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金融产业发展报告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能帮助扩大社会就业、繁荣文化市场、调节经济结构,因此党的十报告明确强调要推进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鼓励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与文化资源相结合,切实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然而,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基础薄弱,受社会经济条件和地区资源的制约表现出一系列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融资困难,与金融资本融合不足,严重阻碍着文化产业的发展。
本文主要以金融服务文化产业链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我国现有文化产业面临的融资难问题,结合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产相融合的新思路。
二、金融创新与文化产业的内涵
(一)金融创新的内涵
金融创新是指通过支付制度促进银行及一般金融中介作为资金供求纽带作用的改变,即通过新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新的金融市场、新的组织机构、新的经营方式和新的制度安排所进行的金融变革。
(二)文化产业的内涵
在党的十六大上,文化产业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国家文化部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工业标准,通过生产、再生产、储存及分配等方式从事文化产品相关活动的经营。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伴随着现代生产方式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能有效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三、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研究
(一)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
文化产业在促进经济、改善内需、转变发展方式、缓解就业压力、抗击经济下行压力等方面起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一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即将到来。1.文化产业即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2.文化产业将进入深度深化变革期;3.文化产业进入将进入强化融合期。二是“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需要解决的问题。1.文化产业放权力度不够;2.文化产业存在国有企业垄断;3.文化产业品牌竞争力不足;4.文化产业支持落实难。
(二)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现状研究
目前我国主要从三个方面研究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一是我国文化产业和金融资本融合现状;二是从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政策和渠道;三是金融支持文化产业的创新方式。但是,目前我国金融支持文化产业处于瓶颈期,遇到一些障碍,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因为对文化产业了解不够导致对接主动性不强;传统文化产业不能合理有效利用金融工具;金融机构制定的门槛比价高;文化产业自身的特殊性与金融资本融合度不高;服务与文化产业的金融中介体系薄弱等。基于以上现状,急需探究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融合新思路,促进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四、金融创新助推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探究
“产业链联姻模式”有助于推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金融资本有效融合。在这种模式下,不仅仅是让文化产业和金融资本简单合作,而是基于双方各自的产业链发展战略,进行优势互补进而实现金融资本支持文化产业多元化发展。金融助推文化产业发展要求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资本的前提下提供项目建设和管理服务,利用自身优势使金融资本更深入到文化产业中去,实现二者高效结合,最终实现高效利用金融资本降低文化产业投资风险的目的。
金融机构依托文化产业链的核心企业,针对过程中的各个环节,设计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产品,为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文化产业链下游企业的特点是交易活跃,比较有规律性且各企业相互依存,所以适合金融机构设计综合性和标准化的金融服务方案。
五、加快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融合的政策建议
当前文化产业提高发展速度才能满足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要实现这一发展就必须破解金融难题,实现金融资本的有效融合,为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和文化产业的融合机制,实现文化产业投资的多元化。二是金融机构积极创新融合路径,突破文化与金融融合的瓶颈,包括建立风险补偿机制,分散对文化产业的贷款风险;创新与文化产业更匹配的金融产品;引进保险和风险投资基金支持文化产业发展。三是文化产业自身大力发展核心竞争力,创造融资条件,包括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行上市融资;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发放债券融资。
参考文献:
[1]段桂鉴.加快文化金融服务创新[Z].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08-29.
[2]许新,彭宇臻.中国文化产业金融投资前景分析[J]产业经济,2012,(11).
[3]刘昕.当前中国文化产业财税金融政策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4]徐鹏程.当前阻碍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融合的主要问题[J].经济要参,2016,28,2-8.
作者简介:
关键词: 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银行信贷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217(2015)04-0062-06
一、引言
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其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将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也是现阶段中国寻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推动节能减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挑战的重要途径之一。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是基于中国特有的现实经济发展水平、产业发展水平以及产业结构等经济形势格局提出的,与国外提到的新兴产业较为接近[1]。国务院在审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2010)中,将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七大产业规划为现阶段中国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一步,国务院在《“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2)中明确了对发展上述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重要的战略意义及相关政策支持,其中包括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的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包括金融支持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系统过程,且金融作为引导经济资源配置的重要动力机制,能够与科技创新高度融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将起到不可替代的支持作用[2-4]。
对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而言,相关金融支持主要是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和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具体的支持渠道包括证券市场融资、债券市场、风险投资以及银行信贷等。然而,现阶段各种金融渠道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并不相同,具体表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通过中小板和创业版上市、风险投资的融资规模相对较低,而通过债券市场的融资水平相对较高,但也受到相关政策规定的限制,银行信贷的支持作用(尤其对中小企业)则较为薄弱。上述现实发展状况也反映出金融支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市场和政策仍需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作用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那么,从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出至今,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对其发展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为了回答该问题,本文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和其他相关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试图发现不同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用的差异性,为今后制定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提供重要的理论与经验依据。
二、文献回顾
虽然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的提出并不久,但国内有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研究已经十分丰富,其中与金融支持相关的研究内容也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一定程度反映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相对于其他行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高收入、高投入、高风险、中小企业为主等特征,而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也正是与这些产业特征密切相关。吕铁和余剑分析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具体包括商业银行信贷支持力度有限、中小企业融资难、政策性的扶持力度不足、风险投资滞后、金融服务动力不足等五方面内容[5]。马伟军则分析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面临的障碍,认为金融体系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6]。胡迟也同样提到了在融资形式、金融供给服务和银行贷款取向等方面存在的金融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不协调问题[7]。李富有和尹海凤进一步通过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考察了金融支持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系,认为在长期内金融支持和产业发展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但从短期来看,两者仅存在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8]。除上述从国家整体层面的研究外,还有学者对武汉、湖南、内蒙古等不同行政级别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现状进行研究[9-12]。
2.在不同类型金融渠道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不同学者主要关注于银行信贷、风险投资、股权投融资等金融支持渠道。谭中明和李战奇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对资金需求的分析,分别对银行体系、资本市场、风险资本、孵化器产业等方面考察了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现状[13]。纪玉山和孙海梅关注到了风险投资对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支持作用,从资金支持、管理经验、资源导向机制等角度讨论了风险投资对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要性,但也同时指出了中国风险投资支持作用所存在的不足[14]。辜胜阻等则进一步考察了股权融资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认为中国亟需构建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为主的股权投融资链来提供相关金融支持[15]。
3.大多数学者主要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不同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例如,顾海峰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从业态研究角度切入,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演进包括培育、发展、升级等过程,并考察了与之相匹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和市场性金融支持[16,17]。张卓等也同样基于业态演进的视角,考察不同时期所需的金融支持问题,提出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路径[18]。王健和张卓进一步基于业态比较的方法,创新地构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产业发展力等四个一级指标、产业增长潜力等八个二级指标以及生产率上升率等十五个三级指标[19]。
4.部分学者通过实证分析来考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相对与上述相关研究偏重理论和现状分析而言,对于金融支持效率的研究则更为侧重实证研究。熊正德和林雪较早地关注该方面的研究,他们运用DEA方法并基于99家上市公司数据,测算了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结果表明市场性金融支持行为在经济波动期存在效率缺失问题[20]。熊正德等基于DEA和Logit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效率,认为金融支持效率受不同时期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较大,具体表现为宏观经济形势良好时支持效率较高,反之效率较低[21]。马伟军则进一步利用DEATobit两阶段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得到金融支持在资源配置效率中并未实现最优且呈现出行业差异性的结论[22]。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概念产生于中国,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在于金融支持对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包括风险资本对新兴产业兴起与发展的作用[23,24]、金融发展对企业研发的支持作用[25]等方面。
总体来看,现有关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的研究已较为丰富,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较为广泛,但研究主要限于国内学者,这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由中国提出有关。然而,有关研究仍有一定可拓展之处,具体为: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研究主要限于现状分析和理论研究,相关实证研究较为缺乏且主要关于金融支持效率,并未较多涉及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第二,现有的理论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来考察不同阶段产业发展所需的金融支持,其他相关理论研究较少;第三,实证研究使用数据主要基于上市公司,但从现有研究来看所涉及的上市公司数目较少,不能更为全面地反映出金融支持作用。为此,本文针对上述可拓展内容,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对金融支持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行理论分析,并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不同类型金融支持和其他因素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
三、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由此可知,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任一企业而言,其生产主要依赖于三部分因素,即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技术水平。对于资本投入而言,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两部分,其中上市公司的流动资产可以反映出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对其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8];对于劳动投入而言,一般可由劳动力人数表示,但考虑到企业内职工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例如管理层与一般职工),本文用职工薪酬来表示劳动投入;对于技术水平而言,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较其他行业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拥有较多的无形资产,这也是其进行相关高技术产品生产的关键,故无形资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技术水平。此外,考虑到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也会对企业发展产生金融支持作用,在此用企业应付利息表示。这样,包括直接金融体系和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作用将通过影响企业生产的方式反映,主要表现在资本投入方面,相关因素还包括职工薪酬、无形资产、劳动力投入、技术水平等。
其中,INCOME表示企业营业总收入,反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水平;LA表示流动资产合计,反映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支持水平;FA表示固定资产净额,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企业的借贷能力;SA表示应付职工薪酬,反映企业的劳动投入水平;IA表示无形资产净额,反映的是企业的技术水平;INTEREST表示企业应付利息,反映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支持水平;i表示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同企业,t表示不同的时间(季度);ui表示企业固定效应,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差异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基于上市公司相关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关键在于如何筛选出与战略性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为此,本文借鉴了石璋铭、袁礼和国胜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样本选择的方法[26,27],考虑到财务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得性等问题,最终选择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共计422家上市公司,具体上市公司的产业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①。从上市公司数量分布可以看出,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公司数量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数量最多为94家,占到上市公司总样本数量的22.3%,而新能源汽车产业数量最少为13家,占比仅为3.1%,其他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上市公司数量相当。从上市公司数量也可以反映出该产业在中国的发展现状与前景,但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可能与该产业进入门槛相对较高、国际竞争市场激烈等因素有关。
此外,本文采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考虑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形成于2010年前后,政策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文选取的样本时间为2011年1月1日~2014年9月30日的季度数据,共计为15个季度。表2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除变量ln INTEREST的离散系数为0.996外,其余变量的离散系数均较小,表明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上市企业的应付利息差异较为明显,但包括企业营业总收入、流动资产在内的其他变量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回归结果分析
(一)基本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对于模型估计方法,F检验表明拒绝混合估计模型,Hausman检验则进一步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故在此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式(3)进行回归估计。表3为基本模型估计结果,作为对比,本文报告了分别使用混合估计模型(OLS)和随机效应模型(RE)的估计结果,而后续的回归结果分析将基于固定效应模型(FE)的估计结果。
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中的各解释变量对企业营业总收入的作用均显著为正,表明各变量的变动对企业营业总收入均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具体而言,当企业流动资产合计增加1%时,企业营业总收入将增加0.557%,表明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正效应;当企业应付利息增加1%时,营业总收入将增加0.004%,虽然也同样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但考虑利率等因素,其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的企业发展的正效应仍低于流动资产合计变量,表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正向支持作用要弱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上述系数估计结果得到的结论,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主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而非银行信贷,通过银行信贷的融资方式存在诸多限制与障碍,这与胡吉亚提到的资本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显著的推动作用相一致[28]。
相对于流动资产对企业营业总收入起到的积极作用,固定资产的作用相对较小,具体为固定资产净额增加1%将使得营业总收入增长0.094%,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的流动资产对其发展显得更为重要,这与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内企业固定资产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有关。此外,应付职工薪酬和无形资产净额变量对营业总收入也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作用,表明劳动投入水平和技术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的作用。
(二)扩展模型回归结果分析
从以上分析,本文选取的金融支持变量对以企业营业总收入指标为衡量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企业营业总收入反映的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规模,即从规模层面上来看的产业发展。那么,金融支持变量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利润所产生的作用也是否同营业总收入反映的一样,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盈利能力的作用是否也会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进一步改变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净利润,建立检验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扩展模型,具体为:
其中,PROIFIT表示企业净利润,其他变量与相关说明保持不变。
与基本模型一样,F检验拒绝混合估计模型以及Hausman检验拒绝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故同样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见表4。由表4可以发现,部分变量的系数符号及其显著性与基本模型中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中,固定资产净额变量系数符号为负,且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固定资产净额对企业净利润反而起到了一定的负效应,但该作用并不显著,企业应付利息对企业利润产生了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并不利于企业利润增长,进一步反映出间接金融支持体系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支持作用,反而呈现出一定的制约作用。同样地,无形资产净额对企业净利润也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效应,表明企业拥有较多的无形资产并不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可能限制了其进一步的发展。此外,流动资产合计变量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的支持作用仍显著为正,即企业增加流动资产能够促进其利润的增加。由此可见,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方面来看,金融支持对其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以上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理论分析,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并采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分析了金融支持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作用,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从企业营业总收入方面来看,直接金融体系和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均呈现显著的正效应,且前者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但从企业净利润方面来看,直接金融体系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仍呈现显著的正效应,但间接金融体系则出现了负效应。上述实证结果反映出现阶段以资本市场为主导的直接金融体系相对于以银行信贷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而言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正向支持作用更为稳健。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在于银行因其注重安全性和流动性,对高风险、中长期贷款需求明显、中小型企业为特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较为忽视[13],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进行融资的特征则显而易见。
(2)固定资产净额和无形资产净额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不同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的影响作用,两者对营业总收入产生较为显著的正效应,但对净利润却呈现出一定的负效应。固定资产净额所产生的负效应反映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固定资产在企业盈利方面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而无形资产的负效应则是其无法得到有效金融支持的一种现实体现,尤其在银行信贷方面更为明显,也可能与无形资产无法转化为现实生产技术有关。劳动投入水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产生显著的正效应。
可见,金融支持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用影响主要体现于资本投入方面,但不同类型的金融支持渠道所发挥的作用影响并不相同,这也反映出了中国现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得到的金融支持存在一定的异质性,与现实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一致。进一步而言,不同金融支持渠道发挥作用的异质性与其金融工具本身特征、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征密切相关。
为此,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其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同时建立严格的退市制度,保持上市公司的企业质量和竞争水平;创新银行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模式,尝试无形资产抵押方式,并加强政策性银行的支持力度和范围;加强科技金融的支持力度与投入,促进包括科技型小微企业等高技术企业的无形资产技术转化程度,最大限度地促进生产力水平,推动孵化器产业发展[29];深化风险投资和债券市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作用,根据不同战略性新兴产业细分产业特征,有机结合不同金融支持渠道,更有针对性地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注释: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列出所选422家上市公司的公司代码,可向作者索取。
参考文献:
[1]李苍舒, 李金华.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背景下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J]. 西部论坛, 2011,(3): 66-73.
[2]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升级与金融支持[J]. 改革, 2011, (2): 29-34.
[3]王新新.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策略研究[J]. 商业研究, 2012, (1): 44-50.
[4]Kolympiris, C., Kalaitzandonakes, N., Miller, D. Spatial collocation and venture capital in the US biotechnology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2011, (40): 1188-1199.
[5]吕铁, 余剑.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实践创新、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J]. 宏观经济研究, 2012, (5): 18-26.
[6]马军伟. 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障碍与对策[J]. 经济纵横, 2013, (1): 94-97.
[7]胡迟. “十二五”时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的金融支持[J]. 经济纵横, 2014, (8): 17-20.
[8]李富有, 尹海凤. 金融支持与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证研究――基于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4, (15): 53-58.
[9]余振, 李春芝, 吴莹. 武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基于共同集聚视角的分析[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6): 107-111.
[10]胡昌生, 付鸣.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小企业融资策略研究――以武汉市为例[J]. 经济纵横, 2013, (7): 107-111.
[11]刘建民, 吴飞, 吴金光. 湖南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6): 67-72.
[12]初海英. 内蒙古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科技金融支持策略研究[J]. 科学管理研究, 2014, (4): 68-71.
[13]谭中明, 李战奇. 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对策[J]. 企业经济, 2012, (2): 172-175.
[14]纪玉山, 孙海梅.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风险投资策略研究[J]. 税务与经济, 2012, (1): 1-8.
[15]辜胜阻, 马军伟, 高梅.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亟需完善股权投融资链[J]. 中国科技论坛, 2014, (10): 5-10.
[16]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体系及政策研究――基于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视角[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1b, (7): 98-103.
[17]顾海峰. 战略性新兴产业演进的金融支持体系及政策研究――基于市场性金融的支持视角[J]. 经济问题探索, 2011c, (11): 74-78.
[18]张卓, 张源, 胡挺. 基于业态演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与优化路径[J]. 武汉金融, 2012, (6): 18-19.
[19]王健, 张卓.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效率测度与金融支持[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1): 76-81.
[20]熊正德, 林雪. 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金融支持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经济管理, 2010, (11): 26-33.
[21]熊正德, 詹斌, 林雪. 基于DEA和Logit模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支持效率[J]. 系统工程, 2011, (6): 35-41.
[22]马军伟. 我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经济体制改革, 2013, (3): 133-137.
[23]Dimov, D, de Holan, P M, Milanov, H. Learning patterns in venture capital investing in new industrie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2012, (21): 1389-1426.
[24]Popov, A, Roosenboom, P. Venture capital and new business creation:international evidenc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3, (37): 4695-4710.
[25]Ilyina, A., Samaniego, R. Technology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2011, (43): 899-921.
[26]石璋铭.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金融支持机制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4.
[27]袁礼, 国胜铁. 融资偏好会影响生产率增长吗?――来自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经验证据[J]. 商业研究, 2014, (10): 25-31.
[28]胡吉亚. 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融资问题研究[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13, (6): 108-113.
[29]兰飞, 王华, 沈亚飞. 战提升科技型小微企业创新能力的财税政策分析[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14, (2): 86-90.
[关键词]深圳 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模式
“十二五”期间,北京将全方位整合文化产业功能区,《北京市“十二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将于近期公布;正在讨论的《上海文化及创意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显示,到2015年,创意产业增加值将达到2100亿元,年均增长12%左右;而深圳也于2011年5月13日举办了第七届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下称“文博会”)。我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十分迅速,下面主要对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梳理。
一、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现状探析
据有关数据,深圳文博会自第一届开始至前不久刚刚落下帷幕的第七届,其参与的展商数量、观众人数、专业观众和总成交金额大体呈逐年攀升之势。历届文博会总成交金额除第二届略有下降之外,总体呈类似直线上升的趋势,且此届文博会的总成交金额已是首届的近3.5倍。这一数字体现的不仅仅是深圳文博会这一平台的发展现状,更主要的反映出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的繁荣态势以及对整个文化创意产业进程的巨大推动。
现选取深圳文化创意园等部分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对这些园区的功能定位,目前的发展现状及未来一段时期的发展方向进行探析,归纳和小结,以期给国内其他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发展以借鉴。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注:1资料来自
二、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模式梳理
(一)“政府推进+园区带动”发展模式
深圳是国内最早一批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城市之一,早在2003年就提出了“文化立市”的发展战略,并于2004年推出了《深圳市实施文化立市战略规划纲要》。2006-2008年,深圳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分别为381.96亿元、467亿元、550亿元,占同期GDP总量的比重分别为6.7%、6.8%、7%。目前深圳有各类影视制作机构近60家,动画制作机构200余家,聚集了全国70%以上的动漫人才;工业设计占全国49%以上的市场份额,拥有一支2万多人的专业设计队伍;珠宝产品设计总值占全国70%,全市设计业的年产值超过130亿元。[1]
深圳2003年提出“文化立市”战略,2004年提出建设“创意设计之都”,2005年提出把文化产业发展成为第四大支柱产业,2007年,深圳市政府1号文件(《关于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中提出构建与完善创意设计产业的发展链条。
创意产业园的建立,是深圳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深圳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是按照“企业运作、政府支持、行业集中、功能完善”的原则建设的。深圳市罗湖、福田、南山、宝安、龙岗等区都在根据各区的特点和条件建设文化产业园或基地,如罗湖的水贝珠宝产业园等,福田的田面设计之都、观澜版画村和龙岗的大芬油画村等都已具有一定的规模。
(二)近期形成“文化+科技”、“文化+旅游”以及“文化+金融”三大特色发展模式
近期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形成“文化+科技”、“文化+旅游”以及“文化+金融”三大特色模式。这种模式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科技”是深圳文化产业向高端拓展的突破口;
2,“文化+旅游”是深圳重新配置文化资源的典范;
3,“文化+金融”是深圳市为破解文化产业发展投融资瓶颈问题作出的探索。
三、小结
深圳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模式从最初的“政府推进+园区带动”,依靠政府和园区的共同努力,发展至现在的将科技、旅游及文化等融入其中的“文化+科技”、“文化+旅游”以及“文化+金融”三大特色模式。这些模式是深圳这一城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发展上的摸索和实践,虽不能广而推之(因为每个城市所拥有的资源和政策不同),但对于国内其他城市在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建设方面却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如其他城市可以采取科技创新、金融创新等方式来不断地推进自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将自身所拥有的旅游资源利用起来发展仅属于自己的特色旅游产业园区等等。此外,国内其他城市还可以在借鉴深圳模式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优势加以改造成适合自己发展的新模式,从而更好地推动全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赛迪顾问,城市战略咨询中心. 2009-2010年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研究年度报告.2010
《上海纺织产业发展报告(2009―2010)》以大量翔实、权威的数据分析了上海纺织行业的经济运行状况。预测了来年上海纺织行业经济发展的趋势,还突出了科技和品牌建设工作对行业发展的引领作用,并对行业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剖析。《上海纺织产业发展报告(2009―2010)》不仅见证了上海纺织产业发展的历程,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纺织协会服务政府、服务行业、服务企业的工作重点和成绩。《上海纺织产业发展报告(2009―2010)》的编制将为上海纺织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积极、宝贵的借鉴。
2010环球国际模特儿大赛上海赛区落下帷幕
2010年6月27日,由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上海健美协会主办,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中法埃菲时装设计师学院承办的2010环球国际横特儿大赛中国蒉区“上海赛区”总决赛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楼举办。
此次环球国际横特儿大赛以“美丽在上海为世博庆贺”为主题,以服饰文化元素为载体,旨在展示独特东方海派文化魅力的同时,构建国际时尚之都的金字招牌。
一、工作原则
(一)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开发银行依据各自工作职能,联合推动生物产业发展,共同加大对生物技术产业化和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支持,加快培育壮大我国生物产业。
(二)按照规划和产业政策确定的生物产业发展重点领域和产业布局,实施生物技术产业化专项,引导生物产业的集聚化发展。
(三)发挥国家开发银行的金融服务作用,在完善制度建设、担保体系建设和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建立以企业信用为基础、市场化运作为主导的生物产业基地融资平台或企业融资平台,引导社会资金,加大对成长期生物技术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
(四)国家开发银行根据自身业务范围,创新信贷品种,改进金融服务,对符合条件的生物产业发展项目,积极探索多种融资模式,特别是利用小额贷款、统贷、转贷等方式,加大有效信贷投入。同时,积极探讨与担保公司、基金、商业性金融机构等开展联合融资。
(五)坚持积极稳妥、务求实效的原则,加强对信贷风险的防范和控制,结合各地实际情况,分阶段稳步推进生物产业融资工作的开展。
二、工作目标
按照《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通过政府引导、融资推动,完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为生物企业创新创业营造良好的融资环境,为生物技术创新型企业成长、生物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提供融资支持,加快生物技术产业化进程,促进生物产业规模化、集聚化、国际化发展,加速使我国生物产业成为高技术产业的支柱性产业和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三、主要任务
(一)积极研究适合生物产业特点的政策措施及金融产品,采取优惠贷款、投资补助、贷款贴息、资本金注入等方式,支持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型生物技术企业快速发展。
(二)创新和构建多种形式的生物产业发展融资模式和融资平台。充分发挥国家生物产业基地优势,建立并完善基地管理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坚持市场化运作,搭建生物产业基地融资平台。尚无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的省市,根据其生物产业发展情况,由具有实力的投资类公司或生物产业龙头企业与国家开发银行地方分行协商,搭建企业融资平台。
(三)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各省市发展改革委”)应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国家开发银行联合下发的《关于印发深化中小企业贷款与信用担保体系建设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企业[*]581号)精神,加快建立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
(四)设立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有条件的省市发展改革委要加快设立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并运用贴息、担保等方式,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纳、引导各方资金,形成生物产业发展资金多元化格局。国家开发银行可根据企业需要开展财务顾问、银团贷款等业务,积极探索协助企业发行集合式债券、上市等,并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扩宽融资渠道。
四、具体工作安排
(一)搭建融资平台和担保体系。具备贷款条件的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管理机构,或尚无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经与开行协商同意的相关投资类公司,可与国家开发银行当地分行进行沟通,探讨具体融资模式和融资平台的搭建等相关事宜,在符合相关监管规则的条件下,形成双方认可的融资平台,负责融资项目的遴选、论证、推荐、组织实施、委托贷款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国家开发银行各地方行应加快融资平台的评级工作。对融资需求大、并具备成熟项目的地方,相关省市发展改革委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抓紧形成建立担保体系和设立生物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的具体方案。专项资金设立规模应不低于国家开发银行与生物产业融资平台合作总规模的5%~10%,具体实施操作时可由省市发展改革委及融资平台和开发银行当地分行协商确定。
(二)编制符合各地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地方生物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各省市发展改革委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根据《生物产业发展“*”规划》,结合本地实际,编制本地区生物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国家开发银行通过技术援助贷款支持地方开展规划编制和论证、重大项目前期等工作,并就融资方案、融资平台建设、担保措施等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使实施方案切实具备可操作性。
(三)各省市发展改革委对具备产业化条件、具有融资需求的生物技术项目进行筛选推荐。各省市发展改革委应根据《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43号)》,筛选具备条件并具有融资需求的项目,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国家发展改革委高技术产业司审查后,向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推荐。国家开发银行评审二局将结合融资平台的实际情况及时开展项目评审工作。
(四)拟搭建融资平台的单位,要抓紧充实生物技术、管理、财务、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以满足后续工作的需要。
关键词:金融服务外包 上海浦东 市场准入 人才保障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6-1770(2008)06-054-05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国际化的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在全球服务外包浪潮中异军突起。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所属的巴塞尔银行业监管委员会(BCBS)、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OSCO)和国际保险业监管协会(IAIS)组成的联合论坛2005 年的《金融服务外包》(Outsourcing Financial Services)报告对金融服务外包所下的定义, 金融服务外包是指“受监管实体持续地利用外包服务商(集团内的附属实体或集团以外的实体)来完成以前由自身承担的业务活动”,即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机构,把IT服务、后台服务和业务流程等非核心业务甚至部分核心业务,以合同形式发包给专业的服务提供商,以提高核心业务的竞争力,降低企业成本,分散经营风险。金融服务外包包括金融信息技术外包(ITO)和金融业务流程外包(BPO)。金融ITO(IT Outsouring),即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是指金融企业以长期合同的方式委托信息技术服务商向金融企业提供部分或全部的信息技术服务,主要包括应用软件开发与服务、嵌入式软件开发与服务以及其他相关的信息技术服务等。金融BPO(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即金融业务流程外包,是指金融企业将非核心业务流程和部分核心业务流程委托给专业服务提供商来完成,主要包括呼叫中心、财务技术支持、消费者支持服务、营运流程外包等。从金融服务外包的发展历程来看,金融服务外包起步于金融ITO,成长壮大于金融BPO,发展趋势是金融KPO(Knowledge Process Outsourcing,主要帮助客户研发解决方案,并作为企业决策重要依据,锁定高度专业技能及知识密集型核心业务,包括评估研究、投资研究和技术研究等)。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的浦东,在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过程中,应当发挥已有的优势,着眼于发展高端的金融BPO,推动上海金融业的发展,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
一、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现状及趋势
当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格局是: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一)离岸金融服务外包发展迅速
离岸金融服务外包是指企业为降低成本, 保留核心业务和提高竞争力而将自己的部分业务委托给外国企业的一种商业行为。全球金融服务机构尤其是发达国家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将原来自我承载的业务转交外包商,国际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迅速发展。据统计,目前全球服务外包业务总量为1.2万亿美元,其中输出境外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量为2100亿美元。许多跨国公司试图通过建立离岸交易及服务中心来提高本机构整体的效率。金融机构除将业务外包给服务商外, 也会把一些业务交由海外附属机构来完成。
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在2004 年后的五年内, 美国金融服务业将有3560 亿美元的业务外包到境外。离岸业务将在近几年内持续增长, 到2010 年离岸业务市场产值将达到4000 亿美元,占整个行业总产值的20%。据金融研究公司TowerGroup的调查及预测,全球最大的15家金融企业将扩大信息技术项目的外包业务,金额将从2005年的16亿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38.9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4%。一批世界超级金融机构,包括美国运通、GE Capital等都向海外大规模地外移了客户呼叫中心与软件开发业务。
(二)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成为主要发包方
美国、日本和西欧的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商务流程已经实现了标准化,考虑到成本的需求,将其业务流程中非核心的业务外包给国外其他的服务公司运作,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转移到其他人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进行数据处理,进行24小时互动的服务支持,使国外商务公司低成本完成整个商务服务工作,从而使企业资源得到最佳分配,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减少了经营风险,增强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印度、爱尔兰等国成为金融服务外包接包方
面对蕴含大量商机的金融服务外包离岸外包市场,越来越多具有接包能力的国家正在成为美欧日金融企业理想的海外转包地。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最主要承接国是印度,爱尔兰等。以印度为例,据有关专家预测,截至2008年,全球100家大型金融机构将会向印度输送超过100万个后台与技术工作职位,约占全球金融业职位总数的15%。预计印度的金融服务外包收入将从初期的20多亿美元猛升至240亿美元。目前,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已经形成以印度市场为核心,同时包括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新兴服务外包市场的整体格局。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行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高速发展,年均增长率为56%,2005年总营业额达280亿美元,直接从业人员25万人。2005 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 FSA) 了主题为《离岸业务的行业反馈》的报告, 总结了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 其内容主要有: 印度企业重视变革管理, 由董事会负责制定的外包和离岸业务发展战略, 并有专门机构负责; 所有企业都准备有处理突发故的紧急预案, 大规模的业务被分散到不同的子公司来减小意外风险; 外包业务受到法律的监管并享受到一定的优惠措施; 承包企业都通过了英国信息安全标准的认证, 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客户资料和数据的安全; 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通信成本低的区位优势, 有充足的合格服务供应商和新进入市场的中小企业可供选择; 重视合同和约束; 外包业务得到了印度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四)中国有机会成为全球承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第二大中心
近年来,在全球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体系中,中国正越来越受到世人的瞩目,并认为有机会成为继印度之后的全球第二大金融服务外包中心。毕博管理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彼得・郝勒维茨就曾认为, 到2015 年中国和印度将成为全球金融服务外包业的中心。因为中、印两国拥有大量受过良好培训的外包业务人才,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能提供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更重要的是, 跨国金融机构从其全球化的长远发展战略考虑, 已经把中国和印度市场作为其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二、上海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优势和制约因素
浦东是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世界服务业转移的乐土。浦东陆家嘴和张江已经形成金融机构前台服务和后台服务的集聚效应。2007年底陆家嘴已集聚中外金融机构493家,张江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也已集聚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联、交通银行、平安保险、招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部门,其中银联一期全国信息处理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以及平安保险客服中心与后援中心已经入住并投入使用,金融后台服务中心初见成效,浦东有希望在承接国际金融服务外包转移上抢占先机。
目前,上海在中央的支持下正在加快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步伐,同时积极落实商务部提出发展服务外包的“千百十工程”,把握上海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落实“千百十工程”的机遇,积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加大引进跨国公司金融服务机构的力度,加快构筑第三方服务平台,集聚和培育自主品牌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将使浦东在提升服务外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目前从综合环境和产业发展的成熟度而言,浦东拥有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
(一)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于2003年3月开发建设的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上海市银行卡产业园,是全国首个以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金融信息服务机构集聚区。基地自建立以来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成功引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系统上海中心、中国银行信息中心上海、中国银联产业发展基地、中国平安保险全国客户服务及后援中心、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兴业银行信用卡中心、交通银行数据处理中心(上海)、上海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研发和数据处理中心等。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上海、辐射全国、面向世界,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前台服务功能相呼应,重点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及金融后台服务,为金融机构的前台服务提供支持。目前,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已集聚了众多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软硬件建设齐全,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金融软件外包服务企业集聚走在全国前列
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上海浦东软件园作为浦东软件外包产业发展的国家级产业基地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软件外包企业,目前软件园内已入驻企业294家,包括HP、IBM、毕博、塔塔、印孚瑟斯、花旗软件、金仕达、新致、中国银联等一批国内外大型软件企业及研发机构。入园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系统集成、电子商务、数据通讯、信息安全、芯片设计、软件出口、金融证券、医药、电信等各个领域,尤其是芯片设计、信息安全、软件出口、系统集成等已在园区形成产业群落,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金融后台服务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基地内已经形成了金融机构后台服务部门集聚,拥有众多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后台服务中心或银行卡业务中心,如中国银联、平安保险呼叫中心和营运中心、汇丰数据中心等。同时浦东还吸引了一批新型金融企业入驻,落户在浦东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研发出了手机支付功能,并申请了国家专利。浦东新区金融后台服务部门的集聚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并逐渐吸引了一批专业金融外包服务机构入驻浦东新区,逐渐形成了产业的集聚效应,为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营造了良好的产业生态环境。
(四)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环境建设走在全国前列
首先,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建设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金融后台服务和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打下良好的基础。其次,上海市政府2006年8月10日《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将上海建成全球服务外包重要基地的目标,并明确提出支持、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以及建设金融后台服务示范基地的目标。浦东新区政府也于2005年12月28日印发了《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其中在对金融信息服务产业的支持方面包括:对引进金融机构总部予以奖励;新引进金融机构自建办公房土地出让金优惠;新引进金融机构购房补贴;对新引进金融机构高管进行补贴;新引进金融机构的税收补贴;为金融机构高管子女设立“专项教育基金”;金融信息服务企业形成地方财力部分予以补贴;中介服务业其利润形成地方财力部分给予财政补贴等。更为重要的是,浦东新区于2005年6月21日被批准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将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有可能突破现有的政策体制障碍,获得巨大发展机遇。
当然,浦东在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方面拥有众多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由于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配套条件还不够完善,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在产业化、市场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方面尚存在一定差距。
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还面临一些体制,主要是:金融后台服务机构法人化市场化存在体制障碍、市场准入的限制、外汇监管限制、人才不足的限制以及缺乏接发包专业和必要的财税政策扶持等,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加以突破。
三、推动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与政策建议
(一)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战略目标
力争经过5-10年的努力,把浦东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真正发展成浦东现代服务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为使浦东成为我国金融服务外包创新发展的主要基地之一,成为亚太地区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承包和转包中心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
通过重点引进国内知名金融机构的银行卡中心、数据处理中心,国际知名金融信息服务企业、跨国银行的地区数据处理中心,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达到一定规模。
配套建设进一步完善,形成符合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需要的交通设施、通讯系统、产业配套完整的现代化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环境优美、生活设施完善、具有高品位的文化氛围、适合高科技人才生活与发展要求的现代生活社区。
(二)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对策措施
1.建设一个基地――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
根据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趋势以及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现状和优势,建设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基地,这一基地将具备以下四大基本功能:
产业集聚创新功能:集聚金融信息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形成国内外金融信息产品的技术创新中心、业务创新中心和运营机制创新中心。
金融后台服务功能: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后台核心业务向上海集中,形成国内商业银行的跨行信息交换中心、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中心,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融前台服务相呼应,形成完善的金融后台服务功能。
国际金融服务外包承接功能:承接以欧美为主的国际金融机构数据处理业务的转移,为上海发展国际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挥示范作用,促进上海成为国际性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接发包中心。
辐射带动功能:通过整合浦东的金融服务资源,以张江为核心枢纽,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带动上海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外包产业和其他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上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升级。
2.搭建一个平台――金融服务外包专业服务平台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管理、专业化服务”的指导方针,搭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这个公共服务平台将提供四大服务。
项目服务:主要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市场、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服务。
人才服务:适应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专业性人力资源的需求,搭建人才服务平台,旨在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库。
投融资服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搭建投融资平台,构建由市、区以及张江集团公司共同组建的“上海市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解决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资金问题,确保重大项目和功能项目的引进。
政策咨询服务:重点是为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提业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咨询服务。同时,制定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发展需要的行业技术标准,建立和完善外包服务企业的资格审查和信用评级制度,制定合理完善的服务商市场准入机制,构建规范的行业发展平台,促使金融服务外包产业规范健康发展。
3.发展七大类(6+1)业务
根据目前浦东现有的条件和优势,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应积极发展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银行卡业务、客户服务、财务和会计服务、营销服务、营运业务以及研发设计等七大类(6+1)业务。
金融数据处理和灾备业务:以中国人民银行的支付系统灾备中心和征信管理中心为核心,积极引进各大金融机构的灾备机构和建设中小金融机构灾备共享平台,发展灾备业务;引进国内外重要金融机构的数据处理系统,发展包括清算、结算、金融基础数据库、客户数据管理中心等业务,发展以数据集中为特征的各类金融机构的信息处理业务等。
银行卡业务:以中国银联银行卡跨行网络数据交换中心为核心,引进国内外具有竞争力、名列前茅的银行卡中心,发展信用卡的流转业务(收单、信息转接、资金结算等)和市场拓展业务(发卡、客户信息管理等);力争成为国内最重要的银行卡后台数据处理中心之一。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是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一项重要业务之一,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收集客户信息的渠道,一方面它通过电话、传真、E-mail、短信等多种途径主动为客户服务;另一方面它在内部管理功能上,通过知识库管理对金融范围内的业务、信息、资料、政策等内容进行采集、审核、归档、,通过工作流程系统实现包括咨询、投诉、业务申请、预约、外拨、知识等在内的信息流转,从而在客户业务处理、主动式服务、内部管理和整合服务渠道等多个方面得到全面优化。随着高科技的运用,金融服务外包呼叫中心,将改变传统的服务方式,引入视频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实现多媒体综合服务,使呼叫中心在功能上发生质的飞跃。
财务和会计服务:打造金融服务外包财务和会计服务,其目的专注于金融服务的核心资产业务、负债业务、中间业务、资金业务及结算业务处理,兼顾支付控制和风险管理及总账会计核算。同时,核心平台提供相应的数据处理、分析和挖掘功能,提高金融财务服务业务管理和服务能力。
营销服务:建立金融营销服务是适应现代金融服务外包的需要,是为确保金融营销工作顺利进行和既定营销目标实现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包括金融服务营销理念的建立及营销文化的形成、金融营销战略和营销目标的制定,营销业务流程的完善与再造、统一的市场定位和营销策略、差别化的营销和服务机制、产品创新机制、综合量化的考核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资源配置机制、风险控制机制等一系列业务。
营运业务:建立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营运业务,业务范围涵盖金融服务外包业所包涵的核心业务和非核心业务,主要功能是对外承接外包业务,同时将所承接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分拆、集成和转包。
研发设计:根据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发展变化,不断设计金融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以适应国际金融服务外包市场专业化、精细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4.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
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大力开拓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把大量国际金融后台业务吸引到上海。通过组建金融服务外包联盟,承接离岸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内容涵盖金融数据处理、信用卡数据处理、贷款数据处理、金融数据分析、客服业务以及开展金融服务外包论坛等等,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三)支持浦东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产业的政策建议
根据《财政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若干意见》、《上海市促进张江高科技园区发展的若干规定》、《浦东新区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财政扶持意见》、《“十一五”期间张江高科技园区财政扶持经济发展的暂行办法》、《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十一五”期间扶持软件产业发展的实施办法》等文件,结合张江高科技园区特别是上海市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支持基地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专业化的定位,着眼于发展中高端的金融服务外包业务。支持基地引进发展银行卡业务、数据业务、客服业务、财务服务业务、销售业务、营运业务和研发设计业务,努力把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建成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化示范基地,形成产业规模大、竞争优势强、经济效益好、品牌效益高的产业集群,使之成为国内发展金融服务外包市场的主要试验田和集聚地,成为上海建成亚太地区离岸外包业务承包和转包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建立第三方服务平台,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服务、政策咨询、知识产权咨询服务、项目接发包、投融资等市场化社会化服务,政府对服务平台建设和营运费用给予资金补贴,对使用平台服务的企业给予经费补贴。
第三,将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扶持政策延伸到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即凡入驻上海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的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经认定后享受张江高科技园区的优惠政策,并进一步营造有利于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
第四,扩大市场准入,鼓励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的设立和发展,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的国资、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和市场准入上公平对待,给予支持和便利。工商部门可在企业的经营范围内,写上“从事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涉及增值服务的金融信息企业,允许不同所有制企业经营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对外商独资从事离岸金融外包业务的企业实行备案制或放宽审批权限。
第五,建议将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列入国家鼓励发展的产业目录,同时建议浦东新区政府牵头,联系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监管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外包行业协会,制订金融服务外包的行业标准,推动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健康规范发展。
第六,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给予财政扶持。对从事金融服务外包的企业经认定后享受财税优惠政策。对所认定企业的营业收入实行免税;利润总额所得税按照15%的比例征收;对企业的研发经费给予一次性补贴;从事数据中心等金融服务外包企业进口自用设备,免除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第七,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人才保障。支持企业境外引进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对其引进的海外高端人才实行安置补贴,同时实行“一次审批、多次有效”的出入境便利措施;对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形成的地方财力给予奖励补贴;鼓励归国留学人员到金融信息服务产业基地创业,政府在税收减免、资金扶持方面给予优先考虑。
第八,完善融资服务体系。建议由浦东新区政府牵头,设立扶持金融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专项基金如种子基金、产业发展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扶持金融服务外包企业发展;针对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接发包项目,完善融资服务体系,提供投融资服务,如通过政府中小企业担保、银行资金、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形式为金融服务外包企业提供所需资金;建立支持创业企业上市的绿色通道。利用国家将推出创业板的契机,积极支持金融服务外包创新企业上市,为金融服务外包创新企业融资创造新的机会。
第九,鼓励内部服务机构法人化市场化。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有关监管部门的支持和规范下,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把从事非核心业务的后台服务、IT服务和业务流程的有关内部机构转变为法人关联公司或外包给服务提供商,并鼓励金融服务外包第三方服务的市场化发展。率先落实银监会的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内部后台服务中心、营运中心、数据中心等部门的法人化市场化,对法人化市场化的机构在用地、财税优惠、平台服务等方面给予支持。
为进一步加快生猪养殖业发展,做大做强生猪产业,确保猪肉市场有效供给和食用安全,根据上级有关生猪产业发展的规划和产业政策,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快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我市生猪产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年,天容食品加工项目落户我市,建成后年屠宰加工生猪能力可达180万头,给我市生猪产业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目前我市的生猪饲养量相对较少,散养比例较大,饲养场规模偏小,设施配套不健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生猪产业的进一步发展。随着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快速推进,现代畜牧业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加快生猪产业发展对提升现代畜牧业发展的内在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加快生猪产业发展重要性的认识,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大力推动全市生猪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二、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保市场安全供给、保养殖户增收、保产业发展壮大”为目标,优化政策环境,加大扶持力度,积极构建“育繁推一体化”的生猪产业体系,加快建设天容食品优质原料基地,不断提高生猪良种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水平。
(二)发展目标。到底,全市生猪存栏达到55万头以上,年出栏量达到120万头,生猪规模养殖比例达到85%,标准化养殖比重达到70%以上,力争利用两年左右的时间迈入“国家生猪调出大县”行列。
三、主要措施
(一)制定发展规划,大力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按照“政府引导、科学规划、统一标准、规范管理”的原则,制定完善我市的生猪养殖发展整体规划,加大生猪养殖场(区)的标准化建设力度,新建和改建一批规模大、标准高的现代化生猪养殖示范区。全面落实规模养殖场(区)建设审批和登记备案管理制度,督导生猪养殖企业完善出入场管理、饲料兽药购进使用管理、卫生防疫及消毒等各项规章制度,全面推行畜牧标准化生产,用现代装备、现代工艺武装生猪生产,逐步达到生猪良种化、养殖设施化、生产规范化、防疫制度化、粪污无害化。
(二)发展良种繁育,搞好新型实用技术的推广和服务。增加畜牧科技投入,重点抓好畜牧科技创新能力建设,积极利用现代信息和生物技术,培育新品种、开发新产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加大对重点原良种猪场、资源场、扩繁场的扶持力度,在保护好地方遗传资源的基础上,鼓励种猪生产龙头企业研发优良品种,不断提高生猪良种覆盖率,以满足市场需要。以全封闭、自动化、信息化的饲养设施建设和高效益、零排放的自然生态养殖技术推广为重点,大力推广普及“自然养猪法”等生态循环畜牧养殖技术,利用生物技术搞好节能减排和面源污染防治。
(三)扶龙头建基地,不断提高产业化经营水平。坚持“外引和内扶并举”的原则,积极培育和引进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能力强、品牌信誉好的龙头企业。统筹规模养猪场、饲料生产企业和屠宰加工基地建设,确保其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充分发挥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技术推广、行业自律、维权保障、市场开拓、联结龙头企业的作用,组织养殖户采取合同约定,推行订单收购。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大型规范化生猪合作联社。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引导加工企业、种猪繁育企业、饲料供应企业参与生猪产业基地建设,加快完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化经营体系。
(四)强化防控监管,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建立严格的疫情监测和报告制度,重点加强对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猪类疫病的监测,及时掌握疫情的发展趋势。加强防控队伍建设,扎实开展春秋两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强制免疫工作,认真做好日常补免工作,确保应免密度和耳标佩戴率始终维持在100%。突出抓好源头控制,持续加大对投入品生产、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和畜禽及其产品检疫的管理力度,依法对产地环境、投入品生产和使用、饲养管理、产品加工过程实施全程监控。严把生猪宰前、宰后检疫关,坚决杜绝不合格生猪产品流入市场。
四、政策保障
(一)落实土地优惠政策。继续落实畜牧用地政策,简化畜牧业用地审批手续,鼓励合理利用荒山、荒地、滩涂等发展生猪养殖。对成长型、扩张型龙头企业新上生猪标准化规模化养殖、精深加工项目所需用地,凡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发展规划和现代农业规划,优先安排解决,保证畜牧业发展用地需要。生猪拍卖(交易)市场、饲料原料交易市场用地按工业用地政策对待。
(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积极落实好能繁母猪补贴、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小区)改扩建、良种繁育体系建设、生猪良种补贴等中央出台的生猪产业扶持政策,规范项目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市财政每年预算安排龙头企业贷款贴息不低于100万元,重点支持取得一级以上资格认证的种猪场、新建存栏规模在500头以上或年出栏1000头以上的生猪饲养场、国家标准化养殖场改扩建项目实施单位及发展势头良好、运作规范的生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单位发展。贷款贴息优先用于大型生猪养殖场、种猪场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的粪污治理和标准化改造。
(三)加强金融信贷服务。金融机构要支持生猪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生猪加工企业、规模养殖场(户)搞好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更新改造及风险防范等工作,切实解决好上述企业的贷款难、融资难、担保难等问题。进一步创新金融产品和抵押担保模式,完善信贷管理制度,特别是涉农金融机构要根据生猪企业和场户的资金需求特点,进一步完善相关授信管理,采取专业合作社担保、联户担保、活猪或畜舍抵押等方式,全面提升对生猪养殖业和加工业的金融服务水平。
五、组织领导
积极推进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
当今时代,科技正日益广泛、深刻、全面地渗透到文化领域,文化和科技紧密融合,创意与创新水融,极大地改变着文化生产、交流与传承范式,不断形成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新范式。近年来,湖南在推动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文化与科技融合的现实价值,并在文化发展实践中大力提升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科技含量,用科技手段增强文艺创作的感染力,以科技成果培育新兴的文化业态。
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规划融合是起点。近年来,湖南在推进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方面,一直比较注意在规划层面强化两者的融合发展。为实现文化方面战略目标,湖南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湖南省文化强省战略实施纲要》、《湖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创新型湖南建设实施纲要》,在规划中把文化创意产业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加大税收优惠和财政贴息力度,扶持文化创业风险投资基金,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与科技创新的联谊联姻。
文化与科技创新产业层面的融合,乃最根本的融合。文化产业如能引入科技元素、借助科技力量,一定能迅速发展并产生巨大效应,形成产业规模并占领市场制高点。如湖南的动漫产业,借着文化与科技融合的东风,完成了产业转型升级并焕发出勃勃生机。2012年,湖南制作动画片15部、1345集,制作动漫电影6部,动漫图书销售461万册,新媒体动漫作品超过7万件,作品累计下载次数突破5000万次,动漫总产值约7亿元。湖南动漫产业发展速度之快、规模之大、来势之好,主要得益于立足产业发展,通过科技改造和提升文化产业,从而形成新兴文化产业发展“井喷”效应。
文化与科技创新机制层面的融合,能解决融合的手段与动力问题。要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文化科技创新机制,加快构建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渠道。当前湖南越来越多的文化产业与企业,逐步引入市场机制与民间资本,在增强文化产业市场竞争力、解决企业融资难题、夯实文化发展后劲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未来推进湖南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需要综合利用行政调节和市场手段,加快形成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的机制。
文化与其他产业融合作为最有活力的发展方向,在其初创和成长阶段,特别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从政策层面推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要完善促进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税收、金融、土地、工商等优惠政策,搭建投融资、版权交易、中介服务、展览展示等四大文化创新服务平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文化科技创新资源系统,为文化产业加速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提供完备的配套政策支撑,为文化科技企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归结到底靠人才的融合。文化与科技融合,既是文化专才学习吸收新兴技术的过程,更是科技人才拓展文化发展空间的过程。近年来,湖南通过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吸引了大批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科技人才投身文化建设。抓好文化科技复合型人才培养,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化艺术等领域,培养一批掌握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引领文化科技创新的专门人才,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汇聚智力资源。
推进文化与金融深度融合发展
金融支持不足、资金短缺一直成为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实施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文化与金融的融合必不可少。促进金融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的结合,不仅有利于扩展金融市场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更可以激发更多的创新活力。
上市是企业高效、便捷、低成本的融资主渠道。湖南省文化企业已有中南传媒、天舟文化等企业上市,上市企业对形成文化产业高地、展示湖南形象、激发产业活力、提升区域知名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意义。因此,在原有上市企业的基础上,要着力培育文化企业上市后备资源,加快企业股改步伐;要多管齐下,拓宽企业上市渠道,积极争取符合条件的上市企业在主板和创业板上市。
依靠湖南文化产业龙头企业优势,充分利用资本市场投融资功能,加强资本运作,推动优势产业跨区域、跨行业发展与并购重组。通过整合湖南广播影视资源,积极推动湖南广电、中南传媒与动漫、演艺产业的强强联合。在此基础上,打造湖南广播影视、出版发行、演艺娱乐、动漫游戏四大优势产业领域的航母。为鼓励和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上市公司增资配股、定向增发,地方政府和金融主管部门可以给予政策倾斜或提高审批效率;本土的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可为其提供财务顾问服务,同时积极引进风险投资的战略投资者。
促进文化企业与大型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合作。在文化产业领域,湖南已经取得农行、国开行共220亿元授信,但这对于龙头企业的跨区域发展、跨行业整合远远不够。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强与大型银行的合作,为大额资金融资构建后盾。比如支持广播影视业的“影像中国”数字出版及交易系统、长沙地铁及城铁数字多媒体网络建设和张家界国际影视文化城项目的建设;支持琴岛演艺在全国范围内的跨区域经营,扩大湖南演艺行业的影响力;支持湖南宏梦卡通走出长沙,实现从动漫制作到发行、动漫产品销售和产业园区建设的多元化动漫产业集团。
挖掘本土信托对文化产业的投资优势。信托具有融资与产业投资的双重功能,并且融资规模大、期限长,这是银行和其他机构所不具备的优势。同时,湖南文化产业领域的龙头企业具有盈利能力强、现金流充裕的优势。截至2012年7月底,单湖南省建设银行一家就对全省文化产业客户签约综合授信金额超过320亿元。为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必须充分利用湖南信托的优势,发行结构化的大型文化产业信托基金,投资于龙头企业,支持其重大项目的融资。
鼓励本土银行机构支持文化企业融资。长沙银行上市进程加快、华融湘江银行的成功挂牌、吉祥保险的成立、农信社的顺利重组以及村镇银行的蓬勃兴起,标志着湖南金融迈上新台阶。在此背景下,应尽全力挖掘湖南金融资源,积极引导本土金融机构对文化产业的放贷,积极引导长沙银行、华融湘江银行以及各城市商行、村镇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尤其是中小型文化企业。鼓励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给予信贷投放,并鼓励银行与企业达成合作伙伴,从而推动湖南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积极推动金融机构服务创新与机制创新。目前,湖南金融机构基本健全,五大国有商业银行、十四家股份制银行和三大政策性银行在湖南均有分支机构,并具有实力雄厚、信誉度高、分支范围广的特点,能够为分散在湖南各个县市的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资金融通服务。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文化企业,提供个性化甚至是定制化的资金融通服务;积极引导担保公司开展文化产业领域的担保业务、再担保和联合担保业务。推动银行监管差异化,金融监管部门可比照发放中小企业贷款的激励机制,从拨备计提标准、风险容忍度、不良资产核销以及信贷人员尽职免责等监管要求方面对文化产业有所倾斜,提高银行对文化产业发放贷款的积极性。
推进文化资源内部要素融合发展
文化发展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与社会其他系统要素进行互动与融合,从而不断地获取与整合资源,促进文化自身快速发展。文化发展除了要融合科技、金融等社会系统要素以外,还需要实现文化自身内部资源之间的融合。实现文化内部资源要素之间融合发展,要依据消费需求提供差异化文化产品,要整合文化内容创作与传播途径,要推进文化发展多元力量的汇集。
一是促进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当前,虽然对公益性文化事业与经营性文化产业,应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但立足资源互用、准则框定、机制借鉴层面,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对于推进文化大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十分重要。各级地方政府应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放在同样的地位来看待,将覆盖全社会的公益性文化服务建设与推动经营性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统一起来,整体规划、协同发展。
二是促进文化人才、产权、资金、中介等要素市场均衡发展。目前,湖南文化产业经营单位众多,但市场化程度非常低,文化要素市场如文化人才市场、产权市场、资金市场、中介市场等尚未建立,文化资源在市场中不能实现有效配置。要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必须以发展文化要素市场为重点,采取多种有力措施促进文化市场各部分的全面发展,使文化市场成为连接文化产业与文化消费的基本纽带。
三是推进文化内容与文化传播途径联动发展。内容是文化产业的内核,但文化产业需要传播的载体、渠道和终端。从内容生产体系看,文化产业行业包括影视制作、文艺演出、新闻出版、动漫游戏等;从文化传播渠道看,文化产业主要有出版物发行、广电传输网络、电影院线和文艺演出等类别。相对于较完备的内容生产体系,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传播渠道较为分散、画地为牢、不够完整,成为文化产业发展和体系建设的“短板”。
四是实现文化企业、产业、园区、集群聚合发展。文化产业集群是指相互关联的多个文化企业,在一定区域集聚形成文化产业的互补与合作,从而产生孵化效应和整体辐射力的文化企业群。不同文化企业集聚,沿文化产业链上、中、下游分布,分担文化产品从创意、生产、销售到再开发等环节的任务,有助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生产效率、形成强大的规模经济。文化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把文化产业要素与区域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有效的生产组织方式,是文化产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重要标志。
五是整合政府文化管理多部门的力量。政府文化事务管理,主要是通过文化、新闻出版、版权、广播电影电视等部门,管理社会公共文化事务,建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科技创新发展。当前,政府文化管理部门数量较多、分工较细,尽管基层都组建了文广新局统一机构,但实际上还仍然存在不同程度政出多门、职能交叉、权责不清的弊端。如网络文化管理,就涉及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多个部门。这种力量分散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阻碍了文化资源统一配置,不利于文化行政管理能力与绩效的提高。
关键词:商业银行;新能源;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9-0036-02
伴随着社会财富的积累,在人类大肆消耗能源和享受眼前利益的同时,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等问题愈演愈烈,石油危机、能源危机、资源争夺、大气污染等现实问题严重威胁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也威胁着国家安全。这一系列危机的发生促使着我们不断思考。面对严峻的节能减排形势,作为以“绿色信贷”为主题的银行业改革与创新将成为必然趋势,呼唤着商业银行积极参与到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活动中来,在社会可持续和谐发展方面发挥其社会作用。
一、新能源产业发展融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是我国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低效利用基础上的,从一定意义上讲,GDP的增加和能源的消耗呈高度正相关,生态环境呈现不断恶化趋势,经济发展与生态平衡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把发展循环经济、推进节能减排、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推动新能源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着力构建集约型、节约型、生态型发展模式,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但是对于新能源产业发展的资金支持程度仍然较低。
从目前新能源产业发展和节约减排项目的融资情况看,以天津市2009年节能环保及新能源贷款为例,各银行天津分行总体新能源贷款额415.51亿元,占地方全年新增贷款10.42%。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新能源贷款分别占其全年新增贷款的22.63%和18.15%,其他依次为城市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其他(农村合作、外资)银行,总体贷款资金投入不是很充足,融资渠道较为单一,增加新能源项目融资成为银行业的重要课题。
二、商业银行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商业银行已经逐步重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在行业政策的导向下,开始着手进行信贷调整,大力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发展绿色信贷。但在目前,信贷调整及银行支持过程还存在以下问题。
1.信息的有效性和披露机制。在商业银行支持过程中,缺少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在项目界定上还普遍以地方环保部门提供的相关信息为准绳。由于信息的时效性、针对性不强和传递的延迟性导致项目的搁置和延误,不能适应银行审查信贷申请的具体进度需要,从而影响绿色信贷执行效果。
2.项目专业体系和风险管理。在新能源产业的银行支持项目中,由于商业银行缺乏绿色信贷的制度体系、决策机构和专业人员,面对项目的隐性的风险不能做出及时判断,对项目贷款的资金用途和还款来源没有明确掌握,缺乏前瞻性,从而导致风险发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绿色信贷深入发展。
3.银行内部评级和信贷标准。目前对新能源产业的支持标准并不明确,缺少具体的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商业银行对新能源项目没有明确的内部评级体系和信贷标准,难以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降低了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
4.绿色信贷激励和扶持政策。虽然商业银行已经将支持新能源产业信贷作为新时期信贷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缺少推进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对新能源企业和支持银行缺少鼓励性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银行支持新能源项目。
5.项目融资渠道和创新能力。近几年来,新能源项目主要从银行贷款和国家政策支持来进行相应的企业运作,其中商业银行贷款仍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方式,新能源企业融资信心不足,融资渠道单一。
三、商业银行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对策研究
商业银行是现代金融的核心,低碳经济的推进、新能源的发展离不开商业银行的支持。商业银行要明确其支持方向,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优化经济结构、发展新能源项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当中。为此本文对商业银行支持新能源产业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加强外部导向,促进产业发展
1.建立信贷指标系统,增加窗口指导作用
政策制定和银行监管部门通过建立一套完整的新能源产业信贷指标体系,通过贷款项目的综合评测,建立从项目原材料到产成品整个生命周期的能耗预测、预报和预警系统,同时各级政府部门和商业银行对新能源融资所出现的各类问题及时进行协调沟通,通过合理有序的协调机制和窗口指导引导资金的合理流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
2.金融政策适度倾斜,充分发挥配置作用
按照国家有关节能减排的最新安排部署,不断修订和完善金融政策。其中对于银行信贷政策可向新能源产业适度倾斜,在银行支持项目中探索差别利率制度、差别再贴现政策和差别准备金率制度,在法律法规要求和防控贷款风险的基础上,运用利率工具、再贴现资格和存款准备金参数指导商业银行增加新能源产业的货币供给,有效调整社会经济产业结构。
3.研究支持配套措施,增强信息平台沟通
金融机构通过联合政府机构、财政税务部门和高等院校共同研发一体化的银行支持配套措施,如建立银行支持新能源产业建设补贴基金,实行减免新能源信贷资金税收等措施,以鼓励金融机构支持节能减排。与此同时,商业银行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平台等方式参与到新能源产业的信息共享,完善能源局、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沟通机制。
(二)改善内部体系,提高综合效率
1.改革信贷决策机制,加强风险管理能力
商业银行应加强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建立健全针对新能源产业的信贷管理委员会、信贷经营部门和风险管理部门。随时关注和研究国家的环境政策和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及时调整银行贷款策略,借鉴国际已有的先进经验,切实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商业银行新能源信贷风险防控机制,切实做好贷前调查、评估、发放、贷后及回收的各个流程,对企业发展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加强对新能源产业贷款的风险管理能力。
2.积极研发金融产品,加强金融融资创新
作为社会节能减排重要参与者的商业银行,要在节能减排项目的资金支持基础上,不断开发金融低碳创新产品,大力开拓多元化的新能源金融服务,致力于为新能源企业提供债券发行、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咨询研究等投资银行服务;利用国内外资本市场,为新能源企业提供公司理财、投资管理和资产管理服务;通过设立社会责任基金、产业绿色基金,集合全社会金融资源,为新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股权投资等多渠道融资。
3.构建长效支持机制,提升银行服务效率
在落实新能源产业银行支持工作中,为提高项目贷款的业务办理效率和金融服务水平,商业银行可与相关企业达成长期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对节能减排重点项目和新能源项目开辟“绿色通道”,优化贷款流程,提高放款效率,进一步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提升银行服务效率,发挥商业银行资源优势,最终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践行企业公民责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天津市银行业协会.天津银行业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公益事业报告[R].2009.
[2] 周小川.利用金融市场支持节能减排[J].中国金融家,2009,(7).
[3] 刘蔚.金融机构能为绿色信贷做什么?[EB/OL].中国环境报社..[4] 蔡林海.低碳经济大格局――绿色革命与全球创新竞争[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 刘江.“绿色信贷”与节能减排[J].中国经济周刊,2007,(47).
Study on the countermeasure of the commercial bank supporting
new energy source industry development
YANG Bing
(Tianjin bank,Tianjin 300060,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