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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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摘要：当前全球减缓与适应的努力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巨大的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需要直接的解决方案。2012年《

>> 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机制对中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气候变化问题的深度：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型发展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治化机制探讨 森林与气候变化的赛跑 气候变化与贸易 气候变化与城市 科技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经验与中国对策 有机农业与应对气候变化 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 气候变化应对与《森林法》修改 中德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现状与建议 欧盟愿与中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林业项目应对气候变化的途径与措施分析 俄罗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挑战与应对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应对气候变化的园林喷灌节水技术应用与评价研究 低碳试点城市与地方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 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与公众气候素养之比较研究 关于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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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 气候变化 自主性适应 计划性适应 牧民

面对气候变化，人类需要同时采取“减缓”和“适应”两条路径，其中，减缓能够降低气候变化的速率和范围，而适应则能够降低对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从而最终降低由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脆弱性。但无论是适应还是减缓的各种措施都无法避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短期和长期应对气候变暖所产生的影响方面，采取适应措施是必要的。而且人类社会采取的主动适应措施比自然系统适应气候变化有更大的作用。对于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正由原来“排在减缓之后的次要问题”变成当今的首要问题了（UNFCCC，2007）。在减缓气候变化进程的全球协作之外，将适应作为一种生存和发展战略加以强调也吸引了不同国家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则更为现实、紧迫，尤其对于经济和社会系统相对脆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气候问题将首先是适应问题。

IPCC在2001年指出适应性是指系统的活动、过程或结构本身适应气候变化包括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事件等，减轻潜在损失，利用机会或对付气候变化后果的能力。并在2007年的最新评估报告中对适应的定义再次进行了说明。所谓适应是指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类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措施。学者们对气候变化适应性基本是使用IPCC的定义。

一、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

按照行动主体不同及是否有意识的进行（IPCC，2001、2007），气候变化的适应可划分为自主性适应和计划性适应。其中，计划性适应可理解为国家或地方政府为降低自然系统和人为系统对实际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影响的脆弱性而采取的措施。通常包括资金、技术资助的措施，行动倡导建议或措施，国家政策、法律等。根据UNDP（2007），成功的计划性适应规划包括：一是有效规划的信息，包括有效的信息获取途径等；二是气候防护性基础设施；三是基于穷人需求之上的社会风险管理和减贫保险；四是灾害风险管理制度。Agrawal（2008）等人的研究发现，有四种有效的计划性适应机制——提供信息、提供技术、财政支持和领导，能够增强自主性适应机制，可以由国家、地方政府等公共机构提供，也可由公民社会组织提供，还可以通过服务机构和私人公司等市场机制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的各种资源的基础性方式，政策的作用在于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各级政府适应性的地方政策必须得到国家政策和战略的支持，国家和各级政府间有力的合作才能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1、国家、政府层面的计划性适应

由英国的尼古拉斯·斯特恩领导完成的“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化”报告，强调政府应通过制定政策框架将适应与发展政策和规划相结合。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并将其上升至国家的战略和计划层面。

欧盟出台《适应气候变化发展白皮书》，通过建立起气候变化对欧盟影响及后果的知识基础、将“适应”战略融入欧盟主要的政策领域、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解决资金问题、开展国际适应合作来实施适应战略。2008年12月17日，德国政府通过《德国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分列出农业等13个领域采取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可选择的方案，构建了德国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行动框架。澳大利亚政府通过为地方政府提供资金或资助某些项目间接帮助地方政府其承担气候变化的风险，并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局部影响。

由于不同区域和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成本和适应能力存在巨大的区域差异，适应性选择也存在较大不同。中国是气候变化脆弱性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更高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按照“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减缓与适应并重”等原则，强调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主动转型来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不能采用单一的以适应为主或以减缓为主的“单效”方案，从而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协调推进。未来中国的适应能力建设应该从以推进经济发展为基础，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建设、科研与推广、公众参与、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建立健全防灾减灾预警系统。在此基础上，还应关注和借鉴其他国家或区域进行的具体实践层面的研究。应当加强国内区域适应气候变化的案例研究、扩大研究领域、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影响的研究，以降低影响评估的不确定性，并提出切实可行的适应对策。

目前，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研究主要是基于气候变化的表现和影响分析而进行的宏观层面的政策回顾或行动倡导，这些战略或政策措施都是以国家和政府制定并主导的，并且与减缓对策结合在一起。计划性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两者都是一种中长期的行动和策略。正如减缓措施需要全球各个国家发挥协同作用一样，适应策略也需要不同国家或地区、中央和地方的协调。

2、农业和畜牧业对气候变化的计划性适应

农业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最脆弱的经济部门。气候变化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生产影响的强度和范围要超过其他产业与经济活动。气候改变以及极端气候状况都会对农业生产体系产生强烈的影响，进而降低农业生产力。近年来，畜牧业受气候变化的影响也逐渐显现。牧民进行畜牧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草地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因此，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的影响都非常显著。然而以牧区或草原为单位，主要是气候变化影响草地生产力的研究。

政府有关决策机构应采取适应对策、通过适当调整以限制损失和充分利用正在改变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结构的调整，加强农业适应能力建设，以尽量减少损失和尽量实现潜在的效益，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农业生产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适应并不是被动的、消极的反应，应当以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为原则，从系统的观点进行综合考虑，实现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在农业适应对策研究方面，多是基于平均气候条件下的影响，近年来气候变率和极端气候的增多加重了对农业的危害，因此也应加强对极端气候的研究。另外，在运用简单模型来分析各地农业脆弱性的基础上提出的计划性适应对策尚不具有普适性。在中国，适应仅仅是减轻气候变化对农业影响的众多对策中的一部分。而农业也仅指种植业。

目前，微观层面的研究已开始包括政府的计划性适应和农户层面传统的自主性适应。但是在适应性标签之下直接进行的针对性研究，尤其是区域层次和社区层次更为薄弱。微观层次的农户是适应气候变化最主要的主体之一。不能忽视农民或牧民的个体行为是适应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他们的作用。政府计划性的适应措施最需要的是农牧户层面的支持和实践，这样才能保证农业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对策的针对性、可行性，真正在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发挥作用。然而现在中央出于保证草原减排的考虑，在很多地区实行休牧禁牧、围栏封育对牧民的放牧活动进行限制，而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与牧民的利益存在很大冲突。张倩（2011）的研究就发现草畜双承包、禁牧等国家旨在抵御自然灾害、保护草原生态的计划性政策却导致牧民畜牧生产成本提高而生计难以持续，从长远来看将会降低牧民的适应能力，大大增加他们面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而只有国家和牧民实现良性互动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二、气候变化的自主性适应：社区和农牧民层面

“农民和农村社区在面临气候条件的变化时会自觉地调整他们的生产实践，这是一种‘自发’的适应策略”（蔡运龙、Barry Smit，1996），这是可见的中文文献中最早提及“自主性适应”的研究。这种策略与政府计划性适应措施相比，具有更高的灵活性和时效性。了解自主性适应过程与机制是理解气候变化影响的重要途径，也是有效制定与执行计划性适应政策的基础。

国外已经有很多学者关注气候变化的自主性适应问题。瑞士气候变化与发展委员会（2009）通过南非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地农户的自主性适应在没有外界支持和关注的情况下，大多采取的是一种应对导向措施，难以进一步提高其生计的弹性。Corbett（1988）通过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案例研究发现，当地农户在面对干旱时，首先采取的是改变种植、增加小型商品买卖等保险性措施，其次是售卖牲畜、出售农业生产工具和典押土地等资产处置措施，最后通过移民等方式。自主性适应措施包括流传于当地的乡土知识文化，比如干旱时集雨、降低家庭成员的营养水平、低价出售牲畜等，同时农户常常采用多种生计措施，力图获得各种收入资源或自然资源，从而保证在干旱等风险期间的生计不受或少受影响。

近几年国内对农牧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气候变化对农牧民的影响而不是农牧民的自主性适应。虽然有的研究中阐释了具体的适应行为或措施，但是没有明确指出这些就是农牧民的自主性适应，并且往往忽视农牧民在受灾情况下采取的适应措施产生和具体操作的过程和运行机制。回顾为数不多的中文文献对社区或农牧民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可将其中涉及的适应措施归纳为以下五种。

1、通过产业调整来适应气候变化

因近年来的干旱导致草场退化严重，牧业难以为继，农牧交错区少数民族牧民调整了农牧比例，种植业成为村民主要的生产活动（梁筱筱，2010）。

2、通过外出务工或发展商业来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条件不断恶化，降水减少、干旱多发导致农户选择放弃没有收入的农业生产，将劳动力解放出来外出打工、做买卖等，农牧民外出务工规模扩大，“空心村”现象开始出现。

3、通过调整畜牧生产来适应气候变化

气象灾害频发，草原植被日益退化，牧民生存条件愈发恶劣，锡林郭勒盟中北部的阿巴嘎旗的纯牧区苏木开展生产自救，如把种公羊集中管理；对草场实行常年围封禁牧，建立集体打草场等。在旱灾的影响下，牧民会选择走场或到没有遭灾的地方进行敖特尔放牧（短期性的游牧方式）。通过改进和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诸如禁牧舍饲、作物及牧草相结合的带状间作技术等，不仅能提高农牧民的适应能力，还能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科尔沁地表的河流湖泊因干旱多已干涸，农牧民的用水模式发生改变，生产生活严重依赖地下水，这为科尔沁地区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

4、通过让后代转变谋生方式来适应气候变化

张黎（2009）等人的调查发现，全部受访牧户都希望他们的后代离开牧区进人城镇生活，不愿意让他们继续从事畜牧业生产。

5、通过合作，共同降低自然风险来适应气候变化

通过对牧户生产经营状况现状分析，达林太、刘湘波（2009）发现通过组建牧区牧民合作经济组织，协商使用草地，实现移动式减灾，能够达到风险防范的效果，实现小牧户增收。周立、姜智强（2011）也指出通过制度创新，以社区为基础，以合作为内容把牧民组织起来采取科学化的生计适应方案。

研究中除了关注农牧民的适应行为，还有研究对农户适应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认知偏差和思维定式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户适应气候变化的行为决策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非理，导致适应与变化之间存在时滞现象。牧户对短期气候变化趋势的感知更加深刻、准确，他们的适应行为多为自发性被动适应，缺乏行之有效的主动适应。

三、结语

随着“适应气候变化”这一问题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对政府的计划性适应和社区、农牧民自主性适应的研究也日益增加。适应本身就是一个降低当前或未来可能存在的脆弱性的过程。无论是对计划性适应和自主性适应两者中的哪一种所进行研究，都有利于对今后研究两种适应的相互作用或者互动提供一定的支持。

国家和政府的计划性适应政策或措施，其涉及的部门日益广泛，覆盖的领域也愈发丰富。为了保证这种自上而下产生的计划性适应的有效性和针对性，绝不能忽视自下而上的自主性适应的产生过程及运行机制。目前对自主性适应机制的关注较为缺乏，对自主性适应措施进行分类也还未在目前的研究中涉及，在本文所总结出的产业调整的适应、种植业或畜牧业生产上的适应、让后代改变谋生方式的适应以及通过合作降低气候变化风险的适应等方面之外，对社区或农牧民个体层面是否存在其他方面的自主性适应行为，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行发掘和总结。对于关注相对不足的基层社区和农牧民，需要进一步探究他们面对气候变化风险时自发的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策略的产生及具体运作过程，了解农牧民对计划适应措施的需求，并结合当地政府的计划性适应措施的实施和社区、农牧民的回应，为政府今后进一步设计或改善已有的适应气候变化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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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 风险 保险

一、保险概况

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和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马克思指出：“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保险业能给予个人以很大的保障。一种损失本来会使个人趋于没落，但有了保险业，他这损失就可分配给许多人，叫全社会分担起来毫不费力。不过保险业者要与他人以保障，他自己就必须有很大的一宗资本。”斯密认为，保险的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将风险在很多的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将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投保人之间平均分配以满足人们转嫁风险、对损失获得补偿的要求。

保险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强的处理风险的能力了，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保险公司一直在开发技术应对一些长期存在的多种风险以及单一的巨大的灾难。其处理风险的能力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发生的风险的种类是多样的，但其总数必须是稳定的；二是对于巨大的风险，其必须是单一的（至少是少数的）。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险业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目前在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保险几乎已经覆盖了社会的所有层面，各种各样的险种让被保险者选择的眼花缭乱，保险业也因此有着良好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购买这样或者那样的保险。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一般会采取开发新品种的措施来克服一般险种近似饱和的现状。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保险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国际范围看，其保险企业具有极强竞争力。”但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如海平面上升、洪水灾害等）发生的概率增加，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越来越多，在新情况下其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业是否依然能够一如既往的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关系到了本文的目的，即：在气候变化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减少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战略是适应，IPCC对适应的定义为：生态、社会或经济系统响应现实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旨在减轻危害或开发有利机会以调整自身的行为。适应过程是指人类主动地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过程、实施科学措施，减轻或抵消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潜在危害，并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机会，降低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由于减缓气候变化是全球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适应战略就更为现实和紧迫，在气候变化制度下，保险己成为一项公认的与气候变化损害风险转移和损害补偿相联系的制度工具，在由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所确定的适应战略框架下，保险是与“便利充分适应”相联系的适应措施，属于资金机制应予以支持的中长期战略项目，在这方面保险的业务也比较的多，虽然在适应的某些方面保险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也能“起到工具的作用，用来为准备应对灾难而适当的修改工程和增强应变能力”。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自然灾害演变为大灾难的可能性增加了，从而保险业的压力也会变大，但无疑这对保险业也是一个发展的好机遇。

（二）挑战

作为保险业的业外人士，我想问题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保险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存在下去呢？在新情况出现的时候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知的，而保险业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的，这些历史数据在气候变化这样的新情况出现的时候，显然已经不太可靠。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保险范围有限，偿付能力增大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变多，而同时财产不能够投保，必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为明显的就是，财产所有人可能会在风险来临的时候违反一定的义务保全自己的财产，这种无法投保的情况还有可能对保险标的物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从财产所有人（如农民、企业主、房主）的角度来讲，无法投保的财产对其财富来说是一种直接的损失，因为保险也是一种投资。

2.自然灾害难以预测

一些自然灾害难以预测性是保险风险管理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相关机构向公众预报灾害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候即使对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受灾人群作出了预测，也会因为计算以及信息收集等诸多原因而使预测结果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同时，大多数的灾害的发生都有突发性的特点。由于气候变化，发生的突发性自然灾害明显增多，这从资金上来说是多保险业的一个大的挑战，当然，在可否开发保险业务对其承保方面，对保险业的精密计算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面对气候变化，保险公司、政府应该怎么做

（一）保险公司

1．及时发出有效信号

在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更加频繁的极端灾害事件的时候，能够在风险发生前发出有效的信号无疑是减少损失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从保险公司方面来说，其能够在风险最小化方面发出有效的信号，特别是在可以显著减少社会损失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方面，效果毋庸置疑是明显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某一地区建造建筑物或者从事一定的活动之前，应当考虑到会不会引起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如洪水、海啸或者飓风）的发生，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保费来发出信号抑制这种活动的发生。还有一个激进的方法就是将保费作为积极的惩罚措施来抑制高风险地区开展活动造成的高损失。

2.再保险分散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大过以往，这也对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战，保险业对此应对的对策一直是将风险分散，这也是再保险市场的本能。在应对极端事件时，保险人选择再保险使得对损失的赔偿更加的分散，在所有保险以及再保险公司持有的资本金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再保险可以降低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的可能性；同样，在发生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赔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可以降低风险，减少自己的赔偿金额。

（二）政府

1.由政府提供激励机制

保险业在发展保险产品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被保险人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很好的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事实，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灾难袭击一个没有准备的企业，使其业务中断，该中断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当然，政策并不倾向于要求被保险人采取任何的措施进行恢复。事实上，很多政策都会倾向于灾难发生初期（通常会是24小时）不予支付赔款。这样一来，很多被保险人为了确保得到补偿而拖延恢复营业。因此，政府应该为被保险人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以使其在受到损失后快速采取措施恢复，如风险的发生超过24小时，减少其应当领取的补偿，除非被保险人有证据证明其业务的恢复已经比预计的要快。这种“早日完成”的支付方式在一些行业中是屡见不鲜的，很清楚的是，这样的措施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大多数被保险人并没有一套全面的灾害准备和恢复计划，通过减少保费或者更多的有利条件来鼓励被保险人采取一定的方式来建造或者修缮旧建筑物是其面对风险是更加稳固，这种方法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

2.政府的监管作用

社会的重要保险都是被政府监管所认可的，法律上承认一个保险公司的失败会给社会造成重要的损害，而大多数商业企业的失败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明确因保险公司的失败而造成损失的人，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保护是必须的，因为当保险公司失败时，造成的损失返回到被保险人身上，这有违于公平原则。正因为如此，除了法律上的规定以外，保险公司通常会被政府所管制。

政府对风险保险的提供进行限制，使保险的提供在保险公司能够支付的能力之内。如可以提供相当规模的储备或出台一项政策来排除那些保险人无法支付的风险，但是这些方法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就保险公司来说，还必须考虑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和预期。《1973年保险法》要求对保险业进行审慎监管。2001年该法做了实质性修改，新的审慎监管要求已在2001年1月实施。新保险法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保持保单持有人和其他广大保单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3．政府作为最后的承保人的作用

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能够造成巨大的损失，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和政府已经在大幅度的分散这种全民风险。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财产仍在遭受损失，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情况越来越糟糕。最需要面临的风险是有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其增加程度超过了保险业的再分配能力。这也许不会导致保险业的保险业的失败，但面对这样的风险，保险公司可能会选择退出市场，并拒绝支付超过其支付能力的损失补偿。这就导致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这样的灾难袭击时，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气候变化的发生而出现的诸多的限制和排除因素则会给保险公司带来重大的灾难。如果确实出现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风险，政府可以出面作为最后的承保人吸收或者减少这些损失，因此，在不能应对的灾难来临之前，保险公司和政府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来应对，以确保保险业在气候变化下依旧能够顺利发挥其社会价值无疑在目前来说是较好的办法。

第4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暖；绿色经济；绿色经济思维；生态主义；可持续发展

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在其写的《寂静的春天》中有这么一句话：“一个恐怖的幽灵正悄悄向我们袭来，而且这个想象中的悲剧极可能变成我们终将面对的严峻现实。”①这是作者在美国上世纪60年出的关于滥用化学制品对于环境的严重影响，这也是引申出我们今天的人类活动加剧的全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中，全球气候变暖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极其严峻的生态危机。那么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是我们正在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因此深入了解和分析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用绿色经济思维去解决全球气候变暖将是未来的研究出路之一。

一、全球气候变暖的前因后果

在谈到气候变暖问题的原因之前，有必要了解什么是气候变暖。气候变暖，大部分是由于人们焚烧化石燃料，如石油，煤炭等，或砍伐森林并将其焚烧时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即温室气体，这些温室气体对来自太阳辐射的可见光具有高度透过性，而对地球发射出来的长波辐射具有高度吸收性，能强烈吸收地面辐射中的红外线，导致地球温度上升，即温室效应。概念中已经谈到了其产生的一些原因，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和后果产生？

气候变化科学的最新研究结果证明，1750年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其他污染物质，其综合效果导致全球气候系统变暖，20世纪中叶以来进一步加剧，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我们知道，气候变暖的产生不仅有其自然因素，更有其人为因素。自然因素有来自太阳活动、火山活动、地球轨道参数发生变化等引起的生态系统破坏而引起气候变化异常。人为因素则来自人类通过对地球生物量、地面状况、大气成分所施加的影响造成的下垫面的变化等。②

自从有了气候变暖，它给我们人类社会带来的后果和产生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它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极地冰冻圈退缩、水循环紊乱（水资源短缺等）、极端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受损、灾害加剧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如干旱、洪水、热带气旋（台风）等，显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在气候变化面前的脆弱性。

气候灾害可能加剧一些地区原有的冲突和压力，影响生计（特别是贫困人口），并使一些地区的暴力冲突加剧，从而进一步降低当地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适应能力。气候变暖也给许多病菌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病菌的繁殖率和传播速度将更大更快。气候变暖还会使人的抵抗能力和免疫能力下降，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会增加瘟疫流行的几率。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热死亡人数也将增加。

气候变暖所产生以及带来的后果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生态循环系统，牵一而发动全身。全球气候变暖所影响的不只是地球的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影响的领域也不只是局限于某一个学科，某一个系统，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扩大到我们的地球。意识到其给我们带来的严重危害，那么我们生存在地球大家庭中的人类社会有必要为此采取措施以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

二、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暖所做的努力

直到今天，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尤其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为这一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措施。

首先，欧盟和日本率先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机制”。欧盟和日本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以及雄厚的资金，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而实行“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在经济发展中回收一些不必要的浪费资源，在生产末期注重清洁排污，尽量减少环境污染。

其次，英国最早提出“低碳”概念并以发展“低碳经济”应对气候变暖。英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实行工业革命的国家，也曾经深受环境危害而带来的巨大代价，在全球气候变暖中致力于实行“低碳经济”，减少碳的排放量，营造一个空气良好的环境。

再次，中国选择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并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每年实施一定的减排计划。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十三亿人口的生存我们每年利用大量的能源，也产生大量的环境污染，对全球气候变暖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治理环境的污染中艰难重重。

此外，1972年聯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以鼓舞和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此后，联合国和世界各国一道不定期举行会议商讨气候变化。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做出了许多的努力。

由此可见，各国与联合国一道为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所做的努力成效是明显的。从其措施中可以看到绿色经济思维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从经济的发展而引发的环境问题中采取绿色经济发展模式。采取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将会是今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一个出发点。

三、采取绿色经济思维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普遍开展，绿色经济思维是一个新出现的潮流，对于运用绿色经济思维解决全球气候变暖这一问题，首先要解释绿色经济思维都包含了哪些思想内容，如何运用绿色经济思维去改善具体的经济行为，而且其思想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所起到的正面的积极的作用。

第一，绿色经济倾向于实行经济上的“零增长”，主张将发展重心置于改善结构、提高质量，这对于一些工业化程度高的国家尤其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有利于提高和改善空气质量。一定程度上改善经济结构向健康合理、清洁能源生产的方向发展，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

第二，绿色经济提倡缩小经济规模，反对“恐龙式”的现代化生产体系。因为随着人类活动规模越大，资源消耗越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越多，产生的不利影响就越大。温室气体的排放大部分来自燃烧能源矿产或者城市生产建设、汽车尾气排放等等，与大型的生产建设项目息息相关，那么产生的气候变暖也是全球性的。

第三，绿色经济要求停止无止境的物质追求，改变高消费、高耗电的生活方式。毕竟，奢侈的生活消费需要以牺牲巨大的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产生的垃圾和消耗的能量更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全球气候上升。从目前的物质生产发展水平来看，不少国家的人民存在高消费高耗电高污染的生活习惯，引起了社会的反感，但谴责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需要从源头，从根本的意识去树立人们拥有绿色经济的生活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让绿色经济文化根植于每个人的内心。绿色经济不是从来就有，作为生态主义的衍生品在生活中逐渐影响人们的活动进而影响全球气候。全球气候变暖的改变关键到个人的意识改变，如果每个人内心树立绿色经济意识，改变生活方式，保护生态环境，致力于改善气候变暖，那么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四、中国如何用绿色经济思维应对全球气候变暖

我国是最早把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的缔约国和推动者。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把建设生态文明、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走新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保护环境的具体行动。

（1）坚持和完善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战略之路。我国已把科学发展观纳入政治思想体系中，成为学习和传承的思想之一，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是一直以来所坚持的发展观。因此，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我们的国家战略已经明显接轨并施行良好。

（2）继续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我国是个拥有13亿人口的人口大国，维持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需要很多资源的支撑，而由此引发的资源浪费也是惊人的，进而引发的全球生态的改变也是潜在的危险因素。我们在控制人口增长的同时也要提高人口质量，具体解决由此引发的全球气候变暖。

（3）发展绿色经济，改变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提倡使用清洁能源，减少排放温室气体。近年来，我国在改善经济结构，提高新能源开发，发展绿色经济上有了许多的成效，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在绿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

（4）积极开展国际合作，未雨绸缪，投资低碳经济，发展绿色能源、可再生能源，推行循环经济。我国一直以来都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间的各项气候变化大会，探讨气候变化问题，并承诺减排协议，做出实际改变。

综上所述，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全球气候变暖中合理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积极针对本国的国情而实事求是提出自己的对策，致力于改善这一全球大问题，是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

《寂静的春天》第十七章中写道：“我们现在正站在两条路的交叉口上，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行驶的那条路看起来是舒适、平坦的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加速前进，但路的尽头却有灾难在等着我们。另一条我们很少走的岔路为我们提供了保护地球的最后一个机会。”③归根结底，走哪一条路是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人们始终认为，不断改革和坚持发展绿色经济是解决人类面临的气候变暖问题的途径之一。

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偏见与分歧仍然存在，正义与邪恶也相伴相生，世界各国随着科技和大众知识的影响而存在文化多元化，至于用何种方法和措施，达成何种协议去解决这一问题也将会存在很大的分歧和意见不统一。选择的道路是不言而喻的，真正为了人类能够永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必然要解决气候变暖。我相信，只要合理的运用绿色经济思维，科学的系统的提出一套解决思路，人类必定能够重获地球的碧海蓝天。

参考文献： 

[1][美]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 ：3. 

[2]刘云、季铸.《绿色经济》[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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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正图.《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新探索的总体思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4）. 

[6]曹东、赵学涛、杨威杉.《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5）. 

第5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 气候变化；时间偏好；不确定性；技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 F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9-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4

大量科学研究发现，人类的许多活动，如发电、交通运输、砍伐森林、工农业生产等都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来源。由于许多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可在大气中残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它对气候的影响具有极大的滞后性。即使温室气体排放量未来能逐步稳定下来，其对全球温度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因此，温室气体排放及其引致的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等问题成为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由于气候变化与经济系统之间密切的内在联系，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自然成为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热点。

从经济学本质来看，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涉及外部性。标准的外部性理论指出在确定性条件、完全竞争以及单一政府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征收庇古税、采取科斯提出的产权分配以及直接管制等手段加以解决。但全球气候变暖是在较大不确定性和市场失灵条件下的跨期国际间协调的集体行动问题，该问题涉及面广、跨度长，且更加复杂。

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一项全球性挑战，同时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温室气体排放所承担的历史责任不同。发达国家现期排放量所占比重较大，而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可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大幅增长。从气候变化的未来影响来看，如不对温室气体加以控制，环境恶化问题会对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发展中国家的情形更为糟糕。因为受到低收入和资本有限的约束，发展中国家要平衡增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因此，要遏制全球气候进一步变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参与和合作是必需的。而要推行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避免“搭便车”现象出现，就要在气候变暖的后果、各方的责任、激励机制等问题上达到共识。为形成有效可行的国际协定，所有国家必须了解减缓气候变化对于其增长、产业竞争力、安全、公共财政及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减排成本对增长可能带来的冲击，减少其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的负面影响[1]。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研究进展对于各国制定可行的减排政策，促进气候政策的国际间协调，有效平衡经济增长与气候恶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研究概述

从20世纪90年代起，经济学界就开始对是否要采取经济手段来减缓气候恶化、全球变暖展开了一系列讨论。他们通过建立不同的经济模型来比较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措施气候变化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从而提出不同的政策结论和主张，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甚至针锋相对的几派观点。其中主要包括以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英国首相经济顾问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为代表的“激进派”；以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L. Weitzman）为代表的相对“保守派”；以克拉克奖获得者、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为代表的学者引入了导向性技术变迁因素，得出更为系统的结论，估且称为“综合派”。

2006年10月，受英国政府的委托，由斯特恩主持的团队历经一年的调研时间，了一份关于全球气候变化的详实报告（The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The Stern Review，下文简称为Stern报告），全面阐述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环境等带来的影响，引起了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Stern报告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运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采用成本—收益方法展开了详尽的经济学分析，系统剖析了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关系，平衡减排成本与气候损害的政策决策，遏制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以及国际合作的开展等，得出了许多有益的结论。该报告最重要的主张是与不采取减排行动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相比，各国立即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是必要的、合适的[2-3]。

Stern报告以后，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批判与质疑，其中较为有影响的是威廉·诺德豪斯教授William D. Nordhaus的研究。他对Stern报告的分析提出了强烈质疑，指出该报告提出的应立即采取有力减排措施的结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的效用函数假设。如果根据当前的市场真实利率和储蓄水平而改变假设条件，则该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不再成立[4]。马丁·魏茨曼教授Martin L. Weitzman也对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结论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该结论主要依赖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分析过程中对难以量化的不确定性的忽略。如果对这两大因素重新加以考量，得出的气候政策主张将会明显不同[5]。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Kenneth J.Arrow也同样针对Stern报告中对未来远期进行近似于零的贴现因子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他仍基本认同该报告的主要结论，认为各国应迅速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不要甘冒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未来损害的风险[6]。

大多经济学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及其政策主张的分歧主要源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及对气候变化损害的不确定性的考量上，而对于技术进步对气候政策的内生性回应没有予以充分考虑。戴龙·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等学者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directed technical change），从全新的视角分析了气候变化政策。他们在环境约束和有限资源条件下将内生的、导向性的技术进步引入到增长模型中，基于不同类型技术（清洁型技术和污染型技术）对环境政策的内生性回应，对不同环境政策的成本与收益进行分析。首先建立一个两部门（污染型投入品和清洁型投入品）的导向性技术进步模型，然后在污染投入品生产中引入可耗尽资源进行均衡分析，最后从单一经济扩展到两国模型；从而得出有关遏制气候灾难发生的政策类型，最优气候政策的结构及其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延迟实施环境管制的代价，生产污染型投入品是否使用可耗尽能源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国际技术联系、国际贸易对国际间气候政策协调必要性的影响等重要结论。他们认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强度不同的情况下，气候政策主张截然不同[7]。因此，该研究结论更加系统、全面，并对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

可见，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关注的焦点包括：用模型来刻画增长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对技术选择进行经济学分析和建模，计算碳的社会成本以及探讨碳税、市场机制及其它政策安排等方面。而分析的关键在于探讨如何平衡减排成本和不采取减排行动的风险的战略，即对采取不同环境政策所带来的遏制环境退化的收益以及减缓经济增长的成本两方面的权衡比较。因此，面对全球变暖的威胁，国际社会应当作出多大程度、多快的反应，是当前经济学家分析的首要问题。目前国外学者对于各国是否应立即采取大幅度的减排行动，仍存在较大分歧。通过梳理相关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能厘清不同政策主张背后的原因以及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为国际社会制定更合理的气候变化政策提供有力的理论基础，并为今后的研究指明方向。

2 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分析的争论焦点

不同经济学家从各自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出发，基于不同的假设条件、考量因素和模型设定，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的经济学分析，从而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总体来看，相关研究争论的主要焦点在于政策主张（包括减排目标、减排行动的快慢、减排的阶段性安排等）以及减排措施等方面，而政策结论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特定效用函数的设定两大关键假设，对不确定性因素以及技术变迁因素的考量等方面。

2.1 政策主张

Stern报告率先提出了较为激进的气候政策主张。报告中指出要遏制气候变化的恶劣影响，各国必须迅速采取有力的大幅度的减排措施。该报告收集了大量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及其经济成本的证据，并用不同的手段评估了成本和风险，并得出尽早采取有力行动的收益远远超出不行动的经济成本的重要结论。基于标准经济模型的结果，报告估计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气候变化的整体成本和风险相当于每年全球GDP至少损失5%。如果将更大范围的风险和影响考虑进来，损失估计会上升到20%甚至更多。而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成本来看，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水平CO2e（当前水平为43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工业革命前仅为280 ppm二氧化碳等价物），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风险会大幅降低，即意味着要在205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目前水平上至少降低25%。如果当前立即采取有效减排措施，实现稳定温室气体浓度目标的成本可控制在每年全球GDP的1%左右。如果考虑到效率的提高以及控制环境污染的其它收益，成本还会有所降低。因此，尽管采取长期持续的措施来实施减排，控制气候变化的成本较高，但是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可看出立即采取有力的行为是十分必要的。

另一方面，根据该报告的测算，若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控制，气候变化将会对增长和发展产生严重影响。据测算，如果当前不采取减排措施，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在2035年可能会达到前工业时代水平的两倍，即全球平均气温至少升高2℃多。长期来看，气温甚至有50%的可能性会升高5℃。这无疑会对自然地理、人们的生产生活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即使处在温和变暖的水平上，所有关于气候变化对各地区、部门影响的研究以及其对全球影响的经济模型估算，均表明气候变化将对全球产出、人类生活以及环境造成恶劣影响。显然，所有国家都会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最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其影响最深，尽管它们前期排放的温室气体比重较小。由于气候变化是不可遏制的，各国只能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因此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至关重要，比如进行更有效的规划，培育更能抵抗气候变化的作物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等。

可见不论从成本—收益的对比，还是从对气候变化不加以遏制可能带来的未来损害程度来看，Stern报告都认为各国迅速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势在必行，延迟行动的代价极大。

而该结论与许多早期的经济模型包括DICE模型（Dynamic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 ）、RICE模型（Regional Integrated model of Climate and the Economy）等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8-10]，大多经济模型均支持“气候政策斜坡理论”（climate policy ramp）。Nordhaus认为采取渐进性的全球减排路径是最优的，即起初实施缓慢温和的减排政策，随后在中长期加大减排力度，减缓全球变暖的政策是逐渐紧缩的，最后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650-700 ppmCO2e水平上（这与Stern报告中设定的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450-550 ppmCO2e水平相距甚远）[11-12]。其原因在于资本回报率的变化，目前回报率较高的投资主要在于有形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投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预计将远超过产出，因而转向更为集约型的减排投资更加有效。实施减排的组合方式及时机则取决于成本、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害程度等。相类似地，Weitzman也不赞同Stern报告较为激进的政策主张，认为减排并非一个紧急性的行动。

尽管许多批评者认为由于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和损害程度存在极大不确定性，而且这种成本和损害将发生在遥远的未来，因此Stern所倡导的迅速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不成立的；但Arrow认为即使Stern报告中的假设条件存在缺陷，但报告的基本结论仍是合适的。他指出在进行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方面：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通常是不可逆的，且在大气中存留的时间长达数万年；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全球范围的外部性。因此，现期进行大幅减排与当前不采取行动而遭受可能的风险和损害相比较是福利改进的。

Acemoglu等学者通过引入导向性技术变迁的视角，设立两部门模型，得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的替代性强度不同时，气候政策也随之变化的结论。他们认为当清洁型投入品和污染型投入品有较强替代性时，只要对污染型投入品的生产征收暂时性的碳税（或对清洁部门补贴）就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长期增长，这一结论比Nordhaus更加乐观；当两部门的替代性不够高时，与Stern的观点类似，要避免气候灾难需要永久性的政策干预；但当两部门生产的投入品是互补品时，要阻止气候持续恶化的发生必须以牺牲经济长期增长为代价。同时Acemoglu等也认同Stern报告中，延迟政策干预的代价十分昂贵的观点。他们指出政策反应速度越快，低速增长的转换期就越短，但代价高昂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直接的环境损害（与Stern报告类似），更重要是因为政策干预的延迟进一步扩大了清洁型和污染型两部门间的差距，延缓了从污染型技术导向清洁型技术的转变。

2.2 减排措施

在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手段方面，不同学者也有不尽相同的主张。Stern报告提倡全面、多种减排手段并用，并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协议框架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阐述。

 Stern报告指出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于能源消耗、

① 贴现（discount）包含两个相关但易混淆的概念，其一指货物贴现率，即衡量不同时点上货物的相对价格，又称作资本实际回报率、实际利率或资本的机会成本；其二指随时间推移不同家户或不同代人经济福利的相对权重，又称为时间偏好或时间贴现因子。本文提到的贴现率主要指后者。

农业和森林砍伐，因此有效的减排治理也应从这三大主要领域着手。首先，要减少能源消耗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可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变需求以及推广清洁能源、电力、交通运输技术来实现，这需要各国共同采取有力而审慎的政策手段来进行有效激励。为实现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目标，全球电力部门需要在2050年以前去二氧化碳化率达到至少60%，运输部门同样需要进行温室气体的减排处理。即使可再生能源能广泛地推广应用，预计到2050年化石燃料仍然将占据全球能源供应的一半以上，因而碳捕获和碳储存的广泛应用显得十分必要。其次，非能源消耗，如森林砍伐、工农业环节等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也同样重要。对于许多相关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私人部门起到主要作用，而这需要清晰、长期可靠的市场结构和激励政策。有效的政策选择主要包括三大方面：通过碳税、基于产权分配的贸易或管制手段进行碳的合理定价；推行鼓励低碳技术创新和应用的政策；采取措施减少影响能源效率的壁垒，并通过教育宣传手段告知大众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通过信息交流、讨论和教育手段来改变人们的偏好和行为。

同时，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各国应作出集体回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性合作应基于各国对长期目标设定和行动协议框架的共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为国际性合作奠定了一定基础，但各国间仍需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达成国际性共识，并形成更积极的合作协议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碳排放交易，扩大全球性碳排放交易是一种实现减排的有效手段，同时能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发展转型提供资助；②技术合作，通过非正式的协调和正式协议均能提高全球创新投资的有效性，产品标准的国际性合作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重要手段；③减少森林砍伐，由于森林砍伐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比运输部门更多，管制森林砍伐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高效手段，应推行大规模的国际性试点计划来探讨有效的管制手段。④提高适应能力，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大，发达国家应遵守承诺通过海外发展援助基金为这些国家提供资助，加深他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认识，并资助那些更抗洪涝灾害的新作物物种等研究。

尽管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激进的政策主张持怀疑态度，但他仍肯定了Stern报告的主要贡献在于选择气候变化政策时综合考虑了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从原则上纠正了《京都议定书》的致命缺陷。对于该报告中提及的多种减排手段，他更侧重于提倡征收碳税的手段。他认为，与总量管制以及《京都议定书》中减排机制安排等数量导向性的手段相比，运用价格导向机制，提高碳排放定价，建立透明可比的全球性碳价信号（碳税等），对于温室气体排放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以及激励低碳技术的研发十分关键。

Acemoglu等人的研究发现，最优的减排手段包括碳税和对清洁型投入品的研发补贴两部分，因为仅仅依靠碳税来减少碳排放并影响研究投入的方向，会导致过度的扭曲，因此碳税的过度使用是可以避免的。他们通过数值较准，在合理的参数设定以及两种投入品间的替代率足够高时，进一步验证了通过有效的减排措施迅速将技术进步导向清洁技术是最优的，而且最优的气候政策不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的结论。这一研究对于有些学者关于征收碳税会产生过度扭曲，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的观点给予了有力的回应。

此外，他们将一国模型扩展为两国模型，研究发现当世界范围内仅存在国际技术联系而无国际贸易发生时，且两部门投入品间是高度可替代性的，仅仅发达国家（北方）实施环境管制就足以遏制气候灾难的发生。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若没有全球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南方）将沦为“污染天堂”，从而导致气候的加速恶化。这无疑为世界各国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积极合作与协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2.3 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假设

在假设条件方面，Stern报告运用R—K—C最优经济增长模型，分析社会决策者最大化无限期内贴现后的消费效用，即社会福利函数的经济路径选择。在该分析框架下，Stern报告设定了近似为零的贴现率和效用函数中的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并充分反映了英国当局“政府大厦”功利主义（Government House utilitarianism）色彩，作为全世界的社会计划者，决定着全球应对气候变暖风险的方式。而这种分析用于指导各国家进行气候变化磋商谈判显然不太合适。事实上，各国在进行商讨温室气体减排和责任分摊的磋商谈判过程中，会充分权衡自我收益以及减排投资与其它投资的收益比较。

显然，Stern报告激进结论与其它研究的分歧主要源于贴现率①的假设。零贴现率意味着无限远期的未来世代的经济福利与当代人同等对待；而正贴现率指未来世代的福利与当代人福利相对是缩减的（discounted）。时间偏好无疑是气候变化的经济学分析的焦点问题。Stern报告认为设定正贴现率意味着忽略遥远未来的巨大成本，在此假设前提下进行长期决策是不可靠的，因而将实际时间贴现因子设定为每年0.1%。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实际上代表着基本的伦理道德标准所提倡的代际中立（intergenerational neutrality），同样是英国政策功利主义传统的体现。而Nordhaus指出零贴现率使得分析气候变化问题时将大多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气候变暖损害的贴现值夸大，现期决定对于未来不确定性事件变得更为敏感，从而导致牺牲现期较多的收入（消费）以小幅度地增加未来收入（消费）。从伦理学出发，对代际间时间偏好的设定也有不同的观点，比如Rawlsian （minimax） welfare function劳斯福利函数等，而该报告对其它可能的选择并未加以提及和比较。

同时Nordhaus对于Stern报告中设定的对数效用函数及消费边际效用不变弹性，即不变相对风险规避系数（弹性设为1）也提出了质疑。在有限时期内，人们等量的消费可视作为拥有相同的福利水平，但研究气候变化问题时我们考虑的是无限远期，不同代人的消费效用存在着极大不确定性。未来世代的各种偏好，比如不同消费的效用水平，与老一代人消费的差别，对不同消费（物质或精神追求）的不同偏好等，为我们建模分析气候变化政策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Nordhaus进而指出Stern报告中贴现率和效用函数的两大假设与现实市场利率水平是严重脱节的。从资本实际回报率角度来看，在最优增长模型框架中，该实际回报率是内生决定于时间贴现因子，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和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根据Stern报告的相关假定（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1.3%），实际利率的均衡水平仅为每年1.4%，与现实实际利率水平不太匹配，相应的全球最优净储蓄率也为现实水平的两倍。事实上，减排决定是基于当前减排边际消费成本与未来减少的气候变化损害的贴现后的边际消费收益的平衡作出的，其中资本实际回报率起着关键作用，但该报告对这种内在联系也并未考虑。

为进一步证实Stern报告两大关键假设的不合理性，Nordhaus通过不同的贴现率和消费弹性设定通过DICE模型进行了校准，证实了Stern报告所得出的激进结论主要依赖于贴现率和消费弹性两大关键假定，进而通过资本实际回报率来产生影响的。其它学者运用模型进行校准的结果也较为类似。例如PAGE模型的发明者Chris Hope根据他的假定条件和贴现因子，模型得出的碳平均社会成本为$43/t（Stern报告测算出的碳社会成本为$350/t），而将0.1%的贴现率带入PAGE模型后，碳成本便提高到$364/t[13-14]。Mityakov运用另外一个关于气候变暖的校准模型，发现Stern报告关于贴现率的假定使得气候变暖损害的现值夸大了8-16倍[15]。

Arrow同样对Stern报告中贴现率的设定提出了质疑，但其观点略有不同。他认为对成本—收益进行估算时，要适当地权衡未来影响与现期影响间的关系，其中时间偏好是关键因素。他同样也指出Stern报告中所采用的近似为零的贴现因子与现实观察到的储蓄率和利率水平不太匹配，但他利用Stern报告中的成本、收益方面的数据，将边际消费弹性设定为2（与当前大多经验证据一致），发现只要时间贴现因子低于8.5%，减排取得的收益（相当于避免气候变化的损害）都会超过气候变化的成本。因此他认为支持立即进行强有力的减排措施以控制二氧化碳（及其等价物）水平的结论对时间贴现因子的取值并不敏感。实际上，贴现因子和边际消费弹性两大假设是通过共同影响资本实际回报率来起作用的，因此，他的观点与Nordhaus的质疑并无矛盾。

2.4 不确定性的考量

由于气候变化损害发生在未来远期，而且存在极大不确定性。Weitzman指出Stern报告的激进主张主要源于低贴现率的假定以及未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同时他认为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贴现还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题；关于气候变化政策的研究没有充分考虑到小概率的气候变暖损害的影响，而收集更多关于具有厚尾型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的信息，对结构性参数不确定性进行更好的量化是当前研究的首要问题。因此他认为将遏制气候变暖问题简单地概念化成一种最优的消费平滑（consumption smoothing），相当于购买保险来抵消一种小概率的可能发生的大灾难的行为是不妥当的，要将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正式纳入分析框架进行考虑。

Arrow也同样指出对减排收益和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估算时，要考虑到气候变化恶劣影响的不确定性及体现风险规避倾向的行为（偏好）影响，尤其是对不确定的未来损害的态度。因此，对气候变化的未来损害的不确定性进行更精准的刻画和模拟，将有效弥补当前大多研究气候变化经济模型的不足，更准确地拟合出气候变化与增长的动态变化，为气候政策的设定与协调提供更切实有力的依据。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假设条件的设定，各国利益的平衡，效用函数的设定、科学数据的处理、模型的选取与运用、遏制气候变暖政策的未来成本和收益的确定、未来学习与技术进步的前景等方面都会影响决策结果。因此单凭某一个经济模型或相关设定，不可能制定出客观合理的全球气候变化政策，而需要对不同的情境、假定条件和模型设定进行比较和稳健性分析，尽可能较全面地反映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

当前国外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主张争论的核心问题主要在于时间贴现因子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对未来损害不确定性的处理以及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等（见表1）。

时间偏好的高低直接反映人们对当前世代福利与未来世代福利的权衡，低时间贴现因子的设定使得无限远期不确定性的气候变化的损害被无限扩大，从而得出Stern报告中较为激进的结论：立即进行更加广泛且及时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这些干预必须长期存在，从而会减缓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以Nordhaus为代表的其它经济学家对其近似为零的时间贴现因子提出了质疑，指出Stern报告中关于时间贴现因子以及消费边际效用弹性（弹性为1）的设定得出的均衡利率水平与实际市场利率极不相符，从而动摇了结论的可靠性。Nordhaus的分析得出了较为乐观的结论：有限度的、渐进式的干预政策是必要的，而且最优的管制政策对经济长期增长减缓的影响有限。Arrow虽然支持Stern报告中要立即采取大幅减排行动的结论，但在模型验证中仍修正了消费边际效用弹性的假设，以保证资本回报率与现实水平相一致。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问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评估各种决策的有效性必须充分考虑不确定性程度，较长的时间跨度和可能的各种结果。因此，气候变化的科学、经济及社会后果的综合不确定性使得各国要达成温室气体排放目标的一致意见十分具有挑战性。同样地，不确定性也会影响税收、产权分配和管制手段等政策工具的选择。例如，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时价格工具或数量工具（税收或配额）的取舍。因此，不确定性的普遍存在意味着采用简单的方式进行未来贴现和效用函数的设定可能有误导性。

导向性技术变迁的引入，使得进行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时，充分考虑到了传统污染型技术和清洁型技术的未来演进路径与导向性选择，从而得出了更为乐观的结论：在两种投入品替代性较高条件下（较符合现实情境），只要及时对污染型生产采取有效的环境管制政策（征收碳税或对清洁型生产给予补贴），仍可保持经济的长期增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的良性循环。这一研究不仅对鼓励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减排行动起到了推动作用；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气候政策的国际协调引入了全新的视角和方向。

通过对当前国外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梳理和比较，发现该领域目前仍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今后的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对于时间偏好的设定进行经验验证，使其与市场实际利率与储蓄率水平相匹配；试图将内生性时间偏好引入气候变化问题的成本—收益分析框架中；选取合适的概率分布引入随机变量来刻画气候变暖问题的不确定性，进一步量化环境损害的未来成本或自我修复能力的不确定性；引入内生的导向性技术变迁来深入分析最优气候政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试图运用微观、宏观数据对污染型和清洁型投入品的替代弹性进行估计；建立更为全面合理的两国或多国模型，分析各国气候政策的协调合作，为减缓气候变暖的国际协定的达成奠定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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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ua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4，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Hubei 430074， China）

Abstract

第6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温室效应；公地悲剧；冥王星现象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3-0058-06

在科学家不断对全球气候变化进行评估和研究中，人们越来越感到该问题的严峻。全球气候 变化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环境问题，其影响也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人类社会的 各个领域。诸多研究证明，近几十年来气温升高主要是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为此，国 际社会早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就开始了在控制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努力，并希望通过 国际 协议的方式来约束各国的排放行为。然而，从目前各国在减排方面的成果来看，都不能令人 满意。唯一一部旨在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议――《京都议定书》，是经过了上千 位 科学家、上百个国家共同研究制定出来的，被认为具有灵活和先进的减排机制，但却一直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即便是对减排表态最积极的欧盟，其中的许多会员国在履行议定书的义 务时也表现出了力不从心。本文认为，造成这种低效的原因不仅仅是科 技研究水平和政策手段上的局限所至，更为关键的是现有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知出现了问题 。认知的过程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并选择相应解决方案的根本前提，一旦在认知上出现了误 差，必然会导致解决方案的低效性甚至无效。因此，要寻求更适合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方案 ，就必须对全球气候变化有正确的认识。

1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的“冥王星现象”

“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悲剧’” 这一说法无论是在学术界的论著中、各国政府的报告中 还是新闻媒体的报道中，早已成为探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基本前提。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气 候变化是典型的“公地悲剧”［1～3］，并且在解决该问题的过程中容易出现 “ 免费搭 车”现象［4］。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形成了诸多致力于缓解全球气候变化的政策和 机制， 其中就包括第一份国际范围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许多学者及环境组织在探讨缓解气候变 化的机制时指出：只有当全球所有国家参与到国际合作中来，才能避免“免费搭车”现象和 环境的恶化，否则悲剧的后果必将由所有国家共同承担［5～7］。许多国家的政府 报告也肯定了这一说法。例如从较早的美国政府的官方报告［8］到最近的英国政府 所做的 全球气候变化经济分析报告［9］都将全球气候变化看作是“公地悲剧”。而相关的 新闻媒 体报道也与学者和政府的言论形成了巨大默契，在大多数与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新闻报 道中，很难找到对此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

但就笔者接触到的文献来看，“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悲剧’”这一“事实”自从哈丁提出 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属于“公地悲剧”后几乎是直接被沿用下来，很少有人进一步论证它的 合理性，致使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今日。哈丁原文是：“……公地悲剧又表现为污染问题。 ……生活污水，或化学的、放射性的和高温的废水被排入水体；有毒有害的和危险的烟气被 排 入空气；……”［10］，并没有直接指出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悲剧”，但随着全球 气候变 化问题的提升，人们将其作为一种国际环境问题并纳入到了一般环境污染问题之中，自然成 了“公地悲剧”的表现形式之一。而这种现象可称之为“冥王星现象”。

有关人们对冥王星的认知问题，美国天文学家汤博在1930年发现了冥王星并错误地估计 了其质量，认为它是比地球还大的大行星。他的结论被国际天文学界普遍接受，冥王星成为 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而且这一认识也被当作科学事实编入了各国的百科全书、教科书、字 典词典等各种出版物中，在全世界得以普及。虽然也有过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但一直没有得 到应有的重视。在2006年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大会上才最终将冥王星剔除出太阳系大行星之 列。自此，太阳系九大行星的说法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后不复存在。所谓“冥王星现象” 就 是指起初没有得到充分论证的说法通过宣传报道，久而久之被广泛接受为事实，甚至是公理 的现象。

“冥王星现象”的结果必然是扭曲了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而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任何 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必然是低效甚至是失效的。全球气候变化被公认为是“公地悲剧”正 是一种“冥王星现象”。在几十年的研究中，人们一直秉承着最初哈丁对环境污染问题的看 法来认识全球气候变化，并且在缺乏系统论证的情况下将该观点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期间虽 然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或否定的看法［11～13］，但这样的观点相对而言极为 少见， 且本身由于缺乏系统性论证而难具说服力，被一个庞大的集体无意识的认知浪潮所淹没。在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全球气候变化作为“公地悲剧”已经成为一个寻找解决全球气候 变化问题的默认的前提假定。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认识中存在的“冥王星现象”从对当前认识和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逻 辑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印证。表1用路径的方式将“公地的悲剧”与当前普遍接受的全球气候 变化问题在认识上进行了对比。该比较主要包括对问题性质的预先假定、问题影响的预期和 解决方案三大方面。

哈丁以一个对所有人都开放的牧场为例指出了作为公用品的牧场最终会由于过度放牧而 导致 崩溃这一悲剧的必然性。因为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权衡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的时候往往以前者 最大化作为一种理性的追求。“每个人都被锁进一个强迫他无限制的增加自己畜群量的系统 ――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10］，直到牧场最终的毁灭。也就是说，公地的自由使 用是导致 悲剧的根本原因。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让所有人参与进来。哈丁提出要么通过产权私有 化的方式使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而确保公地悲剧不会发生；要么建 立管理机制，由权力机构限制人们的行为。他认为这是两种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案。

由表1可知，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影响也被普遍认为是负面的，将会给全人类带来巨大的灾 难，因此当前主要通过签订国际协议的方式，呼吁所有国家参与到国际协议的履行中来以求 解决这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在这一认识中形成的。通过比对可见，目前在逻辑结构上 ，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的悲剧”在认识上具有一致性。

然而“全球气候变化是‘公地悲剧’”这个没有经过系统论证就被认可的观点尚待考证。只 有展开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重新认识才能从本质上寻找到解决的途径。

2 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悲剧”之比较分析

如何将全球气候变化区别于“公地悲剧”对于深入探求前者的本质至关重要。表2是在 表1的结构上发展起来的两者在三方面特征的比较。

2.1 基本假定的差异

基本假定决定了人们到底要研究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在这方面，“公地悲剧”和全球气候变 化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征。

首先，“公地悲剧”属于风险性问题，而全球气候变化属于不确定性问题。从定义上看，风 险性问题是可以列举出某种决策可能带来的所有结果以及计算出这些结果出现概率的。牧地 的承载力是有限且可以预测的，牧民在做决策时(是否应该在牧地上再增加一头牲畜)对 公地自由使用权所带来的结果和出现概率都有清晰统一的认识：只要公地继续自由使用下去 ，必然带来悲剧。但是出于自利的选择，他们仍然超载放牧，令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风险平 摊给所有的牧民。而不确定性问题是无法计算出各种结果出现概率的［14］，甚至无 法掌握 一个决策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这主要是因为不确定性问题不具有对问题的完整认识。全球 气候变化就是难以预测未来影响及各种影响出现概率的不确定性问题。虽然人们相信在一个 封闭的循环系统中的气候子系统的承载力是有限的，但这个承载力的极限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当前全球气候状况离这个极限还有多远仍然是不确定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对气候 变化还具有着非常强的适应能力，正如进化论中所述的人类的存在在于他对自然的最大的适 应性。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经常会把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问题混为一谈。其实，风险性问题 主要由问题的本质所造成，不确定性问题则是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不够完善所造成，引发两种 问题的原因不同，两种问题所带来的影响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就不同。

其次，哈丁提出“公地悲剧”时考虑造成悲剧的因素是非常单一的，他排除了战争、灾难、 疾病等各种因素在外，假定社会稳定，造成悲剧的因素只有畜牧量对资源的宿求。在人口问 题中则体现为人口的增长对资源的宿求。但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因素不只是人为温室气体 的排放，而是更多更为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人们对气候系统有限的认识水平上 所发现的全球暗化（Global Dimming）、阳光的日益猛烈等现象以及地球气候变化的自然规 律共同影响全球气候系统的变化。其中，全球暗化是指20世纪50年代以来产生的一种现象， 即 被地球表面吸收的太阳光照量在逐渐减少。目前的研究认为，全球变暗主要是人为原因造成 的，主要元凶是人类工业生产、地面运输等活动中排放的各种悬浮微粒以及飞机高空飞行留 下的凝结尾流。诸多专家学者发现，自1990年以来，尤其是在欧洲随着空气污染的治理降低 了悬浮颗粒的含量，暗化的趋势有所好转。然而暗化的趋缓却造成了温度的上升，温室效应 的影响更为显著［15～16］。由于暗化与暖化的双重矛盾，人们担心侧重解决全球暗 化问 题将加速全球变暖，若侧重解决全球变暖问题则有可能加重暗化的影响。因此如何处理解决 两者的关系尤为重要。总起来说，近几十年来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应该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 的结果，且主导因素未明确，各因 素也无法进行影响大小的先后排序。总之，这个过程是 复杂的，也是人们当前有限的知识范围内所无法看透彻的，在未来，气候将如何变化也将取 决于这些因素组合而成的结果。

另外，“公地悲剧”另一个重要假定是所面临的局面没有技术解决方案。技术解决方案(Tec hnical Solution)一般是指通过自然科学的途径，即科学技术的手段提出的方案。也就是说 ，面临“公地悲剧”问题，也许解决的科学技术已经存在，但却不存在有效的技术解决敏感 。这个假定对于人口问题来说也许是合理的，因为无论出现任何技术，人们的理性选择是不 采用这些技术进行自我消亡。生育是人类自我延续的一种基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虽然当前 已经有非常成熟的避孕技术，但这些技术无法阻挡人类的迅速繁衍和人口数量的激增。那么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来说，是否有技术解决的方案呢？答案仍不确定，可绝对不是否定的。虽 然技术与技术解决方案存在差异，但是技术解决方案必须依靠技术的发展。从当前的科技水 平来看，人们正在从提高能源利用率、推广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和加强清洁技术的研发三方面 努力，并在减排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只是这些技术的发展尚没有转化为一种可行的技术 解决方案。所以人们主要采用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手段，希望通过国际合作的方式寻求 问题的解决。然而，全球气候变化的技术解决方案并非是不可能的，这主要取决于技术淘汰 过程中的转换成本(Switching Cost)的大小。作为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一旦转换成本合适， 人们就会选择更为清洁环保的技术和设备。因此，要减少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绝不能否定 技术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2.2 预期影响的差异

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悲剧”不仅在探讨问题的前提假定上不同，在造成的影响上也有很大 区别。

这首先与它们所探讨的问题性质有关。哈丁认为在公地自由使用的社会里，风险是显著的， 然而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争先恐后追求的结果最终是带给公地以及所有人的 崩溃，即悲剧是注定要产生的。然后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个不确定性问题来说，未来的局面 是否一定是所有人的悲剧仍存在很大争议。Perman 等指出不确定性问题存在两种类型，一 种是可能列举出某种决策带来的所有结果，但是无法确定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一种是既无 法列举出某种决策带来的所有结果，也无法确定结果出现的概率，后者被称作绝对不确定性 问题(Radical Uncertainty)。由于人们对复杂的气候系统及其影响的认识极为有限，全球 气候变化问题仍处于绝对不确定性问题之列，这就决定了它的悲剧不定。直至现在，在全球 平均温度趋于上升的同时，许多区域的温度却在下降，不同区域的温度变化情况也有着非常 大的差异。

在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上，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悲剧”也存在很大差异。后者认为 公地的自由使用权短期会给个人带来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对于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都会带 来难以挽回的损失。而全球气候变化，或者说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短期对个人有利，长期对 个人和部分公众也不一定有害。谈到这一点，探讨全球气候变化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就显得 尤为重要。

2.2.1 全球气候变化影响的三种论调

直至今天学术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是否会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仍存有争议，并且基本上可以 被划分为三大派别：全球气候变化有害论、有益论和不定论。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为主的诸多科学机构和学者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气候研究和评估，虽不否认全球气候变化可 能带来的益处，但认为全球气候变化的综合效应是负面的，是关乎全球命运的。他们通常被 看作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有害论者。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灾难不多赘言，因 为对它的研究占据了该领域研究的很大部分并且极为系统，同时也占据了国际道德高地，被 全世界所了解并广为接受。但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诸多灾难性的影响都是通过情景模拟等方法 对未来的预测，其中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全球气候变化的有益论者也不否认人为温室气体 排放造成了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现象，但一方面他们对主流观点所提出的各种影响的程 度表示质疑，另一方面他们对气候变化给人类造成的各种影响是否有害表示质疑，并且有不 少 学者和机构指出气候变化对地球是有益的。例如温度的上升有利于渔业的发展、某些物种的 繁衍、使得处于寒冷的无法开垦的土地得以耕种、北方的冬天得以缩短等［12，17］ 。不 确定论者则处于前两者之间，承认人为因素造成了全球CO2浓度的迅速提升，但是全球气 候变化的影响利弊还难以断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没有必要采取强 制 措施加以控制；同时，有的不确定论者认为人们所谓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很大一方面是因 为威胁了人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而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既然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仍不确定 ，更多的应该考虑通过生活方式的改变等途径尝试着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还有人认为 ，人为排放温室气体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并非是导致那些恶劣影响的本质问题［18］ ，例如 “国际政策网络”的报告指出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问题才是本源，应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解 决贫困问题上［19］。

2.2.2 气候变化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影响

不仅从总体上看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难以定论，对于不同的国家、地区和个人，全球气候变 化所带来的短期和长远利益也是不同的。从当前世界的利益格局来看，可以将各国基本上分 为6大利益群体。①欧洲大部分国家。这些欧洲国家的清洁技术是相对完善、先进的， 推动一个限定温室气体减排期限和目标的强有力的国际协议是符合他们短期和长期的经济、 政治利益的。②以美国为主的少部分发达国家。这部分国家不仅工业发达，且主要依靠化石 燃料能源，按照《京都议定书》在定期内的定量减排温室气体的做法对他们来说不仅会造成 短期经济的损失，也不符合他们长期利益，因此在缺乏对全球气候系统及影响的认知的基础 上，他们拒绝履行国际协议中的减排任务。③以俄罗斯为主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 在20世纪90年代的政治和经济转型使得工业发展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迅速降低，在《 京都议定书》中不承担或较少承担减排任务。因此，参与国际协议并非是出于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的目的，而是通过出卖交易许可证给其他国家赢得更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更何况全 球气 候变化对他们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甚至温度的升高都会给他们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更 适宜生存的气候等。④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海拔较低，又多数孤立于大陆，因此对 于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海平面上升的应对能力最脆弱。如果海平面持续上升，将直接威胁到 这些岛国的存在。因此全球共同承担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符合他们短期和长期的国家利益。⑤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工业发展较晚，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当前温室气体排放造 成的全球气候变化应负主要责任，而发展中国家应以发展为主，在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的过程 中不应承担早期的减排责任。⑥石油国家的利益联盟。以中东为主的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石油产业。推动清洁能源和技术的使用将造成他 们石油产品出口利润的大幅降低，不符合他们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因此这些国家也缺少加入 推动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协议的动力。由这6大利益群体构成的博弈平台使得全球气候变化 问题更为复杂。

总之，与“公地悲剧”不同，全球气候变化的未来不仅难以预测，而且还存在一系列难以用 “公地悲剧”解释的现象：面对全球气候变化，个体并非无差别受损；排污的人不一定受害 ，减排的人不一定受益；某些利益群体受害的同时，另外一些利益群体则从中受益；某些利 益群体受害程度严重时，另外一些利益群体受害程度较轻。

2.3 解决方案的差异

由于全球气候变化与“公地悲剧”问题的性质及其影响上的巨大差异，使之成为了两种不同 的问题，针对这两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必然相去甚远。

首先，解决“公地悲剧”问题是以地区或国家权力机构为核心的，这些权力机构都具有强制 某种政策实施的权力或者保障私有产权的能力，而且由于悲剧的注定和对本国造成的负面影 响，这些权力机构也有意愿主动加强控制。全球气候变化作为一个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是 难以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而解决的，因为所带来的影响不均衡分布在不同的区域，有些国 家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但却使得其他国家受到威胁，有的国家花大力气减排使得其他国家 得以“免费搭车”。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必须通过高于国家的权力机构来管理控制才能得以解 决。然而在当今以国家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为根本原则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根本不存在 高于国家的权力机构，即便联合国也不具有强制各国执行国际协议的权力，这势必造成在各 国利益没有得到充分协调的情况下国际协议的软弱性和履行的困难性。例如《京都议定书》 中就表示任何国家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利益选择履行或退出国际协议。一个不具备约束力 的协议是无法起到预期效果的。

其次，避免“公地悲剧”发生的另一种解决方案是通过明晰产权使“公地”私有化，但是人 们无法对全球气候明晰产权。因为，气候在不同地理位置和不同的海拔高度上都具有其独特 性，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们每年所面临的气候条件截然不同。这是气候区别于一块牧地这种 公用品的重要特征。那么面对不同的气候，温室气体在不同地区的排放可能给本地和其他地 区带来相同的、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影响，也就是说影响具有不确定性、迁移性。同时，人们 一方面对地球吸收人为温室气体的能力的认识有限，一方面无法将排放温室气体的权力准确 清晰地分配给每个国家、每个单位和个人。这从《京都议定书》谈判过程中各国对要求减排 的温室气体总量的争论中可略见一斑。

另外，哈丁在探讨“公地悲剧”时对另外一种解决方案，即依靠唤醒人们的良知和责任来避 免悲剧的产生表示质疑。他以人口问题为例，指出一方面由于人们不会选择自我消亡，所以 良知的呼吁不可能对所有人起作用，另一方面长期呼吁良知只会让一部分响应呼吁的人们降 低生育率，而另一部分生孩子较多的人所生育的后代所占比例逐渐增大，最终“自然界将会 采取她的报复行为，节育的种族将灭绝，取而代之的是生育的种族”［10］。所以对 于“公 地悲剧”这一问题，是不可能通过良知与道德的呼吁宣传与教育解决的。然而，对于全球气 候变化来说，良知道德的呼吁却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首先，降低温室气体减排量不会对人 的生存与延续产生质的威胁，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清洁技术和清洁能源的普及，以及人 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逐步提高，倡导环境保护的呼声的确起到了也会继续起着积极作用。另 外，采用清洁技术进行减排的人们也决不会因减排而出现“自我消亡”的事件，温室气体排 放量大的单位和个人也决不会因不减排就生存得更好、更长久。还有，人们都具有怜悯心， 在有利己主义倾向的同时也具备利他主义倾向，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来呼吁人们的利他主 义倾向，从而使得良心展现出积极应对问题的一面是可以肯定的。更何况，从20世纪60年代 起的绿色运动掀起的环境保护浪潮也足以证明呼吁良知在全球范围的积极作用。

3 结 论

综上，全球气候变化并非由单一的人为原因所造成，它是典型的不确定性问题。相比“公地 悲剧”，该问题更为复杂。目前人们仍无法掌握它可能造成的所有影响及其出现的机率。科 学技术的发展和清洁技术与能源使用成本的逐步降低则给未来的技术解决方案提供了可能。 全球气候变化的这些特征决定了它的预期影响并非悲剧注定，而是更为复杂多样，不同的国 家或个体不可能做到风险均担，引起危害的国家或个体不一定受害，受害的不一定是引起危 害的。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种国际性的环境问题，既难以依靠高于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加 以解决，又无法准确地对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加以明晰，但同时不能忽略呼吁良知和责任 的力量。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一个从基本假定、预期影响到解决方案完全不同于“ 公 地悲剧”的问题。人们必须基于对该问题的全新的系统的认知才能真正找到有别于《京都议 定书》的更为有效的解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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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 Research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WANG Jingmin WEI Dong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第7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1 充分把握好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深刻影响,变外部压力为内在 发展动力

从2007年岁末开始,美国的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了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 场危机涉及面 之广、影响之深,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危机面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发展步伐均出现明 显放缓,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甚至呈现衰退现象。这场危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 条以来国际经济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联合国的《200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估计, 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为负2.6%,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长为负3.9%。受金融危机影响,从去 年开始,我国的出口额大幅下降。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前三季度国内生 产总值 21.78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7%,但出口仅为8 46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1.3 %。这对我们的经济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金融危机是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次难得机遇。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全球性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带来了契机。我国 经济能够保持近30年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资源消耗与初级产品的出口,以及 以重化工为主的高耗能的产业结构。从“九五”开始,我国政府就开始要求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别强调,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 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调整结构虽然 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粗放型的发展方式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过度 依赖外贸、内需对经济的拉动不足以及企业产品创新的动力不足。

我国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投资、外贸与消费”三架马车长期处于不平衡的状态,外贸一直是 最重要的部分。今年以来,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内需政策、加快医疗体制以及社会 保障体系的改革措施,在拉动经济增长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普通民众也从这些政策措施中得 到了实惠。这些政策措施将为促进内需增长、有效改变“三架马车”失衡局面提供了机会。

与此同时,金融危机还为我国的企业提供了技术创新的动力。我们的企业之所以能够长期生 存和发展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廉价的资源、廉价的劳动力以及低环境成本,其产品因 而能够以低廉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这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消费者环境意识 的增强已使得企业的市场环境发生重要变化,给企业尤其是我们的外贸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压力。事实上,技术水平高的企业在本次金融危机中抵抗力强,表现出明显的市场优势。 我们相信,这次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教训,将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动力,提高研发和成果转化 应用,促进产品、产业升级。

二是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新技术革命,将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历史经验表明 ,经济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科技革命。正是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提供新的增长引擎, 使经济重新恢复平衡并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这次金融危机也不例外。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 新能源产业发展,正在加快推进以绿色和低碳技术为标志的新能源技术革命。

总理最近在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指出,“可持续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人类文明进 步呼唤着可持续发展和新科技革命,中国面临重大机遇和严峻挑战。我们要依靠科学技术实 现中国可持续发展,依靠科学技术形成少投入、多产出的生产方式和少排放、多利用的消费 模式,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这是我国目 前进一步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方向。我们要充分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契机,加快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大力培育和发展新能源产业、电动汽车产业、新 兴信息产业、现代农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为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以电动汽车产业为例,中国经过近10年的自主研发和示范运行,在这个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 的差距大大缩小。如果在科技创新方面我们能够占据优势,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占据制 高点,进而引领全球汽车工业发展的方向,我们不但能够有效拓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市场空间,真正使中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而且能够有效提高国内能源的利用 效率、优化能源的消费结构,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大力发展,这里,我就不一一讲了。我想特别要 强调的是,解决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需要技术创新、需要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

2 充分利用好经济发展的成果和当前的有利条件,切实解决可持续发展 中的资源环境问题

200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30万亿元,中国GDP总量已经上升到世界的第3 位; 过去的30年中,人们的收入成倍增长、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年年都保持2 位数增长。但与此同时,资源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们的生态环境保 护压力依然巨大。

我国能源开发和利用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处于较低的水平。单位产值的石油消耗是日本的 4.3倍、美国的2.4倍、韩国的1.5倍;单位GDP产品的能源加工、转换、贮运和终端利用的效 率约为34%,而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的效率水平就已达到41%。我国单位产品的能耗水平 较高, 目前八个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进水平高20%-50%,而这八个行业的能源 消费占工业部门能源消费总量的73%。按此推算,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工业部门每 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

我国的生态与环境问题依然十分严峻。由于人口密集,多年来的粗放式发展,以及环境保护 技术的落后和投入的不足,历史欠账太多,尽管做了很大的努力,资源与生态的总体状况并 未根本改变。如果处理不好,生态与环境问题无论在类型、规模、结构还是性质上都可能出 现新的恶化趋势。

事实上,我们所走过的60年发展历程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2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是短期集中爆发的。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既要准备付出比发达国家更大的力气, 同时也要善于创造条件和把握时机。

这些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如果说,以前提出要从根本上 解决这些问题有困难的话,那么,现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和时机已经逐步成熟。这主要表 现在:

一是环境问题已不只是政府重视的问题,普通百姓也开始高度关注环境保护,民众对资源环 境保护日益高涨的呼声为我们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内在动力和良好的民意氛围。

二是我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财力来解决这些问题。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达到5.1万亿元,200 8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6.1万亿元。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环保治理投资每年为25亿至30亿 元 ,约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51%;2007年,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达3 387 亿元 ,是1981年25亿元的135倍,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6%。2008年,全国环境污染治 理投资总额接近4 500亿元,比2000年增长3.4倍,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1.49%; 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量逐步增加,占GDP比重均呈快速上升的趋势。

三是政府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促进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以及加 大节能减排力度等有关的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一一落实不但能够有效提高中国经济运 行的质量和效率,而且也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积极的政策环境。

四是技术进步提供了解决这些问题的手段。“十一五”开始,国家投入数百亿用于能源开发 利用和环境保护的重大科技专项,国家其他科技计划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支持新能源和生态环 境保护科技。同时,地方和企业的环保科技投入也在增加。科技创新将为解决资源环境问题 提供重要的技术保障。

3 积极、科学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准确把握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 机遇

从适应气候变化来讲,我国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 的国 家之一,气候变化对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现实的威胁。根据有关研究, 如不采取适应措施,到2030年,我国种植业生产能力可能会下降5%-10%,将严重影响到我 国的粮食安全。此外,三峡工程、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重大工程也都将受到气候变化的潜 在威胁。从减缓气候变化的角度看,我国正处在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在今后相 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能源资源的利用规模还将持续增加。另外,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 以高耗能为主的产业结构和日渐承担“世界工场”的角色也进一步加大了碳减排的难度。

在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制度迅速发展,关于全球长期减排目标的讨论,将可能对我 国中长期的发展空间和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的挑战。当前,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国际制度框 架和规则体系正在加速形成,而且正朝着“目标量化、规则细化、约束硬化"的方向发展。 今 年七月,在意大利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发表宣言,就全球长期目标达成一致,即到2050 年 ,温度升高不超过2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应相比1990年减少50%。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 联合 国气候变化缔约国会议,定量减排是一个焦点。定量的全球长期减排目标一旦设定,将严重 限 制我国未来发展空间。再有,许多发达国家正在借应对气候变化之名,推行贸易保护主义之 实,通过在国际贸易双边谈判中附加能效和环保条款,限制中国的产品出口,这对中国出口 导向型的发展模式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围绕气候变化的内政外交的焦点问题,看似环境问题,实质上是发展问题。只有坚持可持续 发展,才能最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就在几天前,国务院召开了常务会议,我国明确提出了 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约束性指标。此外,还 提出到2020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 4 000万hm2,森林蓄积量增加13亿m3。这些目标的确定,是我国根据具体的国情以及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的自主行动,也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将要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实现上述目标,需要我国进一步加大节能减排力度,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 我们把握世界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实现由传统粗放增长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变的历史机遇 。近年来,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达国家纷纷将大力发展新能源等低碳技术作为刺激 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和确保未来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一场以低碳技术为中心的科技竞争 已悄然展开。从中国的国情来看,我们具备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较低,目前综合能源效率约为33%,比发达国家 低约10个百分点,具有较大的提高能源效率和节能的空间;二是目前我国能源结构主要特征 是“以煤为主”,蕴藏量丰富的水能、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还没有很好地 开发利用,具有较大的优化能源结构的潜力;三是我国产业结构中高耗能、高污染行业比重 偏大,具有较大的调整产业结构的潜力;四是我国目前的森林覆盖率较低,林业发展前景广 阔,具有较大的增加碳汇的潜力;五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总体科技水平还有一定差距,但 随着我国总体科技投入的增加以及自主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在减排和促进新能源发展等方 面的科技潜力将得到进一步发挥;六是我国居民生活消费所消耗的能源比重偏大,具有较大 的改进消费方式的潜力。

第8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1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气候变化是在相对长时期里气候呈现出恶劣趋势,导致有害于人类的不良影响发生,主要由人类自身原因所造成,例如:过量排放温室气体,不合理开发土地,森林植被锐减等等。而气候变暖带来的是全球性的生态灾难:陆地面积减小,粮食减产,物种多样性遭受破坏,疾病流行等等。为此国际社会制定了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和5京都议定书6(KyotoProtocol)。为寻求和保持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平衡,建立了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按照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分担理论,实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依照各国商讨拟定的行动计划时间表削减排放量,其中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其实际履行效果具有决定性作用。为此各国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价,依此提出气候变化政策建议,力图形成清洁发展机制,实现节能降耗,从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南非政府与企业签订/气候变迁协议0,政府更加精确地估计温室气体排放量,拟定温室气体清单,通过清洁能源行动计划提高政策实施力度,运用税收激励、排污费等市场手段的创新机制。德国执行年度5国家气候保护计划6,建立对于每年气候保护执行情况进行跟踪监督的机制,增强能源使用效率,确立政府燃料战略,成立二氧化碳削减部际工作组,编制政府温室气体减排报告,多方面、多途径、全方位地控制有害气体排放,清洁生产的实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从根本上防止了气候变化造成的不良影响。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6提出:对于全球变暖,各国都应当承担责任,其中发达国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基于此,要求发达国家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气候变化造成有害影响,并且给予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和援助,共同遏制全球变暖的趋势。5京都议定书6是框架公约的具体化,规定了美国、俄罗斯及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减少排放温室气体的具体额度,要求他们到2010年至少减少1990年排放总量的5%。提倡各国建立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行(JI)。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与工业、交通等的行业规模、生产方式相关。发达国家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处于先进水平,与之相应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量也是巨大的,因此其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也随之加大。减少排放也就意味着控制生产建设规模,势必影响到经济发展。这也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怎样才能既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又不有碍于经济发展呢?公约是各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调和的产物,其间大国施加了更多的影响。美国对于减排采取强硬态度,没有遵守国际承诺,势必加重各国减排的负担,由此也使国际法的效力大打折扣。在国际法律机制的建立到执行的过程中,国家立场、国际政治格局、经济全球化等等因素掺杂综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法律关系,其调整、整合及协调是博弈各方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结果。

2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研究与立法实践进展

我国对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是随着相关国际公约的起草和制定逐步开展起来的。气候变化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而气候变化导致的影响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这就增加了研究的难度和可变化性。目前我们已经开展了气候变化预测、影响评估、综合对策等方面的研究。制定5中国国家气候计划纲要6和5中国气候系统观测计划6,系统研究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为科学决策提供客观、全面、真实的信息资料;建立大气环境监测预测,分析、模拟气象灾害及其危害后果,及时了解掌握大气、气象及气候发展变化状况,采取适应性技术措施,有效控制导致气候变化的有害因素;进行农业气象灾害预警及控制技术研究,在于防治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的不良影响。着手研究编写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从宏观战略角度考察全国气候现状水平、气候资源潜力、气候变化趋势,结合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科技等限制因素,提出气候变化的对策措施;正确评估气候资源水平,合理开发利用气候资源优势,实现/资源气候0、/安全气候0。发挥国际和国内两种力量的作用,共同解决大气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为此,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确立了亚太地区清洁发展和气候变化伙伴关系,通过各国之间清洁能源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研究开发先进的清洁能源技术,减少有害气体排放,减轻对大气环境的污染危害。为控制大气污染造成气候有害变化,颁布实施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6,为适应大气、气候环境变化该法已经进行了两次修改。将大气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合理规划工业布局,加强防治大气污染的科学研究,采取防治大气污染的措施,保护和改善大气环境。国家有计划地控制或者逐步削减各地方主要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即在限制排污总量指标的基础上实现逐渐削减。并且与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结合实施,同时引进市场机制,逐步开展排污权交易,充分发挥市场因素的自觉调整功能,实现排放者之间排放量的余缺调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于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负责,制定规划,采取措施,使本辖区的大气环境质量达到规定的标准,即实行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制度,实现量化、标准化的管理和监督。实行大气环境的区域控制制度,包括划定/两控区0、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区。通过采取更加严格的制度措施,有效扭转上述区域大气污染恶化的趋势。改善能源结构,鼓励和支持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植树种草,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沙、治沙工作,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国家鼓励、支持消耗臭氧层物质替代品的生产和使用,逐步减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产量,直至停止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生产和使用,从而有效遏制臭氧层空洞的扩大。我国现行的5大气污染防治法6主要是针对燃煤产生的气体、其他工业生产废气的排放、机动车船排放的尾气以及粉尘、恶臭气体排放而实施的法律控制,在进行末端治理的同时实行源头管理,包括清洁能源使用和清洁生产。立法鼓励清洁生产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实行落后工艺设备的强制淘汰制度,并且国家鼓励采用的生产设备和技术名录。

第9篇：解决气候变化的措施范文

关键词：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应对策略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3-0054-02

气候变化已经吸引了国际以及各国的关注，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命题，需要站在国家利益、全球化的高度来应对，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越来越广泛，气候变化的预测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方位、多尺度、多层次的，负面和正面影响并存的。

一

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是指能够识别（如采用统计检验）的气候状态的变化，即平均值变化和/或各种特性的变率，并持续较长的时间，一般可达几十年或更长时间[1]。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只是气候系统和气候要素变化的原因、幅度和区域分布迥异，且未来气候变化预测还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气候变化影响了粮食的安全。所谓粮食安全，是指“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的一些学者结合中国国情，根据FAO的定义，对粮食安全概念作了进一步阐释。例如，郭书田认为：“中国粮食安全应该包括五方面内容，即粮食自给率、粮食库存率、农民收入、生态环境、食物安全等。”[2]翟虎渠认为：“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应包括数量安全、质量安全和生态安全。”[3]从以上对粮食安全的定义可以看出，无论国际或者中国学者怎样定义粮食安全，其中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都要确保有足够的粮食。充足的粮食储存量是国家安全的先决条件，离开这个条件谈国家安全，那国家安全就好比是空中楼阁。

二

“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如此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文明史和农业关系至为密切。粮食是国民经济基础中的基础，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战略物资。目前，全球气候的变化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有如下的影响：

第一，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的充足供应。粮食的充足供应，指在数量上和市场上有粮可食，包括粮食生产、粮食储备以及外来粮食援助等。全球气候体系的异常导致中国在降水、气温、自然灾害爆发频率和分布、水资源利用、病虫害发生机制等方面出现反常，最终冲击中国粮食的生产和供应。

温度对粮食单产的影响。在中国，升温对东北农业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升温可以延长作物生长季节，而且减少低温冷害的威胁，是其有利的方面；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会导致积温增加，从而使作物的生长期延长。但增温也有不利的一面，气候变暖，特别是冬季温度升高，将有利于害虫和病原体安全越冬，使来年的虫病源基数增大，加重危害程度。

气温升高对水分有效性也将产生影响。气温升高使蒸发量增加，导致了作物灌溉用水量大幅度增加。即使是良好的灌溉条件，也只能一定程度地缓和蒸发量增大引起的干旱，并不能完全补偿增温带来的减产效应。另一方面，土壤水分条件通过影响土壤的透气性而影响土壤固有有机碳的矿化分解和外源有机碳的降解，进而影响土壤有机碳含量。若土壤水分充足，那么土壤空隙度就大，就促进了有机碳的矿化分解[4]，增加土壤肥力。但蒸发量变大会使得土壤水分不足，影响有机碳的矿化分解从而影响粮食单产量。

而在气温升高而降水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又将会出现中国农牧交错带向南扩展。首先，东北与内蒙古接壤地区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70千米左右。其次，华北北部农牧交错带的界限将南移150千米左右。再次，西北部农牧交错带界限将南移20千米左右[5]。农牧交错带的南移使得草原面积有所增加，但同时也加大了荒漠化的可能，导致中国粮食安全问题进一步加重。

第二，气候变化影响中国粮食市场价格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气候变暖后，土壤有机质的微生物分解将加快，这需要施用更多的肥料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而施肥量的增加意味着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气候变暖可能会加剧病虫害的流行和杂草蔓延，因此不得不增加农药和除草剂的施用量，而这将增大农业生产成本。粮食市场价格波动，实际上是通过生产投入要素变动来实现的。所以当生产成本发生变化时，市场对之进行反应的可能途径就是调整价格和增加市场供求量。而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以及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加重导致的粮食减产，使得粮食市场供不应求，粮价就会上涨。粮价上涨一方面对粮食增产起到刺激和促进作用[6]；另一方面粮价上涨又会影响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引起通货膨胀，往往会发生经济社会的震动，1993 年和 2003 年就是两次典型案例。

三

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造成巨大挑战，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积极开展气候变化应对策略的研究，进行远期的规划和防御，发挥优势避免劣势，保障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粮食安全。

第一，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科研政策对策。综合运用气候学、农学、遗传育种学、灾害学、生产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理论方法，以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切入点，以农业主产区为重点研究区域，研究并揭示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系统的影响机理与适应机制，为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理清科学思绪[7]。

第二，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技术选择。采取有效得当的农业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如优质农作物品种选育及产业化技术、转基因生物技术、重大病虫草害预测预报及防御技术、高效低毒新型化学农药及生物农药的创制技术、高效低污染新型化肥农膜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不仅可以有效降低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所带来的破坏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有效利用气候变暖所带来的有利农业生产条件。

第三，应对气候变化的粮食安全政策措施。国家制定相应政策，从制度上保障农业科技推广的正常运行。各地也要因地制宜，选择不同的推广模式或多种模式，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8]。其次，要出台一些惠农政策，实行不同作物差别农业补贴政策，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再次，为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该“藏粮于国”和“藏粮于民”相结合。最后，要改变消费观念，做到节约和珍惜粮食。

总之，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和作用复杂多样，并且未来农业生产不仅受到播种面积、技术贡献程度等的影响，更系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所以，摸清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是正确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提。及早研究、及时正确应对气候变化，可缓解、适应气候变化产生的不利影响，也是国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保持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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