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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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第2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一）本程序适用于区行政区域范围内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以下简称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二）事故调查处理应当遵循“四不放过”的原则，符合客观公正、依法依规和提高效率的要求。

二、报告时间、程序及内容

（一）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向本单位负责人报告；单位负责人接到报告后，应当于1小时内向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报告。区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要及时报区委、区政府，并逐级上报市相关部门，每级上报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二）报告事故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事故发生单位概况；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事故的简要经过；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已经采取的措施；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事故报告后出现新情况的，应当及时补报。

三、接报和处置

区政府接到事故报告后，根据报告的伤亡人数和现场情况，立即通知相关人员第一时间到达事故现场。

发生死亡1人（含）以下的事故，由分管副主任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立即赶赴事故现场，进行事故前期调查，协调相关工作，并根据事故的具体情况及时通知安监、监察、公安、工会、检察院及有关职能部门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勘查和救援，参与调查取证工作。事故现场情况由分管副主任随时向区人民政府报告。特殊情况或事故可能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必要时请区人民政府分管副区长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发生死亡1-2人的事故，由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牵头、区政府办主任或分管副主任和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到达事故现场。必要时，请区人民政府区长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

发生死亡3人以上的事故，由区人民政府区长牵头，率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前期处置，待市事故调查组成立后配合开展工作。

涉事街道办事处、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和行业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除及时上报外，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应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组织参与事故救援和善后处理工作。必要时，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四、调查组的组成

（一）区人民政府负责调查的事故，由区人民政府授权区安监局组织事故调查组代表区人民政府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由区安监局、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区有关部门、区监察局、公安分局以及区总工会派人组成，并邀请区人民检察院派人参加。必要时，区人民政府直接组织事故调查组进行调查。

（二）一般事故的事故调查组组长由区政府指定。事故调查组组长主持事故调查组的工作。

（三）区安监局根据区人民政府的委托和事故现场初步查看情况，及时成立事故调查组，并组织有关部门、涉事街道、社区和事故相关单位召开现场工作会，宣布事故调查组的成立和事故调查组组成部门，听取事故相关单位有关事故情况、现场救援、现场保护等工作，宣布事故调查期间需要相关单位配合的事项和具体要求。

五、调查程序

（一）现场调查。调查组及时与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见面，初步了解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应急处置及伤亡情况，督促事故发生单位负责人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积极履行配合事故调查等法定义务，不得阻挠和拒绝事故调查，在事故调查期间不得擅离职守。

（二）现场勘查。一是仔细勘查事故现场，了解事故发生情况，认真做好现场勘查记录和拍摄事故现场概貌、局部和定位等情况、受害者位置、可能被清除或移动的痕迹等，必要时应当绘制事故现场示意图。二是对现场伤亡人员情况的调查，内容包括：死伤人数、伤亡人员基本情况（性别、年龄、职业、职务、从事本职工作的年限、持证情况、个人防护措施状况、事故发生前受害人、肇事者的健康状况等）。

（三）询问笔录。根据现场了解和勘查的基本情况，确定和落实询问调查的对象、问题和询问顺序，并做好询问笔录。询问调查由调查组2名以上调查人员负责实施，内容一般包括：事故发生时间、现场目击状况、现场人员情况、设备设施运行情况、异常变化情况以及其他与事故有关联的情况。询问结束时，其笔录经被询问人逐页核对并签字确认。

（四）收集证据。仔细收集现场物证，并做好详细记录，贴上标签；查阅、提取、复制与事故相关的证照、档案资料、操作记录等书面证据，收集、查封、扣押、登记保存与事故相关的设备、设施、原材料、工具、装置等物品。

同时，事故发生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交调查组：

1、事故经过详细报告；2、事故单位（法人）营业执照；3、事故单位法人身份证；4、事故单位（法人）资质证书；5、安全生产许可证；6、有关经营承包合同、租赁合同、安全协议；7、企业主要负责人和有关管理人员培训上岗资质证书；项目经理资格证、安全员资格证；8、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组织体系、安全生产责任制）；9、技术标准、安全操作规程、安全技术交底；10、安全培训教育记录、现场安全检查记录；11、施工组织设计报批材料、施工安全专项方案；12、伤亡人员的自然情况（身份证、特种作业操作证或其他上岗资质证、抢救病历或医疗诊断证明、法医医学鉴定、死亡证明书、火化证明、伤亡赔偿协议）；13、事故调查组要求提供的与事故有关的其他材料。（注：上述资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除第1项外，其他均为复印件。）

（五）根据事故调查的需要，委托有关专家或有资质的专业技术机构开展事故原因技术分析和作业环境评估检验。

（六）调查组召开事故调查分析会，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认定事故的性质、责任和责任人员，提出处理建议，并对事故发生单位提出防范和整改措施的建议。

（七）调查组汇总调查资料，形成调查意见，由区安监局负责出具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组讨论确定后，报区人民政府审批，按规定报市安监局备案。

六、事故处理及结案

（一）事故调查报告报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后，事故调查组成员单位应当按照批复意见要求，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对事故发生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行政处罚，下达和执行处罚决定，出具结案文书，及时予以结案。

（二）事故发生单位应当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按照区人民政府对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意见，落实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接受行政处罚，并对本单位负有事故责任的人员进行处理。

（三）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和涉事街道、开发区、中央商务区应当在事故调查报告批复后30日内，对事故发生单位落实防范和整改措施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3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

、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第4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检察监督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下文简称社会调查）制度，明确了社会调查工作开展的主体、对象及内容。这项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审判程序，促进对未成年人的量刑更加合理。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涵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尚未对社会调查制度有统一的定义。本文将从我国现行法律、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入手，诠释社会调查制度的定义和内容。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的定义

1.新《刑事诉讼法》所阐释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内容。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可以明确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调查的对象为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调查的内容是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但由于新《刑事诉讼法》没有关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性质的规定，因此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主要还是根据公检法三机关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定来认定。

2.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认定。检察机关对于社会调查所取得资料的性质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4条、第16条第4款，以及新修订《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1款都明确规定是作为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刑事案件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资料。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第2款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年法庭工作的意见》第13条规定是作为量刑时综合考量因素。公安机关在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11条规定是作为在提请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时，综合予以考虑的因素。由此可知，我国现行的法律、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所取得材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而不是作为定罪的依据，只是便于公检法机关进行正确判断的辅助材料。

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目的性认识。社会调查制度的设立，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我国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调查的目的在于更全面的了解犯罪未成年人的情况，以便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取最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年人的措施，促使犯罪未成年人尽快回归社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不难得出司法实践中的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把相关材料作为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刑事诉讼阶段做出适当处置时予以参考的一项制度。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

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反映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综合情况最直接的材料，报告内容应包括犯罪未成年人基本情况，比如性格特征、成长背景、教育背景、生活背景等内容，同时应摘录社会调查内容，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综合评价、解释犯罪的原因、评价其人身危险性和人格缺陷，并就如何进行教育、感化、挽救提出意见或建议。社会调查报告为公检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提供参考依据，并为社区矫正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二、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人数逐年递升，犯罪预防工作形势严峻。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行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和挽救犯罪未成年人方面将起到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还存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因此有效的监督是确保社会调查制度健康发展完善的重要保障。

（一）社会调查制度宏观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从立法层面来说，我国关于社会调查制度的规定是纲领性的，原则性的，不成体系，缺乏可操作性。从配套机构和调查人员层面来说，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有权开展社会调查的主体为公检法三机关，但是由于公检法三机关自身人员数量及工作强度的限制，导致在实践中，委托其它组织机构进行调查的现象很普遍。目前主要是委托司法局、共青团、妇联、学校、社区村委、关工委等机构，而这些组织和相关调查人员虽然对未成年人工作有一定了解，但是由于本身机构性质以及调查人员的自身素质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对调查过程的公正性和调查报告的真实性进行监督是确保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良性发展的关键。

（二）社会调查在具体实施层面上存在的问题

1.社会调查的启动问题。新《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三机关都有进行社会调查的权力。但是由于新《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启动社会调查采用的是“可以”而非“应当”，这就存在一个启动社会调查自由裁量权问题，必然衍生出一系列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如何明确社会调查启动的标准；如何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启动社会调查的公平性；如何解决进行社会调查和没有进行社会调查案件当事人之间的区别对待问题，特别是对于共同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防止借社会调查之行为来实行减轻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罚之实，以达到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制度设计的完善，但是由于目前司法实践的局限性，尚无法一蹴而就解决以上问题，这就需要有相应机关对社会调查的行使进行监督，以便确保社会调查之行为的公正与公平。

2.异地委托社会调查问题。据统计2011年我国每年流动人口总量接近2.3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7%。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相对突出，对于这类跨地域社会调查，由于启动成本高、难度大，容易造成此类案件社会调查率不高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并结合我国现行司法实践，建立公检法三机关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十分必要也是相对可行的。所谓对应同级异地委托社会调查机制是指公检法机关对需要进行异地委托调查案件，可以委托当地对应同级的公检法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对应同级公检法机关把调查所取得的材料移送给委托机关的一项制度。建立这项制度，可以极大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更利于保障流动人口中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更好的进行帮扶和挽救，保障未成年人保护的公平性。

3.社会调查报告的形成存在的问题。一般情况下，进行社会调查的机构会根据调查情况制作社会调查报告。因此，社会调查的调查程序、调查内容、调查方式、询问人群、以及调查报告格式等就成为确保社会调查报告质量的关键。目前，对于这些具体内容尚无相关细则出台，实践操作过程缺乏客观标准，主观色彩较浓，这就需要相应机关进行监督，确保社会调查行为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行进。

（三）社会调查报告性质认定上存在的分歧

对于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新《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现行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社会调查所取得的资料是认定为参考资料。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可以推测出，社会调查报告主要是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背景调查，其没有承担证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罪的证据职能。社会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认定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从而便于公检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阶段，按照宽严相济的原则和有利于教育、感化、挽救犯罪未成人目的，做出是否提请批捕、移送起诉、是否附条件不起诉、是否量刑时给予减刑处罚的决定，促使未成年犯罪人更好地回归社会。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社会调查报告给予公检法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提供了证据强化的作用，应该属于广义上的证据。

三、检察机关监督社会调查的建议

（一）检察机关对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法律依据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新《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检察机关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新《刑事诉讼规则》第486条第3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进行审查，必要时可以进行补充调查”。这些法律、司法解释赋予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尚不完善的阶段进行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是保证社会调查制度能够良性运转，发挥社会调查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前提。

（二）建立以检察监督为中心的社会调查监督机制

检察机关既有社会调查的启动权，也有对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的法律职责。为避免出现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这一尴尬现象，检察机关在社会调查制度实行中应该以行使法律监督职责为主要任务，对公安机关、法院的社会调查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只有在公安机关和法院应该进行社会调查而没进行社会调查，或者是存在确有必要对公安机关或法院的社会调查工作进行补充调查的情况下，开展社会调查工作。

1.公安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对于社会调查行为由公安机关启动的，可以分为提前介入监督和社会调查资料审核两种模式。对于重大、社会影响大的案件，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侦查监督的同时，应该一并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对于普通刑事案件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社会调查进行监督是在审查批准逮捕和审查起诉阶段。主要是通过审查社会调查报告以及社会调查过程中制作的笔录、问卷调查等相关调查材料进行审核。判断社会调查人员资格、调查程序、调查方式等是否合法、所反应被调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情况是否真实。对于公安机关立案后，没有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也没有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是作撤案或行政处罚处理的案件，应当将社会调查情况向检察机关进行备案，以便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社会调查行为进行监督。

2.法院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法院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主要是：一是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对这类自诉案件进行社会调查。二是补充社会调查。对于公诉类案件法院认为所移送的社会调查材料需要进行补充调查。由于自诉类案件检察机关没有参与，因此应该建立法院和检察院社会调查通报制度。法院进行社会调查主要是作为其量刑的参考，主要是考虑是否存在减轻、免除处罚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法院社会调查程序是否合法的前提下，主要是审查社会调查所反应的内容是否与其量刑轻重相佐证，是否有对犯罪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再犯可能性、以帮扶帮教条件、教育、感化、挽救可行性等问题进行分析。

3.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的监督模式。由于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犯罪嫌疑都是成年人，不存这类案件进行社会调查的情况。因此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主要是以下两种情况：一种是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移送的社会调查报告后，发现存在问题需要进行补充社会调查。另一种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没有启动社会调查的案件认为有必要进行社会调查。对于以上两种情况，检察机关以检察建议的形式要求公安机关和法院进行或者补充社会调查，公安机关或者法院没有进行社会调查和补充社会调查，或者所进行或补充的社会调查

第5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效力

一、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渊源与定义

社区矫正是是指对某些符合法定条件的被告人或罪犯，由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及其派出机构（乡镇司法所）在法院、公安、检察、社区等相关部门和帮教监护人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确定的期限内，安置在居住地或户籍地所在社区，通过参加社区劳动改造、思想教育训诫等社会化服刑方式，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是指法院、检察院、监狱管理机关等有关单位，拟对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或服刑罪犯实行社区矫正前，委托被告人（或罪犯）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对被告人、罪犯的个人及家庭情况、一贯表现、社会背景、社区服刑影响等进行调查，由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向委托机关提交书面调查报告并提出是否符合适用社区矫正的工作建议的活动。根据我国2012年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的一项前置程序。

二、审前社会调查的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福建某县为例

（一）审前社会调查实施现状。某县审前社会调查工作正式起步于2011年，2014年至2016年，该县所辖的七个乡镇司法所共开展审前社会调查69人次，其中作出同意／不同意社区矫正的评估意见各62人次／7人次。法院审查后采纳评估意见67人次，其中宣告缓刑61人次、裁定假释1人、不予社区矫正6人次；未采纳评估意见2人次，其中决定适用缓刑1人。近三年来，该县法院缓刑适用的人数及开展审前调查的比例情况如下：2014年、2015年、2016年判决适用缓刑的分别为13件19人、15件23人、16件25人、其中在判决前开展审前社会调查的合计62人，占适用缓刑总人数的92．5％。（二）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1．调查评估内容不规范。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内容主要是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和评估意见两部分，而司法所在实际操作中对于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部分却过于格式化、简单化。另外评估意见部分也多数直接在结论中以“适合或不适合接受社区矫正”草率写明，部分评估意见未注明调查人、调查时间，甚至没有司法局的盖章和意见，缺乏规范性和严肃性，致使审前社会调查的作用大打折扣。2．调查评估内容缺乏客观性。根据福建省社区矫正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受委托的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对被告人、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拟禁止的事项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但有时司法所调查人员为图省事不经实际调查，直接根据被告人口述的情况作出评估意见，这就容易导致调查结果偏听偏信、失真不实，其主要表现在：家属意见多未写明或以“愿意作为其监管人”写明；一些帮教监护人与被告人未住在一起且日常联系较少，明显缺乏实际帮教监管条件；被害人及其亲属态度多为空白；社会公众态度过于格式化；未查明调查对象的经常居住地是否属于该社区等等。3．调执一体引发的推诿、寻租等问题。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有关规定，司法所既负责具体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又是接纳社区矫正对象、负责开展日常监管的唯一主体。这种调查评估主体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同一现状必定会影响调查评估的客观性。上文提到的近三年福建某县所辖司法所共作出7份不同意纳入社区矫正的评估意见，其中有2份的理由是被告人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要求转被告人居住地的司法所进行调查评估，有4份的理由是被告人是外地人，在本地无固定居所、无固定职业，不利于日后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监管。将是否监管便利作为判断被告人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一大关键因素，显然扭曲了审前社会调查机制的初衷和效果。

三、导致审前社会调查未规范适用的主要原因

（一）审前社会调查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有关机关重视不够。2012年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中存在两个明显漏洞：一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换言之，审判机关也可以不委托调查评估直接裁判适用社区矫正，为选择性司法留下了寻租空间；二是并未明确司法行政机关出具的调查评估意见的法律效力，即是否需要在法庭上出示、质证，对后续作出的法院判决或裁定是否有约束力等，而司法实践中往往出现调查结果与裁判结果相悖的情况。这种审前社会调查报告处于“可有可无”尴尬地位的情况，严重挫伤了司法行政机关的积极性。（二）审前社会调查的人员力量薄弱，难以适应任务需要。目前，社区矫正的日常管理事务有赖于乡镇司法所的工作人员开展。但是各乡镇司法所普遍仅配置2－3名工作人员，甚至有的地方还是“一人一所”，除普法宣传、社区矫正管理等司法行政事务外，司法所往往还同时承担着接待、人民调解、维稳综治等繁重的工作职责，人手少、负荷重的问题普遍存在，因此对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疲于应付、流于形式。此外，司法所自身存在编制不足、待遇不高、任务繁重等短板，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因此人员外流情况频频发生，新接手的工作人员由于不熟悉审前社会调查业务，必然会出现调查程序不规范、调查内容不全面等诸多问题。（三）对审前社会调查的认识有偏差，人情因素影响大。在被调查对象的亲属看来，进行审前社会调查往往意味着法院倾向性适用非监禁刑，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调查评估意见很大可能会影响到对被调查对象的最终量刑，因此他们在接受调查评估时只愿意提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有利信息，而主动隐瞒性格缺陷、不良嗜好、邻里矛盾等不利因素。而工作单位、所居住社区等其他接受走访调查的人员出于社会关系、人情等方面的考虑，对于明知的不利因素则以“不清楚”、“不了解”进行推脱掩饰，影响了调查评估工作的实效，或者认为事不关己，泛泛而谈，很难调查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四、优化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几点思考

（一）出台有关规定，进一步规范审前社会调查制度。根据审前社会调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尽快制定出台全国统一的《审前社会调查实施办法》，从法律层面对审前社会调查工作予以进一步规范，主要包括调查内容、调查方法、调查时限、异地委托调查、调查结果运用、调查纪律及违反调查规定的制裁手段等内容。《实施办法》中应当明确几个关键内容：对可能判处管制、缓刑等非监禁刑的被告人，或者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在开庭审判前，法院或检察院应当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司法行政机关作出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应当在庭审中经当庭宣读、质证后，作为对被告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或裁定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重要参考依据；对具有作证义务的人员故意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证言，使法院作出错误的裁判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二）强化履职保障，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司法行政业务，基层司法所具体经办人员必须具备心理学、社会学、法律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从悔罪心理、回归意愿、社会效果、矫正可能等多角度进行正确评估，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评估建议。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大对乡镇司法所的人员编制、办公经费等保障力度，建立必要的教育培训制度，稳步提高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三）加大宣传引导，营造有利开展工作的社会环境。审前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有关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大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宣传力度，引导社会各界正确了解审前社会调查的职能、程序、法律罚则等，打消少数基层群众对参与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思想顾虑，依法作证、真实反映有关情况，使审前社会调查结果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各方面情况，助推司法机关依法、准确裁判。

参考文献：

［1］徐祖华，孔一．社区矫正实务［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页．

［2］2012年1月1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

第6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社区服务中心； 糖尿病； 调查

Investigation on diabetes patients of Linfen community healthy service center

【Abstract】 Objective To survey the morbidity of diabetes patients， the drugs they took and the complications they had among the out-patients in community healthy service center. Methods 410 diabetes out-patients who consulted during June to September in 2005 were surveyed.Results 70.49 percent of the patients hadn’t their blood sugar under control.Conclusion There was a rise in diabetes morbidity， sulphonylurea was the chief drug among the used.

【Key words】 community healthy service center； diabetes； survey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糖尿病发病率逐年上升，根据上海市社区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上海市糖尿病患病率为7.8%，因此，在社区糖尿病患者中开展健康教育，帮助糖尿病患者正确认识糖尿病，使其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显得尤其重要。根据2005年6～9月上海市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糖尿病患者就诊410例调查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调查对象是上海市闸北区临汾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就诊患者，410例糖尿病调查门诊登记，调查表，调查员审核，并且电脑统计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录入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门诊410例糖尿病患者男132例，占32.2%;女278例，占67.8%;年龄分布60岁以下105例，占25.6%;60岁以上305例，占74.4%。

2.2 血糖 门诊410例血糖情况调查，空腹血糖在5.9mmol/L有60例，占14.6%;空腹血糖8.0mmol/L者124例，占30.2%;其中血糖理想控制及一般控制121例，占29.51%;控制不良289例，占70.49%。

2.3 糖尿病服药情况 410例中能坚持服用降糖药有345例，占84.2%;不能坚持服药有25例，占6%;仅靠饮食控制血糖，不愿接受药物治疗者40例，占9.75%。

2.4 服药种类情况 口服磺脲类163例;口服双胍类108例;口服α-糖苷酶抑制剂19例:联合服药磺脲类+双胍类137例; 磺脲类+双胍类+α-糖苷酶抑制剂12例， 磺脲类+双胍类+胰岛素7例;α-糖苷酶抑制剂+胰岛素4例;口服其他类降糖药为34例。

2.5 糖尿病合并症情况 糖尿病伴有高血压病196例;糖尿病伴心脑血管病变134例;糖尿病伴眼底视网膜病变42例;糖尿病伴血管神经病变31例。

3 讨论

随着城市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发生了改变，人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的需求不断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体系的逐步发展和健全，更多疾病特别是常见病、慢性病诊治在社区［1］。根据2002年上海市社区糖尿病流行病学调查结果，闸北区现有糖尿患者至少2.1万例。故掌握社区糖尿病的基本情况以及糖尿病防治工作计划，开展社区人群健康教育，促进社区人群形成健康行为，帮助社区人群正确认识糖尿病，使糖尿病患者保持健康心理状态和生活方式，自觉培养关心健康态度，显得尤其重要，对2型糖尿病的预防刻不容缓［2］。

糖尿病发病率呈年轻化趋势，遗传因素，同一家族中几人发病，故如何对高危人群管理干扰治疗是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治疗的关键，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3］。

调查了解目前大多数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良者占大多数，故如何在社区开展糖尿病管理，健康教育。临汾社区老年大学授课、板报宣传、社区咨询及健康指导，宣传教育糖尿病自我监测血糖，合理膳食是控制血糖，延缓糖尿病并发症发生最有效的措施。

调查了解到，目前糖尿病患者选择的降糖药物，最常使用仍为磺脲类降糖药，在不少糖尿病患者中服药还是以单味药，不愿接受胰岛素治疗者占一定比例，有部分人对糖尿病认识不足，对糖尿病并发症知识不了解。

通过调查明确今后社区工作中，如何加强对糖尿病患者管理，提高广大社区人群自我保健意识，倡导健康保健生活方式，即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保持心理平衡。

【参考文献】

1 鲍科臻，周澹明.宁波市海曙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门诊病人情况调查.中国全科医学，2005，8（13）:1118.

第7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教育厅2013年高等学校访问学者专项发展项目“恢复性司法理念指导下的社区矫正运作模式研究——一个功能主义的视角”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FX2013256。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非监禁处遇的社区矫正代表着犯罪矫正的未来走向，体现了刑罚的轻缓化、人道化和行刑的社会化、经济化。截止2013年8月底，全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罪犯占全国罪犯总数的四分之一。①随着两院、两部联合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正式实施，人民法院不断扩大非监禁刑的适用率，判处缓刑、管制和裁定假释的比例越来越高。人民法院应当如何确保对被告人采用社区矫正的正确性，理论与实务界普遍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保证措施。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拟适用社区矫正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人格特征、社会评价、犯罪行为后果和影响等情况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和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系统评估，从而为人民法院提供书面调查评估报告并提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建议的制度。通过科学的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分析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使人民法院对犯罪人是否适用社区矫正的评判能够建立在与犯罪人有关的、体现其再犯可能性的所有因素的综合评价上，以降低社区矫正的适用风险，为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开展个性化的预防犯罪和矫正犯罪提供科学依据，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的风险。所以，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在社区矫正的适用阶段扮演着“身先士卒”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和过程，调查评估报告则为社区矫正执行阶段开展个性化预防与矫正提供了科学依据。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到1930年，缓刑资格调查演变成为整个量刑提供判决前的调查报告，从而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审前社会调查制度。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积极倡导了这一制度，之后被许多国家效仿。我国的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最早运用于审理未成年人犯罪领域。为贯彻《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的公约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率先于2001年4月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其中第21条明确规定审判机关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之前可以进行社会调查。随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于2002年、2007年颁布《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社会调查，为办案提供参考。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68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未成年人审前社会调查制度。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普遍适用而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少年司法改革对这一制度的探索，给社区矫正的适用带来了启发。人民法院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的刑事案件适用缓刑、管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但“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都属于量刑情节，只有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获得较为充分的量刑信息，法官才能准确地判断能否适用缓刑、管制，将罪犯放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接受社会矫正。在《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以前，就有不少省市如江苏、浙江、安徽、四川、湖北①等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进行了探索和实践。2012年，“两院两部”联合下发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工作主体、调查内容等问题，这标志着我国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正式确立。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在当下的社区矫正实践中被广泛运用和实施，也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的形成和实施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因《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4条对相关部门进行调查评估的权力所设置的是“可以委托”的“授权性”规范，而不是“应当型”的“义务性”规范，导致了调查的随意性；启动主体主要为人民法院的单一性导致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调查内容的不统一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关键调查项目和调查环节的缺失，导致了调查报告就事论事、肤浅空洞、对犯罪原因的深层剖析和人身危险性的综合判定的严重不足；调查报告的低质量无法为人民法院适用社区矫正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进而导致了调查评估报告效力上的不确定性。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对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程序构建提出一些设想，先将整个程序设计为启动阶段、调查阶段和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阶段，然后分别进行程序构建。笔者从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三个要素来构建启动程序；从调查主体、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方法三个要素来构建调查程序；最后从检察院和监狱机关两个方面构建调查评估报告的使用程序。

二、启动程序的构建

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启动程序是指由什么主体在什么时间针对哪些案件开始着手社会调查工作，其中适用案件范围、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是启动程序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在英美，刑事审判分为“定罪裁判”和“量刑听证”两个相对分离的阶段。在大部分案件中，一般是在法院判定被告人有罪之后、开始量刑之前，法院才委托内部具有相对中立性的缓刑官进行量刑前调查。少年被告人案件则由社会工作者单独或者会同缓刑监督机构一起调查。究竟哪些案件需要进行量刑前调查，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各州法院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做法。在一些州当中，要对所有被宣告犯有重罪的案件都进行量刑前调查；在另一些州当中，仅要求对可能判处一定时间（如1年）以上刑罚的案件进行量刑前调查；还有的州规定对21岁以下或18岁以下的犯罪人和初次犯罪的犯罪人必须进行量刑前调查。需要注意的是，在进行量刑前调查的案件中，并不必然要判处犯罪人缓刑。而在不可能被判处缓刑的案件中，是否进行量刑前调查，由法官自己决定。[1]（p104）

我国目前 普遍的做法即在人民法院立案经由承办法官初步阅卷后，认为有可能被判处非监禁刑的案件，委托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司法行政机关进行社会调查，这是一种模仿英美的做法。仔细比较我国与英美国家在刑事审判模式、制度安排、机构设置等方面的不同，这种模仿和借鉴在我国存在着“水土不服”的情况。

（一）案件范围

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适用范围主要是建议被判处缓刑和裁定假释的案件。《刑法修正案（八）》明确规定缓刑和假释前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不致再危害社会”，这为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前是否需要考虑罪犯对社区的影响，法律并没有作出规定。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是《刑法》等相关法律明文规定具有相应的量刑情节时就应当适用的刑罚，而且管制本身就是一种非监禁刑，不需要考虑社区影响，应当适用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监狱法》明确规定了暂予监外执行的条件。是否适用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主体不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问题，而且监外执行的条件消失后，社区服刑人员就应回监狱服刑。因为社区矫正期间主要是强化监管，教育矫正和帮助其再次融入社会的作用不明显。所以，判处管制和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是因符合法定量刑情节而依法独立作出相应的裁判，管制中的酌定情节也只对量刑期限有影响，人民法院作出这两种形式的裁判，审前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不大。而法律对于裁判缓刑、假释的条件只有原则性的规定，审判人员需要更多地考虑犯罪人自身的具体情况，在专门调查的基础上，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评估，应在全面综合的前提下作出裁判。这些罪犯的具体情况大多数属于酌定的量刑情节，所以，笔者认为，裁判缓刑、假释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应作为裁判的前置性程序。

另外，笔者需补充两点。第一，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的适用条件为：一是适用对象是被判处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构成累犯者；二是犯罪分子确有悔改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这说明缓刑只适用于主观恶性不大、社会危害较小的轻微刑事案件，只有被判缓刑才能适用社区矫正避免监禁刑。然而缓刑的条件限制排除了那些法定刑期为三年以上，但被告人悔罪态度非常好、再犯罪可能性非常小的案件。笔者认为这部分案件如果通过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发现被调查人确实一贯表现很好，只是过失犯罪或激情犯罪，且悔罪态度好，积极赔偿被害人，再犯可能性极小，本着修复被伤害的关系的目标，可以考虑借鉴适用国外的严格监督性缓刑。当然这需要修改缓刑的条件，增加属于社区矫正性质的非监禁刑种（措施）。第二，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本身就是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发展而来。本着“教育、感化、挽救”的理念，对所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不论是否可能被判缓刑，应一律开展审前社会调查。

（二）启动主体和启动时间

因启动主体的单一性造成了启动时间的滞后性问题，已成为目前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制度的诟病之一。根据《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2002年《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和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会调查启动主体可以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辩护人和人民法院。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规定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包括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监狱部门。

《刑事诉讼法》规定公安机关是刑事案件的侦查机关，有权依法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犯罪行为及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有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在侦查案件时，就与犯罪嫌疑人、被害人、犯罪嫌疑人所处社区群众、单位职工都有接触，因而公安机关可以在办案的同时就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开展调查，还可以节约诉讼成本。[2]然而，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往往是本能地逃避制裁，认罪态度不一定好，被害人正处于愤怒期，在此阶段开展社会调查，恐怕难以收集到真实可靠的信息。公安机关的走访调查是为了侦破案件的需要，更为重视那些能够证明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证据，对于那些涉及嫌疑人罪轻或罪重问题的量刑证据，公安机关并没有足够强大的动力开展调查和收集。[3]所以，公安机关的侦查职能和审前社会调查的性质目的不同，公安机关不适宜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启动主体。

目前，全国检察机关开展量刑建议改革，检察机关完全可以通过量刑建议权提出适用非监禁刑的建议，提供法庭采信，而量刑建议的提出有待于调查收集丰富的量刑信息。所以，检察机关启动社会调查活动是为了在量刑建议中提出酌定量刑情节进而建议法官能否适用缓刑。刑事审判中的简易程序一般是针对轻微刑事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并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而仅对被告人量刑的过程。所以检察机关是在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的前提下，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以获得丰富的量刑信息。对此，已有地区尝试了此做法。如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司法局协商，主动承担起审前社会调查工作，对可能适用缓刑的被告人、由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进行调查，并作为量刑建议材料提交给人民法院。[4]人民检察院作为启动主体将社会调查工作提前到审查起诉阶段，也体现了人民检察院对社区矫正的监督职能，避免了事后监督①的不及时和效果不佳的弊端。

辩护人则根据自身辩护职责的需要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制作书面材料提交法庭，以便法庭在量刑辩论时有充分的调查信息与公诉人（检察机关）相抗衡，法庭将重点审理发生争议的量刑事实。

人民法院启动审前社会调查，容易造成先入为主、未审先定、合而不议的偏差，无法保证审判的公正和实质化的审理。而人民法院自行开展社会调查，会与人民法院的中立地位、司法被动性和证据裁判规则产生冲突。[5]英美国家是由人民法院内部的缓刑官开展调查，缓刑官地位独立，有着较高的职业素养、职业操守和敬业精神，能够保证调查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但是，我国的人民法院内部并没有设置这种专职的“缓刑官”，也没有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rdq uo;。若由人民法院的法官担任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会存在因权力过于集中而滥用的可能。同时，基层人民法院从事刑事审判的法官工作量本来就非常大，让法官亲自从事“审前社会调查”，不仅法官普遍不支持，而且也没有基本的可操作性。[6]但是，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认为不可能适用缓刑，而人民法院在审理阶段又出现了新的证据，认为可能适用缓刑；或者一审判决实刑，但到二审认为可能适用缓刑。在上述两种情况下，应赋予人民法院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权，但不是自行调查权。所以，人民法院不适合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但是必要时可以委托专门调查机构进行社会调查。

监狱管理机关是罪犯的管理部门。监狱根据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部分犯罪人，在执行一定刑罚之后，认为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就可以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交假释建议书。而罪犯的悔罪态度、改造表现、社会危害性才是决定能否假释的实质条件。因为，监狱在管理过程中对罪犯的各方面情况比较了解，赋予监狱对拟假释的罪犯调查“对社区的影响”，可以将调查结果与罪犯的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评估等综合考虑，制作假释建议书，提交人民法院裁定。所以，监狱管理机关是适用假释案件的审前社会调查启动主体。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对于人民法院判处缓刑等适用社区矫正刑罚和相关措施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主要应为提出量刑建议的检察机关和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人，其中检察机关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职责，辩护人的审前社会调查是一种权利。必要时，审判机关可以启动审前社会调查程序。对于人民法院裁定假释适用社区矫正的，审前社会调查程序的启动主体应为建议假释的监狱管理机关。一般启动时间应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或监狱准备提交假释建议书阶段。启动时间的前移是为了确保调查主体有充裕的时间开展调查，而不是匆忙应付了事。

三、调查程序的构建——关注被害人的权利

（一）调查主体分析

根据《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规定，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被委托主体）是县级司法行政机关。但在实际工作中，真正进行审前社会调查的主体往往是基层司法所。笔者认为，制度设计由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理由有以下几点：第一，英美国家的量刑前报告是由缓刑官根据法官的要求准备的，而缓刑官负责缓刑犯的监督执行。我国借鉴了国外的做法。第二，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开展审前社会调查可以使其提前了解拟适用社区矫正犯罪人的基本情况，有利于今后对其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和矫正，实现刑罚的个别化，提升社区矫正的效果。第三，可以实现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审判机关）和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及时接收、管理、防止脱管、漏管的现象发生。但是，从学理上来说，该制度设计存在着不合理的因素；从实施的实际效果上看，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与不足。

第一，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违反了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审前社会调查是社区矫正适用阶段的重要程序，调查评估结论对人民法院决定是否适用社区矫正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而英美国家规定由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缓刑官准备量刑前报告，那是因为缓刑官是法院内部相对独立的司法调查员，法院内部又设立作为司法行政机构的“缓刑官办公室”作为缓刑执行监督机构，他们都属于法院系统。在我国不具备这样的机构，我国社区矫正的适用主体和执行主体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机关，根据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司法行政机关不适合成为审前社会调查的调查主体。

第二，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人员配备紧张、知识结构不合理、专业性不强等因素影响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结论的客观性和中立性。审前社会调查评估工作是一项专业性非常强的工作，按照规定，每份评估报告需走访调查评估对象的家庭、社区、邻居、单位，听取被害人、所在村（社区）的意见，非常费时费力（人力、物力）。另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频繁，异地犯罪的现象日渐增多，人户分离情况严重，在客观上加剧了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难度。基层社区矫正机构的工作人员大都缺乏法学、社会学等相关领域的专业知识，人员素质较低，有时为了应付工作临时组合，甚至社工、志愿者也加入到审前社会调查的队伍中，导致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往往肤浅空洞、主观倾向明显，质量无法保证。

因此，笔者认为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调查主体应与启动主体同一，即谁启动谁调查，这种设计既能够保证调查的时效性，又能够保证调查质量。但人民法院作为启动主体例外。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对是否具备社区矫正的监管条件进行调查，同时还应当作为调查的参与主体发表自己的意见。据笔者的实际调研发现，社区矫正机构开展审前社会调点关注的就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的外部监管条件，而对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调查，因受制于工作人员的素质，调查评估结论简单粗糙。

我国目前接受人民法院委托从事“社会调查”的主体有：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如共青团、妇联、青少年保护委员会、关系下一代委员会等；专职社会工作者或青年志愿者；社区矫正机构。[7]但问题是这些被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在从事本职工作之外兼职从事社会调查，难以保证其全身心地投入到调查中，因而也就无法保证调查的全面性和深入性。所以，社会团体组织不足以承担社会调查的重任。从长远考虑，我国应该设立专门从事审前社会调查的机构，以确保调查评估结论的中立性和专业性。笔者建议在人民法院系统内部设立专门的刑事案件审前社会调查委员会（或者专职的调查员），同时建立兼职调查员专家库（具有一定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的人），让其提供专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

（二）调查内容

缓刑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和假释前的社会调查评估内容是有所区别的，但总体来说应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其一是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查，其二是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

对犯罪人自身情况的调点首先应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在人身危险性调查中最重要的是被告人或罪犯的认罪悔罪表现，包括对犯罪行为的认识、悔过 态度和赔偿损失情况。如果认罪态度好，悔罪表现突出，表明行为人犯罪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其次是犯罪前的平时表现（包括工作学习表现、业余生活、邻里关系、社会交往以及违纪违法情况）、主观思想动态和个性特点。再次是家庭、单位、邻居对其的社会评价。社会危害性调查包括被告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环境因素、被告人造成损害的社会影响、被害人的谅解等内容。

是否适合社区矫正外部条件的调查，包括家庭背景情况和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社区环境）。家庭背景调查包括家庭关系情况（如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的基本情况，是否是离异家庭，配偶、子女、父母是否有违法犯罪情况，家庭关系是否存在经济纠纷等）、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成员的态度。社区公众被害人的态度主要调查被害人的心理承受状况、社区（村）基层组织的意见、公安派出所的意见，未成年人还需调查学校的意见。

而那些被告人实施犯罪时的情况，如犯罪人的年龄、职业、精神状态，犯罪动机、犯罪目的、故意过失、是否预谋、犯罪手段、犯罪时间、地点等内容，不应该是审前社会调查的内容，而是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时就应调查的内容，是作为定罪的证据。

辩护人的调查内容则是在全面研读公诉方的案卷笔录，洞悉公诉方的量刑建议的前提下，对起诉书所记载的量刑情节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调查收集各种被公诉方所忽略的酌定量刑情节。

（三）调查的方式方法

当前，我国对审前社会调查评估的具体方式没有明确的规定，社会调查评估应当如何实施还是一个空白。但调查方式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关系到所获取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全面性。[8]笔者在走访调查时发现，实践中的审前社会调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填写表格式的审前社会调查表，表格中内容的获取采取个别约谈、查阅资料、召开座谈会、走访等形式，如《浙江省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表》；另一种是直接以调查笔录的形式出现，调查笔录中有若干预设的问题，包括被告人、社区居民、派出所、所在村（社区）等调查笔录，如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司法局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审前调查表》。两种调查方式大同小异，但调查的具体过程我们无法知晓。

对此，美国缓刑官的量刑前调查过程为：首先，缓刑官要与被定罪的犯罪人进行一次面谈，被称为“最初面谈”。这种最初面谈通常是在缓刑官的办公室中进行（如果犯罪人已经被拘留或逮捕的，就在看守所中进行）。在犯罪人未被拘留或者逮捕的情况下，最初面谈也可能在犯罪人的家中进行，这样的面谈给缓刑官提供了了解犯罪人的家庭状况等信息的机会。家庭面谈不仅可以让缓刑官通过实地观察证实某些信息，还可以通过与犯罪人的其他家庭成员面谈来证实有关信息。该面谈的内容包括犯罪人的犯罪历史、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受教育程度、就业情况、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家庭情况等。其次，缓刑官试图通过医疗记录、雇佣记录、社会服务部门的记录、学校记录等来核实这些情况。如果时间允许，缓刑官应与所有的有可能了解犯罪人情况的人进行面谈，并核实信息的准确性。在一些案件中，缓刑官还应该到犯罪案件发生的地方，现场了解与犯罪案件的发生有关的情况。[9]（p105）

但是上述调查过程并没有反映出犯罪人的悔罪态度问题。笔者认为，犯罪人对被害人的真诚道歉并积极赔偿的行为能较好地体现其悔罪态度，同时也能够体现犯罪人不再犯罪乃至回归社会的意愿，使其人身危险性大大降低；犯罪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努力帮助被害人摆脱困境，这也是降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志。被害人接受道歉和犯罪人给予的赔偿并对犯罪人表示谅解，这意味着双方的矛盾有所化解，因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得到一定的修复。此类信息的调查收集将对法官量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调查主体在对犯罪人面谈后，应再与被害人进行面谈，了解双方和解的可能性。被害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区矫正的社会效果，因此，有必要在社区矫正审前社会调查过程中引入刑事和解程序，以使社区矫正尽可能得到被害人的认同，从而实现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增进社会和谐。[10]因此，关注被害人的权利和意见是调查程序中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四、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使用程序的构建

（一）检察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检察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法庭提出是否适用非监禁刑的量刑建议，连同起诉书、案卷材料一并提交法庭，作为量刑参考依据。检察机关作为公诉机关，检察官受刑事追诉地位的影响，其提出的量刑建议一般会具有程度不同的偏向性。[11]近期一些基层人民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即简易程序审理已出现检察官出庭支持公诉，法官则对控辩双方存有争议的量刑情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查，引导双方就量刑发表辩论意见的情况。[12]这种量刑模式的改革，改变了以往人民法院对简易程序的“办公室操作”模式，①有效地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同时也纠正了检察官的偏向性。在这种量刑模式下，法官必须充分考虑双方提出的量刑建议，对双方提供的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展开质证和辩论，两造对抗的模式确保了量刑的公正性。需要注意的是，检察机关通过量刑建议的方式适用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不能总是强调“法律监督”，而应从行使诉权的角度来对待审前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以使得辩护方的“量刑建议”与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具有同等的影响力。[13]

（二）监狱机关使用社会调查评估报告的程序

监狱机关根据社会调查评估报告，向人民法院提出是否适用假释的建议书。实践中的操作往往是人民法院对假释建议书进行书面审理，人民法院只对监狱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即作出裁定。有的人民法院甚至会以罚金的缴纳情况作为裁定假释的决定性因素，而完全忽视罪犯在监狱的悔罪表现和对被害人的补偿等因素。近年来，人民法院也出现了对一些特殊的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进行公开、公正的审理，以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但哪些假释案件需要召开听证会还需进一步论证。若人民法院对假释案件召开听证会，那么社会调查评估报告中有争议的内容就会被质证和认证，从而确保人民法院裁定假释的公正性。

【参考文献】

[1][9]吴宗宪.社区矫正比较研究（上）[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2]周立琴.浅议审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不合理性[EB/OL].http：//hubeigy.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3820，2014-01-13.

第8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　延边地区；朝鲜族；糖尿病；依从性

[中图分类号]R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1)15―0007―02

糖尿病与冠心病、癌症被称为人类生命的三大杀手。我国糖尿病患者日益增加，但很多病人因缺乏相关知识，未能有效地遵从治疗而发生各种急性及慢性并发症。尤其是健康素养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为了确认朝鲜族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我们在朝鲜族最集居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和龙市的297例朝鲜族糖尿病患者的治疗依从性进行调查，调查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297例朝鲜族糖尿病患者，年龄30～8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60岁，其中，男患者174例，女患者123例，病程>1年，愿意合作，并理解调查内容。

1.2　方法利用金红梅治疗依从性调查表，内容包括：(1)基本资料：性别、年龄、病程、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职业、相关知识了解度、社会关系等。(2)治疗依从情况：药物疗法、饮食、运动、控制体重、自我监测、不良嗜好、复查等7个方面，18项问题。完全依从0分，经常依从1分，偶尔依从2分，不依从3分。分值越低表示治疗依从性越高。(3)影响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原因调查：病程、治疗方案复杂、药物价格、就医条件、社会支持、医护定期随访因素等。所得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

2、结果

本组治疗依从性分析见表1。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影响治疗依从性的主要原因为对糖尿病相关知识不了解、违背医嘱、药价高、经常忘记、无人监督等。

3、讨论

众所周知，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依从性低，控制难，尤其是具有独特文化的少数民族群体。本研究结果显示，延边地区朝鲜族糖尿病患者治疗依从性不乐观，具体表现为：(1)性别：男性依从性明显低于女性，可能与朝鲜族男性的爱好是饮酒和吸烟，社会交接大多数离不开酒席，对身体健康重视程度差有关。(2)年龄及工作情况：年龄>55岁的患者比年龄10年的患者比病程

在此次调查中文化程度及人均收入对治疗依从性无明显差异。治疗依从性差异主要表现在自然因素、有无配偶、对糖尿病知识的了解程度三个方面。提示护理人员应根据本地区及民族特点，采用多种方式作为患者的健康教育：(1)对糖尿病知识不了解及了解少的患者：开展健康教育是预防和控制糖尿病的基础和前提，可通过个别咨询、书而指导等方式加强宣教，提高患者对规则药物治疗重要性的认识，使患者对自己的病情、治疗和转归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2)对男性、病程短、年龄小的患者可进行糖尿病家庭教育，包括患者及家属，贯穿疾病治疗的全过程，加强家庭支持与监督，帮助制作提醒系统(如在家中常到之处用较大的字体写明用药时间、剂量等)，提高患者的用药依从性。(3)对无配偶的患者可鼓励参加各种社区活动；介绍糖尿病治疗新进展，引导同类患者现身说法，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的信心。另外延边地区位于东部边陲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及朝鲜族汉语水平差(直接影响患者对药物名称及计量的了解)将直接影响治疗依从性，护理人员应耐心讲解，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从而提高生活质量、降低死亡率。

参考文献

[1]秦建丽，文芬草，王亚丽糖尿病社区护理需求[J]，山西职工医学院学报，2002，12(4)142

[2]郭海兰，范丽风做专职糖尿病教育护士有感[J]，现代护理，2005，11(191)11645―1646

[3]金红梅，崔玉顺，吴美福[J]，延边地区233例朝鲜族高血压患者治疗依从性分析山东医药，2006，46(23):65―66

第9篇：社区基本情况调查报告范文

一、组织领导

这次调查工作由县政府统一领导，县建设局牵头负责，县房改办组织实施，县民政局、县统计局、县财政局、县公安局共同配合，各乡镇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具体负责调查、统计及建档等工作。

二、调查方案

（一）调查的范围和对象

全县范围内所有持有本县城镇户口的低收入家庭。

低收入家庭条件：

1、具有本县城镇户口；

2、家庭人均年收入在3788元以下。

（二）调查的方法：全面调查的方法。

（三）调查的组织实施

1、以县政府的名义下发关于开展我县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状况调查的通知，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并将宣传资料张贴到每个社区，确保全县家喻户晓。

2、县政府召开各乡镇、各部门领导参加的工作动员会，具体安排布署此项工作。

3、县房改办组织召开业务培训会，对全县各单位工作人员进行资料发放和具体业务培训。

4、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家庭在指定时间内，到户主所在单位进行登记，无业人员到所在社区进行登记，并提供户籍、收入、住房等相关证明，由单位或社区工作人员对登记家庭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情况，对确实符合条件的家庭统一造册上报。

具体资料如下：

（1）户口簿原件、复印件；

（2）家庭成员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3）收入证明：家庭成员中有单位的由单位出具工资证明；离退休人员提供银行工资的存折原件、复印件；无业人员由社区提供收入证明；在校学生由所在院校提供就学证明，可不提供收入证明；学龄前儿童不需提供证明；

（4）住房证明：房屋产权证、租赁证、租房合同等相关证明原件、复印件。

5、各乡镇、各部门要认真扎实的安排好本乡镇、本部门的调查工作，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携带有关证明材料完成登记，对基层单位上报的入户调查结果进行审核，对经审核无异议的家庭予以确认盖章，进行电子档案的录入工作。

6、各乡镇、各部门将《调查表》及《汇总表》以磁介质和纸介质的形式上报县房改办（电话：84812419）。

7、县房改办对上报数据、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后，上报市、县政府，为制定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工作目标、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提供参考依据。

（四）调查内容：

1、家庭基本情况和人口情况：包括户籍地址、家庭人口数、城镇人口数、家庭成员情况等；

2、家庭收入情况；

3、家庭住房情况：家庭住址、房屋类别、人均住房面积等；

4、住房保障意向选择。

三、时间安排

这次调查工作从20*年10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共计45天，分为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前期准备阶段

1、落实调查经费；

2、由县政府组织召开调查动员会议，县建设局、县民政局、县统计局、县财政局、县公安局、各乡镇及相关部门领导参加；

3、以县政府的名义下发关于开展调查工作的通知，进行宣传动员；

4、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落实调查机构及人员，并于11月5日前将调查机构及人员名单报县房改办；

5、县房改办制定培训计划，组织有关单位及调查人员进行培训，讲解调查要求、步骤、内容，了解入户调查基本知识，及《调查表》、《汇总表》填写要求。

（二）第二阶段：入户调查阶段

1、*，符合条件的家庭准备证明资料，并到所在单位或社区登记。各单位及各社区对登记的家庭，逐户进行入户调查，核对户口、身份证、收入及住房等证明材料，被调查人签字确认。

2、*，对调查后符合条件的家庭在单位或社区公示3天，不符合低收入条件的家庭资料和《调查表》由单位或社区存档；公示无异议的家庭，属于部门职工的由基层单位进行汇总，将《调查表》、证明材料及《汇总表》上报主管部门，由主管部门审核无误后盖章，统一汇总报县房改办；属于社区职工的由社区汇总，上报乡镇政府，由乡镇审核无误后盖章，统一汇总报县房改办。

（三）第三阶段：复核汇总阶段

1、*，各乡镇、各部门进行核实及电子录入。

（1）各乡镇、各部门对上报的《调查表》进行认真核实，确保不遗不漏，准确无误。核实后在确认无差错的《调查表》上盖章，并汇总形成《汇总表》；

（2）将《调查表》及《汇总表》录入电子表格；

（3）将《调查表》及《汇总表》的纸介质材料以及调查有关情况书面材料，上报县房改办。

2、*，县房改办对上报数据、资料及有关情况书面材料进行汇总，根据调查情况和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撰写调查报告，上报市、县人民政府。

四、有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