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损失评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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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关键词：渔业资源;休渔措施;禁渔制度
Abstract: China has 1/4 of the world's marine fisheries, abundant fishery resourc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marine fisheries, fishery resources in China is slowing sharply, facing exhaustion. To improve the present situation, China began to use the moratorium since 1995, it is a closed system, achievements, problems coexis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background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moratorium system, analysis, evaluation of its performa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summer fishing moratorium.
Key words: fishery resources; Moratorium; System of fishing
中图分类号：DF413.4 文献标识码：A
伏季休渔是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保护渔业资源的一种制度。因其确定的休渔时间在三伏季节，也称伏季休渔，是我国在渔业资源管理方面采取的覆盖面最广、影响面最大、涉及渔船渔民最多、管理任务最重的一项保护管理措施。
我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实施概况
早在1955年，国务院《关于渤海、黄海及东海机轮拖网禁渔区的命令》，并明确规定禁渔区的范围，以保护渤海、黄海和东海的渔业资源。
1995年，农业部正式宣布对黄渤海实施伏季禁渔制度，修改原有休渔制度，并重新规定每年7-8月在东、黄海实行全面休渔制度, 禁止拖网和帆式张网渔船进入北纬27度以北至35度以南的黄、东海生产；9-10月拖网渔船可在机动渔船拖网禁渔区线向东平推30海里线以东的海域作业, 但须实行幼鱼比例检查制[2] 。
1999年，休渔范围扩大至北纬12度以北的南海海域，休渔时间延长至90天[5]，此后，休渔时间逐渐延长，休渔作业类型不断增加，休渔范围逐渐覆盖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2009年，农业部新伏季休渔制度，于当年实施。新制度把休渔期开始时间提前到5月中旬[2]，进一步延长休渔时间，其中黄渤海三个月，东海三个半月，南海两个半月[5]。2012年伏季休渔的安排为：北纬35度以北的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时间为6月-8月；北纬35度至26度30分的黄海和东海海域休渔时间为6月1日-9月16日。此外，定置作业休渔时间不少于两个半月。
我国伏季休渔制度在十多年中不断调整优化，休渔范围逐步覆盖我国全部海域，休渔时间有针对性延长，休渔作业类型转变为除单层刺网和钓具以外的所有作业类型,在伏季休渔力度以及捕捞强度控制上明显有所增强。[2]
伏季休渔制度绩效分析
2.1渔业资源部分恢复
首先，该制度保护了产卵群体及幼鱼群体。许多经济鱼类集中在伏季产卵，伏季休渔制度恰好避免捕捞作用对产卵群体的破坏，休渔期后，产卵高峰基本结束，保证了产卵群体正常产卵及仔稚鱼的孵化生长，为群体中幼体的补充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
其次，增加渔业资源密度，改善种群结构，取得较明显的资源增殖效果。数据显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后，东海带鱼、鳗鱼产量明显增加，其中带鱼单位亲体补充量指数平均值为4.26，分别比1990-1994年的2.57和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2.93提高65.8%和45.4%，幼鱼密度指数增幅为39.3%[2]。
2.2 海洋生态环境改善
伏季休渔使海底环境免受干扰，有所改善。譬如，底拖网、虾拖网作业时破坏鱼类幼体资源，反复拖曳使海底荒漠化，纲索搅动海底泥沙及有害物质，严重扰动海底生态环境。实施数月的休渔，一方面保护了底栖生物群落，使海洋生物能量在自然条件下流动转换，实现物质能量在自然条件下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流动，也保证了海洋物种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渔业资源的群落结构；另一方面，有利于修复底栖生态环境，保护海底环境和沉性卵生物资源。
2.3 渔业的经济效益提高
休渔制度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渔业经济效益：第一，伏季休渔保持海洋捕捞总体稳定，部分经济种类渔获产量、质量提高，产值增加。数据显示，我国带鱼捕捞产量2008年比1994年增加了35.8%，小黄鱼产量增加了244%[5], 休渔前捕获的带鱼平均体重仅为50-75g，休渔期过后,幼鱼平均体重增至约90g，各不同时期出生的带鱼群体都可有平均20g以上的增重[2]。第二，休渔期间渔船不出海作业，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缩减大量生产成本，相对提高了生产效率，增加了经济利益。有资料显示,估计伏休期间周年生产成本降低了20%以上[2]。
3 我国休渔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3.1 捕捞强度居高不下，仍有损害经济鱼类幼体现象
休渔期间，渔业资源数量、质量均有改善，但休渔期结束后，开捕的捕捞强度严重反弹，短期内将鱼类子孙一网打尽，休渔成果毁于一旦。以南海为例，每年休渔结束时，3万渔船出海捕捞，开捕3天后，渔获量直降约80%，渔获物中未达到捕捞标准的幼鱼占过高比例，有时可逾70%[5]。这样，休渔制度仅在短期内养护了资源，但之后引发的资源破坏却比以往更严重。可见,伏季休渔制度仍无法全面阻止资源衰退、消除损害资源的隐患，甚至使资源陷入恶性循环。
3.2 休渔海域及时间仍需科学论证及调整
海洋范围广阔且环境特征不断变化，各环境要素间往往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格局，若不能科学制定休渔制度，全面考虑各海域间的联系，很难取得预期效果。
3.3 渔民增收不明显甚至利益受损
禁渔期间，不少渔民处于捕鱼无湖、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状态。以南海广东为例，渔业作为渔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约占人均收入的90%[5]。渔民转移就业难度大，而休渔制度给渔民带来的增收远不足弥补休渔期损失。数据显示，2000-2006年，渔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率不到5%，2008年又降至7000元，较同期农民人均收入1.2万元低41.4%[5]。
4 休渔制度改进建议
4.1从生物学角度
加大渔业资源科学调查的投入，掌握渔业资源最新动态，并及时做出相应调整。首先，掌握不同海域渔业资源的特征，有针对性地确定最佳休渔时间、范围、作业方式，而不是“一刀切”；其次，配合休渔制度，建立保护区，实现长时期资源养护；最后，建立生态渔业，扩大增殖放流与人工鱼礁的投放规模，促进渔业资源恢复与可持续发展。
4.2 从经济学角度
政府可建立休渔补贴制度，在休渔期间对渔民生活补助, 保障休渔区稳定发展;此外，政府可增加休渔区经费，确保休渔措施实施到位；为维持休渔区纪律，可制定奖惩制度，评估渔民表现，形成激励机制，提高渔民配合制度的积极性。
4.3 从社会学角度入手
为取得社会认可与支持，应做好宣传工作；条件允许时可组织技术培训，向渔民推广安全、科学、可持续的捕捞生产方式，从而使渔民认可并自觉遵守休渔制度，巩固休渔措施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农业部渔业局. 海洋伏季休鱼和长江禁渔的背景和成效[J]. 中国渔业经济, 2005, (03): 23-24
[2] 陈艳明,包特力根白乙. 中国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研究[J].河北渔业,2010,(09):47-56
[3] 练兴常. 关于调整伏季休渔制度的探讨[J].现代渔业信息 ,2003,(04)
第2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省水产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水产产业强省，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现代水产产业强省为目标，以保障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维护生态为中心任务，以深化水产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转方式调结构为实现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健全全省现代水产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增强水产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产业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生态良好、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平安和谐的现代水产产业发展格局。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严格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科学有序利用渔业资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健康养殖和稻渔综合种养。积极推进减船转产，严格控制捕捞强度，促进节水减排，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坚持宜渔则渔。立足全省农业发展全局，根据渔业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状况，积极利用适宜发展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稻田等资源，科学确定养殖模式、产业规模和发展重点。积极推进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发展，促进水产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加强现代水产产业技术创新，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水产产业，用新技术、新模式等创新成果推动现代水产产业发展，用新型经营主体、现代科学管理优化水产产业，用品牌建设、市场开拓提升水产产业，推动水产产业迈入创新驱动、品牌带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坚持依法治渔。推动完善渔业地方法规体系，用法治破解发展中的难题、用法治护航产业发展，依法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保障质量安全，为渔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三）主要目标。
加快发展现代水产产业，努力实现水产产业“一降低，二增长，三转变，四安全”。“一降低”即降低江河捕捞强度；“二增长”即促进水产产业的量质同步增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份额同步增长；“三转变”即由注重产量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由注重资源利用转变为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由注重物质投入转变为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四安全”即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安全、水生生物卫生安全和渔业船舶作业安全。
到2020年，全省水产养殖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养殖面积达到25万公顷，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20万公顷，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80万吨。全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560亿元，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涉渔一二三产业比例调整为6∶1∶3。全省农民人均渔业收入达到840元以上；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550元，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省、市（州）、县（市、区）质检体系更加健全，水产品产地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建立2个省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力争创建7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立4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增殖放流站和驯养救护中心10个，年均增殖放流苗种1亿尾以上。建设内陆渔港5个，捕捞渔船数控制在1.15万艘以内，总功率不超过4.9万千瓦。
二、重点任务
（四）完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按照转方式调结构要求，制定、修订完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并向社会。科学划定养殖区域，明确限养区和禁养区。将宜养水域、滩涂纳入养殖区域，稳定基本养殖水域。严格控制限养区养殖规模，科学确定养殖容量和品种。将法律法规禁止养殖以及水域环境受到污染不适宜养殖的区域划入禁养区，撤出和转移禁养区内的养殖设施。
（五）优化水产区域布局。推动水产产业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生态类型相匹配，水产产业要素投入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相衔接，水产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平原地区以池塘为基础，以名优品种为重点，打造水产产业的优势和集中发展区。丘陵地区以池塘及大水面为基础，以地方特色品种为重点，打造特色水产养殖基地。攀西地区发挥光热资源优势，打造特色苗种繁育基地。盆周山区及西北高原地区发挥冷水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特色冷水鱼产业基地。稻田资源丰富的地区，注重差异化发展，建立各具特色的“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养殖基地。
（六）优化水产养殖方式。因地制宜发展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稻渔综合种养、流水养殖、工厂化养殖。稳定池塘养殖规模，确保绿色生产用水，加快推进老旧池塘标准化改造，提高养殖生产能力，到2020年改造池塘3.33万公顷。合理确定湖泊、水库等水域内养殖规模，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养殖与增殖，坚决取缔施肥养鱼和超标准网箱围栏养殖，到2020年建设百万亩江河库区生态渔场。积极利用低洼地、下湿田、冬囤水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到2020年建设6.67万公顷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七）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稳定发展大宗水产品。积极引进国际优良水产种质资源，加强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名特优品种、高附加值品种、低消耗低排放品种，提高养殖综合效益。实施渔业种业提升工程，构建现代化良种研发繁育体系，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水产原种保护，强化水产苗种和种质资源进出口监管。
（八）促进水产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渔业新型业态，推动水产养殖、加工、物流、休闲等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提高综合效益。积极引导水产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保鲜和副产物综合利用。支持开展水产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平台建设。鼓励发展订单销售、电商等新型营销业态。积极发展餐饮、垂钓、水族观赏、渔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多种休闲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传统渔文化为根基，以捕捞及生态养殖水域为景观，建设美丽渔村，打造休闲渔庄。深入开展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到2020年创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30家。完善多渠道渔业产业融合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工商资本开展渔业产业各环节服务，全面提高渔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九）加强品牌及经营主体建设。挖掘水产品生产区域特质、工艺特点和文化底蕴，加强渔业品牌建设，支持区域性公用品牌、重点企业自主品牌、重要水产品品牌培育壮大；大力发展“三品一标”（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加强“三品一标”产品防伪标识使用和发证后监管。加强现代渔业园区建设，促进主导产业集群发展。以培养养殖大户和家庭渔场为重点，扶持壮大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产业联合体，加快发展多元化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
（十）深入推进渔业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品种培育、生态高效养殖、病害防控、营养与饲料、精深加工等产业技术研发，构建现代水产产业技术体系；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组建渔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快搭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水产科技创新转化平台（基地）。加强新型职业农渔民培训、官方兽医（渔业）培训、水产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增强农渔民技能水平，全面提升渔业从业人员素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推进机械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和现代信息技术在渔业领域中的应用，推进水产养殖节水减排，推动水产产业发展逐步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
（十一）扎实开展水产技术推广。推进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行以推广机构为主，教学科研单位、企业、专业合作社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服务模式，形成以公益性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单位、协会、合作社、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大力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组织开展科技下乡、农渔民技术培训等活动，加快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推广，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十二）强化水生动物卫生安全监管。加强水生动物防疫站能力建设，完善渔业官方兽医制度，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和监督执法。做好渔业乡村兽医备案和指导工作，壮大渔业执业兽医队伍。加强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完善疫情报告制度，提高重大疫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十三）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持产管结合，强化产地监管职责，落实生产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大力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鼓励和引导养殖节水减排改造，开展养殖水质监测和养殖用水农业灌溉综合利用，支持养殖循环用水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深入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场和示范县创建活动，到2020年新创建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100个以上、国家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5个以上。加强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加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扩大监测覆盖面。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市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水产品检测能力建设，在涉渔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配备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设备，加快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修订。严格监管养殖用药，针对重点养殖品种，开展硝基呋喃、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养殖过程中违法用药行为。加强市场销售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市场开办者落实水产品市场准入、信息公示、监督抽检及快速检测等责任，监督水产品销售者和餐饮服务提供者严格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不合格水产品退市等义务。
（十四）加强渔船安全生产监管。深入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加快渔船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开展安全生产交叉大检查，最大限度减少渔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推广使用渔业标准船型，加快老旧渔船更新改造，强化渔船安全设施配备，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渔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十五）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完善水域突发污染事故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制度，科学评估渔业损失，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修复”原则，建立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机制。涉水工程应开展渔业影响专题评价，制定渔业资源补救方案，严格落实补救措施。
（十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严格执行禁渔期制度，严厉打击电、毒、炸鱼和使用“绝户网”等非法捕捞行为。根据我省水域和水产资源实际，新建一批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夯实渔业资源保护基础。大力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加强增殖放流管理，完善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机制。大力开展水生野生动物科普宣传，严格水生野生动物的驯养、捕捞、运输和经营利用行政许可，强化“三证”（人工繁育证、特许捕猎证、经营利用许可证）管理。强化涉水工程建设项目涉渔影响专项执法检查。积极推进天然水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逐步降低江河捕捞强度。
三、保障措施
（十七）加大财政支持。各地要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加大对水产产业的投入力度，支持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园区、原良种体系、质量安全体系、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等。按规定落实渔政执法、渔业资源保护和无公害认证、水产品质量监管经费等保障政策。
第3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一、以转变增长方式为切入点，猛促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针对海洋经济仍未跳出资源依赖型的小圈子，产业层次不高、发展质量不强等实际情况，我们把海洋经济结构性调整作为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顺应国内外渔业经济发展潮流，突出发展水产品加工、船舶修造、临港物流、滨海旅游等二三产业，巩固提高养捕第一产业，加速构筑一二三产业重点突出、协调发展的新型产业结构。第二产业，重点引导水产加工企业在注重扩大规模的基础上，加快技改步伐，拓展加工领域，提高产品档次，开发新特产品，使加工业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全年全市加工业实现产值152亿元，比上年增长20.6%；引导渔业企业强化“工业强企”理念，根据各自实际上项目扩规模，抓投入搞技改，全力实现以渔促工、高新转型。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渔业企业增上或改造工业项目36个，总投入达到38亿元，三星造船、神飞造船等项目的正式运营，使渔办工业驶入发展的快车道，全年渔办工业产值达到45.2亿元，增长28.6%。第一产业，重点加强变向转轨，捕捞业在抓好近海捕捞的同时，坚持向大洋渔业挺进。全市投资3.6亿元用于大洋渔船更新改造，先后新建或改造渔船91艘，全年完成大洋捕捞产量6万吨，实现收入5亿元，成为捕捞业强力增长点。全年捕捞产量达到68万吨，实现产值36亿元；养殖业着力克服“3.4”风灾造成的巨大灾害，引导有关企业积极引进龙须菜等适宜品种，加大扇贝、牡蛎、鲍鱼等品种养殖规模，全市共投入40万方水体用于鲍、参等品种繁育，培育鲍鱼苗8000万头、海参苗5亿头、大菱鲆苗1000多万尾、牙鲆鱼苗500多万尾、贝类苗20多亿粒、河豚苗200多万尾、星鲽苗200多万尾，为弥补灾害带来的损失打了坚实基础。全年养殖产量达到58万吨，养殖产值达到72.8亿元，同比增长9%。第三产业，重点加快规模膨胀，全力引导有关渔业企业立足优势，全力做大做强滨海旅游、海洋航运等“朝阳产业”，凤凰湖开发进一步深入，好当家集团爱国教育基地初具规模，威顿游艇旅游公司的王岛开发进入实质论证，这些为全市渔业第三产业进入“黄金期”创造了有利条件。全年渔业三产收入达到65.2亿元，比上年增长10.4%。
二、以建设“平安渔业”为突破口，猛促海洋渔业执法监管到位。一是积极开展“护渔2007”行动。以渔业资源管理为重点，深入企业渔村码头驻点开展捕捞许可证年审、渔船年检工作，先后成立6个工作组、18个工作点，极大方便了生产单位和广大渔民。全年共对5000多艘渔船的捕捞许可证进行了年审，开展渔船初次检验49艘、营运检验5029艘，年审率达到97.9%，从而确保了渔船安全适航。二是积极开展“2007海盾”行动。先后组织开展了养殖用海专项执法大检查、自然保护区专项执法检查等活动，并对我市在建或已完工的用海工程项目进行跟踪检查，全年共检查各类用海项目1015个，出动执法人员1245人次、执法车423辆次，查处非法占用海域案件8起，成功调处海域纠纷8起，使全市海域开发使用管理走上了有序、有度的健康轨道。三是积极开展“平安渔业”建设行动。把渔业安全生产放在渔业工作之首，结合全国“安全生产月”、“全省渔业百日安全大检查”等活动，实行陆地检查与海上检查相结合、全面检查与重点检查相结合，全年先后开展渔业安全生产大检查6次，出动检查人员800多人次，共检查渔港码头2510个次，检查渔船3968艘次，办理渔船进出港签证4257艘次，查处违规渔船1617艘次，配备安全设备436件（个）。同时，坚持宣传教育与安全培训到位，发放各类渔业安全明白纸等资料4000多份，举办培训班8期，培训各类船员2464人次，为“平安渔业”建设夯实了基础，全年仅发生渔业安全事故3起，经济损失32万元，创出历史最好水平。
三、以方便基层渔民为总抓手，猛促服务质量完善提升。我们牢固树立“服务胜于一切”的思想，把优质服务贯穿于海洋与渔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一心一意为基层办好事，认认真真为企业办实事。一是全力搞好“渔技入户”服务。选派4名专业技术人员进驻寻山集团、泓泰公司等单位开展海参、鱼类、贝类等水产育苗及养殖生产科技入户驻点服务，并以点带面将服务范围辐射到驻点周边企业渔户，充分体现渔技推广的社会公益效能。与此同时，组织渔技人员开展科技下乡与咨询服务，重点对全市沿海高效养殖品种育苗与养殖技术、鱼病防治、HACCP防控体系建立等进行全方位指导。全年开展科技下乡活动50余次，对30多个渔业实体提供500多人次的无偿技术咨询服务。二是全力为海洋渔业重点项目服务。针对2007年涉海涉渔重点项目多、规模大、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等实际，我局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主动将工作重心前移，做到提前介入，实施全程服务。对市委市政府确定的渔业重点项目，根据项目需要及时间要求，在项目实施前积极做好海域勘验、测量、绘图等一系列准备工作，在项目实施之后，从海域测量到勘验评估，从海环评价到使用论证都全程参与热情服务，只要项目需要就不讲条件、不惜代价地予以全力支持。全年共受理用海申请63份，完成2万米岸线、1万多亩海域测量工作；配合山东省海事司法鉴定中心出海150多人次对100多家养殖业户近5000亩养殖海域资源状况的调查、走访、勘验、评估；组织完成了赤山集团码头扩建二期等7个大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评价和海域使用论证的评审工作，大大加快了大项目的履约率和开工率。三是全力为渔业经济争项目争扶持。我们立足自身职能和渔业发展需要，组织精干人员跑部进省，主动向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汇报工作、协调沟通、搞好衔接，争取对*渔业给予重视和支持。今年以来，先后申报了“中国科协”金桥工程项目2个，以及捕捞燃油补贴、农业部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渔业资源修复计划、无公害水产品产地认定等渔业项目8个，全年共争取上级无偿资金1.7亿元，超年计划8.5倍，位居全省县级首位。
第4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1 概念和内涵
1.1 海洋生态补偿
海洋具有整体性、流动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或者海洋生态建设都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一片海域的环境资源破坏会损害周边海域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破坏的后果需要由周边海域分担；另一方面，一片海域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可以增加周边海域的环境和经济利益，生态环境建设者无法独自享有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成果。在海洋环境资源利用和保护方面，类似的外部性普遍存在，并导致环境和经济利益关系的扭曲，增加了海洋生态保护的困难，损害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和谐。海洋管理同样需要建立海洋生态补偿机制来调整相关利益关系。从政策角度，可以把海洋生态补偿定义为：“以促进海洋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协调发展，实现海洋可持续开发利用为目的，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激励海洋环境资源保护行为，调节海洋环境资源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
1.2 生态系统方法
生态系统方法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的全面方式，是一个按照生态学原理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生态系统管理进行思考和制定行动计划的框架。在研究或实践中，生态系统方法被赋予多种不同的定义。《生物多样性公约》认为，生态系统方法是土地、水和生物资源综合管理的战略，是促进它们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一种公平的、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能重视生物组织结构、有机体的基本过程、功能及其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多方面。在海洋管理领域，美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则认为，生态系统方法为海洋和海岸带管理决策提供了一个综合框架，与传统的基于单个物种或者单一问题的分散管理不同，运用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综合考虑了相关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特别是影响海洋资源利用的人类因素。
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上，生态系统方法被作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概念正式被提出，并在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等组织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迅速成为研究和管理实践的热门。海洋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提供了比陆地更多的机会，生态系统方法在海洋管理中，特别是在海洋渔业管理中，得到了更多重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盟等国家均在各自的海洋政策中明确提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运用生态系统方法已经成为海洋管理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2 在生态系统方法框架下构建海洋生态补偿运行机制
2.1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是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要求
200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国大会上提出了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12条原则，其中的4条原则与生态补偿直接相关：
(1)生态系统管理者必须认真考虑和分析管理行动对周边生态系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这条原则强调应充分认识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问题，即实施生态补偿的缘由。
(2)应在经济背景下理解并管理生态系统，包括a、减少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市场扭曲现象；b、运用奖励措施，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c、尽量使生态系统的成本和生态效益内部化。这条原则明确表达了采取必要手段纠正因外部性导致的利益关系扭曲，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补偿思想。
(3)管理决策应该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选择，特别是当地的居民和社区的权利应该被公平和公正的考虑。此原则涉及了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范围界定问题，无论补偿主体还是补偿对象都是利益相关者。
(4)在适当的空间范围上实施生态系统方法，其地域范围应反映生态特征而不是行政范围，通常包括从流域到海域的广阔地域。这条原则为界定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空间范围提供了参考。
从这4条原则可以明确的看出，实施生态系统方法要求运用生态补偿手段。
2.2 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需解决的基本问题
构建生态补偿机制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界定生态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二是选择补偿途径，三是确定补偿标准。构建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同样需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
2.2.1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
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界定是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是要解答谁补偿谁的问题。其基本思路是分析某一海洋开发或保护活动如何改变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找出其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都是利益相关者，补偿主体包括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和分享因他人的贡献而增加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群体；补偿对象则包括原本享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到损害的群体以及对恢复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有贡献的群体。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类有很多种不同的体系。“我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专项”课题“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中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分成了食品生产、原料生产、氧气提供、基因资源提供、气候调节、废弃物处理、生物控制、干扰调节、休闲娱乐、文化用途、科研价值、初级生产、营养物质循环和物种多样性维持等14类，并提出了计算各类功能的方法，可以据此分析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对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进而根据他们的利益增损关系界定补偿主体和补
偿对象。特别要强调的是，由于海洋资源本身具有的整体性和流动性特点，利益相关者的范围可能很广，从制定易操作的生态补偿政策的角度出发，需要把利益相关者限定在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地域范围之内。
2.2.2 补偿途径的选择
补偿途径指的是实现生态补偿的手段，通常包括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环境资源税费、智力型投入、项目实施等。选择补偿途径应结合海洋资源开发活动的具体形式、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的特点等，并确保补偿效果具备持续性。上述补偿途径都曾在陆地生态补偿实践中得到应用，也完全可用于海洋生态补偿。海洋生态补偿中，应主要考虑选用财政转移支付和环境资源税费两种途径。
2.2.3 补偿标准的制定
补偿标准是实现生态补偿的依据，制定补偿标准是要找出能被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共同认可的补偿额度，以达到改善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有效矫正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的环境和经济利益分配关系。各种补偿方式都涉及到补偿标准问题，其中，讨论较多的是资金形式的补偿标准。
理论上，补偿标准应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来制定，但由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量化方法本身不成熟，而且量化的结果通常是天文数字，所以，其研究结果无法直接用于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已有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补偿标准通常用机会成本法、恢复成本法等方法计算，海洋生态补偿标准的制定也可以参考这些方法。现有海洋方面的收费政策、陆地生态补偿实践也为制定海洋生态补偿提供了参考。
由于生态补偿标准涉及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人们的意识等多方面，采用理论方法计算的补偿标准在实践中往往难被接受。实际上，通过补偿主体和补偿对象双方“讨价还价”达成协议的补偿标准要比根据理论价值估算确定的补偿标准更加可行。
3 构建渤海生态补偿机制的初步设想
渤海海域是目前我国污染最为严重的海区，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最近几十年，渤海受污染的海域总面积持续增加，特别是海水质量劣于三类水质的海域面积增长较快。渤海生态系统也退化严重，近几年的监控结果显示，渤海的生态监控区生态系统均处于亚健康或者不健康状态。海洋环境恶化及其引发的环境灾害严重危害了海洋产业的发展。实践表明，传统的海洋管理模式不能胜任渤海管理，无法有效解决渤海所面临的种种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管理渤海被提上议事日程。基于生态系统的渤海管理是一个对渤海及其沿岸区域，并涉及入渤海河流流域的综合管理，影响渤海生态环境的人类活动是其管理核心。如前所述，实施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管理中生态补偿不可或缺。针对影响渤海生态环境的主要人类活动及造成的主要问题，提出生态补偿运行机制建设的初步设想。
3.1 陆源污染物
大量的陆源污染物排放入渤海并累积是导致渤海水质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渤海陆源污染物主要来源分三类，一是对海直接排污口，每年通过各类排污口直接排入渤海的污水高达40亿t左右，占入渤海陆源污染物的20％～30％；二是入渤海河流，以河流为载体的陆源污染物是渤海主要的污染物来源，其比例占50％以上；三是村镇和农地地表径流，这类污染物主要是氮和磷，占入渤海氮和磷总量的4％～10％。
为减少陆源污染物人海，除了运用传统的严格执法监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手段之外，还应运用生态补偿，用经济激励机制，鼓励减少污染物排放行为。针对向海洋排放污染物，我国建立了“排污收费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十一条规定：“直接向海洋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十五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超标准排污费”。从实施情况看，由于排污费价格偏低，该制度的激励力度不足，对限制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的作用有限。建议对现有“排污收费制度”进行改革，提高收费标准，突出生态补偿的内涵，建立以排污单位为补偿主体，地方政府作为人充当补偿对象的生态补偿机制。
3.2 海洋生态用水
海洋生态用水是为满足海洋特别是河口生态系统正常的生态过程和生态功能所需要的入海淡水。近几十年来，由于入渤海生态用水减少，渤海盐度的空间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渤海自然系统发生较大变化，对鱼类、虾类的洄游产卵、育幼等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入海生态用水减少已成为导致渤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入渤海河流流域地处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本身短缺，要求流域减少取水量以增加入海生态水量，势必要对流域原有的生产生活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枯水期，这种影响尤其明显。渤海对入海生态水量的需求与流域生产生活用水(主要是农业用水)需求之间就形成了一对矛盾，必须在流域发展农业和其它产业和放流人海之间做出战略选择。在决策用作增加生态流量之后，就需要研究生态补偿制度，特别对流域在枯水期增加生态流量应给予补偿。应在海陆统筹的方针指导下，研究增加人海生态水量的生态补偿标准和实施规划，建立流域和海域、内地和沿海之间的用水生态补偿机制。
3.3 湿地围垦和围海造地
以海水养殖为目的的湿地围垦和以城市建设为目的的围海造地导致海岸带湿地大面积丧失。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到2003年，渤海累计围海面积高达3000平方千米，修建海堤近2 600 km。滨海城市建设和工业园区建设推动围海造地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仅曹妃甸围海造地一期工程围填海面积就达11.95平方千米，天津滨海新区建设预计围填海面积超过200平方千米。围垦和围海造地对发展沿海地区经济有一定贡献，但也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海洋污染、物种生境丧失和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降低，存在一定危害。
为控制湿地围垦，山东省在2007年出台了“退渔还湿”的生态补偿政策，该政策对于减少湿地围垦，保护和修复海岸湿地有积极意义，值得在环渤海地区推广。此外，建立自然保护区也是保护湿地的有效手段。保护区一旦建立，依照相关条例，区内原有的捕捞、养殖等经营性用海活动将受到限制，当地居民的利益将不同程度受到影响。从保护区管理现状看，由于缺乏新的就业渠道，当地居民违规在保护区内开展养殖和捕捞活动的现象并不鲜见。为缓解这对矛盾，应该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对放弃保护区内海域经营活动的居民给予补偿，其补偿途径以政府帮助就业转移为首选。
围海造地是完全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方式，国家对一般的填海型项目收取海域使用金。从实践情况看，收取海域使用金标准往往很低，与所填海域本身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相差甚远，不利于控制围填海。海域使用金是国家作为所有人出租海域使用权，向承租人收取的租金，不属于生态补偿金。应专门针对围海造地建立生态补偿机制，这一生态补偿机制中，用海单位是补偿主体，地方政府充当补偿对象，补偿途径以资金补偿为主，补偿标准可参照围海造地区域同期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价格。
第5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一、建立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快速发展
据国家海洋局的《2005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海洋产业总产值已突破16987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的4.0%。其中，海洋渔业总产值4402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25.92%；海洋交通运输收入2940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17.31%；滨海旅游业收入5052亿元，占全国主要海洋产业总产值的29.7%。滨海旅游业、海洋渔业、海洋交通运输业作为海洋支柱产业，占主要海洋产业的比重近四分之三，其中滨海旅游业位居各主要海洋产业之首。海洋经济总体水平在世界海洋国家中已处于中上水平，一些海洋产业在国际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海盐总产量和沿海主要港口全年吞吐量蝉联世界第一。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05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海洋油气业的产值分别只占到海洋产业总产值的4.81%，4.35%，产业规模不大，增长幅度缓慢；海洋生物医药、海洋电力、海洋化工业、海水综合利用等海洋新兴产业的产值分别只占到海洋产业总产值的0.28%，6.42%，1.72%,1.20%[1]。这些海洋新兴产业规模整体偏小，带动效应不足，产业效率低。要使我国海洋新兴产业获得快速发展，应制定恰当的产业政策，不断优化海洋产业结构，科学、合理地进行产业布局，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实现海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1、大力扶持新兴海洋产业。要使海洋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必须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支撑，以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着力建设一批海洋产业区和新兴海洋项目，逐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明显的海洋产业带，提升海洋经济整体竞争力。促进海洋产业集中度提高、产业聚集力和带动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全面提升，形成特色鲜明、辐射面广、竞争力强的海洋产业聚集区和产业集群。
2、对新兴海洋产业,国家应在资金投入、税收优惠、科技协作等方面提供支持，以推动海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3、采取有效措施开展海洋未来产业技术储备的研究，促进海洋未来产业的发展，逐步开发海洋清洁能源和深海采矿业、海洋信息产业、海水综合利用。不断开拓新兴的海洋空间利用领域，不断形成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
4、在大力扶持发展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对海洋第一产业，在保障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协调发展的同时，海洋捕捞渔业要努力保护近海资源，积极发展远洋和外海渔业，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延长水产品加工产业链，促进海洋渔业从产量型向效益型转变。调查开发新的渔业资源，积极推广名优新品种和生态养殖模式，要加强海洋生物技术开发研究，逐步向海洋农牧化发展。
5、积极调整并发展海洋第二产业。着力培育港口运输、临港工业、船舶修造、海洋能源及其利用等主导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要进行结构调整，优化港口布局。通过优化布局和资源整合，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港口体系。适当加大投资规模，积极吸纳国外和民营资本，加快海洋油气资源的开发步伐，进一步缓解我国能源短缺的压力。
6、继续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加强旅游基础设施与生态环境建设，优化滨海旅游资源，培育发展集休闲度假、生态观光、历史文化、都市体验为一体的滨海旅游业，使滨海旅游产业再上新台阶。
二、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提高海洋产业的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海洋科技创新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领域，日益成为世界各国经济与科技竞争的焦点之一。当今，世界绝大多数临海国家都把开发海洋定为基本国策，竞相制定海洋科技“开发规划”、“战略计划”等，把发展海洋科技作为战略性投资，摆在向海洋进军的首要位置，把海洋科技作为世界新技术革命最重要的内容来对待。中国是海洋大国，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遇，提高海洋产业的竞争力，是当前一项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对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和安全，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海洋经济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与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显得不十分协调，这已成为影响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制约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面对世界海洋科技创新的发展趋势，我们应当有计划有目标地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大力发展海洋高新技术产业和以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海洋产业这个中心环节,促进海洋综合开发。通过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的快速升级，提高海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海洋经济增长方式从海洋资源消耗型向海洋资源节约型的转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的关键：
1、海洋科技创新要高起点发展。要在吸收和采用国际最新的科技成果的基础上,组织技术攻关和技术创新,发展我国的海洋高新技术,特别是在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灾害监测预警技术；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科学养殖技术；海洋能源开发利用、海洋产业循环经济利用技术等方面。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2、海洋科技创新要面向市场，加大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对海洋产业的高新技术成果，要从科学上的可行性,设备、技术和开发的可行性，经济效益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规范技术交易，加强技术市场的中间环节，建立情报、信息、、风险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中间机构。要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根据市场发展对海洋产业和产品的需求,提业发展和产品开发的技术支撑,保证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衔接,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推动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3、科技创新要突出重点，集中力量，联合攻关。要根据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及技术发展、资金投入等方面的能力,确定相关领域和重点发展技术，联合攻关重点海洋科技创新项目，提高海洋科技创新的整体水平。
4、加强海洋科技资源配置和人才培养。实施海洋科技创新战略，人才是关键。应及早研究并采取对策，通过健全海洋教育培训体系，营造让大批优秀的青年海洋科技人才脱颖而出的环境，优化海洋科研人才结构，培养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海洋科技队伍。
5、加大对海洋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为海洋科技创新战略的实施，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持。利用市场机制，大力拓展投资渠道，积极推进民间资本、工商资本和外资资本参加开发海洋，增加社会力量对海洋科技的投入，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
6、加快科技创新机制建设，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成熟的海洋科技成果和国际先进的海洋管理理念和手段，扩大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使我国在海洋科技创新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建设，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是世界上海洋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是台风及风暴潮灾害多发区，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海洋灾害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仅次于内陆的洪涝和风沙等灾害。据国家海洋局公布的《2005年中国海洋灾害公报》显示，2005年中国海洋灾害频发，影响范围广，沿海1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全部受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32.4亿元，较2004年增加约5倍，为1949年以来最严重的一年[2]。近年来，我国海洋灾害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快和完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建设，研究评价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研究各类海洋灾害的特征、分布规律、发生机理，采取积极的措施和对策防御和减轻海洋灾害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
目前，我国已经建立包括海啸预警在内的海洋灾害预警机制和海洋防灾减灾应急响应系统，该系统在海洋防灾减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经济效益。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现有的海洋防灾、减灾预报系统，与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国家应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完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和海洋防灾减灾系统，争取把海洋潜在灾害损失降到最小，为海洋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全面服务。
1、加大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的资金投入。应将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纳入国家、地方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加大资金投入，使海洋灾害应急机制的日常运作和信息化建设所需经费得到保障。切实做好应对灾害突发事件的人力、物力、财力、交通运输、医疗卫生及通信保障等工作，保证应急救援工作需要和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以及恢复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进一步确立海洋预警预报服务系统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重点建设项目和预报灾种等，使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在预防和减轻海洋灾害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2、完善海洋灾害监测系统、预警系统和海上应急救助系统。国家海洋局应会同有关部门和省、市建立相应的信息交流机制和协调机制，强化对海洋灾害日常的监测和信息报送、，实现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远程会商系统，积极开展多种海洋灾害预警预报方法的开发与应用。通过这些系统，提高海洋灾害的监测技术水平，及时监测海洋灾害的发生、发展、移动和消亡，迅速传递灾害信息，有效地指导防灾和救灾工作。建立网络互联、信息共享、科学有效的防范体系，加强指挥协调，逐步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体系。
3、提高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处置能力和水平。对重点区域，如海滨城市、海滨集镇、沿岸护堤等，应具有完整的地形测绘资料，根据不同灾种和地区制订应急预警实施方案。内容包括应急监测预警报、信息、人员物资转移、组织疏散，应急避难场所及设施的确定，救援队伍的组建，救灾预备、紧急救援支撑体系，灾情调查评估、灾后恢复重建措施等。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海洋灾害预警预防能力、应急决策能力、应急保障能力、现场处置能力、恢复重建能力；增强公众个体的责任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提高全社会的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海洋灾害给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损失。
4、建立和健全海洋防灾、减灾、救灾服务保障体系。海洋灾害破坏力大，造成的损失巨大，人们对海洋灾害的抵御能力和承受能力相对较差,所以，建立海洋灾害的保障体系十分必要。海洋灾害保障体系应是以政府救灾、灾害社会保险和灾害商业性保险为主要力量，以灾害互助保障与灾害社会援助作为辅助力量的多种灾害保障方式并存的灾害保障体系。通过海洋灾害保障体系的建立，达到减少海洋灾害造成的损失，尽快恢复灾后重建。
5、积极开展海洋灾害防治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海洋灾害无国界，海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中的许多方面，如海洋环境监测，灾害信息的全球收集、传输和交换，海洋灾害诊断分析、预报以及海上救助等方面，都需要国际间、地区间的协调与合作。减轻和防御海洋灾害是全人类的事业，有必要增进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3]。
四、强化对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海洋循环经济是循环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不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而且是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经济对环境、资源的负效应也日益显现出来，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能源短缺，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过度消耗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已成为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已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经济社会的发展。所以，强化对海洋资源环境约束，有效配置海洋资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对加快海洋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新晨
当前，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就是要以海洋资源的高效与循环利用为核心，依托循环经济技术，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形成海陆大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应主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建立健全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促进机制。国家应出台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政策措施，应从海洋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海洋新兴产业、降低能源消耗、清洁生产、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认识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制定发展海洋循环经济的战略规划，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2、发展海洋循环经济应有重点、有层次推进。海洋循环经济的重点应放在总体污染排放中所占比例比较大，资源消耗多的行业和具有较为成熟的海水循环利用资源技术、资源再生技术的产业领域。我国海水综合利用经过多年技术攻关，已具备产业化发展的条件，沿海缺水城市应在海水的综合利用方面优先推进。重点发展海水直接利用和海水淡化技术，降低成本，扩大海水综合利用的产业规模，推动海水资源产业化的全面发展，改变我国沿海地区水资源结构，促进沿海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3、支持和鼓励海洋循环经济技术创新。政府应及时向社会有关海洋循环经济的技术创新、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支持循环经济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开展信息咨询、技术推广、宣传培训等。加快循环经济法规标准体系建设，设立海洋循环经济科学评价指标体系和海洋循环经济核算体系。
第6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以台湾已运转的三部核能电厂为例，不论南部的核三厂或北部的核一、二厂，在夏天时其背景水温均已高达29－30℃，在其排放口之温度可高达37－38℃以上。对生活在这半公里内外的海洋生物可能会带来若干影响及冲击，包括改变了在此海域生活的海洋生物的成长、发育、分布，或是其群聚的组成与结构，甚至会影响到附近的渔业资源及渔民的收益。
出水口，温排水引起的珊瑚白化事件
台湾南湾核三厂的两部机组分别在1984年7月及1985年5月开始商业运转，为了减轻温排水对当地珊瑚的冲击，电厂特别兴建了一个长达两公里露天的排水渠道，以及在排放口前先抽取附近常温海水予以混合冷却的装置，甚至于在排水渠道的上方，加装抽取温排水在空中喷洒冷却的系统来降温。后者因海风之吹拂会造成海岸的植被枯死而遭废弃停用，前者则确实能降低温排水的水温约1－3摄℃。但因夏季时环境的背景水温本已高达29－30℃，如再加上3－5℃之温升，则仍超过了珊瑚容忍上限的32－33℃，因而造成位于后壁湖港南侧的放流口附近局部海域珊瑚白化的现象。特别是在1998年－1999年及2007年－2008年全球发生圣婴(厄尔尼诺)和反圣婴(拉尼娜)现象，水温再增加1－2℃的结果，使得珊瑚白化更形严重。也因此在核三厂才刚开始运转不到几年，温排水造成珊瑚白化的问题，就成为台湾众所瞩目的环境议题。
研究表明，珊瑚白化的范围只发生在距出水口约2－3公里南侧往猫鼻头方向的浅海水域，影响面积有限。再往南方或到五公尺以深的地区的珊瑚并不受到影响，主要是温排水已被稀释，以及温水只维持在海水表层的物理现象。
台电也从不否认此项环境之冲击，但却也难再重新变更设计来降低排水的温度，只能以长期监测及编列经费补助地方建设，投设人工鱼礁，或尝试利用排水来养殖等方法来敦亲睦邻或回馈地方。
电厂温排水造成珊瑚白化的问题及其影响范围的大小在被厘清之后，已逐渐为民众所接受，也不再成为媒体每年炒作的话题。
入水口，珊瑚礁鱼类的伊甸园
有趣的是，虽然核三厂出水口有温排水造成珊瑚白化的问题，但在其入水口的海湾内，其面积大约一个足球场的大小，却形成了一个非常繁茂的珊瑚礁群聚，其原因是由于它有防波堤阻挡了因台风大浪所带来的冲击，以及严格的安全管制不准外人进入，再加上它在汲入冷却水时，源源不断的流动海水带来了充足的饵料生物，造就了入水口内枝状珊瑚的迅速成长，提供了上百种以浮游动物及活珊瑚为主食的雀鲷、蝶鱼、隆头鱼及鹦哥鱼等最理想的栖息环境，特别是许多属于罕见或少见的鱼种，如虾鱼、管口鱼、石鲈、板机鲑、金梭等科的鱼类也常在此地出现。海洋保护区对鱼类保护及复育的功效在这里可以说是充分展现无遗，使这里成为台湾唯一真正受到保护的海洋保护区的成功例证。台电公司自己大概也从未料到会有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例子。只可惜核三厂入水口的美景并不是一般民众及潜水客可以进入欣赏到的，只有研究人员能通过申请在非假日的时间进入调查研究，成为在台湾极少数真正无人干扰的对照测站，迄今也已有不少篇研究报告或论文是在这里完成的。
台电为了要展现他们对海洋生态保育工作的重视及努力，并协助政府及民间团体推动海洋保育与教育工作，故出资助在入水口内架设几组海底实时无线传输之摄录镜头，可以让研究人员或一般民众可以在自己家里的计算机屏幕或是到核电厂的展示馆的屏幕上，观赏到海底现场实况转播入水口内游鱼四处的珊瑚美景，一方面有助于倡导海洋保护区的功效，也可改变民众过去对电厂只会破坏生态的负面印象。
冷水死鱼事件
1989年11月，垦丁青蛙石(俗称船帆石)的海面及海岸边出现了大量的死鱼，引起当地民众及渔民的恐慌，经过反核人士及媒体的渲染，把矛头直指当地唯一大型民间企业台电核三厂，指责其是造成死鱼事件的凶手。当然渔民也少不了要台电补偿其渔业资源的损失。但却未料到渲染死鱼事件的结果，使当地的所有渔获物因污染源不明而严重滞销，给当地渔民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研究发现，死鱼事件发生时在船帆石岸边测得的水温竟然只有14℃，比起当时正常背景水温22－24℃足足下降了10℃，同时所采获的鱼尸也没有发现其它污染物的存在，所以此一死鱼事件显然只是因为冷水流入侵，海水温度骤降，鱼类因逃避不及而遭冻毙的现象。
经过报导澄清后，逐渐平息了民众的疑虑，恢复了当地渔市的正常交易。经历此一环保事件，亦可突显出长期海域生态监测，以及当公害发生时，第一现场的采证及样本保全的重要性，也可印证装设海下连续自动监测仪，持续监测环境变迁之重要性。
高水温引起的畸形鱼事件
1993年夏天在核二厂出水口旁的小溪处，被发现其中有许多的花身鸡鱼或俗称豆仔鱼的大鳞的畸形鱼出现，其背部隆起，脊骨弯曲的。由于当时正是反对核四厂兴建抗争最激烈的时期，电厂的辐射污染也就成为最可能的原因，重金属的污染则次之。笔者当时因为负责监测当地海域生态的鱼类部份，根据现场调查并未测到有不寻常的辐射及重金属，为了能尽快厘清畸形鱼的成因，笔者所负责的物理组进行了一系列现场及室内仿真的试验，证明畸形鱼纯粹是因高水温所致，并可利用室内及现场的海水饲育试验，证明水温超过37－38℃即可让该两种鱼种之幼鱼畸形，当水温恢复常温后，多数已畸形之鱼又可再恢复，其主要原因是骨骼及肌肉成长所需要的维生素C因受到高温破坏不足所致，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C的饵料，即可使生活在高温水域中的这两种鱼不再畸形。此一结果虽使反核人士大为失望及难以接受，但终就能以科学的研究及数据来有效地平息此一重大的环保争议。
第7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关键词：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353文献标识码： A
前言：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也有了更高的要求。根据市场需求，渔业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相关部门实施结构调整作为渔业工作的重要举措常抓不懈，同时应大力引进名特优品种，并相应地引进适宜的养殖方法，丰富了养殖品种的同时，也为特色养殖增添了色彩。本文现就水产养殖新产品的引进问题与未来发展进行了探讨。
一、当前水产养殖引进新品种存在的问题
（一）引进品种较少
多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把水产养殖良种的引进、移植作为水产养殖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并普遍重视发掘利用与相关目标性质的遗传改进等工作。其良种的培育基地、实验场等年有增加。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亦越来越大。近几十年来，引种集中在改良本国水域水生生物的种类组成，遗传改良本国的养殖品种和直接将引进种类投入市场。以达到提高水体的生产能力，获得更高质量的养殖品种和为市场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商品。因此，许多国家都加大了引种的力度。我国是世界海洋大国之一，拥有广阔的浅海滩涂，同时，也有相当大的淡水水域。可引进的新技术和养殖种类相当多。但是，从我国引进的情况来看，数量仍然太少。特别是与农业相比，差距甚大。
（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复引进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对外交流与合作管道不断扩大，不少单位自行联系，往往造成同一技术、同一种类由不同地区和单位重复引进，如虹鳟鱼、罗非鱼、南美白对虾、澳州龙虾、条文鲈、扇贝等多次从国外引进，有的因引种后的保种及纯系复壮工作做得不够，导致很快失去其经济优良性状而不得不再次引进等，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三）引进新品种推广力度不够
不少单位自行引进、自行试验，品种引进后多年仍难以推广开来，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是技术和种质资源的一大浪费。
（四）对引进品种生态安全性的论证与评估重视不够一些单位在新品种引进过程中不重视生态安全性的论证与评估。如某水库引进了一种鱼类品种后，对当地的土著鱼类的繁衍生长造成威胁，同时还严重的破坏了当地渔业资源的生物多样性。
（五）对病害的防疫检疫工作重视不够。有些单位引进新品种时不注重防疫检疫工作，带入了病虫害，对当地的渔业生产带来危害。
（六）对引进品种杂交优势的利用认识不足。对引进的新品种不仅利用了第一代，对其产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也加以养殖利用，造成其经济性状的严重衰退。
二、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及发展策略
在引进新品种时应结合产业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切忌一哄而上。在整体布局上，应坚持不影响本省水域生态系统，注重水域环境保护，坚持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原则。既要善于总结和发挥已有的传统技术，更要善于吸纳先进的技术，加快新品种的推广应用，在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域资源和技术条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引进新品种，最大限度地为提高水产养殖水平、增加渔民收入服务。
（一）解决措施
1、抓好品种改良工作
在现有渔业产业的基础上，通过项目带动，扶持一批条件好、技术力量强的企业和渔场，进行水产良种的保种、育种、繁育工作。搞好水产繁育工作，开展不同品种、品系之间的杂交，选育开发具有生长优势、质量优良的杂交新品种，发展大型、高质量水产养殖。
2、加大资金投入，搞好引进与推广
建立新品种养殖和繁育基地，对于丰富市场供应，增加养殖鱼类品种资源，提高渔业产量以及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虹鳟鱼的成功引进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要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推广，使引进的新品种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发挥效益。
3、以科技为先导，提高新品种养殖水平
抓好水产技术人员和渔农的培训，引进外省和国外的技术人才，开展学术交流，提高从业人员的素质和科技水平。针对新品种养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组织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专家，进行联合攻关，重点解决病害防治、营养性疾病等问题，全面提高产品质量和效益。
4、加大宣传力度，培育消费市场
通过各种新闻媒体，采取制作电视专题片、印发小册子、举办烹调品尝会等多元的宣传方式，宣传吃鱼的好处。同时，发展游钓渔业，将渔业养殖、销售和旅游业进行紧密结合。
5、重视生态安全性的论证与评估
引种时要切合实际，注重本地的养殖条件。要加大执法力度，加强防疫检疫工作，杜绝病虫害的带入。
6、严格执行检疫法规，杜绝病虫害带入
水产养殖新品种的引进，对我国的渔业发展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不应忽视在检疫方面的问题。检疫是引种中重要的一关，世界各地农作物引种中因检疫不严带进病害的例子很多，损失也很严重。应抓好检疫关，防患于未然。在实施引种的过程中，应对新品种和随其而来的所有工具、饵料进行严格的检疫、消毒并隔离饲养，确定无疑后再转入大面积养殖。特别是近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水产品流通和三资企业发展迅速，有些养殖品种是通过非正常管道而流入中国，导致一些病虫害的漏检，今后应加大执法力度，严防带入新病原。
7、应重视和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
物种进入新环境，适应后一般会获得长足约发展，因为新环境中通常缺乏限制其发展速度的天敌。因此，如果对此估计不足或缺乏防范措施，引种的结果弊大于利，好事就可能变成坏事。如克氏鳌虾的引种就是一个例子。克民整虾原生长在美国南部，有一定的食用价值，大约50年前被引入我国。这种虾生命力极强，被引种后迅速在我国淡水资源丰富的南方产稻区繁衍开来。由于其性情凶猛，喜穴居，捕食幼蟹，毁坏庄稼，对当地自然物种和埂田堤坝有危害，因此被当地的居民视为敌害。藻类引种也是这样，在尚未对欲引进种的生态习性、生活史等各方面进行详细的了解之前盲目进行引种会引起一系列的生态问题，如引种进入自然环境后进行侵略性生长，使原生境中的种类生长不良甚或消失，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因此，引种之前应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引种之前应严格控制养殖范围，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后再推广。
（二）今后应重点引进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及渔业新技术
1、在立足自主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生长周期短、直推广、质量优良的养殖种类，并通过驯化、繁育使其尽快达到产业化。一是应考虑种质的引进更新。对罗非鱼，应重点引进尼罗罗非鱼和奥利亚来罗非鱼原种和不含卵孵化的罗非鱼新种。以更新现有亲鱼和提高苗种生产能力。并建立相应的区域性保种中心和繁育中心。通过保种和扩种，使现有的罗非鱼种质得到更新。对海湾扇贝、墨西哥扇贝、罗氏沼虾、虹鳟、德国镜鲤、应以引进原种（或优质种）为重点，经过保种，使现有余体得以基本更新。二是新养殖对象的引进和驯化。从国家来看，应重点和继续引进适合我国北方海域养殖的鱼、贝类以及适合我国南方海域养殖的贝、藻类为重点，并积极引进质量优良、经济价值较高的海、淡水养殖种类。
2、重视对海水集约化育苗以及养殖过程中的水处理设备和技术的引进，如深海抗风浪网箱与沉浮式网箱制作技术，对于一些经济鱼以及虾贝类的关键育苗技术，紫菜冷冻床育苗技术，耐盐植物，高效饲料配制和加工技术，养殖病虫害的快速诊断与监测技术与设备等。
3、还可考虑引进鱼、虾、贝类遗传育种关键技术及干扰素基因克隆及干扰素制备技术与设备，细胞培养技术，转基因打耙技术，营养转化测定技术与设备，生长激素制备技术及设备，鱼类疫苗制剂及制备技术。
结语：综上所述，做好水产养殖新品种的引进工作，应切实抓好品种改良，加大资金投入，搞好引进与推广以科技为先导，提高新品种养殖水平。并加大宣传力度，培育消费市场，进一步加强对生态安全性的论证与评估的重视，严格执行检疫法规，杜绝病虫害带入，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确保水产养殖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第8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关键字：海岛；孤立系统；风力发电；可靠性分析
0引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能源问题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风力发电是解决当前突出的能源和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是目前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能源和最有发展前景的新能源技术[1]。目前，对风能的利用也已达到商用阶段[2]。在大电网难以达到的孤立地区，如海岛、牧区，以前都使用燃料昂贵的柴油发电机。而这些地区，却有着较丰富的风能资源，在这些地区推广风力发电已是新能源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风能总体上是一种丰富的可再生资源，发展风力发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一次能源的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然而，风能资源的地域分布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并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具有很大的不均匀性[3]。由于风速经常处于变化的状态，从而造成风力发电机组出力的波动，且这种变化不受控制，进而难以预测。孤立风力发电系统中的风力发电机容量较小、输配电网络结构简单、用户负荷单一，这些特点使得孤立风力发电系统的可靠性对整个系统来说尤为重要。为了保证用户供电的安全、可靠、经济，以及对今后孤立电网的建设有更好的改进，提高供电质量，因此对孤立风力发电系统进行可靠性评估是必不可少的。本文拟以东南沿海的某海岛为研究对象，根据该岛用电负荷和风速等数据，依照中国电力企业联合所的2005--2010年全国电力可靠性指标，对其孤立风力发电系统的可靠性进行研究。
1 可靠性概念和分析方法
所谓电力系统可靠性，是指在电力系统按照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和一定的用户需求的情况下，对其不间断地供应电能的能力所进行的度量[4]。由于电力系统的复杂性，对其整体进行可靠性的评估会有一定的困难。
通常，电力系统可靠性分析可以分为充裕度与安全性两个方面。其中，充裕度是从静态的角度出发，用于评价系统持续供应以满足用户电能需求的能力；安全性则是从暂态的角度出发，用于评价系统承受突然扰动后继续保持稳定的能力。电力系统规模庞大，为了更准确地进行可靠性分析评估，对电力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时可将其划分成三个子系统。基于电力系统的组成结构，可将其划分为发电系统、输电系统和配电系统三部分来进行可靠性评估：1、发电系统可靠性，是指评估统一并网运行的全部发电机组，按可接受标准及期望数量来满足电力系统负荷电能需求的能力的度量。为确定电力系统能否保证电力供应所需的发电容量，因此衡量发电系统可靠性的指标是系统的充裕度，通常衡量系统充裕度的方法用概率方法。2、输电系统可靠性，其可靠性包括充裕度和安全性。充裕度指标分为负荷点指标和系统指标两类，两者均采用故障筛选技术。安全性指标为了评估系统对突发故障的经受能力，其主要通过因故障引起的负荷损失量来度量。3、配电系统可靠性，它的指标主要评估的是充裕度。其典型的分析方法是故障模式影响分析法和可靠度预测分析法。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我国电力系统已经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实现电网大区域互联、特高压交直流混合输电。由于系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结构的日益复杂，从而使得停电可能会导致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所以，对电力系统进行合理的可靠性评估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依据大陈海岛上的星星风电场一年的实际运行情况，针对风力发电机组的运行规律和其配电网自身的特点，建立的它们的可靠性数学模型，用发电系统可靠性分析方法对该海岛风力发电系统进行可靠性分析，证明该海岛风力发电系统能够满足电网稳定性指标，对负荷的电力供应可以达到安全、可靠的要求。
2 海岛孤立电力系统可靠性的特点
我国的海岛资源非常丰富，根据1996年第一次《全国海岛综合调查报告》的数据指出，我国面积在500m2以上的海岛共有6961个（港澳台及海南岛除外，海南岛本岛和台湾、香港、澳门所属有的410个海岛）其中有人居住的海岛为433个，人口达452.7万人。这些海岛大多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旅游资源以及风能资源，因此对海岛的开发将是今后国家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考虑到海岛的交通不便，距离大陆架较远，传统的柴油发电已经不能满足海岛的经济和环保发展需要，因此，海岛孤立风力发电系统是既利于环保又有利于海岛经济建设的项目。
在海岛孤立风力发电系统中，本文重点关注的是确定电力系统能否有充足的发电容量来满足用电负荷的需要。海岛孤立风力发电系统的可靠性指标是发电系统的充裕度。通过前一章可知，可靠性分析方法有确定性方法和概率方法。确定性方法，主要根据长期累计的发电系统可靠性资料、负荷预测资料和电源配置以及规划设计人员的经验来确定。概率方法，即电力不足概率法（loss of load probability，LOLP）、电力不足频率、持续时间法（frequency and duration，F&D）和模拟法。任何估计发电系统充裕度的概率方法的基本途径在原理上都相同，均由3部分组成，如图2.1所示：
图2.1 发电系统可靠性分析原理示意图
将发电系统模型和发电系统负荷模型相结合形成适当的风险模型后，即可计算出一系列的可靠性指标。这些指标通常不考虑输电网络的约束（惟一例外的是互联系统的联络线），也不反映任何特定用户负荷点的供电不足，但能衡量整个发电系统的充裕度[5]。
将发电系统充裕度表示为一个随机变量，由某一时刻系统中总的发电机组运行容量和负荷功率之差决定，如式2-1所示：
第9篇：渔业资源损失评估范文
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推进，人类对各类海洋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新兴海洋产业陆续崛起，然而，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水域生境持续破坏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稳定运行与人口急剧上升、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程度，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海洋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扭转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
Costanza［12-13］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时提出沿海灾害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类经济利益盲目驱动的经济体系可能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福祉;Clausen等［14］从跨国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也导致了全球渔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Kildow等［6］认为当前海洋生态与各产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与麻烦，亟需对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区采取经济、生态恢复措施。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的研究主要应用归纳演绎方法，从现有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问题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我国海洋经济需求无限与生态供给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锐，局部沿海区域和海域生态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如杨金森［15］从海洋荒漠化危险、海洋产业衰退、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的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当前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楼东等［16］在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贡献率低、海洋灾害影响大，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吴次方等［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在不断加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热岛效应、地面沉降、湿地消失、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频发、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p#分页标题#e#
3海洋生态安全评估及机理研究
为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恶化的程度与产生的根源，国外学者在主张推进海洋资源环境普及调查的同时，也将海洋生态安全评价与机理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呈现出细致、深入的特点。如Garry等［18］计算并分析了新西兰地区历年的生态足迹;Bolam等［19］全面评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线周围疏浚物处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后果;Vassallo等［20］应用微观泥沙和底栖生物群落评价了亚得里亚海南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性;Borja等［21］综合回顾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态完整性评价的工具与方法;Day等［22］应用GIS系统和空间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海域斯潘塞湾的生态分级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辅助支撑。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衰退，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现有研究大多借鉴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区或海域生态安全的现状评价，缺乏细节性、跟踪性、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如杨建强等［23］应用结构功能指标法对莱州湾西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达较差状态;吴次方等［17］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评价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论、科学技术发展、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刘伟玲等［24］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出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王晓红等［25］应用EwE5．1软件对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近20a的过度捕捞已导致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逐渐退化;陈斌林等［26］在对连云港近岸海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因果链分析法，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机理;吝涛等［27］通过探讨响应力与生态安全问题因素的作用机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响应力反馈效果、反馈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评估体系，并以厦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厦门整体生态安全响应力尚处在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与可持续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模型模拟并分析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各类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规律性总结及共识，为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Grasso［28］分别运用动态优化模型与模拟模型建立了海岸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森林和渔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型方法在解决红树林资源使用问题时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过合并生态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发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Verdesca等［30］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能量交流的视角出发，应用有效能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描述生态系统状态和其经济附加值之间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带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护区的生物经济模型，但认为当前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经济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悲观;Finnoff等［32］构建了连接生态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濒危斯特勒海狮的替代品及配额制定，提出应改变所有人口和经济变量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Ho-agland等［33］对全球64个大海洋生态系的社会经济、海洋产业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造船和石油开采、海洋旅游业五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个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对64个大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产业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分类;Ian等［34］认为海洋生物物理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海洋系统的生态经济方法和模型。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经济增长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将海洋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据海洋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不断延伸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内涵，并引入多种计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评价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陈东景等［35］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并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1991年到2003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以粗放投入为特征，对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苏伟［36］通过对1996～2005年北部湾广西沿海区域经济系统和水环境系统13个指标的计算，得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属于协调类型;李怀宇［37］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法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DEA法对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得出无机氮类污染物对天津地区影响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尚有潜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带生态经济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海岸带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变;狄乾斌等［39］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加强，1997～2005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5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并逐步将海洋生态经济的综合管理纳入国家日常工作范畴，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该领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讨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态、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准则;Bene等［41］关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在危险状态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关海洋可更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管理的动态模型;Cicin-Sain［42］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回顾了沿海和海洋综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而Lloret等［43］通过对近50a来影响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区域各种生态要素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地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足以保证海洋资源和物种的可持续性，应将其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相结合;Chang等［44］将海岸带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在对各子系统内部要素进行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其对垦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认为传统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冲突问题，提出应将不同专业知识和价值观进行整合，应用社会多准则评价方法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决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不确定性。#p#分页标题#e#
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将管理信息系统理念与技术引入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和综合管理研究中，对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华［46］介绍了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管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天津海岸带管理中;叶属峰等［47］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其对海洋生态的依赖性进行深刻剖析，阐述了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李纯厚等［48］在系统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具体包括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郭嘉良等［49］为实现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监测值系统化管理，尝试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管理信息系统;陈豫等［50］在分析了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和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ASP．NET技术和SQLServer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海洋生态模型管理系统;阳立军等［51］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海洋开发过程中需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应当实施海洋开发的集成战略;倪一卓等［52］以东海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基于C#语言和ADO．NET技术等构建了东海海岸带管理协议支持工具。
此外，为解决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还从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如贺义雄［53］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如韩秋影［54］，张继伟［55］等)以及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如Smith［56］，朱坚真［57］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生态经济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纵观国内外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海洋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到现有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领域研究分析了生态、资源、经济在海洋系统中发展的若干重大课题，并采用各类技术支持手段、多种定量模型、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等辅助工具使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研究领域不断延展，但总体而言，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是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由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海洋经济与生态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已有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支撑，但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消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沿海人口激增与生态容量有限等诸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间的矛盾还未在整体上充分展开，海洋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规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该研究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