了解且能够应用各种新兴技术；许多会计师应成为预测性分析工具、大数据和智能软件的使用专家；而一些会计师则应集中应对企业治理的固有风险和面临的挑战。

未来10年里，职业会计师需要借助各种外部支持，才能实现娴熟专业技能与较强沟通技能的互补――后者在所有专业领域和各级职业岗位上似乎仍较为匮乏。实践中，会计从业者和相关人士对“沟通技能”一词赋予的意义，将导致各方难以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专业人士曾强调指出，许多新获执业资格的会计师既缺乏建设性应对冲突的人际交往技能，也缺乏提出必要质疑的信心。同时，许多首席财务官也缺乏战术思考和行动能力，甚至无法进行清晰的陈述介绍，难以向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推销自身想法。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就是会计师对所在企业或组织及其运营环境，以及影响企业或组织的本地及全球趋势认识不足；这不利于会计师形成全面认识，也降低了他们与（企业内外）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如今，仅仅会使用金融语言进行交流已远远不够。

第2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我国财政预算 绩效管理 发展瓶颈 研究

一、引言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是指明确的公共支出绩效目标的制定以及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对于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科学的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同行政评价，预算编制等环节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财政预算绩效管理重点强调财政支出的责任以及效率，并通过绩效评价促使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质量和水平。

目前，制约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瓶颈主要在于国家庞大集中的公共财政权力和比较稀缺的社会管理资源以及公众参与的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财政部门需要不断改革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体制，采用新型的治理形式，对于财政预算施加有效的约束，从而不断提高我国财政预算的效率，更好的发挥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

二、制约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瓶颈

（一）制度制约

制度问题是制约我国财政绩效预算管理发展最重要的因素和瓶颈。制度制约主要体现在立法保障不足和制度供给不足两个方面。首先，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立法层析比较低，这是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最大瓶颈，使得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一直难以得到推进和突破。目前，我国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方面的法律基础比较薄弱，绩效管理改革的框架，程序以及规则都没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作为保障，使得财政预算绩效管理难以得到根本性的发展和突破。其次，我国财政绩效管理的制度供给不足，存在着制度建设比较迟缓，重点不突出，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改革。一方面，预算绩效管理的相关制度建设比较迟缓，仍然集中于完善绩效评价体系，没有将绩效管理上升到更高的层面，没有将绩效管理全面的同预算管理结合在一起，制约了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仍然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作用发挥需要一整套完善的体系发挥作用，其中包括组织实施，信息搜集，绩效报告，结果审计等一些类流程，仅仅依靠绩效评价是远远不够的。

（二）技术制约

技术制约是影响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最直接原因，技术制约最主要是指目前我国的财政预算绩效评价体系不完善，不能为预算绩效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首先，我国目前的绩效评价体系比较不完善，在评价中过多的采用定性指标作为评价标准，导致评价的结果比较粗放，不太科学。在确定定量指标的方面比较简单，使得没有总体特征和个体特征不能的很好的区别和体现。其次，在进行绩效评价的时候，采用的方法不是很科学。从我国目前采用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方法来看，目前主要采用的有目标比较法，因素分析法以及成本—效益分析法等比较简单的方法，没法提供准确详细的评价结果。一些比较先进的方法。例如层次分析法等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另外，目前的财政预算绩效评价的标准质量不高。由于我国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的起步比较迟，使得很多部门的绩效信息比较缺乏，无法为绩效评价提供科学有效的标准。

（三）环境制约

所谓环境制约是指我国推行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环境不完善，导致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比较滞后。首先，我国的财政权力结构不是很合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使得财政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地方各部门以及民众掌握的权力有限，使得全面的财政预算绩效管理难以开展。其次，我国的社会管理资源比较稀缺，公众力量参与财政预算管理的程度不高，制约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公众力量不能很好的参与到财政预算绩效管理中来，使得财政预算管理的透明度非常低，没法对于财政预算管理进行很好的监督，政府部门的权力过大，这些都严重阻碍了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发展。另外，会计制度等方面的因素也是制约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重要环境因素。

三、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对策

（一）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

健全科学的制度体系是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根本保障，因此，要不断建立健全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制度体系，从而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首先，要不断的转变政府行政职能，循序渐进的建立财政部门的绩效目标管理的制度，从而实现财政部门管理制度的绩效化；其次，要不断的将绩效管理的目标细化，把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目标转换为可以量化的，以绩效为主的绩效目标体系，从而实现政府公共部门目标管理的绩效化；另外，要按照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和预算评价的要求，建立以绩效评价结果为导向的，以财政部门为监管主体，以预算部门为责任主体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二）设置绩效管理专业机构，配备专业管理人员

首先要成立专门的绩效管理科室并配备专业人员，把绩效管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要强化绩效管理的理念，优化绩效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根据需要举办各类绩效评价的培训班和讲座，学习先进经验，再通过工作实践提高工作水平。借助外部资源，建立绩效管理专家库，财政机关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特点组织和聘请有关专家、学者及社会力量、中介机构来开展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财政机关要加强与政府计划、审计、监察、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规划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处理好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关系，取得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形成合力，保证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有效开展，提高绩效评价的效率效果。

（三）加强财政资金收支计划的预算管理

财政资金收支计划的预算管理是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财政资金收支计划管理时，财政部门要与其他各个部门紧密配合，做好相应的预算管理工作。首先，要做好预算内资金收支计划的预算编制工作。各级部门应该根据上年的预算内资金的收支情况，结合本年度的计划和目标，科学合理的编制本年度的收支计划。在收支计划的预算编制时，要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绝对不能出现赤字预算的情况。其次，各部门要严格按照预算内资金收支计划的编制，严格的予以执行。各级部门要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来进行收费，在相关支出中要严格按照预算指标来执行，专项支出要严格按照相关的程序规定来执行，并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另外，要从源头上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合理性，严格执行绩效分配，中期评估和结余结转制度。在财政项目资金的分配使用方面，要严格按照绩效管理的相关手段，对于项目资金进行严格的绩效评价，对于执行不到位和无法执行的项目资金，要调整到更加需要的项目中去，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全面提高财政绩效评价工作的水平

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是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核心环节，因此，全面提高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是推进我国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关键。首先，要提高财政绩效评价的立法层次，从法律层面上为财政绩效评价工作提供支撑保障。要根据绩效管理工作发展的需要，有计划的，循序渐进的推进绩效评价的法制化进程。其次，要不断加强绩效评价工作的组织协调。绩效评价工作除了财政部门之外，还涉及到很多部门，是一项系统综合的工程，因此，要形成以财政部门为主导，各部门积极配合，公众广泛参与的绩效评价工作机制，从而提高绩效评价工作的效率。另外，要不断提高绩效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客观性和实用性。要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一定要坚持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指标评价方法，不断的提高定量分析的比重，尽量减少定性分析。

（五）大力推进财政预算透明公开化

财政预算的透明公开是建立公共财政体系的要求，是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的重要保证。要提高预算编制的具体性和完整性，将收支的分类不断细化，财政部门要编制中期财政预算，健全预算报告制度，并提高预算公开的主动性，定期的向社会公众公开预算政策，预算制度，预算收支以及预算资金的使用情况等信息，使得社会公众能够全面的参与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中来，充分发挥其监督的作用。

四、总结

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是公共财政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门，财政部门应该重视到财政预算绩效管理发展中所遇到的瓶颈，不断的采取措施，突破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约束条件，从而推进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改革。

参考文献：

[1]杨玲香.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 2011

第3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NGO；西北地区；社会工作

一、导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上由单一计划经济发展为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上更具民主、开放性，民众文化生活充满活力。但也应看到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由于利益分配格局的急速扭转、社会流动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社会矛盾问题依然存在。按照传统思维，政府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大家长，对所有社会事务承担责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却能够看到许多政府难以胜任解决的问题。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调节作用也经常会存在失灵现象。所以，为了应对新形势下政府问题处理能力不足，市场失灵现象，NGO便应运而生。

NGO作为自主、高效、全面的“第三部门”，也会一直在政府层面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下不断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NGO组织自身也要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不断调整发展模式，积极主动寻求服务创新。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会出现由广大NGO组织参与下的公共社会治理模式，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将会看到自由民主思想指引下的NGO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二、概念界定

NGO是“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的缩写。是独立于政府（第一部门）、企业（第二部门）的自愿者组织（第三部门）。也称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等。1952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将NGO定义为“凡不是根据政府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

三、兰州市NGO发展现状与原因剖析

（一）总体现状

兰州市民政局2011年兰州市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2011年兰州市对民间组织依法管理力度继续加大，民间组织统计分类结构进一步优化。截止年底，全市各类民间组织发展到1412个，其中社会团体62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783个。

（二）四所机构的情况

文章主要描述兰州4所NGO机构的现状，分别是兰州市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这些NGO大都是在近几年刚刚成立。办公地点都在兰州市内，往往以小区居民楼形式作为办公机构。在机构内人员配比上，各机构基本都有部分高学历人员作为负责人领导工作。在职人员配比上以全职、兼职、志愿者为主体。但因机构规模的限制，导致全职人员数量普遍较少。各机构都以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活动区域基本局限在甘肃省内。本地区土生土长的NGO较为普遍。仅仅有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作为全国性的NGO在甘肃省内开展工作。

1.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

兰州慧灵智障人士服务中心是一家专门针对智障青少年及成人提供专业服务的非营利性公益机构（NGO），为广大智障朋友及其家庭提供他们需要的服务支持和引导，目标是希望更多智障朋友及其家庭过上正常化、有品质、社区化的普通工作和生活方式。其主要服务提供对象是14-40岁左右的智障人士，提供服务方式为日间活动与训练、艺术调理、艺术技能培训、夜间住宿、家长培训与支持、助养助学、助残社工培训、热线服务等。

2.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

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是一家正对妇女、儿童设立的心理服务机构。其日常活动方式主要包括：提供服务、宣传、培训研究交流、开展启蒙性活动、热线服务、政策建议，提案、调查研究、志愿者服务等。

3.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

兰州欣雨星儿童心理发展中心致力于促进正常儿童的心理健康发展，同时关注心理发育偏异如孤独症、智力发育落后等儿童的筛查、评估及早期干预，促使其中大部分儿童能够和正常儿童一样融入社会，拥有美好未来。

“中心”业务团队由心理医师、心理咨询师、康复训练师组成，均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全部接受过康复或心理专业培训。与国内众多业务发展领先机构建立了业务交流和信息互通渠道，为本“中心”的业务发展奠定了与国内同类机构同步发展的条件。

4.甘肃省绿驼铃环境发展中心

该机构发展注重与相关企业、部门、NGO进行交流合作。与兰州市环保局、兰州市文明办、甘肃省团委等政府部门都有合作。开展了“乐行行”环保宣传活动、摄影展等。在与国内其他NGO组织交流方面，绿驼铃与“甘肃兴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c绿中国”、“芜湖生态中心”、“大爱清尘”、“梦”等开展了兰州空气观察行动、为尘肺患者送制氧机、培训和调研活动。该机构与企业的交流也非常频繁，与可口可乐兰州分公司、中国移动甘肃分公司、安利、兰州自来水厂进行了参观交流与培训活动。其中与安利合作为甘南玛曲捐赠太阳能板活动受到了社会大众的一致好评。此外，机构与美国自然资源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开展了文县茶园村灾后重建与黄河玛曲草原保护交流活动。

四、兰州市NGO发展建议

（一）资金来源与筹集

第4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政府治理 政府会计 公共受托责任 政府会计改革

当今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新的政府治理变革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组织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这些变革涉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全方位的调整，变革的目的是追求政府的善治，这场波及世界的政府治理运动依托于一系列创新性制度的设计、选择和安排，反映了当代政府治理变革的基本理念和价值。政府治理的变革必然推动政府会计改革，要求提供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财务报告信息，以实现政府治理的目标和要求。

一、政府治理及其特征

（一）政府治理的涵义

政府组织是现代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部分。政府是指国家权力的执行机关，即接受人民委托，利用公共资源，为公众提供各种服务，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管理机构。确切地说，政府指的是整个公共部门，包括政府单位和公立非营利组织。因此，从广义上看，我国的政府组织就是整个公共部门，包括各级政府、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从狭义上看，我国的政府组织仅指各级政府机关、立法机构、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政府权力机关。

政府变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内容之一。从企业和政府改革的实践看，一个公司需要治理，一个国家也需要治理。政府治理就是试图通过改革政府职能活动范围和运行机制，力图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之间寻求更为有效地提高公民福利及提升国家生产力、竞争力的制度安排和创新性组织。其中“治理”的基本涵义是在一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党的十以来，随着我国大规模的政府行政改革，通过有效的政府治理变革，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府行政体制和公共管理体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成为推动市场经济的服务性政府，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

（二）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三个最重要的次级体系。政府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政府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政府治理理论认为，政府并不是国家唯一的权力中心，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可以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非强制的合作。因此，治理的主体不仅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而且在这些多元化的主体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依赖的关系。

2.政府治理过程的互动性。“政府治理”旨在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纵横协调的、多元统一的社会治理结构。因此，政府治理在强调国家与社会合作的过程中，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定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

3.政府治理范围的广泛性。政府治理不同于传统的以领土为界的民族国家管理模式，它涉及的对象要宽泛得多。由于治理的权威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非政府的、跨国界的民间组织，所以治理的范围既可以是特定的领土界限内的民族国家，也可以是超越国家领土界限的国际领域。

4.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效性。政府治理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服务性政府，实现其依法行政透明高效有责任的政府。政府治理目标的有效性，就是将企业运作模式引入政府机构，按企业模式重塑政府。政府治理强调政府管理的成本，重视管理的绩效，把政府效率的提升放在行政成本降低效益增长的双向思考中。

二、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的关系

（一）政府治理与新公共管理模式

1.政府治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即“新公共管理”运动。经合组织（OECD）1995年度的公共管理发展报告《转变中的治理：OECD国家的公共管理改革》一文指出：经合组织国际的政府治理变革具有一个已经发展起来的共同的议事日程，这就是“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这表明传统政府治理理论及实践向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转变，也是经合组织（OECD）成员推行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力量。

2.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特征。新公共管理理论是政府治理变革的理论标向。经合组织（OECD）提供的“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基本框架建议，认为它包含了五个方面的主要要素原则，即透明度、负责任、灵活性、前瞻性、法律和正直，其宗旨是倡导建立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最大限度地重视国家资源的使用效率。”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普遍实行了以市场为导向的行政改革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着新公共管理理论。这种新公共管理政府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特征：（1）政府是依法行政政府，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之下行使；（2）政府是有限权力政府，政府公共权力由人民授予，必须严格限定在为人民服务的范围内；（3）政府是透明政府，严格实行政务公开，避免暗箱操作，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4）政府是责任政府，政府及其公务员所行使的一切权力背后都连带着一份责任；（5）政府是效能政府，必须严格注重降低治理成本并提高服务质量，避免机构人员膨胀（王成国，2008）。目前，新公共管理运动已席卷全球，我国也正在进行深化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试点，政府的功能将逐步向服务型、绩效型政府转变。

（二）政府治理与公共受托责任

1.政府治理的实质。政府治理是政府行使权力、制定和执行政策所信赖的制度环境和机制，包括如何做出决策、行使权力以及使政治家和管理者保持责任感的途径。普遍认为，受托责任是良好政府治理的重要依赖。受托责任产生于委托关系，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建立在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基础之上。李建发教授（2006）认为，公共受托责任应当是受托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机构和人员，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并向公众报告的义务。从预算管理角度讲，受托责任无论对于公共资源的“使用”，还是对于使用公共资源所产生的“结果”，都是必不可少的。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实质是从企业化政府层面上定位政府预算与会计的受托责任关系，反映并报告社会公众要求的政府职责的受托责任。

2.公共受托责任的内容。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多维的受托责任。Stewart（1984）认为，公共受托责任是一个“梯形受托责任”：（1）正直和合法受托责任，即依照预算和法律法规的要求来使用资金；（2）过程受托责任，确保执行适当的程序并有适当的效率；（3）业绩受托责任；（4）项目受托责任、目标及其实现程度；（5）政策受托责任。李建发教授（2006）认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既包括行为义务，也包括报告义务。一方面，政府应当从人民的公共利益出发，管理好人民托付的公共财产，履行好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同时，政府应当向公众及其代表报告其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我们认为，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府内部受托责任。要求参与公共资源配置和使用的各个部门必须对整体政府负责，每一个使用公共财政资源的预算单位和支出机构都必须向其工作影响的利益相关者负责；二是基于外部受托责任的要求。政府整体必须就公共资源的配置和使用结果对全体公民负责。政府公共受托责任是构建政府会计体系的基石。

（三）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

1.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从政府治理的产生可以看出，政府治理源于公共管理中的政府失灵，其核心是委托问题，二者统一于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目标的实现。而政府会计的本质是对公共受托责任完成过程及其结果的确认、计量和报告。因此，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的目标有必然联系，都是基于公共受托责任的要求，产生于委托问题，共同目标在于公共受托责任的履行。

2.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遵循的目标和原则相同。从目标角度看，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都强调政府资源的有效配置，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政府信息公开，以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责任；从原则角度看，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都遵循相互牵制、相互制衡的原则。2012年，财政部颁布实施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这不仅是政府行政单位内部控制的建设内容，也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举措。

3.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政府治理要求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会计变革的基础和发展动力。同时，政府治理以政府绩效为导向，评价政府服务成本效益，都要求政府会计提供反映政府营运状况和绩效的政府会计信息，而提供政府会计信息是解除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重要途径。如何降低政府财务风险，提高政府营运效率是政府治理和政府会计共同关注的问题。

三、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会计改革

（一）政府会计改革的基本理念

政府会计改革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从政府治理角度看，政府具有公共资金管理者和使用者的双重身份，客观真实披露政府的资产负债状况、“投入―产出”绩效是其责任。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改革应当借鉴经合组织（OECD）成员的政府治理和政府会计改革的经验，将政府会计改革置于政府治理及新公共管理框架，置于我国特定的政府会计环境，置于政府精细化管理和预算管理体系，建立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融通的政府会计规范模式和评价体系中。我们认为，政府治理框架下的政府会计改革应遵循以下基本理念：

1.目标责任观。政府会计改革必须遵循反映政府公共受托责任的目标，并向政府利益相关者提供决策有用的政府财务报告信息，客观评估政府活动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提升政府风险的应对能力。

2.风险管理观。风险管理是一种政府治理理念。通过政府会计改革，将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强化政府财务风险的核算与管理，建立政府风险预警机制，适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和结构，防范政府风险。

3.信息透明观。信息透明就是指信息使用者从政府公开的政府会计信息中能够真实了解政府管理执政理念、发展战略、财务状况、营运效绩等。政府会计信息的公开透明，不仅是监督政府活动运行情况，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在政府财务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4.绩效导向观。政府绩效评价是解除政府受托责任的重要内容。绩效导向就是将传统的投入预算管理向产出预算管理转变，强调以结果和产出为导向，以及政府受托责任和绩效评价，强化绩效管理，政府会计改革更加注重结果责任。

5.规范趋同观。政府会计准则是规范政府财务活动的准绳，是政府治理信息公开透明的支撑。同时，政府会计准则建设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内容。规范趋同观就是充分借鉴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的经验和做法，加快制定我国政府会计准则，实现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协调趋同的改革目标。

（二）重构我国政府会计体系

政府治理与政府会计改革客观上要求重构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体系是指基于政府治理目标和政府绩效管理评价相适应的，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层次性和结构性的会计系统。

1.传统预算会计体系。目前，我国政府会计体系是围绕预算资金执行和组织类别来构建的，即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包括财政总预算会计、行政单位会计、事业单位会计以及若干预算会计分支。由于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中的三个分支采用不同的会计科目组织会计核算，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分割、互不衔接的“三张皮”格局，导致财政总预算会计并不能整合行政单位会计和事业单位会计，无法提供合并的政府整体财务报告，也就不能全面评价政府公共受托责任。因此，传统的预算会计体系必然向现代政府会计体系转变。

2.现代政府会计体系。政府会计的主要功能是监督预算执行过程的合规性，提高财政透明度，评价政府绩效和解脱受托责任。从政府会计功能类型构建政府会计体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观点：（1）“二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构成。如张奇博士（2007）主张，将政府会计系统划分为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会计系统与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政府预算会计系统，发挥两类不同会计系统的各自的优势功能。（2）“三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和政府成本会计构成。如荆新教授（2009）提出了“三元系统”观点，认为政府会计体系应以财务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整体财务状况信息）为主导，融合预算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预算拨款收支信息）和成本会计（基本功能是提供业务、项目成本信息）。（3）“四元论”。认为政府会计体系由政府预算会计、政府财务会计、政府成本会计和政府管理会计构成。如景宏军、王蕴波教授（2008）认为，政府会计从功能上可以划分为四个部分：政府财务会计、政府管理会计、政府成本会计和政府预算会计。

以上三种不同观点，都勾画出了未来政府会计体系构建的发展方向。也由此说明，政府会计理论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很多政府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与实践。关于上述三种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建立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二元系统”是近期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的重点。而政府成本管理、绩效评价客观需要引入政府成本会计和管理会计，因此，建立包括政府成本会计、政府管理会计在内的完备有效的政府会计“四元系统”，是政府会计改革的长远目标。

（三）加强政府会计准则建设

政府会计准则建设是完善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国外很多发达国家专门设有政府会计与财务报告准则制定机构，制定内容详细、全面的政府会计准则与财务报告准则。因此，我国政府会计改革，也需要制定一套内容完整的政府会计准则。通常而言，政府会计准则的内容包括概念框架、具体准则、财务报告准则以及相关应用指南或操作手册。政府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注重政府会计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强调公开、透明和包容性。政府会计概念框架与我国会计基本准则内容相同，它是对政府会计规范体系基本原则问题所作的规范和要求。主要包括政府会计核算前提、会计目标、会计基础、会计计量、会计要素和财务报告等内容。

1.政府会计目标。政府会计目标是政府提供财务信息或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或目的，它是指导政府会计准则制定的最高层次，是用于评估现有会计准则、发展未来会计准则的基础。在会计理论上，会计目标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代表性的学派。关于政府会计目标问题，在理论上有不同观点：一是“单一目标”观。认为政府会计目标是反映政府或政府单位的公共受托责任。二是“双重目标”观。认为政府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观并存。笔者认为，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互联系的。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的共同点应该在于，都是为有关各方提供有用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用来评价受托责任，也可以用于会计决策。但考虑到公共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存在的客观基础，因此，政府会计目标应该定位于以“受托责任观”为主导，以“决策有用观”为辅助的“双重目标”观。

2.政府会计要素。政府会计要素是政府会计对象的具体化，是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作的基本分类。它既是政府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依据，也是确定政府财务报告结构和内容的基础。笔者认为，政府会计要素的分类必须考虑以下因素：一是会计要素要符合政府会计目标的要求；二是会计要素应完整反映政府活动涵盖的会计核算对象；三是会计要素要满足基于不同确认基础的会计报表的需要；四是会计要素的定义应具有普遍适应性。在这些因素中，政府会计目标决定政府会计核算对象和会计要素确认基础。目前我国政府会计改革目标就是要建立包括政府预算会计和政府财务会计两大子系统的政府会计体系，由于两个子系统在会计目标、确认基础的差异，其会计要素的设置也有所不同。即政府会计要素分为政府预算会计要素和政府财务会计要素，它们共同构成“二元结构”的会计要素。政府预算会计要素设置“预算收入”、“预算支出”和“预算结余”三要素；政府财务会计设置资产、负债、净资产、收入和费用五个要素，其中资产、负债和净资产属于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和费用属于收入费用表要素。

3.政府会计基础。政府会计一般有现金制基础、修正的现金制基础、修正的应计制基础和完全的应计制基础。我国现行的政府会计确认基础，一般采用现金制基础，这是由原预算会计的特点所决定的。随着我国政府会计环境的变化，政府会计基础的选择应该依据政府会计体系和政府会计目标的要求来决定。因此，笔者认为，政府预算会计基础应该与政府预算基础一致，采用现金制会计基础，以评价政府预算收支执行情况履行的受托责任；政府财务会计基础采用应计制，以评价政府财务状况、运营业绩等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并做出合理决策。

4.政府会计计量。从会计理论上讲，会计计量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等五种计量属性，它们各有优劣，但彼此并不完全排斥，往往可以在会计计量时同时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属性，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长期以来，我国政府会计采用的是历史成本计量属性，并以会计核算原则的形式加以规范。历史成本是会计计量属性中最早出现的，具有客观性、可验证性等优点。但实践已经证明，单一的计量属性既不能满足政府会计计量的要求，也不能很好地实现政府会计的目标。在政府会计中，对会计要素项目计量是为了满足政府决策有用并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因此，政府会计目标决定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客观上要求政府会计计量模式从现在的单一计量模式向综合计量模式转变。即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共存并相互配合，以满足各方面会计信息使用者对多元化会计信息的需求。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会计规范有制度模式、准则模式和准则制度混合模式，目前我国政府会计采用的是制度模式。因此，我国政府会计规范模式的改革，可以借鉴我国企业会计规范改革的进程，政府会计规范模式可以分两步走：一是近期改革目标是建立“基本准则+制度”的混合模式；二是长期改革目标是建立与国际公共部门会计准则相趋同的会计准则规范模式。

（四）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

1.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必要性。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政府治理的基础。目前，我国尚未实行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政府财务信息只是散见于政府预算执行情况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及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对外披露财务信息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预算报告，披露的形式简单且不规范，所传达的财务信息十分有限，政府债权、债务、资产等财务状况不能得到全面完整的反映。这种披露方式对内部使用者来说无法使政府决策得到充分的依据，对外部使用者而言，政府财务状况的透明度不高，不利于立法、机关和社会公众对政府资金分配与运行的监督和管理。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推行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防范和化解债务风险。”因此，建立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及披露制度势在必行。

2.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模式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政府财务报告模式可以分为现金制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修正的现金制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修正的应计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和完全的应计制下政府财务报告四种。不同会计基础下的政府财务报告在会计要素、报表类型和披露其他信息等方面有所差异。不管采用什么样的财务报告模式，它都是由政府财务报告的目标所决定的。因此，根据我国政府会计环境和政府会计改革的进程，政府财务会计目标强调受托责任与决策有用并存，会计基础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这些都决定了目前我国积极推进政府财务报告制度改革，采用修正的应计制或应计制下的政府财务报告模式。2013年9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称：“我国将试编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3.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内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不仅是披露政府综合财务信息的一种规范化途径和载体，而且是信息使用者评价政府绩效及做出相应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因此，政府财务报告体系的构建应遵循需求导向原则，全面评价政府绩效的多维的政府财务报告体系，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多元化的信息需求。笔者认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1）资产负债表，反映政府财务状况；（2）营运业绩表，反映政府营运成本效益情况；（3）现金流量表，反映政府资金的现金流量状况；（4）财务报表附注，如会计政策说明、政府的声明、政府讨论和分析、政府依法行政情况及各类反映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资料；（5）其他附表，对财务报表作补充说明，如对外投资明细表、固定资产明细表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还要建立审计鉴定制度、政府会计信息披露问责制，强调公开透明、充分披露的原则，这也是良好政府治理的客观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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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后新公共管理运动；政府绩效审计；协同治理；审计创新；

作者：王会金

一、引言

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1977年的《利马宣言》指出，最高审计机关开展除财务审计之外，“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审计，即对政府工作的绩效、效果、经济性和效率进行的审计”，即绩效审计。现时期，绩效审计已成为世界政府审计的一种潮流和发展方向(戚振东和吴清华，2008)，也逐渐受到我国政府审计机关的重视。(1)政府绩效审计在我国实践的丰富多样，审计范围涵盖政府行政运转资金以及环境污染防治等各类专项资金；审计对象涵盖行政事业单位、重大工程建设项目等；但也存在各地政府绩效审计的开展尚不均衡，规范性有待于提高(傅平南，2013；曹忻，2013)等问题，其难点在于如何确定绩效审计的内容和发展模式、设计绩效指标，促进绩效审计发挥作用等方面。

纵观国内文献，相关研究集中在绩效评价指标、评价方法、发展模式、国外经验介绍等方面，过多强调财政财务收支审计与绩效审计的区别与界限，导致更多地从微观项目和操作层次理解政府绩效审计，甚至机械地以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操作绩效审计。究其原因，现有理论未能从公共管理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理解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从而导致对政府绩效审计含义、政府绩效审计开展乏力的根本原因等理论以及绩效审计如何发挥作用等操作问题的认识有待于深入，限制了绩效审计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通过探究政府绩效审计的本质内涵，厘清对政府绩效审计的认识误区，系统把握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和发展创新，以有效地推动绩效审计发展，成为政府绩效审计研究的前沿领域。

政府绩效审计是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引发对公共部门治理新期望所带来的审计“风暴”(explosion)的一个组成部分(Power，2000)，是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必然发展趋势和法定要求(王会金和戚振东，2013)。基于此，本文试图在国家和社会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宏观背景下，探讨政府绩效审计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及直接动因，在此基础上，通过分析当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最新进展，探讨其对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影响，从而提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创新的思考。

二、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公共财政收入锐减，而政府管理职能扩张带来庞大的政府规模，由此导致财政支出扩大、官僚主义和效率低下等矛盾日益突出。同时，企业管理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管理效率提升，为公共部门解决管理问题带来示范效应。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西方福利国家，为改进公共部门和公共管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政策措施和实践形式多样，但都具有同一改革方向，可以归纳为新公共管理运动(Hood，1991、1996；Pollittetal.，1999)。

Hood(1991)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在公共部门中实行商业化管理模式，是在职业化管理思想下产生的一系列管理改革。从其产生的外部环境来看，包括政府所受到的经济和财政压力、社会公众对政府信任态度的转变和越来越多的批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ReganomicsandThatcherism)对政治的重新审视、私人部门管理经验的传播、国际财务组织如世界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Bank)等的鼓吹和倡导、世界资本市场形成与发展等迫使大多数国家重塑(reshape)政府以满足全球化经济和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要求。新公共管理主要内容包括公共官僚体系内部实现分权化管理，强化预算管理，提高预算透明程度；围绕业务流程将传统正式的、层级森严的官僚体系重组为扁平化、柔性的和更为负责任的组织结构；注重引入私人部门经营管理的经验，以更加商业化运营的模式重塑政府的管理、报告、会计等(Pollitt，1993；Greer，1994；DunleavyandHood，1994)。公共事务管理中实行结果导向(output-orientation)管理，强调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竞争机制，包括在公共服务机构之间引入市场和准市场(marketandquasi-markettypemechanism)机制，推行竞争，并确信这些能够促进降低成本和提高责任性。这些措施包括外包(contractingout)、内部市场(internalmarkets)、使用购买凭证而非直接公共资金购买服务(Vouchers)和收费等。

从新公共管理运动发展内在动因看，绩效提升是公共管理改革的核心导向性目标。以英国为例。1968年英国富尔顿委员会(FultonCommittee)提交的调查报告是英国公共管理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报告提出了公共管理中文官结构、招募和管理等改革理念。上世纪70年代，英国政府宣称改善公共管理和绩效，开始实行公共管理革命性变革的绩效战略(MetcalfeandRichards，1992)。这一计划的主要贡献包括在环境部(DepartmentofEnvironment，DoE)引入部长管理信息系统(ManagementInformationSystemsforMinisters，MINIS)和财务管理法案(FinancialManagementInitiative，FMI)(Flynn，2007)。部长信息系统(MINIS)使得环境部内部能够建立任务和目标管理以及管理为完成任务和目标相关的成本。财务管理改革方案(FMI)则主要包括：明确和量化考核指标，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分解职能，划分责任和成本中心等(CabinetOffice，1982)。这些改革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强化了部门的经济责任，为英国审计署开展客观的绩效评价和绩效审计创造了条件，1983年通过的《国家审计法》，正式授权英国国家审计署开展政府绩效(货币价值)审计。因此，经验地看，政府绩效审计本身就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产物(Pollitt，2003)。

政府绩效审计回答如下问题：程序是否被以预期的经济性、效率性和环境影响性运行？是否有方法评估程序效果？政府绩效审计的内容即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主要关注点，这体现在政府绩效审计也关注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倡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的改革目标。因此，从政府绩效审计产生动因来看，西方福利国家所面临的公共管理困境及由此产生的绩效管理需求，是政府绩效审计产生的社会动因，而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绩效改革政策及其制度需求则是政府绩效审计产生的直接动因。如Olsonetal.(1998)认为，政府绩效审计是作为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改革的内容出现的。随后，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发展带动和影响下，政府绩效审计在西方国家得到快速发展(雷达，2004)。

自从其产生之后，英国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概念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许多国家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念下实施了众多改革(BovairdandLoffler，2003)。然而，新公共管理运动本质是一种市场教条主义(marketdoctrine，Frederichson，1996)，强调通过政府瘦身，采取更为有效率性和效果性的管理程序和措施，较好地提供服务，以追求公共管理效率。社会个体利益多样化、公共行政的价值追求、公共部门之间的合作需求、管理主体多元化发展等都导致新公共管理运动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如Duvleavyetal.(2005)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分权(disaggregation)、竞争(competition)、激励(incentivization)等三个核心主题题带来了政策灾难。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评还有，认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从其理论上更加关注结果(Hunhes，1998；Stranthern，2000)，没有关注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Thatcher，1995)，忽视了更为广阔意义上的政府管理、政治、社会文化环境(OsborneandPlastrik，2000)。理论和实务界开始关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缺陷，探讨可能的改进措施(Lapsley，2009；Duvleavyetal.，2005；DunnandMiller2007；Osborne2006；Stoker，2006)。

三、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与实践

进入21世纪初，整体政府、新公共服务等诸多反思新公共管理的理论纷纷出现，以至于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已逐渐被后新公共管理所取代(唐兴霖和尹文嘉，2011)。

(一)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观点与实践

后新公共管理运动主要代表理论与实践包括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Governance，Dunleavyetal.，2005)、公共价值管理(PublicValueManagement，Stoker，2006)、新韦伯主义(Neo-WeberianState，PollittandBouckaert，2004；DunnandMiller，2007)和新公共治理(NewPublicGovernance，Osborne，2006)等。

KlievinkandJanssen(2009)探讨了协同政府的实现。协同政府(joined-upgovernment)指的是程序、政策或机构的组织安排的一致性能够使得程序、政策和机构之间相互合作(Perri6，2004)为了保证协同政府服务的提供，政府必须处理宪法、法律和司法系统规定下的碎片化政府的局限性(SchollandKlishcewski，2007)。

Dunleavyetal.(2005)认为，数字时代治理是在重塑(Reintegration)、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Need-basedHolism)和数字化发展(Digitizationchanges)等三个主题下探索的公共管理改革。协同治理(Joined-upgovernance，JUG)是英国政府重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求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更加倾向于以公民为导向、服务为导向和需求为导向的公共组织(PollittandBouckaert，2011)。数字时代是与互联网、社会媒体、电子邮件以及其他在线公共部门服务相联系，在研究中时常以电子政府为名称(egovernment)。

Stoker(2006)将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称为公共价值管理，定义为在网络治理和核心目标是实现公共价值的网络。与新公共管理运动相比，公共价值管理并不局限于政治，而被认为是整个管理调整。公共价值管理宣称利益相关者和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的相互沟通和交流能够增加公共服务的公共价值。公共价值管理将焦点放在顾客和承包商之间的长期关系而非仅仅关注契约(AldridgeandStoker，2002)。管理者认识到，只有建立在持续改进基础上，才能使得系统有效运转(Moore，2005)。

Osborne(2006)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传统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治理的过渡阶段。新公共治理认为，国家是多元主义的，包括国家治理服务由多元参与主体提供、政策制定是充满多样化的过程，公共治理更多地强调组织间的相互关系(inter-organisationalrelationship)，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和社会产出(outcomes)而不是传统的强调服务提供的投入和产出(outputs)。

(二)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理论与实践的评述

尽管后新公共管理运动是否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终结，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替代还是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补充等问题，现时期的理论仍然存有异议(如Vries，2010；Christensen，2012)。从其理论和实践来看，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如下核心价值和理念：

1.强调了中央政府的适度集权。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市场化、责任化为导向的分权改革，带来了政府机构管理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带来部门分立引起的部门之间协调性差、公共组织责任缺失等管理低效率问题。后新公共管理运动主张中央政府的适度集权，延缓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分权化趋势，通过中央对下属机构的更多控制，统一决策，强化中央政治层的政治处理能力，协调公共部门、私人部门、社会等不同组织，实现对公共管理的整体调度。

2.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了多元化治理。

后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观点下，都指出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关注公共服务的价值、重新定位中央政府的职责作用、较多地将公司治理原则应用在国家部门管理之中等三个重要的内容。

3.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治理信息共享。

英国国家审计署2001年提交的一个报告中明确指出，协同政府是指将一些公共和私人组织联合起来，实现跨越部门边界的合作以实现共同目标，信息共享是实现协同政府的必然前提。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倡导通过树立牢固的信息共享理念和创建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等两种途径使信息资源从有限开放到充分共享(曾保根，2010)。

4.后新公共管理运动重视软实力的作用。

后新公共管理改革更加注重培养牢固而统一的价值观、团队建设、信任、合作等，重视在公共部门重建“公共道德”和凝聚性文化(ChristensenandGreid，2006)。如新公共治理理论强调设计和评价稳定的组织间关系，信任和关系契约(relationalcontracts)被认为是核心的治理机制(Bovaird，2006)。

5.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了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是现时期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了作为国家治理重要参与主体的政府在国家治理活动中的整体性和效率(王会金和戚振东，2013)。整体政府中相当重要的一点是强调打破传统的组织界限(ChristensenandGreid，2006)，后新公共管理运动某种程度上即是对传统新公共管理运动下对政府公共管理行为碎片化趋向的一种克服，强调了整体性和协调性。Osborne(2006)认为，新公共治理相对于新公共管理运动是一个更加强调整体主义的理论，从一个更加综合的整体的角度来理解公共服务的提供。

政府审计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安排之一，通过设立政府审计促进国家治理实现良治。随着国家治理，特别是公共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发展，政府审计也不断发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也必然被打上公共管理运动发展的烙印，这体现在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都呈现出对传统“3E”绩效审计的不同扬弃。如美国审计署(GAO)2011年版的政府审计准则指出，绩效审计的目标具有广泛性，包括评估程序效果性、经济性和效率性；内部控制、合规性(Compliance)和预测(prospectiveanalyses)。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也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创新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

四、后新公共管理运动视角的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发展创新

从国内来看，一般认为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实践发展缓慢，理论上存在审计评价指标确定、审计标准选择、审计评价结论可靠性等影响和制约绩效审计发展的认识问题，也还存在绩效审计对被审计单位绩效改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国家治理改善作用的经验证据尚显不足的问题，绩效审计作用更多地是以“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等语言加以描述。理论和实务界通常的观点认为，总体来说，我国政府绩效审计滞后于西方国家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如何有效开展政府绩效审计，促进审计服务国家治理成为当前政府审计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政府绩效审计内涵的认识创新

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的治理目标和政府审计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审计深度、广度和力度(尹平和戚振东，2010)。从现实含义上理解，政府审计制度安排、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等某种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国家的国家治理目标，由此，政府绩效审计的产生与发展也应当在特定国家治理背景下加以考察。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公共管理中的政府绩效管理理念和理论开始引进我国，各级政府开展了多种多样的绩效管理实践探索。但是总体来说，我国政府机构的绩效管理多处于自发或半自发状态，尚未在国家层面形成统一的政策和规章制度(陈慧等，2013；蔡立辉等，2013)，公共管理绩效理念未深入人心、绩效管理实践发展基础薄弱、科学化水平不高。而政府绩效审计在其技术特性上又是独立地对管理评价，这在客观上从开展政府绩效审计的理念认识、对政府绩效审计结果接受认可程度等多方面制约了政府绩效审计发展。政府绩效审计在各地发展不平衡更为主要的原因，在于对政府绩效审计是以“3E”、“4E”或“5E”等评价为内容的狭义认识，即绩效审计更多地是强调建立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评价指标，选择绩效标准进行评价的程式化操作。

实际上，从国外政府审计的实践来看，政府审计存在三种审计业务类型，一种是针对财务报表的，以鉴证财务报表的编制是否符合既定基础的财务审计，一种是审查有关活动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等的遵循性审计(或称合规性审计，complianceaudit)，一种是开展的资源运用绩效评价和以促进绩效改进为目的的绩效审计。而在我国，即便是在财政预算审计中，政府审计仍然开展的是一种对财政预算活动或预算支出活动的真实、合规性审计，而不是西方国家意义上的财务(报表)审计(即对财政(务)报表发表是否符合编制基础和编制原则的意见)。由此，需要在更广泛的对象范围内来理解我国政府绩效审计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政府绩效审计作为一种审计业务类型，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通过绩效审计改进了公共资金配置使用或公共资源管理使用的价值，另一个是审计机关在完成前述的职能过程中体现了政府审计的专业价值或说其他政府机关不能够加以替代的价值。对于政府绩效审计的认识，应当从更高层次的背景下加以理解和认识，并寻求系统改进策略。

从我国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发展实践，特别是政府审计发挥职能作用的业务实践来看，政府审计机关所独立从事的保证程度较高、不以发表财务报表鉴证意见为主、强调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资源配置决策等的促进国家治理水平提高，促进治理结构优化、促进治理环境改善等的政府审计应都属于政府绩效审计范畴，我们把这种相对传统侧重从微观项目角度考察是否属于绩效审计的政府绩效审计观称为大政府绩效审计观。(2)在这种观点下，政府绩效审计更多的表现为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群，包括不同的具体审计业务实践，具有如下三个特征的政府审计业务即可以认为是政府绩效审计：审计标准具有促进国家治理改善的绩效性特征；是在对比分析最佳管理实践等基础上，提供改善国家治理，特别是公共管理的建议措施；以国家治理主体、过程、结果等系统角度考虑审计对象、审计范围和审计建议等。依据这种政府绩效审计观，我国政府审计机关已开展的政府审计诸多实践都可以归纳为政府绩效审计。

首先，采用有别于合规性事后审计的组织方式进行的审计，如汶川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跟踪审计，其目的是为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而非针对资金使用的认定与既定财政会计编制基础进行一致性符合程度判断，审计标准更多地采用管理实务效率标准，因此是一种绩效审计。

其次，政府审计选择特定项目，针对权力运行安全、决策信息等改善国家治理需要的审计也属于政府绩效审计范畴。针对权力运行安全的审计是指政府审计机关开展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中，审计判断标准来自于权力运行的安全性、效益性评价等开放性评价或制度或法规或计划，会计原则或会计准则作为判断标准只是占据很少一部分内容，因此属于政府绩效审计。

再次，近年来审计署组织全国审计机关开展的各类专项审计调查项目也属于政府绩效审计。专项审计调查的目的是提供中央政府相对可靠的决策信息。审计机关在信息收集过程中强调了信息真实性，因此提供的不仅仅是可靠性信息，也包括经过自主加工的评价信息，审计机关扮演了鉴证评价和自主提供信息两种角色，因此也是一种广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

新公共管理运动或后新公共管理运动，更多的是对诸多丰富多样的公共管理改革理论和实践的归纳概括，同样，政府绩效审计也更多的是对政府审计业务类型的归纳概括。随着国家治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政府绩效审计的内涵、外延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和发展。因此，从我国政府审计业务开展来看，除传统意义上的政府绩效审计项目实践外，我国政府绩效审计实践已有基于组织方式、基于项目选择和基于审计内容的三种绩效审计创新，我国未来的政府绩效审计发展重点应当是对这些实践加以理论研究和规范指导。

(二)政府绩效审计的绩效评价内容创新

国内理论研究和实践，无论是主张延伸性和独立性政府绩效审计模式，多将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作为政府审计机关政府绩效审计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并多从被审计单位资源运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角度，以“投入-管理-产出”的系统模型为基础进行设计，也有主张加入公平性、环境性等评价内容。

从西方国家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来看，这种“3E”绩效评价的问题在于：“3E”是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单元化政府公共部门或组织运转要求基础上，是以单个组织部门为对象的独立评价。后新公共管理运动认为，这种分权导致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配合，忽视了政府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整体含义。因此，在开展政府绩效审计评价中，仅仅从一个部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来进行评价可能会存在许多问题，如如何评价不同公共服务提供特别是相互之间具有绩效矛盾的公共部门之间绩效，即一个部门的绩效带来对另外一个部门绩效的降低，如审计是以发现财务违规为绩效目标，而被审计单位则是以规范财务为绩效目标，显然仅仅从单一主体进行绩效评价无法满足整体性政府的绩效改进要求。

国家治理涉及很多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协调、相互博弈，而在公共管理实践过程中，更多的是涉及多方利益主体的政策制定、执行落实、反馈修正等的持续过程。现代国家多元治理以及政府审计的提供信息和纠正行为的本质，要求政府审计更应当强调立场的客观和地位的独立性。同时，现实社会的复杂性特征、政府绩效审计的政治风险、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局限性等都要求政府绩效评价更多的应当以既有的绩效评价指标为评价内容，而不是主观设计绩效评价指标；应从市场、社会等各个角度选择指标和标准，多维度地开展评价，如评价其被审计单位从业人员价值观、团队建设、信任与合作等，而非开展单一的职能管理活动的“投入-管理-产出”评价。从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价值理念出发，政府绩效审计的绩效评价必须考虑到政府公共产品的供求，集中在服务的实际水平和对顾客需求的满足程度上(HealyandPotter，1987)。同时，作为对整体政府绩效的评价，应当从作为单一治理主体的政府外部角度进行，综合考虑被审计单位协同绩效。如从需要、替代、经济、质量和抵消等角度系统加以评价(戚振东等，2004)。

(三)政府绩效审计的协同审计方式创新

前已述及，与新公共管理运动不同，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强调信息共享、多元化治理、协同治理等，以改善公共资源配置管理和公共管理绩效。政府绩效审计以审查政府公共资源配置运用的绩效为手段，促进政府绩效管理持续改进，提高公共资源运用效率，从而服务于国家治理。从本质上说，政府绩效审计是对政府公共权力运用和公共资源配置使用的监督，公共权力主体和运用对象多样化，导致政府绩效审计面对对象范围广、种类繁多，涉及的专业领域繁杂等问题，与此同时，绩效审计信息决策依据的本质特征又要求绩效审计信息有较高的及时性。由此，政府绩效审计开展绩效审计时，应当以协同的思想，整合社会监督资源力量，促进政府绩效审计顺利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协同包括政府绩效审计战略层面、管理层面和操作层面的协同(王会金和戚振东，2013)。

政府绩效审计战略协同是政府绩效审计发展战略与国家治理战略，与政府审计机关发展战略相互协调匹配。政府绩效审计战略规划是促进政府绩效审计发展的重要管理举措。政府绩效审计战略规划包括确定长期和近期政府绩效审计重点审计事项、审计任务进度安排、审计资源配置与审计人力资源发展规划等。政府绩效审计战略规划的制定要服务于国家治理战略目标任务，要求政府绩效审计机关在制定战略规划时，注重从国家治理战略目标、阶段性任务、重点工作、发展趋势等角度，识别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绩效审计需求或重大潜在风险，以防范和控制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领域的风险为出发点，规划绩效审计项目，设计绩效审计任务。我国地方政府审计机关实行的是接受上一级审计机关领导的管理体制，因此，地方政府审计机关制定的绩效审计规划在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匹配、满足地方政府治理需求发展需要的同时，还应当在纵向上与中央审计机关绩效审计战略规划相适应，能够满足中央审计机关制定的全国绩效审计战略规划发展要求。

政府绩效审计管理协同是政府审计管理协同的重要构成内容。政府绩效审计管理协同是政府绩效审计在年度审计计划、审计项目安排与国家其他监督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的政府治理等协调配合。政府绩效审计管理层面的协同包括政府审计机关绩效审计机构设置与审计人员配置协同、政府绩效审计项目开展与经济社会发展治理需求协同、政府绩效审计信息和结果与权力机构、决策部门之间的协同利用等。政府绩效审计管理协同实现依赖于政府审计机关组织机构设置、管理制度、业务流程、人力资源配置、绩效管理等方面能够与绩效审计战略实现、绩效审计项目顺利实施等相互匹配协调，满足绩效审计顺利开展的职责权限、专业知识技能、决策信息提供等需求。如政府审计机关通过建立绩效审计职能处室、建立聘用外部工程、资源环境、金融精算等专家制度，乃至项目外包管理制度，促进绩效审计项目开展。政府绩效审计开展过程中，涉及与司法机关、监管部门、主管单位、绩效评估第三方、中介媒体、社会公众等单位组织协调配合。政府审计机关应当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制度，如建立公共关系管理制度，维系与社会和媒体的良好关系，实现政府绩效审计的参与治理主体协同，以充分利用各方资源，促进政府绩效审计发展。政府绩效审计管理协同还要求不同的审计机关之间能够通过建立平台，共享信息等实现协调配合，促进绩效审计发展。如政府审计机关利用AO软件等技术平台，共享审计案例与经验，实现不同审计机关之间开展绩效审计中的协调配合。

政府绩效审计操作层面协同是政府审计机关在执行具体绩效审计时，能够在审计取证、审计结果利用等方面，与权力机构、决策部门相协调配合，促进绩效审计信息共享、审计资源整合利用，以及审计结果的协同开发利用。如政府审计机关在开展绩效审计时，可以通过协调主管部门，获取行业部门信息，降低审计取证成本等。再如政府审计机关与中介媒体协调，通过中介媒体绩效审计立项计划，接收反馈信息，从而促进科学有效地制定绩效审计项目等。

(四)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的创新

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利用是政府绩效审计得以最终发挥作用的关键影响因素(戚振东和吴清华，2008)。现时期，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的研究大都是以委托、信息不对称等理论展开，即从知情权、信息激励等角度主张应对政府绩效审计结果进行公开，但同时，对于审计结果公开后续应用，如审计结果的公众交流与沟通重视不够。从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结果则认为，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必须是有序的。可持续的民主化更应该是内生的，由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关键参与者的可行性战略选择所推动，并受到经济环境和现有制度条件的约束(徐湘林，2010)。国家治理实践经验和理论都说明，在实现政治现代化的同时保持政治稳定，就必须保持政治参与水平与政治制度化的均衡发展，维系较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度与政治制度化水平(徐海燕，2011)。由此，现有理论强调了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强调了审计结果公开必须建立在有序的管理控制之下。

西方国家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和实践说明，社会公众参与是国家公共管理改革的必然要求。如信任和关系契约被认为是公共治理的核心机制。信息透明和公开被认为是培育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实际说明，还可以从社会资本培育的角度理解政府绩效审计公开。从社会资本培育的角度理解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一方面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是传递政府部门运营管理绩效信息、增加透明度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必须重视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过程中的信息沟通与交流。现时期一些审计机关的审计结果公开往往是通过网络等单向向社会公开，很少接受社会反馈信息并据之加以改进。这显然不利于审计机关与社会之间的信任关系和合作氛围的培育。同时，现今还应当通过建立规范的政府审计结果公开制度，强制政府审计结果的公开、透明，避免政府绩效审计结果公开过程中包括结果公开和公开内容等的随意性、无法进行公开责任追究等问题。

第6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于本次调查问卷的基本情况

近两年，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日益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发现，不同地区、不同性质的企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重视程度存在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人们过多关注的是经济发达地区或大型国内企业、跨国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而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的情况则知之甚少。为了对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有个全面、客观的认识，《WTO经济导刊》与湖北省商务厅WTO事务协调办公室合作，开展了“湖北省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问卷”活动。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承东启西、接南转北”，武汉“不特为楚之咽喉，亦为九省之通衢”，自古就是中部的重要商品集散地。面对中部掘起的政策春风，“九省通衢”的湖北面临将其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转化成经济优势的大好时机，而企业社会责任本质上就是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通过企业经营方式和理念的转变，带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助推中部经济崛起。另外，在我国中西部地区，湖北省内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际情况非常具有代表性。

该问卷调查活动从2007年7月开始，双方经过认真交流，在了解湖北省内企业基本特点的情况下，由《WTO经济导刊》杂志社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中心的专家组和湖北省商务厅WTO办共同设计调查问卷内容，由WTO办下发给被调查地区和企业，并负责回收问卷。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各企业问卷逐步反馈，现已成功完成对湖北省内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问卷抽样调查的工作。共下发问卷数62家，回收有效调查问卷57份，地市商务部门综合报告一份(内容涵括5家企业的基本情况总结)，反馈率100％。被调查企业涉及湖北省农业、工业、服务三大支柱产业中的农产品食品生产及加工、电子及高新技术、商贸流通、医药化工、纺织品及服装加工制造、工业加工及制造业等六项类别、十几种行业，均为省内、国内甚至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和知名度的龙头企业，因此，抽样结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和说明性。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认识

在57份有效问卷中，95％的企业表示听说过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概念，其中有58％的公司听说过“企业社会责任报告”，43％的企业听说过“国际劳工公约”，32％的企业听说过“联合国全球契约”，只有3家公司表示所有概念都没有听说过。

当闻及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否会碰到利益相关方对企业提出社会责任的要求时，只有35％的企业回答经常遇到，而42％的企业只是偶尔会有，23％的企业则从来没有过，表示“经常遇到”的公司都是有产品出口业务的公司或是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和与社区关系密切的公司。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形象的树立是否重要”，77％的被调查企业认为“非常重要”，12％的公司认为“重要”，而仅仅2％的公司认为“无所谓”。

在对“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的调查中，企业的回答可谓千差万别，在我们列出的15项内容中，只有12％的企业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完整理解，而88％的公司则从15项中选择了3-14项。其中有的公司认为“良好的财务状况、确保企业利润、知识产权保护”等不属于企业社会责任范畴。而绝大多数公司选择了依法纳税、质量安全、公益事业、社会捐赠、行业道德规范、减少环境污染，节能降耗及员工职业安全卫生等。说明这些企业对CSR有较好的认识。

在对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排序方面各个公司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排在首位的利益相关方集中在政府出资人，员工，消费者和自然环境4个方面。其各占比例见图1。

图2则反映了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认识上的差别。所有企业虽然一致认为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商誉和品牌形象，也有40％的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甚至有7％的企业认为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效率，这个结果反映了相当一部分企业认识到履行社会责任从短期来看既有利又有弊。而大多数企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对企业经营起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可以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创造宽松的经营环境等。

调研结果启示

上述结果反映出，一方面，大多数企业对“社会责任”范畴都有一个基本认识，而且承认企业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并对企业经营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认识水平参差不齐，甚至极个别企业对这个概念一无所知。不过，所有企业均表示计划更深入了解“企业社会责任”或把它列入长远发展策略。说明“社会责任”在我国已经由经济发达地区迅速向内陆地区扩展，内陆地区也能较好地接受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并且树立起了初步的意识和客观的认识。

公司治理及企业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的各项原则和多年来公司治理实践的发展出现了诸多的重合，这主要是因为，公司治理发展到今日，已经成为针对一个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多方利益博弈，权力制衡、行为制约的综合制度安排。

由图3我们可以看出，只有21％的企业建立了安环部、环境管理部，环协小组、社会信息部等部门，79％的企业甚至连这样的部门都没有建立。而且，调查结果还显示，目前没有一家企业建立起“社会责任部”或“可持续发展部”等社会责任方面的委员会或类似机构。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常常体现在企业文化中。图4的数据告诉我们，在被调查企业中，有61％的公司表示其企业文化中包含有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比如，湖北鼎龙化学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包含的与社会责任相关的内容有科技创新，以人为本，注重对人类及环境的安全。在所有事业活动领域履行公司对社会的责任。东光电子公司提倡与伙伴共谋发展，为股东创造财富，与员工共谋富裕，为社会创造繁荣。还有的公司提出做强民族产业，实现和谐共荣的企业使命与为建设和谐社会尽责任的经营理念。波特曼乐器制造(宜昌)有限公司的企业文化中包含的社会责任内容比较全面――社会捐赠，员工职业安全卫生，减少环境污染，保证产品质量安全、支持公益事业，诚信经营等。有39％的企业表示他们的企业文化中投有包含与社会责任有关的内容。

调研结果启示

有近8成的企业仍然延续传统的公司治理模式，公司治理没有成为针对一个企业的诸多利益相关方进行多方利益博弈、权力制衡、行为制约的综合制度安排。虽然只有21％的企业已经成立安全部、环境管理部等与社会责任有关系的机构，但名称也是千差万别，而且个 别公司甚至错误地把工会也作为社会责任机构，说明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治理问题连最基本的认识都没有。相对来说，企业文化方面的情况要乐观一些，有逾6成的企业文化中包含有社会责任的内容，而且非常富有企业特色，甚至许多社会责任内容已经变成企业的经营理念或使命。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内陆企业在社会责任文化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毕竟39％不是一个小数字。

与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本次调查主要从企业与员工、客户、供应商、环境、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方面考察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

员工权益的维护――调查结果显示，所有企业均表示在保障员工薪酬福利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完整的薪酬管理制度、健全的激励机制、依法支付加班工资等。有81％的企业建立了完善的员工培训制度和职业发展规划，只有19％的企业还没有建立。

客户――从图5中我们可以看出，有95％的企业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客户(消费者)关系管理制度，其中60％的企业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只有5％的企业表示没有建立而且近期也不打算建立客户关系管理制度。

供应商――96％的被调查企业与供应商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他们在选择供应商时有56％的企业说会考虑对方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但是也有37％的企业认为不一定需要考虑，7％的企业选择不会考虑(见图6)。当问及是否向供应商宣传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时，肯定回答的企业比例大大下降至37％，其他企业只是向部分关系密切的供应商宣传或不一定宣传，甚至有17％的企业明确表示不会向供应商宣传。

环境保护与节能减排――在几个利益相关方中，这是企业最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从图7我们可以看出，95％的企业已经制定或正在制定环境保护与节能降耗的管理制度，其中，53％的企业制度体系比较健全，39％的企业有简单的管理制度，4％的企业正在建立相关制度，只有5％的企业目前还没有建立，但是近期也将建立。企业无论是否建立管理制度，它们在环境保护方面都采取了一定的具体措施。其中，绝大多数企业比较重视的措施有：项目可行性报告中涉及环境评估，生产经营计划中考虑环境因素、在企业内开展环保教育以及制定污染物排放管理制度。但是，企业在支持和参与环保公益活动、对供应商提出环保要求以及环保认证方面还不太重视。

政府、社区与社会组织关系一一所有被调查企业皆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加强与周边社区的互动(见图8)。但是，只有35％的企业参与过政府政策的制定或为政策制定提出过建议，65％的企业则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调研结果启示

企业基本能够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员工、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注重环境保护和节能降耗，并参与社区互动。企业虽然也重视与供应商的关系，但是对供应商是否履行社会责任的关注度和向供应商宣传社会责任理念方面的工作还有待继续加强。另外，企业对政府政策制定的参与度很低，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制度体系和传统观念决定的，但同时也反映了今后企业应该加强与政府的沟通。

公益事业

“您的企业有过公益捐款吗?”面对这样的问题。95％的企业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其中经常进行公益捐款的企业有23％，从来没有参与公益捐款的企业只有5％(见图9)。在这95％的企业中，他们主要通过救灾、扶贫、社区公益和社会基础建设方面进行捐款或其他支持活动。而环保方面的公益捐款比例相对较小。只占21％。

调研结果启示

绝大多数企业在公益事业方面的社会责任履行得比较好，但是，主要集中在救灾和扶贫等传统公益方面，对环保的公益投入不够多，这主要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因为我们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地方仍没有脱离贫困，而且经常发生自然灾害，许多人依然秉承“生存是第一要务”，尤其中西部地区更是如此。同时这也说明，随着中部经济的崛起，企业应该日益关注环保方面的公益投入。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企业向外界披露信息和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的工具。在被调查企业中，只有7％的企业经常CSR报告，11％的企业只是偶尔，76％的企业则没有过，其中23％的企业表示近期将CSR报告，而53％的企业不仅没有而且近期也没有打算报告，(6％的企业没有做出回答)见图10。

调研结果启示

目前，绝大多数企业(尤其内陆和内资企业)对社会责任报告的认识比较初级，不重视企业信息的披露和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应该涉及的内容更是懵懵懂懂。表明企业经营的透明度和开放性还不够，今后应该在社会责任报告的基础知识和报告编制方面加强对企业的宣传与培训力度。此方面工作可以借鉴上海和山西等地区的经验。上海浦东新区要求明年该辖区内至少有300个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计划对这些企业进行培训。山西省商务厅也于2007年12月初组织当地大中型企业进行了报告编制方面的培训。

市场竞争与反商业贿赂

关于“企业是否建立反商业贿赂的管理机制”，61％的企业表示已经有比较完善或基本完善的管理机制，16％的企业没有但是近期正在建立，23％的企业则表示没有建立而且近期也不准备建立，见图11。企业为了提高诚信水平，各采取了不同对策，绝大多数选择了建立诚信制度或风险防范体系、对商业伙伴进行信用管理、将诚信列入到企业的优先发展工作以及在企业内开展诚信教育培训工作。而选择“建立内部人员诚信档案记录”和“成立诚信管理部门”的比例则相对较小。

第7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关键词：公司；治理机制；现代企业制度；会计治理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008-02

20世纪后期，以英国伦敦交易所的《加特帕雷委员会报告》为开端，英美两国逐步开展公司治理运动。其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起了世界性的公司治理运动。从中国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情况来看，企业的公司化改造已基本完成，但相当多的公司运作不够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会计治理机制不完善。经理人员高薪问题、股东诉讼案件增加、金融海啸和次贷危机等等都在告诉我们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现代企业的运营管理水平，依然成为21世纪中国企业改革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公司治理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

1.公司治理结构和模式。现代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的特点产生了委托关系，必然要求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和监督的机制，并依靠这套机制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这套机制被称为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问题的本质是和监督问题，具体表现为严谨的会计治理机制，所谓会计治理是指对会计活动及其会计活动中的会计行为和会计工作秩序的治理。为了在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的矛盾中寻求动态平衡，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组织制度坚持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权分离的原则，由此形成了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并存的如下图所示的组织框架；公司组织结构通常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及经理人员四大部分。按其职能分别形成决策机构（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监督机构（监事会）和执行机构（经理层）。这种组织制度既赋予经营者充分的自，又切实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同时又能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是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内容的核心。

2.现代公司治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障。从规范与逻辑的角度讲，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应该包括现代公司制度、基于生产要素权重的企业所有权安排、制度化的高效营运系统。现代公司制度适应企业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1）有利于企业筹集扩大生产规模所需的资本。（2）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为职业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了条件。（3）有利于企业资本的长期稳定。（4）有利于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5）股份公司有比较完善的约束机制。（6）股份公司有利于大企业度过经营危机。

3.会计治理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现代公司治理成功的保证。市场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它遵循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竞争规律和优胜劣汰规律，核心内容是在确认多元化经济主体所有权的前提下，进行自由公平的交易，并通过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基础性的调节和优化配置，但同时追求利润最大化又引致了大量的商业欺诈和冒险。会计治理机制是伴随现代公司治理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出现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后，会计治理机制在打击商业欺诈、保证公平竞争、规范企业会计行为，促进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等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

二、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

（一）公司治理机制的发展

由于经济、社会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世界各国公司的所有制结构和公司治理模式有很大差异。近年来在各国公司治理模式逐渐向英美模式趋同的过程中，大体呈现出以下的共同特征：一是强化独立董事制度，保护小股东的利益，无论是属于哪种治理模式，强调独立董事的作用是各国公司治理改革的方向，并成为全球公司治理体制发展的潮流。在中国，证监会2001年8月颁布了《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使独立董事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严格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司治理的必要性缘于信息不对称，而信息披露制度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对称，使易受损害的一方能享有尽可能充分的信息，作出“信息充分的决策”，以便尽可能地自我保护。国际上为了保证信息的公开和公平首先强调的就是会计治理，工作重点就是鼓励和推动各国采用国际通行的会计规则。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各国使用的会计规则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财政部也对中国的准则体系进行了重要修改，于2006年2月15日颁布了38项具体会计准则和1项基本准则，实现了与国际准则的实质性趋同。这将对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治理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另外强化董事会信息的披露也是公司治理的重点内容。三是鼓励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机构投资者介入公司治理，如加强会计监督的力度等。

（二）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94年起，中国政府决定对国有企业进一步进行现代化企业制度试点，试图建立规范的公司制企业的财产组织形式。经过试点和探索，公司制改造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经验，但仍然出现了一些偏差如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和管理无章等的现象仍然普遍，公司治理结构仍然有待完善。进入21世纪，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依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三）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和对策

由于历史的原因，公司治理结构在中国许多公司包括民营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都是一个薄弱环节。在股份制改革过程中，有些公司的运作较为规范，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尚未真正实现向公司制的机制转变。

1.中国公司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股权结构“一股独大”，股东控制机制行政化。中国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主要由国家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构成，而且股份主要集中于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社会公众股比例较小，难以对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在这种股权结构下，国有股东在公司治理中起到“关键人”作用，公司董事会往往由作为第一大股东的政府所控制，从而产生了政企合一与市场机制、政府控制与“内部人控制”的矛盾，导致企业的经济行为常常表现为行政行为。

内部治理机制的弱化。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的背景下和中国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公司法》表现出一种过渡性和矛盾性，既吸收了国外公司法上的许多通行规则，又在一些方面表现出不完善和疏漏，这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表现出某些明显的传统企业领导体制的痕迹；同时，企业中党委会、工会和职代会等“老三会”组织健全，但随着国有企业的改制，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等“新三会”逐步建立，这新、老三会之间功能如何协调与定位尚待解决，因而也影响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和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

外部治理机制的虚化。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机结合，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影响公司行为和公司效率的治理机制体系。从中国当前公司治理现状看，治理机制失效的表层原因是公司治理结构形同虚设，内部治理机制不太完善，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缺乏来自外部市场的治理力量，包括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和产品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约束机制虚化。

针对上述问题，需要抓紧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健全资本市场的监督.结合近年经济危机的发生来看，公司治理尤其是会计治理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2.完善中国公司治理机制的主要思路

继续完善股权分置改革，优化股权结构和股东结构。从中国国情来看，国有股适度地减持，以保持股权的相对集中是比较合适的；同时通过构筑国有股股东、机构投资者和社会个人股东的“三足鼎立”的股东结构，不断优化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进而逐渐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

优化董事会、监事会结构，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在中国外部市场不发达和股东大会作用日趋淡化的情况下，公司的决策职能和监督职能的安排和设计成为处理董事会与监事会之间关系的中心内容，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所以在股东大会结构优化的条件下，要使股东大会结构的有效性在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得到有效的延伸和充分体现，以强化决策和监督职能。诸如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完善董事会结构，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建立健全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强化董事的诚信勤勉义务与责任追究等。

处理好“新三会”和“老三会”的关系，关键在于保证“新三会”的决策权和“老三会”的监督权。

完善企业外部的市场治理机制建设，要培育充分竞争的产品市场、规范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建立和健全经理人的激励约束机制，发挥市场对经理人员的配置作用。

总之，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还处于初级阶段，结合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完善公司治理首先要解决“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问题，使多元持股制的优越性得以发挥，强化公司治理尤其是会计治理，以事业部制取代多级法人制，实行全公司集中统一的财务管理。其次是确立独立的国有股股权行使机构，完善董事会工作程序，加强董事会对执行层的监督；建立强有力和具有问责制的执行机构，建立由所有者主导的经理人员薪酬激励体系，在规范证券市场的基础上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管等。在中国现代化企业制度改革过程中，继续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与现代金融体系相适应的会计治理机制，防范商业欺诈尤其是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朱星文，等.会计治理论[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 王关义，等.现代企业管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

第8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按照平凉市环保局等9部门《关于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通知》（平环发〔2006〕45号）文件要求，我县从6月1日开始，至6月底结束，集中1月时间，在全县范围深入开展了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自查活动，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任务，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环保专项行动自查工作开展情况

围绕解决影响矿区环境安全的突出问题，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严格按照环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深入开展违法排污企业专项整治活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工作：

1、加强领导，靠实责任。环保专项行动是解决突出环境问题、维护群众环境权益、保障群众健康的重要措施。省、市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之后，县政府高度重视，及时召开专题会议，对全县开展环保专项行动进行了全面安排和部署，成立了*县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环保局，负责方案制订、人员抽调、情况收集、督查检查等工作。通过优化实施方案，层层分解任务，逐级靠实责任，切实做到了认识到位、行动到位、措施到位，为扎实开展环保专项行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2、强化宣传，营造氛围。充分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坚持把强化宣传作为抓好环保专项行动的基础，在“6·5”世界环境日期间，县上组织环保执法人员，采取上街宣传、定点播音、现场咨询等形式，深入开展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保法律、法规为主要内容的环保专题宣传教育活动，在县城主街道悬挂宣传横幅12条，散发宣传资料3000余份，办宣传专栏10期，制作电视宣传字幕3条，并在县电视台进行连续播放。同时，充分发挥“12369”环保举报热线的职能作用，积极畅通监督投诉渠道，鼓励群众举报环境违法问题，有效落实环境保护社会监督员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矿区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环保意识和安全意识，形成了人人爱护环境、企业重视环保的社会氛围。

3、突出重点，全面自查。一是对饮用水源地进行了检查。经过自查，我县西华、北河、南川、石堡子四个集中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没有污水排放口，周围没有杂物或畜禽粪便堆放，没有危害群众饮用水安全的排污行为。二是对重点排污企业进行了全面检查。县境内17户煤矿企业、1户水泥制造企业、2户冶炼企业和1户电瓷企业中，除豫华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的1台6300KVA硅锰铁合金炉和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的1台18000KVA电石炉配套环保治理设施正在建设、污染物不能达标排放（2台炉子已于2006年4月27日进行关停）之外，其余企业均安装了污染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物等全部达标排放，没有发现违法排污现象。另外，我县也没有石油化工、危险化学品企业。三是对重点建设项目进行了检查。在建设项目中，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但未严格执行环评手续的规定，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尚未建成已投入试生产，“三同时”落实不到位。晨化公司未执行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三同时”制度，已投入试生产。四是对重点区域进行了自查。县境内没有自然保护区，也没有造纸、制革、淀粉加工、铅锌选矿等企业。建材、基础设施建设、煤炭采掘、农业产业开发及畜禽养殖等行业污染物排放都能够稳定达标，六个限期治理项目除东华镇煤矿废水治理项目和陈家沟煤矿废水治理项目尚未开工建设外，山寨煤矿废水治理工程已完成主体工程，正进行组织验收。砚北煤矿废水治理工程、东峡煤矿废水治理工程、县城华砚供热中心扩建工程全部开工建设。

4、细化措施，边查边改。在这次专项行动自查工作中，我们对石堡子工业开发区豫华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3台1800KVA钛合金炉属于国家明令淘汰废毁的炉型，1台6300KVA硅锰铁合金炉和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的1台18000KVA电石炉这5台炉子于20*年4月26日已责令全部关停。晨华公司正在积极整改之中。

二、存在的问题

自查工作中，我们将东华镇煤矿废水治理项目、陈家沟煤矿废水治理工程、豫华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晨化公司作为环保治理重点单位进行挂牌督办，切实增强了排污企业的环保意识和法制意识，使自查工作真正取得了实效，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主要是：一是乐华冶华有限责任公司虽然办理了环境影响评价手续，但未严格执行环评手续的规定，1台18000KVA电石炉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尚未建成已投入试生产，存在先污染后治理的行为。二是豫华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3台1800KVA钛合金炉属于国家明令淘汰废毁的炉型，1台6300KVA硅锰铁合金炉配套的环保治理设施正在建设之中，尚未通过验收。三是晨化公司环境影响评价手续和“三同时”制度落实不到位。四是东华镇煤矿废水治理项目、陈家沟煤矿废水治理工程按目标责任书在2006年8月必须完成治理任务，止目前尚未开工建设。对于以上问题，我们将采取得力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尽快加以解决。

三、下一步打算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将严格按照省、市关于深入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专项行动的目标要求，进一步优化方案，靠实责任，强化措施，狠抓落实，确保环保专项行动真正取得实效。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是对乐华冶化有限责任公司、豫华冶金炉料有限责任公司加大监管力度，通过整改，配套环保治理设施，并经省、市、县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产。

第9篇：社会治理发展报告范文

这间家族企业由李秉在1938年创办，目前的会长是创始人的三子李健熙。在三星集团70多年的发展中，李氏家族与之风雨共济、共同成长。其中三星集团秘书室对集团的集权管理和家族治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秘书室担任着李氏家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管家角色，帮助家族凝聚权力，集中管理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并协调企业和家族之间的利益。

秘书室的概念来源于日军二战时的参谋组织。深受日本影响的三星创始人李秉，将这一潮流带入了韩国。起初，秘书室是三星物产下的一个“课”（等同于中国的科级部门）。随着三星的快速扩张，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需要一个强大的参谋组织，李秉参考三菱、三井和住友等日本财阀的秘书组织经验，于1972年加强了秘书室的功能。随后秘书室不断加强权力，并于80年代起成为韩国最强大的情报分析组织。

与美国企业倾向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趋势不同，韩国财阀倾向于由家族成员掌握企业经营权。秘书室这种内置于企业中的FO，起到了辅助管理集团的功效。此外，由于三星集团已经广泛涉入不同的行业，帮助家族分散投资变得没那么重要，因此，其秘书室源于企业，又高于企业，既强化家族对企业的管控，同时又处

秘书室功能一：企业管理与治理

情报收集与分析

这是李秉创建秘书室的首要目的，三星秘书室的情报收集能力甚至比韩国国家情报组织还要强大。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爆发、金日成去世、俄罗斯进口收银机等情报，都由三星秘书室在第一时间得到。其情报收集能力让人不禁联想到19世纪的罗斯柴尔德家族。

金融资源分配

三星集团的所有投资决策均要通过秘书室财务组。一般由会长提出战略方向，但具体资源分配、流向各部门和子公司的额度则由财务组决定。

统一决策管理

三星集团子公司的总经理决策都在“室”的指导下进行。“室”曾经指导停止中国区的保证金融资，全部用现金交易，子公司就得服从这一意见。

法务与游说

为家族和企业争取政策上的优势。秘书室时刻注意着政治、媒体和检查单位的动向和人员变动。在韩国总统大选时，它密切关注各位候选人，收集民意调查报告，分配助选资金，并会利用多年经营的人脉进行游说。

人力资源分配

对内，掌控着集团内部所有子公司部长级（M2）的人事任免、薪资奖金，另外成立人事档案。对外，广泛招聘社会精英，科长以上的岗位招聘均由秘书室和会长决定。

秘书室功能二：家族治理与传承

礼宾护卫

100多人的随行秘书和警卫人员24小时负责会长李健熙的安全和日程安排，分3班轮流。

通讯交通

“室”的通讯小组随时待命，24小时提供卫星监控录影画面，以备李健熙随时掌握各地情况。

住宅/健康/艺术品管理

李健熙和他儿女们的住址都选在首尔的梨泰院、汉南洞附近的风水宝地，形成了实实在在的“李氏家族村”。经由“室”的投资运筹，三星经营的Leeum美术馆也建立在“李氏家族村”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