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居民消费状况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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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城乡居民消费状况调研报告范文

本刊曾经刊登的浙江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调研报告显示，至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世界银行发表的一份报告也显示，中国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呈持续下降态势，已经从9年前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1.4%，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以至有人开玩笑说：“GDP长得跟胡子一样快，工资涨得跟眉毛一样慢。” 这意味着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企业的腰包，国富民穷。

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国内消费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从1993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7.1%。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消费需求在一个国家是基本稳定的，一般为70%左右。可见，国内消费需求低下成为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因素之一。

因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消费需求增加是关键，而要让人们享受到经济增长成果，直接表现就是各项消费增加。经济增长和消费需求互为因果，联系二者的链条就是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地增长，即收入增加基本上与经济增长速度相一致。

收入提高有赖于破除行政垄断

很多人在担心未来收入增长能有几何时，却耳闻目睹着电力、通讯、烟草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加、福利提升的事实。为什么这些集团收入会超常规地增长，而一般行业的职工收入则增长缓慢？据统计，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这些企业高管的工资更是高得离谱，而这种高工资并不符合经济学意义上的企业家才能，并没有多少创新和冒险的含量，依靠的只是行政垄断。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企业依靠行政权力垄断大量资源，形成特殊利益集团。特殊利益集团被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称作“分利集团”，他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组织采取行动的目标是重新争取财富分配，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此组织即为“分利集团”。这种集团往往是卡特尔或院外集团，也可能是这两个集团的勾结。特殊利益集团为提高其成员的收入，途径之一就是通过院外游说活动争取立法，以提高某部分商品的价格或某部分人的工资，或者减少某部分商品的税率。这一类常用的手段不仅会增加获利阶层的收入，还会减少社会总效率。中国的“分利集团”绝大多数由政府主导产生，官商一体，官员、企业家、银行主管的角色可以互相转换，他们又有足够能力向决策者施加压力，是最有保障的利益团体。

依托超强经济实力而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成了民营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这些利益集团不仅不断扩大对决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动用行政权力。

尽管政府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即《鼓励非公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让民营经济尽可能享受到国民待遇，允许民营企业进入更多的领域，但在一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声中，民营企业并没有迸发出应有的潜能。国有企业竞争力日益增强，不断扩张，民营经济却低位运行，2006年个体私营经济就业人数只增长9.5%，个体工商业总产值只增长9.4%，销售总额甚至下降了2.9%。

其中的奥秘自然都是心知肚明。就在“非公经济36条”明确要求“对非公有制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实行同等待遇”之后，国务院的另一个文件《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又明确要求国有资本要在铁路、民航、电信、石油、煤炭、电力等7个行业保持控制力，这就使国有企业在这些行业业已存在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赚钱的领域民营经济进不去，不赚钱的领域民营企业展开恶性竞争，靠压低工人的工资降低成本，而国有企业长期获得垄断利益，职工获得超额报酬。

就目前来看，特殊利益集团没有减弱的趋势，而是越做越强。这是最为老百姓所诟病的。作为分利集团，他们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只代表小团体的权利和个人利益。获得利益的方式也是非正常的，靠的不是正当竞争。因此，打破行政垄断势在必行。

首先，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转变政府职能，对可以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予以取消，可以用市场机制替代行政审批的，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对确需保留的要建立制约的制度和机制，使政府彻底从经营领域中退出来。采取非常规的办法，斩断特殊利益集团的链条。

其次，让“非公36条”真正得到落实，引入竞争、强化竞争，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有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再次，用立法破除特权意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之一就是“放权、让利”，它大大地提高了经济效率，打破垄断，推进改革需要进一步分权、放权，在法律上健全保证公平竞争的制度，用立法保证任何一部分人不能掌控过多的资源。

收入提高依赖于分配格局调整

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政府，直接影响着百姓的财富认同感，进而决定着消费需求的高低。这些年消费需求不畅很大程度在于对未来的预期不乐观，而实际上，居民财富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即是明证。美世咨询2006年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平均增长率达到10%左右，而在印度历史上，GDP增速只有3次超过8%。中国居民拥有的财富与国家拥有的财富相比，事实上在不断下降。另外，从国家各部门公布的统计数据也可窥见一斑。

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实现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全国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总额突破2.6万亿元，达到26117.84亿元，同比增长30.6%，完成预算的59.3%。

全国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固然令人欣喜，政府将更有能力向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提高公众的公共福利，意味着公众能从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社会保障。尽管十六大以来的很多政策惠及于民，但由于公共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财政钱袋日渐鼓胀并不必然和民生福利日渐丰厚同步；相反，财政收入增长越快，意味着纳税人的税负加重，可支配收入减少。

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体现出较大的不公平性，并且这种不公平还有蔓延的趋势。在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过程中，国民收入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势头较为显著。和工资收入增长远低于GDP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税收的增长水平远高于GDP的增长，是GDP增长速度的2倍，达到20%以上。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更是认为，中国实际的宏观税负已经达到31％。分税制十多年来，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1993年的12.6％到现在的27％。

同时，企业利润的增长一方面是固定资产投资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下，成本、价格、财政、金融等扭曲的产物。企业利润的高速增长应主要来自于创新，没有“熊彼特”式的创新，如此高的企业利润增长并不值得庆幸。因为企业的高利润来源于对企业使用资源的压榨。一方面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压低工人工资，降低居民收入；廉价地使用土地、资金、能源、水等资源。以土地为例，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地成为财政收入重要来源，有专家估算政府土地收益每年在5～6千亿元，造成大量无地、少地农民，本该属于农民的收入被政府廉价获取；此外，环境损失导致企业成本外部化，本该由企业负担的成本由社会所承受。2006年9月7日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称，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10年累计数字更惊人，而10年前环境恶化已很明显。

显然，近年的经济发展过程，政府成为最大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税收增长幅度不仅把GDP增幅落下很远，居民的收入增幅更是望尘莫及。收入增长有限，物价却处在飞速上涨的跑道上，7月的CPI指数达到5.6%，是10年来的新高。从房价到食用油，从猪肉到方便面，在“涨声”一片中，垄断行业还要涨价来凑凑热闹，政府不得不叫停，但涨价只是早晚的事。有人形容只有物价的上涨速度堪与财政收入并驾齐驱。一方面物价飞涨将民众的钱袋榨干，另一方面税负沉重又将民众的钱袋掏空。公众普遍的抱怨就是：什么都涨，就是收入不涨。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随着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浪费现象也日益严重，豪华办公楼越盖越多，车轮腐败、吃喝腐败越来越多，而李金华的那份审计报告上的违规记录也越审越多。同时，巨额收入的支出游离于人大监督之外。周天勇的一项研究认为，2006年政府除了近37000亿税收外，还有13000亿政府各行政部门和各行政性事业单位的收费和罚款，8000亿的社保收入(国际通行的规则，社保征缴是一种税收，是政府的收入)，7000亿的土地收入，至少2000亿的国有企业上缴利益，实际上2006年政府的各种收入总计至少高达67000亿，全部政府收入占当年GDP的32%。即使将2000亿的国有企业上缴利润除去，2006年GDP的实际税负率也高达31%。而纳入预算的只有39000亿，近28000亿的政府各种收入竟然没有纳入预算内管理。也就是说，这28000的巨额资金是怎么支出的，花到哪里了，没有提交各级人大审议、批准和监督。近两年，舆论批评的“公车”、“公招”、“公出”等支出高达9000多亿，有关部门出来声明财政支出不到2000亿。其实这不到2000亿的“三公”支出只是预算内的数字，其余每年7000余亿的“三公”支出，包括巨额豪华办公楼和培训中心等设施的投资支出，实际在28000亿的预算外资金中支出了。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建立真正意义的公共财政体制，周天勇认为中国财政体制要从政府主导支出型转向人民通过人大决定和监督支出型，从生产建设和吃饭养人型转向公共服务型。要严格预算管理，各级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要严格接受群众的监督。预算是花纳税人的钱，政府是怎么花的，需要让全体公民知情。预算草案，除了国防和安全等项目外，其他项目一律应当公开，刊登在政府和财政部门的公共网站上，告知全体公民，并向全社会征求对预算草案的不同看法和改进意见；而各级预算通过人大审批后，除了涉及国防和安全之外，应当全部详细地公开在政府和财政部门的网站上，以利于公民对政府预算执行和完成情况的监督。

目前中国财政已经比较宽裕，加大在公民福利方面的财政支出空间很大，一项统计表明，如果再在公车、公款吃喝、培训旅游费上压缩一半，就是5000亿，节余的钱就可以解决社保的很多问题。

收入提高本质上是实际收入增加

居民收入的提高只是代表了居民名义收入的增加，真正决定居民财富和生活水平的因素是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实际收入的高低，既与名义收入有关，也与物价水平相关。CPI高位运行，超过5.6%，意味着通货膨胀的来临，在名义收入没有提高的前提下，也预示着实际收入的减少。因此，提高名义收入，抵消通货膨胀的损失势在必行。

导致通货膨胀的原因当然是经济过热，政府自2004年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几次提高利率，连续小幅地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发行央行票据等回笼货币，减少流动性过剩，但效果并不明显，流动性过剩的问题始终难以抑制。这是因为宏观流动性过剩形成的本质原因并不在于货币发行过多，而在于引起货币被动发行的总体经济结构失衡，且这种失衡不是趋于改善，而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因此，以货币政策为主体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流动过剩问题，物价上涨也就在所难免了。

6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工业增长偏快、外贸顺差过大、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突出、价格上涨压力加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

毋庸讳言，中国经济既是依靠政府推动的，也是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的，而政府、投资和出口又是密切相关和相互影响的。政府推动主要甚至只能通过扩张投资，而投资的快速增长扩大了生产能力，解决了出口品的供给问题；反过来，出口增长和顺差扩大，增加了流动性，为投资增长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利益激励。在现有的汇率制度和结汇制度下，宏观流动性过剩的核心来源在于中国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只要内外经济失衡长期存在，中国保持较好的创汇能力以及现有的汇率制度，我国被动的货币投放量将不断提高。

由于行政垄断的盛行，大量的民营经济在有限的领域中打拼，恶性竞争，国内需求不足，只能把触角延伸到国外，通过种种途径加大出口，可贸易品部门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其产品产量的增长大大快于非贸易品部门的增长，导致国内产业结构失衡，是出口快速增长和顺差持续积累的基础。

事实上，外汇储备的激增不仅对货币投放总量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且还会对流动性过剩的部门结构产生冲击。创汇部门流动性过剩问题加剧，而非创汇部门在中央银行冲销和其他流动性总量管制中出现流动性不足；投机性部门流动性加剧，而传统部门的流动性相对不足。大中型企业往往可以通过银行信贷、债券发行、上市发行等途径有效参与宏观流动性过剩的资金分配，但中小企业却由于资本市场对它的约束而难以进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获得流动性，而中小企业又恰恰是就业的主要场所和劳动收入的主要来源。结果当然是劳动收入减少，最终消费不足。创新型企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双顺差的不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积累，以及热钱的大量流入，造成流动性被动过剩。过多的流动性不是流向实业投资，造成投资过旺，就是流向资产市场，推动股市和房地产价格上涨。尽管政府针对出口增长过快，内外经济失衡加剧的形势，运用财政政策予以调节。包括自5月20日起对部分钢材产品出口实施出口许可证管理， 6月1日起对80多种钢铁产品进一步加征5%～10%的出口关税，从7月1日起对2831种商品出口将取消或者降低出口退税。这些政策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其效果还取决于其他政策的配合。

国内经济结构扭曲和资源配置低效是潜在危机的根源。从1998～2004年，制造业以年平均20.2%的速度增长，而服务业的增长率只有9.32%，其在GDP中的比重比印度和低收入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贸易顺差不断扩大的失衡状况由此而来。其原因除政策优惠和鼓励以外，从根本上来讲，是由于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制造业部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价格、所有制等市场化改革，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其盈利能力和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增强；而服务业，尤其是医疗、教育、环境、金融、通讯、交通等部门的市场化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性垄断现象非常突出。不仅其内部激励机制得不到有效改善，降低了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在严重的行政垄断保护下，外面的资本和劳动面临着很高的进入成本。这就扭曲了资源配置，造成了严重的结构失衡。

因此，治理流动性过剩问题不仅需要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需要在中长期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一是汇率调整，本币升值。2005年7月20日汇率体制改革以来，我们稍稍放松了对汇率的管制，进入了缓慢升值的通道，这样可以改变可贸易品的国内价格，有助于减少出口，增加进口。本币升值的作用还未显现出来，原因在于升值不足。如果辅之以本国价格上升，如果名义汇率不动，也会减少出口。提高国内价格是增加企业成本，主要是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厂的劳动条件、卫生条件和安全条件等。

二是开征资源税。国内的资源产品价格较低，既不利于节能降耗和改善环境，又推动了出口增长。考虑到资源部门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如果在提高资源产品价格的同时，将提价的利益全部收归国家所有，进而打破垄断，那么，也可以改变内部真实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