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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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并购是上市公司实现快速扩张和成长的一种重要方式。上市公司通过并购重组能够有效地进行市值管理。并购使上市公司总资产迅速集中，大大提升公司市值。股权流动性的增加为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带来机遇与活力，公司的控制权市场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

关键词：上市公司；市值管理；并购

上市公司并购是公司扩张和成长的一种方式。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就是控制权的交易。随着股权分置改革的完成，我国股票市场迈向全流通时代。全流通意味着所有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且与市值紧密相关，市值管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市值管理的手段包括资产重组、定向增发、借壳上市、股权激励、大宗交易、融资融券、股指期货及转融通等。

全流通成为并购活动的催化剂，公司控制权市场进入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市值管理与并购成为上市公司关注的两大热点。

市值管理，就是上市公司运用多种科学与合规的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价值实现最优化的战略管理行为。市值管理的对象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企业的市场价值主要是指企业的股票价值，即股份数×股价。市值管理的最终目标是要使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更能准确的反映公司的内在价值，并努力实现上市公司内在价值和股东价值最大化。

并购，指在市场机制下企业为了获得其他企业的控制权而进行的产权交易活动，其目标是为了获得企业的控制权。通常主动出击兼并或收购另一公司的企业被称为并购企业，另一方被称为目标公司。结果是并购企业获得目标公司的产权，使其失去法人资格，或者改变其产权结构，成为并购企业的控股子公司。

我国并购市场对并购的定义比较模糊，包含了兼并、收购、托管、股权转让、资产置换、无偿划拨等行为。本文所指“并购”是泛指一切引起企业所有权改变或者产权转移的行为。

一、市值与并购活动的相互影响

（一）市值与并购动因

每个公司实施并购行为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的是为了完善自身产业链，有的是为了丰富产品线，有的是为提升产能等等。并购的实质是并购企业价值被估价后，管理者为了获得估价的利益而采取的一种积极的保值策略。

在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中，市场的短期投机性较强，投资者热衷于炒作并购重组概念和题材。并购公告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财富效应，会引起相关企业股价的上涨。一些投机资本家利用并购事件进行概念炒作，低买高卖，从中赚取超额收益。

（二）市值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是指并购企业通过本公司发行股票换取目标公司资产的并购行为。良好的市值表现可以提高并购企业股票的支付能力。目标企业也更加容易接受换股并购的方案。同时，换股并购也会对并购企业的市值产生影响。换股并购会让投资者产生并购企业市值被高估的预期，当并购消息公布时，并购企业的股价会因投资者的预期回归而趋于下降。换股并购的并购企业在事件宣告期前后会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三）市值与现金并购

现金并购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我国企业大多自有资金积累不足，因此需要向外部进行融资。市值规模直接反映并购企业对社会资本的吸收能力。首先，在公司股本不变的情况下，市值越大意味着股价越高，从而股权融资的能力就越强；其次，公司市值越高，偿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就越强，越容易得到更高的资信评级，融资成本也就越低。

对于市场而言，现金并购通常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信号，表明并购企业的现金流较大，而且有能力充分利用并购所形成的投资机会。

二、并购过程的市值管理策略

全流通时代，市值取代净资产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决定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大小，也影响着上市公司并购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有效的市值管理，可以充分发挥市值的价值创造作用，为企业争取更多的并购机会，扩大并购融资规模，降低并购融资成本。并购企业在从事并购活动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市值管理：

（一）并购前，提高市值溢价

市值溢价是利用市值管理手段，对内提高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对外改善与投资者的交流，使得公司价值获得投资者认同，从而获得市值的溢价。并购企业为了获得目标企业的控制权，通常需要支付大量的并购溢价。通过提高并购企业的市值管理溢价，可以解决企业支付并购溢价的难题，从而为企业争取到更多的并购机会。实证研究表明，投资者愿意为那些主业突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公众形象健康的公司支付溢价。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明确主业选择和定位、完善公司治理机制设计、参加公益事业塑造企业健康形象等方式，增强投资者对于上市公司整个运作机制的信心，从而获得市值管理溢价。

（二）并购中，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并购活动的全过程都离不开投资者的支持。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可以为企业并购活动建立起一条长效、动态的资本补充机制，为其再融资计划提供有力支持。上市公司应重视投资者关系的维护，广泛利用各种媒体与投资者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反馈机制。对于并购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并购信息，应及时与投资者、媒介和分析师沟通，及时规范地进行信息披露，增加并购过程的透明度，使得公司的发展策略和项目进展等信息能及时被市场所了解，以促进投资者对并购行为认同度和参与度。

（三）并购后，建立相机决策的市值管理模式

所谓相机决策的市值管理机制，就是在市值表现不同的情况下，相机采用不同的市值管理方法。例如，当企业处于强市，市场价值被高估时，采取增发新股、换股收购、注资、分拆等措施使市值回落；当企业处于弱市，市值被低估时，采取增持、回购、发行可转债等措施提升投资者信心，使市值回升。并购交易完成后的整合过程是一个相对较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并购企业市值可能会随着大盘的涨跌而起伏。处于整合过程中的上市公司的财务体系、经营体系相对脆弱，任何剧烈的市场变化都会对企业的并购整合带来冲击，甚至导致并购整合的失败。（作者单位：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卿锋，企业并购在公司治理中的效应分析[J]理财，2004，（5）

[2]巴曙松.上市公司如何提高市值溢价[J].新财经，2007（1）

[3]张钰.市值管理与商业银行市值最大化[J].理论探索，2007（6）

第2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追求大概率事件”，这一句看似简单，亦无甚哲理性的口号被银华盛世精选基金经理李晓星用来作为操盘基金的理念。事实却证明，“大道至简”同样适用于资产管理行业。

Wind资讯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成立于2016年12月22日的银华盛世精选今年来回报达到25.7%，在同类可比的1368只中基金中排名第14，是当之无愧的“百分之一选手”。

在这期间，A股市场一片萧条，近半年一直处于震荡弱市行情中，该基金的优秀业绩充分证明了李晓星投资理念与策略的正确性。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银华盛世精选是一只主动管理型的基金，李晓星却也将量化思维融入到在对基金的管理中去。李晓星对《投资者报》记者透露，“我是工科背景出身，在投资当中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量化的辅助手段。引用量化方法之后，我们就会看到不同时点下最有效的贡献因子。”

PEG效果更好

弱市更显英雄本色。在今年上半年的震荡行情弱市行情中，李晓星的投资方式被证明行之有效。截至6月26日，成立半年的银华盛世精选今年来回报达到25.7%。

在具体的投资过程中，李晓星首先通过量化手段首先将投资框架搭好，选好投资方向，然后再去做主动投资的判断。

“量化为矛，人脑为盾，量化手段帮助基金经理先选出一个大的范围来，之后再从人脑里去选。”李晓星告诉记者，“用量化的方法，能看清楚每年市场的投资主线，继而不断地监控贡献因子，在此基础上可以形成自己的主观判断逻辑。”

“量化投资会通过大数据总结历史，当历史重复时，精准捕捉到投资机会。”李晓星透露，相对于主观判断的逻辑，他更喜欢客观的数字，这也是为何他会将量化投资的一些“优点”融会贯通到自己主动投资中的原因。

李晓星对《投资者报》记者称，他特别喜欢分析行业内投资水平比较高的基金经理，“虽然我有主体框架，但也可以把行业当中一些好的思想慢慢融入到我的投资当中。”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漂亮50”行情便显示，市场热衷于投资于消费类的白马股，这也在李晓星的投资系统中充分体现。

“我们去年下半年已经大量使用了小市值因子，但是去年11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全都卖掉了。”李晓星再次透露。

“其实2016年优质公司开始走出来了，业绩成长股通过持续的业绩证明为股价提供支持。虽然去年的指数相对来说是一个熊市，但是很多公司基本上有很多超额收益。2016年有两个关键因素之一，便是业绩和估值相匹配也就是常说的PEG（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比率）。”李晓星通过量化系统判断到，到了2017年，PEG因子表现更为明显，效果也更为管用。

不仅银华盛世精选，李晓星管理的另一只产品银华中小盘也证明了他的投资体系的有效性。Wind统计显示，截至6月26日，银华中小盘今年来回报为11.3%。

《投资者报》了解到，基于对李晓星投资系统的信赖，银华盛世精选受到了机构投资者的青睐。

需留意双向风格

李晓星对于行业并未有明显偏好，在他的投资风格中，“大道至简”受其所推崇，即越简单的模型越有效。在通过量化手段确定PEG策略后，李晓星便通过四步法来选股。

李晓星告诉记者，第一是要寻求景气周期向上的行业，其次是从中选择业绩快速增长的公司，第三希望能够找到估值合理的股票，最后是希望这些公司存在一定的预期差。“通过上下游景气度调研，就会发现这个公司业绩大概率超预期还是低预期。”李晓星说。

“体现在预期差上面，如果业绩超预期超额收益就多一些，如果业绩低预期超额收益就会少一些。只有经过认真分析调研，判断某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大概率超预期，我们才会买的较多；如果我们判断仅仅是符合预期，在PEG合理的前提下，也会买一些；如果我们判断潜在标的业绩会低于市场预期的话我们就不太会买。”李晓星坦率地说，“一般就是这种投资方式。”

《投资者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在李晓星的组合中，均优先以四步法选股，选完股之后，便会通过贡献因子来判断具体仓位的高低。

“假如短期小市值因子更管用，那我市值小的股票仓位就会高一些；如果是超跌因子管用，组合里前期跌得多的股票仓位就可能高一些。今年最有效的因子就是业绩增速因子和估值因子，我们会选择业绩增速和估值相匹配的个股作为核心配置。”李晓星解释道。

记者也了解到，对于李晓星来说，一下子能涨八九个百分点的独门重仓股并不是他管理基金侧重的方式，他更多看重的是积小胜为大胜，“我们认为挑1只能涨3倍股票的难度，是远远大于挑10只能涨30%股票的难度。”

当然，李晓星也不是不能挑出涨3倍的股票，只是他觉得对于所管理的基金净值而言，偶尔选中一两个牛股效果没那么大，而做好整个仓位和股票的管理，需要的是一种模式，而非一两个小概率选股机会。

第3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关键词]中国上市公司；企业并购；绩效与行业；并购策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许多国内企业为了扩大国际市场影响力，获得海外市场份额，掌握较新的科学技术，采用并购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然而并购企业的并购计划并未带来预期效果。分析原因发现，除了国内并购制度不够规范，并购手段不够成熟外，行业监管力度的不恰当也是导致很多并购案例失败的原因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试图对上市公司的并购类型进行分类并分析和研究各行业内的最优并购策略，以此为依据为各行业内的企业并购实施和行业监管提供参考。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的文献对于上市公司长期并购绩效的计量及研究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研究方法事件研究法（主要基于股票市场），会计研究法（主要基于公司的财务经营业绩），访谈调查研究（主要基于对公司管理层的采访结果）和个案研究（主要基于管理咨询界专家的研究分析经验），其中前两种研究方法使用范围更广，是比较常见的研究方法，也是现在国际上使用的主流研究方法。Jensen等人认为实施并购后，目标公司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获得显著的超额收益，其超额收益在15%-30%，然而并购的实施方并没有获得显著超额收益。Gregory总结发现实施跨行并购的企业在发生后的两年时间段内的平均超额收益为-11.33%，而同行业并购在同样情况下的并购实施方实施的平均超额收益为-3.48%。

（二）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案件相关时间发生起步较晚，相关学者一直在参考国外的文献研究理论对上市公司并购绩效进行实证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是关注市值交易量变化的事件研究法和基于财务管理效率的会计研究法。张新采用了这两种方法分析了十九世纪末的十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1216起并购事件，运用市盈率和利润增长率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对被收购公司带来经济效益的大幅度增长，而对收购公司产生了负的利润影响。朱滔依据时间长短比较研究了1998-2002年间的一千四百余起并购事件，研究发现，实施企业并购会在短期内为并购行为的收购方带来超额收益，但长期则会使收购方遭受显著的财富损失。

（三）本文与前人研究的不同之处

本文没有采用传统的变量分析指标研究并购为企业带来的收益，而是将企业并购的数量作为自变量，研究并够数量对企业中长期发展是否起到积极作用，并结合对应的市值增长率的变化来研究在十年的时间里，企业并购为上市公司带来的中长期绩效。虽然在所选取的时间企业并购行为受到其他因素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但数据分析结果依然能够明确的对并购策略进行评价分析。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

该文中的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价数据来雅虎财经2005-2015历史价格中的年末复权收视价。2005-2015年上市公司并购数据来源于国泰君安数据库。全文中选取的上市实体为上交所、深交所中流通的A股中在2005年之前上市并且历史数据完整的股票，共计1103支；全文中使用的并购数据是以并购完成日为基准依据，共计23070起并购。

（二）分析方法

传统的企业并购案例中，绩效考核的测量单纯依靠资本市场对于并购的反应作为杠杆，用来计算企业并购的绩效，不客观的高估了某些大型交易（超过股票现有市值3096的交易）的并购效果，从而对应的低估了小型并购交易的绩效，也就低估了那些运用多交易并购策略的小企业的并购绩效，同时也低估了那些运用多交易并购策略的小企业的并购绩效。为了避免这些缺点，本文研究了2005至2015十年内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和并购数量统计数据，按并购数量划分不同类型行业分析并购数量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虽然市值变动还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但不妨碍我们研究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关系，数据间的联系较为清晰明确。

使用并购数和市值增长率两个变量对所有上市公司进行聚类分析，其结果如下：

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按照并购数量和市值增长率划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市值增长率接近，而第三类市值增长率相比较高。进一步研究数据发现，第三类中的案例与聚类中心的距离普遍更大，即第三类中的案例更分散。根据聚类结果分析，我们按照并购数对市值增长率的影响划分为三类，具体如下：

虽然上述研究仅依据行业采购数量对行业分类研究，找到恰当的策略和实现价值所需的执行能力。但对于确定行业在不同时间是否实施采购计划未得到解决。因此，本文通过对行业进行细分，找到不同行业，不同采购数据下对并购后市值增长率影响，从而找到最优策略。虽然个体存在很大程度的差异，但是确实出现了明显的聚类分类特征。

本文根据CSRC行业分类进行行业划分，字母沿用《中国上市公司分类指引》中的分类代码进行标识。13个类别分别为：A农、林、牧、渔业；B采掘业；C制造业；D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E建筑业；F交通运输、仓储业；G信息技术业；H批发和零售贸易；金融、保险业；J房地产业；K社会服务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M综合类。我们将上市公司并购行为效果按上述行业标准划分得到结果如表2：

表中空白项目表示该项研究参数案例少于五件，为减少误差所以舍弃。根据以上行业市值增长率，可以发现部分行业适合采用的行业采购策略类型和对中长期绩效的影响。其中市值增长率超过50%则认为存在最优策略，如果少于50%则认为该行业不存在最优策略。

三、实证结果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信息技术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以及综合业的采用冒进型策略获得较大的市值增长率提高浓林牧渔业、采掘业以及传播与文化产业采用保守型策略获得市值增长率提高；制造业的最优并购策略为规划型策略；其他行业不存在明显的最优并购策略。进一步研究发现，以特定策略作为行业最优并购策略的行业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对于各行业的最优并购策略的原因分析如下。

冒进型：使用冒进型策略的公司往往实施了大量的并购行为，但股票市价增长率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尽管如此，并购仍然为企业扩大发展的重要策略。使用这一策略作为最优策略的行业中，一个典型代表是信息技术业，因为这一行业为新兴行业，技术更新换代速度快，需要不断的吸收各大公司先进的技术平台和管理方式促进发展。另外一个选择冒进型策略为最优并购策略的行业是房地产业，由于房地产资本中占有主要份额为土地和在建工程，并购使企业获取资本的最优方案。

保守型：应用这一类型的企业较少地进行采购行为，缺少完善和积极的并购策略。因此，我们很难将采购数量与中长期采购绩效寻找直接的联系起来。因此增长缓慢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的行业是采用保守型作为最优采购策略的主要行业，例如资源采购类行业、采掘业。这类行业的发展依靠政府的审批和技术扶持，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和地域性。相比较信息技术产业，更适合采用保守型策略。

规划型：采用规划型并购方案获得成功的较少，主要为个别成熟企业制定的成功的战略，其高市值增长率与并购并没有直接联系。制造业作为各国的经济命脉，有着雄厚的发展背景和成熟的产业链，担心总体科技含量不高，技术更新缓慢，制药业的发展更多依靠营销手段扩大市场份额获取高额利率。因此制造业适宜采用规划型采购策略。

四、结论

（一）行业最优并购策略总结

根据以上研究分析，本文将沪深A股上市公司依照并购数量与市值增长率划分为三类，冒进型、保守型和规划型。其中，冒进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对技术革新要求高的行业，如信息技术业威需要不断通过并购来保持在业内竞争力的行业，如房地产业。保守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已经发展成熟并处于稳定缓慢增长的行业，如采掘业、农林牧渔业以及运输仓储也。规划型的并购策略适用于发展迅速且对企业并购依赖性不大的行业，如制造业。根据行业分类结果，本文得到各行业的最优并购策略如下：房地产、网络软件、社会服务行业最适宜采用冒进型并购策略，资源类和依靠政府管理的行业最适宜采用保守型策略，制造业最适宜采用规划性策略。

因此我们给出建议，当企业进行投资时，现根据市值和行业发展类型判断自己适合的并购策略，发现适合的方向要及时调整。即使对于刚进入市场的公司，也根据本文的行业类别进行分析再进并购判断。同时并购方也可根据此研究选择适合的并购方案，来拟补自己的不足，寻找共同发展的并购方。

第4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由于市场普遍对突然配股感到意外，前一日中国石化H股开盘急挫，放出3年多来巨量，收盘跌6.42%，港股市值一日就损失101亿港元；其A股也放量下行，收盘跌2.13%，A股市值缩水105亿元人民币。按当天港元兑人民币中间价0.81048计，两个市场的总市值缩水187亿元人民币。显然这一缩水数字与公司配股筹资额几乎相等。

类似的上市公司再融资行为并引发股价变化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着，然而对于那些已经活跃在全球资本市场多年的中央企业或央企上市公司，“市值”有什么意义？股价变化如何影响我们这些大型央企的决策？央企为什么要上市？

企业为什么而存在？

首先我们重复公司财务学的几个浅显结论：“公司经营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上市公司就是股票市值）最大化”；“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股价是公司内含价值的唯一反映，股价是投资者对公司决策与业绩的客观反映”；“持续提高公司股价是公司决策的标准”。显然，联系到中国石化这个案例，企业没有太关注公司股价，或者说并没有把维护与提高股价作为公司各种决策的首要归依。这种“身在”资本市场而“心理”游离于资本市场的现象，不能不说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悲哀、公司治理的残缺和正确理念的匮乏。

说到正确的经营理念，就是“企业为什么而存在？”比如每个央企都怀揣世界500强或者世界100强的战略梦想，这些梦想正在逐步实现。在财富2012全球500强中，中国大陆企业占据了其中的70席，占据了500强中14%的份额，无论是进入500强的中国央企的数量还是在500强的名次，都逐年彰显了“强劲的”中国实力。

但是这些500强中的绝大部分央企上市公司（或集团）的市值如何呢？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至今年下半年，除了2010年的些微反弹，其无论是在上交所还是深交所的股价可谓是一跌再跌，例如鞍钢、武钢、宝钢、神华、中铝、中冶、际华、中石油、中远洋、大唐发电、中建等等，当然其中最令人瞠目结舌的莫过于中远洋，市值与2007年底相比缩水超过90%，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损失惨重，“问君能有几多愁，满仓持有中石油”亦不足以展现出中小股东的绝望与无奈。

回到全球500强的入选，众所周知其排名标准是“营业收入规模”。央企入选500强有一定的优势，比如我们分析过几家央企就是通过大举收购地方国企超过50%的股权，纳入合并会计报表迅速“跨入世界500强”。但是这些企业的盈利水平与股价“一路下跌”。

我们的央企尤其是已经进入资本市场的央企，要转变经营理念，从“专注、热心世界500强”转移到做一个“全球尊敬、投资者认同与追逐的公司”。

这里要说明的是，即使是非上市企业，也可以模拟上市公司进行估值。财务理论已经提供了企业多种估值技术，我们可以便捷地估算出任何一家的价值或市价。换言之，本文强调“公司市值”理念与央企是否上市无关，可以简单地用“公司经营利润×行业平均市盈率（抑或标杆企业市盈率）”或“公司净资产×行业平均市净率”说明。所以非上市企业也可通过类比同行业企业或标杆企业的市价进行市值管理。市值管理并非上市企业的“专利”，只是说上市公司展开市值管理十分便捷，直截了当。

我们认为这种理念的导入一定会引导央企决策行为的变革，比如依循股价变化是公司决策的归依的话，中国石化就不会做出“配股再融资194.7亿元人民币，而公司总市值缩水187亿元人民币”的财务安排。这种对公司市值的漠视，把公司股价变动置身事外的态度，就是公司治理原理中的“逆向选择”。

央企导入市值管理的着眼点

因为市值就是成熟资本市场对企业财务状况、核心竞争力、发展前景、治理水平和经营能力的综合反映，也就是对企业价值的整合反映。市值管理就是基于公司市值信号，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经营方法和手段，确保公司市值充分反映公司价值，并在稳定中求增长；同时根据公司市值水平与趋势做出理性的经营决策、融资安排和战略行动，实现公司价值持续、动态优化。

首先，市值理念的导入可以引导央企在战略趋向上追求企业的内在价值。从财务上考虑，企业的内在价值的要义是企业未来现金流现值，具体由企业销售增长率、销售利润率、所得税税率、固定资本增长率、营运资本增长率、现金流量时间分布、持续经营年限、资本结构和企业各种风险等因素驱动。而从战略上分析，内含价值又决定于企业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和独到而清晰的盈利模式。资本市场或公司股价就有这种对企业战略、盈利模式、公司决策的“鉴别”功能。中国石化这次没有清晰透露募资用途，不过市场分析均认为其配股“是为收购母公司上游业务。”公司股价的变化就说明投资者并不认同，市场认为公司的战略收购并不能提升公司价值，被认为“为了做大公司规模而在资本市场圈钱融资”。央企规模越来越大，有的企业盈利能力也表现为继续走强，但是资本市场上公司的股价反而走弱，实际上这是资本市场对于投资盲目、越来越倾斜于无关多样化投资，盈利模式不清晰或者经常变更、公司核心竞争力不强的反映。“价值投资”不仅是资本市场上投资者的理性选择，也应该成为央企各项投资尤其是实业投资的理性选择。成熟的资本市场还有一种“做空机制”，这种机制一定是没有价值企业的“杀手锏”。价值投资、价值经营和市值管理实际就是内含价值的实现和管控过程，包括核心竞争能力培植、财务收益的实现、风险管理等等，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央企导入市值管理的着眼点。

其次，市值管理会引导央企的公司治理、管控体系与内部控制制度的完善。2012年初，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勇发表了观点：“从中央企业自身看，仍然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企业成本费用控制不力，投资决策不科学、债务规模增长过快，亏损子公司增多，经营风险不断积累；一些企业集团管控能力不足，管理层级过多，管理风险不断累积，内控机制不健全甚至严重缺失。为此，2012年在中央企业全面开展‘管理提升年’活动，进一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推动管理创新。”其实，央企管理能力与管控体系的改进，必须依靠外部市场监管的力量。资本市场已经有一套成熟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的制度安排。我们如果摈弃“上市就是为了融资”的狭隘主张，积极地接受与应对资本市场的各种监管，“管理提升”其实是顺理成章的。

最后，市值管理还会促进企业做好信息披露与沟通、不断提升公司透明度，构建和谐的投资者关系，消除市场偏见和投资者误解。继续以中石化的这次配股对股价的影响为例，如果公司能够清晰地、强劲地说明这次配股的具体用途、资金使用安全性等，尤其是让投资者相信这次再融资对公司内在价值的积极影响，中石化的股价肯定不至于如此回落。根据公司市值相机做出财务决策，即公司的各种财务经营行为，无论是投资、融资、再融资、股利政策、并购扩张、企业分立或股票回购等等都应该基于市值变化这个关键信息来完成。

相关链接

国资委理应成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的推行者

2005年9月，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中国有股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提出将市值纳入国资控股上市公司的考核体系内。市值管理这一当初全新的理念如今已成为国内资本市场各大主体的普遍共识。虽然国务院国资委已于2008年6月在《关于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规范实施股权激励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将股权激励、市值考核等内容纳入上市公司考核中去，然而，现阶段国资委控股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考核仍然停留在以业绩为导向的考核模式中。

第5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本文就是针对这种需求，利用金融工程的有关理论来对基金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进行研究的。

文献综述

由于交易机制的不同导致流动性的成因也存在差异。在报价驱动市场（做市商）中，做市商负责提供买卖双边报价，投资者的买卖委托传送至做市商并与之交易，因此做市商有责任维持价格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与之相反，在委托驱动市场（竞价交易）中，投资者的买卖指令直接通过交易系统进行配对交易，买卖委托的流量是推动价格形成和流动性的根本动力。

早期欧美证券市场均以做市商制度为主，因此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流动性研究都是围绕做市商制度展开的。其中又分为两个理论分支：以证券市场微观结构理论为核心的理论认为，市场微观结构的主要功能是价格发现，而价格是影响流动性问题的实质所在。Kraus和Stoll(1972)研究了纽约交易所市场上大宗交易对流动性的冲击；Garmam(1976)研究了随机库存模型的价格影响；Garbade和Silber(1979)研究了市场出清价格与流动性的关系；Glosten和Milgrom(1985)将信息经济学引入流动性研究，主要考虑了信息成本对流动性的影响。另一个分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易量、价格与流动性的关系上；Hasbrouck和Seppi(2001)通过流动性指标分析得到指令流对收益的影响。

目前关于竞价交易市场中流动性研究的文献极为有限，Niemeyer(1993)、Hamao(1995)、Biais(1995)、Hedvall(1997)、Ahn(2000)等学者研究了竞价交易下买卖价差和流动性的关系问题。

国内关于流动性的研究文献更少，蒋涛(2001)在总结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的经验模型，其核心思想是交易量与价格序列是相互影响的，交易量（主要是交易量增量）是通过收益率的波动来影响价格的，因此两者共同决定了股票的流动性。经验模型首先针对股价收益率序列构造自回归模型，将模型中的残差定义为收益率的波动指标，事实上该残差通常具有异方差性；下一步是针对残差绝对值建模，并将交易量增量引入模型中，其中交易量增量的回归系数即为衡量该股票流动性好坏的指标，该指标越小，表明交易量引发价格的变动小，流动性就越好。事实上，经验模型主要是建立两部线性回归方程，就每次回归结果来看，由于自变量选择问题，回归模型虽然满足了线性的假设条件，但是模型的拟合优度非常低，即建立模型时遗漏了许多重要的解释变量，因此模型中交易量增量的系数很难准确反映交易量变化导致收益率波动的程度。

上述文献研究的最终结果均是将目标定位在衡量证券流动性好与坏的比较过程中，并未针对具体证券在特定的买卖指令下由于流动性风险存在可能导致的损失情况。本文试图将VaR思想引入中国股市的流动性风险研究中来，在分析各证券流动性强弱的同时给出一定置信度下完成特定的交易指令可能担负的潜在流动性风险值，以便机构投资者清楚在特定交易环境与目标下所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值。另外，在一个投资组合中，由于某只证券的大幅波动可能导致其他证券价格也随之波动，这样在完成特定减持任务时可能存在证券间的互动，这样会加剧流动性风险，即投资组合流动性风险的研究也非上述研究所涵盖的。

流动性风险指标定义与测度

一、流动性风险指标设计

衡量流动性的指标主要是买卖报价差与成交量，价差越小表示立即执行交易的成本越低，市场流动性就越好，针对买卖价差的研究推动了微观结构理论的发展。另外，成交量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其可以反映大额交易是否可以立即完成及其对价格产生的影响，在价差较小的情况下成交量越大流动性越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定义流动性风险测度指标L[,t]=[(P[,max]-P[,min])/P[,min]]/V，其中，P[,max]代表日最高价格，P[,min]代表日最低价格，V为当日成交金额。该指标的分子为股价的日波动率，可理解为日价差；这样L[,t]即可理解为一个交易日内单位成交金额所导致的价格变动率。该指标用于计算证券的变现损失率：证券（个股或组合）在一日内变现V[,0]的损失金额为LV[,0]。由于流动性风险指标L[,t]已经包括了价差与成交量两个时间序列，因此我们的核心工作就在于拟合该指标的统计分布问题，在确定了L[,t]的分布后即可计算出在特定置信水平下L[,t]的取值，进而求出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

二、流动性风险值定义

参照VaR的定义来定义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L-VaR)：市场正常波动下，抛售一定数量的证券或证券组合所导致的最大可能损失。其更为确切的含义是，在一定概率水平（置信度）下，在未来特定时期内抛售一定数量的证券或证券组合所导致的最大可能损失（可以是绝对值，也可以是相对值）。例如，某投资者在未来24小时内、置信度为95%、证券市场正常波动的情况下，抛售一定数量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为800万元。其含义是，该投资者在24小时之内抛售特定数量的证券时，因证券的流动性而导致的资产最大损失超过800万元的概率为5%。5%的机率反映了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可根据不同的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和承受能力来确定。用公式表示为：

Prob(ΔA＜L-VaR)=α

其中，Prob：资产价值损失小于可能损失上限的概率；

ΔA：某一金融资产(Asset)在一定持有期Δt的流动性损失；

L-VaR：置信水平α下的流动性风险值——可能的损失上限；

α：给定的概率——置信水平。

利用L-VaR值可以明确给出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特定的时间内，由于特定的减持任务而导致的流动性成本。由于该结果更加直观、量化，因而比较适宜与投资者沟通基金的风险状况。

三、流动性风险值计算

通过上面的定义我们知道，对某一证券或证券组合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测度时，先要拟合时间序列L[,t]的分布问题。从结构来看L[,t]为一个复合指标，即日最高最低振幅与成交金额之商。为处理上简便，考虑对L[,t]取自然对数，这样可将两个指标的除法转换为减法。重新定义L[*]t=1n(L[,t])=L[,n][(P[,max]-P[,min])/P[,min]]-1n(V)，这样对L[,t]的分布拟合就转化为对指标L[*]的分布拟合了，然后依据其统计分布来计算各证券在一定置信水平下的流动性风险值(L-VaR)。

已知t时刻L[*,t]的分布以及分布参数，根据L[,t]与L[*,t]的函数关系可推导出L-VaR。具体推导过程如下：

P(ΔL[*]＜L[*]-VaR)=95%

在L[*]正态情况下可知P(L[*]＞μ-1.65σ)=95%

由L[*]与L之间的一一映射关系可知：P(In(L)＞μ-1.65σ)=95%

P(L＞e[μ-1.65σ])=95%

则相对于均值的L-VaR可定义为：

L-VaR=E(L)-L[,α]，其中E(L)为L的均值，L[,α]为置信度为α下的最低值。当α=95%时L[,α]=e[μ-1.65σ]；E(L)=e[μ+1/2σ2]（具体推导过程略）。

L-VaR=e[μ+1/2σ2]-e[μ-1.65σ]。

四、流动性风险值含义

假设置信度为95%情况下，指数化投资组合每亿元的流动性风险值为1.019%。该指标解释为：当抛售价值为1亿元市值的一揽子指数投资组合时，由于流动性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0.01061%（或10612.47元）的概率仅为5%。这里测度出的流动性风险值是每减持1亿元市值所导致的损失，将每亿元的流动性风险绝对值定义为一个风险值基数。当减持金额为n亿元时，其所导致的风险价值损失幅度会相应增加n倍（0.010612%×n），这时抛售市值为n亿元指数组合的流动性风险绝对值为：0.010612%×n×n×100000000元。即此时的流动性风险值（绝对值）为基数的n[2]倍。一旦流动性风险损失额度超过了要变现资产的10%时，则说明在目前实行涨跌停板限制的情况下无法在当日实现变现目标。

流动性风险值的计算

一、样本选取与计算过程

从“分析家系统”提取2002年1月4日至2002年8月13日共143个交易日上证综合指数、深证成份指数以及沪深两市代码分别为000001～000056、600600～600649区间的95只股票的每日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最低价、成交量、成交金额。

关于流动性指标的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1.填补缺失数据。对于因故停牌的股票我们采用SAS系统缺省的方法进行缺失数据填补，即将上一个交易日的数据默认为当日的数据。

2.分别计算各证券的1n[(P[,max]-P[,min])/P[,min]]-1n(V)，并对该指标序列进行描述性统计。

3.在上述指标正态性检验不成立的条件下，检验该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

4.在自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存在的情况下，借鉴J.PMorgan的RiskMetrics模型来处理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此时对处理后的时间序列进行正态性检验。

5.如果此时正态性成立，则可以计算其在某一置信水平下的VaR，如果正态性不成立则考虑其他分布的拟合与检验的问题。

6.针对投资组合流动性风险的计算，由于各证券之间的波动存在相互影响效应，这样就需要引进一个协方差来处理组合流动性风险问题。

二、数据分析与检验。

首先以上证综合指数为例来计算指数流动性风险值，计算过程中涉及到检验的置信度均取95%。

针对1n[(P[,max]-P[,min])/P[,min]]-1n(V)进行描述性统计。利用SAS中UNIVARIATE过程对上证指数的L[*]序列进行分析，结果如表1（成交金额单位：亿元）。

通过T检验我们发现该时间序列的均值不为零；W检验表明在置信度为95%的情况下无法接受其为正态分布。

对数据作进一步检验，利用SAS的AUTOREG过程对其进行自相关性与异方差性检验，检验结果（略）表明，L[*]序列存在较强的自相关性与异方差性，在后面的计算中需要对其进行相关修正。

三、异方差性的处理。

借鉴J.PMorgan计算VaR的RiskMetrics模型处理异方差性的方法，构建时间序列的标准差。因为指数L[*]序列的均值不为零，所以先对其进行“均值标准化”，即将每个时点的数据均减去时间序列的均值，然后计算“均值化”的时间序列的标准差，定义为：σ[2,t+1｜t]=(1-λ)λ[2,t]+λσ[2,t｜t-1]，这里最优衰减因子仍旧取0.94。这样我们对上述时间序列进行标准化处理（减均值除以标准差），得到一个新的时间序列。

由于标准差递推公式为σ[2,t]+1=(1-λ)λ[2,t]+λσ[2,t｜t-1]，通常初始值赋予为当期数值的平方，这样我们对以后各期标准差进行递推时，需要过几期后数据方能平稳。所以在处理新得到的时间序列（标准化后的时间序列）时需要对其进行异常值剔除（主要是剔除前10期标准差不稳定的数值），然后再进行正态性检验，检验结果（略）表明标准化后的时间序列均值为零，标准差非常接近于1，且正态性检验表明我们有95%的把握保证其分布为标准正态分布。

上文已表明：(L[*]-L[-]*)/σ[,L,t]～N(0,1)，由此可知t时刻L[*,t]的分布也为正态分布，其均值为L[-]*，标准差σ[,L,t]。所以L-VaR=e[μ+1/2σ2]-e[μ-1.65σ]=1.019%每亿元。即当抛售价值为1亿元市值的一揽子指数投资组合时，由于流动性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19%（或101.9万元）的概率仅为5%。由此类推抛售2亿元的流动性损失则为101.9×2×2=407.6万元；抛售1000万元的流动性损失则为25.475万元。

五、其他指数或股票的情况L-VaR值

由于样本股数量过多，故表2仅列示了上证综合指数及上海市场的4只股票、深证成份指数及上深圳市场的4只股票（指数单位为：%亿元，股

票单位为：%万元）。

通过对比发现，上海市场的流动性要好于深圳市场的流动性。同样变现1亿元资产的组合，按照上证综合指数构建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要比按照深证综合指数构建的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低45.8万元，而且该差值随着变现资产数额的增加呈几何级数增长。

同样就股票来看，所选取的股票中深发展A的流动性风险最小，其次为深万科A、方正科技、世纪星源；流动性最差的为永生数据、胶带股份，这基本上符合市场的实际情况。所有样本股的流动性指标结果及L-VaR方法有效性检验略。

相关分析的实际结果表明，L-VaR与Exchange（换手率均值）基本上负相关，但相关性较弱；与价差标准差呈较显著的正相关；与成交金额也呈较显著的负相关。但是L-VaR与蒋涛定义的风险指标之间的关系与理论相背离；同样蒋涛定义流动性风险指标与换手率、成交金额的关系也与理论关系相悖，其与价差标准差的关系符合理论，但相关性也比较弱。这主要是因为前面分析的蒋涛所定义的流动性指标因模型选取时存在信息漏出效应，即无法找到足够充分的自变量而使得流动性指标（波动性方程中成交金额的系数）不能精确反映证券的流动性。事实上，L-VaR涵盖了成交金额以及价差两个方面的信息，因此其在衡量证券的流动性时相对其他方法更为有效。从表2的排序结果来看，即直观上L-VaR反映的流动性问题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如排名前20位的股票均为大盘股，且几乎都是深圳、上海本地股，就行业分布来看这些股票又多半属于金融、地产、能源等，事实上这20只股票均属于2002年上半年的热点板块，自然流动性比较好，流动性风险就比较低。排名靠后的多半是小盘庄股，偏离市场热点，尤其是"6.24"行情中这些股票基本上得不到现在市场的认可。

组合流动性风险值测度探讨

一、组合流动性风险值计算

针对投资组合的流动性风险测度，我们可以先计算组合中各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然后根据其在组合中的配置权重来计算组合的整体流动性风险值。但是在这样的计算过程中，我们忽视了证券之间波动的相互影响作用。例如当大量的变现（买入）某一证券A时，导致A价格的大幅波动，这样与其联动性强的证券（假设为B）必然会受到影响。按照上述方法计算组合流动性风险值时，只考虑了变现A所导致的流动性风险损失，而没有计算A对B的影响所导致B证券的损失问题。为此，我们引入组合流动性风险测度方法。

组合流动性风险值的具体算法如下：我们认为组合流动性风险指标L[*]仍为正态分布，则组合L-VaR=EXP(μ+1/2σ[2,t])-EXP(μ-1.65σ[,t])；其中μ为组合各股票L[*]均值的线性组合，σ[2,t]=ω''''∑ω为组合L[*]的方差，ω为组合各股票的权重，∑为各股票L[*]序列的协方差矩阵。之所以将组合的L[*]也假设为正态分布，主要是借鉴了指数L[*]的统计分布特性。就指数而言其实际就是一系列股票的线性组合，其在某个时点t上为正态分布。而事实上我们通过检验个股在时点t也为正态分布，故可认为指数组合的L[*]就是个股L[*]的线性组合。由于个股的L[*]在t时刻为正态分布，其线性组合在t时刻则也为正态分布。所以我们假设组合的L[*]为正态分布，且为组合各股票L[*]的按一定权重的线性组合。

二、组合流动性风险的优化模型

由于组合中各证券之间的相互作用，所以当组合需要完成一定的减持任务时，就需要考虑减持成本的问题，即按照何种比例进行减持。先减持流动性风险小的股票未必是明智的，因为价格波动会通过一定的传导模式来影响其余股票的波动。这里就涉及一个组合的减持优化问题。其核心目标是使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值L-VaR=EXP(μ+1/2σ[2,t])-EXP(μ-1.65σ[,t])最小。由于组合的L[*]仍为正态分布且为所含有股票L[*]的线性组合，这样计算组合风险价值所用到的两个指标μ、σ[,t]即可通过组合股票按照某一特定的减持比例=(P[,1]P[,2]∧pn)来唯一确定。因此我们所说的优化问题就是要在若干p中寻求一个特定p使得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值最小。为此构建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

Minf(p)=e[μ+1/2σ]-e[μ-1.65σ]。

约束条件：μ=p·u''''

σ[2]=p·∑·p''''

p·1''''=1

pi≥0

V·pi≤Vi

其中p为各股票的减持比例；u''''为各股票L[*]的均值向量；1''''为单位列向量；V[,i]为第i只股票的市值；V为变现资产目标。

三、实证分析

我们以华夏成长公布的2002年二季度投资组合10只重仓股为例来分析其核心组合的流动性风险值。数据来源：分析家；数据区间：2002年1月4日至2002年8月13日。另外我们假设在6月30日至8月13日区间华夏成长核心组合的股票与相应权重没有发生变化。

1.核心组合中证券的基本情况与L-VaR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华夏成长重仓股的流动性均比较好，其中招商银行因上市时间不长且一直是"6.24"行情以来的市场热点，因此该股票的流动性最好；其次为上海汽车、清华同方。相对来说流动性较弱的有中体产业、中集集团。

2.减持情况对比分析

假设华夏成长为某种目的需要在下一个交易日变现1000万元核心组合的市值，但招商银行减持的额度不得超过500万元，其他股票的减持额度不得超过该股票市值的10%，则通过上面的分析存在一种优化方案。将优化减持方案与等额减持方案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如下：

优化减持方案的流动性风险值为0.017%每万元，减持方案为招商银行500万元、上海汽车212.52万元、中信国安199.60万元、清华同方87.88万元；该方案的减持成本明显低于等额减持（每只股票减持100万元）流动性风险值0.047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针对目前市场所普遍关注的流动性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统计分析，利用VaR的思想来测度中国证券市场的流动性风险。在分析检验过程中我们发现，指数以及成交比较活跃的各股的流动性指标(L[*])一般具有很强的自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在对其进行异方差处理后均能够通过正态性检验。这样我们即可得到L[*]的统计分布，根据L与L[*]的一一对应关系来推导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就该指标的准确性来看，因其涵盖了价格、价差以及成交量等信息，因此其较换手率、价差标准差、回归方程中成交金额系数等更具有现实意义。另外，流动性风险值不仅可以准确地对各证券的流动性进行排序，而且其更具现实意义的作用在于其可以直接度量在特定市场环境下要变现特定数额的资产所需要承担的流动性风险，即由于流动性风险的存在所导致的价值损失。

另外，针对组合流动性风险值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就组合中各证券的流动性风险值与变现权重进行简单的线性组合，而是考虑到某一个证券的波动可能会对其他证券产生影响。这样，处理证券之间波动的“协同”效应即成为组合流动性风险值计算的关键。本文通过风险适度放大等近似方法推导了组合流动性风险值的计算过程。

事实上，随着市场的发展，尤其是投资者队伍结构的改善，以基金为主导的投资者队伍结构逐渐形成，这样关于市场流动性问题研究就变得越发重要了。本文主要是借鉴了VaR思想来测度证券的流动性风险，但其中也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如在分布拟合时，我们考虑到了流动性指标L[*]的异方差问题，但是对于均值只是考虑了对样本区间内的L[*]进行简均，事实上L[*]的均值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时变性，即近期的均值也可以比较好地预测下一期的L[*]指标，因此选择长期内的简单均值来衡量L[*]均值也存在一定的误差。我们可以针对L[*]进行单位根过程检验，如果成立则可以考虑重新定义流动性风险值。另外，组合流动性风险值的计算，实际上就是证券之间波动“协同”效应如何精确地拟合，也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尽管L-VaR是一个直观、量化的风险测度手段，但其仅是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一个必要手段，而非充分手段。在对基金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时还需要结合其他指标、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J.PMorgan2000/1996RiskMetricsTechnicalDocument.

[2]王春峰：《金融市场风险管理》，2001年。

[3]菲利普·乔瑞著，张海鱼等译：《VaR：风险价值》，2000年。

[4]陆懋祖：《高等时间序列经济计量学》，1998年。

第6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关键词：创业板；市值管理

2015年是中国资本市场不平凡的一年。上半年央行多次降准降息，给市场传递了强烈的货币宽松信号，资本市场表现异常活跃。而随后股票估值过高，高杠杆配置，大股东集体减持和大盘股上市等多重原因终结了这次“牛市”行情，接下来的就是连续数日的全线跌停，这次史无前例的股灾导致近二十万亿的市值蒸发。下半年货币宽松政策走走停停，国家救市措施断断续续，加之中国发展下行压力较大，经济探底未果，通货紧缩信号驱之不散，资本市场未能走出了低迷的阴霾。在此经济背景下，市值管理必将成为创业板上市公司实现价值创造最大化和价值实现最优化的重要手段。

一、中国市值管理的发展进程

市值管理（market value management）是指上市公司把资本市场上的市值表现作为信号，根据不同的市场时期和自身的市场表现科学合理地运用多种价值管理方法，将价值创造最大化和价值实现最优化作为上市公司战略管理目标的行为。“市值管理”这一概念属中国自创而特有，在国外并没有这一概念和业务。市值管理这一概念提出于股权分制改革启动后，是将从单一维度关注企业内在价值的价值管理理念延伸并扩展到兼顾内在价值和市场价值，并强调两者的协调统一而形成的新型管理理念。2014年5月，国务院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鼓励上市公司建立市值管理制度”，市值管理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指标体系的构建主要基于市值管理的三个重要方面，包括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和价值经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多维度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3个，二级指标4个，三级指标17个。由于市值管理基本指标中某些指标之间关联性较高，不能很好地综合考察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情况和客观度量市值管理效果，所以在指标的选取方面就必须寻找一组相互关联度较低和数量相对较少的主成分指标。为了避免指标之间的关联性对评价结果的干扰，本文对评价市值管理效果的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然后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提取主成分为公因子，最后通过主成分得分系数的序列乘以样本各指标观测值标准化后的序列计算出一组综合得分。综合得分将从客观角度评价样本公司市值管理的效果。

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管理效果有效性指标体系

指标说明：

价值创造指标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现在和未来创造内在价值的能力，二级指标分为现时价值创造力指标和未来价值创造力指标。现时价值创造力指标反映的是创业板上市公司现在所具备创造价值的能力，包括净利润指标（公司利润总额扣除所得税费用后的部分）、总资产净利润率ROA（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获取利润的能力大小）、主营业务收益率ROM（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营业务获取利润的水平）、净资产收益率ROE（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自有资本获取利润的能力大小）、每股收益EPS（反应创业板上市公司每一股获取利润的能力大小）。未来价值创造力指标代表未来价值创造能力，包括净利润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价值创造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总资产净利润率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净利润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主营业务收益率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营业利润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每股收益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每股收益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价值实现指标主要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市值表现，二级指标分为总市值指标和市场增加值指标。总市值指标考察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的规模、可持续发展能力及溢价性，包括市值（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规模），市值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市值的成长型）、托宾Q（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总资产溢价）。市场增加值指标反映价值实现程度和价值创造结果，包括市场增加值（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投入资本上创造的财富），市场增加值增长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在投入资本上创造财富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增加值率（反映创业板上市公司在单位投入资本上创造的财富）。

价值经营指标评价创业板上市公司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相关性，将净利润与MVA之比作为指标。（作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

参考文献：

第7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关键词：市值管理；上市公司；价值管理；财务管理

一、目前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模式的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进步，新的企业财务管理模式被不断地探索，财务管理模式也是随着企业发展而与时俱进的。近年来，公司不断上市，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因为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关系到股东的财富，公司的形象，融资等等重要内容，于是上市公司龙头企业也纷纷开始重视，将市值管理纳入日常的财务管理工作中。如房地产行业龙头企业万科就于10年设立了专司市值管理部门；还有如万通地产，其较早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市值管理的系统。从创新商业模式以最大化公司价值，再到投资者关系管理、信息披露等，以期实现公司的市场价值最大化。但是更多的传统上市公司的管理层却缺乏这方面的意识，如何进行市值管理，有哪些困难，应当采取什么对策，这些都是亟需探索解决的问题。

基于财务管理模式的不断发展及市值越来越丰富的内容，本文试图将市值管理融入比较成熟的企业价值管理的理论，探讨如何整合二者作为上市公司一种新型的财务管理模式。

二、新型财务管理模式的探索

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应当是基于价值管理与市值管理的整合与集成，一方面，整合了市值管理的框架，实际融合到传统价值管理的财务管理体系，实现提升内含价值与关注市值并举。另一方面，应当综合运用多种价值管理方法和手段，以达到公司价值创造最大化。本人总结了如下四部分内容：

一是价值评估是公司的内含价值的测算与分析过程，非上市企业则可以通过类比同行业上市公司的市价进行市值管理。二是价值经营是内涵价值的实现和管控过程，包括核心竞争能力配置，财务收益的实现，风险管理等，这是整合管理的关键。三是企业价值的市场实现即让证券市场充分反映公司的内含价值，需要及时做好信息披露，不断提升公司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四是根据公司市值相应作出财务决策及公司的各种财务经营行为。

在实施整合型财务管理模式的过程中，应当主意以下几个方面要求：

公司应当更关注资本市场。关注企业内含价值，在保持竞争优势，创造现金流的同时，适度降低投资者预期及必要报酬率，例如增强信息披露，与机构投资者建立良好的关系等。公司应当同时运用财务绩效和挂钩市值双方面的考核与激励。企业业绩评价更注重行业内横向的对比，关注整个市场尤其是企业市值的升降，加入市值考核指标，才能真正全面地考察公司的价值创造能力和价值实现能力。公司应当同时控制企业内部财务风险与外部股价变动风险。

三、实施整合型财务管理新模式可能面临的困难

（一）上市公司关于市值管理的理念意识薄弱

市值管理自05年提出以来，企业和学术界关注度越来越高，但是将其作为一项管理活动纳入企业日常管理的公司却少之又少。如知名公司格力电器，其总裁董明珠曾公开表示，“从不关心股价变化，只关注与企业的经营”。可见，我国上市公司整个群体关于市值管理的理念，需要慢慢的普及渗透。而对比万科，就特别重视资本市场工作，前任董秘肖莉长期注重与机构投资者的关系，正是万科长期与机构投资者良好的沟通，其融资计划得以更顺利的实施成功。

（二）大型的国有控股企业对市值的关注度不高

许多上市国有企业，因为所有权的缺位，董事会由一些政府官员担任，并不能完全代表的股东的利益。其对于其自己政绩关注得更高，往往我国的考核标准为规模，利税等，这样，直接体现股东利益的市值则变得不那么重要。这个大的群体占上市公司一大部分，作为主要的蓝筹组成部分，在整个资本市场起着核心作用，没有他们的带头引导，中小上市公司可能也不那么关注公司的市值，而只是把其当作一个圈钱的平台。

（三）过分强调市值管理，陷入了股价管理的误区

由于市场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国内外一直存在股价操纵的行为。现在我国的法律法规日趋完善，打击力度逐年增大，但是部分个人投资者依然存在着“跟庄”思想，在投资的过程中形成一个假想的“庄家”，上市公司大股东或者机构投资者可能利用这点存在股价管理的动机，过分借助某些市值管理的措施，走进操纵股价的误区。这样，损害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对上市公司的形象也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完善整合型财务管理模式的相关建议

（一）增强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的关联度

公司应当将市值管理融入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结合公司经营情况，这样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上市公司要把市值管理作为董事会的一项重要工作予以统筹安排。公司提升公司内在价值的同时，也应当在准确判断行业发展周期和自身发展水平的基础上选择正确的策略在市场上及时反映和揭示内在价值，合理追求股票溢价。另外，稳步提高财务管理水平，财务决策股利政策应当与市值管理涉及的增发、并购、回购等投融资方式进行动态的协调。不断提高增强价值创造和价解值实现之问的关联度。

（二）引导国有上市公司制定市值管理政策，鼓励部分公司先行先试

国有上市公司虽然也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发展，但是其计划经济的色彩比较浓厚，很多决策可能是依据协调政府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而做出的。相关部门（如国资委）应当尽快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市值管理政策，要根据各个公司的特点进行具体规划，建立相关风险评估机制，鼓励某些国有上市公司先行先试，逐步将市值管理这个指标纳入并增加在整个国资考核体系的比重。长期来看要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市值管理是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同时也可以给民营企业借鉴之用。

（三）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和维护，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资本市场有个特点是信息不对称，大多数公众投资者无法完整地了解到上市公司经营环境、业绩及其发展潜力，导致企业创造的价值并不一定能被充分发现。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少投资者的认识和实际的偏差，争取让投资者对公司价值有合理公允的评估。相反，某些上市公司对于自身内在价值被资本市场严重低估却置之不理，这实际上严重损害了股东利益。

因此，上市公司在履行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的同时，应当促进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沟通做到无缝对接，公司管理层要建立起市值管理意识，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提升公司内在价值，资本市场上让其更好的反应到市值上，进而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综上，整合价值管理和市值管理的新型财务管理模式应成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上市公司要关注企业价值，以价值最大化来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另一方面，也要同等的关注价值的经营和实现的过程，即市值管理，实现企业的内在价值与市值的长期均衡。二者缺一不可，故只有融合二者，才能实现企业价值与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作者单位：湘潭大学）

参考文献：

[1] 施光耀，邵永亮.市值管理时代悄然来临[J].董事会，2007（11）

[2] 张济建，苗晴.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J].会计研究，2010（4）

第8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一、我国关于股权激励研究的背景分析

我国真正意义的股权激励制度始于1999年的内部职工股和公司职工股制度，2003年的管理层收购热潮推动了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然而，在国外倍受推崇的股票期权激励制度由于我国存在股权分置情况而难以实行。长期以来，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在非流通的国有股和法人股手中，存在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公司的治理结构受非市场因素影响大，经理人员选拔和治理机制失效等现象。截至2004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总股本7149亿股，其中非流通股份4543亿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4％。由于2/3的非流通股不能流通，高管人员即使获得公司的股票，也无法通过二级市场兑现获益。而且，上市公司经营者的持股比例普遍较低，股权激励措施并没有产生很强的激励作用。所以，时至2003年底，在我国1285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12家公告实行了股权激励制度，仅占所有上市公司的8.72％。

股权分置改革是股权流通性优化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途径，其可与股权激励机制的建立形成良性互动。2005 年4 月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开始。截至2006年4月1日为止，深沪两市已有63％的公司推出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流通市值比例已过半，其中一部分公司在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同时推出了股权激励计划。从2005 年5月第二批股改试点公司到第九批共有28家上市公司公布了股权激励计划。这一时期的股权激励，激励方式上有股票和股票期权两种；在方案确定上，仍有28%的公司处于观望状态；从财务特征看，其净资产收益率均值为5.28%，资产负债率均值为46.12%。股权分置改革为上市公司考核与激励机制创造了更加成熟的市场条件，这也使股东对管理层的考核与激励从静态目标向动态目标转变（吴晓求，2006）。

随着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试点成功，市场对建立股权激励机制的呼声日益高涨。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实施，消除了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的法律障碍，并为其实施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证。从《管理办法》实施至2010年4月，沪深两市共有156家上市公司公布其股权激励方案（上交所70家，深交所86家）。但是，其中宣告停止实施的有53家。由此可见，股权激励并未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得到广泛应用，股权激励制度实施依然困难重重。所以，对国内股权激励效应的进一步研究具有其现实意义。

二、我国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现状分析

随着《管理办法》的与实施，股权激励制度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得到普遍推广，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的理论研究也受到空前的重视。本文以“股权激励”为关键词，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渠道，检索到1999年至2010年间研究相关文献共计2055篇，研究文献的发展轨迹如图1所示。其中，2004年和2005年为我国股权分置改革时期，股票的全流通为股权激励的实施铺好了基石，各方面法规、制度待定，对股权激励的前景难以确定，因此，研究文献的数量有所回落，2006年的论文数量大幅度增加应该与同年《管理办法》的与实施有很大关系。

从内容看，研究股权激励效应的文献共383篇，如表1所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治理效应的研究，占样本总数的63.71%（财务业绩24.02%，财富效应7.83%，治理效应31.85%），大多数学者肯定了股权激励的积极效应。还有部分学者从机制、制度角度研究激励效应理论，并结合实践发展了激励效应的研究；而关于负面效应的研究明显滞后，只占样本总数的10.97%。就研究方法而言，有近50%的论文采用实证研究法，但由于股权激励在我国的实施时间短、样本数量少等原因，实证研究中以事件研究法或案例研究法居多。在为数不多的相关与回归分析中，则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效仿国外的研究，选取综合性好的绩效指标。

对于财务业绩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方面，共有92篇论文，占样本总数的24%。其中，18.8%选用净资产收益率（ROE）等综合业绩指标，进行实证研究，总体认为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比率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关于股权激励的财富效应的研究，主要以股价、累计异常收益率（CAR）、Tobin-Q等作为衡量股权激励绩效的标准，研究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公司价值正相关，但不显著的结论（陈勇等，2005）；股权激励方案的公告存在明显的正面股价效应；非创业型家族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倒U型”的区间关系（俞鸿琳，2006）。

关于治理效应的研究，实证角度研究的论文有60篇，占样本总数的15.67%；从理论角度研究的论文62篇，占样本总数的16.19%。理论研究认为，股权激励是解决委托问题的有效手段（王俊强，2010），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业绩、吸引和留住企业关键人员；但我国在实施股权激励过程中也面临诸多问题，包括合法化的股票来源、不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外部制度环境缺失等。绝大多数从实证角度研究治理效应始于2006年，内容主要集中于研究股权激励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公司规模越大，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越不均匀；股权集中度越高，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越趋于均匀；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与控股股东性质是影响公司股权激励方式选择的显著性因素；管理层持股比例处于中间时，与公司全要素生产率正相关，持股比例较低或较高时，二者则呈现负相关关系；管理层持股与债务期限结构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适度的股权激励部分解决了公司治理中存在的“投资不足”现象，却增加了经理人过度投资的动机（邬展霞，2006）；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业绩评价方法、资本市场有效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影响样本公司高管股权激励效果最为重要的因素。

盈余管理是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重要因素，也是股权激励治理效应研究的重要内容，一般认为，股权激励更易激发管理层盈余管理。国内学者主要从实证角度研究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的相关性，代表性的观点为：股权激励比例与激励方案实施前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行权期限与激励方案实施后的盈余管理程度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股权激励模式对于激励方案实施后的盈余管理的影响显著；董事会机制与上市公司高管盈余管理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李延喜等，2007）。

关于激励机制及制度效应理论的研究始于《管理办法》实施之后，共有53篇论文，占样本总数的13.84%。其中，针对股票期权激励的论文就有38篇。这方面的研究是在国外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所做的引申性研究。代表性的观点有：较之我国传统报酬激励机制，股票期权制能使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的利益紧密结合，且有助于解决企业长期发展问题；股票期权激励机制真正发挥作用，需要完善的内部法人治理机制和外部完善的政策法规、证券市场及经理人市场等（同勤学，2009）；随着公司内外部环境的改变，股票期权的定价问题凸显，选择合适的定价模型，决定着激励的有效性，有学者提出了随机执行日的支付型经理股票期权，它利于经理努力工作，提高股价，同时可抑制经理的操纵行为；基于CAPM模型的股权激励效率的研究发现，授予经理的股票冻结期越长，股权激励的效率越低（吴凯等，2004）；而在具体实施股票期权激励时，要注意激励对象、股票来源、授予数量、行权价格，以及行权期等要素的合理设定；有学者针对长、短期激励自身的弊端，提出将浮动年薪制与股份期权相结合，采用动态股权激励模型。

关于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方面的研究共有文献44篇，占样本总数的11.49%。在时间分布上，主要集中在2006年我国新的会计准则后，关注点在激励授予日股票期权等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方面。研究认为，股权激励费用化会计处理直接影响公司利润，进而决定股价的变动，产生不同的市场反应，这种反应的程度与激励费用对于公司业绩的影响成正比；对于费用化导致公司亏损的上市公司，市场会产生更大的负向反应，激励费用造成的亏损越大，市场的这种负向反应越显著（吕长江、巩娜，2009）；费用化问题迫使上市公司修改激励方案，改用限制性股票、虚拟股票等激励方式，并确定合理的激励工具公允价值。

关于股权激励负面效应的研究较少，共42篇文献，占样本总数的10.97%。多数学者认为，一方面，股权激励有其固有的缺陷，即当股市处于牛市时，业绩平平的经理人易出现“搭便车”现象；而熊市时，经营业绩很好的公司经理人却不能获得相应股票期权收益；另一方面，股权激励易于造成管理者粉饰财务报表，进行舞弊管理等道德风险问题。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司的外部制度不完善（包括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会计、税收处理等）是造成股权激励失效的主要因素。有学者基于哲学角度的研究认为，只有激励动力匹配、监督约束机制得当、传导畅通，才能对这种负激励效应进行有效制衡，使股权激励真正起到改善公司治理和提升公司价值的作用（李葳、胡运权，2007）。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国关于股权激励效应理论方面的研究创新很少，而且，对股权激励负面效应研究的关注度不够。虽然《管理办法》的实施为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但在回归分析中，综合性的绩效指标本身的计算却相当复杂，而且，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难免存在市场价值虚增现象。因此，使用这些指标衡量公司价值，有可能造成研究结论的谬误。

股权激励的有效实施取决于一系列的经济因素，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公司内部治理特征因素，如企业规模、股权结构、企业成长性、经营者道德风险、投资机会，以及盈余管理等，但却忽视了经营者自身对股权激励的影响，而且对盈余管理的研究面比较窄。除此之外，学者还需综合考虑公司外部治理环境因素，如市场、法规的不完善带来的系统风险等也是影响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重要方面。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未来的相关研究应着力从以下方面展开：第一，拓宽盈余管理的研究面，从高管盈余管理的角度研究股权激励的负面效应。近年来，高管进行舞弊性盈余管理的行为层出不穷，而学者对于股权激励如何引起高管舞弊，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机理分析等的研究却很少涉及，这也是我国理论研究有待完善的地方。第二，在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增加经营者自身的能力，如高管的管理能力、市场竞争力等因素，注意强制性的期权费用对股权激励实施的影响。此外，在股权激励引致风险的研究中，更多注意公司总风险中系统风险的比例，及其与公司股权激励的相关性研究。第三，股权定价一直是学者关注的问题。定价过高容易导致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定价过高如何规避；设定怎样的高低定价标准；采用何种股权定价方法合理。这些都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晓求：《股权分置改革后的中国资本市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陈勇、廖冠民、王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05年第2期。

［3］俞鸿琳：《国有上市公司管理者股权激励效应的实证检验》，《经济科学》2006年第1期。

［4］邬展霞：《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分析》，《生产力研究》2006年第8期。

［5］李延喜、包世泽、高锐等：《 薪酬激励、董事会监管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南开管理评论》2007年第6期。

第9篇：股票市值管理的手段和方法范文

2009年创业板市场在深交所上市以来，众多中小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融资机会。与主板和中小板市场相比，创业板市场具有低门槛进入、严要求运作的典型特征，有助于中小企业获得融资机会，促进企业发展壮大。但高风险、低门槛的创业板市场在运行的过程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从创业板IPO发行情况来看，普遍存在高发行价、高市盈率、高超募率的新股发行“三高”现象。而从上市以后的市场表现来看，这些中小企业经过一段时间的市场检验后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增长，很多公司反而出现了上市后的业绩变脸现象。针对这些怪象，我们不禁更加关注这些公司在IPO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存在，动机来源于哪里？这些上市公司又会通过哪些手段来实施盈余管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控制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些是本文将要研究的问题。

二、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动机分析

创业板市场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融资机会，而这些公司往往处于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需要大量的资金来支持其技术创新，因此，拟上市公司具有强烈的上市渴求，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

（一）为了获取上市资格，满足对其硬性指标的要求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庞大，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融资难问题。而中小企业由于诸多原因很难从银行获得大额贷款，融资渠道成为众多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瓶颈。创业板的启?游?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融资平台。我国的法律对创业板企业IPO资格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创业板上市有着硬性指标方面的要求，尤其是盈利方面的强制指标。因此，那些达不到上市要求却又希望公开发行股票的中小企业，有强烈的动机借助盈余管理以获取上市资格。

（二）提高发行股票的价格

新股发行价格往往由发行股票的企业与其承销商共同商定。承销商根据企业的财务信息与企业协定后制定初步的发行价格，然后通过网上询价向广大投资者询问发行价格。而广大投资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公司财务状况及发展前景进行判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新股的期望值。承销商结合网上询价的结果最终确定了新股的发行价格。公司的IPO定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对其的预期，而投资者的预期是建立在拟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告所披露的信息基础上。因此，企业为了达到提高发行股票价格的目的完全有足够的动机进行盈余管理，公布经过粉饰的财务信息以获得承销商和广大投资者的认可从而达到融资的目的。

三、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盈余管理手段分析

创业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有其自身的特点，上市公司IPO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一）关联交易

关联方交易是在关联方之间发生的转移资源或义务的事项，创业板上市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进行盈余管理主要是通过商品购销和转让、置换或出售资产等方式进行。商品购销，是指企业与关联方进行商品购销交易活动时通过低价购入原材料再将产品高价卖出，人为提高企业的当期收入水平，调高企业上市前的盈利水平。转让、置换或出售资产是指IPO企业上市前将自己的不良资产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关联企业，通过资产转让可以让上市企业从中获取收益来提高上市前的业绩水平；或者以较低的价格来收购关联方的优质资产，获得优质资产的经营收益，来调节上市前的盈余水平。

（二）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会计政策是企业在进行会计核算时所遵循的具体原则和所采用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在能够提供更可靠、更相关的有关企业经营结果、财务状况、现金流量方面的信息时，企业可以变更核算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是企业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依据最近可获得的信息所作出的判断，依靠的是企业管理当局的职业判断和经验，如果所获得的信息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有了更新，能够提供更可靠的信息时，会计估计就可以进行变更。不管是会计政策还是会计估计的变更，都需要企业管理当局作出职业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企业有了利用其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通过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企业能够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达到改善业绩表现的结果。

（三）利用无形资产的确认和摊销

在创业板上市的中小企业大多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创新性，其中有很多企业的无形资产在资产总额中占有较大比例，通过调控研发支出的费用化和资本化，企业可以达到影响业绩表现的目的。企业在进行无形资产的研发时，会产生一定的研发费用，新会计准则将其分为两部分：研究阶段支出和开发阶段支出。研究阶段发生的支出应该计入企业的当期损益，开发阶段的支出则计入无形资产的成本。对于IPO企业来说，可以根据需要人为地将费用在研究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之间进行调整，以达到提高上市前业绩的效果。

对于无形资产的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折旧率的确定，需要对其进行估计和预期。企业在上市之前，为了达到提高企业上市前业绩的目的，有通过此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如对折旧年限、折旧方法和折旧率进行调整。

四、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性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危害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损害上市公司的长远利益

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是高新技术、高成长性的企业。投资者购买其股票，看中的不是现阶段的盈利和经营业绩，而是投资公司的未来。从长远来看，盈余管理会对企业造成很大的危害。一旦投资者发现企业对他们进行不利的盈余管理，就会对企业管理当局失去信任，对其股票失去信心，退出投资，进而导致股票市价下跌，市值下降，不仅影响公司的声誉，也影响公司的长远发展。

（二）影响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

创业板建立之初，意在更大范围内发挥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创业板上市公司由于企业规模小、进入门槛低，竞争更为激烈，一些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公司管理层通过盈余管理短期内达到了上市目的，向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传达了失真的盈余信息，误导其决策，使其产生不利的选择行为，而真正具有良好成长性的诚信中小企业却没能上市，使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配置，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不利于创业板市场的健康成长

创业板上市公司在IPO过程中，由于过度盈余管理行为而不断发生风险事件，会加大该创业板的风险。这种盈余管理现象会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最终导致创业板市场的发展受到影响。

五、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盈余管理行为的治理建议

盈余管理行为普遍存在于创业板企业的IPO过程中，根据我国创业板公司IPO过程中实施盈余管理的动机和手段，结合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如下改善建议：

（一）完善我国的会计准则制度，减少盈余管理的施展空间

创业板企业在IPO过程中之所以能进行盈余管理，很大程度是由于我国会计准则不完善造成的。为了更好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必须加深对新兴盈余管理手段的了解和认识，有针对性地完善会计准则，尽量减少会计准则的可选择性，从而缩小盈余管理的施展空间。此外，完善相关的会计法律法规，比如出台相应条例惩处过度盈余管理的行为，包括刑事处罚及行政罚款等手段，只有加大违规成本，才能更好地约束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建立多层次的创业板交易市场及多层次的上市标准

我国的创业板企业上市有着硬性的指标要求，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其硬性要求，很多不达标的企业为了融到资金进行盈余管理甚至违规操作。为了降低创业板市场的不稳定性，同时扶持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我国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创业板市场。我国应该借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经验，创业板可以建立多层次的交易市场以及多层次的上市标准。在目前创业板市场的基础上再增加门槛较低的小型创业板市场，降低盈利及成长性指标，以满足不达标但成长性良好的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两个创业板市场下面又可以设置多套上市指标，如小型创业板市场可以设置两套指标，一套以盈利指标为主，一套以收入指标为主等。

（三）建立严格的首次发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和审批制度

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是投资者决策的依据，故有必要建立严格的信息披露机制。具体的措施有：一要确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对上市公司IPO过程中的各项工作进行实时监督和过程监督；二要加大对IPO公司的虚假上市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对盈余管理的行为进行批评、处罚，严重的可以取消其上市资格；三是对申请到创业板上市的公司，按照规定的条件进行严格的审核，推行严格有效的保荐人制度，防止业绩不良的公司弄虚作假、上市骗钱。

（四）发挥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中介作用

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注册会计师审计在证券监管系统中也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各种拟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凸显了注册会计师外部审计的重要性。创业板企业在IPO过程中由我国的证券会来审核是否达到上市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了更好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应该充分重视注册会计师的中介作用。注册会计师作为第三方，具备专业的知识与实践经验，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素质来审核创业板企业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状况，分析判断企业在IPO过程中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得到更加专业的解释与答案，使结果更令人信服。所以我们应该大力培养拥有专业知识的注册会计师，使其成为审核创业板企业财务信息的中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