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实体经济状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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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差异性 互补性 云南安徽经济 产业经济

一、云南安徽两省总体经济状况及差异性

GDP总量：安徽：17212.1亿元，（2012）；云南：10309.8（2012）

人均GDP：安徽28792元（2012）；云南22195元（2012）

财政收支（2012）：安徽：收入3026（亿元）；支出3958.6（亿元）；云南：收入2624.2（亿元）；支出3573.4（亿元）

进出口（2012）：安徽：3933000（万美元）；云南：2100000 （万美元）

从各项数据可以得出，安徽在经济上要略强于云南，特别是关于新兴产业及传统的实体产业上，但是综合所处的环境，及所在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两省的相对经济状况并没有较大的差距，特别是云南省的部分特色产业上相比安徽有较大的优势。可以看出两省在相对总量上的差距并不明显，但是在具体的经济对比上有较大的差异性。即两个省的主体产业有着很大的发展差异性，可以说，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即安徽以实体经济为主，工业总值与增加值表明其工业立省的趋势，相较于安徽，云南则以特色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中。

二、安徽云南两省在产业上的具体差异

（1）安徽云南两省的重点产业大多以传统产业为主，只有部分的的新型产业，如新材料和新能源。总体来看不足以表明当今时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单独从两省所处的区域环境及各自的经济状况来看；两省的重要产业选择是符合各自的发展需要的。因为两省的技术条件及国家的政策方面，决定两省在近期无法以一个产业领导者的身份进行产业发展。短时间内仍以“路径依赖”为经济发展方法。

（2）从相关的资料及其数据看出，安徽省的重点产业以人力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从安徽最知名的品牌——“奇瑞”可以看出，虽然与国内老牌的汽车品牌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凭借着其自主创新的理念，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不错的业绩，特别是自主品牌竞争力上有着较大的优势居于中国顶尖的位置，且在对外的投资并购中也屡有斩获，国际上占有较大份额的市场。所以安徽省的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在安徽省的重要地位，并且可以预料汽车及装备制造业将长期代表安徽的产业发展方向。同时也将是安徽省的优势产业。

（3）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省份—云南，虽然与安徽在中国整体及各自大区域的经济地位和定位相似，但是两个省的产业差距到具体层次上就显得较为明显。云南省的产业以烟草和旅游为主。虽然云南省也有了拓宽产业面，延长产业链，加速产业体系全面发展的一系列规划及相应的措施。但由于各种限制目前的云南主要产业仍是烟草旅游，以云南省的烟草产业为例；2011年云南省烟草产业工业产值突破1000亿元，工商利税突破1000亿元，产销规模突破1000万箱，原料收购突破2000万担，而云南省在国内外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品牌也大多以烟草为主，如云烟，红塔等。可以说烟草是云南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极。其上下游产业链的经济联动作用对云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可达到30%—40%之间，烟草产业的发展将决定着云南经济发展的方向与质量。同样的，云南省的另一张名片——旅游也为其经济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正是其旅游业的闻名于世，才让云南这样的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有着较高的国内国际知名的。

三、安徽云南两省产业经济的互补措施

（1）总体而言，安徽与云南的经济差异造成两省都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互补的具体方法就是“轻重调和”，“权益交换”和“地理优势交互使用”。

（2）所谓的“轻重调和”就是发挥好安徽省的装备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虽然与国内和国际相关产品相比有着差距。但是安徽产品有着较强的自主创新优势以及对国内市场的适用性。对于云南的市场有着其独特的适应优势。同样的，云南省作为重要产业的矿产可以为安徽有关重工业提供相应的资源支持；如云南的铜资源可以有力支持安徽省铜陵地区的有色金属冶炼，避免其因自身资源耗尽而产业崩溃的不良局面。同样云南安徽两省相近的区域经济地位使得两省在产业对接互助上有较强的可行性。

（3）中国目前虽然在国内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国内市场，但具体到地方层面则显得并不是铁板一块。各个省之间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存在地方保护，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着现实依据。毕竟各个省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明显。以烟草产业为例，云南省是中国的烟草产业强省，其烟草产品在国际上都有其重要影响；但在中国内地的市场上，每个省都有其独立的烟草品牌。且对于区域外的品牌进入有极其严格的限制。因此，各省所自然形成的地方行业权益也成为省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重要内容。在安徽和云南两省之间就可以通过地方行业权益的交换完成两省经济的互补。具体层面上，安徽省的主要机械车辆品牌比如奇瑞江淮等汽车品牌就可以用来与云南省的烟草品牌进行权益交换。在两省的相关行业市场上，对对方的行业品牌给予相关的便利条件和优惠。从而实现两省经济的互补。

云南安徽两省虽然处在中西部地区，但在所处区域中的地理经济地位却相当的特殊。云南省地处中国的西南边陲，毗邻东南亚，与南亚交通也较为便利。这对于企业开发东南亚、南亚市场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其次云南省的人文环境与东南亚有相似之处，对于云南省市场适应性强的产品，可以想象在东南亚市场上也会有较为广阔的前景。以安徽省的汽车品牌——奇瑞为例，奇瑞便是以云南为跳板，从马来西亚开始一步步扩大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这就为两省的经济互补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同样，安徽作为中部地区最毗邻东部及长三角的省份，一向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有密切的联系。云南省的主要产业的消费群体多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将安徽省作为云南有关产业的对外宣传基地和产品的集散地，将利于云南省有关产业提高在东部地区的市场知名度，进而开拓新的市场。所以两省独特的地理经济位置，使两省的经济互补既可行又自然。

参考文献：

[1]云南省统计局.云南统计年鉴2012[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第2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2009年12月中旬的一期《半月谈》指出，2009年是自二战以来全球经济首次经历负增长的一年，而且降幅很可能超过1％。美国次贷危机及金融危机到目前为止已大体上得到控制，受其波及和拖累的世界经济，进入下半年以来也开始反弹，并显露出复苏迹象。但就此断言全球经济开始全面摆脱衰退进入复苏还为时尚早。

增长：好转之后的低速温和增长

在本次全球性经济衰退中，发达经济体受到沉重打击，其中以日本和欧洲尤甚，而美国衰退程度明显低于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在发展中经济体里。中国和印度表现最佳，中东和非洲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和中东欧国家则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出现程度不一的负增长。

从2009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数据看，美、欧、日等世界主要经济体形势都在好转。美国经济状况改善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开支增长、存货投资快速反弹以及私人投资下滑速度放缓，随着政策刺激作用的消退和失业率上升，美国经济增长后继乏力。而阻碍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关键问题包括处于高位的失业率、充满变数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普遍存在的财政困难。同样，在日本，严重下滑的国内投资、不良的就业状况、亚洲区域内日益加剧的经济竞争都使其经济走势不甚乐观。预期这些经济体在经历2～3个季度的反弹后环比增速将下降，进入低速温和增长期。

就业：高失业率短期难解决

“在这样的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公司都在裁减合同商和员工，而我还能保住工作，能挣一份养家糊口的钱，我为此而感恩。”美国休斯敦一位石油公司合同商在感恩节当天这样告诉记者。

诚如斯言，对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而言，居高不下甚至仍在节节高升的失业率是走出危机、恢复增长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美国2009年10月份的失业率水平创出26年来的新高，上升至10.2％；欧元区7月份失业率达到9.5％。创下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日本政府9月执政以来的首份政府月报指出，日本就业局势依然严峻且仍在恶化。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新兴工业化亚洲经济体就业状况虽然要好于发达经济体，但就业市场同样十分脆弱。

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被裁掉的员工经过数月求职发现，企业在衰退期大量裁员、大幅削减开支后，在经济回升的初期更倾向于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和使用临时雇员的方式来扩大生产。因此，虽然经济复苏，但很多人竞争一个工作岗位的局面并未明显缓解。企业用工模式的调整、美欧等较低的产能利用率、周期性因素与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叠加以及并不牢固的全球经济反弹，意味着世界范围内的高失业率问题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

高失业率反过来又会通过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渠道侵蚀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反弹基础，阻碍世界经济的复苏。

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犹存

2009年11月24日，美国商务部做出终裁将对中国输美油井管加征10.36％～15.78％的反补贴关税。该案涉及中国90多家油井管生产和出口企业，是迄今中国产品面临的最大案值的贸易制裁案。据了解，2009年1～10月，中国已遭受贸易救济调查99起，而以往每年中国受到的贸易救济调查最多也只有40起左右。目前，全球正在调查而未实施的贸易救济措施中，有77项涉及中国的利益，占比非常高。

金融危机导致国际贸易大幅收缩。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0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2009年全球贸易量将萎缩11.9％，发达经济体进口和出口分别降低13.7％和13.6％，发展中经济体相应的数字为9.5％和7.2％。为提振国内经济，贸易保护主义在2009年抬头。美国经济刺激方案中包含的“买美国货”条款无疑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此外，印度、印尼、俄罗斯和韩国等还采取了提高进口关税等贸易限制措施。

决策者对于贸易战带来的两败俱伤后果的担忧和相对强有力的国际贸易规则的约束使我们断定，类似于上世纪30年代世界主要国家竞相提高关税、引发贸易战的局面不会出现。但是，受金融危机和WTO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的影响，制约贸易保护主义的力量在削弱，失业率居高不下且应对无策带来的国内保护主义政治压力在加大。考虑到启动调查程序与正式采取救济措施间通常有一年以上的时滞，2010年贸易救济措施对贸易复苏的影响范围还将显著扩大。未来一年内，我们仍将看到形式更加多样、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这将延缓世界贸易的增长，不利于经济复苏。

投资：整体低水弹

金融危机使连续4年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势头在2008年出现逆转，2009年降幅更为明显。发达经济体的FDI流量显著减少和跨国并购的冷清是造成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

考虑到美、欧、日等主要经济体的增长都已显现出停止下滑并逐步回暖的势头，2010年FDI开始温和复苏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中国和印度等经济状况较好国家，新能源、生物制药等具有长期增长前景的行业以及一些需求稳定的服务业将受到未来外国直接投资者的青睐。

但是，危机中跨国公司的利润大幅缩减，主要发达经济体银行系统仍在收缩，金融部门可能尚存未披露的巨大亏损，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将会加强，欧洲和美国等产能利用率处于低水平，缺乏IT业这样带动经济增长的新兴主导产业，世界经济未来增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将严重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动力和投资能力。

当然，低水弹中也不乏投资亮点。全球气候变暖使跨国公司纷纷开始加大对环保领域的投资。2009年11月18日，在南昌举行的首届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上，宝洁、壳牌、西门子等知名跨国公司纷纷表示已经开始行动，希望第一时间打开中国低碳领域的市场。

金融：市场基础极其脆弱

2009年11月25日，迪拜当局对外宣布，受巨额债务困扰，“迪拜世界”将重组，公司所欠近600亿美元债务将至少延期6个月偿还，包括“迪拜世界”下属地产巨头纳西勒公司即将于12月到期的35亿美元债券。消息传出，欧洲、亚洲和美国股市随即全线大幅下挫。市场人士甚至担心迪拜世界沦为又一个雷曼兄弟公司，引爆新一轮全球信贷危机。

2009年，在多方联合干预下，随着实体经济状况有所改善，系统性风险显著下降，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基本稳定。但是，与实体经济类似，金融市场正常化过程仍然处于萌芽状态，基础极其脆弱。“迪拜世界”事件正是全球金融市场脆弱的表现。潜在的问题还包括美国问题银行的数量还在增长。银行等

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各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并没有充分传导至实体经济部门，反而带来了金融风险向财政当局转移以及财政刺激措施加重政府融资负担等新问题。

除了全球范围内金融市场的正常化，金融领域国际规则体系的改革也在进展中。总体而言，金融领域国际规则体系改革在逐步推进，全球金融监管也在不断加强，美元避风港作用降低、币值呈贬值趋势，人民币国际化取得积极进展。但是，IMF份额改革并未改变美欧的主导地位。IMF创设的特别提款权(SDR)要真正成为全球储备货币，还需要很多苛刻条件。即使要实现较之更容易的国际储备货币多极化，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初级产品：价格暴涨不易出现

经历快速大幅下降之后，2009年第二、三季度国际初级产品价格全面回升，这种回升带有恢复性成分。在产能大量闲置、增加商业支出风险大的情况下，相对过剩的流动性更有可能进入石油、金属等初级产品市场，推动价格上涨，甚至形成泡沫。

但是，鉴于全球经济目前尚处于反弹、而不是周期性复苏阶段，2010年大多数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涨幅有限。处于高位的库存，美元币值的反弹，以及美欧将要出台的限制大宗商品期货投机炒作的监管立法都会降低暴涨的可能性。由于石油生产国和消费国在价格变动带来的长短期利益分配以及替代能源开发与使用等问题上的力量纠合与相互博弈，2010年国际石油价格将在70～100美元的范围内波动。

第3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为了实现稳增长，温总理同时提出：要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扩大试点范围；加大对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的信贷投放，加大对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抓紧确定继续支持家电下乡的政策，扩大建材下乡试点范围；支持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稳定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严格实施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和限购政策。

这是针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要部署。

为何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以来，国内外环境都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国际上看，美国经济一季度增长2.2%，失业率缓慢下降，但仍然缺乏持续、强劲的增长动力。欧元区经济一季度陷入停滞，其未来政策走向也不明朗。日本在灾后重建等因素推动下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起色。发达经济体的低增长不可避免地造成外需的大幅收缩，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在放大。

从国内看，夏粮有望实现“九连丰”，物价涨幅逐月回落，就业用4个月时间完成半年任务，居民收入也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这些都为进一步做好经济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是，由于外需萎缩，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趋缓，经济增速连续5个季度放缓。加之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升，一些行业企业经营困难。企业用电量、出货值、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速持续回落。财政收入增幅也比较明显地下降。

中央强调，今年的宏观调控要正确处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三者的关系。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速仍在预期目标区间之内。但是，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让稳增长的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根据形势变化处理三者关系的重要举措。

稳增长从哪些方面入手

稳增长，关键在于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扩大国内需求是根本出路。

首先要扩大消费需求。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家出台了家电下乡等一系列促进消费的政策。这些政策陆续到期后，最近又推出了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的一系列措施，同时正在抓紧确定继续支持家电下乡的政策，以及降低流通成本的措施。这将会有力促进消费需求，进而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其次要稳定投资需求。既要按“十二五”规划尽快启动一批重大项目，又要保障国家重点在建、续建项目资金。既要发挥政府投资的作用，又要采取措施扩大民间投资。

第4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区域金融风险；固定效应模型；敏感性分析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文献述评

2015年10月，总理主持召开金融企业座谈会指出：“要维护金融稳健运行，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坚决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作出新贡献”。近年来，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也成为工作的重点。而从金融风险成因来看，已有研究主要从金融体制、金融政策、国际金融等宏观角度以及金融机构、金融部门、金融业务等微观角度展开。

宏观视角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成因的文献多数认为金融体制、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国际金融环境的变动是宏观金融风险的主要成因。如刘尚希、盛夏、Castelnuovo认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等体制转轨因素的变动，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叠加效应的重要原因[1，2，3]。朱波、卢露则进一步研究了新常态下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并指出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两个工具在数量型和价格型的调控下，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分别呈现非对称和资产转换效应[4]。陆磊、杨骏亦指出通货膨胀增加了宏观金融的不稳定性[5]。何德旭和苗文龙、Bolton & Jeanne、Pelizzon & Loriana， et al.等指出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以及国家债务危机会加剧国际金融周期震荡，增加全球金融环境的不稳定性[6，7，8]。

微观视角的研究多从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业务的分析入手，指出资产负债比、资本充足率、利率水平、发达的金融衍生品市场以及管理机制体制的不健全是微观金融风险的重要成因[9，10，11]。项俊波、陈建青等则进一步指出跨业经营、混业经营以及跨市场的金融产品在促进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亦是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发展的挑战[12，13]。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识别亦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格外关注。如徐立平、张萍、党怀清等指出在新兴金融业态发展的同时，需要防止由于新型互联网金融业务或产品、以及网络操作技术等诱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14，15]。

从区域视角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宋凌峰、叶永刚则对区域系统性金融风险特点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公共部门以及企业部门是区域金融风险形成的主要来源[16]。肖梓光和张东、冯全民和胡松等认为个体金融机构经营失败、地区科技水平差异、信贷管理体制、公众信任危机是区域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17，18]。

通过上述文献分析发现，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因素文献虽然较多，但绝大部分研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文献主要以宏观和微观的国家和部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情况研究却少有设计，而进一步研究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内容则更加稀少。本文认为受地区经济发展规模、区域性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不协调、产业结构变动、资源配置失调、地方政府债务的复杂构成等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其自身特有的特点。因此，不同于单纯的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本文主要目的在于通过构建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模型，探索性研究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并对敏感性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一）基本假设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定价支持体系的差异，使得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呈现多样化趋势。从一个经济独立系统来看，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方面的利率、汇率、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政治方面的战争冲突，社会方面的体制变革等。近年来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呈现区域性特征，基于此，从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因素看，核心因素包括三个：一是实体经济状况，特别是工业企业盈利状况，该影响因素制约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二是金融Y构，金融结构包括部门贷款结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结构，该影响因素制约着融资效率；三是区域投资主体的行为特征，主要表现为人们心理预期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是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预期

金融的发展依赖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为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金融的本质功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是随着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相应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实体经济状况对金融市场的物质性、基础性影响，决定了其成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因素之一。不同的金融结构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不同的影响，金融资产的部门结构，即金融资产在机构部门之间的比例，制约着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同的融资方式体现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方面，其效率也具有差异性，所以资产分布结构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影响。行为习惯、对金融风险偏好都差异，这集中体现在预期中，故预期对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影响。

假设2：影响因素在不同的区域可能存在差异

根据假设1，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因素主要归纳为实体经济、金融结构和预期三个方面。对中国非均质国家而言，不同区域的实体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都具有显著差异性；不同区域的部门结构与产业特征具有密切关系，有些是资金密集型，有些是技术密集型等，不同产业结构对金融需求具有差异性，故其影响机制也具有差异性，故对金融风险影响具有地区差异；不同区域的风险偏好也存在差异和行为也具有差异性，如创新程度高的风险偏好较高，以致引起预期对金融风险影响也具有区域性。

假设3：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呈线性的影响机制

因为涉及的维度包括时间、空间、不同因素、不同因素之间的独立性等，所以各个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机制非常复杂。影响因素在不同时间上，可能存在阶段性差异；在不同空间上，可能存在门槛效应等。就本文的研究目标在于几个：一是实证影响因素的存在性；二是不同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影响程度的比较；三是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独立性，即独立影响还是通过交互效应影响；四是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敏感性。基于研究目标，线性假设会不失一般性，故假设影响机制是线性的。

（二）基于假设的模型设计

根据文章基本假设和数据可获得性的特征，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能够针对区域性问题进行研究，而同时也考虑了在时间维度上可能存在的差异，可以实现本文的研究目标，故选取线性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其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PRit表示区域i第t时的金融风险，解释变量EPit为区域i第t时的实体经济景气，衡量经济发展情况；FSit为区域i第t时的金融结构，可用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衡量，说明金融资源分配的合理性；MEit为区域i第t时的金融市场预期，反映人们对未来金融市场发展所持有的态度。

对区域金融风险，本文采用设计指标体系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测算出区域金融风险指数，作为本文研究的被解释变量 。对于解释变量，选择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作为实体经济运行情况的变量；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区分为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本文选择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为部门结构变量，选择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衡量指标融资结构变量；生产者价格反映市场金融行为的显性指标，故选择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衡量预期的指标。通过变量选择，将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模型基本形式具体化为可计量的面板数据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2）中，Yit是区域i第t时的金融风险指数，C是常数项，X1it是区域i第t时的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X2it是区域i第t时的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X3it是区域i第t时的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X4it是区域i第t时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是随机干扰项。

（三）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的空间维度限定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级行政区；研究数据的时间维度为2013年1季度至2015年3季度；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敏感性强的特点，故在数据可获取的情况下，时间频率维度选择季度数据。基于此，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数，影响因素等指标均为2013年第1季度至2015年第3季度的数据。本文所需要的指标数据均来源于三个基本数据库，一是wind数据库；二是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三是各省（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

表1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中国31个区域的金融风险指数均值为32.29，风险情况较好。在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136，说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占工业企业总利润的13.6%，工业企业亏损比较严重，从不同区域的情况来看，区域之间具有较大差异，如山西省工业企业亏损额远大于工业企业利润，在2015年，工业企业利润已变为负。在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147，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是总贷款规模的14.7%，金融资源用于实体经济的数量远小于贷款的规模，其标准差为0.084，说明该指标在区域之间差异不大。在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指标上，其平均值为0.33，而上市公司市值主要是股票价值的反映，说明上市公司的股票融资规模是总贷款规模的33%，由于上市公司在中国区域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所以该指标在区域之间也存在一定差异。在生产者价格指数上，其平均值为0.946，说明生产持续通缩，企业去库存压力不断增大，对金融市场也会产生下降预期。

三、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在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时，本文先利用F检验判断是选择混合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再通过Hausman检验来确定建立是否需要建立随机效应模型。由F检验可知，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混合效应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根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模型在1%的显著水平下均拒绝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为此，本文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并通过控制变量加入的方式，考察各变量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同时，由于本部分主要研究各变量对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而不考虑截距的影响，因此不对截距项进行分析。

（一）基于单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2），以单变量为唯一的解释变量，并进行参数估计，考察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单因素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显著性最大，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生产者价格指数系数为-15.46，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15.46%。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系数为-0.1023，表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较小，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0.1023，这说明工业企业亏损越多或工业企业利润越少，反而会降低区域金融风险，而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工业亏损越少或工业企业利润越多才会使区域金融风险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背离的情况。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对区域金融风险没有显著影响，也说明了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不能有效代表金融结构。从拟合优度来看，表2中（1）、（2）、（3）、（4）列的拟合优度均偏低，说明本部分单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能完全解释，假设1中提出的多变量影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现象存在，同时需要进一步通过实证验证。

（二）基于多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多因素固定效应模型的基本形式同样如式（2）所示，在具体实验过程中，通过逐渐加入多个影响因素变量且形成不同线性、独立组合的条件下，多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参数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列示了逐渐加入多个影响因素变量条件下多因素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结果。从表3可以看出，当增加变量时，模型的拟合优度在不断提高，说明各变量均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参数整体的显著性上，表4中第（7）、（9）、（10）列的参数整体上比较显著，且拟合优度较高。而在这三列中均有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说明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有较大程度影响。第（7）列的整体效果优于其它几列，从其参数估计结果来看，仍仅有生产者价格指数通过5%显著性检验，而其它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以说明，在多因素独立作用机制下，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均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没有显著性影响，仅有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其系数为-14.75，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金融风险会下降14.75。

（三）基于交互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两个方面问题：一方面各个影响因素对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有独立性影响，也有非独立性影响。从实证结果发现，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在特殊情况下会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存在显著性影响，但影响程度很低。而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一直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不存在显著性影响，且模型的效果均不理想。另一方面，非独立影响的各个因素相互作用后可能存在交互效应。从上述模型实证可以看出，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均为金融结构的相关变量，基于此，考虑部门结构与融资结构的交互效应对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影响。再从理论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存在系统惯性影响，即当期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下一期的风险状态产生显著作用，故在式（2）的基本模型中，变量做适当调整，对其进行参数估计，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第（11）列可看出，当将X2*X3作为解释变量时，该模型的拟合优度最高，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显著性，金融结构虽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其结果已有明显改善。从拟合优度来看，表5第（11）列的拟合优度优于表4中的所有模型，可以说明在金融结构的影响因素中，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是相互作用来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考虑区域金融风险滞后一期对风险值的影响，表5第（12）、（13）、（14）列描述了纳入滞后一期风险指数后，参数估计的变动情况。从结果来看，当滞后一期的金融风险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的拟合优度有大幅度提高，且滞后一期的金融风险指数均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情况受上一期金融风险指数的影响较大。在表5第（12）、（13）、（14）列中，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金融结构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其t值的变化来看，说明其显著性在不断提高。

考虑到金融市场预期会对金融结构产生调节作用而影响区域金融风险，通过反复比较分析，得出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模型（3）的整体效果最好，从其结果来看，所有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拟合优度最高为0.2638，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为-0.124，表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下降0.124；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预期相互作用的系数为8.648，表明金融结构与金融市场预期共同作用结果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上升8.648；生产者价格指数的系数为-10.89，表明生产者价格指数每上升1个单位，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会下降10.89；区域金融风险指数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49，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其下一时期的金融风险影响程度达到49%。

通过上述分析可发现，区域金融风险主要受其自身的影响，区域实体经济状况和金融市场预期均会对其产生负影响，而金融结构会在金融市鲈て诘挠跋煜露郧域金融风险产生正向影响。

四、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敏感性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变量的系数变动结果

为研究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变量的敏感性，进一步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将区域金融风险指数与各变量进行回归，获得各变量的系数变动情况，结果如表5所示。

表5显示了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以及生产者价格指数四个变量各自作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解释变量、以及再在其基础上逐渐增加变量形成双变量、三变量模型时，各影响因素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的系数变动情况。

（二）影响因素系数变动的敏感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通过影响因素的系数变化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各变量的敏感性。从表5可以看出，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作为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0.102，。当分别加入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进行双变量分析时，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1.27%，3.25%和21.8%，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性。在双变量的基础上再加一个解释变量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行三变量分析时，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的系数绝对值下降22.78%，变为-0.079，说明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系数产生最大影响。

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3.464。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2.54%，14.26%和86.14%，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感性。当加入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时，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的系数变化114%，由影响变为正影响，系数变为0.485，说明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系数产生最大影响。

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1.974%。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时，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系数越来越靠近0，其系数变化率分别为6.89%、13.63%和95.99%，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最具敏性。当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时，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系数变化102.99%，由正影响变为负影响，系数变为-0.059，说明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对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产生最大影响。

生产者价格指数作为单个解释变量时，其系数为-15.46。当分别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作为解释变量时，生产者价格指数系数变化率分别为6.34%、2.26%和0.71%，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的敏感性不大。当加入多个变量时其变化率仍然较小，仅在加入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这一个变量时系数变化最大，系数变为-14.48，说明仅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对生产者价格指数产生一定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无论以哪个指标作为固定变量，只要加入生产者价格指数其系数就会产生较大变化，说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对于其它指标，只有与生产者价格指数共同作用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才对其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因此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和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比生产者价格指数敏感性程度低。

五、基本结论

文章在基本假设基础上，构建区域金融风险影响因素的模型，并渐进式引入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情况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各变量的敏感性，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实体经济情况、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市场预期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基于构建的单因素、多因素各变量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生产者价格指数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融资结构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结果，说明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三个影响因素中，金融市场预期即生产者价格指数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最大。

第二，实体经济状况、金融结构以及金融市场预期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具有不同的影响路径。根据多次试验结果，最终确定基于交互效应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因素模型，表明金融结构通过部门结构和融资结构的内部交互作用对区域金融风险产生影响，金融市场预期与金融结构相互影响，进而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正向影响，实体经济状况对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直接的负向作用。同时，在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的滞后一期区域金融风险指数变量，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影响具有惯性特征。

第三，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情况、金融结构和金融市场预期的敏感程度具有差异性。基于构建的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与各变量的敏感性分析模型，发现生产者价格变量的加入引起各变量间的系数的较大，表明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敏感性最强；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情况以及金融结构的变动只有在生产价格指数的共同作用下才呈现敏感性，即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工业企业亏损额/工业企业总利润、以及社会融资规模/总贷款与上市公司市值/总贷款比生产者价格指数敏感性程度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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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进出口同比增速均上升

我们预计进出口同比增速均会上升，其中出口同比增幅可能会从12月份的17，7％升至20.0％，春节效应是出口增幅上升的主要原因。2009年春节是在1月26日，而今年春节是在2月14日。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放假期间国内经济活动虽然不至于完全停滞，但也将很大程度地放缓，因此1月份同比增幅将显著偏高。我们预计，如果不考虑春节因素影响，1月份同比增速可能只有10％左右。这一同比增幅意味着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月环比折年增幅约为60％。虽然这个数字显得非常弱，但我们认为应该在12月份数据非常强劲的背景下来看待。这是因为新年和春节前后的月度贸易数据往往波动较大。这可能是受到了假日因素，贸易政策等诸多因素影响。我们预计进口同比增幅可能会从12月份的55.98％升至75.0％的高点。对进口数据而言，除春节效应导致同比数据偏高以外，2009年1月份基数非常低是同比增幅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与此不同的是出口增速的谷底是在2009年2月份)。去年1月份进口数据的绝对水平达到了2005年5月份以来的最低值。1月份贸易顺差可能会和12月基本持平。

通胀率小幅下降

1月份CPI同比增幅可能会从12月的1.9％微降至1.7％，这意味着月环比增幅将从12月份的7.1％大幅降至O％附近。鲜活食品价格下跌是CPI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食品绝对价格在年初往往受季节性因素影响而走高，但过去3周农业部和商务部公布的食品价格均基本没有上涨，逆转了始于2009年11月第二周(北方暴雪后不久)的上行走势。此外，1月份PPI同比增幅可能会从12月的1.7％降至1.5％。

通胀率低于预期无疑是个好消息。这说明11月初北方地区暴雪灾害对通胀的影响要比此前预想的要大。但是我们认为在实体经济增长保持强劲、信贷再次大规模扩张的背景下不应该放松对通胀上升风险的警惕。我们认为，最近几周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较小可能是由于政府及时采取措施、将鲜活食品从南方运往北方(南菜北运)以增加供应所致。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今后几个月随着这些措施的影响逐步消退，食品价格还是可能会再度上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在2009年四季度价格持续快速上涨的背景下看待最近的上游商品价格的下降。我们认为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往往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而变动。这就意味着，上游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在实体经济尚未变化的情况下大幅上升，而在实际增长好转时下降。这种情况在2009年初就发生过。

信贷扩张猛增至接近2009年1月的水平

第6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12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58533.48亿元，当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加1346亿元。而11月，这个数据是-736.27亿元。过山车似的数据表明，央行再次入市干预了。

外汇占款数据很重要，因为它直接表现为金融机构投放到社会的资金，表明整个实体经济和社会流动性的松紧程度。其实，从2012年3月、4月开始，央行就基本停止了对市场的干预，当时央行的判断是人民币汇率已达到了均衡水平。从2012年4月份开始，外汇占款增加幅度就出现逆转，其中4月、7月、8月和11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负增长，这说明企业或个人已对人民币汇率的判断由升值预期转为贬值预期。

这个局势到了2012年7月、8月出现了变化，主要是下半年中国宏观形势出现好转，央行通过两次降息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流动性进一步宽松，房地产市场加速上扬。有人测算，2012年一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上涨达30%以上，这是吸引境外资金的一大来源。

2012年，我国外贸顺差全年同比大增50%，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这说明欧美经济拮据了，消费不起自己的昂贵品牌，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正中他们下怀。

当然更为长期的因素是美国推出QE3（第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推出QE4（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欧洲央行也向美联储学习，实施各种量化宽松政策。又加上日本央行因安倍晋三上台，更将量化宽松政策推向了极致。这些政策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十面埋伏”境况，本来已到达均衡汇率的人民币再次走上大幅升值的道路。

央行为了阻止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再一次入市干预，可以预见，12月份，央行的外汇储备也有一个可观的增量。

那么，问题是这个趋势是短期还是长期趋势？央行的流动性管理是否仍将重新动用央行票据和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很难判断，但有迹象表明，也许此轮人民币升值是短期现象：首先美国经济已进入强劲复苏，包括企业盈利、新房销售和非农就业都大大改善，而财政悬崖有望持续改善，尤其是美国实现能源独立将为美国经济复苏带来廉价动力，美元将很可能大幅升值。

更重要的是，根据1月3日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纪要，联储开始担忧宽松政策带来的通胀风险，并首次提及可能在2013年年底结束量化宽松，并直接开始讨论何时退出。

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的指挥棒，一旦2013年美元结束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将对其他货币汇率产生决定性影响，那么，此轮人民币汇率的急升就有可能划上句号。

当然，决定人民币汇率的不仅仅是美元，还有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如果此轮复苏不能继续，如果政府在启动民间投资、在新型城镇化、在各项改革措施落实等方面难有作为，则此轮弱复苏有可能在今年年末或明年上半年变得更弱。在国内外因素交相作用下，人民币汇率可能再次回到贬值的通道上。

从央行行动上看，他们对人民币已达到均衡汇率的判断没有改变。

第7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

”,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1]黄晓龙.全球失衡、流动性过剩与货币危机—基于非均衡国际货币体系的分析视角[j].金融研究,2007,(8).

[2]徐明祺.国际货币体系缺陷与国际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1999,(7).

[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4]宗良.对国际游资冲击金融市场的若干思考[j].金融研究,1997,(11).

第8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关键词:贸易摩擦;贸易争端;中美贸易;金融危机;贸易限制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一、中美贸易现状

作为贸易往来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中美的贸易摩擦一直没有间断过。而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到两国的个体经济活动,更反映出双方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制衡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性。而这次的金融危机下的中美贸易摩擦,是新形势下美国本身的经济状况,中国贸易的缺陷以及两国的贸易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扩大。据中国官方统计自中美建交以来,双边贸易额增长86倍,年均增长17%。至2005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由1978年的10亿美元增至2116亿美元,中国已成为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市场,美国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2007年两国贸易额更是突破3020.8亿美元。

随着中美贸易顺差的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也日趋增多。美国已对中国产品实施了1 00多项反倾销措施,摩擦的范围正从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高技术产品转移,从商品贸易向服务贸易转移。贸易摩擦的对象由原来的初级产品转向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如纺织品、服装、鞋帽等又转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如化工、轻工、钢铁、汽车等,更进一步向高技术产品转移。美国已成为世界上对我国产品提起反倾销诉讼最多、力度最大的国家。

二、中美两国贸易形成摩擦的原因

(一)美方原因: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相关影响。目前美国经济在大萧条时期以来首次出现连续四个季度负增长,不仅带来金融机构的大量倒闭,引起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也影响到实体经济部门的停滞与衰退。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的失业率达到了大萧条以后最高的水平,消费量也屡屡缩水。而中国往美国出口的产品,大都以低端廉价型为主,在经济衰退时对美国劳动密集型夕阳产业的冲击更为明显,而此时带来的失业等问题就显得更为敏感,因此也更易引起美国对中国产品的限制和排斥。2.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一直以来都维护着世界霸主的地位。而本次的经济危机,一方面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强烈震荡和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中国却在这次危机中表现出大国的风范以及相对实力的增长。不论是去欧洲的采购还是去持有美国国债的增多,中国都向世界发出了经济崛起的鲜明信号。这对于想要一直维持霸主的美国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中国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达到70%以上,其中英国是最重要的出口国之一。因此,美国借此机会对中国产品设关卡,征高额税,不仅想要保护本国的贸易,而且希望以此来牵制中国的发展。3.美国政治运作和利益集团的复杂性。美国的政治运作,是在各利益集团相互牵制与操控下进行的。而美国的选举政治体制,也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深刻影响。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必然会使其中一部分集团的经济利益受损,就会要求政府对中国加以限制和干预。而每个政府的上台,不仅依靠着利益集团的力量,也会对选民有所许诺。这样一来,中国商品问题就常常被拿来使政府作出保卫国家利益的姿态。因此,中美的贸易摩擦在新形势下又掺入了政治的因素。

(二)中方原因:1.中国的进出口结构。中国由于具有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成本的低廉使得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而这些产品势必对美国相关产业进行冲击,带来的失业人数就更加容易引起美国的重视。而在经济危机的作用下,中国的出口形势更加严峻,而向来秉承“薄利多销”的中国企业倾向于以更低的价格来增加出口量,而且中国对其中一些产品的补贴行为,这样一来,助长了美国的反倾销反补贴势头。2中国的内需状况。受长久以来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和中国的保障机制亟待完善,中国居民一直对消费持谨慎保守的态度,带来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制约了中国的进口,加大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而经济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受到波及,更加影响到中国的进口状况。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09年1.5月月中国出H4261.4亿美元,同比下降21.8%;进口3373.5亿美元,同比下降28%。累计贸易顺差887.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15.7%,净增加120.5亿美元。由此以来,贸易顺差的增大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贸易摩擦的增多。

三、对策与建议

美国的贸易限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常大,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众多企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会对中国整个经济发展带来冲击。因此,如何应对贸易摩擦显得尤为重要。

(一)企业方面:1.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较低的价格不仅减少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也给美国反倾销提供了口实。调整产品结构,以质量和技术打人和占领市场,创立企业的自主品牌,才能实现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另外,企业加强和完善自身管理,减少管理成本也是提高竞争力的重要方式。2.遵守市场规则,保持商业道德,自觉抵制低价倾销等扰乱出口经营秩序的行为。加强行业内沟通与合作,避免压价手段的恶性竞争。

(二)政府方面:1.尽快建立应对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尽管中国已经对外开放多年,加人WTO也已达八年,但是中国在应诉贸易救济案时仍未形成完善的机制,常常陷入被动的地位。2.努力扩大内需,进一步巩固和开发农村市场。3.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外交等多种手段解决贸易争端。加快开放我国服务业,扩大美国对华服务贸易。4.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目前亚洲、北美地区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而欧洲,以及拉丁美洲、中东地区、非洲在我国出口地区结构中所占比例甚小,这使得我国外贸与北美、亚洲市场的依赖度过高。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占出口总额一直保持在21%左右,对美国市场的过分依赖也导致了贸易风险的加大,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直接影响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增长。而且由于贸易不平衡和贸易摩擦问题,中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因此,为改变这一局面,政府必须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发展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

参考文献:

[1]贾海基.我国对外贸易摩擦频繁爆发之合理性研究及对策[J].国际贸易问题,2006

[2]张璐,刘增涛.中关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7

第9篇：国内实体经济状况范文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