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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经济 转型升级
(一)经济总量持续扩大,发展成就喜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步入了快车道,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45亿元,世界排名第十位迅速跃升至2013年的8.3万亿元,排名也上升到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位。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世界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与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在衡量经济发展成就的主要指标上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庞大的国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截止目前,门类齐全的国民经济基础已经建立,法制化的市场环境基本形成,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版图上已经有了强有力的话语权。
(二)发展速度较快,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突出。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GDP始终以年均9%的增长速率向前发展,远远超过世界平均3%的增长速度。最近几年,尽管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较增长乏力的新兴经济体和世界上陷入衰退的部分发达资本主义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经济较快的发展速度,不但增长国内就业,缓解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而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贡献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经济的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30%。
二、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隐忧
(一)产业发展失衡的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的问题早已不是什么新话题,只不过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初期,结构问题不是特别突出。随着经济的盘子越来越大,结构不平衡的问题凸显。经济发展需要出口、消费和投资“三驾马车”协调拉动,而我国的经济发展却更多的是依靠出口和投资来拉动,国内巨大市场,居民潜在的巨大消费潜力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释放。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46.1%,比上年提高1.5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比重高出2.2个百分点。而作为世界经济第一极的美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79.6%。[2]国内第二产业为主体的制造业总体是供大于求,而农业部门以及仍处于严格管制的能源生产供应部门、公共交通、卫生医疗、教育、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服务业部门成为经济增长的木桶短板。此外,结构失衡还表现在贫富差距、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损害了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
(二)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不强是由其企业竞争实力决定的。《财富》杂志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情况看,仅内地就有85家企业上榜,入选企业过于集中在能源等领域,行业分布结构不够均衡。部分企业面临着较大的负债风险,面临着升级的压力。资源缺乏有效利用,市场化程度不高,整合全球资源能力较弱。我国也拥有联想、华为等跨国经营的国际企业,但多数企业主要是利用国内的市场和资源与全球公司竞争,缺乏真正具有全球制造、全球设计研发、全球营销、全球经营能力的国际化公司。据统计,全球前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达到了67%,而上榜国内企业的跨国指数相对较低,全球经营能力不足。另外,从2012年财富中国500强企业排名也同样可以找到中国经济大而不强的佐证,从各行业的上榜企业数量来看,金属、机械设备制造、批发零售、房地产和金融是上榜企业最多的5个行业。而高科技企业并没有几家上榜。这说明,排在前面盈利比较强的都是与房地产相关,与价格的上涨等偶然因素,不是靠整体的实力、竞争力、品牌效益。
三、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对策
(一)加快推进配套改革,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不断向好的最大“红利”。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是决定中国经济成功突围与否的关键。党的十召开以来,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体部署,积极有效地推进整体配套改革,可以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更大的空间。
一方面,必须要坚定改革的信心。要看到,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深水期和攻坚期,利益格局的调整必然会带来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触,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要坚定改革信心,越要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推进改革。
(二)加大创新驱动,努力掌握核心技术。
一方面,加快产、学、研相融合的步伐。中国企业一方面缺乏核心技术,另一方面,一些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却为大量的科技成果因无法找到合作伙伴而进入不了市场,转化不成生产力。近些年来,国家已经启动了创新驱动战略,引导和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加快推进产、学、研相融合的步伐。要引导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强化市场观念,打破关起门来搞科研的观念,积极介入市场,主动与企业沟通,急企业之所急,想企业之所想,从科研立项开始始终瞄着市场,发挥市场对科研的引领作用。
(三)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据统计,近些年来,国内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明显增强,专利申报数始终保持了快速增长。专利申报快速增长是企业重视科技创新的显现。但也必须看到,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在我国时有发生,假冒伪劣商品在一些地区还大行其道,纵容侵权可以带来短期利益,带从长远看会严重消弱企业创新能力,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强化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严厉打击侵权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两位经济学家的观点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了两种主要经济理论、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在新路径、中国新经济背景下的又一轮交锋。
张维迎先生是典型的市场派人士,主张市场发挥作用,出清库存,否则价格必遭扭曲,资源错误配置,病情越来越重,“大量的事实证明,政府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做的更好。”而林毅夫先生一如既往地主张政府作用,讨论重点不应该是“政府要不要干预”,而是哪一种政府干预能够真正促进经济发展,哪一种干预会失败。“如果要政府去协调,当然有可能失败,但是没有政府协调更失败”,“企业家精神很重要,但是企业家要发展新产品,此前的那些公共知识和基础设施,要是没有国家的投入,实际上也不会出现。”而张维迎先生以孔子为盾掩护,“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孔子不是政府资助的。创造思想不一定需要政府资助。”
任何学术争论想要走向深入,详尽的数据与事例论证是不可缺少的。中国问题非常复杂,因此需要更详尽的数据分析。
联合国以及其他机构的数据,显示了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为人类脱贫数据的根本性好转所取得的作用。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所取得的成果,是在庞大的政治权力的领导下取得的。但上世纪50年代之后中国民生大倒退,同样是庞大的政治权力酿成的惨剧,我们需要分析的是,前后30年权力架构的作为发生了哪些根本区别,使中国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谓“改革”、“开放”从数据上来看,将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笔者曾经从黄亚生教授的《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企业家与国家》一书中得到某些结论,政府干预与GDP竞争,使得资源如何扭曲配置,使得产能过剩与低端竞争变得不可逆转。从其他文章中可以得出结论,无论是巴西还是阿根廷,最终经济无法与发达国家相抗衡,都是政府过度参与经济运作的必然结果。该书的事实案例与数据能够详实地印证这一观点。
从硬币的背面看,历史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思维框架。如牛可先生所说,历史的智慧意味着充分体会到,静态的观点总是不足的、危险的、过于简单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显示,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非常复杂,政府原教旨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系统性地排斥了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也就是系统性地排斥历史的复杂性。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可以参照格龙申科的经济史系列著作。
资本主义崛起时,强人政治与精英统治成为某些后发国家的主流选择,如德国的俾斯麦与上世纪50年代韩国的朴正熙统治,没有这些强人,很难想像这些国家有今天的发展。但阿根廷有庇隆,印尼也有苏哈托,这些强人并没有起到朴正熙在韩国历史发展中的关键转折作用。因此,在强人背后一定有系统性的其他复杂因素,如人口、文化、市场契约土壤以及强人个人因素等种种原因,历史现实是由合力、而绝非单兵突进的某种单股力量形成。
巴西、阿根廷、东南亚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其关键因素法治契约精神遭到破坏,而韩国等则通过《辩护人》等案例一点一滴地建立起法治社会的准则。即使对于社会较为公认的法治国家观点,也需要严密论证。这正是经济学家、经济史家等各方面专家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很遗憾,我们目前看到的很少。
我说的“嫉妒”经济学家的人,主要指的是中国评论界中那些指责经济学家的人,这里的“嫉妒”并非是对经济学家多赚了钱的“嫉妒”,因为经济学家并非中国最富有群体,而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的成功,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学在中国社会所获得的成功,再说得透彻一些,是这些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而这些成功证实了经济学家提倡的一些经济理论,比如市场化和民营化。
一说中国经济的成功,就会有人出来喊贫富悬殊等,我不否认中国存在贫富差距等问题,但不管怎么说,30多年前,有谁能想到中国能从一个穷国发展成为世界的经济大国;有谁能想到,在当今世界最大的十家企业里面,居然有几家是中国企业,中石油甚至成了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在美国的几十家中国上市公司去年一年市值都翻了一番;又有谁能够想到,今天的中国是奢侈品消费的大国。这不能不说是世界经济历史上的奇迹,当然,中国仍然面临一个最大的难题,那就是普通民众如何分享这样的经济成功。
中国的经济获得成功,中国的经济学家自然觉得自己有功了,这也并非是经济=经济学=经济学家的简单公式。公平地讲,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政策上的确有很大的影响。过去二十年,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字,“开放”和“市场”,“开放”让中国经济加入到全球化的系统之中,“市场”则改变了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建立不仅扩大了市场、解放了生产力,为国家创造了更多的财富,而且把国家从福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对中国的老百姓有些不公平,但中国经济的确从中得益不小,这其实是比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体制更有效的经济体制,因为西方国家要承担极大的福利负担。不过,相对于老百姓承担市场经济的责任而言,他们却缺乏市场经济下应有的权利,中国经济学家可以讲,那不是他们研究的范畴,经济学更重视效率,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如何用最小的资源带来最大的效益。
除了经济学家从中国经济成功中得了荣耀,看到自己赞成的理论成为实际,看到自己建议的政策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学家更是可以毫无忌讳地在经济领域高谈阔论,比如,有经济学家追溯到若干年以前,讨论市场给人民带来的财富和寿命的增加,并提出“政府要做的:保护产权,推动竞争”。
相比之下,中国评论界、思想界与经济学界比起来,那就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了。评论家说起话来,许多时候都是绕来绕去,就算说出来,也基本上是毫无用处。
关键词:经济学 中国化 实践成果 实证
中图分类号:F0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023-0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改革原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基础上,在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合理内容的基础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全世界受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近三年来,中国经济仍然保持9%以上的增长速度,出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框架,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作为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中国化的必然产物,其核心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按照基本原理,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的,并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将指导新的改革实践,而实践的结果,要么是成功的,要么是失败的。中国的改革经历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仍然使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经济的成功魅力,下面将从几个方面加以证实。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保持了高速的年均增长速度,创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我们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这一经济指标的实际变化来证实我国经济增长出现的惊人成绩。在表1中,列出了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率的实际变化,证实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经济学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见表1)。
1.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GDP和人均GDP的增长每年都呈上升趋势,中国GDP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达到了2011年的471564亿元,年均增长了377.54%。可见,我国财富的增加是异常惊人的。从我国经济增长的三个十年来看,头两个十年经济增长都在30%以上。第一个十年,经济总量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增长到1989年的16992.3亿元,年均增长了33.29%;第二个十年,经济总量从1989年的16992.3亿元,增长到1998年的84402.3亿元,年均增长39.67%;第三个十年由于增长基数的加大,经济总量增长有所放缓,但也在25%以上。如从1998年的84402.3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00670.0亿元,年均增长25.62%;即使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的近四年,我国经济总量也从2008年的300670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1564亿元,年均增长14.21%。可见,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是持续保持高增长的,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事实上,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就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根据日本共同社2011年2月14日报道,日本内阁府2月14日公布的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GDP)换算成美元为54742亿美元,首次被中国赶超。后者为58786亿美元,日中相差4044亿美元”。这些事实表明,体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2.从表1中可以看出,1978年以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样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2元增长到2011年的36274元,年均增长了250.46%。可见我国人均GDP的增长速度是罕见的。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每一个十年,中国人均GDP都保持了高速增长。如第一个十年,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2元,增长到1989年的1519.0元,年均增长17.13%,第二个十年,从1989年的1519.0元,增长到1998年6796.0元,年均增长34.74%,第三个十年,从1998年的6796.0元,增长到2008年的23129.0元,年均增长24.03%;即使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以来的近四年,人均GDP从2008年的23129.0元,增长到2011年的36274.0元,年均增长14.21%。可见,中国人均GDP在34年的经济发展中都保持了高速增长。
自今年一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就进入了软着陆。尽管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阻力巨大,有时甚至具有较强破坏性,整体经济增长还是保持了较为稳定的高速度。
持怀疑论调者声称,即便中国实现了2012年7.5%经济增长目标,仍将是近13年来的最小增幅。但是不要忘记,这样的增长幅度,是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背景下取得的。同期欧盟区再度陷入经济萎缩,美国正经历滞胀,而整个西方世界都面临一场“完美风暴”的威胁。
在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下,中国经济的增长理应被看作是一项成就。
即将召开的十将会增强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因此提升对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因为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就国内而言,大会也将为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支持,这是中期的重要任务。过去一段时期的经济减速,尽管有时也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也有它有利的一面。长期而言,它有助于支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经济结构转型,以及中国内地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在全球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经济过热反而意味着更为严重的挑战,远不如经济平稳减速,因为减速的经济体可以对全球市场信号灵活做出反应,而继续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景。
但中期而言,中国经济面临的压力将逐渐加大。保增长预计将再度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在国内而言,这可能是新领导集体2013年的最重要也最严峻的挑战。
确保经济结构成功转型是中国当前最紧要的任务。二战以来,先后数十个国家曾经试图从第三世界晋升第一世界国家之列,但只有少数东亚国家成功跨越了可怕的“中等收入陷阱”。要完成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可能将会转入消费驱动型和后工业化的增长模式。
在欧洲,工业革命从曼彻斯特蔓延到偏远国家和地区花费了足足两个世纪。在中国,由于巨大的人口基数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地区间巨大差异,经济结构转型的任务要更加复杂。更为富庶的沿海地区已经开始出现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将严重依赖投资拉动,他们目前尚处在工业化进行阶段。
外部经济环境中的风险因素不会就此消失。即便是在较为乐观的情况下,欧元区经济的缓慢增速,也将意味着在未来两年内,该地区银行可能需要脱手价值2.8万亿美元的资产,以减少风险敞口,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这个数字比仅仅半年前的预测数字又增加了2000亿美元。而此举,又将意味着在2013年年底以前,欧元区国家信贷供应量将缩减9%。
在美国,预期将会来临的财政悬崖—超过16.2万亿美元的公债,很快就将到期的失业救济,有待实施的国防和民用项目资金缩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缺少切实可行的长期财政调整计划,意味着未来几个月经济上的不确定性将大大升级。
关键词:中国经济 产业结构 发展空间 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体制条件,具备实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空间。中国经济不管是在全球范围还是从自身发展进程角度,其长期发展潜力和前景确实值得我们充满信心。总的要求是,宏观调控要与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一致,要有利于加强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人口和资源管理,实现可持续发展。
转轨以来,中国经济在保持二十多年的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起到了弥补市场缺陷、熨平经济波动、保障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重要作用。本文全面通过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认为目前是我国宏观调控政策最为关键的时期,并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社会,市场规模作为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技术进步与技术的应用必须以需求为支撑,随着技术应用中累计规模效应逐步被即时规模效应所取代,市场规模又将成为未来技术进步的关键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之一。从自身发展进程来说,中国经济尚处于起飞阶段,进一步发展空间巨大,而且中国经济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市场规模,这样的市场规模将为中国技术持续创新与发展提供基石和可能,所以,不管是外部环境比较还是自身条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是非常乐观的,但要想将潜在的优势和潜力转化为现实优势与能力,特别是在当前国内外条件下,阻碍因素也非常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进行了深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但长期以来,为保证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管是利率,还是能源、土地和各地方政府的各种优惠政策,中国的投资成本一直非常低。这不仅导致大量的资源被用于投资,从而减缓了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而且,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缺乏效率,投资整体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重复进行建设,导致我国的大量投资应用到最有效率、最能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领域,造成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根据经济学理论,市场之所以能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就在于其价格的调控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价格都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在充分竞争下形成的均衡价格才能实现,计划经济下的计划价格体系就是因为其人为因素确定,无法通过自我调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阻碍了我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很多问题会被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掩盖。此次危机的爆发,使政府、学者、专家都有机会冷静地思考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多年所积累下来、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问题。所以,我国政府在面临经济危机时,果断地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组合拳,这对恢复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积极作用。现在也确实看到经济回暖的种种迹象,如股市回暖、楼市回暖、消费特别是汽车消费增长态势良好等。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当前我国经济宏观调控政策可以缓解短期内的部分矛盾,但对于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长期根本性问题帮助不大,同时还必须看到可能带来或加剧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因为过多的货币供给会使原本不应该投资的项目获得资金支持,在经济达不到预期的恢复或增长速度时,由此形成了大量的银行坏账、死账。在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和宏观管理体制下,会使银行为急于完成放贷任务,使项目控制不严,影响效益。因政府积极政策产生的银行坏账、死账严重影响了我国未来的金融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可能因为经济刺激的需要,减少了对环境保护审批等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视。如前段时间就报道过现在有地区存在简化环保审批环节的现象,原来大概需要三个月审批,现在能够一个星期内完成,使环保审批环节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这样是否会使环境问题更加突出?
第二,资产价格脱离经济基本面的高涨可能会带来很多问题,如果形成的资产泡沫破灭,将来必然严重破坏经济运行,资产价格非正常上涨将会扭曲市场的价格结构,给市场发出错误的价格信号,可能诱导原来实体经济领域的资源流入到股市、房市,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同时,也会带来社会财富逆向分配效应,恶化社会分配的不公平,导致在经济恢复前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形成滞胀,中国经济将陷入两难的境界,政策选择的余度更小。
第三,通货紧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供需失衡,内外需求不足导致经济下滑,治理的一个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扩大需求。对于外需,我们采取的稳定汇率、税收优惠的政策在世界经济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对整体需求拉升的作用将会非常有限;而扩大内需,采取的是通过投资和产业刺激计划来间接提高收入,以提高消费需求,但这却面临一个较大的风险,积极的政策会首先体现在供给上有更大的提高或至少保持不变,如果需求不能实现我们预计的有效恢复,产能过剩将会更加严重,这也是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应对的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可能会使原本突出的部分行业垄断利润的问题更加突出。如当前的中国高房价的原因的争论中,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政府刚要决心治理的垄断行业利润问题,却随着经济危机的到来肯定会被较长时间搁置,这对长期经济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公平不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调控转到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的间接调控上来,建立起相应的调控体系,改革经济计划体制,扩大指导性计划。为了保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重组后,在国有经济部门实行原来意义的计划经济是十分必要的。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和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不稳定性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国家宏观调控应着力避免经济全球化的不利影响,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国际协调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中国经济潜力与前景巨大,只是我们在充满信心的同时,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要做到充分估计与准备,要更关心经济增长的质量。只有认识到可能出现的问题,才能防患于未然。直面问题、治理问题重要的是从问题的本质出发,对于暴露出来的阻碍我们经济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要着眼长远,“借危机、促发展”,“深化改革、理顺价格体系、优化资源配置、解放生产力”,充分利用市场规模、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在使中国经济迅速企稳回暖的同时,夯实经济基础,使中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调控经验表明,当前我国仍要加强政府的经济调控作用,继续完善政府的经济调控职能,运用科学的发展观,在相机抉择的调控方式的基础上,健全市场化的运行机制,为可预期性较强的规则化政策的实施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 刘溶沧,马: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发展目标及其实现对策 [J].当代财经,2001(8).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突破口是经济体制改革,着力点是扩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解放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力。
农村改革从安徽小岗村民冒死搞“大包干”开始。中国农民从的体制桎梏中解放出来,劳动生产率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农民有了一定的积累,便产生了投资的冲动,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随之,一部分农民跳出“农门”,在农产品加工业、建筑业、流通运输业等领域大显身手,其中,有一技之长的农民淘得第一桶金,首先成为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涌现出一大批农民企业家,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乡镇企业的职工,他们成了中国体制改革中最早打破传统人口结构的重要砝码。
从“家庭联产承包”、“万元户”、“乡镇企业”到“民工潮”;从“税费改革”到“新农村建设”,30年的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农民获得了昔日想象不到的实惠,中国两亿多人口实现脱贫,我们这个一直被人口问题折磨的农业大国基本解决了农民的温饱和整个国家的温饱,全国总体进入小康社会。中国粮食总产量,1978年改革之前是6000多亿斤,2007年是10030亿斤,30年增产60%以上。世界银行公布的数字表明:近25年来,全人类取得的扶贫事业成就中,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借助于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动力,整个中国的经济开放有了雄厚的基础。中国的经济起飞,提高了泱泱大国的雄厚国力,也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世界。
全球金融风暴给我们提供了契机来讨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金融产品创新与政府金融监管的问题。但是,绝没有理由以此次危机为借口,叫停或推延正在取得初步成就的中国金融改革。
此次金融风暴有其深刻原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成为公认的原因之一。然而,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美国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
国内储蓄一直处于低位,长期对外贸易逆差,且这些逆差主要靠印刷美元埋单。中国、日本、石油生产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积累起大量美元储蓄,这些储蓄需要寻找金融资产来投资,又为华尔街金融衍生品的创造,以及美国本土资产价格的泡沫化提供了基础。
如果这些金融产品的创造,是以美国实体经济的发展为土壤,危机出现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然而,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已经进入IT长周期波段的末尾,而且美国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到国外,近期不可能再有大量科技创新项目需要投资,实体经济的增长举步维艰。
每次金融危机,从直接或表面原因来看,是金融问题。从实质或深层原因来看,是实体经济出了问题。全球金融危机背后,一定是全球实体经济的增长和均衡出了问题。把危机的责任全部推给华尔街是不公正的。
从美国转到中国,这次金融危机,既有美国国内经济增长缓慢和经济结构非均衡的问题,也有中国经济内外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和金融改革滞后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内需不足,出口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以美元为主体的外汇储备大量积累,势必导致对美国金融资产的旺盛需求。而在国内,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本质上就是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在国内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中国的外汇储备与银行的存贷差基本相等。
只要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对健康,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中国应该是大有可为。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只有一个答案,中国金融体系出了问题,或者说,金融发展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当然,出现这种反常现象,也有其他原因。如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土地、能源、环境等结构性制约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中国投资机会不足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金融产业的发展滞后。
金融领域中的微观经济主体基本以国有经济为主,产权结构残缺,导致治理结构难以与发达市场经济要求相吻合。同时,中国经济转轨采取双轨制渐进的方式,金融产业长期以来还充当着为低效国有经济“输血”的功能,以维持一定时期双轨经济的均衡。“输血”功能背离了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储蓄资源的“配置”功能,结果出现了金融市场的价格扭曲现象,利率市场化推进步履维艰,坏账、呆账不断积累。
直接融资领域如资本市场的发展亦如此,其基本目的也是为了“筹资”,金融资源的错配现象到处可见。
中国金融产业无法有效地为本国居民的巨额储蓄,在国内找到合适并有效的投资项目,原因就是金融领域的发展滞后和长期低效运行。储蓄过度使中国经济实际处于动态无效状态。
中国金融产业没有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而同步发展,其结果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金融产业脱离实体经济过度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均衡”就是这样来实现的,实际上这却是全球最大的非均衡现象,金融资产的供应和创新活动,应该是在实体经济最为活跃的地方出现,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金融改革和开放才刚刚起步,金融产业还处于“婴儿期”,GDP已占到全球GDP总量6%的中国经济,金融衍生产品的量只占全球总量的0.01%,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中国根本不存在金融衍生产品过度发展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次金融风暴,也可能是中国一次难得的机遇。
危机过后,全球的金融资源还是要寻找出路,中国这一类实体经济运行良好、金融体系又没有遭到危机重创的国家,一定会成为世界金融资源集聚的地方。只要金融资源开始往中国集聚,自然会吸引金融人才在中国集聚。中国也可借危机后的反思,总结教训,建立较为严密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浦东奇迹》
(中、英、日文版)
赵启正、邵煜栋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价:49元
从1990年启动的浦东开发开放,已使浦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本书讲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时代背景、政策过程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特点一是文字通俗生动,其间穿插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使浦东改革开放的历程鲜活而又充满生机地跃然纸上;二是资料详实,数据准确,具备学术性、借鉴性和可读性,并配以百余张珍贵的照片资料。国务院新闻办已将本书列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以使更多的外国读者通过对浦东开发的了解,更好地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
《中国巨变:1978-2008》
(中、英文版)
吴晓波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7月
定价:36元
《中国巨变:1978-2008》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2007年度中国最佳商业图书”《激荡三十年》的缩写版,文本压缩至6万多字,作者以妙趣横生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变化的中国,并增加了250多张新闻图片,记录了改革开放30年来的风起云涌,向读者展现了一个真实、鲜活的中国。
《珠江故事:东方的觉醒》
(中、英文版)
张胜友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6月
定价:38元
本书是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张胜友的新作。这本书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背景,按照历史时序,以“万古江河”、“开启国门”、“深圳破水”、“潮涌珠江”、“继往开来”、“中国之路”六章,回顾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历史进程,特别强调珠三角地区开风气之先,引领中国经济、社会腾飞的巨大作用及独特贡献。作品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和厚重感,文风奔放。
《这些宁夏人》
(英、法文版)
李莎 著
外文出版社出版
出版日期:2008年9月
定价:9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