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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过去两个月,我一套房子也没有卖出去,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下个月再卖不出房子,就卷铺盖走人,没得商量。
我愁得都快哭出来了,两个月没有提成,只有底薪,区区几百块钱,除掉房租,所剩无几,只有顿顿啃方便面充饥,到后来,只要一闻到方便面的味道就想吐。
人若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那天正在售楼处对着那些房屋的模型发呆,林小枫喊我:“连蓉,你发什么呆啊?把那些图纸拿过来,我的客人要看。”
我清醒过来,把那叠平面图纸送过去,因为心不在焉,转身的时候,竟然把花架上的一盆君子兰碰掉到地上,正好砸在林小枫的脚背上,而他恰恰穿一双黑色的布鞋,其惨状可想而知。我吓坏了,脸色惨白,蹲下身去收拾那些花盆的碎片,林小枫大喝一声:“连蓉,你想害死我啊?还不赶快送我去医院?”
我这才想起看林小枫的脚,天哪,有血渗出来,染透了袜子和鞋,我俯下身,对林小枫说:“我背你去医院吧!”
林小枫剜我一眼,“就你这小身板,背得动我吗?过来扶我一把就可以了。”我忙过去扶住他,偷眼看他,他龇牙咧嘴,额上有汗渗出来,但还是隐忍着没有出来。那时候的北京,还是早春,天很冷,他竟然流汗,可见,他的脚很疼。
到了医院,医生给他清洗伤口,然后敷药,裹上纱布,又开了口服的消炎药。医生坚持要他打吊针,说是消炎效果好,然后住院观察,被他拒绝了。
我的心放回到肚子里,看来这小子还算有良心,并没有诈我一把,出于感激和道义,我送他回他的住处。
林小枫说:“这样吧,我也不打算诈你,但是,我们必须约法三章。第一,脚伤期间,我不能上班,我的工资,营养费,药费什么,由你承担;第二,如果我因为脚伤,从此瘸了,你要赔一个媳妇给我;第三,脚伤期间,你必须早晚两次探视。”
我刚想抗议,林小枫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忙说:“当然了,如果你不同意以上三条,我可以搬个花盆在你脚上砸一下,你同意吗?”
我跳起来,我又不是,怎么会同意?我还指望这双脚,混进某个剧组,没准一夜成名呢!想至此,只好乖乖地在林小枫的合约上签了字。
从那天开始,我算是欠下了林小枫的债。林小枫三天两头给我打电话,一会儿说想吃北京烤鸭,让我去买,一会儿想喝黄豆猪脚汤,我忍气吞声,讥讽他:“只有生了宝宝的女人才喝这种汤,你用得着吗?”他也不脸红地说:“营养好,我的脚伤好得快,你也可以早点解放,再说了,我想吃的东西,你会做吗?”我问他:“什么东西?”他掷地有声地说:“馒头。”
我笑得岔了气,就这么点出息,不就馒头吗,我可以去街上买一大包给他吃。他也笑了,说:“我要吃你亲手蒸的五仁馒头。要面引发面,加入枸杞子、葵花子、芝麻、花生、葡萄干,在家的时候,我妈常做给我吃,又香又甜。傻孩子,不是街上买的机器做出来的那种。”
我摇了摇头,说:“我可不会做这么复杂的馒头,林小枫同志,你将就些吧!”
林小枫的脚受伤以来,药费,营养费,坐车费,误工费,乱七八糟的,已经花掉我3700多块了,他每提出一项要求,我都有些心惊肉跳,尽管这些钱都是跟林小枫借的,但是总有一天,我要还给他的,什么时候才能把这笔外债还清呢?
一个月之后,林小枫来上班,脚还是有点瘸,但是再不上班,真的要喝西北风了。那天下班之后,林小枫悄悄地溜到我的身边,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连蓉,为了回报你这一个月来对我的照顾,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我一听,兴奋起来,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这个月没费吹灰之力,就卖掉了一套房子,不仅可以拿到提成,而且老板也不会让我走人了,现在又有人请吃饭,无疑是天上掉馅饼,白吃谁不吃啊!于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去了林小枫租住的狗窝,才知道,林小枫请我吃馒头,而且是传说中的五仁馒头,林小枫亲手做的,想不到他还有两下子,馒头做得又松又软,又甜又香,而且加了各种不贵的辅料,为的是增加营养。我一边吃,一边问他:“馒头做得这么好,还给人家打工,自己开间小店多好!”林小枫皱着眉头说:“你当我不想啊,等我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我就去开一家馒头店,让北京人都吃我做的五仁馒头。”
我一口气吃了两个,意犹未尽,林小枫把我手中的馒头夺下来,说:“我的大小姐,别吃了,吃撑着我还得负责任。”
转眼到了黄金周,别人都在计划着去哪里游玩,而我们售楼处却不会放假,房地产公司的老板,亲自给我们做战前动员,讲得吐沫星子乱飞,大有磨刀霍霍的气势。老板姓方,40岁左右的样子,戴眼镜,年轻有为,听说已是千万富翁,身边献殷勤的女孩都碰腿。他说,要利用好这个黄金周,人们都休息,买房看房的人一定不会少。他把销售部的人员分成三拨,一拨去人流密集的地方分发宣传资料,一拨下去跑客户,其余人留守。最后,他单独把我留下来,说:“连蓉,这次的活动,你就别参加了,我的老母亲病了,住在医院里,我不放心,你去陪陪她。”
我兴高采烈地领了任务,陪一个老人家说说话,那多轻松啊,卖房子太难了,游说人家买房子,让人家心甘情愿笑着把口袋里的钱掏出来,想想我都打怵,可能我天生不是干销售的料。
方总的老妈是一个和善的老人家,一点都没有有钱人的派头,和我很投缘,又没有什么大病,无非是年事高了,有一点老年病,我乐得给她念念书,读读报,说说话。有时候,老人家也跟我讲一些方总年轻时的打拼故事,白手起家不是很容易的事,吃苦遭罪,才换来了今天的一点成就,所以我从内心里敬重方老板。
回公司上班那天,是方总的奔驰把我接回去的,林小枫的脸黑得像锅底,不理我,我说我想吃你做的五仁馒头,林小枫却皱着眉头回我:“记得你还欠我3700块,迟一个月还我,就长100块利息。”我也恼了,“你这是高利贷,这辈子我还还得起吗?”林小枫说:“你都攀上高枝了,别说这点钱,就是天上的星星,方总也能给你摘下来。”
原来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公司里传闻,说我攀上方总的高枝。还没有来得及解释清楚,一个月后,方总的老妈去欧洲旅行,方总竟然让我陪他的老妈去,而且还特地为我买了一部手机。我问方总:“为什么是我?你太太呢?”方总笑了,说:“我太太早跟我离婚了,而你是老太太点的将,别怪我啊!”
欧洲的风光把我和老太太迷住了,间或会给方总打电话汇报我们的行踪,方总说:“老太太很喜欢你,回来后,我会给你奖赏。”
其实我不想要什么奖赏,我只想能看到林小枫,不知为什么,这些日子以来,见不到林小枫,我的心中竟然会隐隐地牵挂他,想他忙碌的样子,想他隐忍的皱眉,想他坏坏的笑,想他松软的五仁馒头,想他酸不啦叽地骂我攀上了高枝,不知为什么,我非但不生气,相反心中却有了甜丝丝的味道。
回到北京,得知一个消息,林小枫辞职了,在他的租屋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专卖五仁馒头。同时方总向我求婚,他说:“老太太非常喜欢你的细心聪明善良,如果你愿意嫁给我,就点点头,如果不愿意就不用理会我,我不会怪你的。”
说实话,方总这样的男人,对每个女孩都是一种诱惑,特别是我这种还处于物质贫乏阶段的女孩。可是,我还是摇了摇头,转身出去了。
我去林小枫的馒头店找他,他扎着白围裙,两只手沾满了面粉,他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你的事情我都知道了,方总都对我说了,是我错怪了你,以为你是那种贪慕虚荣的女孩。”
我对他说:“别以为你做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你的脚受伤的那个月,还为我跑客户,帮我卖掉了一套房子,所以我才没有被辞退。”不知为什么,说完这句话,我的眼圈竟然红了,掩饰地对他嚷嚷:“怎么这么小气啊?只请我喝水,也不请我吃馒头。”林小枫笑了,手往厨房里一指,贪吃的丫头,那些都是你的。
情人节那天,我以为林小枫无论如何会送我99朵玫瑰,没有那么多,9朵也好,再退一步,一朵也好,等林小枫来了,我彻底失望了,连片玫瑰花叶也没有,相反,却送了我一个大大的五仁馒头。我的委屈一下子被勾了出来,红了眼圈问他:“在你的眼里,我就那么贪吃吗?简直是你养的一只贪吃的猪。”
林小枫笑了,寓意深刻地说,今天的馒头和往日的都不一样啊!我气狠狠地咬了馒头一口,犹不解恨,这什么男人啊,一点都不解风情,一点都不浪漫,索性把馒头一掰两半,天啊,馒头中间,竟然掉出一枚石头记的戒指。
2011年全国老龄办公布的结果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面对老年人多发的“心”与“身”俱病的棘手问题,情志因素对老年健康状况的影响和作用日益凸显。严峻的挑战呼唤兼顾生物、心理和社会因素的“4P”医学模式即预防性(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和参与性(participatory)的医学模式。本文从中医情志学说与老年病、“4P”医学模式的缘起与内涵以及两者融合建构老年病医学模式加以论述。
1基于中医情志学说阐释老年病诊治特点
1.1老病难分,易伤七情
著名医家蒲辅周[1]认为老年疾病是老不是病,又是病。按照艾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老年是人生中全方位的失落阶段”[2]。老年人的心理常呈现“性情不定、移情多变[3]”的特点。一方面,老年期的退行性改变易罹患各种疾病,进而容易产生疑惑、焦虑、抑郁、无用感、恐惧等不良情绪,加之离退休等心理社会刺激,常常加剧原有的疾病。另一方面,老年人又会面对精神上的压力、心理不平衡。如《千金翼方》说“人年五十以上,……损与日至,心理减退,……万事零落,心无聊赖,健忘瞋怒,性情变异。”大量的临床实践提示,情志因素是影响老人健康的主要因素,良好的精神状态可促进疾病的好转和痊愈,而异常的情志是加重或恶化病情的重要原因。中医学历来高度重视情志因素的作用,经过长期的临证实践,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情志学说。情志因素是贯穿生理、病因病机、诊断、转归预后和预防治疗的重要因素。如陈氏[4]系统总结了情志因素在中医诊断中的意义,指出情志为病的广泛性与情志致病的复杂性,情志应激同样能引起人体的生理、生化变化,导致机体功能活动的改变。当然,情志变化不仅是一种“单独”的意识活动,而是人体脏腑功能“整体”的外在表达。因此,我们既可以通过情志的变化来推测体内五脏精气的充足程度和活动状态,也可以通过调节五脏精气的办法来实现对情志的改变。同时不同情志因素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关联,一种情志对另外一种情志因素产生克制和制约作用,即为“情志相胜”。
1.2见“情”知脏,重在预防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言:“人有五脏化生五气,以生喜怒忧思恐。”所谓“七情”是脏腑功能活动正常的结果与外在表现,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而五脏的功能异常则会有相应的情志改变,《灵枢•本神》曰:“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反之,情志的异常亦可引起脏腑病变。有调查显示[5]: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抑郁的发生率高达24.51%。情志因素与躯体因素兼挟交错,使得老年人罹患各种慢性疾病的情况更为复杂。为此,我们应综合治疗疾病,避免唯“治标”是从,注重人文关怀,提早做好疾病情绪干预与心理疏导,进行多渠道、个体化的交流,提高对抗挫折和逆境的能力,对老年疾病的转归预后和治疗有重要的意义。
1.3重视情志治疗
在长期丰富的老年病临证实践中,中医积累了丰富的综合干预手段,并不单独依赖内服药物。《存存斋医话稿》中说得更为明白:“无情之草木不能治有情之病,以难治之人,难治之病,须凭三寸不烂之舌以治之”,而且“善用之者,常能愈其他医药所不能愈之疾而奏效甚奇”。不同的情志活动可互相影响和制约,如“悲胜怒,恐胜喜,怒胜思,喜胜忧,思胜恐”等,所以,可以利用情志的互相制约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中记载了明代医家徐迪的情志治病的案例:“一女伤于怒,内向卧不得转。迪诊之。因素花作妇人妆,且歌且笑,患者闻之,不觉回顾,大笑而愈。用相反的情志以笑制怒,疾病也随之而人愈。”当然,情志学说的治疗与现代心理治疗相比,有着较为明显的自发性、经验性的特点,缺乏系统的操作方法,但却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宝贵探索,实践上还有很多合理的方面,我们应当进行挖掘和研究,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原则。
2医学模式的缘起与内涵
医学模式是指人们观察和解决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思维和行动方式[6]。这种思维和行动方式是在医学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和医疗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美国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内科教授恩格尔(O.L.Engel)在1977年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由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以及整合生物学和系统生物学,使得人类可以对疾病进行有效的早期预防、早期干预,产生了预测性(preven-tive)、预防性(predictive)和个体化(personalized)的“3P”医学模式。这个模式开辟了慢性疾病的早期预防和早期治疗的新途径。随着临床实践的不断丰富和科技进步,医学模式不断丰富和完善,由“3P”逐渐发展为包括患者参与性(participation)在内的“4P”医学模式,即对生命与健康的认识趋向整体,疾病的控制策略趋向系统,认为消灭疾病不是主要目的,维护人类的健康才是关键。预测性,即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是将重点放在进行疾病前的早期监测,及时预测健康状态的变化趋势。预防性,即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进行积极的干预,一旦发现异常变化就要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而不是要等疾病已经发生或者发展才去进行治疗。个体化,包括个体化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在共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个性。参与性,即个人并不仅仅是扮演被动的角色,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识和维护过程中,每个个体均应对自身健康尽责,积极参与疾病防控和健康促进。由此可见,“4P”医学模式更加强调人的主动性,强调日常生活行为对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性,从而强化对个体生活行为的干预以达到预防疾病、控制发展的目标,意味着西医学已从技术至上走向人文关怀[7]。
3中医情志学说与“4P”医学模式的融合
中医学认为情志因素是贯穿疾病过程的重要因素,并把这种意识应用于防病、治病和养生的全过程。随着社会需求和疾病谱的变化,情志学说正不断地从大量循证医学证据的积累中进行理论上的总结与升华,进而指导临床实践。尽管中医学中某些理论和学说目前仍处于定性有余,定量不足的等实证缺乏状态,但医学不是一门单纯的自然科学,它的研究内容应包含更多的人文关怀与关注。笔者基于中医情志学说与“4P”医学模式融合建构老年病医学模式思考如下。#p#分页标题#e#
3.1利用情志相胜法,积极干预疾病
通过发现疾病和临证的规律,不断发现、总结和完善老年疾病的防治规律,研究和认识老年人的特殊症状,尤其关注情志因素,对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实施“积极”的干预。情志因素不仅是病因,也是重要的病机和病情波动的诱因,适时做好疾病预防至关重要。在既往的临床研究中多强调“既病”和药物干预,而忽视日常生活行为、尤其是情志因素对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性。临床实践发现,老年人的心理和精神因素可影响疾病的发生与转归。古代医家提出的情志相胜法,即不同的情志活动可互相影响和制约,不仅可以用于治疗疾病,更适合于疾病发生、发展的预防。临床实践中常见急躁易怒易患高血压;孤独和压抑易患癌症;过度紧张、焦虑易患溃疡病等等,情志相胜法的尝试可获得药物,或单独药物干预难以达到的效果。《后汉书•方术传》记载,华佗曾写信怒骂一位思虑过度而病的郡守,使其大怒呕出“恶血”而愈。《冷庐医话》载,清代医家徐洄溪曾经以死诈状元,江南一考生得中状元过喜而狂,徐告以逾十天将亡,书生受恐吓病愈,前者是“怒胜思”,后者是“恐胜喜”[8]。
3.2医患共同参与,注重健康教育
患者不仅仅是扮演被动的角色,由医生来决定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而是主动地参与到对自身健康的认识和维护过程中。中医学很早就发现并高度重视情志因素和患者参与性。《灵枢•师传》中“临病人问所便”,特别强调“便”的重要性,“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人之情,莫不恶死而喜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虽有无道之人,恶有不听者乎?”所讲的就是以语言为媒介进行沟通交流,疏导病人心理,树立用正确的心态面对疾病,形成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健康教育作为提高患者对疾病认识的有效方式,我国的老年医学教育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滞后。重视医患共同积极参与疾病的预防和治疗,调畅情志,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日常生活行为对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性,这才是收获宝贵的依从性、实施医学生物学干预手段、并获得疗效的前提和基础。
3.3重视情志变化,早期预测疾病
预测性即预测疾病的发生和发展。老年医学的奋斗目标不仅是为了延长老年人的寿命,更重要的是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9]。我们需要把工作的重点从单纯的防病、治病转到关注健康,具体而言,关注情志因素上来。情志因素作为慢性疾病的危险因素,情志的变化在预测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011年国内有研究表明,社区老年慢性病患者中的抑郁的发生率为24.51%。临床上[10-11]对于糖尿病患者病史的调查也发现,在出现明显的糖代谢紊乱以及明显的糖尿病临床症状前,有部分患者确实存在应激的生活事件以及情感障碍的表现。由于目前很多非专科临床医师对抑郁症及焦虑症了解不足,故许多病人未得到及时的诊治。要了解老年人常见病的病因、危险因素和保护因素,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加强卫生宣传,提高老年人自我保健意识,推进合理的生活方式和饮食营养。加强体力和脑力锻炼,防止老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在这方面社区卫生服务工作是重要环节,通过社区服务对老年人群实行疾病监测和一级预防将起到及其重要的作用。充分认识情志因素对疾病的作用,做好心身疾病的情绪调整,进行行为干预,需要患者、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
赵亮 我希望地球人都知道
赵亮有着双子座的典型性格,工作之中与工作之外是截然不同的两幅样子。他的工作室及住处安顿在北皋艺术区,当我寻访到达时,比约定时间晚了十分钟。赵亮严肃的指指手表:你们迟到了。他很专注,一个时间段之内只会认真做一件事情,他说,等待会让自己紧张。
采访时,他正襟危坐,回答问题不苟言笑,但遣词造句都力求精准,是仔细思考之后的结果。而当你注意打量他偌大的住处空间时,会有另外一番发现,鞋架上摆放着颜色鲜艳设计新颖的鞋子,满满一架子,你很难相信,这会是他的装扮。他亦懂茶饮,饮茶之乐,其乐无穷,在显眼位置,陈放着功夫茶具。他说,生活中其实自己是一个挺热闹的人,喜欢尝试新鲜事物,也追求生活的品质。作为一名认真的纪录片导演,常常游离在别人的世界里,这样性格的酿造,是天性使然,亦经历使然。
得弯下腰去做的事业
2011年,某高校演讲厅。纪录片《在一起》开始放映,与此同时,姗姗而来的学生鱼贯而入,有吵闹声,不太安静。影片开始十分钟后,厅内一片寂静,偶尔会听到几声抽涕声,慢慢的,此起彼伏因为触动流泪所发出来的声音越来越多。
纪录片《在一起》由《最爱》导演顾长卫任总导演,赵亮执导制作,真实记录了从《最爱》筹备初期开始,剧组通过网络聊天,全国寻访,征集选定艾滋病感染者进入剧组参与拍摄的全过程。
赵亮说,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也是创作者克服和消除恐惧的过程。刚开拍之时,赵亮会定期去做一次检查,与感染者接触他也甚为小心,他甚至都想过,如果验血结果呈阳性,自己不幸感染,会把自己的经历放在影片里,完全一副豁出去的心态。“而事实证明,成人只要没有血液和性的传染,就没有问题。所谓的歧视在我看来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对常识的不了解,害怕就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当你了解到这个常识以后,人都是情感动物,不用说教这种隔阂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拍摄的过程中,赵亮常常换位思考,如果是自己得了艾滋病,会怎么做。这让他无法想象,他所接触到的感染者,几乎百分之九十都有过自杀的经历,怎么走出心理阴影,怎么面对以后的生活,一直是他们最急迫最重要的课题。“人生观会有一个很大的触动,他们会重新珍惜自己的时间。可能服用抗病毒药之后,你和正常人的寿命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契机会改变他的一生,他会思考怎样更健康、更积极、更享受生活,让自己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作为《最爱》的姐妹片,《在一起》得以与商业电影捆绑在一起,有让更多观众看到的机会,赵亮说,对于作品来说,这是一个好事,但是对于他个人来说,已经习惯了走独立创作这条路,他还是会回到最原始的制作方式,这只是一个特殊案例。“我做《在一起》这样的片子,也有好多人说我招安了,转正了。对于我来说,这个片子传达了善,至少在艾滋病这一块是史无前例对社会作出了贡献。那就好了。如果你老是趴在底下谩骂,不被别人能看到,它的意思就少一些。生命很短,我做片子比较花力气,得弯下腰去做,一辈子可能做不了太多片子,还是做自己最喜欢的。”
在现今中国的纪录片领域里,早已凭借《告别圆明园》、《罪与罚》、《上访》成为标杆性人物的赵亮,对于现行下自己的状态,他还不满足。“我觉得纪录片对我来说还有太大的领域,还有太大高深的东西还没有解决,我一直觉得前面做的东西像学生作业一样,我觉得真正的创作还没开始,如果提到赵亮地球人都知道他的风格,一看很醒目,那种才算是真正的创作。”而实际上,拍摄纪录片只是赵亮工作的一部分,但是是最大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他还摄影、做录像艺术、装置艺术。
越来越麻木
有一次法国电影周,赵亮被邀请去看《海洋》,影片中放到鲨鱼被残忍地剪去鳍,坐在身旁两侧的女演员汤唯和一位纪录片研究人员,都无比动容的流下了无声的泪水。而赵亮,长久的职业习惯,已经让他不会有那么强烈的生理反应。
他记得有年拍《上访》的时候,在冬天的北京南站,过往是熙熙攘攘的人群,赵亮去找他的主人公,那是他刚开始拍纪录片不久,那天下着很大的雪,天气极其寒冷,来到早已习惯并固定的地方,看见主人公的妹妹,裹着薄薄的棉被,睡在大雪天里,探出一个小脑袋,视线寻找着姐姐,而此刻,姐姐穿着一条破旧的并不能御寒的毛裤去洗手间了,哆哆嗦嗦的场景,我见尤怜,路过的每一个人,无不恻隐之心爆发,有人递给她帽子,还有人丢过去一两件衣服,甚至还有人作势帮忙收拾拿着她去取暖。赵亮记得,当时他拍这幅场景的时候,眼泪一直在流。
渐渐的,这样亲临的次数多了,也就麻木了。“越来越变得狠,看得太多了,就像医院小护士的成长过程一样。”但是麻木并不是漠不关心,它在心里产生作用,但不是用眼泪的方式表达。“往往这种情感如果没有作用,没有实际行动的话,我认为都特别廉价。你看到那个惨象,然后陪着流了一滴眼泪就走了,这个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如果在思考的基础上去行动,这样才有意义。”
赵亮多年来拍摄的题材,多是人与体制的关系。《告别圆明园》、《罪与罚》、都是如此。对一种权利匮乏状态感兴趣,也许是因为感同身受。“我是得益于拍纪录片,对真实的中国的现实一面有比较切实的了解,有很多画家,只是在城市里生活,他们生活得相对比较优越,他们连地摊都不会去吃,就去比较豪华的地方,更看不到中国大多数群体的那一面。何况是那些官僚们,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后都独立不起来,不是他思想怎么样,而是他的生活本身就和社会脱节了。”
每个导演大概都对自己镜头下故事里的人物有一份情感,赵亮也是如此,《上访》拍了十二年,对于任何一个创作者来说,这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数字。“其实我倒不认为我拍的是边缘群体,我恰恰认为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所以这个时间,是值得的。”
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首先要做的是,诚恳,这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方式,赵亮如实说。“可能年龄的原因,对生命我更想俯瞰一些东西,更想揣思生活本身。所以我做纪录片是像交朋友一样谈恋爱一样相处。这样才能一块探讨问题和解决问题。”
赵亮小档案
赵亮,中国纪录片导演,主要作品有:《告别圆明园》(1995)、《纸飞机》(1997-2001,荣获第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双年展(TIDF)国际影带竞赛优等奖)、《城市场景》(2004,荣获2006年德国卡塞尔纪录和录象艺术节金钥匙奖和德国奥本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在江边》(2004-2005)等多部纪录片。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活动影像艺术家和摄影艺术家。2007年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开幕后,出任活动影像工作室总监。《罪与罚》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出品,于2007年9月在国内首映,作品《罪与罚》2007年在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上获最高奖“金气球奖”。 作品《上访》09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赵亮自1996年开始拍摄这部纪录片,其后坚持了12年,直到北京奥运会后完成拍摄。最新作品《在一起》,作为顾长卫导演《最爱》的姐妹篇,讲述艾滋病感染者的故事。
Q&A
影视圈:你对中国纪录片有些什么样的呼吁?
赵亮:我希望,我们的作品一旦用视听语言的方式去给别人看的时候,首先它是一个作品,其次是它的内容反映的事件。我可能更注重作品是第一性,你在画面上,在声音上,用你更优雅的视听语言去表达你的观点,那样做得好的话会更促进你观点的表达。因为当代中国是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作品就是因为没有更丰富的摄影经验或者拍片经验,作品的第一性更体现在新闻价值上。
影视圈:你怎么看待公益纪录片和独立纪录片的区别?
赵亮:我认为公益片还是应该更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能对大众产生善的意义。具有指导或导向的作用。公益片还是要考虑到社会性的问题,独立影片可能更个人化,有时候甚至偏颇都无可厚非,但是公益这样的片子你要考虑到他的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这个是我以前做片子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原来拍片子更多的是个人的自我表达。
影视圈:现在名利对你意味着什么?
赵亮:名利对我来说还是挺尴尬的一件事。那里面充斥了很多虚伪,很多让人不舒服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还好,那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创作方式。
范立新 我绝对不是为了钱拍
武汉长大的范立新,现在能说一口流利的四川话。这得益于他这几年与他故事里的主人公朝夕相处的结果。《归途列车》的拍摄地点大部分在四川广安的乡村,那里风景如画,清澈的池塘、高耸直立的山、草木茂盛的树林。第一次去拍,大自然的美景让范立新流连忘返,起初的几个月,“像度假一样”。可是,随着时间久了,他发现,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可爱,因为没有希望。“我就会嘲笑自己,先前的感觉只是一种很虚伪的文艺青年的优越感,用一个很天真的眼光来看待你面前的事物。而一名纪录片导演,在长久的生活观察里,最应该剔除的就是这种无意识的虚伪。”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诞生
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范立新在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工作,他是一名摄影师。三年的工作时间里,他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呆在农村,向世界报道中国的民生。好多次,在回家的路途,他都有时光交错的恍惚之感。可能几个小时前,还在不太发达的偏远地区,辗转车程奔波,又回到了霓虹灯闪烁的城市。每次从机场高速开进三环,看到高楼林立、灯火通明的城市向他走来,他说,那是最心碎的时候。
“不久前才跟那样一群人坐在一起攀谈,然后很快我就回到了我的世界里,感觉他们好像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但其实是在同一个国家。对于我来说这个距离是很短的,跨越这个距离也太容易了,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但是留在那里的人,刚刚还跟他说过话的年轻人老人,也许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才能见到我见到的这番景象。”
从小生长在城市,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学业、事业一直都很顺利的范立欣,从这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为中国这一大群人鼓与吹的想法。而从想法落于现实,是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有一天晚上,独自留在办公室加班的范立欣,无意憋见办公桌上同事落下的一本会议记录的册子。不成想,当时随意的一翻竟改变了范立新从今以后的人生轨迹。那是一本当时全国纪录片大会的会议纪要,范立新起初只是匆匆翻阅,随着字里行间所传达的信息,他翻的速度也越来越慢,最后“私自”带了回家。
“里面有许多纪录片前辈的发言,尽管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们都是纪录片领域里鼎鼎大名的人物,但他们讲的拍片的感受,怎么和拍片的角色建立信任,怎么用摄影机观察他们的生活,我特别着迷。尤其是那种信任,特别感人,那是你用钱买不来的,你必须花一分一秒的时间去换,只是一个很纯粹的人与人的交流,没有太多的杂质。还有一点别于一般采访与拍摄的地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对着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什么都藏不住,一切都那么真实,这是非常吸引我的。”
通宵达旦,范立新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将其读完,第二天一大早又偷偷完璧归赵。这一次,范立新终于确定了自己心中的大胆决定,他要去做一名纪录片导演。
“我觉得这就是我这辈子要做的事情,这个决定做完后,我很快乐。”现在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范立新的目光仍然坚定,言语铿锵有力,充满激情。
之后,范立新开始井然有序的安排自己的工作与学习,有条不紊的开展每一项计划。做一名纪录片导演需要看什么书,需要学习怎样的技能,都成为他当时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DV运动刚刚兴起,个人获得影像生产权,范立新用半年的工资为自己买了一台DV,他的第一部作品,也由此诞生。历经一年,跟拍了一个河南农民工的生活。虽然这部没有任何投资,在现在看来可能还不够成熟的作品也没有被更多人看到,但它确确实实的为范立新之后操刀具有国际水平的纪录片打下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以至于他的第二部同样反映农民工的作品《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得大小奖项超过60个时,身旁人一点也不意外。
思考全球经济
范立新记得有一年的夏天,暑气熏蒸,酷热难耐,还在武汉上大学的他,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车厢里拥挤不堪,几无立锥之地。停站时,有四五个像是建筑工人的农民工,大包小包的步履沉重的挤上车,穿着还没有来得及脱换的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服,每一个人都汗流浃背。见此情景,车上的乘客有的慌忙挪到别处更为有限的空间,有的缩缩身子,害怕与其“亲近”。但无论哪一种形态,那些眼神里,分明写着鄙夷。这一个场景,范立新一直都印象深刻。“我心里觉得很刺痛,这是一个公然的侮辱,那个事情带给我的刺激很大。”
后来拍《归途列车》,三年多的时间里,范立新的脑海里常常浮现这样一幅画面,还有那些辛苦又无助的脸孔。特别是在拍摄的过程中,每每遭遇困境的时候,他都会借此告诉自己,要坚持。“因为如果放弃了,其实就是放弃了1.3亿人,这渐渐变成一种信念在支撑着自己。”
怀着一腔热情,范立新将自己都放在了作品上,那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坦言自己过得又穷又苦,拍片的收入,也许只是一个餐馆服务员的水平。“说起这个问题是很惭愧的,那几年基本上都是家里支持我,我等于是个啃老族。所以是需要很大的毅力,这个毅力对于我来说其实也不难,至少我做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绝对不是为了钱拍,要是为了钱就是傻到家了。”范立新有些勉强的笑笑。
当初,在朋友的慷慨解囊之下,范立新完成了样本的拍摄,然后拿到全世界各地的纪录片电影节做提案,最后总共一百万美元的投资里,汇集了包括加拿大电影局、美国圣丹斯电影基金、荷兰阿姆斯特丹纪录片电影基金 、加拿大艺术基金会、加拿大Can-West电影基金和魁北克艺术基金的支持。“可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发起,全球参与制作的纪录的的典范。”
《归途列车》在美国大小近100个城市影院上映,票房逾40万美元,观众约4万人次;在加拿大约20多个城市上映,票房近11万美元,观众近万人次。“有些人说我,拿着外国投资人的钱去拍中国的阴暗面给他们看,我不这么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展示中国的窗口,会让大家看到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我们光靠新闻靠外宣是不行的,这个世界是不会听你宣传的,而且永远都是效果不佳的。我们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用很巧的办法展示我们自己。”范立新严肃认真道。
很多国外观众在看完影片后,会回家找找自己的衣服里,有没有“中国制造”。范立新说,这其实是一个正面的表现,让大家开始反思自己的消费主义倾向,批判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在今天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当中,到底对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工人产生了什么样致命的影响。他们几十年如一日那么辛苦的像奴隶一样的工作对他们的危害有多大。”
“父母在,不远游”。千百年来中国人信奉的文化理念。快速发展的社会正在影响着这一切。为了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价值观也悄悄发生着改变。范立新希望他的镜头能够影响人们去思考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范立新小档案
范立新,第一部正是的纪录片作品《归途列车》就让他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无数奖项,在各大洲都有主流电影节重要奖项的斩获。至今,《归途列车》在全球获大小奖项约有60多个。《归途列车》荣获美国导演工会最佳纪录片提名奖,这是华人导演第一次在美国导演工会的纪录片奖上有所突破。在澳大利亚,《归途列车》获得了亚太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大奖。在加拿大,《归途列车》荣获多伦多电影节年度十佳影片大奖,在欧洲,《归途列车》荣获了全世界最重要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并一举夺得全球纪录片最高奖项-伊文思奖。
Q&A
影视圈:你喜欢被人定义成纪录片导演吗?
范立新:我觉得很骄傲。纪录片是我去发现这个世界,是我帮助我的观众去提问的手段。可能大家都太忙,生活里有很多事情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如果我能够用我的电影帮大家停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帮大家看到自己的内心和看到周围的世界,我觉得很满足了。
影视圈:每个导演都希望自己的影片被更多人看到,可是中国现在的纪录片缺乏这样有 效的途径,你怎么看?
范立新:这确实是个很尴尬的现象。很显然跟电影的审查制度有关,跟电影的发行制度也有关。在欧洲、美国,纪录片有很固定的观影群,还有艺术院线,这样就不会那么惨烈的去跟《阿凡达》竞争。然后独立纪录片没有能够享受到太多的政府支持和帮助,而国外发达国家的情形却截然相反,政府会有很多的艺术基金支持艺术片。最后就是很多导演不推崇这种讲故事的模式,所以导致片子比较难被普通观众接受,减少了纪录片电影的市场。
影视圈:你现在着手做的工作是什么?
范立新:我希望花十年的时间去拍三部农民工的作品。现在计划是拍一部关于农民工第二代的纪录片,他们也是很大群体,这帮80后90后他们很小就出来工作,他们不觉得自己是农村人,他们在城市生活几年,他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形成在城市,但是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城里人的身份。如果未来还会发生金融危机和失业的状况,他们肯定是第一批被挤出去的群体,这个是很可怕的,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
杜海滨 我看的世界非常细致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说,要想建造好的房屋,必须先种柏树、杉树。如果东捡半截木棍,西拾几片木头,只能凑合成个脏土箱。凡是想用人的,必须先培养人。这几年,杜海滨有意识将自己的作品选在高校放映。他说,中国纪录片市场需要新鲜血液。如果有机会,我们尽可能去培养一些潜在的观众群,因为大学生是愿意去思考,愿意去投入的人群。杜海滨在这个行业呆了十年,他深知目前最急缺的是什么。
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
在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读书的时候,杜海滨常常坐的一辆公共汽车,时间比较长,从城市的一端开往另外一端,路途要经过许多风景,那时候,他身上总是挂着相机,每次都不忘记按下快门。有一天,他突发奇想,为什么不讲讲售票员的故事?虽然他们每天从事着相同的工作,可是从每一声吆喝每一句问候里仍能听出许多的不同。就这样,在此后每一次坐车,他都会主动的和他们攀谈,慢慢的,就有了故事……
借助传统的影像模式无法满足当时杜海滨讲故事的诉求,随着DV盛行,就这样,杜海滨成功将自己带入了纪录片领域,那种能将现实的听觉与视觉都同时保存下来的方式。
杜海滨六次参加高考,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已经24岁,他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社会经验以及人际关系。课余接一些广告片的拍摄,九八年的时候,他一天可以挣八千块钱,所以优越感自然而生,他从不担心毕业以后的生活问题。由此,他有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他的纪录片拍摄。
最初,他把镜头对准在陕西的宝鸡老家,拍摄那里形形的人。1999年,45分钟的纪录片处女作《窦豆》问世,贾樟柯将其带到日本参加一个纪录片电影节。而杜海滨拿奖是在2001年,以宝鸡火车站的一群流浪乞讨少年为主角的《铁路沿线》,为他夺得中国独立影像奖以及日本山形电影节新浪潮单元的特别奖。此后,他的镜头又聚焦高楼大厦的物业人员、成都夜总会表演的“伪娘”,还曾拍过东北采石场的工人等等,题材多样。前年,他拍摄的表现四川汶川地震的《1428》获得威尼斯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成为名副其实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
“如果你有这个愿望和这个能力,你会从别人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乐趣,包括一些跟你不一样的,或者令你振动的,令你意外的。”当在铁路沿线拍摄流浪孩子的时候,杜海滨从他们身上发现了生活原本的意义,看到他们在霞光满天的铁路边支起几口锅煮面条时,会明白一日三餐的真正含义,那种最简单的快乐让你惭愧自己对生活的最基本了解。
与不同人群的接触,杜海滨也收获不浅。“是一个民间的气质,这些人他们为人处事的方法,他们的一些世界观多多少少都影响到了我。每一次拍摄结束之后,我都能发现自己的获得,从而更宽容。”
比如拍《石山》的时候,他跟一群东北爷们吃住在一起,无形当中也沾染了他们的些许豪气。“喝酒绝不多说,举起来就干。但是当他们真的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没有社会中的尔虞我诈,实际是个很简单的几个人的小社会。他们天天冒着生命危险去上山,把石头一锤一锤打裂打开,那种情况下如果想害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它也是一个极端环境,白天抡一天锤子,晚上喝点酒,八九点钟就睡了。”
“所以说每一次都是心路旅行。”拍《人面桃花》,杜海滨要面对的是与《石山》里阳刚之气完全不同的一种阴柔之气,一群反串演出的演员。完全不同的一个独立世界,复杂,多变,而且牵扯到许多隐私。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之间以契约的形式开始,所有的行为都需要记录下来,要求绝对的信任,不要隐私做噱头,也没有猎奇,杜海滨许诺过他们,影片只在影展或者能够控制的环境里放映。在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时,杜海滨得到了他们前所未有的信任。
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
曾经有一次,杜海滨与一位美国的独立纪录片导演交流,谈到各自的处境,杜海滨心有感慨:独立纪录片的制作在全世界都不是那么容易,但他比自己更为幸运的是,他在全民鼓励的氛围下成长,他所做的被这个社会视为高尚的职业,而国内纪录片导演的状况却差距甚远。那位美国导演向杜海滨举了一个例子,他们开车环美旅行,途中遇到许多人,每每被问及从事什么职业,当如实告知对方时,无一例外收到的总是夸赞。“就连女孩子看他们的眼光都不一样,是那种特别崇敬、敬仰的目光。我们国家就不一样,别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在偷东西?”
有一年一个国际纪录片导演来中国取素材,杜海滨全程陪同。他们在一个建筑工地停下,正打算打开机器透过镜头看看有无拍摄目标时,对方气势汹汹的上前阻止,凶恶盘问。“黑社会一样冲了出来,好像来曝他们的光一样。”杜海滨与对方据理力争,就在这个时,某个角落里,那位导演悄悄打开了摄像机,“的确很写实。”
其实这样的情况,在杜海滨拍摄的经历中,屡见不鲜。防范之心人皆有之,但作为从业人员,杜海滨说,一定要有自己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这也是他面对各种各样不同人群时一直坚守的一个原则。 “我们是做艺术创作,无论关注哪个层面的人,出发点是道德和良知。只要我们有这样的用心,我们再去创作的时候,就有了艺术的底线。也有人问我,老拍纪录片,是不是有什么独特的功能和技巧,其实没有,唯一的就是做人。”
“做纪录片一个比较好的地方是没有什么诱惑,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利益,人心也就不会那么浮躁。”对于杜海滨而言,他只是把一个爱好贯穿始终,“虽然苦一点,但是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听起来有点安慰人,但是的确是这么回事,没有人逼我。”
杜海滨现在着手拍摄的作品,是关于90后的一个纪录片。 在山西平遥的时候,他碰到一群年轻人,扛着一面红旗,举着一展横幅,打算走遍全国,以此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当时正值国庆大阅兵。“这个事还挺刺激我的。我觉得不正常,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我们很少看到这种发自个人的爱国行为,他们有特别强烈的个性,他们愿意用这样张扬的方式来表达,我想知道他们背后的原因。”
这一次,也给杜海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个毕竟不是我们传统片子里的东西。我想每一个纪录片导演都有一种愿望,我不只是简单的运用别人之前的经验,我们都希望从自己的作品中总结经验,也为纪录片这件事或者这个本体做一点点贡献。”
杜海滨小档案
人物介绍:杜海滨,1972年生,中国独立影像代表人物,2000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系,1999至今拍摄《窦豆》《高楼下面》《人面桃花》《电影童年》《石山》《铁路沿线》、《伞》和《1428》等,其中,2001年,纪录片《铁路沿线》获中国首届独立映像展最佳纪录片和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特别奖。2007年,纪录片《伞》入选2007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单元”、法国国际真实电影节获评委会特别奖等。 2009年,纪录片《1428》获第66届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最佳纪录片奖。
Q&A
影视圈:现在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没有达到或者形成一种气侯,你对此怎么看?
杜海滨:看到一个新闻说,投了很多钱在纪录片市场但是没有回报。我到现在没有拿过体制里的一分钱做纪录片,但是我们做很多纪录片,还有很多跟我一样的导演都是这样。我们这些民间的纪录片导演或者是制片人,和体制内的一起共同构建中国纪录片的格局。世界认识中国纪录片不会去划分体制内和民间,但我们看到的效果是,他们拿了相对多的或者绝对的国家资金,可是他们没有创造在国际上更多的影响。恰恰是我们,反而创造了中国纪录片在国际上的影响或者是一个进步。
影视圈:你的资金主要来自哪里?
杜海滨:基金会,民间的资本,电影节的资助。这个取得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对我来说现在会好一点点,因为你有了一点名。但你要放在全球的格局上,这个钱不只是针对中国的,还有大量的欠发达地区或国家,西方国家或者发达国家,用这些钱来资助我们,也是杯水车薪,竞争的人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