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的概念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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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问题情景；意义；创设；原则；方法

【中图分类号】G623.5

一、“问题情景”的概念

首先对“问题”界说一下：这里的“问题”不同于“问题解决”中的“问题”，前者包括后者；除此之外，还包括数学概念、数学规律（甚至自然界的规律）以及学生头脑中出现的各种疑问等等，“问题情景”包括以下两层含义：

1、它是这样一种“气氛”――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自由地（而非迫于外界压力）去想象、思考、探索，去解决问题或发现规律，并伴随着一种积极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诸如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客观世界的探索欲望和激情，发现规律的兴奋以及对教师的热受，等等.不难想象，一成不变的授课模式、干巴巴的讲解、严谨却枯燥无味的教材、太难或太简单而又毫无趣味性的习题是不可能产生什么“问题情景”的；那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题海就更不必说了，题海战术之所以摧残人就在于它剥夺了学生想象的权利，压抑着人的情感。为什么要特别强调“情感”呢？现在有学者认为，我们应该把学校教育目标由传统的“知识――能力――情感”模式转变为“情感――能力――知识”模式，即把“情感”作为首要的教育目标.这看似偏激，但确是有感而发：当一名学生从学校毕业后，他所获得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第一，正确的人生观；第二，终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第三，自学的能力.前两条的培养都要涉及到情感问题；培养情感要靠各种“情景”的设置.这也正是近年来人们关注“情景教学”的原因.

2、它是数学概念赖以产生的现实背景.这个“背景”可以是学生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是其他学科的相关内容，总之是产生某一数学概念的源头.陈重穆先生在《淡化形式，注重实质》一文中提出，不要把概念放在最前面，这不符合认识规律；要把问题背景放在前面，即在呈现概念之前，首先应呈现与之相关的足够的材料，使数学概念以及数学思想方法从其中自然地产生出来，而不是教师和课本强加给学生的.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并有以下看法：这样做到一种思想的熏陶.近年来，我们总是批评中国学生应用数学的意识和能力太差，并把这归因于“数学理论应用得太少”，于是从1993年起在高考试题中增加应用题，以便起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但结果并不如意，在历年的高考中应用题的得分率就没高过.原因何在？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理论应用得少，而在于我们讲授理论时违背了上述的原则，即砍掉了其源头（现实背景）和形成过程，直接将高度浓缩的概念、定理、方法等呈现给学生.这样一来，虽然提高了教学“效率”，但却模糊了理论产生的来龙去脉，使所授的数学思想即使练了很多应用题，恐也是舍本逐末.只要我们翻一翻教材便可有此体会.旧教材不必说，在新教材（试验本）中，虽实际问题有所增加，但主要放在例题和习题上，而在引入概念时却例行公事地举几个例子就进入正题，显得很突然.比如三角函数，实质上是用来描述自然界的周期现象的，如简谐振动、电磁波、交流电等，但教材并未安排多少背景材料，而是在推广角的范围之后直接给出了四个三角函数的定义，然后推出一系列性质和公式；理论讲完了再去练习应用.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岂能不脱离实际？学生怎么会受到数学思想的熏陶？教材如此，教师的做法更是可想而知.笔者认为，我们创设问题情景，都应从上述两方面予以考虑.

二、创设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的方法

数学概念有些是源于生产、生活的实际问题，有些是由数学自身的发展而产生，更有许多数学概念源于生活实际，但又依赖已有的数学概念而产生。数学课程“不仅要考虑数学自身的特点，更应遵循学生学习数学的心理规律，强调从学生已有的生活经验出发，让学生亲身经历将实际问题抽象成数学模型并进行解释与应用的过程，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在思维能力、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方面得到进步和发展。”“数学教学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经验基础之上。”这就是说，数学教学活动要以学生的发展为本，要把学生的个人知识、直接经验和现实世界作为数学教学的重要资源。根据数学概念产生的方式及数学思维的一般方法，结合学生的认知特点，可用下列几种方法来创设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

（一）利用学生熟悉的已有相似概念，创设类比发现的问题情景

数学中有许多概念具有相似的属性，对于这些概念的教学，教师可先引导学生研究已学过的概念属性，然后创设类比发现的问}情景，引导学生去发现，尝试给新概念下定义，这样新的概念容易在原有的认知结构中得以同化与构建。这类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创设一定要抓住新旧概念的相似点，为新的数学概念的形成提供必要的“认知基础”，通过与已知的概念类比（类比的形式可有多样，如平面与空间的类比、有限与无限的类比，以及方法类比、结构类比、形式类比等等），可使学生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掌握新的数学概念。当然，也要注意通过类比得出的结论不一定正确，此时教师应引导学生修正错误的类比设想，直至得出正确结论。

（二）利用已有相关概念的比较，创设归纳发现的问题情景

有些数学概念是旧有概念的扩充，若能在教学过程中，揭示概念的扩充规律，就可以很自然地引入新概念。这类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创设，其关键是揭示出相关概念的扩充发展的背景及其规律，从而引出新的数学概念。

（三）利用相关数学概念，创设引发猜想的问题情景

许多数学概念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若能将新旧概念间的联系点设计成问题情景，引导学生建立起新旧概念间的联系，从而引发猜想并验证，可以使学生较容易地掌握新的概念。用猜想和验证来创设问题情境，可引起学生认识冲突，使学生处于一种“心求通而未得，口欲言而弗能”的状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提供主动探索和发现问题的条件，使学生的思维在问题的猜想与验证中得到促进和发展。这类数学概念形成的问题情景创设一定要抓住新、旧数学概念间的本质属性，为新概念的产生创设适当的固着点，使其孕育新的数学概念的形成。

[参考文献]：

[1] 郑毓信. 数学教育哲学[M]. 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

第2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经济生态圈 会展经济生态圈

一、会展经济生态圈的概念与内涵

狭义上看，会展经济生态圈是以会展项目为核心，会展主办方和组织者以及为项目正常运行提供全流程技术支持和服务配套的相关行业，在一定时间和空间限制内，极力促进会展项目的开发与推广、管理与发展，满足作为会展项目消费方（参展商、专业观众、一般观众）的需求，从而使各个相关主体从项目运营过程的各个环节取得各自最大利益的价值环。

会展业从属于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会展项目执行和运营管理提供支持的各个行业彼此具有协作关系，它的生态构成类型是协调互助型。整个生态圈的相关行业包括从事一线会展项目策划与组织（生产）、营销与推广（促进）、消费（消化）的行业：专业会展企业、会展场馆和运营组织机构、展示设计公司、展览服务机构等；还包含为会展项目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行业：展示物品运输、展品存储、商务旅游、广告营销、住宿餐饮、通讯及交通等；同时还包括会展项目举办地城市为会展项目顺利开展提供的各项基础设施：绿化环境、轨道交通、治理卫生等。

从会展产业链角度去看会展经济生态圈，所有之间都存在极为密切的关系，可以将整个会展行业划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板块。所谓会展业上游是指，将承办会展的企业视为核心，经营会展项目的策划、开发、组织和宣传等内容，其基本上都是会展服务企业以及主办企业。事实上，产业链表示的是，对主体项目的创意策划，以及对主体项目的宣传等。上游企业主要使用概念设计以及组织发展等方式，实现产业链不同节点的联系，整合各环节资源服务会展项目主题。会展项目策划是在充分考虑地点、行业与产品特性、参展商和专业观众偏好等重要因素前体下，涉及会展项目运行的全过程，含主题、定位、操作方式、运营管控和风险防控、工作人员任务安排、物流运输安排等；会展项目组织协调是对实现项目主题和概念，为资源整合和相关活动的展开进行沟通调节，涉及招商招展、场地选址与落实、配套服务安排等，必须和相关行业协会、政府部门等进行沟通，同时还要与当地的交通运输部门进行对接。

所谓会展产业链中游是指，以会展场馆为主的场地租赁和运作、设施设备、配套服务等业务环节。中游环节是会展项目的具体运作和实施阶段。

会展产业链的下游指，为会展的举办提供支持的机构，主要包含那些直接或间接提供资源或服务的部门。包括展示设计装修、展品运输与管理、保险、旅游、广告、交通、餐饮、住宿、娱乐、购物、法律咨询等机构。

因此，会展经济生态圈主要是指，在一定的行业内外部环境条件支持下，由特定关联的行业内外组织和项目参与主体组成的一个动态结构系统，这些组织可能是国家或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公司、高校、研究机构、公共服务组织及其他各种与整体会展业运营有关的关联性组织，会展经济生态由占据不同“关键节点”的企业组成。这些企业的关键点相互关联依靠，假设转变其中一项因素，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竞争者、合作者和替代者均发生变化。会展经济生态圈是将循环经济原理应用于会展行业市场战略后的新生概念，与自然生态系统类似，会展经济生态圈的特征是，具有大量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存在的会展经济参与主体，所有行业内外参与者都与其他参与者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产生一种抱团取暖的效果。会展经济生态圈中的各参与者彼此命运相关联：如果行业生态圈健康，所有参与主体能够繁荣共生；如果不健康，相关参与主体都会连带受挫。参与主体应该从相互争斗，转换为怎样更好的共生合作发展，把原来注意力从内部能力上，移到关注共生共融的合作关系上。

二、会展经济生态圈特征

从整体上看，会展经济生态圈的特性包括协调性、可控性和开放性。

（一）协调性

会展经济生态圈是一个相对灵活的会展经济生态结构，其内部企业拥有非常强的自我优化能力，上下游企业之间可以实现良好的信息传递和沟通，不方面拥有优胜劣汰的筛选机制，另一方面还存在互利互惠的协调机制。结合以会展项目为中心的产业链，各参与主体责任明确，形成会展产业链闭环。

（二）可控性

会展经济生态圈的可控性主要由行业调节者（行业协会等）来体现。作为调节者，还扮演着监督和维护会展经济生态圈的角色。一方面需要借助会展经济研究机构、专业研究院，以及政府部门等第三方机构，制定出符合需求的的政策制度和行业规范，管控和协调会展经济生态圈的相关利益主体的内部关系，调节和优化会展经济生态圈的健康发展氛围；另一方面，内部参与主体有序竞争，保留收效好、成长迅速、抗风险和创新能力强的行业参与主体，淘汰收效差、成长慢、盗用别人创意的参与主体，从而保障会展经济生态圈持续有效的发展。

（三）开放性

事实上，会展经济生态圈是一种开放系统，其在发展过程中，能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有效的l展、成长空间，而且可以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转行和退出的余地。随着会展业成为区域经济战略中不可或缺的城市形象经济之后，会展经济的作用日益突显，展会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时会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所以，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企业开始关注展会经济，并且展会经济生态圈能为中小型企业提供有效的发展、成长空间，而且可以为中小型企业提供转行和退出的余地。此外，会展行业具有非常强的灵活性，其很容易受到经济政治环境等外部环境的干扰。

参考文献：

[1]琚胜利等.基于城镇体系的中国会展经济空间结构研究

[J].城市规划学刊，2006（1）.

[2]吉广林.上市公司资本运作生态圈构建及平衡机制研究

[D].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13

[3]孙翌伦.打造适合深圳发展的“会展生态圈”[N].深圳商

报，2008（2）.

[4]赵驹、郭靖.成渝经济区会展业共生发展途径探究[J].人

民论坛.2010（10）.

第3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2014年一开始，新兴经济体遇冷，短短一个多月从股债市场流失的资金就超过了2013年全年，更多国家加入了货币贬值的行列。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困境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有不少相似之处，因此，很多人判断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的风暴正在新兴经济体头上集结。

东亚金融危机是一场区域性的危机，并在俄罗斯、巴西等国引起连锁反应。而当下人们所说的新兴经济体并不是一个地区性的概念，除了老牌的发达国家之外，那些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的国家都被列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们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高歌猛进的情势。当新兴经济体增长面临外部动力减弱和周期性衰退的双重压力之后，神话就破灭了，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挑战与其说类似于东亚金融危机，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回潮，有些国家将从增长的螺旋上甩出来，而少数国家有望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新兴经济体分化正在进行中。

谁是新兴经济体

新兴经济体一开始被称作新兴市场国家，是一个投资的概念，一些大型投资公司将具有投资前景的国家列为新兴市场国家，这并不是一个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概念，而是关乎投资与收益的概念，很多国家刚刚进入全球市场，资产升值的空间要远远大于成熟市场经济体。冷战结束之后，有30多亿人加入了市场经济体系之中，进而带来新一波经济增长的浪潮，新兴市场国家也就从投资概念变成经济增长的概念。

进入21世纪，新兴经济体集体发力，除了中国、印度等大的发展中国家之外，非洲、南美等地区也进入高速增长的轨道，年增长率超过5%的国家将近100个，远远超过成熟的欧美经济体的增速。这一轮增长并没有因为华尔街金融风暴而中断，相反，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发达经济体，世界经济中心转移的说法也就变得流行起来。甚至很多人乐观地估计，新兴经济体正在与发达经济体“脱钩”，所谓的脱钩就是新兴经济体有了独立自主增长的能力与空间，这也是对二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长期的依附性增长的修正。经济快速增长期间容易滋生一些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而这些乐观情绪让人们忽视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风险，一旦风向大转，增长势头逆转，由乐观骤然进入悲观，企业或者政府会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2013年5月底，时任美联储主席的伯南克释放信号要改变美联储第三轮量化宽松，此消息一出，印度、印尼、土耳其、巴西、俄罗斯等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货币一改升值势头，调头贬值。为了维持本币币值，新兴经济体一方面不愿调高基准利率，另一方面卖出美元资产，买入本币资产。

美联储主席的一句话改变了全球的资金流向，新兴经济体在2013年6月集体面临“钱荒”的危机，之前人们津津乐道的“脱钩论”显得过于乐观和没有根据。美国以及美元依然是全球金融市场的核心枢纽，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中的快速增长有赖于廉价美元的供给，宽松的信贷环境让企业和政府大量举债，因此，新兴经济体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债务基础之上的。当信贷环境和利率水平发生变化，债务经济就会难以为继，尤其是以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国际“基准利率”不断上升之后，全球会自动出现避险情绪，经济增长基础不牢固的国家将面临资本外逃的挑战。

美联储从2014年开始减少购债规模，新任美联储主席耶伦萧规曹随，坚持缩减购债的政策不变，她并不认为新兴经济体的波动会影响美国经济复苏。可以预见，2014年新兴经济体将过紧紧巴巴的日子，经济增速下滑也是难免的，新兴经济体集体飘红的日子已经不存在了。当潮水退去之后，裸泳者才会暴露在世人面前，而新兴经济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分化，外汇储备不足、举债过多、经济结构单一的国家将面临着危机的压力，从货币贬值延伸到贸易，直至实体经济领域，最终可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的动荡。

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高歌猛进的标签已经慢慢褪色了，金砖四国的发明者吉姆・奥尼尔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薄荷四国”（MINT），即墨西哥、印尼、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从“金砖四国”到“薄荷四国”，经济增长的引领者只是少数国家，涵括几十个国家的新兴经济体本身就没有同质性，除了经济增速较快之外，共同点太少。这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不同，发达经济体的数量比较少，经济增长水平都比较高，在社会发展程度上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报告认为，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将回归常态。何谓常态？就是经济增长由美国、欧洲及其他高收入国家来牵引，全球化的动力从新兴经济体转向发达经济体。2013年美国、日本、英国的对外出口都有较大幅度增加，发达经济体将再次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牵引动力。从另一方面说，常态意味着危机时代的终结，新兴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将在危机的考验下出现结构性分化，也许未来几年人们会逐渐淡忘新兴经济体这个概念，或者会赋予它新的含义。

经济增长波浪

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其归咎于美联储的政策调整，不如说是世界经济增长潮起潮落的自然反应。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几十个国家集体崛起的现象，更引人关注的是很多国家经过一段时间经济增长之后重新跌落，拉美地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增长的奇迹并不可能偏离经济规律的轨道，反倒是很多奇迹都会遭遇泡沫破灭的窘境。

新兴经济体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高歌猛进，其实是21世以来新一轮经济增长波浪的延伸，在这一轮增长中，大宗商品出口国获得较长时间的增长，弱势美元政策使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直接拉动原料生产国的经济增长。而首要的需求方就是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高速增长，同时中国也经历了一场工业化的，中国对煤炭、石油、铁矿石的需求拉动拉美、非洲、澳大利亚等原材料生产国家和地区的增长，从而形成世界经济中的“中国周期”。中国经济从两位数下滑到7.7%的速度，首度跌破8%，这对于原材料出口国的增长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加上美联储改变持续数年的货币扭曲政策，拉动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部动力正在减弱，甚至逆转。

2013年下半年以来，新兴经济体的疲弱态势也代表着这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正处于下行状态，经济减速甚至经济衰退的危机正在叩响新兴经济体的大门。经济增长有起有落才是正常，经济低落期间正是改革与转型的良机，纵观世界的改革史，几乎所有的改革都源于压力倒逼。而经济周期的形成与产业变革息息相关，抓住世界产业变革契机的国家和公司就能立于潮头之上，成为新的引领者。

新兴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既有赖于外部动力的牵引，也有内部工业化的驱动，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多数新兴经济体都没有越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潜力巨大。但新兴经济体同样也面临着后发劣势，处于赶超状态意味着无法获得技术领先优势，而任何产业在初创阶段都会存在巨大的垄断租金，等到技术大规模扩散之后，利润水平自然会下降。形象地说，创新型的公司出售的是创意与技术，而当这种技术被大规模的商品化之后，商品就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利润被摊薄，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市场网络中处于下游状态。而随着生产的分解与服务业的转型，无论国家还是公司都需要在价值网络中寻求最佳的位置，维持创新的能力，显然，新兴经济体在这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劣势。

正因为新兴经济体无力定义和规范未来产业发展的潮流，就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几十亿人加入全球市场网络之中，供需失衡的结构性矛盾严重，产能过剩是通病，尤其是一些老旧厚重的产业更是如此。真正具有超额利润的产业集中于发达经济体，比如苹果手机，在最开始几年获得了巨额利润，随着三星以及中国手机厂商的跟进，苹果的超额利润被挤压，但后来者也只是依靠低价战略赢得了一席之地而已。

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政治与经济的界限、国内与国际的区隔，国家的竞争最终要分解为企业之间的竞争，具有创新产业集群的国家自然就成为创新型国家。而如何打造一个国家的竞争力需要政府与企业不断对话，识别出新的具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一个亲市场的政府是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要素，而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却不拥有这样的政府，一旦经济增长下滑，失业率增加，社会震荡，进而引发政局不稳定，政府的产业政策无法一以贯之地执行下去。毋宁说，政府被利益集团或者大众绑架，一些无效的补贴不仅牺牲了本国的财政资源，还制造了通货膨胀，牺牲了市场效率。

经济增长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而处于高速增长的社会或者国家往往会习以为常，形成较高的增长预期，恰恰是在过于乐观之中丧失了创新的机会，当一个新时代来临之后，增长周期遽然终结。大宗商品周期正在终结，与其追忆过去的美好时代，不如尽快融入到一个创新时代。

中国例外？

当人们论述新兴经济体的危机的时候，似乎需要加上一句限定语“除中国之外”。在24个主要国家货币中，除了人民币之外，其余兑美元都处于贬值之中，有些国家还出现暴跌的状态。人民币已经逼近破6的关口，预计2014年破6将是大概率的事件。从货币来说，人民币确实例外了，这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一枝独秀呢？

经济总量巨大、宏观经济稳定都是中国例外的理由，但是中国增长是这一波新兴经济体增长的一部分，中国也受惠于城市化与工业化的红利，同样，中国经济增长也受益于宽松的信贷资源支持。从经济增长的周期而言，中国并不是一个例外。而中国现在有机会从即将到来的危机中脱身，关键还在于改革议程已经启动。

第4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在能源和环境容量约束严峻的背景下，既要保持经济增长，还要推进低碳经济转型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程度，是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但是，在碳减排意义上如何理解和界定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内涵？如何考虑历史累积碳排放责任与碳强度减排策略的关系？如何对一经济体的碳排放责任和碳减排努力作出更为合理的评价？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因此，研究中既需要考察一经济体当前绝对碳减排量，也同时考虑经济发展要求、历史累积碳排放和实际作出的累积碳减排努力程度，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判断，在下一阶段国际碳减排磋商谈判和实际碳减排决策中，有助于理性把握各经济体实际碳减排努力程度和可能承诺，进行有效决策。

一、碳减排和环境产出

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要求纳入环境产出因素，建立社会“环境―经济”复合社会产出目标。假设社会产出包括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两个方面，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但又具有某种联合生产和范围经济特性[1]。其中，在本研究中，经济产出以一经济体GDP总量，环境产出以碳减排量（根据相对2005年基期2020年中国碳排放强度降低45%的相对减排目标，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基准参照强度，进行绝对减排量的换算，参考表1中计算公式）进行度量。借鉴生产可能性的概念，可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通过技术进步或提高技术效率实现同时提高经济产出和改善环境的社会生产调整路径。从碳减排意义上来说，也就是兼顾实现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环境友好型调整路径。

在主流环境经济学理论中，通常把污染排放（包括碳排放）视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效应或负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然后，将其导致的社会负收益或正成本通过内部化而纳入经济分析框架，用以研究环境资源和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方式与调整过程。在采用DEA方法进行环境绩效和效率评价时，该理论假设隐含设定负的非期望环境产出具有弱处置性，降低非期望产出，就需要减少正期望产出，不能满足DEA模型产出最大化的要求，因而一般将求解目标调整为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为方便研究，对负期望产出的处理方法主要有负产出法、线性数据转换法和非线性数据转换法[2]。

根据IPCC定义，碳排放是7种主要大气污染物按一定系数加总换算得到的等当量碳排放值，主要与能源利用有关，依据环境经济学假设一般将其作为负期望产出。相对于一般污染排放的概念，碳排放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关系更为紧密和广泛。根据IPAT模型，碳排放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P）、经济发展水平（A，人均GDP）和技术水平（T，一般采用碳排放强度表征）。STIRPAT模型将IPAT模型扩展为C-D函数形式，将碳排放量的变化归因于人口数量、人均GDP、产业结构、城市化等指数化驱动因素的影响[3]。

不同于传统的环境管理，降低碳排放影响的努力，不仅包括“主动”降低生产生活过程中与能源消费直接相关的碳排放（即碳减排），如能源利用清洁化、能源结构低碳化、能源效率与节能、碳捕获/碳储存（CSS）等，还应包括通过产业结构低碳化、增加碳汇（如植树造林）、不破坏或不过度开发现有环境资源（或碳汇资源）、生活方式低碳化等“消极”或间接的碳减排和提高可排放容量的努力。该努力部份，特别是碳汇资源增量，具有长期的减排效应。该部分的减排努力不易测算，现有基于负期望产出假设的理论，对此未给予明确和充分的解释。

与一般负期望环境产出假设不同，非负环境产出假设[4]认为，给定经济生产和环境生产可替代，在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社会生产目标是追求相对实现社会环境产出（Q）和经济产出（P）的最优配置（即林达尔均衡配置）的“合意”目标，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在径向距离上逼近经济生产前沿面。与碳减排概念相结合，把该“环境产出”概念界定为考察第t年及之前年份的累积碳减排量，满足正期望产出假设，表示为：

进一步，假设碳排放量本文中有关变量，在未特殊说明的情况下，一般是指年均量。直接取决于一经济体能源消费量及其含碳程度，碳排放量应当是实际发生的碳排放量。因此，与能源消费有关的碳排放量测算的基本方法，是采用各种一次能源消费与相应碳排放系数乘数再加总得到。碳减排量则是该变量的衍生概念，是指相邻年份的相对净碳减排量。作为累积碳减排量的环境产出概念，包括了对已实现碳减排成果（或环境存量）的保护。

采用环境方向产出距离函数的DEA生产效率测度理论，在有关研究[4-5]的基础上，借鉴采用切克兰德的“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度软系统评价方法，提出了评价一经济体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的指标集，对有关概念和评价指标及方法进行了进一步厘清界定、修正和拓展（表1），提取了有关评价指标集，用于对1980-2013年期间美国（USA）、欧盟（EU）、日本（JAP）、德国（GER）、印度（IND）与中国（CHN）的环境友好性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

同时，对其他国家水平指标的测算均以2020年中国经济产出目标和环境产出目标作为参照指标，结构指标和动态效率指标测算方式不受影响。在国际比较中，水平指标和结构指标本身已经是相对指标，而对于动态效率指标，统一以1980-2013年期间中国对应指标的t-1期值作为参照进行测算，形成可用于比较的相对动态效率指标。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二、数据准备

为了解中国环境生产水平及其效率相对国际水平的差异，选择了发达经济体美国、欧盟、德国、日本和同属金砖四国的巴西、印度作为参照，视为经济规模具有可比性的生产单元进行评价和比较。

2018年及以前各经济体（包括中国）经济产出数据，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2013（IMF WEO2013）的美元单位购买力平价GDP及增长率数据；为预测2019-2020年各经济体GDP总量，采用二次指数平滑法（阻尼系数α=0.05）和IMF所预测2018年各经济体货币对美元不变汇率预测各经济体这两年的GDP增长率。其他数据采取与中国类似的测算方式。

碳减排方面，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约1.039tC/万美元）为参照基准。在碳减排量和环境产出测算方面，考察期（1980-2013年）内各经济体碳减排数据参考BP公司的《2014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减排目标参考值分别设定为：欧盟承诺2020年前碳排放总量相对1990年降低20%，美国承诺2015年碳排放总量相对2005年下降17%，印度承诺相对2005年碳排放强度降低2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各经济体2015年或2020年绝对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采用中国2005年碳排放强度作为环境产出测算的基准强度，因部分环境产出指数测算不允许负值，因此采用各经济体各年份环境产出值减去1980年中国环境产出（负值），进行坐标变换。这种情况下，采用该算法和坐标变换后得到的1980年环境产出值是零，但其他经济体1980年环境产出值非零。该坐标变换会影响到中国相关指标考察期间的选择，但不影响国际比较。

三、环境生产和环境友好性评价

（一）环境产出、GDP和人均GDP

采用经济产出规模指标――购买力平价GDP（单位：10亿美元）为横坐标，根据新环境产出公式（式（1）），以2005年中国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可换算得到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印度与中国的环境产出值

因测算方法原因，结合滞后期影响分析，环境产出值均采用1986年及以后的数据。与环境产出有关的指数测算结果，也作相同处理。。将该环境产出作为纵坐标，可以看出新的“环境产出”（图1a）、碳排放量（图1b）与GDP的关系明显不同。

特别是，在图1a中，按新的概念测算，在同等约6.2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2007年环境产出水平略超过美国1994年的水平，而在图1b中，在同等约4.6万亿美元及以上GDP产出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2004年水平）开始显著超过美国（1986水平）。显然，两者的涵义相反：实现同等经济产出水平，后者意味着中国碳排放更高，前者则意味着中国同时实现了较高环境产出（累积碳减排），以新的“环境产出”概念进行指标评价，中国作出了更多的环境努力。总的来说，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三者环境产出水平基本相近。

进一步，采用衡量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的人均GDP指标（作为横轴），分别以环境产出（以2005年碳排放强度为参考强度计算）和碳排放量作为纵轴（如图2），可知：随着人均GDP增长，欧美的环境产出水平高于德日巴3国，欧盟显著高于美国；考察期内，除中印外的其他经济体碳排放量增长明显趋于平缓，欧盟和德国甚至开始下降，呈现明显的“碳脱钩”[6-7]。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在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水平上，随着人均GDP增长，中印两国碳排放量和环境产出量都显著“双高”于其他经济体，中国的增长曲线更为陡峭。并且，同等人均GDP水平上，中国碳排放量远高于印度，环境产出则反之。

总体上，“环境产出―GDP（表征经济规模）”、“环境产出―人均GDP（表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两组变量数据分别呈现出明显不同的关系模式（如图1a和图2a）。

式（12）说明：环境产出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当期与基期的广义技术差距（碳排放强度之差）和人口规模POPt有关。同时可以看出，环境产出与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与碳排放IPAT公式的简单关系刻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关系描述，可以初步理解，中印“双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一方面，因经济增长迅速和高碳能源结构等约束，两国碳排放增长迅速；另一方面，依据本文环境产出测算方法，两国环境产出增长迅速与人口规模增长、GDP/人均GDP双增长和年均碳减排量高等原因有关，说明考察期内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两国也同时付出了很大的碳减排和环境生产努力，GDP的能源消费及相关碳排放强度下降明显。

对应来看，美欧德日巴5个经济体环境产出增长与碳排放趋势在内涵上基本一致，即环境生产的增长主要是由碳减排推动。其中，美欧德主要是通过加大碳减排力度和促进碳排放脱钩，来实现环境产出提高；而日巴也呈现出一定的环境产出与碳排放“双略增”的趋势，原因在于两国因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有所增加，具体而言是：仍未走出经济增长停滞“怪圈”的日本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有所复苏，同时因暂停核电开发，增加了碳基能源消费；巴西则是处于经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及其规模效应推动了碳排放的增长。

（二）基于“水平―结构―动态效率”三维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1.水平相对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由测算得到各经济体经济产出（EL）和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图3），可得以下发现。

经济产出水平指数（EL）：结合IMF WEO（2014）预测，2020年前中国GDP（PPP修正）将一直处于快速增长过程，2020年美国和欧洲经济规模将相当于中国的约90.89%和83.33%，其他国家都被远远超越。

环境产出水平指数（ENL）：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超过德国和日本，仅次于欧美位居第3。但是，在考察期内，德日两国环境产出水平相近且始终保持平稳，欧美分别在1983年和1993年才超过两国，说明德日始终保持较高的低碳化水平。

进一步，采用变异系数法测算不同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权重（表2）。变异系数用以描述期内各经济体对于实现环境和经济产出目标的难易程度。结合本研究可知，变异系数越大，意味着对应环境努力程度更高。所测算得到的权重系数，可用于评价考察期内对该项指标实现的侧重程度。

由各指标结果可以看到：考察期内，中国环境产出水平相对最低，欧美水平较高，其他相近；欧美中的努力水平较高。由于基础相对较差，中国环境产出改善的效果最为明显。在经济产出方面，中美欧努力水平（变异系数）较高，但中国改善程度最大。整体看，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环境的政策偏好与欧美相近，说明考察期内中国在致力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面以欧美发展模式作为了主要参考，同时取得了经济环境“双快速增长”的良好成绩。日德巴印4国均相对侧重于经济发展，主要与这些国家环境基础条件保持较好有关。中国要真正实现环境和经济协调的低碳化发展，下一阶段应提高环境产出权重，加大环境努力。图3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

“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EENL）：该指数测算采用Fisher指数构造方法。环境产出和经济产出的测算均以中国2020年目标水平为参照（标准化为1），因此，据此得到的中国2020年“经济―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指数也是标准化值1。

由图3可知，欧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除中国外的其他经济体，但中国追赶速度很快。印度增速也较快。从“环境―经济”协调程度改善（综合指数增速）的角度看，中国改善最快，欧美次之，印日德巴4国增长平缓。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中国该指数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快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2.结构指标的测算和比较

考察期内，依据碳排放强度指标，各经济体广义碳减排技术水平基本处于持续进步状态，即碳排放强度持续降低，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但是，依据评价广义环境技术进步的环境生产强度（单位与碳排放强度相同）指标，结论却显然不同（表3）。

总体上，各经济体环境强度有趋同趋势，中国技术进步水平最低，但改善最为明显；欧美技术进步水平相对稳定；德日巴印的所谓“技术退步”状态，主要原因在于GDP增速高于环境产出增速，其中，印巴两国更多地强调了经济增长。

环境友好指数是社会产出和环境产出的无量纲化比值，说明的是一经济体在社会发展中趋于环境友好的程度。2020年中国该指数取值为1。虽然这并不完全标志着该年份中国的“环境―经济”生产满足目标“合意”配置，但不影响国际间比较。

由图4和表4看出，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的趋同趋势。

考察期内，中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底子薄，虽在整个考察期内呈提高趋势，但横向比仍最低。

德日欧美环境友好程度高，发展平稳。结合实际看，4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也较高，说明采取了较合理的社会发展方式。其中，美欧人口和经济规模与中国相近，在环境生产上采取“踩碎步”的改进模式，具有更高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日德的环境友好程度一直好于欧美，指数略趋降的原因是考察期内总体上GDP增长超过环境产出增长。

图4 环境友好指数国际比较

巴印两国则是在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的“高”环境友好性。并且，在考察期内，两国环境友好程度明显下降，应与两国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有关。

3.动态效率指数的测算和比较

动态效率基本指数集包括对环境产出的总体绩效（DENP）、广义技术进步影响（DENT）和经济产出影响（DEEN）的3项评价指数，是基于相邻年份环比关系对单一经济体环境生产的动态评价。该类指标只能用于经济体自身动态效率的纵向比较。此外，为更便于辨析环境产出和碳排放概念及其应用的不同，也分别给出考察期内经济增长（DCEP）和技术进步（DCTP）对碳排放影响的动态指数变化情况，测算方法相同。

由测算结果（如图5）可得以下结论。

第一，对所有经济体，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动态影响均基本为负向效应（DEEN

第二，在广义技术进步对环境产出动态影响方面，在整个考察期内对中国始终保持正向效应（DETP>1）且最为显著，但作用逐渐减弱；对欧美在多数年份保持平稳正向效应，变动很小，对欧盟作用强于美国；对其他4国均基本保持负向效应（DETP

第三，依据DCEP指数，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对发达经济体而言，对欧盟和德国在约1/2年份和对美日在约1/3年份呈现正向效应。

大体以1996年和2001年为两个标志性年份，经济增长对4个发达经济体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分为三个阶段：1980-1996年和2001年后4个经济体的影响模式相近，1996-2001年期间有所差异。对中巴印3国，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均呈负向效应（DCEP

第四，依据DCTP指数，在整个考察期内对各经济体，广义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均基本呈正向效应，对中国作用相对最为显著。

进一步，采用同年份中国环境产出及其强度、碳排放及碳排放强度、GDP数据作为参照，仅选取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可比指数（正向指标，简写为RENTP，测算公式如式（13））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可比指数（负向指标，简写为RCTP，测算公式如式（14）），用于比较同期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和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差距。

由测算结果（如图6）有以下发现。

其一，考察期内，各经济体之间及其与中国的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差距，均呈现迅速缩小和趋同的趋势。依据RENTP指数，总体上，发达经济体均保持较高技术进步水平，德日两国高于欧美。仅依据表面指数值，巴印两国广义环境技术进步衰退明显，原因在于初期两国经济发展较低，碳排放水平低，近年来也采取了侧重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其二，依据RCTP指数，考察期内，各经济体的广义碳减排技术进步影响的变化趋势趋同，且均明显高于中国。但是，巴西的广义碳排放技术退步明显。

4.基于2020年碳减排承诺的预期环境友好特征评价和国际比较

以2020年预期GDP标准化为参照值1，以及根据中国承诺测算的2020年碳排放量（1 026 652万吨），相应环境产出量（2 962 654万吨）也标准化为参照值1，可知2020年中国环境友好指数和复合产出水平指数也是1。

由表4可知，以2020年中国各环境生产相关指数为参照，日德两国环境产出水平最高，环境技术进步水平也最高。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的巴印两国，环境产出水平和环境友好程度较高的原因在于既有的高环境存量，其环境技术水平较高内涵意味着对环境存量的保护工作开展得好。欧美两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规模相近，但环境友好程度、环境产出水平和碳减排技术进步程度均高。比较可知，中国“经济―环境”复合生产水平高的原因，主要在于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以碳减排努力为代表的环境生产领域仍亟待努力。

具体而言，测算得到的中国2015和2020年环境友好指数反而相对之前明显降低。以2020年环境友好为1，考察期内1990年至今的环境友好都高于1。这说明中国现有碳强度减排承诺目标偏低或经济产出目标过高，“环境―经济”生产目标制定的环境友好性偏低。

四、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和环境产出的影响分析

根据前述定义，可以将环境产出看作受经济增长、直接碳排放和影响碳排放的其他间接因素等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和周期性成分的叠加。HP滤波方法可以帮助剔出周期性成分影响，保留某一影响因素的趋势性成份。

这里，采用HP滤波方法，对各经济体，在碳排放和环境产出序列中分别剔出经济产出（GDP）周期性因素的影响，识别经济影响的趋势性成份（如图7），用以说明一经济体经济增长对于自身碳排放影响（DCEP）和环境产出影响（DEEN）的不同趋势特征。该趋势成份值大于1，说明经济增长对该方面影响呈正向效应；趋势成分值小于1，则说明呈负向效应。

依据结果可以看到，各经济体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净影响总体呈负向效应，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碳减排努力。而对碳排放则因经济体不同而不同。相应的趋势影响分析（表5）也能够说明经济与环境产出、碳排放存在不同的趋势效应。

五、政策建议和结论

本文采用基于正期望产出假设的环境经济分析理论，对中国和美欧等7个主要经济体的社会“环境―经济”生产的状况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与采用碳排放或年度碳减排指标的有关国际比较研究结论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碳减排与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性在内涵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增长对环境生产（累积碳减排）总体呈负面影响，有效的碳减排政策应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相独立。考察期内，实现同等经济规模，中美欧3经济体环境产出水平相近，日德始终保持较高低碳化水平，巴印环境产出水平较高的原因在于较低经济发展水平上对环境存量的低消耗；中美欧对经济和环境产出的政策偏好相近，但中国未来需要更加重视环境生产；美欧德日巴5经济体环境生产与碳减排变化趋势一致，而中印两国环境生产与碳排放“双增长”的原因在于伴随经济增长的结构调整等政策导致的碳减排；各国社会生产的环境友好程度呈现明显趋同趋势，而中国相对仍最低，德日欧美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更为合理。但是，中国累积环境生产努力最大，改善也最明显。此外，从环境友好性角度看，按照中国2020年承诺测算的社会生产环境友好性水平偏低，甚至低于现阶段，需要进行调整。

从动态效率角度看，考察期内，经济增长对环境产出的负面效应，对较大规模的经济体影响也较大，但随时间推移趋于减弱，其中对中国影响最明显；广义环境技术进步影响对各经济体呈现趋同趋势，对中美欧体现为正效应，而对其他4经济体效应为负，对中国正效应最显著。但是与碳减排相关的单纯技术进步也没有遏止碳排放增长的势头。

由此，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当前放缓经济增长和建设生态文明的背景下，中国应在未来适当调高环境生产目标或降低经济产出目标，提高环境友好性程度，进一步加大环境和碳减排努力，促进经济低碳化发展；调整经济增长速率和节奏，控制经济增长的负面环境影响；采取与经济增长相独立的碳减排政策，加大该领域投入，推进“碳脱钩”进程；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有关制度创新，更加重视碳减排技术的实用化和推广；密切跟踪各国碳减排和社会生产调整进展，学习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第5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不断加快，民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伴随着外企的大量涌入，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大。国有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确保其在市场上立足，实现其健康可持续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道路上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然而，就我国国有企业管理现状来看，其在管理创新上仍存在诸多问题。创新发展水平整体失衡，未形成正确的市场竞争概念，且缺乏有效激励手段和机制，造成其管理创新发展缓慢。需结合企业自身发展现状，采取有效的发展策略，才能确保其未来发展的长足性和可持续性。

一、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概述

就企业的创新而言，其主要和根本目的是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以赢利作为一切创新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创新涉及企业的多个方面，如企业制度创新、企业管理创新和企业技术创新。针对企业管理创新，作为企业运行发展的重要保障，企业管理的高效率，对于企业良好运行和实现长足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来看，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并发展的企业形式，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国有企业沿用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也在逐渐衰弱[1]。因此，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创新，针对其管理模式和管理办法进行现代化、科学化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足效用。

二、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现状

1.整体发展水平严重失衡

就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情况来看，其整体发展水平严重失衡。少数国有企业在具有前瞻思想和实干能力的企业领导带领下，积极建设企业文化，并将企业管理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路径，实现了企业管理水平的极大提高，使企业的综合实力和市场影响力获得显著提升。如海尔和联想等企业，其企业管理创新水平位居我国企业前列，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而大多数国有企业仍沿用传统的管理模式，造成企业发展乏力，管理水平停滞不前。

2.缺乏正确市场竞争概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决定者。企业要想获得自身的长足发展，争取到更多的客户和消费者，就需要形成正确的市场竞争概念，以市场为导向，决定企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策略。然而，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正确市场竞争概念，仍以计划经济时代传承下来的管理理念作为发展方针。过分强调技术革新带来经济效益，忽视企业战略定位的重要性。企业发展没有战略目标作指导，市场价值受到极大削弱[2]。

3.缺乏有效激励手段和机制

国有企业存在的一大问题即分配制度不合理，员工的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不健全。对于员工收入和利益的分配，不是根据其生产效益和贡献价值，而是其职位高低，且受人为因素干扰较大。绩效考核体系不健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不高，造成企业生产效益低下。同时，激励手段和机制不健全，无法准确把握激励时机和额度，表现优异的员工无法得到有效激励，造成企业管理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

三、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策略

1.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约束

我国国有企业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较为深远，其经济发展模式和管理模式很大程度沿袭下来，造成其体制管理受到很大程度的制约。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计划经济的一套体系和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相互间的碰撞与矛盾使得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约束和束缚。为此，必须有效消除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突破原有的旧思想和旧办法，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向着现代化和市场化道路不断发展。

2.树立正确市场竞争理念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不断深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为实现国有企业管理创新，最为关键的问题，即树立正确市场竞争理念，以市场导向企业的发展道路[3]。重视科技和人才发展，提高企业发展的技术水平，并在健全的人才培养机制下，实现企业创新实力的有效增强。对市场形势进行深入研究，以市场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为指导，制定科学的战略方针，确保企业发展与市场的有效同步。

3.建立健全有效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管理创新的实现需要建立在健全的人才激励机制之上。人才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其对于企业管理模式的优化和发展策略的制定和实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此，应当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于企业员工和人才的培养，能够以科学系统的绩效考核机制作支撑，充分发挥人才的优点，使其能够主动进行自我提升，并将自我优势展现出来，实现企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6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民政档案；核心；发展方向

一、新形势对民政档案管理的影响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逐步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开发经济建设，国家政策和经济体制的支持也侧重于促进经济发展，因此，在新形势下民政工作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迎合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需求，突破传统的管理观念。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新形势下的民政档案管理工作被赋予了更大的使命和要求。只有正确把握民政档案管理的核心方向，有效落实民政工作建设、管理和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利用科学化合理化的管理手段推动新时期的民政工作创新发展。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体制共同发展的形势下，利用新型的信息化管理技术对民政档案实施高校管理，利用创新思想改善民政档案管理队伍的面貌，有效利用科学手段和新思想观念解决民政档案管理中的问题。并在实践中寻求更适合现阶段形势发展的民政档案管理方法，在发展中不断进行创新，以保证我国民政事业持续发展，进一步贯彻落实党的政策和方针，以新思想、新面貌、新态度、新方法落实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民政档案管理工作的使命。

二、民政档案管理的核心要求

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侧重于发展完善经济体制，民政工作作为国家基础工作的一部分，结合着民政工作利民为民的特点，民政工作中涉及的档案管理工作就尤为重要。民政档案体现了综合性较强、涉及范围较广、类型较复杂等因素，并且都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因而民政档案的管理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及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做好民政管理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民政档案管理的档案关系到国家政策的落实及实施。在以科学和经济发展为前提的新形势下，民政档案管理的核心要素体现在管理基础、管理水平和管理理念上。

（一）民政档案管理的基础建设是民政档案管理核心的重要部分。民政档案可以从宏观定义上分为专业、文书、实物、电子、声像和科技档案等。民政档案管理是民政部门中的基础性工作。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民政档案管理也呈现着多元化的特点，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要求更加多样化，档案资料类型复杂，涉及范围较广。所以，民政工作更需要与时俱进，利用新型信息化技术完善管理方法，确保民政档案的基础性工作跟上时代的发展。利用科学方法收集真正具有保存意义的文档资料，保证档案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对传统的档案管理模式进行创新，推进信息化收集和管理，进而提升民政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

（二）民政档案管理的管理水平也在核心概念上占有重要成分。民政档案管理相对于其他档案管理较为复杂多样化，管理人员和管理资料需要进行合理分配，才能够有效地保证工作质量。民政档案管理的管理水平体现在档案管理制度、管理规范、工作制度和员工职责等方面。在科学技术和经济体制发展的新形势下，培养具有时代意义的新型管理型人才，利用更具专业性的人才改善现有的管理机制，对工作权责进行合理分配，并物尽其用，达到对民政档案以及相关人员的合理性管理。

（三）新形势下民政档案管理的管理理念也在改变，传统的民政档案管理通常存在很多懒散的、不作为、不规范等现象。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体制给民政档案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传统管理观念的基础上，更需要有协调合作的管理理念。民政档案管理部门不再是一个单独行动的主体，而是需要和其他部门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国家和政府的任务，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摒弃错误的封建思想和管理概念，努力形成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数字化管理概念。

三、新形势下民政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

我国的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民政工作也由原来的传统模式，转变成了现代化适应经济发展的管理方式。对于加强经济建设，以及对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目标的确立，国家大力推行各种福利救助、民主政治建设、消防建设、社会事务管理政策等。对民政档案管理工作来说，其发展方向不仅决定着民生的发展，更将成为一个时代的印记。所以，在新形势下，找到推动民政档案管理发展的要素极为重要。现代化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档案管理是新时代的产物，在多个领域应用中发挥其重大作用。所以，在民政档案管理中，信息技术、数字化处理技术以及创新管理理念也将成为民政档案管理的发展方向。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形势下民政档案管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多样化的政策实施给民政档案的基础性收集和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新形势下的民政档案管理迫切需要改善核心要求和明确发展方向。在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今天，信息化高科技技术已经成为各领域普遍应用的管理方法。民政档案管理更需要条理性强、专业性强、协调性强的数字化管理。所以，新形势下民政档案管理将顺应时代的发展，对管理模式进行创新，对管理方法进行完善，利用科学有效的信息化管理技术推动民政档案管理的发展。

作者:袁振 单位:洮南市民政局

【参考文献】

[1]文丽鹏.浅析在市场经济中档案管理的挑战和出路[J].东方企业文化,2013(10).

第7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在汇率研究范围内有不少问题可供选择，本文以汇率均衡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两方面：

一方面、汇率均衡研究在西方汇率理论中仍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自然也就是一个很有“挖掘”潜力的理论课题。如果我们能用科学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论但又高于西方理论的汇率均衡研究成果，将是有理论意义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是，迄今为止，在我国为数不多的汇率研究中，尚没有发现对汇率均衡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可以说这还是一个“空白”领域。而现实是，经济发展中总存在着“均衡”运行的问题，西方国家如此，我国也是如此。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就强调经济总体和各部门之间的平衡，现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更需要重视经济的均衡运行。而经济的均衡运行是由许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组成的，汇率便是其中之一。汇率均衡是保征我国对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条件，对国内经济的其他方面也将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论分析为前提，以中国现实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建立我们自己的汇率均衡理论是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的，我希望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浏览了国内外关于汇率研究的大量文献和搜集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论述采取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分为汇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汇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两大部分。

主要内容如下（按各章顺序）：

首先，对全文的中心议题、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及有关概念作概括说明，并对西方汇率理论中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绍，这些构成绪论的内容。

在上篇中，我们首先将汇率均衡纳人整个宏观经济体系中，建立了汇率这一经济变量与经济其他主要方面之间的均衡关系。这些均衡关系包括；汇率与价格水平的均衡、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货币供求的均衡、汇率与利率的均衡、汇率与国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汇率与财政收支的均衡、汇率与资本流动的均衡。这些内容是我们论证汇率均衡的理论基础。

在阐述了汇率与各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之后．我们又将汇率均衡置于汇率政策目标下，对汇率政策进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汇率均衡既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又是一种目标体系．它应成为汇率政策的主要目标，辅助宏观经济发展总目标的实现。作为汇率政策的目标，汇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对此，我们进行了3个层次的分析，包括：内部均衡与对外均衡、局部均衡与总体均衡、短期均衡与中长期均衡。

汇率均衡不是一个静态概念，而是一个动态概念，其内容既会因汇率及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而不同，也会因汇率政策的调整而不同。汇率政策调整对汇率均衡起着决定性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于汇率政策取向上。汇率政策取向是一个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概念，它引致汇率均衡向着某一个由政策确定的方向变化，这个方向有时是根据客观经济变化而定的，更多的时候是政府为了实现某个特定的目标而作出的决策。无论如何，取向性的汇率调整可能会导致汇率均衡在现象上出现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确的，是符合经济发展目标的，这种“偏差”就是汇率均衡过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进行了宏观经济环境下和汇率政策条件下的汇率均衡分析之后，我们对有关的汇率指标作了系统性的分析。这些指标包括：购买力乎价、实际汇率、有效汇率（多边有效汇率和双边有效汇率）、实际有效汇率等，还有可以估价汇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国际收支法。它们能够从不同方面分别测量汇率的真实水平或客观水平。作为量化的汇率指标，它们可以为汇率均衡程度检测、汇率政策调整提供明确的、可行的依据。

在上篇的一般理论分析基础上，我们展开了人民币汇率的特殊均衡分析。这构成下篇的内容。

首先，对于人民币汇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简要说明。人民币汇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汇率目标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应地，人民币汇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义。

对人民币汇率的均衡分析，是从其历史回顾开始的。在第7章中，我们系统地介绍了人民币汇率的演变过程，同时对伴随人民币汇率历史变化的原因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人民币汇率政策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经济体制的许多方面都密切相关。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80年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汇率政策与我国贸易体制、价格体制、货币供求关系、财政税收等方面表现出日益密切的相关趋势。一方面，汇率政策对于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响或制约作用；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对汇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标内容上、政策手段上都进行相应的变革。

在论文的第9章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各种指标进行了系统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币购买力平价之评价、人民币实际汇率分析、人民币有效汇率分析、出口换汇成本分析、以及对作为“平行汇率”的贸易内部结算价、黑市汇率、外汇调剂市场汇价进行的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分析可以为我们提供官方名义汇率所不能表现出来的许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币汇率变化的真实轨迹及其存在的问题。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为它们能为汇率政策的历史评价、汇率政策的改革调整和人民币汇率的均衡检测提供现实的依据。

根据上篇理论分析的思路，我们在第10章进行了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分析。人民币汇率均衡是我国汇率政策的目标，它与一般理论分析下的汇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内容，就其本身而言，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也会有不同的内容。我们根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步骤划分出近期的和中长期的人民币汇率均衡目标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标适应干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阶段，是汇率政策改革的现实选择。它取决于3个大前提：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外向型贸易发展战略，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中长期的均衡目标是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汇率政策目标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较远期的目标方向。可以设想的是，中长期汇率均衡目标将是一个包含更多变量的、较宽的汇率目标区间，是由许多个近期目标区域构成的连续运行轨迹。

在论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们就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了探索性的分析。这些问题包括：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对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探讨；统一汇率形式、建立健全外汇市场；对人民币可兑换性的探讨。这是目前我国外汇体制与政策改革中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这些方面提出的观点或建议是在本文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础上阐述的个人观点，也是作者希望将汇率理论研究运用于现实分析的具体体现。

论文在就上述各方面进行了论证之后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l）汇率是宏观经济体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仅仅是一个“价格形式”，汇率均衡也就应体现出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内在的、有机的“因果链”关系，而不只是一个汇率水平问题。由此决定了汇率均衡研究必须从汇率与各个经济因素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入手，将其纳人宏观经济体系的“大环境”中进行。

（2）汇率均衡是一种理想的汇率运行状态，从汇率政策角度来研究，它就是一种目标体系。汇率政策必须以汇率均衡为目标来确定其具体内容、手段和调整方向。而作为目标体系的汇率均衡应是全面的、动态的、多层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所决定，又因各种经济因素和政策取向的变化而不断地得到调整。

（3）汇率均衡的具体表现形式是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量化的汇率均衡水平。由于汇率均衡是一个全面的、动态的概念，均衡汇率作为具体化了的目标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个“水平点”，而只能是一个由不同时间长度等因素决定的、宽域不同的、动态的、最佳汇率区间，这个目标区间就是汇率政策的“目标靶”，而且是一个可移动的“目标靶”。

（4）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同样存在着汇率均衡问题，只是传统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币汇率均衡研究在内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对其评价也没有一致的标准。特殊的经济体制造就了汇率均衡以特殊的内容和含义。对人民币汇率均衡进行的特殊分析应着眼于目前和近期的发展，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汇率均衡已成为经济均衡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汇率政策应该树立汇率均衡的目标体系，并根据宏观经济发展目标来确立其内容。为了实现人民币汇率均衡这一政策目标，改革汇率调节机制、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汇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导，但政策取向不应以主观决策为主，而应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作出有利于市场经济改革的选择。

在整个论文的构思写作过程中，作者力求对汇率均衡这一题目进行有创见性的研究。指导思想有两条：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虽借鉴它们的一些基本理论，但重在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形成独立的研究体系；二是将理论研究服务于现实经济生活，唯其能为我国的汇率政策和经济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东西才是有价值的。

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试图作突破性的研究，这些方面是：

（l）将汇率纳人宏观经济体系中，确立汇率与多种经济因素之间的均衡关系；由此得出了更为全面的汇率均衡概念。

（2）指出汇率均衡与均衡汇率之间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并提出汇率均衡作为目标体系，是一个动态可调整的特定汇率区域的论点。

（3）提出汇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这一概念，对政策取向的特征、含义及其客观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4）对于西方汇率理论中出现的一些汇率指标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们观念中对这些指标模糊的或错误的认识。

（5）对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指标进行了系统的应用分析，其中有些是应用国际上已有的指标模式进行的现实分析，有些则是对我国外汇体制下的特殊汇率指标进行的分析。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币汇率存在的偏差和汇率体制存在的问题。

（6）对当前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同时，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论述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不少属于因个人理论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导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观条件限制所致。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得到更理想的发挥或更深人的论证。这些地方主要包括：

对于汇率均衡的目标模式，本文只是着重了涵义和基本思路和刻划，而没能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汇率均衡理论还缺乏数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论证；

第8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经济秩序；发展中国家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4-00-02

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4044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经济体。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也稳居世界前十名行列。对于新兴经济体的组成成员界定，经济社会中具有以下几个观点，首先是美国首席经济学家提出的金砖五国概念，并与2005年将其发展为金砖11国，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伊朗等。其次还有灵猫六国，迷雾四国等集团化概念。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对新兴经济体的衡量标准进行了界定，从二战后经济增长，经济规模，人均收入水平，国际经济地位等七个方面对新兴经济体的概念进行限定，并将条件符合的11个国家列为新兴经济体，简称为“E11”。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影响，随着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对于其的态度也随之转变。美国经济衰退时期，总统奥巴马曾在联合国大会上明确表示美国将于未来与新兴经济体共同合作，恢复并稳定全球经济的发展。2013年，美国经济出现了明显好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与法国商界会谈时表示，新兴经济体将会对美国及欧盟的合作带来巨大的挑战。由西方国家对于新兴经济体既爱又恨的态度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在21世纪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将影响国际经济秩序的变迁。

一、新兴经济体影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新型经济体利用其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改变了二战前夕以美国和前苏联为首的经济格局。

（一）建立新型世界经济增长格局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成为现阶段世界经济格局的最新特点。世界范围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出现了同步增长的现象，特别是中国、印度等经济人口大国，在国内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在09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黄金力量。2009年，由美国华尔街开始，全球经济急剧下滑，新兴经济体的强劲发展势头也由此被打断。2011年，世界经济转入稳步恢复阶段，世界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新兴经济体的恢复与增长速度始终高于发达国家与世界平均增长率，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与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复苏具有不同的特点，新兴经济体能够及时获取经济前沿情报、分享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据MF数据显示，最近十年中，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发展达到百分之六左右，高于发达国家人均GDP增长的三倍。在09—10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发达国家的人均GDP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而新兴经济体的人均GDP则继续保持正增长局面，达到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左右。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拉动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推动力经济全球化的进步，国际金融机构预测在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依然将保持迅猛的发展趋势，逐步建立一个由新兴经济体主导的经济增长格局。

（二）新兴经济体引领全球经济的复苏

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经历了多次经济金融危机，一般来说，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萧条状态，如1929年出现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世界经济负增长七年，直到1954年，美国经济才得以恢复到原来水平。19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也将西方国家纷纷拉入十年滞胀局面，拉美地区经济增长20年未得到有效恢复。而09年的经济大衰退后，世界经济复苏迅速，其中很大部分应该归功于新兴经济体的强力发展。

根据近五年MF调查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全球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来自于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贡献。2010年，新兴经济体的全球产出增量达3万亿美元，占世界的经济增长的百分之七十二，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已经成为推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

（三）新兴经济体带动全球经济重返扩张

经济危机爆发后，国际经济机构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仍然持有乐观的心态，经济学家认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发展仍然处于扩张阶段。除此之外，世界银行的未来发展趋势中预测，新兴经济体将占据全球内需的一半左右，亚洲经济体将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导力量，将以年均百分之八的经济贡献量位于世界经济增长首位。

二、新兴经济体改变国际经济秩序

新兴经济体对于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分为两个主要方向：一是改变国际经济力量格局，全球经济集团的碰撞对抗加剧。二是推动新型的经济结构出现。资金能源分配由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向新兴经济体倾斜，全球需求增长依赖于新兴经济体的拉动。

（一）全球经济重心倾斜，经济力量格局转变

1.经济重心转向新兴经济体。根据MF预测，到2016年，中国、印度、韩国等新兴国家的GDP规模将达到21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的百分之二十三，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GDP比重将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一。世界银行在2011年的全球经济报告中预测，至2025年，中国、巴西、印度、韩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达到世界的半数以上。

2.行结构调整。现阶段，全球经济分为三大发展板块：北美板块、欧洲板块和亚洲板块。据国家经济机构预测，21世纪将以亚洲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主力。从MF提供的经济数据来看，亚洲经济在未来十年内将持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亚洲也将力压美国、欧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区域。

3.大国排列次序发生变化。09年经济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倒退，据国际经济机构预测，未来10年间，世界十大经济体的排名的入榜情况将发生较大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将占据十大经济体的半数以上，整体发展力量增强，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造成剧烈冲击。

虽然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迅猛，但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仍然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只要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保持持续上升的状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正确指导思想，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新兴经济体仍然具有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优势，国际经济局势依然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二）国际经济格局出现结构性调整

1.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需求上升的引擎。就现阶段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来看，个人累积财富数量迅速增加、中产阶层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力阶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物质精神商品消费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国家内需增长成为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体力量。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未来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消费将超过发达国家，保持百分之九的年增长率。

2.财富分配格局变化，新兴经济体占据有利地位。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使全球的财富分配格局出现了变化。东半球成为财富集中的区域。根据对全球外汇储备的数据监测可知，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量在2013年达到8000亿美元。国际资本开始出现逆向流动，即由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的政府财政收支逐年趋于平衡，政府欠债情况得到大幅缓解，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后劲十足。

3.金融货币格局变迁。随着经济格局的变化，部分新兴经济体通过货币金融、大宗贸易等不断壮大自身金融业的发展，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外汇储备数据显示，美元的外汇储备比例在过去十年间下降了百分之十左右，此种趋势将会持续进行。多极化世界的发展将会推动货币多元化的格局出现，世界银行组织预测，在2030年之前，将会达到美元、欧元、人民币三种货币鼎力局势。

三、新兴经济体发展所面临的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具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但是，由于自身力量的不成熟、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仍然面临问题与挑战。

（一）通货膨胀压力增加

2009年经济危机后，美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处理政策，美元不断贬值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通货膨胀压力增长。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较为薄弱，需要面对通货膨胀、物价提升的多重压力。2009年以来，我国国内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处于上涨状态，2013年的CPI涨幅达到2.9%。为了缓解物价上涨危机，新兴发展中国家采取了增加银行存款利息等货币金融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危机，在阶段时间内取得了部分效果。但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本币升值压力，如何快速的化解膨胀危机成为新兴经济体发展的重要问题。

（二）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现象严重

后危机时代，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而欧盟成员国家大部分身陷债务危机。在这种复苏缓慢的经济形势下，发达国家降低了对于新兴经济体的产品需求，同时，为了保护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也采取了对于本国商业的贸易保护措施，排斥新兴经济体的产品输出，这就造成了新兴经济体对外贸易受阻情况。例如在中美贸易交往中，美国在09年到12年间对中国输出产品进行了十余次的反倾销调查，中美两国的经济争端不断凸显。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可以预见，未来新兴经济体仍将面临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对外出口市场将会严重萎缩。

（三）新兴经济体在社会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由于发达国家主导国际社会分工，新兴经济体在对全球经济贡献与所得的财富比例不符。虽然近几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是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除此之外，新兴经济体在先进科学技术方面仍然有所欠缺，大部分重要的电子产品零件仍然依赖进口。由于此类条件的限制，一段时间内，新兴经济体仍然将处于国际社会分工的底层。

（四）新兴经济体之间合作欠缺

各新兴经济体之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国际资金、商业投资互相进行惨烈的竞争，例如中印之间在非洲争夺石油、矿产等自然资源不仅削弱了本国的竞争力，还为其他观望国家提供了可乘之机。这种重竞争轻合作的做法不利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联合发展，限制了经济体总影响力的增强。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新兴经济体是当今经济社会中一个有力的发展力量，其在未来几十年时间内也将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是就目前经济社会来说，仍将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国际经济社会内部矛盾将不断激化，新兴经济体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需要合理处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挑战，为更加合理、公平的新型经济秩序的建立做好准备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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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祖贵，魏宗雷，刘钰.新型经济体的崛起及其影响[J].国际资料信息，2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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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王世浚.21世纪的国际经济合作[J].南亚研究季刊，1997（04）.

[13]陈凤英.世界经济基础嬗变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J].领导文萃，2011（08）.

[14]达尼·罗德里克.拯救世界不能单靠发展中国家[J].IT时代周刊，2011（18）.

[15]迈克尔·斯宾塞.新兴经济体能救世界吗？[J].报林，2010（08）.

第9篇：经济体的概念范文

一、经济转型

（一）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探讨经济转型之前，应分析“转型”一词的词义。“转型”作为一个基本概念，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

布哈林在研究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曾首先使用了“经济转型”的概念。

在研究文献中，对经济转型的表述及研究的侧重点均有不同，中文文献往往以“改革、转型、渐进和转化”来描述。[找文章到文秘站-/-一站在手，写作无忧！]

就经济转型的概念而言，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具体地讲，经济转型是经济体制的更新，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经济结构的提升，是支柱产业的替换，是国民经济体制和结构发生的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经济转型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会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即使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非常发达的西方国家，其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也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着现存经济制度向更合理、更完善经济制度转型的过程，也存在着从某种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经济结构过渡的过程。

（二）经济转型的分类

经济转型有多种分类方法，常见的有以下两种划分方法：

1、按转型的状态划分：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

体制转型。指从高度集中的计划再分配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体制转型的目的是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制度创新。

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结构转型的目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从而在转型过程中改变一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和区域经济体系中的地位。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供求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等。因此，结构转型又包括产业结构调整、技术结构调整、产品结构调整和区域布局结构调整等。

另外，有的学者把经济转型的状态分为四类：经济体制转型、发展战略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经济结构转型等。我们认为，无论怎么划分，经济转型都不外乎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两种类型。

2、按转型的速度划分：分为激进式转型和渐进式转型。

激进式转型。指实施激进而全面的改革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进行尽可能多的改革。大多数学者把俄罗斯和东欧“休克疗法”的经济改革称为激进式转型。激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的终极目标。

渐进式转型。指通过部分的和分阶段的改革，在尽可能不引起社会震荡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实现改革的目标。多数学者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称为渐进式转型。渐进式转型注重的是改革过程。

（三）经济转型的特点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定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但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

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的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转型

1、转型的四个阶段

在某种程度上，全国新一轮经济转型浪潮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延续和发展。因此，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必须先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转型。改革开放后，中国从计划经济迈向了市场经济，阶段性过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有专家认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一开始并不是朝着市场经济发展，通常采用“先试验后推广”和“不断调整目标”等做法。总体上讲经济转型是渐进的，但在某个阶段也有激进的性质。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其一，在经济自由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农村到城市的渐进式改革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以为核心的农村改革，使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以放开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为核心的改革，使国有企业初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同时也使非国有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其二，经济市场化的改革将国营企业推向了市场，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展开竞争。其三，经济民营化改革强调了产权的重要性，允许了经济更大程度上的经济自由，各种所有制的竞争，使非国有经济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力量；其四，经济国际化的改革，使中国经济在加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同时能够面对世界新经济的挑战，逐步向国际经济一体化过渡，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来。

2、当前全国经济转型概况

加入WTO后，中国经济正飞速地迈向国际化。在国际化竞争和较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出现一种新观念、新技术和新体制相结合的经济转型模式。这种经济转型模式不仅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还将改变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当前，全国许多地区提出了经济转型的构想，并且许多地区还制订了经济转型 规划。其它地区虽然没有提出经济转型的问题，但是实质上也在做着经济转型的工作。整体上看，全国经济转型可分为北方的经济转型和南方的经济转型，并且南北双方的经济转型有着明显区别。北方的经济转型以东北三省为代表，南方的经济转型以粤、浙、闽等省为代表。北方是我国的能源基地，改革开放近二十多年来的能源开采利用，许多地区能源开采业进入了萎缩期，由于资源的逐渐枯竭，导致了一些社会矛盾的出现。东北以阜新市、辽源市、伊春市、大庆市为代表的四个国务院资源型经济转型试点城市，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减少能源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另外，北方是我国重型制造业基地，但是制造业整体水平落后。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态势，北方工业需要有新的提升。因此，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其次是产业技术升级和经济制度创新。也就是说北方经济转型是以产业结构调整为主、技术进步为辅的经济转型。南方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中国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地带”，尽管如此，南方经济与世界发达经济还存在着生产技术、管理上的差距。因此，南方经济转型的核心是推进产业技术进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质上是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世界竞争。

3、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质

纵观当前全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把科技放在了突出位置。因此，中国当前经济转型的实质就是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经济发展中的高科技含量。

4、当前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任务和方向

目前全国许多地区的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受到国家产业政策、资源和环境的制约，不能更好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中来。因此，全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之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

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开发和应用先进技术、工艺和装备，在提高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和控制污染等方面取得明显进展。

转型的方向是发展高科技，用科技化带动产业化。当前的世界经济是高科技主导下全球一体化经济，高科技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因此，大力发展高科技企业，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提高高科技产品的市场份额和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使高科技产业化是经济转型的必然方向。

5、加入WTO后我国的产业发展态势与经济转型

加入了WTO后，中国的一些优势行业如纺织、服装、鞋类、玩具、机电等由于不再受到最惠国、反倾销之类的威胁，因而得到迅猛发展。这些优势行业在迅速占领世界市场的同时，也在发展壮大中占领了世界生产技术的制高点。以服装为例，20__年中国服装在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设限的情况下，许多产品的外贸出口量和20__年相比仍实现了翻番。中国服装业在向世界市场的迈进中，生产技术和组织管理水平得到了锻炼和提升，达到和超越了世界一流水平，令欧盟和美国的服装生产界感到震惊。因此，在部分地区的经济转型中，有的地区（如阜新市新邱区）把服装行业作为了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且完成了一定数量的外贸出口。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未来的全国经济转型中，我国的优势行业将是一些地区的最佳选择。

（五）当今世界经济转型的潮流

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主要特征就是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信息化的突起，经济全球化是对全球资源和市场追逐的结果，经济信息化则是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使然，在这场竞争中世界经济将转向以商务电子化为代表的新经济。新经济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带动下，将发展成为以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技术和管理技术等七大高科技产业为支撑的龙头经济。有的学者甚至把这种新经济称为第三次产业革命。

（六）经济转型与传统经济发展

世界经济转型的历史是一部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的历史，又是一部新兴产业崛起的历史。世界各地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尽管有许多新兴产业的崛起和发展，但是除了一些资源型产业因资源枯竭而退出历史舞台外，传统产业并不会因经济转型而成为终结者，相反传统产业会在经济转型中得到更大程度地改造和提升。新兴产业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技术、市场和管理支撑，会遇到许多问题。只有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孕育发展期后新兴产业才可能成为某个区域的支柱产业。因而，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融合，才是经济转型的最快和最佳选择。在经济转型中，让高新技术和商务电子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来带动人才流、技术流、资金流的流动，从而推进市场资源进行整合，最终促成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是推进经济转型的有效方法。

二、可持续发展

（一）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可持续发展是八十年代提出的一个新概念。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

持续性指的是可以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可持续发展是指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又不以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指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它们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系统，既要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又要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大气、淡水、海洋、土地和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环境，使子孙后代能够永续发展和安居乐业。

经济可持续发展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经济本身应具有持续发展的能力。即经济有较强的发展后劲，具有“匀加速”或“加加速”前进的能力，将来不会出现因“加速度”急剧下降而产生经济衰退现象。其二是经济具有与社会、环境和谐发展的能力。即经济发展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但要同环境承载力相适应，虽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但要同社会进步相协调，不能以损害社会、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

（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

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经济。所谓的和谐经济就是经济结构要合理，具有较强的增长潜力，经济发展要与国家政策和谐、与社会发展协调、与环境承载能力适应等。

（三）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赶超发达国家，大量使用了本国的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急剧减少，环境严重恶化，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是我国老旧工业企业改造的重要方向。由于历史原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工业企业在以往相当长的时期里，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这些工业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高消耗，低效益，污染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短期“效益”基本消失，其后果是将大量的发展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使环境失去持久的经济支持能力，并使区域经济发展受阻。因此，老工业企业的出路就是通过加强技术改造，实行经济转型，进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其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途径。经济发展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首要目标，但并不是唯一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工程中，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证。但是环境生态目标是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和各类自然资源是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如果破坏了这个基础，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都要受到制约。要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就必须走经济持续增长，经济与能源、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道路。

其三是改革开放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改革开放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使我国进入世界经济强国之林。达到这个目的，没有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不行。同时，由于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各种资源的依赖程度愈来愈高。为了充分发挥环境与资源这个生产力要素在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使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和谐发展。

三、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

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是经济领域内的两个不同概念。两者是紧密联系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转型 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内在需求，是必要条件，可持续发展是经济转型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