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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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1）会对周围的环境造成一定的污染，排放废水等问题。

（2）排放废气，造成污染，产生噪声污染，严重影响人们的健康。

（3）在施工期间，会对土石方进行开挖，因此也就破坏了植被环境，引起水土流失。所以，在设计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环保问题，有效处理好生产废水以及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弃碴等问题，并且也要有效的控制好粉尘以及噪声所造成的环境影响，保护植被生存环境。在建设水利工程时，环保设计必须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分析研究，要经批审同意后才能进行。也应充分考虑到环境保护的主要对象，有效拿出保护方案以及意见书，环境监测系统，估算出所需费用，监测人员的配备以及仪器设备等相关问题。

2在设计当中所反映的群体关系

对于生态环境工程建设的主要目标就是要提高生物群环境所具有的多样性，因此，在对其设计时应全面的考虑其保护河流以及对它的恢复问题，要保护原有多样化生物所需要的生存环境，这样可以防止发生非连续化的河流问题，从而这也给多样性生物群提供了良好的水生环境，因此，必须要保护河流的生态环境。一般在河流当中会生存了很多动植物，这就会形成多样性的一个生态环境，一般包括在流水和土壤的状态以及河流形状等要素问题，而通常在河流生态系统中会具有很多的特点：

（1）由于水、气、陆在这三者之间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所以会在不同的环境中具有异质性。

（2）由于河流横断面是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并且在它的纵向也是具有一定的蜿蜒性特征。在根据水、气、陆在这三者之间相联关系当中，它是形成了较为开放式的生态环境，并且也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生存环境多样化。

（3）由于在河流当中所形成的纵向蜿蜒性，它是在急流和缓流之间流向的，其横断面是具有多样性的形状，一般是在深潭和浅滩之间进行交错的，它可以为生物提供一个很好的栖息所。在人类的活动当中，尤其是在建设治河工程当中，就会给造成非连续化以及渠道化的影响，这也就给河流的环境造成单一化的影响，从而也就降低了生物群落多样化，给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退化。所以，只有河流的形态具有良好性才可以对河流的水温、流速、水质、流量、水文脉冲以及在河床材料等多方面形成一个良好的异质性，从而才能形成较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3水利工程环保设计所存在的问题

（1）施工期的废水排放规律、排放量及浓度往往因当地条件变化而变化。一般废水处理的设计前提是取得废水排放规律、排放量及浓度，通常要通过实测取得。而目前施工期废水处理设计时，废水还未存在，全凭经验值进行设计，加上国内施工期废水的实测数据不多，设计成果与实测结果难免有所出入。需强化在建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期废水的监测力度，获取施工期废水的各种参数，为后期施工期废水处理设计提供真实、可靠的参数。像粉尘、废气、弃渣等的环保设计亦是如此。

第2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生物勘探；管理制度；现状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137-03

一、南极生物勘探概念的界定

在历年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成员国都一致的认为，对南极生物勘探给出一个确切的定义，这对于南极生物勘探的研究以及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生物勘探定义以及任何诸如生物勘探的相关术语的定义在国际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是，一些国家提交的工作文件中还是给出了生物勘探的定义。

英国在2002年提交的会议文件中是这样定义生物勘探的，生物勘探是指对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具有商业价值的生物化学物质和遗传资源的开发活动。［1］新西兰在《生物多样性战略》中认为，生物勘探是指为了寻求商业上有价值的化合物、物质或遗传资源而进行的生物物种的探寻活动。［2］在欧洲共同体的背景下，生物勘探是指为了从自然界获取在经济上有价值的遗传和生物化学资源而进行的必要的探寻活动。［3］南非在2004年生物多样性法令这样定义生物勘探：为了商业或是工业利用，包括系统化的研究、采集以及对资源的搜集，或是为了研究、开发、使用的目的而对资源的提取，从而进行的任何研究、开发或使用本土生物资源的活动。［4］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南极生物勘探是指在南极这个特定的区域内，为了商业、工业利用或者科学研究以及其他目的，而进行的对各种有价值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以及生物化学物质和遗传资源而进行的探寻活动。

二、南极生物勘探现状分析

生物勘探作为一个非常重要且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产业，已经从区域延伸到了南极大陆及其附近的海域。这个全球性的产业涉及生物资源多样性的研究与实验，这些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以及具有商业价值的生物化学物质和遗产资源。

从南极生物所依存的区域来看，可以划分为陆生的、海生的以及内陆水生的三大类。通过分析数据发现，在南大洋海洋环境下的生物占到了56；在陆生环境中的生物占到了34，仅有4的生物来自于内陆水生环境中，还有4的生物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有存在，最后的2的生物存在于陆地和海洋环境之中。［5］

从南极生物的类型来看，细菌和微生物占到了整个陆生环境生物种类的39，酵母菌和梅毒占到了37。其它的植物和禾本种占了7，真菌和苔藓占了4，淡水藻类占了2，蓝藻细菌占了2，其他生物合计占了9。与陆生环境中的生物数据相比较，海洋环境中生物类型的数据主要源于捕获的磷虾。在海生环境中，磷虾占到了60，鱼类和其它的无脊椎动物占到了10，海藻类占到了10，海绵和背囊动物占到了7，细菌占到了6，其他的海洋生物占了7。［6］

从南极生物（遗传资源）的用途上来看，遗传资源最大使用领域是药品和生物技术产业，它占到了遗产资源用途的23，食品和饮料产业占了20，分子生物学和生物技术占了18，工业用途占了12，化学加工占了11，化妆品和个人护理用品占了6，水产养殖和农业占了6，培养物保藏和图书室占了3，环境补救的使用占了1。［7］

从参与南极生物勘探国家的数量来看，参与生物勘探的国家越来越多。目前参加生物勘探的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美国、日本、韩国、瑞典、挪威等。究其原因：一些国家是因为具有先天的地理优势，因而在南极生物勘探上显得比较活跃，这些国家主要有澳大利亚、南非等；另外一些国家虽然距离南极非常遥远，但是它们距离北极比较近，这样可以利用在北极的科考经验，比较容易的在南极进行相应的勘探活动；这些国家诸如瑞典、挪威；还有一些国家，虽然在地理和经验上不具有先天的优势，但是这些国家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再加上国内资源短缺的驱动，也使这些国家投身到南极科考以及生物勘探的活动之中来，这些国家有韩国、日本等。

从南极生物勘探的现状来看，生物勘探的对象主要是微生物，进行生物勘探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进行这种微生物的商业开发，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后盾，因此，发达国家在生物勘探上就具有了明显的优势。因而导致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尤为明显。因此，建立一种公平且有效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就非常迫切。

三、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现状分析

在目前的国际法律制度框架之下，还没有一个具体的且行之有效的政策制度来对南极生物勘探进行有效的管理。但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了一些管理南极生物勘探的设想。第一种设想是利用南极条约体系中与生物勘探有关的法律制度而对南极生物勘探进行管理；第二种设想是对南极生物勘探活动进行许可或认证，通过授权这样一种形式来对生物勘探活动进行约束；第三种设想就是在南极条约体系之外专门建立一种规束南极生物勘探的政策制度。下面来详细的分析这三种设想，以寻求一种最佳的管理南极生物勘探的政策制度。

第一种设想是利用南极条约体系中与生物勘探有关的法律制度而对南极生物勘探进行管理。主张这种观点的是一部分南极条约缔约国。这些国家认为，南极条约体系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管理体制，它具有广泛的授权，能够对南极环境及其生态系统进行保存、保护和管理，它们亦指出，南极条约体系对于成员国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它帮助成员国找到了处理已经暴露出的各种缺失和问题的应对方案，而不是指望其他的一些国际组织，比如说联合国，它们处理的具体事务可能与南极独特的环境不相关或是不恰当。一些参与国补充道，南极条约体系有一种传统，那就是以一种前摄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在问题产生之前，先对它们进行预测并作出相应的方案。因此，他们认为，这种前摄的方式在解决南极条约体系下的生物勘探问题方面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笔者认为，南极生物勘探所涵盖的一系列问题并不能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得以有效的解决，因为南极条约体系下所制定的各种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解决南极生物勘探的问题，这可以从这些政策制度的目标或管辖范围可以看出，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目标是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便利国际交通和促进海洋的和平用途，海洋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以及研究、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从这个目标中，我们不难发现该公约对南极洲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有所保护，但根本无法规制南极洲地区陆地环境下的生物勘探活动，即使该公约对南极洲附近海域的生物多样性有所保护，但从规范南极生物勘探活动的迫切要求来说也是远远不够的。再看《生物多样性公约》，该公约的目标是按照本公约有关条款从事保护生物多样性、持久使用其组成部分以及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实现手段包括遗传资源的适当取得及有关技术的适当转让，但需顾及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一切权利，以及提供适当资金。该公约的范围是：（a）生物多样性组成部分位于该国管辖范围的地区内；（b）在该国管辖或控制下开展的过程和活动，不论其影响发生在何处，此种过程和活动可位于该国管辖区内也可在国家管辖区外。［8］这样的目标和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有鼓励人们开发生物多样性的嫌疑，对于脆弱的南极环境而言，意味着一种灾难。

第二种设想是对南极生物勘探活动进行许可或认证，通过产业授权这样一种形式来对生物勘探活动进行约束。当前，由于南极条约体系下各种政策制度对生物勘探活动监管的模糊性，所规定的义务并不旨在解决生物勘探和生物技术研究和发展的细节，因此可能无法提供一个一致的做法。基于此，产业授权可以在南极条约体系下为确保南极生物勘探活动的有序进行提供一种途径。产业授权是对一个活动进行评估的过程，往往由一个独立的机构按照事先存在和商定的准则进行。一个成功的授权是授予某种形式的认证。认可和认证可能是公共的（即国营），或在由政府指令、非政府组织、行业机构或独立评审企业推动的私人倡议的形式。［9］产业授权可以在存在或是缺乏有约束力规制措施的情况下都获得实施。这也可能仅是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因为它不能阻止未来必将出现的新的措施的发展。

笔者认为，产业授权作为一种目前在南极条约体系下对生物勘探活动疏于监管的情势下的一种应急措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它在规束生物勘探相关的具体活动上，有利于平衡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正如梅丽莎・韦伯所说的“产业授权提供了提高工作和环境标准，并与现有的法律义务，社会规范和技术的最佳做法相一致的一种手段”。［9］

第三种设想就是在南极条约体系之外专门建立一种规束南极生物勘探的政策制度。在这个制度的论证上，伯纳德・赫伯论证较为新颖。他将南极生物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分别在《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南极条约体系下详细论证了南极生物到底是一种国家公共物品还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从而得出了两种南极生物勘探政策制度的选择：1.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这种政策在实质上等于没有政策，它允许对南极有价值的生物和遗传资源进行不计后果的使用和开采。2.根据人类共同遗产的原则，应当将南极生物勘探作为一种“全球公共物品”，针对此逐步设立一套独立的政策制度。

然而，伯纳德・赫伯也认为，跨国公司的政治决定将最终决定南极生物勘探政策制度的本质，该政策制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强国的影响，这些强国同时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的领头羊，也是南极条约体系的成员国。这些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也可能是不同的。考虑到最近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的加大，政治多边主义的萎缩，对人类共同遗产原则逐渐减少支持，很多的征兆都在表明自由放任的制度对于南极作为一个自然保护区而言将是一种威胁，唯有建立有效可行的南极生物勘探政策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约束不同主体的行为，实现南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10］

四、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是从南极条约体系在南极生物勘探管理上的现状，还是南极条约协商会议缔约国在南极生物勘探管理上的立场，都表明建立一种专门的规制生物勘探的管理制度势在必行。因为我们很清晰的看到，在南极条约体系下，针对生物勘探的管理而存在的许多模糊与不确定性甚至是管理上的空白，已经严重影响了南极生物勘探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的结果便是无序的生物勘探活动给南极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影响。在历年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上，“生物勘探”都成为会议热议的话题，如何更加有效的约束南极生物勘探活动，更是与会方关注的焦点。然而，在笔者看来，目前，建立一种广泛的约束生物勘探活动的管理制度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

（一）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

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建立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南极条约体系下的各条约、公约协定等。主要有南极条约、马德里协定、南极海洋生物资源保护公约、南极海豹保护公约、南极海豹保护公约等。

南极条约作为约束南极活动的灵魂条约，它的一些规定对于生物勘探制度的建构具有引导作用。例如，南极条约第一条规定“南极应只用于和平目的”。在第二条下，缔约成员大会同意在南极科学考察的自由原则，以及为了以上目的的合作。第三条第1条概括了缔约成员大会同意追求这一目的的具体的措施。它规定：为了按照本条约第二条的规定，在南极促进科学调查方面的国际合作，缔约各方同意在一切实际可行的范围内：(a)交换南极科学规划的情报，以便保证用最经济的方法获得最大的效果；(b)在南极各考察队和各考察站之间交换科学人员；(c)南极的科学考察报告和成果应予交换并可自由得到。

马德里协定中也有对于生物勘探制度建立起直接指导作用的规定。例如，该议定书第三款第二项设立了一系列环境原则，包括(a)规划和从事在南极条约地区的活动应旨在限制对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的不利影响；(b)规划和从事在南极条约地区的活动应避免：(c)在南极条约地区的活动应根据充分信息来规划和进行，其充分程度应足以就该活动对南极环境及依附于它的和与其相关的生态系统以及对南极用来从事科学研究的价值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预先评价和有根据的判定。

此外，其他的公约中都有类似的关于生物勘探管理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可以提供很好的法律支撑。

（二）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

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建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来源，一是历年南极条约协商会议中一些文件中的观点；二是一些学者的学术著作的观点。对于前者，文件中就南极生物勘探是在南极条约体系下管辖还是内国管辖还是建立新的政策制度进行管辖，都有宏观的分析和评价。对于后者，这些观点主要有：詹森・ 戴维斯的从静态管理到主动控制论；梅丽莎・韦伯的产业授权论；伯纳德・赫伯是从财产法的角度论证建构南极生物勘探政策制度的可能性。

（三）南极生物勘探管理制度建立的实践基础

目前，南极生物勘探存在广泛的实践基础。最显著的例子就是，每年的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对南极生物勘探这一活动的推进，出现的结果便是南极条约体系下针对南极生物勘探的管理不断增强，针对生物勘探的许可不断增多，于此同时针对生物勘探方面的知识产权的授予也在不断增加。因此，相比较以前南极生物勘探活动无序进行的状态而言，当前实践中的一些做法必将会对理论上的完善或制度的建构提供有益的参考。另外，一些国家诸如南非、新西兰、美国等国家都建立了在本国区域内的生物勘探管理制度，这些制度为南极生物勘探制度的建构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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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第2-4页。

第3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重金属污染；土壤微生物；微生物多样性；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X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7731（2017）13-0036-03

Study on Soil Microbial Diversity in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

Li Yan1 et al.

（1Anhui Huajing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Technology Co.，Ltd.，Hefei 230094，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bial diversity of heavy metal contaminated soils in recent years are summarized，and thei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are analyzed.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microb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Heavy metal pollution；Soil microbes；Microbial diversity；Research methods

近年来，由于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以及冶金、采矿业的迅猛发展，土壤重金属污染日趋严重[1]。重金属污染不仅会严重影响农产品以及农作物的品质，而且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是微生物栖息的最重要环境之一，提供了微生物生长所必要的营养物质。土壤微生物种类十分丰富，主要分为细菌、真菌、古菌以及放线菌等。土壤微生物是土壤有机质以及土壤养分C、N、P、S等循环转化的动力，参与土壤中有机质的分解、腐殖质的形成、土壤养分的转化循环等[2]。土壤微生物在土壤生态系统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3]，对环境的变化反应灵敏[4]，其群落多样性和相对组成，是评价环境质量的重要参数[5]。一旦土壤生态系统受到污染，土壤微生物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6]。有研究报告指出，土壤重金属污染能明显影响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及结构[7]，李晶等[8]研究也表明，土壤微生物对重金属胁迫特别敏感，可通过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来反映土壤质量和健康状况[9]。因此，研究土壤微生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研究微生物传统以及各种新型研究方法进行了分类介绍，并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以及适用场合进行说明。

1 土壤微生物研究方法

1.1 传统的分离纯培养和稀释平板计数 在固体琼脂培养基上接种培养微生物，可利用微生物的表面特征差异，在固体培养基上对微生物进行分离纯化，也可利用该方法对微生物在平板上进行简单的计数[10]。同时可以通过配制不同成分的培养基对微生物进行筛选驯化，从而得到我们需要的菌种。此种方法的优点是成本低，便于对微生物的状况做出初步的判断。缺点是由于自然界中存在大量的不可培养的微生物，且存在很多对温度要求苛刻并微生物，如嗜低温菌和嗜高温菌，传统的固体培养基的培养温度并不能满足这些微生物的生存所需温度。

1.2 Biolog微平板法 Biolog微平板原理是基于测定微生物对单一碳源利用程度的差异来表征微生物的生理特性[11]。Biolog微平板由对照孔和95种不同单一碳源孔组成并在其中添加染料，当接种纯培养的菌液时，其中一些孔的营养物质被利用，使各孔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从而形成微生物特有的代谢指纹，可通过与标准菌种的数据库做对比，从而可鉴定出被测菌种。与传统培养方法相比，此方法可以估算微生物群落代谢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同时可根据各孔的颜色差异来反映出微生物群落的均匀度，从而可以反映出群落的稳定性[12]。该方法的缺点是当环境差异不大时，这些指数并不能较敏感地区分菌群之间的差异[13]。同时由于不同的生长和竞争的结果，菌种之间会相互影响导致种群发生变化，影响测定结果[14]。

1.3 磷酸脂肪酸分析法（PLFA） 磷酸脂肪酸存在于活细胞的细胞膜中，具有属的特异性，不同属的微生物通过不同生化途径而形成不同的磷酸脂肪酸（PLFAs）[15]。因此，土壤中的PLFAs组成和含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土壤中微生物量和群落的动态变化。通过对微生物的磷酸脂肪酸进行提取，并依据其中的特征脂肪酸指示的微生物种类[16]，可对土壤中微生物群落特征进行表征。此种方法具有对试验条件要求低、无需对微生物进行培养、测试功能多和稳定性好等优点[17]。但PLFA法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该方法只能鉴定到属，PLFA图谱并不能给出一个实际的微生物种类组成，仅能反映微生物群落的概图[18]；另外，该方法容易受微生物生理状态影响[19-20]；古菌不能使用PLFA图谱进行分析，因为它的极性脂质是以醚而不是以酯键的形式出现[21]。同时由于目前尚未建立土样中所有微生物的特征脂肪酸，并且在很多情况下，还无法确定土样中某些脂肪酸与特定微生物或微生物群落的对应关系[22]。

1.4 变性梯度凝胶电泳技术（PCR-DGGE） 该技术是以复杂的环境样品如土壤为研究对象，直接提取微生物DNA，利用通用引物进一步对提取的DNA进行PCR扩增。将扩增产物开展DGGE凝胶电泳分析[23]。DGGE不是将分子量不同的DNA分开，而是通过聚丙烯酰胺凝胶中变性剂浓度梯度的不同，将序列不同的DNA分开[24]。该方法的原理是根据DNA的解链特性，不同碱基组成的DNA双螺旋发生变性所需要的变性剂浓度不同。在普通的聚丙烯酰胺凝胶基础上加入变性剂，根据其迁移行为决定于其分子大小和电荷的原理能够将长度相同但序列不同的DN段区分开[25]。该方法具有可靠性高、重现性强、方便快捷、分辨率高等优点[26]，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DGGE还不能全面分析土壤中全部微生物，该方法只能检测出土壤中相对丰度大于1%的微生物[27]；同时DGGE对实验要求较高，凝胶浓度、温度、电压等电泳条件选择不当时，就会发生共迁现象[26]，即同一条带不止包含一种微生物，微生物的种类被低估。

1.5 高通量测序技术 高通量测序技术也称“下一代”测序技术，1次并行能对几十万到几百万条DNA分子进行序列测定。以Illumina公司的Solexa，ABI公司的SOLiD，和Roche公司的454技术为代表[28-29]。该技术对于研究土壤微生物具有极大的意义。该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微生物测序成本，实验了大规模土壤微生物直接测序[30]；同时该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测序通量，丰富了研究的信息量，便于研究者更加深入地了解所研究课题。但同时该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局限性如下：海量数据分析难的问题，该测序方法所测数据之深，所获信息之大，都极大地加大了实验研究者分析数据的难度；数据去伪存真难的问题，在土壤微生物高通量测序中，存在物种丰富度被高估的情况[30]，对高通量测序结果去伪存真，探索新的统计学方法成为研究者面临的一大难题[31]。

1.6 基因芯片技术（GeoChip） 基因芯片（GeoChip）是研究土壤微生物非常有效的技术手段，作为新一代的核酸杂交技术，可用于检测环境微生物参与物质循环、污染物降解等过程中参与的功能基因[32]。该方法是在芯片上含有编码各种与生态学和生物功能过程或生物降解作用有关酶的基因[33]。由此可见，功能基因芯片为土壤微生物研究提供了全新有力的技术分析工具，有利于更加有效地利用微生物对污染土壤进行修复[34]。基因芯片技术具有高密度、高灵敏度、自动化和低背景水平等显著优点[35]。但是任何技术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因芯片技术也不例外。该技术虽能检测出微生物在生物学过程中所发挥作用的功能基因，但是却不能直接表征微生物的群落多样性组成和丰富度。应结合DNA与mRNA测序，可以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信息及其生理活动[34]。同时该方法在取样、标记、杂交条件、图像处理、数据归一化以及所得数据的质量评估等都会带来很多误差[36]。

2 不同方法在重金属污染土壤中的应用

刘云国等[37]在湖南临乡桃林矿区土壤中采用稀释涂布法在马丁固体培养基上筛选出一株高抗铜、锌菌株；张秀等[38]利用Biolog微平板法来分析生物质炭对镉污染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孙婷婷等[39]利用磷酸脂肪酸分析法来分析羟基磷灰石-植物联合修复对Cu/Cd污染植物根际土壤微生物群落的影响；郑涵等[40]利用PCR-DGGE分析方法对锌胁迫对土壤中微生物群落变化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分析；江玉梅等[41]利用Illumina平台高通量测序技术分析重金属污染对鄱阳湖底泥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路桃香对植物非根际土壤微生物进行454高通量测序。

目前对于微生物研究方法有很多种，有最先进的技术，也有传统的实验方法，每种方法都各有优缺点，因此，在研究土壤微生物时，应结合土壤特征以及研究目的合理选择研究方法。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结合多种技术方法同时使用，可以更好地研究土壤微生物的群落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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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武夷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武夷山脉北部最高地段，地处武夷山市、建阳区和光泽县三县市境内，与邵武市和江西省铅山县毗邻。保护区主峰黄岗山海拔2160.8米，是我国东南大陆最高峰，素称“华东屋脊”。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首批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全区总面积56527公顷，其中核心区29272公顷。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纳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1992年被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评为具有全球保护意义的A级自然保护区。1999年与武夷山风景区联合申报世界双遗产名录获得成功，成为我国仅有的一个既是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又是世界双遗产保留地的保护区。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评价为世界生物圈可持续发展学习地。在国家14部委联合编撰的《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中被列为我国陆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11个关键地区之一，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表现为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享有“世界生物之窗”、“鸟的天堂”、“蛇的王国”和“昆虫世界”等美誉。

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33年的建设发展，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已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绿色明珠、生态文明建设的典范。

南平航天体验馆

南平航天体验馆位于武夷市山兴田镇（宁上高速公路武夷山兴田收费站出口处500米），是福建省唯一一家以航天实物展出、航天科技体验，集知识和趣味性为一体的综合型体验馆。展馆总建筑面积1.47万平方米，是华东地区目前最大的中国航天主题展馆。

展区主要由“漫步太空”“辉煌历程”“美好生活”“太空互动体验”四个主展区构成。漫步太空展区主要展示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以及火星探测工程及部分航天实物；辉煌历程展区主要展示了航天历程、航天任务、航天员风采等珍贵的图片资料；美好生活展区，主要展示我国几大不同功能的卫星，包括导航、通信、遥感等领域的卫星；太空互动体验展区，可以体验沉浸式项目、玉兔竞速，还可观看到震撼的环幕球幕电影等。上述项目都是虚拟现实技术与航天知识结合的互动产品，可以让参观者了解航天科技知识的同时更近距离的感受航天文化产业带来的激情与快乐。

武夷山极地海洋公园

武夷山极地海洋公园坐落于武夷山市大王峰北路198号，位于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的核心位置。作为目前国内单体建筑规模最大的内陆极地海洋公园，武夷山极地海洋公园由极地动物馆、海洋生物馆、精品水族馆、科普互动馆等“四大展馆”，以及“鲸豚剧场”“欢乐剧场”“人鱼皇宫”等三大表演剧场组成，展出白鲸、海豚、北极熊、企鹅、北极狼、北极狐、海象鱼、十二生肖鱼等数百种极地动物和海洋生物。公园以极地海洋动物保育、保护为方向，开设科普教育课程和延伸体验为发展，打造融合海豚、白鲸、海狮等大型海洋哺乳动物互动体验、潜水互动、夜宿海洋馆、科普讲堂、海洋科普夏令营、小小驯养员等多种互动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科普旅游项目，提升游览感受，打造更具科普性和互动性的极地海洋欢乐体验。

邵武市南武夷药博园

南武夷药博园坐落于邵武市城郊镇朱山村，占地1600亩，2016年被授予南平市科普教育基地，2017年1月入选福建省第一批15家养生旅游休闲基地示范创建单位。园内设置了中药材栽培示范、标本制作、膳品鉴、保健理疗、养生讲堂等培训与体验功能区域，展示和传播中医药文化精髓。基地致力于建成集“药用植物基因贮存、科学研究、成果展示、养生体验、中医药文化传播、人才培养、养生产品开发、中医药文化合作交流、传承与传播中医药文化”为一体的中医药科普综合示范园，助力中医药文化和技术传播。

邵武市卫闽镇“迷宫生态小镇”

“迷宫生态小镇”位于邵武市卫闽镇，是以植物迷宫为载体，打造“迷宫探索+户外拓展+水果采摘”的乡村旅游综合体验项目。目前已建成寻福文化植物迷宫、树叶型蔬菜迷宫、竹林中药材迷宫、古樟树林间慢道迷宫等4个文化主题生态迷宫，及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药材迷宫、古樟树林间慢道迷宫等4个文化主题生态迷宫，及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竹林休闲木屋、竹林文化餐厅、水上乐园等旅游设施，以及真人CS、高空拓展训练等体验旅游项目。“迷宫生态小镇”交通便捷，成为集休闲养生、运动健身、会议培训、科普教育、创意文化、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旅游集镇，年可接待游客10万人次以上。

光泽县鸿建农庄（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鸿建农庄占地面积300亩，地处光泽城郊，距县城仅1.5公里，农庄以创意农业、休闲农业、科普农业为特色，科学、合理的将蔬菜作物种植与养殖业相结合，建立多处生态农业科普示范园，向市民、游客宣传生态种养科技知识，是全国、福建省和南平市三级命名的科普教育基地。

基地设有多种游客农事体验活动中心，如菜地认领，农产品采摘，传统农耕竞技等，开设了传统农事DIY。根据不同年龄人群，开展如亲子游、夏令营等不同的农业科普活动。2016年鸿建农庄通过国家3A级景区命名，提升了基地知名度，现年接待游客达20万人次。

近三年鸿建农庄还致力于保护古民宅，大力挖掘、传承传统文化，抢救、搬迁、修复当地明清古宅，并在农庄内建成明清古街景观。

浦城县富岭镇双同村

第5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植物区系；单（寡）种属；特性；湘西南山地；龙底保护区

中图分类号 Q94-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2）03-0256-05

Analysis on 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Spermatophy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notypic（Oligotypic）Genera in Longdi Protection Zone in 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Province

LU An-zhong LU Qi-yong LU Qi-feng LU Ming-xin

（Forestry Bureau of Tongdao County in Hunan Province，Tongdao Hunan 418500）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flor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spermatophytes，floristic composition of spermatophy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 in Longdi Protection Zone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wild spermatophytes flora in the protection zone is made up of 2 174 species in 859 genera of 188 families，among which，gymnosperms take 21 species in 15 genera of 8 families. 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 of flora is made up of 209 species in 183 genera of 83 families，taking 21.30% of the whole flora in this area. 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 can not only display its nature of relict and endemism，and the vegetation compos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btropical evergreen broad-leaf forests，but also reveal the stage and process of plants evolution.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 and the whole floristic genera in composition proportion of growth form and life-form spectrum. The distribution types of the floristic genera are mainly tropical components while 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 are mainly temperate components. Monotypic（oligotypic）genera have an advantage in Chinese emdemic genera，endemic genera to eastern asia and asian endemic genera in tropical zone.

Key words flora；monotypic（oligotypic） genera；characteristic；southwest mountainous area of Hunan Province；Longdi Protection Zone

单种属和寡种属代表植物属的2个相反方向，一个是新属建立，种类尚未分化；另一类是古老属演化终极，只有少数残遗种类[1]。其特征分析是研究植物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龙底沟谷森林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下称保护区）位于湖南省的西南边陲，境内山高坡陡，河谷深切，地形多变，丰富的景观多样性和山地南北两侧气候的差异，使这里保存着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为保护生物多样性，通道县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2002年建立自然保护区前和2008年申报万佛山国家自然遗产和地质公园前2次组织调查了该地的生物多样性[2-3]。

1 自然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保护区自然概况

保护区位于通道县境内，是湖南省也是湘桂黔交接山地森林植被保存很好的地区。地理位置约为北纬25°52′30″～26°22′45″，东经109°39′45″～110°0′15″。东邻城步八十里大南山，南连广西九万大山北部山地，西接云贵高原东缘延伸地带，北接雪峰山南部的青定山。调查涉及珠江流域浔水支流北部甘溪、坪阳2个乡和长江流域沅江渠水支流的木脚、临口乡山地原生森林植被保护较好的地段（含中低山丹霞地貌）。区内以海拔1 607.7 m的牛皮界经936 m的八斗坡至1 230.0 m的传素山东西走向的山脊为分水岭，分水岭有海拔1 000 m以上山峰82座。分水岭以北（称渠水区），地势南高北低；分水岭以南（称浔水区）地表切割强烈，自北向南地势急剧下降，山高谷深，珠江流域浔水支流向北伸展至此，最低海拔（张里村洞雷）203 m，与牛皮界相对高差为1 404.7 m。区内地层主要为震旦系、寒武系和白垩系地层。岩石以板岩、页岩、红色砂砾岩为主，局部区域有石灰岩分布。地带性土壤为红壤（亚类）、黄红壤（亚类）、黄壤和山地黄棕壤。气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分水岭南浔水区（最南端洞雷）比岭北渠水区（县城海拔379.5 m）平均气温高1.8 ℃，为17.1 ℃；1月气温高出2.0 ℃，为7.2 ℃；日均温＜0 ℃的天数少16～17 d，极端低温高4.2 ℃，为-3.1 ℃；≥10 ℃活动积温高出100～400 ℃，为5 000～5 300 ℃；年均降水量低于渠水区100～300 mm，为1 300 mm[4]。

1.2 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资料来源于2002年和2008年2次生物多样性调查资料及笔者平时深入保护区的调查材料与压制收藏的标本。裸子植物按郑万钧系统（1997）、被子植物按哈钦松系统（1934）编制土著野生种子植物名录。单种属和寡种属从野生种子植物名录中提取。单（寡）种属采用吴征镒等的《种子植物分布区类型及其起源与分化》中认定的属所含种数，确定全球意义上的单种和寡种属（2～5种）（简称为单（寡）种属）[5]。属的分布区类型根据吴征镒等的分类原则确定[5]。

2 结果与分析

2.1 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的种类组成

保护区有土著野生种子植物188科859属2 174种（含51变种5亚种1变型）。其中裸子植物8科15属21种（含1变种），分别占区系种子植物的4.26%、1.75%和0.97%，占全国裸子植物10科33属193种[6]的80.00%、45.45%和10.88%，占区系组成比例较小，但在全国裸子植物区系中占较重要的地位；被子植物180科844属2 153种，分别占区系的95.74%、98.25%和99.03%，占全国3 162属28 414～28 737种[5]的26.69%和7.49%～7.58%，在区系组成中占重要地位，对全国植物区系组成有一定的影响。被子植物中，双子叶植物154科666属1 761种，含45变种，5亚种（变型），分别占被子植物的85.56%、78.91%和81.79%，对该区系植物区系组成起重要作用。

2.2 单（寡）种属分析

2.2.1 单（寡）种属组成分析。研究区单（寡）种属的组成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龙底保护区有野生种子植物单（寡）种属183属，占野生种子植物859属的21.30%，其中单种属61属，占单（寡）种属总属的33.33%。183属归属于83科，含209种，占种子植物区系科的44.15%和种的9.61%，平均每科有2.20属2.52种。单（寡）种属最多的禾本科含单种属3属，寡种属13属；其次为菊科，含单种属4属，寡种属6属；含6属的有芸香科1科；含5属的有唇形科、金缕梅科、安息香科、茜草科、百合科、兰科6科；含4属的有木兰科、大戟科、蝶形花科、荨麻科4科；含3属的有毛茛科、睡莲科、大风子科、蔷薇科、榆科和五加科6科，含2属的科26个，含1属的科38个。

经单（寡）种属组成分析，可以认为：①该区域山地环境有利于古老残遗植物类群的保存与新建类群的分化迁移定居。因为单（寡）种属代表着植物古老属的终结和新属的建立2个方向，单（寡）种属所占区系中全属的比例越大，则该种作用表现的就越强。该区单（寡）种属占全区系的21.30%，所占比例较大，表现出该区系中保存有较多的残遗属和新建属。②能表征区系的古老残遗特性。植物区系中的古老残遗属比较集中分布于单（寡）中，如银杏属，具蕨类型的游动，起源非常古老，金钱松属起源于白垩纪晚期，青钱柳属是单型活化石，瘿椒属从白垩纪或老三纪延续至今[7]，伯乐树属、杜仲属、五列木属、大血藤属等属，无疑是古老特有属；鹅掌楸属、檫木属、三白草属、扯根菜属、黄水枝属、金钱草属、肥皂荚属、两型豆属、鸡眼草属、金缕梅属、枫香属、灯台树属、蛇床属、银钟树属、胡蔓藤属、大丁草属、凌霄花属、透骨草属、蜻蜓兰属、朱兰属等均为东亚―北美间断分布（9型）的属，属中有许多东亚、北美对应分布种，糯米团属、香椿属、广防风属、淡竹叶属、结缕草属为热带亚洲至热带大洋洲分布（5型）的属。5型和9型均为泛古大陆在扩大的太平洋范围内从东西分裂转向南北分裂时的产物[5]，这些属均为白垩纪―第三纪的残遗成分。还有柳杉属、杉木属、福建柏属、拟单性木兰属、马蹄荷属、木瓜红属、小米空木属等许多单（寡）种属的大化石出现于早、晚白垩纪。第三纪的始新世至中新世[8-13]，都是一些白垩纪第三纪的残遗成分。拟单性木兰属、观光木属为中国特有属，白豆杉属、穗花杉属、红豆松属也为残遗类群[5]，另有福建柏属、穗花杉属、血水草属等不少冰期后的残遗属。大量残遗成分的存在，表征出植物区系的古老残遗的特性。③单（寡）种属中，有一些属处于原始类群的位置，有些为较进化的属，表现出植物类群演化的阶段与过程。从具体分类群来看，三白草科的三白草属是科中最原始的分类群，而蕺菜属则为较进化的类群[14]；木兰科中有较原始的单种属鹅掌楸属，也有最为进化的单种属观光木属[9]，柳杉属是现存杉科植物最原始的类群，而杉木属则是杉科中的高级进化类群[8]等。从单（寡）种属组成的总体上看，许多处于分类群原始位置的属，如檫木属是樟科木姜子属群（共11属）中最原始的属[15]；虎耳草科落新妇族是虎耳草科最原始的一族，扯根菜属与该族有极近的亲缘关系，且更为原始[16]；大丁草族（Mutisie）是菊科中相对最原始的族，该区有大丁草属，皿果草属在紫草科中处于较原始的位置，石椒草属出于芸香科原始主干，枳属是柑橘亚科中的原始类型，较原始科桔梗科的桔梗属是一个科内的原始的单型属[7]等。同时又存在许多处于类群的进化位置，如在罂粟科罂粟亚科的进化图式中，血水草属和博落回属分别位于白花菜族和博落回族的枝顶[17]；枫香属和金缕梅属在金楼梅科中是较进化的属[11]等。

2.2.2 单（寡）种属的生长型和生活型分析。生长型是指控制有机体一般结构的形态特征，是根据总体，即习性划分的。而生活型则是指有机体对环境及其节律变化长期适应而形成的一种形态表现，是依据生态适应划分的[18]。生长型和生活型在植被研究中十分重要。将生长型分成乔木（树高7.5 m）、灌木（树高0.5～5.0 m）、木质藤本、竹类、半灌木和多年生草本、一年生草本6类[19]，生活型按Raunkiaer系统划分[20]，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生长型组成中，单（寡）种属以木本植物为主，半灌木草本植物次之。木本植物中乔木＞灌木＞藤本植物；草本植物中半灌木多年生草本＞一年生草本＞竹类。该变化规律与该区系中野生种子植物属的组成变化规律相同。但在具体的组成比例上，单（寡）种属中的木本属、半灌木多年生草本属和竹类属的所占比例大于保护区区系野生种子植物属所占比例，而单（寡）种属中的灌木属、藤本属、一年草本属所占比例反之。在生活型谱上，除一年生草本以外，单（寡）种属和保护区区系中野生种子植物属均为高位芽＞隐芽＞地上芽＞地面芽，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在具体的组成比例上，高位芽、地上芽、地面芽，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生长型与生活型高位芽、地上芽、地面芽所占的比例相接近；单（寡）种属的隐芽所占百分数明显大于区系隐芽所占比例，而一年生草本却恰好相反。说明，单（寡）种属在生长型组成及生活型的变化规律上有一定的表征意义，同时也能反映出该区以木本植物为主的生长型和以高位芽占优势的生活型组成特点。

2.2.3 单（寡）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及对比分析。根据表1中提供的资料统计单（寡）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同时也根据吴征镒等2006年的分类原则[5]划分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区系属的分布区类型，将2组数据对比，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①龙底保护区种子植物区系成分包含14个分布区类型。缺失中亚分布型（13型），除去世界广布型（1型）以后，热带成分（2-7型）占54.41%，温带成分（8-14型）占38.53%，中国特有成分占3.96%。温带成分如果将中国特有成分（15型）加进去，则为42.49%，仍小于热带分布型。若与热、温带成分基本平衡的亚热带植物区系特性[21]比较，龙底保护区具有热带成分大于温带成分的特性。这与流域区域南部区系受珠江暖热气候的影响有关，更接近于南亚热带植物区系的特征。而单（寡）种属只涉及12个分布区类型，缺失3型、12型和13型，比区系中野生种子植物属与各区的联系较弱，除去1型以后，热带成分（2-7型）占29.51%，温带成分（8-14型）占52.46%，中国特有成分占15.30%，如果加上15型，则温带成分占67.76%。温带成分较强。出现该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具有温带属性的东亚特有属和中国特有属较集中出现于单（寡）种属的缘故。②温带成分中，单（寡）种属以东亚分布（占31.69%，其中中国―日本分布占东亚分布的53.45%），东亚、北美间断分布（占11.48%）、中国特有分布（占15.30%）占优势。且成为森林植物群落的建群类群与重要组成。保护区位于亚热带中南部的常绿阔叶林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成分组成，主要是中国―日本共同的属和众多的中国特有属为组成特点，也有一定比例的东亚―北美成分[22]。保护区植物区系组成中的单（寡）种属的组成特点，较好地反映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植被的该种成分组成特性。③单（寡）种属具有很强的特有性。表现在：一是中国特有属占单（寡）种属的比例较大，为15.30%，共28属，占保护区拥有中国特有34属的82.35%；二是东亚特有（9型）占31.69%，热带亚洲（7型）占21.31%，单（寡）种属中9型和7型在单（寡）属所占比例分别为保护区中9型和7型所占其植物区系比例的2.43倍和1.41倍。表现出很强的特有属性。

3 结论与讨论

龙底保护区有野生种子植物188科859属2 174种（含变种、变型），其中裸子植物8科15属21种。裸子植物在全国裸子植物区系中占较重要地位，被子植物在区系组成中起重要作用，对全国有一定的影响。

保护区野生种子植物区系中有单（寡）种属183属，占区系野生种子植物属的21.30%；其中单种属61属，寡种属122属。含单（寡）种属最多的为禾本科（16属），其次为菊科（10属）、芸香科（6属）、唇形科（5属）、金缕梅科（5属）、安息香科（5属）、茜草科（5属）、百合科（5属）、兰科（5属）、木兰科（4属）、荨麻科（4属）、大戟科（4属）、蝶形花科（4属）等。单（寡）种属代表着植物古老属的终结和新属的建立2个相反的方向，较大的比例反映出保护区存在着有利于古老残遗植物属和新建迁移定居与分化的生态环境，单（寡）种属能表征该区域植被的古老残遗特性，可以从中看出植物的演化阶段与过程。

单（寡）种属的生长型和生活型与保护区区系中属的生长型比例和生活型谱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表现出以木本植物和半灌木多年生草本占优势的生长型组成特点与除一年生草本外，高位芽＞稳芽＞地上芽＞地面芽的生活型。

保护区区系中属的分布区类型表现出热带成分（54.41%）＞温带成分（38.53%）的区系特征，而单（寡）种属的分布区类型却为温带成分（52.46%）＞热带成分（29.51%）的特征。出现该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植物区系属中中国特有成分和东亚特有成分比较集中于单（寡）种属的缘故。单（寡）种属具有很强的特有性，中国特有属（28属）占植物区中全部特有属（34属）的82.35%，中国特有属、东亚特有属和热带亚洲特有属分别占单（寡）种属的15.30%、11.48%和21.31%。

单（寡）种属能表现出森林植被主要以中国―日本共同的属和众多的中国特有属，也有一定比例的东亚、北美间断成分组成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区的植被组成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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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存在问题;发展对策;泉州市

中图分类号:X36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569X(2009)10-0024-02

1 引 言

自然保护区是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区域、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的陆地、陆地水体或者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法定保护和管理的区域。自然保护区的主要功能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证生物遗传资源、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和景观资源能够可持续利用,为科学研究、科普宣传、生态旅游等提供基地,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

随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活动的兴起和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具有典型意义的自然生态系统、珍稀濒危物种和地质遗迹,已成为一个国家文明和进步的重要标志。

2 泉州市自然保护区情况

2.1 基本情况

泉州市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84年,至今共建省级以上森林、野生动物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4个,面积24753.88hm2,分别为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7045.88hm2)、永春牛姆林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250hm2)、安溪云中山省级自然保护区(面积3986hm2)和德化戴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面积13472hm2),自然保护区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24%。初步形成了布局较为合理、功能较为完备的自然保护区网络,有效地保护了该市的野生生物物种,保护了极为重要的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森林生态和湿地生态系统。68种国家重点保护珍稀濒危野生动物、21种珍贵树木的主要栖息地、分布地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同时,自然保护区在改善生态环境、维护国土生态安全以及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及促进泉州市生态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2.2 保护管理措施

2.2.1 合理区划 科学管理

各自然保护区认真制定《总体规划》,严格按照总体规划的要求,划分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对于不同的区划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对核心区的生物多样性实施绝对保护;在缓冲区禁止开展旅游和生产经营活动;在不影响保护的前提下,允许实验区适度开展生态旅游,合理利用生态资源,提高自然保护区的知名度,使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效益。通过严格保护使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得到高度统一,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持续利用相协调。

2.2.2 依法治区 促进保护管理规范化

泉州市各级政府根据《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分别制定了《泉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泉州湾河口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的通告》(泉政[2004]8号)、《福建戴云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德政[2002]444号)、《安溪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云中山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的通知》等规章制度,规范了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科研和社区发展等各方面的工作,使保护区的管理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同时,各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林业主管部门制定了各项工作制度,包括上下班、学习、护林防火等责任制度,促进各项工作的制度化。

2.2.3 合理利用资源 促进经济发展

针对保护区周边群众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该市各级林业主管部门采取各种措施,减少社区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依赖。戴云山自然保护区大力推广沼气,建立沼气综合利用体系,减少资源消耗,形成良性循环,减轻了当地群众对森林资源的依赖,改善了环境,提高了社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时,戴云山自然保护区还建立了黄花远志繁殖和栽培示范片50亩,鼓励群众种植中草药,并免费向群众提供苗木,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保护了野生黄花远志野外资源。

2.2.4 发展生态旅游 带动产业结构调整

自然保护区大都地处偏僻林区,地上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地下有宝贵的矿产资源,为进一步保护好地上和地下资源,促进社区产业结构的调整,永春县人民政府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封禁了牛姆林保护区及周边危及生态安全的100多个煤矿,并开发建设生态旅游区,积极引导居民转变观念,拓展其他产业发展,逐步向服务业、种、养殖业转变,从而带动社区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云中山自然保护区完成了撰写《安溪云中山生态旅游预可行性研究报告》,全面介绍保护区的旅游资源,开展生态旅游。

3 自然保护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建设管理资金缺口大

保护区大多地处偏远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日常管护费用无固定来源,国家资金投入也十分有限, 资金缺口大,导致一些保护项目无法正常开展,大多数保护区的管理仅维持在简单的看护水平,有的保护区甚至连最基本的保护界桩、界碑及标志性的大门也没有建设,个别哨所、t望塔、防火林带长期失修,巡护交通工具缺少、监测工具不足,失去了防火功能。更严重地制约了科研、宣传力度,自然保护区职责难以履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难以统一,造成了目前自然保护区建而不管、管而无力的尴尬局面。

3.2 保护管理队伍素质不高

随着生态保护越来越被社会广泛关注,保护管理工作任务越来越繁重,对管理队伍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有机构、设施及技术力量越来越显得薄弱,再加上保护区一般地处偏僻林区,高素质的人才引不进来、留不住,导致很多的科研项目无法开展,管理手段、管理技术比较单一。保护、管理技术与手段方面也比较落后,在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自然资源动态监测等方面都缺乏现代技术和手段。

3.3 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矛盾突出

一方面自然保护区大多分布在偏远贫穷地区,有不少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当地政府按《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国家把社区居民的具有保护价值的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划入保护区后,限制了社区居民对保护区资源的依赖。长期以来,一些群众包括林农、渔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很大。自然保护区建立后,居民的生产生活来源被 “切断”,国家又不能及时给予合理的补偿,保护区居民误认为是自然保护区所为,导致自然保护区与社区的矛盾加剧。另一方面,保护区的建设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当地政府的知名度和形象,但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因保护区的严格管理,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的需要,忽视保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建立自然保护区会阻碍地方经济发展的认识误区,当地政府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存在为难和消极抵触情绪。

3.4 管理体制不顺

一些保护区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和管理部门, 不同地区和部门在湿地开发利用方面存在各行其是、各取所需的现象,矛盾非常突出。如对于保护区的水域、土地和违法破坏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等现象,保护区管理机构和主管部门难以协调监管,形成条块分离、多头管理的格局,管理目标的冲突和利益上的矛盾导致政策规划多样、多变,建设管理混乱。

4 自然保护区保护发展对策

4.1 加大资金投入

政府和有关部门应深入调查,进一步制订和完善保护政策,把自然保护区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加大对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的资金投入。特别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更应加大投入,确保管理有效,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并努力使一批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保护区能够建成示范样板,与国际接轨。同时,积极争取国际援助,吸引国内捐助,鼓励社会投资,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泉州市自然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4.2 提高管理水平

根据国家林业局要求,每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必须要有一个管理法规、一本科考报告、一本规划、一套影像资料、一套制度、一套班子(简称六个一工程),省级自然保护区也要逐步达到上述要求。同时各自然保护区管理部门要积极认真地组织技术培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3S技术等现代技术,改善野外巡护、观测、科研、信息输送等,实现信息化管理。

4.3 搞好社区共管

在处理自然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群众脱贫致富上,要不断探索, 社区共管,成立社区共管委员会,找出最佳的结合点,努力实现“双赢”。

4.4 理顺管理体制

针对目前一些保护区涉及多个行政区域和管理部门,存在多头管理的现状和弊端,建议理顺管理体制,严格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各个相关管理部门都是由多种环境要素和资源组成的有机综合体。林业部门作为森林、野生动物和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的主管部门,更应真正承担起政府对这些保护性区域的统一监管职责。统一协调好各相关职能部门,充分发挥各相关职能部门的职能作用,努力把保护区建设好、管理好、保护好。

参考文献:

第7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 入侵植物；烟草花叶病毒（TMV）；抗TMV活性；半叶枯斑法

中图分类号 S435.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9-0122-02

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是发现最早，应用最广的模式病毒，属披盖病毒科（Togaviridae）烟草花叶病毒属（Tobamovirus）[1]。它寄主范围广，每年可造成1亿美元以上的经济损失[2]。TMV在我国烟草产区中已被列为主要发生病害[3]。然而，到目前为止尚没有理想的抗烟草花叶病毒药物。国内外在植物病毒病的防治药剂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发现从植物中筛选抗病毒物质是开发植物病毒抑制剂的重要途径之一[4-5]，研究表明植物中的病毒抑制剂具有作用方式独特[6-8]、环境兼容性好等特点，因此从植物中寻找抗TMV活性物质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外来入侵植物数量也日渐增多，特别是一些有毒或恶性杂草的入侵与蔓延，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及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影响[9]。云南省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区，也是我国外来入侵植物危害最严重的省区，具有129种外来入侵植物，其数量之多，严重威胁着云南的生物多性和生态安全[10]。然而其资源丰富，生长迅速，如能以这些入侵植物为材料开发其作为绿色农药的活性，将为其治理和综合利用奠定基础。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寄主与病毒

TMV枯斑寄主心叶烟（Nicotiana glutinosa），TMV系统侵染寄主普通烟K326（Nicotiana tabacum CV. K326），漂盘育苗，无虫温室中培育。挑选6～8片叶龄，大小相似的健康植株作为试验材料。

烟草花叶病毒（Tobacco mosaic virus，TMV）普通株系U1，由云南省农业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提供。繁殖于普通烟K326上，采用Gooding et al [11]的方法提纯，并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测定其浓度为16 mg/mL。保存于-20 ℃冰箱中，临用时取出用0.01 moL/L PB缓冲液稀释500倍备用。

1.2 植物提取物的制备

供试的植物样品（表1），于2010—2011年采自云南昆明、曲靖等地，将植物材料风干粉碎，采用甲醇回流提取3次，合并提取液，采用旋转蒸发仪浓缩回收溶剂，得到的植物提取物备用。提取物用少量DMSO溶解后，用灭菌蒸馏水稀释至所需的浓度进行活性筛选（DMSO的浓度不超过5%）。用相同浓度的DMSO无菌水溶液作对照。

1.3 提取物抗TMV活性测定

挑选健康合适的心叶烟，暗室放置一夜。每株烟挑选大小相似的3片叶，摩擦接种TMV 6 h后将叶片剪下，沿中脉将叶片剪成2个半叶，分别放入提取物的溶液中作为处理；另一个半叶放入相应浓度的DMSO水溶液中作为对照。将叶片放入培养皿中在28 ℃光照培养箱中培养。48 h后，待枯斑症状明显，统计试验结果，计算抑制率，每个处理重复3次。计算公式如下：

抑制率（%）=（对照枯斑数-处理枯斑数）/对照枯斑数×100

2 结果与分析

采用离体半叶枯斑法对18种入侵植物的甲醇回流提取物进行抗烟草花叶病毒活性筛选，试验结果见表2。在提取物浓度为10 mg/mL时，垂序商陆表现出最好的抗TMV活性，抑制率可达93.06%，其次为柳叶菜科的粉花月见草，抑制率可达82.81%，测试的几种菊科植物均表现出较好的活性，抑制率均在50%以上；茄科的黄果茄和曼陀罗，旋花科的园叶牵牛和裂叶牵牛，以及落葵科的落葵薯，马鞭草科的马缨丹，也显示了一定的抗病毒活性，抑制率在26.25%～47.22%。说明以上入侵植物中可能含有抗TMV的活性物质，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其抗病毒的活性成分。而空心莲子草、土荆介、牛膝菊、北美车前等4种植物的处理组叶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黄烂现象，极有可能是这些植物的提取物中含有对烟叶有毒的成分造成的，可通过进一步降低提取物浓度测定活性进行验证。

3 结论与讨论

对18种入侵植物的提取物进行了抗TMV活性研究，结果表明，垂序商陆、粉花月见草、三叶鬼针草、紫茎泽兰、飞机草、苦苣菜、钻叶紫菀、野茼蒿等8种入侵植物的提取物有显著的抗病毒活性，抑制率在59.15%～93.06%。此外，黄果茄、曼陀罗、园叶牵牛、裂叶牵牛、落葵薯、马缨丹等6种植物，也显示了一定的抗病毒活性，抑制率在26.25%～47.22%，因此这些入侵植物具有开发植物源农药的潜力，具有进一步研究的价值。目前，国内外对入侵植物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入侵机制的阐明以及防治方法的研究，但对入侵植物的开发利用却相对较少。而入侵植物具有生物量大，生长迅速等优势，如能加以利用将具有明显的优势。从综合利用的角度去寻求更加经济有效的治理方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与广阔的前景。本文研究入侵植物的抗烟草花叶病毒活性为其综合利用提供更广的思路和途径，对今后有效利用和综合治理入侵植物将起到积极的推动和指导作用。

4 致谢

感谢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张仲凯课题组在TMV病毒提纯方面给予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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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森林资源;森林清查;空间发展措施;分布趋势

1.结果与问题分析

1.1森林资源贫乏，属少林国家

据第七次全国森林清查结果显示，我国森林面积居世界第5位，蓄积居第7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全国森林覆盖率2036%，仅相当于世界水平的2/3，排在世界第139位。人均森林面积0145hm2，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暂且不与林业发达国家相比，仅与邻国相比，据统计除蒙古、巴基斯坦和阿富汗3国外，其余国家在上述三个指标中均高于我国。

1.2森林资源地理分布不均

由于受自然条件、人为活动、历史原因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的影响，我国森林资源地理分布极不平衡。主要表现在：东南部多，西北部少。在东北、西南边远省（自治区）及东南、华南丘陵山地森林资源分布多，辽阔的西北地区、内蒙古中西部、西南，西

藏中西部以及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华北、中原及长江、黄河下游地区，森林资源分布少。

1.3有林地面积逆转现象和森林破坏现象严重

清查间隔五年内林地转为非林地的面积虽比第六次清查有所减少，但依然有83173万2滥伐、超限额采伐、乱占林地、毁林开垦等问题严重。

1.4人工林面积大、发展快，但质量有待提高

由于缺乏科学的经营管理，人工林质量不高，平均每公顷蓄积量只有35m3，仅相当于全国林分平均每公顷蓄积量7806m3的448%，不足一半。人工乔木林每公顷蓄积量4901m3，龄组结构不尽合理，中幼龄林比例依然较大。

另外，全国大部分地区人工林树种单一，纯林比重较大，因而抗病能力差，一旦受害，损失将难以估量。

2.森林资源空间分布趋势

从我国森林资源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提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的产品功能出发，结合森林存在的问题，按照点、线、面的空间结构，提出我国森林资源空间分布趋势。

2.1城市绿化、自然保护区及典型生态区建设

城市绿化是整个生态环境网络建设的重要部分。主要目的是追求生态和社会效益。在认识城市绿化上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是对森林、植被的景观价值的认识。树木、森林是自然景观的关键因素，使人们在城市中感受自然森林的气息；对森林、植被的公共卫生保健价值的认识。合适的乔、灌、草植被可净化环境，提高居民的身体健康水平；三是对森林、植被的生态平衡的认识。城市中各种森林、植被发挥其生态平衡的作用，需要一定数量，根据不同城市有害物质的排放，确定城市绿化水平。

2.2重点地区天然林资源保护、速生丰产林基地和防护林建设、荒漠化防治、退耕还林

天然林一直是我国木材的主要生产基地，水土保持和水源涵养林建设是天然林保护的主要目的。森林可以有效地改善农业牧业生态环境，增强农牧业抵御干旱、风沙、干热风、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的影响，促进高产稳产，所以三北及长江中下游防护林体系建设有重大意义。荒漠化防治保护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控制土地沙化，防止荒漠化面积继续扩大；二是治理沙化土地，减少沙化土地面积。退耕还林是实现森林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手段之一。

2.3非木质森林资源建设

森林资源除木质资源外，还包含大量的非木质林产品资源，如竹、藤、花卉、药材、松脂、橡胶等。非木质资源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和分散性，在总体规划的基础上突出重点；非木质林产品资源的配置主要靠市场机制，应以市场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的开发利用机制；非木质森林资源单位产量低，生产成本高，在不破坏天然资源得前提下，有条件的地区，应积极开展天然资源的人工繁育，增加后备资源，夸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3.政策建议和发展措施

3.1大力挖掘土地资源潜力，实现森林覆盖率的跨越

要增加森林覆盖率，必须以林业用地作为基本物质基础。森林资源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加强林地管理。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充分利用荒山荒地，实现绿化；要加强控制有林地逆转现象的发生，加强林地利用管理；大力加强四旁绿化建设，加强绿色通道建设、平原绿化及城乡绿化；把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灌木林地纳入林业用地管理范围；放宽政策，在实行退耕还林之外，允许低产农田和闲置用死植树造林；加强防沙治沙和西部地区水利建设，由东到西扩大林草植被覆盖面积，改善气候，增加降雨，变不能利用的土地为可利用的土地。

3.2把握各区域森林发展特点，发展区域特色林业

东北地区，用材林地面积已基本到位，今后主要任务是提高用材林地质量，加强防护林建设，包括无林地的营造、残次林的改良等。同时需要进一步加强珍贵野生动植物保护，发展珍贵用材树种资源和非木质林产品资源；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西部，以生态环境改善为只要目标，以水源涵养林和防风固沙等防护林为主，在条件具备的地区适当发展经济林；华北及中原地区，加强农田防护林体系，减少旱、涝、风、沙等灾害，同时提供一定的薪炭林，适当发展经济林，加强特种林建设，保护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珍贵人文资源；南方集体林区，结合退耕还林工程、长江防护林工程、速生丰产林工程等加强建设，科学发展；华南热带地区，通过森林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大力营造高标准短周期工业原料林和热带珍贵阔叶用材林，规模化发展特种热带经济林；西南高山峡谷地区，加强区域合理配置，使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等各林种比例更加合理，提高本地区森林覆盖率，保护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维持生态平衡，防止荒漠化，保障水资源安全，恢复、保护和发展该地区森林资源。

3.3调整和完善各项林业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实现绿色

林业政策调动群众参与公共绿色建设的积极性。生态建设不仅是林业部门的事业，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支持。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实施为调动社会一切力量造林提供了契机。我们应抓住这次契机，广泛吸收各种资金、各种所有制形式积极参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主体，全社会力量参与林业建设的局面，实现由林业部门办林到全社会办林的跨越。(北京林业大学；北京；10008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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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范文

[关键词]植物；思维；认知人类学；民族科学；民间分类

[作者]崔明昆，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杨雪吟，云南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昆明，650092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56―008

自人类诞生以来，植物就与人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人与植物的关系不仅表现在植物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必需品，也表现在人类认识和利用植物的过程中，植物对人类的思维活动以及认知模式等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本文从认知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植物与土著民族思维之间的相互关系，展示了民间植物分类过程中土著民族丰富多彩的思维特点，并以此说明了土著民族思维的逻辑性。

一、“原始思维”之争与认知人类学

(一)“原始思维”之争的由来

“原始思维”长期以来一直是学术界感兴趣问题。其实，人类学的诞生就与探讨此类问题有关。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原始文化》问世就标志着学者们从人类学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人类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对原始文化的简单认识，目的在于收集“原始思维”或“土著思维”如同“西方儿童思维”模式的证据到认知人类学者对土著民族仔细的田野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第一手资料，并从土著民族的传统知识中寻找生态智慧及其对文明社会的启示和反思作用为止，转变之巨大令人吃惊。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法国学者列维一布留尔的《原始思维》一书。这是因为，书中到处充盈着“西方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的种族主义观点。然而，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列维一布留尔研究“原始思维”的最初念头竟然来自他读了法文译本的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史书在他的眼中便是“原始人”神秘思维的模式标本，更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当代的部分中国学者读了中译本的《原始思维》后又引用该书中的观点去分析《史记》，形成了一种东方主义神话的阐释循环。

《原始思维》把原始人或土著人的思维看成与文明人的思维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思维方式，把原始人的“成年思维”等同于文明人的“儿童思维”。列维一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的方式特征是神秘的和前逻辑的，可见，他在“原始思维”和“文明思维”之间划定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对此，人类学家做出了回应，例如，马凌诺夫斯基(Malinowski)认为，所有的人都具有同等的理性，都可以认识同样的逻辑规则，而且所有的人都将这些规则应用到他们的日常事务中。再如，美国人类学家保尔・拉定(Paul Radin)认为原始人和我们文明人一样，拥有发达的智力水平和惊人的智慧成果。他认为，甚至西方人引以自豪的哲学，其实也是从原始人那里发端的。他借鉴人类学广泛的田野调查资料，从一些重要的哲学性命题人手，揭示了原始人关于世界观、生命观等思想对西方哲学范式普适性价值的影响。例如，关于“自我”(ego)，过去西方人一向认为原始人没有“自我”观念。拉定以毛利人为例，说明了毛利人不仅有自我的观念，而且其复杂深刻的程度比西方的有过之而无不及。而E.E埃文斯一普理查德则分析了列维一布留尔得出错误结论的原因所在：列维-布留尔的错误部分地要归因于在他最初形成他的理论时，所掌握的材料的贫乏，也要归因于他以牺牲世间性和事实为代价而在好奇与感觉之间所做的双重选择。

此外，在对具体事物的分类认知中也存在着“土著人是如何分类”的争论。例如，一些学者在谈到土著民族对动植物的分类命名时认为土著民族“用名字来称呼的只是那些有用的或有害的东西”。@对此，法国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以大量的事实，尤其是美国学者康克林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资料说明，土著人对动植物的认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可循的。

由此可见，关于“原始思维”的争论，从一开始就和“民族中心主义”以及“文化相对论”联系在一起。随着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进展，作为思维方式认知论的“相对论”观点越来越得到人类学家的认同。

(二)认知人类学――研究“土著人是如何思维”的科学方法论

结构功能人类学把文化看成制度，象征人类学把文化看成符号，而认知人类学则把文化看成知识，即研究对象的本土知识。认知人类学是研究隐藏在文字、故事、文化遗物等中的文化知识的学科。认知人类学家所要了解的是：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理解和组织周围世界中的物质现象、事件和经验的，其中包括从具体的客观事物，如对野生动植物的分类到抽象事件如对正义的理解。

作为一门具有专门理论和研究方法的人类学分支学科――_认知人类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耶鲁大学的“民族科学”。民族科学在许多方面可以说是对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前人类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反叛。传统的民族志强调，为了对土著民的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文化进行仔细的研究，人类学者要坚持实地调查。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学者走进田野后人们却发现，对同一田野点不同的时间进行重复调查后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总是一致，而这又不能用时间的差异所引起的文化变异来加以解释。这些前后相矛盾的民族志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民族志的可信程度究竟有多高?

矛盾的冲突源于雷德非尔德(Robert Redfield)与刘易思(Lewis)之间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一场争论。雷德非尔德曾经在墨西哥的一个名叫特泊泽兰的村寨中做过田野调查，并于1930年发表了关于当地人的研究报告。后来，刘易思随一个调查队重访该地，并于1951年公布了他们的研究结果。雷德非尔德报告中描绘的是浸染了宗教和家族价值的村社图景，协调与和合作是村社的规范。刘易思的图景则相反，该村庄是被敌对情绪、嫉妒和竞争搅得四分五裂的村社，自我利益甚至压倒亲属关系的联结。由于前后两次的研究结果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法用时间的差异来加以解释。为此，民族志的真实性成了当时文化人类学界争论的焦点。

经过争论，人们发现，传统的民族志存在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忽视了研究者自身文化因素的干扰。因为研究者往往根据自己的文化观来设计调查方案和分析调查资料，这样就难免使所撰写的民族志存在一定的偏见。为了消除传统民族志方法中存在的缺陷，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些人类学

家尝试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民族文化，他们把自己的田野调查点看成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把田野调查看成科学实验，这就是所谓的“新民族志”(new ethnography)或民族科学。民族科学的出现，标志着认知人类学的诞生。

传统民族志的科学性和真实性问题由于应用了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首次得到解决。“民族科学”的主要创始人美国人类学家古德纳夫(Ward H.Goodenough)首先提出了作为民族科学理论基础的文化概念，认为“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换句话说，文化就是桌个社会的分类体系。由于深受萨皮尔一沃尔夫假设，即文化模塑着民族思维的假设的影响，并采用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认知人类学试图探究每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因而早期的认知人类学又称为“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从研究视角或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认知人类学借用派克(K.L.Pike)语言学中的两个概念，即etic(源于phonetic，语音)和emic(源于phonemic，音位)，来区分两种研究立场。简而言之，eric(客位)立场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研究的文化；emic(主位)立场则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因此，认知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

美国人类学家对民族科学的建立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作为民族科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的斯特蒂文特在其《民族科学研究》一文中对民族科学的性质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论述。他讲到，虽然新民族志并没有贬低其他民族志的意思，但“民族科学”这一名称的使用还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能使人们认为，除了民间分类和民间分类学是科学以外，其它的民族志都不是科学。然而，作者还是高度评价了民族科学，认为民族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望提升整个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水准，民族科学提高了民族志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广泛性。民族科学就是要建立一种研究某一社会对其物质和社会领域分类的方法。斯特蒂文特还列举了作为方法论的民族科学方法之特征：主位法和客位法研究、研究领域、词类变化与术语系统、成分分析、分类学及其研究程序等。作为语言学和人类学家的弗雷克主要从事土著民对环境世界的分类和认知研究，曾长期在菲律宾对不同文化的民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建立了一套独特而完整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而成为了民族科学研究的先驱。弗雷克同时也强调，民族志研究者“应该努力根据他的研究对象的观念系统来定义客观物体”。他对历史上研究土著民族是如何思维的民族志表示出了不满，认为这不是进行真正的认知过程的调查研究，而是在收集“原始思维”(primitive thinking)的证据。他主张，认知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与亲属关系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上的严格性相匹配，并最终形成一套了解土著民族对世界的理解之方法。对民族科学做出重要贡献的还有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类学家康克林，其主要从事土著民族的亲属制度、颜色以及生物等的认知研究。《哈努诺人的颜色分类》是民族科学对颜色认知研究的开山之作，为人类学家开展颜色研究树立了榜样。其研究发现，哈努诺人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或者层次来区分颜色。第一层次是关于颜色的一般分类，这一层次的颜色具有明显的对立性，它包括了四种固定的颜色：黑色、白色、红色和绿色。第二层次包括上百种的特殊颜色，这一层次中的一些颜色会有交叉重叠(例如金黄色和橙色)。所有第二层次的颜色都被包含在了第一层次之中。日常生活中人们主要使用第一层次的颜色，只有当特别需要时才会使用第二层次的颜色术语。康克林的这一研究成果揭示了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们认知上的多样性。

柏林(B.Berlin)是美国新一代的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代表，主要致力于民间分类与认知的研究，对颜色的认知也具有较出色的研究。其代表之作《基本的颜色词：其普遍性与演化》对人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一百多种语言的颜色词后发现，尽管各种语言的颜色词分界不同，但是，人们对中心色的判断是一致的，存在如下蕴含模式：

白／黑红绿／黄蓝褐

也就是说，任何语言，如果只有两个颜色词范畴，必然是白和黑；如果有三个，第三个范畴必然是红。如此类推，如果有七个颜色范畴，第七个就是褐色。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某语言存在褐色范畴，则必然同时存在排列在它前面的其他六种颜色范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关于颜色词的普遍的认知规律，我们可以用它来解释任何语言的颜色系统。

20世纪60-7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转变。语言学的分析方法继续提供理解和接近土著民的认知分类方法，然而，其重点不仅仅限于土著民对事物的分类及其关系的研究，也注意对分类的心理过程的研究。这一代的学者相信，存在着基于思维结构的心理过程，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具有普遍性。这些研究的视野不仅着重于对人的思想抽象系统的成分分析，而且扩展到对人的心理过程是如何与符号和观念发生联系等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图式理论成了认知人类学理解文化心理方面的主要手段。图式理论的产生，可以说是认知人类学关注人与周围环境互动的结果。图式(schemas)是完全抽象了的实体(entities)和个人的无意识行为，是组织经验和理解社会成员所共享的世界模型，“它是一个由客体及其关系组成的框架”。图式理论创造了一种新的心理实体。认知人类学者开始把人类学家概念化了的文化看成是部件(parts)而不是整体(wholes)。当然，这里所讲的“部件”与传统功能主义意义上的有所不同，它不再是构成整体的静止实体，而是构成了认知的形成单位：特征、原始型、图式、命题和认知分类等。文化可以通过分析这些单位，或称文化片段(piece of culture)而得到解释。当前的问题是：(1)文化片段事实上是否是共享的；(2)如果它们是共享的，那么共享的程度如何；(3)它们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如何分布的；(4)这些分布的片段是如何被内化的(internalized)。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事实上使得认知人类学的研究背离了人类学的主流而向心理学靠拢。

虽然德安德雷德(D'Andrade)声称，在20世纪80年代认知人类学在理解认知文化上就打破了对语言学的依赖，但是，人类学领域内有关认知研究的绝大部分成果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近期认知人类学中引用率很高的参考文献之一：大卫克罗内非尔德的《塑料眼镜与教父》(Plastic Glasses and Church Father)仍是以语言学为基础写成的。上述事实说明，认知人类学的研究中，语言在理解和研究文化中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研究“土著逻辑思维”的学科――民间植物分类学

民间植物分类(folk plant classification)是指科学分类以外的存在于民间中对植物进行分门别类的一种方法和过程。民族科学中，学者们对民间分类研究最透彻，成果最丰富的是民间植物分类学。这是因为，民族科学开始于人们对文化内涵事物的分类，而植物界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很自

然地成为了人们的分类对象，又由于植物界种类的多样性，因此植物的民间分类在认知人类学的形成初期就成为民族科学研究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人把当时的民族科学又称民间分类(folk classification)或民间分类学(folk taxonomy)，更有甚者，甚至把认知人类学就称为民间分类学。民族科学通过对民间植物分类的研究来揭示其分类方法、命名原理及其分类系统，从而把握分类的认知意义，并以此说明土著民族的逻辑思维之特点。

康克林是人类学领域中，率先进行民间植物认知研究的学者。通过长期对菲律宾群岛的哈努诺人的田野调查，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哈努诺人与植物界的关系”。哈努诺人的植物学知识等方面的资料因被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的引用而著名。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中，“有150多个名称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些名称为辨认植物和讨论区分各类植物，而且还往往表明药用和营养的重要特征的几百种植物特性，提供了类目”。“哈努诺人的1625种植物类中的每一种都有专门的全名，它至少在一种组成成分中与一切其它名称不同。植物的全名是由从一个到五个字词单位组成的。最普通的形式是双名组合”。康克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民间生物分类，尤其是民间植物分类和命名的普遍原理的基础。

作为人类学家的柏林，与生物学家雷文(Peter H，Raven)及布里德洛弗(Dennis E，Breedlove)合作，对民间生物分类学开展了跨学科研究。经过长期对墨西哥南部和秘鲁的广大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尤其对墨西哥讲玛雅语的泽尔沱人的植物分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上先后发表了《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和《分类学的起源》两篇重要文章。《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一文中，作者将泽尔沱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和生物学(科学)分类进行了比较，划分出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生物分类的三种关系：粗分、细分和一一对应的关系。探讨了这三种情况以及民间分类群在文化上的重要性，指出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存在可比性。在《分类学的起源》一文中，作者从民间生物分类的视角出发，探讨了生物(科学)分类学的起源，指出科学分类与民间分类的关系。在比较了墨西哥的泽尔沱人、菲律宾的哈努诺人、阿根廷的格阿拉尼人、美洲的那伐霍人等民间生物分类的基础上，总结了民间生物分类的共同特征。通过对世界上民间生物分类的考察总结，得出了所有的民间植物分类，除了一些人群生活的特殊环境外，其分类的基本单位――“民间属”的数量在250-800个属的论断(民间动物分类的情况也大致如此)，这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大概在300-600之间，极少有例外”的估计基本吻合。他们所设计的民间植物分类方案被大多数的研究者所接受，并被证明对比较世界上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间植物分类是十分有用的。

美国人类学家布朗(Cecil H.Brown)是对民间植物分类中的重要分类依据――生活型(Lifeforms)的认知作了深入的研究，在《民间植物的生活型：它们的普遍性与演进》一文中。作者统计了世界上105种语言中有关植物生活型术语后，提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名称的演化过程，即人类对植物生活型的认知顺序，得出了如下的认知模式：

这就是说，在任何语言中，如果只有一种生活型的术语，那必然是“树”(Tree)；如果有二种生活型的名称，第二个必然是“草”(Grass)；如果还有其他的生活型名称，就是藤本(Vine)或灌木(Bush)，或是两者都有。这就是关于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规律。

该文中，作者还讨论了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和社会的复杂程度以及植物多样性的对应关系：“社会的复杂程度和民间植物生活型术语的多少具有紧密的关系。语言中只有两种或少于两种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缺乏复杂的政治整合和社会结构的小规模社会中，而语言中具有三种或三种以上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则生活在技术复杂的社会中。生活型术语的丰富程度也与植物的物种多样性密切相关，语言中缺少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贫乏的荒漠或极地苔原区。而语言中具有较多生活型术语的人群往往生活在植物多样性丰富的温带林区或热带地区。”这一结论也有助于说明，人们对植物的认知思维主要与所的社会和生态环境有关，而和智力的高低并无必然的关联。

民间植物生活型认知的普遍性也证明，现代人与“土著人”在对植物的认知及思维上是基本一致的。

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速率的加快，使常规的科学分类方法在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地区的物种多样性评估中显出不足，因此，世界上的一些民族植物学家将民间生物分类系统应用在热带或敏感区域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中。对此，我国的民族植物学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们以西双版纳的三个傣族村寨为调查对象，对当地人的植物认知能力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傣族的植物识别程度与其年龄呈显著正相关，中年以后识别能力趋于稳定，识别率高达91％以上；通过与长期在西双版纳地区工作的野外植物分类学家相比较，研究者发现傣族土著民的植物识别率不低于分类学家，且所需时间比分类学家少。因而，该文作者认为，民间植物分类系统可以用于局部地区的物种多样性快速评估。发表在保护生物学(conservation biology)上的《通过民间分类系统在热带雨林地区进行快速植物多样性评估研究：以中国西双版纳个案研究为例》一文认为，土著民有着丰富的动植物知识，西双版纳傣族有着自己的植物分类系统，通过对比研究表明，傣族的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在种的分类等级上有87.7％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这表明民间植物分类在一定区域内可以用于植物多样性的快速评估，这有助于传统知识和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以上研究结果是十分有趣的，它不但出乎许多植物学家的意外，也使许多人类学家感到惊奇，这也从另外一方面说明了民间植物分类与科学分类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也使得认知人类学中的“民间分类学”得以应用，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中发挥了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研究了云南新平傣族的民间植物分类，阐释了土著植物的分类与逻辑思维之间的关系。现简要介绍其重要内容。

1、新平傣族植物的分类等级

对世界上一些植物民间分类的研究表明，民间分类的命名近乎完善地表明了民间分类的结构。植物民间分类等级也就是植物民间分类的认知结构。

分类等级是人们为了处理分类对象的相似性和相异性所建立起来的等级结构网。植物分类中，各种的分类群被安排在这些等级网络中。研究表明，世界上许多的植物民间分类具有相似的分类等级，一般由4-5个等级组成。新平傣族的物分类等级由6个等级构成。

2、新平傣族民间分类与科学分类之间的比较

民间植物分类中，“属”是基本的分类单位；而科学分类中，“种”是基本的分类单位。作者通过两者之间的比较来看民问分类与科学分类在认知植物“种”上的异同。

根据民间属和科学种的对应关系，可以将它们的关系划分为三类：一类是民间属与科学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第二类是1个民间属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科学种的关系(民间属的粗分)；第三类是1个科学种包含了2个或2个以上民间属的关系(民间属的细分)。

新平傣族410个民间属中有354个属与科学种是一一对应的，占到总属数的86％；剩下的56属中，有49属属于粗分，约占总属数的12％；属于细分的有7个属，约占总属数的2％。

民间属与科学种高达86％的一一对应关系表明，新平傣族对“物种”的认知上与科学的概念较为接近。而民间属的“粗分”和“细分”与植物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密切相关。文化上重要的植物往往采用“细分”，例如甘薯被细分为红甘薯、自甘薯和黄甘薯。文化上不重要的植物往往采取“粗分”的处理办法，绝大部分粗分的植物为草本植物，尤其是禾草类。当地民间分类中的“粗分”不失为处理丰富的植物多样性，尤其是复杂类群的一种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