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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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政府 市场 转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1、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通过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战乱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战争创伤以及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经济体制管的过严、过死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促使我国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适的经济体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的的灵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被我国引入，用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却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要建设与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含有资本主义意味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上的优点，但同时我们更加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他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处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问题都相继而来。如何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挑战。

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依靠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年却并仍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将会有许多摩擦与碰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期，继续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1、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的。目前经济建设中比较典型的边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关了太多应该交由市场来负责的事情。例如企业竞争，政府应交由市场来充分的优胜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巨大，市场在没有利益的公共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就要明显加强。最后，是政府“错位”。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叠机构太多，重复性建设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什么是政府应该管、必须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场来管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与市场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政府的职能在一步一步改革与完善，但这种经济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与干预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必然占有主体地位，这就使政府在市场中又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权力必然会影响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他的这种既是指导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比较突出。这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寻租”现象开始显现，权钱交易已渐露头脚。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会造成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场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由其经济慢慢发展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比较系统的市场道德体系、诚信体系等等。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过来的，本身经济体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场外，资本、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还远远没有在各领域中发挥应有作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这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考

1、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是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基础作用，还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十决定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特殊的情况又决定政府主导作用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必须要界定政府权力，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化。政府与市场必须分开，但我国目前政府的干预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权力，防止政府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同时防止权钱交易的形成。对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哪些权力与手段是现在必须要用而以后却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与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长远坚持并不断改善的，这是政府权力界定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关键点才会在经济调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起步比较晚，体系还不健全，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特殊情况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全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较晚，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的国情决定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之后，原来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必须交还给市场，尤其是在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逐步退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就必然会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体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经济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必然会造成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冲突。这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战，在这种时期，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找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3、政府与市场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必然会有新旧体制的碰撞，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即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面对这种博弈，我党必须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找到突破口，实现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做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我国不断探索与创新，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高尚全.市场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宏观观察，2012，（09）.

[2]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太原大学学报，2009，（12）.

[3]刘书明.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J].社会纵横，2009，（04）.

[4]刘志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改革与发展，2012，（02）.

[5]乔新生.政府与市场是什么关系[J].大家思考，2012，（06）.

第2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二战以后，经济长期高速发展，使得金融资本再次启动了国际扩张和集中与积聚的空前过程，全球化进程大大加速。本文旨在从内部积累危机和国际市场格局两方面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形成原因进行简要分析。

一、突破时空限制以谋取高额利润是金融资本的内在属性

金融资本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发展的最高形式，具有增殖性和运动性两大根本属性。所谓增殖性是指资本在被人们利用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或转让使用权过程中，资本必须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增殖。所谓运动性，指资本只有进入运动状态，才能在运动中不断循环、周转和变换资本形式，才能使自己增殖，使自己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无限增殖和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金融资本作为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就是唯利是图。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其谋利的要求时，它就必然突破国内市场的狭隘界限，为了能够进行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趋势是不断的扩大流通范围，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资本无限扩张的内在冲动必然形成金融资本的全球化。

二、凯恩斯体系的积累危机使金融资本要求冲破内在制度桎梏

20世纪中期，凯恩斯主义在发达国家盛行，它强调货币的重要性，把充分就业和刺激需求视为经济繁荣的核心，认为只有更多地消费，哪怕举债，更少地储蓄，才能变得更加富裕。因此，凯恩斯主义认为，要弥补自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所必然产生的需求不足，自由放任应该被终结，取而代之的应是国家调节。按照他的理论，解决危机和失业问题的对策，无非是使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用和利息的数值处于维持充分就业的状态，为此，国家需要通过增加政府赤字来提高货币发行。

然而，货币超量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在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致使居民存款缩水，造成储蓄者利益的巨大损害，并严重扭曲市场价格的功能，给投资者造成需求旺盛的假象，隐含生产过剩的系统风险；引起消费者的预期紊乱，一方面为了减少实际损失，应该加紧消费，另一方面由于未来不确定，又不敢放开消费，最终形成盲目消费和内需疲软并存的现象；导致资产泡沫，不动产虚假增值，从而加大低收入人群的心理落差。在国际上，则使得美元的信用被大大破坏，并最终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终崩溃。另外，凯恩斯主义的低失业、高工资、高福利政策从最初的有利于有效需求的增长转而变为资本积累过高的工资成本和社会成本，使美国资本在与德、日等国际资本的竞争中越来越陷入不利的局面。随着资本竞争和资本逐利所引导的全球化不断展开，资本也越来越要求将全球工资向低收入国家看齐，也必然越来越难以忍受国内工人的高工资和高福利。通过政府投资和消费来弥补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需求不足的制度性缺陷，随着资本积累的进行，必然达到限制，各种矛盾相互作用日益加强，致使金融资本必然要求冲破凯恩斯主义积累制度的阻碍。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经济的滞涨的出现彻底击破了凯恩斯神话。

三、世界各国经济体制的趋同消除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体制障碍

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积累危机，为了缓解这种情况，各国开始实施以自由化、私有化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和各民族独立国家也都逐步对外开放，世界体系经济格局又区域化走向了一体化，进一步为资本全球化扫清了障碍。

（一）社会主义阵营的体制转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在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总体上是排斥经济生活中的市场力量，而过分强调政府计划的力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全面复苏，而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却陷入困境。到了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全部通过使用休克疗法，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使得存在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阻碍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日趋缩小。

（二）后发国家的对外开放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也经历了一个从国家干预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过程。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强调计划的作用而忽略市场的作用。虽然在初期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弊端就越来越多地显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反省后，这些国家相继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行市场化和自由化，把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其国家主导的经济体制。通过经济的对外开放来获取外部市场与外部资源， 借以打破因资本积累不足与内需不足所造成的增长瓶颈。

（三）发达国家经济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

第3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从大跨度来看当前经济面临的危机，我认为，这次危机是在资本主义历史上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可以和上世纪30年代以及70年代的两次危机相提并论。

上世纪30年代危机的爆发，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比如，当时在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存在着生产过剩、消费不足以及高失业率等现象。全球金融业混乱，国家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金本位制度也在当时寿终正寝。尽管各国采取了诸多调控措施，最后真正奏效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次危机之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从过去那种野蛮的、原始的、古典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走上了比较现代的资本主义道路。现在西方国家盛行的广泛的福利制度，就是在那之后建立起来的。从经济运行的层面来看，政府干预成为新的规范，而干预主要是财政手段。此外，这次危机之后，建立了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一整套国际秩序。

那之后，经过恢复，全世界进入了长期的增长时期，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又一场危机降临。它也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均面临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行，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整个市场生锈了。国际货币体系也出现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应对变化的世界。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不再兑换黄金，1974年有了牙买加协议，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宣告终结。另外，黄金正式从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各国的货币体系中退出，整个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兑现的信用本位时期。

之后，我们发现世界又变了一个样子。在经济体制上，相对于过去政府的强力干预而言，市场经济和自由市场得到了全面地放松管制。同时，在整个经济运行中，金融的因素日益重要，产生“金融资本主义”的现象。我们现在的经济就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运行，以致大宗产品都已经金融化了。在经济上取得成就是新自由主义的盛行。

而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同样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出现的全面债务危机，体现在政府债台高筑，赤字率和债务率居高不下。在金融领域中，表现为过高的杠杆率；在财政领域中，则表现为财政赤字是长期持续并且难以解决。此外，国际货币体系危机、能源危机、环境危机等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因素。

综观这三次经济危机，我们发现每一次都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本次国际货币体系的危机则是对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否定。同时，一个长期高增长之后，可能是长期的低迷。

从2007年起，发达经济体出现危机，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此消彼长，故有评论认为新兴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但现在看来，在全球化的环境中不可能有国家独善其身。如此巨大的危机一定会改造这个世界，而现在这个世界正在变化。长期以来，少数的发达经济体占全球GDP的70%，如今情况发生了变化，估计下一年这个数字将降为50%，并会继续下降。所以我们未来的十年令人期待，并将推进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在经济体制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市场和政府更为有效结合的体制。

可以说，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对政府作为守业人的那种理念的冲击，出现了大政府，而这个大政府对经济进行强力干预；上世纪70年代的危机之后的政府又变成小政府，国有企业出现大规模地私有化。但现在的这次危机中，我们看到各国政府都加强了对经济的参与和干预。不过，我想未来的格局中，政府将更趋于中立。政府会积极地起作用，但政府的行为不会影响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严格遵循市场规则。

第二个变化是保护消费者，在维护市场竞争的前提下加强监管。现在的危机将有可能使政府在坚持市场原则、坚持让市场主体发挥作用、坚持竞争的前提下加强监管。

第三个变化是，经济的发展将更加注重广大民众的诉求。这一次，无论是东西方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都十分强调这一点。在我们提倡的科学发展观里，也同样强调以人为本。

第四个变化是，我们将看到一个多元化储备的国际货币体系。我个人认为，未来50年到1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多元储备货币并存将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对于多元货币体系而言，要先解决储备货币问题，再解决汇率安排问题。

第4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新比较经济学的出现

在新的形势下，更多的比较经济学家鲜明地打出了“新比较经济学？这面大旗。世界银行专家S．詹科夫、哈佛大学的学者R．拉・波塔和A．施莱佛、耶鲁大学的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等联合著文。他们声明：“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它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他们所谓的“新比较经济学”就是“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还有些比较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使用“新比较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他们在剧变后的近十多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学新著，也都在方法、理论、内容和观点，甚至体系等各个方面作了很大或根本性改进。因此，也应当属于“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

新比较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根据我们的研究，新比较经济学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学派，即新“主义”学派(或称“资本主义”学派)、“组织”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派。

新“主义”学派：可以归入的作者比较多，其主要代表是S．詹科夫、R．C．Mascarenhas、James Angresano等。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新“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主义”方法，但同时却宣布他们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主义”。他们认为新比较经济学将“侧重于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在新“主义”学派看来，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各种制度中，最主要的是市场监管制度和政治监管制度。各国经济制度的差异不在于“主义”不同，而在于市场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1)在市场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的监管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地方司法体系可以较少受到破坏和威胁，而在有些国家却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法院无法有效抵御新兴起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强盗资本家’的破坏行为”。这是市场监管制度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2)在政治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者制衡状态的选择。这一选择取决于一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而政治家们总是要自己设计和改变制度来“保证自己及其政治联盟者大权在握”。就政治监管制度来说，明显的存在着三种模式：1)英国模式，即法律一经国会批准，就由法院执行而不受政治干预；2)美国模式，即法院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决定是否违反宪法，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干预立法选择；3)法国模式，即大陆法系模式，法官受国家雇佣．上级对下级司法判决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干预。显然，“影响许多国家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国的法律起源”。这一因素也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3)制度安排不同，绩效也不同。但一国制度的形成不是任意选择的，取决于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种族等特征，外因主要指制度的移植。但制度移植必须服从于内因才能有效。

“组织”学派：这个学派以蒙泰斯、本奈和纽伯格为代表。他们在其《比较经济学》新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比较经济学的革新思想，其突出的特征是把组织的分析与比较置于比较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所以，我们称他们为“组织”学派。

在方法论方面，除了静态的方法外，还加进了动态的方法，即在对组织进行描述或者比较的时候假设构成体制的规则、法律、风俗以及正式程序是不变的，在探讨体制变迁时，探讨了体制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公共和私人组织功能分析以外，还吸收了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作为比较体制分析的出发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该学派力图将比较经济学微观化。蒙泰斯等人认为，经济体制虽然是由各种经济规则构成，但却是由各种组织来体现的。离开组织就无法理解体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对组织的研究和分析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把制度等同于组织。

他们始终认为，比较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体制的绩效。因此，必须“将经济体制(更准确地说是体制规则、法律、习俗、一般程序)对基本的经济运行结果(比如，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国家竞争力等)的影响加以识别和度量，并且将这种影响与环境变量的影响以及经济参与者的决策和政策区别开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各种组织或一个组织不同时期绩效的差别的一般原因，用公式推导的方法作了概括。关于体制变迁和转轨，他们特别强调体制内的各种规则必须配套，单纯的从外部移植是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以青木昌彦为首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独树一帜，他们并不把自己的理论归入比较经济学或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但是由于他们宣称“比较制度分析是对现行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仍然可把他们作为新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学派来研究。

就其研究方法来看，他们使用了最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工具，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工具等，特别是博弈论成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这是该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

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比较经济学已经取得新的学科进展。首先，它在学科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新成就是彻底摆脱了“主义”比较方法。虽然新比较经济学中也有一种新“主义”学派，但这只是一种“借喻性”的说法，其本质已经抛弃“主义之间”的比较方法，而是主张“主义内”(即资本主义内)各种体制进行比较。其次，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甚至跨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最明显的是各流派都把新制度经济学(如企业与经济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制度分析”学派还大量使用博弈论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大大推进了新比较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再者，从研究对象来说，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定位于制度或体制的比较，但又各具特色。新“主义”学派的研究角度是宏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个国家；“组织”学派则着重研究微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种“组织”(小企业、大公司、政府、工会等)；“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则主要研究体制或制度的理论与模型，如什么是制度或体制？制度怎样形成？制度为什么是多样性的等等。各个学派多多少少都已形成自己新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与结构。

第5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现实价值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回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历程，从1852年第一次经济危机在英国爆发以来，每隔一定的时间，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就要爆发一次经济危机。然而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由2008年次贷危机演变而来的金融海啸从美国波及全世界，从金融领域蔓延到实体经济。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体系受到重创，世界经济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因此，重新阅读出版于1867年的马克思《资本论》，深刻思考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马克思《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和实质时，提出了商品的二因素和劳动的二重性。同时在流通领域抽象的考察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进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规律。事实证明，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预见性。

1、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直接诱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导致的，即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同时，资本家作为人格化了的资本，表现为对剩余价值永恒的追求。资本家为了能够持续的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将获得的剩余价值在投入到社会再生产中，由此推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逐渐积累，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少数的资本家手里，而被剥削阶级却占有极少的资本。他们受到资本家的剥削，购买能力是有限的。这样，商品无法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造成资本不能有效地运转。这样便可能导致危机的爆发。

随着资本大量的投入到再生产中，企业的规模扩大，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总量超过了社会总的需求，商品卖不出去，大量的商品积压，大批生产企业减产或停产，资本家就无法向员工发放工资，或企业裁员，导致一部分人失业。这样社会的购买力下降，陷入一种恶性循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的意愿却没有购买的能力。这里所说的生产过剩是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求相比的绝对过剩。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就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

2、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的揭示

《资本论》揭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即生产力已经增长到这种关系所不能容纳的地步，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社会化。它内在的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社会的再生产能够顺利的进行。但是，由于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盲目的提高生产力和扩大生产规模，破坏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表现为生产的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

二、《资本论》经济危机理论的现实价值

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理论的论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爆发的实质，对于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我国应对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1.制度的选择。

经济危机的爆发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产物，选择怎样的制度就显得很重要。我国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这从根本上杜绝了危机爆发的可能。因此，我们因坚定不移的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不断地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完善上层建筑，是我国进行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正如党的十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决定，对我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和深水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扩大内需。

从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思路：有效地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预期消费―信用违约―经济危机，我们可以看到有效需求的不足是危机发生的逻辑起点。促进经济的发展，我们应依靠投资和出口转移到依靠投资、出口、消费的协调推进，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显得尤为的重要。通过改变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缩短贫富差距，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加政府在民生方面的支出，建立和健全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创造良好的就业和创业环境。将我国居民的购买力释放出来，利用消费红利促进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

3.市场与政府的有效地配合。

马克思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并不是万能的。1929―1933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4年就任后，采取政府干预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美国经济较快的摆脱了危机的影响。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把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三中全会最新提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正确的对待“无形的手”和“有形的手”的关系，有利于推动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的进行。

参考文献：

第6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文化全球化　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

文化全球化是这样一个过程：不同民族文化在统一的“全球场”内、在“融合”与“互异”的同时作用下。不断交流、互补。实现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文化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与人类文化的普遍性并存共进。因此，文化全球化并非是静止的现象，而是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的走向呈现出由强弱文化态势向共同发展演变这样一种轨迹。就目前的发展态势而言，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影响是双重的。它既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诸多的挑战。

一、文化全球化为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供了机遇

1　促进文化产品的交流。从物质文化层面来看。文化全球化的积极影响最突出的表现在于，它促进了中国文化产业的迅速崛起，促进了文化产品的互动与交流。“以音像制品为例，1998-2002年，我国共进出口音像制品7761部(次)，其中录像制品5127部(次)。录音制品2634部(次)。整个音像制品销售额约为200亿元，其中国产音像制品约占65％，海外音像制品占35％。”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中外文化产品的交流将进一步扩大。

2　推进我国的制度创新。从制度文化层面来看，文化全球化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地采纳了国际惯用的具有普遍性的各种经济、政治体制、规则。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有助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创新。当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面对全球化环境，社会主义不是被动地“一体化”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去，而是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市场力量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获得最终超越资本主义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有助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文化的交流，借鉴西方政治制度文化中有利于我国政治体制完善和发展的方面，促进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3　加快精神文化的发展。从精神文化层面来看。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人文化心理的健康发展。伴随着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中国人能够以理性的心态看待自身文化，也能够以健康的心理对待外来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促进了中国人观念的更新。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现代观念和意识越来越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文化全球化带来的世界性文化交流，为中国人进一步摆脱传统农业社会观念的束缚，培养和增强现代意识创造了外部条件，促进了中国人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二、文化全球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提出了挑战

1　文化产业承受压力。国外文化资本、文化产业的进入，压缩了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空间。企业发展的不成熟、产业总量规模偏小，使得我国文化产业在国外文化产业的入侵下出现了巨大的贸易逆差。“仅据国家版权局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中国图书、报纸、期刊出口额为176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5.59％)，而进口额为6904万美元(比上年增长19％)，进口是出口的4倍。而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4倍。”

2　制度文化面临威胁。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其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等实力为后盾，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辐射，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构成严峻的挑战。

就经济制度而言。一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先例可资借鉴。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规则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冲击始终存在，而我们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又必然要将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规则与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规则接轨。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实现与国际制度规则相协调，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就政治制度而言。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趁我国改革之机，利用各种机会美化西方的政治制度，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推广其资本主义政治模式，比如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抛出的历史终结论。国内一些人也在这种聒噪声中随声附和，这严重干扰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3　精神文化受到消解。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和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冲击。一方面。社会主义中国自身处于改革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使原来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强烈冲击，造成其凝聚力和整合作用降低。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不间断地、多渠道地意识形态输出，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同时。西方文化商品和消费方式以其强烈的文化心理暗示性，培养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很难想象，从小吃惯了麦当劳、喝惯了可口可乐、穿惯了牛仔服、看惯了美国大片、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代人成长起来后，还会有人“舍生取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面临着被遗忘的危险。

第7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信用;信用制度;市场经济;意义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信用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信用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并且作用于经济的发展态势,因而它是一种经济关系及其在商品经济中的地位较为凸显。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要求经济行为诚实守信。信用不但是一个思维观念,而且可以形成制度,进而规制经济的健康发展。马克思深刻洞察了这一点,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大意义。

一、信用凸显经济关系

在中国,一般认为信用是一种道德准则,为人们所重视。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今天,它更凸显经济关系,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它都与之相伴而生。

1、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信用与经济的关系一直存在且密不可分。它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的出现。”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商业信用是从劳动力买卖开始的。自从劳动力成为商品,也就涌现出大量的雇佣关系,而雇用劳动力也是一个经济信用关系,这个关系发生作用是通过流通领域体现的。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工资是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一段时间后才兑现的,这里的“兑现”与时间差就体现出了信用关系。马克思也看重这一关系的生产,这也同于他在论述商品交换一样:“动机和决定的目的是把G转化G+G”,商品的交换中要履行契约,要守信,这样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否则,一旦信用环节破裂,只能两败俱伤。因此,马克思指出:“自由竞争命名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这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虽然是唯利是图,甚至是尔虞我诈,但要想在市场中生存,都要遵循起码的所谓“规律”,这“规律”就包含有信用理念。也可以看出,不守信用者必定失去商机,受到惩罚,甚至破产。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流通领域,货币充当支付手段这一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互之间的信用经济关系的思维内化。马克思指出:“主要流通费用之一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通过信用,货币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机的基础。”由于支付的分离成为可能,因而在交换中不必要具备大量的现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在某种意义上总是相当落后的交换方式了。而且这种交换会造成大量的人力、财力的浪费,而靠信用支撑的交换方式可以给双方方便快捷。尤其是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更凸显了信用经济关系的地位。马克思指出的“另一方面”也给经营者敲响了警钟,即防止失信者投机行为的发生,这也是信用经济关系有待解决的一面。要维护信用的良好作用,就需构建良好的信用环境、信用制度等。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信用在其中的角色也十分重要。社会主义条件下,信用有更好的构建环境,更易于发挥信用制度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没什么区别。因此,信用作为经济关系的地位也相当突出。在商品流通中,各部门、各企业之间的公私、公公、私私之间,信用在其中的角色相当突出。各交换主体都认识一种信用理念,即信用使互相长久受益。信用的受益,这个“益”,在市场经济中,主要是经济利益,没有经济利益,市场主体是不会感兴趣的。所以,信用作为经济关系是相当明显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引用了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其中一处是引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的托马斯・图克的一段话:“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马克思对他们观点的正面引述,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马克思的认可态度。社会主义信用制度也离不开这种“一般形式”,(当然它还有更为特殊的形式)这里只想说明信用体现的经济关系。从个别的市场主体看,如个人与银行机构,这种信用关系就相当明显,这种经济关系的运行,有其特定的程序与替代物,如马克思所说的“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汇票的贴现――使汇票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家证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单据作抵押的贷款来引进的,是通过存款透支等等来进行的。”货币的“虚拟化”成为“信用货币”――汇票。这也是以经济关系生息攸关的。因此,马克思说,“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因为在商品交换的这个阶段上,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付的凭据而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在很大一部分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以汇票作为流通中的“基础”。而且还不仅在单一这种汇票上,还有更多信息化的内容。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信用的经济关系也得到充分体现。

二、信用制度在经济领域中的特性

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理论界是相当熟悉的,其中马克思关于“信用制度”的精辟论述在当前却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因为“信用”在道德准则范畴所发挥作用对人们影响相当大,而今,信用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角色不容人们忽视。因此,在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又遭遇到“信用”和“诚信”的新问题的今天,有必要认清它的重要特性。

1、信用制度在经济中的广域性。经济领域可以说是一个涉面相当大的范围,而信用制度镶嵌于它的每个角落,不管从时间还是从空间看,自从有了阶级社会,它无时不作用于人类社会生活。而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更显著了。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中,要使此方式正常运转下去,“自然基础”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这一职能使商品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在商品流通中而形成,而商品流通是一个庞杂的社会系统,“扩大”、“普遍化”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信用制度这个“自然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只要有商品流通,就存在信用制度起作用的“温床”。

2、信用制度在经济领域中的特定性。这里我们研究的它的特定性,是相对于广域性而言的,是指定在特殊方面的作用显出更重要、更明显。比如,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等。其实马克思也对信用制度的特定性作用作过述说的,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等)。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这正如说明信用不仅有“公共”的地方,而且更有它特定的角度。银行信用是个特定角度,在这个角度中,信用制度就显得更重要了。客户把钱存入银行,完全是一种相信,这种“相信”是建立在国家制度之中的相信。在存储手续完成后,留在客户手中的是一种数据凭据,银行信用就从中体现出来,马克思也认为:“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

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制的理论中,也体现了信用制度特定性的视角。马克思说:“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又说:“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产,从而侵犯别人的劳动权利。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这里所说的“股份公司”中的业主所拥有的各种权利,实际也是在信用制度这个特定的视角中的一种应用。马克思还在分析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关于股份制的著名评述中指出:“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对股份制的内在框架在这里不需过多的考察,只指出一点,“私人产业的扬弃”其实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扬弃”,各私人业主把自己“闲散”资金投入合伙经营,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利润,风险是次要考虑的事情。因此,他蒙发这个目的的因素是信任这个“项目”,信任经营者的能力,致使他不怕风险。因此,特定的经营境况产生特定的信用制度的取向。

三、加强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加入WTO,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国际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有异曲同工之处。就其在市场的角色中,虽然制度是“异曲”的,其信用是“同工”的。因而,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是没有国界的。因为经济的全球化、交往的普遍化致使信用拉动了各国经济的发展。没建立在信用制度之上的国际化经济经营国,在世界经济大潮中是难以立足的。

1、加强信用制度建设有助于认清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质。早在19世纪,恩格斯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法文序言中就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作出深刻分析,他认为:“现代政治经济的规律之一就是,资本主义越发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骗和欺诈手段。的确,这些狡猾手腕在市场上已经不合算了,那里时间就是金钱,那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狂热,而纯粹是为了白费时间和辛劳”。恩格斯在当时纷繁的经济现象中清醒地认识到:“哄骗和欺诈手段”在市场大潮中是难以生存的。而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讲信用,是讲求经济关系中的信用,而绝非是简单的“伦理的狂热”,即不是简单的商业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信用程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危机。而我国正处在新经济体制起步时期,很有必要加强信用制度建设。

2、信用能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从市场主体方面看,各主体要积极地适应市场,并在其中取得一定的地位,信用是它的内在底气。各主体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虽是一种契约关系,但要想维护契约的生效,而让双方顺利受益,其中没有双方的信用是不可能的。否则,双方都不能受益。从流通领域方面看,信用可以节约流通费用,加速资金周转,调节货币流通量的作用。从政府职能上看,信用可以提高市场运作效率,宏观调控更有力化、简便化。以上不难看出,信用的积极而有效的作用,因而我国信用制度在市场经济运作中,应呈现出其基本的效果。

3、当前我国还存在缺乏信用的诸多方面。我国正处在新经济体制转型期,很多人一下不能适应,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洪流”很容易被淹没,不是就是违约欺诈;不是刁蛮钻营就是以假充真。种种迹象表明,忽视信用制度之风犹存,并已严重影响我国正常的经济秩序,且出现经济现象倒退的方式,如现金交易。因此,如果再不采取适当措施整治信用危机,则其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综合治理信用问题已刻不容缓。

(作者单位: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第8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资本主义股份制；消极扬弃；合作工厂；积极扬弃；公有产权

一、《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历史沿革的研究概述

《资本论》的学术魅力不仅在于理论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而且更在于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所遵循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它是《资本论》这一重要经济理论著作的思想精髓。马克思正是在这一方法论的基础之上，研究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有产权问题。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我们可以概要性地总结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历史沿革：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早中期，其最主要的形式是私人经营，比如家族式私营（当然由于私有产权形式的复杂性，也存在合营等其他私有产权形式）；到了中晚期，随着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出现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并且出现了一些类似合作工厂这一积极突破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产权形式；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穷途日暮的晚期，极度自由资本主义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辛迪加等垄断资本主义产权形式，迫使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干预。在以下的论述中，本文将重点探讨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合作工厂，以及它们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改革的重要启示。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制度基础——资本主义信用

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它的存在有其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之上的。”简而言之，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对信用制度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归根结底是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服务的。简要剖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信用制度，它主要包括商业信用、银行信用、国家信用，但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高度发达的今天，三者相互渗透。比如说，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大量发行国债，并以工代赈，消极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是国家信用、银行信用与商业信用有效结合、调节经济的典型案例，因此，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正如马克思所解析的那样，它“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

（二）资本主义股份制的历史特征

资本主义股份制的重要历史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首先，它依然是资本主义私人产权形式，它存在的物质经济基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依然根深蒂固，因而它并没有突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陈旧的范围，也没有根除资本与劳动、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不仅如此，它反而在新的形态上激化了它们之间的对立。其次，由于股份制所必然导致的资金和劳动的社会集中，即使是在私人控股的前提下，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也取得了“社会企业”的形式，形成了虚拟的、间接的“社会财产”，策略性地适应了物质生产力社会化的发展要求，而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化大工业是社会主义经济存在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纯粹是一种消极的过渡点，存在着“自行扬弃的矛盾”，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经济效应。再次，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出现了资本所有权与职能相分离的现象，即资本所有者沦为单纯的货币资本家，完全脱离了具体的生产过程，企业由专门的职业经理经营，但在“生产资料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前提下，资本所有者可以攫取全部利润（即包括企业主收入和利息），实现其梦寐以求的“坐享其成”。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专门靠炒作、投机股票的食利阶层，马克思称之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一种没有私人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最后，由于股份制的过渡性，资本主义股份制存在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改革后的股份制——社会主义股份制（公有控股），是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能够适应“过渡型”社会主义经济的组合产权形式。

（三）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它表明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不断地自我完善与发展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是由一系列存在着内在联系的阶段性过程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亦是如此。但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对某一阶段的“否定”，既存在着积极地“否定之否定”，又存在着消极的“否定之否定”，这就是积极扬弃与消极扬弃的辩证法。

资本主义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自我消极扬弃形式。私人私营企业是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初始的主要形式，但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资产阶级在确保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根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具体形式进行了适度调整，资本主义股份制企业“粉墨登场”，与私人企业形成了形式上的“对立”，实质上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实现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所有制）的经济利益服务的。因此，资本主义股份制尽管在形式上有所突破，但是它并没有根除私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对立、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反而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随着“小鱼被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对个人生产资料的剥夺发展到了极致——这种剥夺已经降临到中小资本家本身，社会财富越来越被极少数大资本家所垄断，并最终迫使资本主义国家行政权力的介入，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垄断法。

三、合作工厂与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一）合作工厂——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进一步否定

资本主义股份制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进行了消极地“形式”层次的否定，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对其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否定——涉及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物质内涵”层次的否定，由此可见，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更为深入地“否定之否定”，取其精华——它所体现的某些共性范畴，比如股份制及其基于的信用制度等，祛其糟粕——它所蕴含的物质内涵——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权）。因此，虽然资本主义股份制和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都属于过渡性的组合产权形式，即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可比较性，但是它们的物质内容大相径庭，合作工厂批判性地否定了资本主义股份制，它在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扬弃方面，走得更远。

（二）合作工厂积极的历史过渡性

马克思指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会再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这句话体现了合作工厂的历史过渡性，即合作工厂不仅具有历史积极性，而且必然会存在其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合作工厂的历史积极性在于，通过工人自己的资产和劳动的联合（基于这一点，马克思这里所讲的“合作工厂”可理解为“股份合作制工厂”），它在其内部从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而扬弃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的、建立在资本与劳动对立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形成一种建立在自己劳动基础上的资产增值，这类似与小商品经济私有产权形式，不过那时的小商品生产者在这里转变为工人的“联合体”；但合作工厂存在其历史局限性：尽管合作工厂的资产归工人联合体共同“占有”，摈弃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但是它依然遗留着资本主义“母体”的历史痕迹——工人联合体的个体之间的私人产权关系依然是清晰的，这就使合作工厂依然仅仅是一种比较低级的集体经济产权形式，依然有改进的空间。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亦属于一种过渡性产权形式，但它不同于资本主义股份制，它是积极的过渡性产权。

（三）积极扬弃的辩证法

者的辩证法是积极扬弃的革命辩证法。工人联合体的合作工厂是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的革命性突破，这种突破的革命性不仅仅是在于对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形式的扬弃，更为关键性的一点在于，它扬弃了资本主义私人垄断占有，在其内部消除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私人财富同社会财富的对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为更适应物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形成，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当然，由于当时的历史客观条件的制约，马克思所描述的合作工厂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它的改革取向是积极向上的，是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的。

四、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问题的思考

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企体制改革是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而所有制（权）的结构性改革是公有制企业体制改革的核心，很显然，对我国现阶段公有产权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点、突破口。在社会主义公有产权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积极扬弃的辩证法这一科学的改革观，从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公有产权的具体形式。

在突破纯粹、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时，要保持公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体地位以及国有制经济成分的绝对主导优势[3]，这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公有产权改革必须牢牢谨记的首要原则，它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有效宏观调控的重要物质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重要物质保障。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属于过渡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可以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各种过渡型产权形式，但是要注意酌情处理，不能“一刀切”，更不能搞盲目私有化。比如说，一些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部门依然应该采取国有国营的形式；一些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但大有发展潜力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可实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经营（总理在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而一些盈利能力明显不足、持续亏空、毫无发展前景的中小型企业可实行租赁、承包，甚至出售；对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根据目前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可鼓励农民从联产承包责任制过渡到农村专业化合作社经营，实现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针对异军突起的民间个体私营经济，对已经较有规模的个体私营企业，要有意识的引导它们推行员工持股计划，同时要通过法律、行政等强制性手段提取公积金、公益金，提高公有财产的比例。此外，要加快绝大多数企业（特别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的进程，同时加快对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及监控工作，谨防由于虚拟资产的极度膨胀而导致的经济虚假繁荣。

参考文献：

1、张宇,孟捷,卢荻.高级政治经济学[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2、张薰华.《资本论》脉络[M].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第9篇：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范文

1.树立自然资源“适度消费”理念。

任何社会形态下的经济活动都是一个资源的“消费”过程。在福斯特看来，一方面，对自然资源过度消费的经济扩张主义方式，虽然增加了生产，但实质上既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环境恶化，也不能消除全球性贫困；另一方面，摒弃经济扩张主义生产增长方式并非要否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因为片面要求保护环境而否定经济增长也是不现实的。要现实地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问题，只有坚持生态学的“适度消费”原则，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

2.借助“民主化的国家政权”力量实施生态转化战略。

在现代社会，国家是一切经济生活的主导要素，发挥现代国家对生态资源利用过程中的现实力量，无意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调节器。对此，福斯特认为，始于20世纪80年代环保主义者为拯救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最后几片原始森林所进行的艰苦斗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目标单一的环保主义者没有走出“阶级与生态的两难困境”：既与反生态的资本对抗，又与追求经济生活满足的工人对抗。基于此，福斯特就环保运动中始终存在的生存就业与自然保护的矛盾提出了一个大致的解决方案：发动大规模环保运动的直接途径，就是要通过生态转化——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规划新的与自然合作的关系——从每次生态斗争核心努力解决就业与环保之间看似难以处理的冲突。在福斯特看来，实施国家层面上协作行动的生态转化战略是寻求一定范围内的将经济盈余输入生态转化目标的重要手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借助新型民主化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一场盛会变革以消弱国家与资本的合作关系。

3.通过环境革命祛除“更高的不道德”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生态危机是一种伦理价值观上的“道德问题”。基于此，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在对全球生态危机深刻反思之后，从文化价值观的视域出发，主张进行一场生态伦理价值领域的道德革命。对此，福斯特认为，这种生态伦理价值观本质就是“绿色思维”，因而他在赞同土地伦理学理论关于道德改革设想的同时，也指出其在根本上没有认识当下社会形态的“生物圈文化”所阐述的“更高的不道德”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在福斯特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更高的不道德”具有“厚颜无耻”崇拜财富而不顾引发贫穷和生态危机的现实表现，尤其是由于“更高的不道德”的高度制度化，从而导致了其他社会伦理道德和规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无奈让位”。因此，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时代背景下，必须进行程度与规模堪比工业革命的“环境革命”，建构了一个超越并取代资本主义“更高的不道德”的生态文化多元性世界，这个世界是根植于公共道德且与地球及其生活环境和谐一致的。根据福斯特的思维逻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要做到正确处理人与周匝环境的关系，就必须要在观念领域进行一场彻底的“环境革命”，凸显生态文化价值的实践理性，把生态资源的价值理论与技术理性有机统一起来；并且在突出人的主体能动性及其本质力量的同时，要尊重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的客体能动性，形成生态资源与文化多样性的理想局面，进而促进人与生态环境的更普遍、更完全、更协调一致的自由发展。

4.克服技术理性的一统优势寻求社会生产方式与环境的协调一致

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必然性是一种“杰文斯悖论”：作为以追求物质财富积累和增长为首要目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始终依赖“技术革新”，因为只有像蒸汽机、铁路、汽车这样划时代的技术革新才有可能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集聚资本，从而有利于“资本”去改变生产结构。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技术依赖惯性的研究，福斯特认为，对于解决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的生态危机，“技术的魔杖”已经失灵。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将人类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仅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因此，他认为，解决生态问题或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手段不是技术，而应该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业已超越资本主义本质的、可持续性的、符合生态原则的“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因此，要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就必须绕过杰文斯的结论，沿着经典作家描绘的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要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