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经济新体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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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

一、存在的问题

1、解放思想有待提高。

面对中央提出“百年世界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公共资源交易这一尚处于较新的领域和社会现象，在思想认识、精神内涵的领会上，还存在守旧封闭、迟缓等待、思路偏窄，套旧框框，穿新鞋走老路等问题，主动跟上，开拓创新、服务主体的意识有待转变和提升。

2、担当实干有待加强。

面对错综复杂的环境和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态势，担当干事的付出还不足，攻坚克难的本领还不强，敢于碰硬的意志还不够，应对打压的办法还不多等。

我区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改革大约在2011年左右开始，当时在全国的该领域的改革中，无论从体系构架、思想理念、发展态势等，还处于较为领先的地位和很有发展前景的形势；但时至今日，我区该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在全国而言已经处于较为落后的位置，这其中的缘由和反映出来的诸多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

二、对策措施

1、以本次学习讨论为契机，在改革大环境中，进一步解决思想上的束缚和弊端，深刻吸取这些年来在我区公共资源交易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弄清“我是谁、我来自何处、将去往哪里”这一问题，进一步明晰个人以及单位的工作性质、职能与内容，通过“六破六立”，真正领会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讲话的精神内核，紧密团结在我中心党委的领导下，解放思想谋发展，放开手脚干事业，心无旁骛向前进。

2、比学先进，查找差距。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思路，广泛学习身边的优秀人物和事迹，取长补短，大步跟上，更好的为事业、为单位贡献力量。做好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工作，本人要在认真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理论学习和政策研究，为做好工作提供扎实的知识储备和实践技能。建议单位充分学习国内先进省份相关机构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做法，加强与高校的对接交流，尤其是国内在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有一定研究的学者及高校的沟通交流，通过举办培训班等形式，扩大公共资源交易事业的影响力，为我区公共资源交易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智力支持。

3、狠抓工作提升。加强对本领域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学习和了解，进一步夯实基础，提升工作本领，具体在自身的工作即为政府集中采购业务尤其是监督检查质疑答复工作，提升工作水平和质量，力求“牢牢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建议单位立足于把握当前“自治区本级公共资源交易综合服务平台”的地位和性质，顺应公众呼声，尽快落实统一场地及相关场内交易管理和服务，持续推进公共资源交易项目全流程电子化，抓好业务流程再造，抓好主业务“交易服务水准”，改变公共资源相关行业分散交易、管办不分导致的假公济私、权力寻租、“后花园”、“自留地”等固有顽疾，着力提高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性和公平性。建议单位及主管部门继续加强与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接，协商进场交易服务具体事项及行业监管不到位的薄弱环节，研究场内交易、服务及管理的环节要点，注重事中、事后的交易跟踪服务，设置提供公共资源交易公共服务对接端口，按照不同项目性质，提供通用性和专用和管理事项，体现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价值，为业务流程再造及推进分类统一的制度规则及服务办法创造条件。

4、加强调查研究。充分利用对区本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的职能，组织申请研究课题，向到平台开展交易工作的市场主体、社会公众以及相关交易当事人进行调研，向国内先进的省份进行调研，向有关行业调研，让市场主体说话，让群众说话，让事实说话，有针对性的找到“应进不进”，脱离监管，腐败暗藏的典型案例，形成调研报告供有权部门处理。利用承担交易信用评价的有限职能，将原来单一的仅由个别行政主管部门的单一评价组织实施，向行业组织、社会主体、同行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多维度信用评价体系转变。

第2篇：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成功地走向了物质资本化就能解决贫困问题；如果成功走向人力资本化，向中等先进国家进军的话，国民的需求体系就会迅速变化；而最终若想跨入到先进国行列之中，就必须发展到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资本化阶段。

福山称信任就是社会资本，他以六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就信任与经济繁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案例分析。他认为，像德国、日本、美国等这些可称为高信任社会的国家，已超越了家族的范畴，达到了信赖一般人的能力水准，因而许许多多由专门经营者管理的大规模民间企业得以生存和发展。相反，像法国、意大利、中国那样的低信任社会的国家，不太信任家族以外的其他人，因而大量存在着家族式经营的小规模企业、国有企业或享受政府支援的企业。

他声称，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能够信赖不属于本家族成员之外的其他成员的信任机制，那么，这个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作为经济繁荣动力的社会资本。只有进入社会资本化的国家才能将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扩散至整个社会结构当中，从而融入到先进国的行列中去。

出口主导战略得失再回顾

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兴国家或地区，它们有着战后恢复和经济发展及民主化的共同目标，为了实现这种目标，需要资本投入，而面对资本的匮乏，对外引资是非常必要的措施。

一个国内资本贫乏的国家海外依存度必然会高，从而采取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可能性也较高。东亚的国家或地区没有形成区域内的水平分工体系或区域内的资本市场，加上在过去的50年中，依赖西欧的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因而这种现象越加严重。

虽然先通过振兴出口产业开始进入西欧商品市场，但随着市场占有率增加，先进国的进口自由化压力不断加大。主要体现在被强烈要求开放高级消费品和资本品的进口市场，这在经济发展阶段中不可避免。随着进口市场的扩大，在开放的同时，国民对多样化的要求也逐渐加强，这自然要形成多元化的民主主义政治体制。

在此过程中，国家将必然转向多元化民主主义政治体制和市场性开放经济体制，同时国家必然要面对从已有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过程，如果对此没有妥善管理，就会遇到危机。

从国家发展趋势角度看，韩国实现民主化、开放化、市场经济化目标是由于成功实施出口主导战略的结果。因为在出口主导型国家中，接受先进国理念是国际政治中无法避开的选择。

实际上，从1960年到现在，韩国经济政策的变化过程是一个必经之路，特别是在从1988年至1990年过渡到新秩序的进程中，由于调整速度与因果关系的失调，产生了很多矛盾，而这一现象又给韩国社会带来了许多转型期成本。而这种不协调现象是从过去发展年代产生的跨越式增长开始的，当时由于并未及时消除，只是一味地将其推迟，结果导致了成本积累。

韩国的外汇危机到底是不是因为不切实际的冒进而产生的呢？其实韩国之所以面临危机主要是因为没有控制好“闸门”，如果在危机降临之前适当地调节水闸，并管理好风险，“坝”就不会垮掉。也就是说，我们失败之处在于明知走进了风险区却没有好好去控制风险。

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经有过风险警告，许多政府决策者都曾提到“大宇”存在风险，但又不能拒绝，说明这就是一条无法逃离的必经之路。

我们有着很高的国家目标与飞跃要求。每年达到7％以上的增长率，还想将贸易额维持在平均以上的水平，保持一定的就业率，并且还有在几年内成为先进国的目标。所以说，一直以来都没有采取措施抵制已知的风险。

通过分析其他一些国家类似韩国外汇危机的实例后，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个结论：

第一，一个国家的经济危机是许多可导致危机的因素长期积累的结果。

第二，采取以出口主导的产业政策，促进高增长的海外依赖性国家，它们虽能脱离贫困，走向繁荣，但危机因素也随之堆积起来。

所以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管理危机的体系不先进，不及时处理好危机因素，成本不断被延期而积累的时候，经济危机就成为一条必经之路。

发展中国家迈向先进国的路径

它的具体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发展中国家必须摆脱贫困走向物质资本化。只有具备发挥才能和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才能以此为基础解决贫困问题。已经实现物质资本化的国家通过持续发展，可以打下迈向中等先进国家行列的基础。

其次，发展中国家想要进军中等先进国行列，必须实现人力资本化。实现物质资本化并解决贫困问题的发展中国家将技术进步与知识相结合起来，进一步地发展经济，通过自我创新，迈向中等先进国。但更需要注意的是，进入中等先进国领域的同时，与经济问题相连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社会问题源于人们的需求体系。一般人们的需求快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发展速度，而这会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中等先进国后，试图发展成为先进国，但由于没有处理好社会问题，导致原地踏步。

国民的需求体系上升为高级需求的同时，开放将自然而然。在开放过程中，会出现国民经济内外不协调的状况。由于没有把国际标准灵活运用于本国市场，因此导致市场失灵。为挽救市场失灵，政府参与其中，结果导致政府失灵，最后危机爆发。这便是中等先进国面临的困境，即必经之路的过程之一。

第三，中等先进国从深渊中脱身后，要快速进入先进社会领域，就得成功实现社会资本化。因此，就要通过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克服需求体系中的不对称性，并使社会具备透明性（transparency）。以透明的社会为基础，构筑相互信任的信用社会。

第3篇：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

[关键词] 十七大报告；　经济发展；　新思路

党的十七大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针对现阶段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在经济发展方面提出很多创新思路，概括地讲主要是“一个转变”、“三个格局”、“六个体系”。

一、“一个转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提出，并进一步明确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

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协调好投资、出口与消费的关系。近年来，投资、出口增速较快，而消费增速相对缓慢。要保持经济协调发展，必须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尤其是要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一要坚持走内需主导型发展道路。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外需上，尤其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复杂多变、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扩大内需具有突出的战略意义，关系到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二要不断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尤其是要走好****新农村建设这一着“活棋”。通过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需求，启动农村市场，从而带动内需和消费。三要拓宽消费领域和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二是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我国仍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以重化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仍呈规模发展之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在巩固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其中要把发展服务业放在优先地位，从加工业优先发展逐步转向服务业率先发展。一要围绕现有产业来延伸，促进现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加快融合、互动发展。二要围绕需求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拓展新型服务领域。三要发展农村服务业。加快构建和完善包括生产销售、科技、信息、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四要培育充满活力的服务业市场主体，优化服务业组织结构。

三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我国经济增长仍然是通过大量消耗能源资源实现的。2006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仅占世界的5.5%，却消耗了约占世界50%的水泥、30%的钢材、15%的能源。大量消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绝大多数需要进口，大量进口我们又缺少价格话语权。因此，必须加快增长方式转变，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低代价增长。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从目前的不足30%向发达国家的70%以上提升，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这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因素，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环节。管理创新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在要求，也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条件。

二、形成“三个格局”

形成“三个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这三个格局涵盖了城乡、区域、社会经济结构，是更新、更深层次的改革。

（一）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报告》指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是我国发展新阶段提出的新任务，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应当明确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短板”在农村，只有农村实现小康才能实现全面小康，只有农村实现现代化才能实现全国的现代化。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农村城镇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居民化趋势明显，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条件。

一是要城乡规划一体化。打破城乡界限，从整个行政区域范围进行整体规划，以节约土地、优化资源配置为原则，统筹城乡发展。二是要城乡市场一体化。统筹城乡市场发展，建立完善城乡一体的市场体系。完善商品流通市场，构筑城乡一体的流通体系；完善各类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和资源要素在城乡之间互动交流；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三是要产业发展一体化。要根据资源、环境、土地和劳动力条件，统筹城乡产业发展。四是要公共服务一体化。建立城乡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五是要交通一体化。建立覆盖城乡的交通体系，建设城乡之间人员往来、资源流动的通道，加强城乡之间的互动交流。六是要社会管理一体化。以户籍制度改革为主线，促进城乡人口合理流动。

（二）优化国土开发格局

《报告》提出把优化国土开发格局作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任务。这是从我国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的实际出发，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统筹区域发展的新思路。

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就是要在调整国土开发格局的基础上，按照资源、环境与人口、经济相均衡的原则，统筹规划，优化开发，合理布局。引导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相对集聚发展，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构建均衡、和谐、效率和可持续的国土开发格局。当前，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的重点，一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同时，还要促使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些特殊政策优势逐步均等化。按照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思路，“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基本原则就是“尊重自然、有限开发”。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形成若干带动力强、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和经济带。三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首先，要从国情实际出发，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其次，要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三）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报告》明确指出，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坚持平等保护物权的前提下，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这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实践，对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的新阐释，对于完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要意义。《报告》明确提出，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实现平等竞争、相互促进。

一是要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通过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使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通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竞争主体机会平等，创造充满活力的竞争新局面。通过加快建设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促使国有企业像其他企业一样，税后利润中的相当部分要回报给出资人，而不是任由企业支配。在各项改革的基础上，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制度，使国有资本得到有效监管和经营。同时，通过推进集体企业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合作经济。

二是提升非公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竞争能力。与国有企业相比，个体私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处在竞争弱势地位，要消除体制障碍，从全局的高度重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破除一切不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推进公平准入，改善融资条件，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三是要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产权制度基础上，要通过股权合作、战略投资等现代产权形式，进一步增强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内在联系。三、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

建立和完善“六个体系”，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大举措，也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格局所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

（一）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

《报告》明确指出，要深化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当前，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要突出三个方面的重点。

1.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要以突出公共化为重点，不断拓展和充分发挥财政调控、收支、管理的重要职能作用。完善公共财政体系，一方面要按照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拓宽公共财政覆盖领域，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全社会。另一方面，要根据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公共财政的内涵和外延，使公共财政手段更加灵活，作用更加积极有效。

2.完善现代金融体系。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建立现代金融体系涉及金融机构体系，重点是提高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竞争力；金融市场体系，主要是优化资本市场结构，多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金融监管体系，主要是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3.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国家规划体系是一个创新概念，主要包括发展规划，如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和区域性、行业性的发展规划；发展计划，主要是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的各项计划；产业政策，这是国家规划的重要内容和保证，其实施是落实国家规划的重要过程。完善国家规划体系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十分重要，特别是把计划列入规划体系中，更有助于规划的完整性、可行性。

（二）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为此，必须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1.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创新效率，降低创新成本，使创新所需的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的整合和利用，各种知识和信息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各种服务得到及时全面的供应，是大幅度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途径，也是把国家目标与区域发展结合起来，提高国家整体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大力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2.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一是优化研究结构，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为自主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二是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引导和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3.完善创新体制与机制。一是加强创新管理体系建设。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完善鼓励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法制保障、政策体系、激励机制、市场环境。二是完善企业创新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机制通常分为决策机制、运行机制、调节机制、扩散机制。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机制不完善。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于鼓励自主创新、优化创新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要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落到实处。

5.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在经济全球化和扩大开放的背景下，要正确处理引进与创新的关系，利用好全球科技资源，继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和深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6.激发创新主体的活力。一是调动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大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力军，要继续发挥创新的表率作用。中小企业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是最具创新活力的企业群体，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要在科技政策和经济政策上给予更大支持。二是造就创新人才。进一步营造鼓励创新的环境，培养造就世界一流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使创新智慧竞相迸发、创新人才大量涌现。

（三）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发展现代产业体系。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1.完善产业体系结构。第一，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先进制造业是现代产业结构的核心，是产业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意味着我们将从“加工型经济”向“制造型经济”转变。为此，要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变强，振兴装备制造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提升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信息、生物、新材料、航空航天、海洋等产业。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服务业是现代产业中最具成长力的产业，也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依托。加快发展服务业既符合现代产业发展的趋势，也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实际。第三，加强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和综合运输体系。加快解决我国能源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根本出路是要加快新能源开发和产业化，要在优化能源结构的基础上，加快发展现代能源产业。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提出新的要求，要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合理布局，做好各种运输方式相互衔接，发挥组合效率和整体优势，形成便捷、通畅、高效、安全的综合运输体系。第四，协调发展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随着现代经济技术的发展，知识资源“成为先进经济的核心资源”，推动建立在知识资源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快速发展，虚拟经济正在“取代实体经济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动力”。在这一大背景下，产业选择和结构调整必须要兼顾物质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开发，协调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坚持在提升实体经济水平的同时，注重发展虚拟经济，以使我们在新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2.强化体系功能，提高体系化程度。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重点，要放在努力提高产业体系化程度上，围绕重点企业和核心技术，完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一是加强优势产业。对于比较优势产业，重点是加强体系建设。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为核心，加强产业联系，促进合理分工，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二是调整弱势产业。对比较弱势产业，要加大调整力度，促进产业向区外转移，包括部分具有加工优势的产业以投资合作方式向境外转移。三是培育新的优势产业。四是推动资源向优势产业、企业和产品集聚，建设一批规模实力强、核心竞争力明显、产权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产业体系的龙头。五是加强产业平台建设。建立创新型工业区，作为资源集聚、产业集群、经济集约的重要平台。六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强产业体系的活力。

（四）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

《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的新要求，这是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关键环节，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因此，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行动。当前，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紧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已近极限，并且正在扩大为全球性问题。解决能源资源紧缺问题，增加供给是重要的，但关键还在于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国际能源机构估计，假如全球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采取节能措施，那么2030年前，全球能源需求年均增长将由1.6%降至1.2%，年均增速将低于过去30年的2%。

我国正处在工业化的重化工业阶段，对能源资源的需求仍然要持续增长，能源短缺将是长期现象。因此，加强能源资源的有效利用，促进节约发展，是缓解能源供求矛盾的重要途径。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还很低。我国每单位能源消耗生产的GDP，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4左右；单位资源产出水平仅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为了保证资源的有效利用，必须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就是要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推进发展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的需要，既要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要重视资源环境指标；既积极实现当前发展目标、又为未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为此，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标准，加快技术进步，加强体系建设。通过建立完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实现能源资源有效利用的科学化、体系化。

（五）健全现代市场体系

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在十七大报告中再次加以强调，可见其对于体制完善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当前，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重点有：

1.推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适应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要求，围绕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健全全国统一开放市场，使各种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同时，要加强市场现代化建设，利用信息化手段，发展经销、采购和配送网络；提高市场组织化程度，变小市场为大市场，变小物流为大物流，发展运输、仓储、加工、配送一体化的大型市场组织；发展连锁经营，采用统一采购、集中配送、购销分离等现代流通方式。

2.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如发展土地、技术、产权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促进资源通过市场实现最优配置。同时，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培育新的要素市场，进一步增强市场体系的活力。

3.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的形成，要以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同时要把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作为价格形成的重要参数，适当增加其在价格形成中的权重。这有利于引导经济向节能环保和效益方向发展。

4.规范发展行业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各类中间机构是市场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越发展，各类中间机构越重要。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中间机构发展同时存在着总量短缺与结构过剩、定位不准与服务不规范的问题。随着发展空间的扩大、发展机会的增多，各类机构会越来越多。所以，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必须加强规范发展。

5.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只有健全的社会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要加快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

（六）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

《报告》强调提出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这是全面提升我国开放经济水平的重大战略措施，对于扩大开放领域、优化开放结构、提高开放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完善开放型经济体系包含三层含义：

1.内外联动。就是要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实现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首先要在对内对外开放上体现公平互利的原则，并在开放中相互促进。其次要在积极引进来的同时，推动我国企业走出去，要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

第4篇：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

从内在联系看，城市群具备发达核心组织能力、较完整的城镇结构体系、快速便捷的交通运输体系以及较发达的区域经济。城市和区域经济存在相互作用，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结构演化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区域经济从发展到成熟，其空间结构演变就表现为由点到轴、由面到网的城市化过程，此即城市群或都市圈形成的过程。因此，城市群是区域经济发展成熟的标志和城市化的高级形式，其立法也必然寻找高级法形式即经济法。从区域经济的发展阶段分析，城市群是区域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规范其活动和行为的现代法杰出代表——经济法与之正好相互匹配。从其组成观察，城市群集合了核心城市和城市，各个城市之间有交通走廊相连，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密切，纵横交错，但其一体化程度远高于城市群外的城乡，其法律规范也应当因其更加公私法兼容而呈现经济法的特点。

聚集与扩散是城市经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内在机制，它们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扩散必须以一定程度的聚集为基础，聚集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扩散，而扩散又扩大了对新的经济活动的吸聚力，从而创造了新的聚集条件，新的聚集又为新的扩散创造条件，由此推动经济法律关系的动态发展。聚集过程导致集中型城市化，扩散过程引起扩散型城市化。城市群就是在聚集——扩散——再聚集——再扩散的链式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升级。经济法的特殊魅力恰恰在于产业经济法等相关部门法能很好地为其导航、护航，并不断巩固其发展成果。

中原城市群聚少散多的特点与经济法的作用发挥

中原城市群通常是指以郑州为核心，以洛阳、开封、新乡、焦作、许昌、济源、平顶山、漯河在内共9个省辖（管）市构成的城市群体。其中，特大城市2个，大城市4个，中等城市2个，小城市15个，县城34个，建制镇374个。

首先，中原城市群城镇布局呈明显的交通聚集束，这就使经济法的社会法作用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中原城市群相对集中于京广、陇海、焦枝线上，其中京广线上有4个（新乡、郑州、许昌、漯河）；除郑州市以外，陇海线上有2个（洛阳、开封）；焦枝线上有1个（焦作）。中原城市群的8大城市中有7座都位于中央铁路线上，比例达87.5%。其余15座小城市中位居上述三条中央铁路线上的有8座，占小城市比例的53.3%。由此可见中原城市群呈明显的交通聚集束状态。这一情况虽有利于物资的快速调配，但也容易滋长计划经济的惯性思维和做法。因此，要多用市场规制法进行调整，该让市场去做的绝不要有政府包办代替，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管理只在“市场越位”时进行弱干预，比如反垄断和加强市场监管等。

其次，中原城市群在空间布局上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应充分发挥经济法的政府强干预作用。中原城市群的特大城市间的空间直线距离平均为D=125.4km，这一数字远远高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唐地区，也高于周边的关中和武汉地区。可见，中原城市群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分散性特点。由此可以看出，这里将需要更多行政手段的运用，具体以适用经济法的宏观调控法为宜。

依法平衡协调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

中原城市群的型构集中反映了河南这一中部省区经济发展的空间特征，然而，这种聚集——分散型的空间布局对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来讲是弊大于利的。一般来说，分散的型构是区域开发到高级阶段、城市体系成长到成熟阶段后常见的空间布局。中原地区目前正处于区域开发的初、中级阶段，城市体系还不够成熟，需要城市布局有较强的聚集性。可是，中原城市群区内城市空间联系松散，这就必将导致城市功能难以更好地发挥，从而不利于使中原城市群做到强基固本。

中原城市群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首要的原因是中原城市群缺乏规模较大的首位城市。首先，郑州虽说是首位城市，但由于城市规模不大，首位度只有1.43，不能发挥核心城市的聚集和辐射能力。中原城市群除了郑州核心区外，还有豫北新乡、焦作核心区，豫西洛阳核心区，豫中南平顶山——许昌——漯河三角核心区，豫东开封——商丘核心区。这些核心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同时也削弱了郑州作为首位城市对这些地区的辅射作用。这一格局造成了该城市群的特殊样态。其次，郑州距离周边特大城市太近，东临徐州、济南，南临武汉、广州，西临西安，北临北京，东南与南京、上海相临。这些城市的中心强度远远超过郑州。郑州位居这些特大城市的中间低谷地带，从而很难形成全国性或世界性的中心城市。也就是说，中原地区已被周边更高一级的中心所分割。

正确的做法是，依法平衡协调中原城市群的城市格局。所以，中原城市群的发展应加强以郑州为中心的周围城市间的横向联系，形成一个强大的大中城市核心区，以“群”的力量开展对外交流，以“群”的力量带动全省发展。具体来说，可采取“一个中心、一个次中心、一条工业走廊、三条轴线”的发展格局。一个中心是指郑州中心，次中心指洛阳，一条工业走廊指郑洛工业走廊，三条轴线指京广、陇海、焦枝三条轴线。当然，这种格局并不仅仅是为了突出物理网络的现实意义，而是要突出各种发展要素在网络之间的高效合理流动，强调经济法平衡协调理念的切实贯彻和责权利效原则的真正坚持。

依法推进中原城市群的区域产业发展

城市群的综合经济实力是建立在雄厚的产业基础之上的。目前，中原城市群在国民经济中的影响还不大，中原城市群的GDP相当于长江三角洲的1/6和珠江三角洲的1/3。出现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产业基础不够深厚。虽然中原城市群的煤炭、石化、机械、食品、有色冶金、电气等工业有较好的基础和一定的规模，但并没有形成在全国有突出效应的产业集群，经济结构不尽合理，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经济效益差。可以说，产业构成仍是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很小，劳动密集型产业仍占据绝大多数比例。另外，中原城市群的不少城市在主导产业选择上，也突出存在着重复投资、产业雷同的问题。各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而全”、“小而全”的布局倾向。有些城市之间只是存在经济规模的差异，在产业结构上并非能够形成互补。由于城市间缺乏合理的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从而制约了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抑制了城市群整体联动效应的发挥,导致各城市从原材料到产品市场的争夺战，造成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浪费和效率损失。

要使中原城市群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必须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以构建中原城市群产业生态链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机制，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联合发展、共同繁荣”的原则,在产业布局上做到整体布局、区域分工、优势互补、适度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每个城市在突出和壮大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都应在产业链聚集和延伸上下功夫，构筑完整的产业链条，提升产业聚集度。特别是在招商引资上，各个城市应突出产业链招商而不是单个项目的引进，并在产业链配套上多做文章，发挥竞争法（经济法的核心法）和产业经济法（经济法的一个重要部门法）对产业布局和产业促进的重要作用。

中原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实情况主要有以下内容：纺织工业要大幅度增加出口配额；机械工业虽具有一定的出口能力，但需要提高国际竞争力；建材工业中，玻璃产品居全国第一，水泥年产量居全国第六，发展势头较好；化学医药产品结构不合理，面临国际市场竞争，应大力发展中成药；电子工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排名靠前；冶金、能源工业中有色金属工业十分关键，要提高技术水平，其中能源工业中电力工业被冲击不大，煤炭工业受到的影响较大。考虑到中原城市群产业结构调整的治理对策，经济法发挥作用的重点应当是：巩固基础产业，努力开发优势资源，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大力扶持第三产业。重点应放在发展高新技术、高效益产业上，工业布局要向更深层次开发与加工转化。

依法调整中原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关系

目前，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是制度因素所造成的行政区分割，行政区分割导致不同行政区域政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冲突与矛盾，形成了各自为政的诸侯经济。由于产业之间的利润率差别较大，每个地区都不愿放弃高收益产业，因而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城市间产业的合理分工难以形成。毫无疑问，城市间利益的协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采取经济法综合调整的方法加以解决。联手共建区域性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区域利益调节中的主导作用，弱化区域利益调节中的行政干预手段。构建中原城市群产权交易共同市场，通过资产纽带联系，实现企业之间和城市之间的资产重组和利益整合。逐步打破地方利益主体、经济主体和管理主体“三位一体”的传统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规范地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在制订政策时应综合考虑该地区的综合因素，加强政策的整体性,注意政策的纵向协调和横向协调。进一步强化一体化管理体制的建设，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成立政府层面的协调机构，如郑东新区管委会等。现阶段政府在中原城市群发展尤其是大型基础设施和重点城市建设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是一个优势，从而促成了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和财政手段有效地调控城市群各城市的发展。政府应重点发展各中心城市，以强化产业整合、提升产业功能为手段推进城城一体化，并以此带动城乡一体化，建立权威、高效的城市群协调机制，全面推进城市群一体化进程。注重民间高科技企业协调机构的建设，开展技术协作、经济协商，制定生产标准，交流信息，畅通市场渠道，避免出现技术垄断和技术的恶性竞争。

城市群是密切社会沟通与联系的多维的开放经济空间系统。城市群经济中的产业不仅在内部而且在外部都存在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将更好地利用城市群经济资源，达成协作与分工的合理化，提高产业素质和经济效益。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群必须在开放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外开放的程度越大、速度越快，城市群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客观地讲，目前中原城市群对外开放的程度是很低的，虽然中原城市群的领导和建设者对外开放的愿望是真诚而又迫切的，也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努力，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效果并不明显。郑州在全国城市竞争力评价中，环境竞争力、制度竞争力等排名仍处于末位，因此，应该深刻检讨以往的政策和实践，明确政府的定位，转换政府职能，完善政策，改进工作，尽快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依法实现城乡协调互动、统筹发展

实现城乡一体化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主要目标，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应有之意。城乡的协调发展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基础设施的建设提供了区域要素流动的便捷通道，在客观上可以缩小城乡之间、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据统计，中原城市群的城市化水平为36%，高出全省城市化平均水平约12个百分点。但就城乡一体化而言，城乡差别一直在扩大，都市区与郊县农村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完备程度、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在不断的增大。从产业发展上看，郊县的发展跟不上中心城市的发展速度，在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过大的城乡悬殊使得郊县不具备产业的接收条件，这就直接制约了城市竞争力的整体提升。因此，要使中原城市群得到大的发展，必须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具体来说，一是城乡发展要统一规划，统一布局，打破城乡二元化的格局，实施城乡一体化新体制；二是产业发展要统筹考虑，如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项目可远离大城市，城市郊区不再以种植粮食为主，而以发展果蔬业、园林业等高效农业为主并兼顾其他；三是基础设施和公益类事业建设要统筹安排，发展电力、交通、教育、环保、卫生、文化等事业，充分考虑到周边县镇和农村的需要；四是要提高公共财政投向“三农”的比例，以“反哺农业”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五是城乡管理体制和制度要统筹协调，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医疗制度、教育制度和就业制度等。总之，通过发展中原城市群将带动广大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又必将促进中原城市群的崛起。

摘要：城市群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原城市群呈自然分散状态，其发展还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经济问题，有待于用经济法规去整合，特别是应结合自身情况处理好城市格局、产业发展、区域利益以及城乡发展等方面的依法平衡协调问题，以实现中原城市群又好又快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经济法对中原城市群建设的强力助推作用。

关键词：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经济法规范平衡协调

参考文献：

1.潘静成，刘文华.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马志强.论我国城市群的发展趋势及存在的问题.商业经济与管理，2003

第5篇：开放经济新体制范文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面板数据模型；障碍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02-0017-06

一、引言

21世纪全球经济发展的主潮流是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深入，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速度在加快，目标在于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最优配置。产业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全球产业发展从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政策，一国顺利走向经济全球化的关键是紧紧把握产业全球化的脉搏，结合本国国情，全力推进产业全球化。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问题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而资源配置结构的优化有利于产业发展结构趋于合理、效率得以提升。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各种要素、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转移，无疑是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开发我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和经济增长潜力，可以作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的有效途径。

2014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首次突破千亿美元，总计1028.9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继续优化，特别是服务业对外投资明显上升，同比增长27.1%，占对外投资比重接近2/3。投资区域重心则逐渐转向发达国家（地区），其中对美国投资增长23.9%，对欧盟投资增长1.7倍，远远高于总体增速。另外，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2014年实现投资451.1亿美元，同比增长36.8%，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3.8%，较上年比重增加7.2个百分点，进一步激发了投资活力；其中广东、北京、山东位列前三，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为96.01亿美元、55.47亿美元、44.11亿美元。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必须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的主动、国际竞争的主动”。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的有效手段，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培育全方位开放新优势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可见，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产业升级良性互动、协同发展与中央关于新时期经济工作“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的总体战略部署是相契合的，也是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应有之义和实效之选。但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协同度比较低，协同发展正处于初始期，预示着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正在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

二、文献述评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促进母国产业结构的变动、升级。如李逢春（2012）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结果表明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母国的产业升级；赫里格尔、威特基和福斯坎普（Gary Herrigel、Volker Wittke和Ulrich Voskamp，2013）发现我国制造业部门通过OFDI活动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国外企业相互学习、展开互动，有助于实现行业的转型升级；潘素坤、袁然（2014）利用2003―2012年间58个样本国家的相关数据，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三种不同投资动机的对外直接投资均为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存在滞后性。至于迟滞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国产业升级发挥提升作用、阻碍两者之间协同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各类文献涉足较少，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如蒋冠宏、蒋殿春（2012）指出距离、制度质量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负面影响；杨恺钧、胡树丽（2013）则发现技术发展水平与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产生负面作用；陈岩（2014）基于多元距离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经济文化距离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阻碍因素；朱严林、许敏（2015）的面板回归结果显示，国内R&D人员的投入水平抑制了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削弱了OFDI活动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作用。还需注意的是，对外直接投资导致大量资金外流，亦可在投资母国引发严重的“产业空心化”，考林和汤姆林森（Cowling和Tomlinson，2000）、大泷（Masayuki Otaki，2012）的研究揭示了此类现象的发生，国内学者范欢欢、王相宁（2006）及王英（2008）也提出须防范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所引发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存在如下局限性：一是偏重于研究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母国产业升级促进效应（以技术溢出效应为主），而对于影响这一效应发挥的负面因素涉及较少；二是从东道国制度环境角度探讨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主导因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而针对阻碍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关联效应有效发挥的各种因素的搜寻与验证研究则甚少。本文利用2006―2014年典型省份的相关数据设定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升级及障碍性因素测度指标，运用面板模型回归手段搜寻、验证了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若干障碍性因素。

三、模型构建及变量的说明

鉴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所涉及的数据结构特点，选取典型省份作为样本统计单位，并且各省份的部分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不长，此类数据比较符合面板数据特点，因此可以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构造回归方程如下：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PACEit+μit] （1）

[CLPit=αi+β1iOFDIit+β2iOFDIit*IREit+μit] （2）

[OFDIit=αi+β1iCLPit+β2iCLPit*PVIit+μit] （3）

各变量的含义、测算方法及来源见表1。i表示不同省份，为面板数据模型横截面个体成员；t表示不同年度，为面板数据模型样本观测时期。

本文选取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与专利申请授权量排名前六位的省份（直辖市），分别是江苏（简记：JS）、浙江（简记：ZJ）、广东（简记：GD）、山东（简记：SD）、上海（简记：SH）和北京（简记：BJ）作为样本统计单位，这是因为此两类变量的省际差异比较大，如果全部采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数据会造成非平衡面板数据，再者有的省份样本指标规模极小，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说明当前的经济现象，而且可能会对实证分析的结果造成干扰。

在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时，需要对所建立的模型形式进行检验，即检验样本数据符合混合回归模型、变截距模型以及变系数模型中的哪一种。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使用的是协方差分析检验，对于含有N个截面成员的面板数据模型可以检验如下两个原假设：

H0：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是相同的（即斜率系数是齐性的），但截距项不同即该模型形式为变截距模型。

H1：模型中解释变量系数和截距项对于所有的截面成员都是相同的，即该模型形式为混合回归模型。

模型形式检验有如下两个F检验统计量：

[F1=（S2-S1）/[（N-1）k]S1/[NT-N（k+1）]～F[（N-1）k，NT-N（k+1）]]

[F2=（S3-S1）/[（N-1）（k+1）]S1/[NT-N（k+1）]～F[（N-1）（k+1），NT-N（k+1）]]

其中，N是截面成员个数，T是每个截面成员的样本观测时期数，k是非常数项解释变量的个数，S1、S2、S3分别是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在原假设H0、H1成立的条件下，检验统计量F1、F2分别服从特定自由度的F分布。

模型形式检验的一般过程是：先检验原假设H1，如果统计量F2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1，且无须再检验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混合回归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1，并继续检验原假设H0。如果统计量F1小于某个检验水平（比如5%）下F分布临界值，则不能拒绝原假设H0，从而表明利用变截距模型来拟合样本是合适的。否则，拒绝原假设H0，并利用变系数模型来拟合样本。

四、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Eviews7.0软件分别计算上述三个模型的三种形式，即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S1、S2、S3，再计算F1、F2，并验证原假设H0、H1，确定合适的模型形式，检验结果见表2。

表2：各模型检验结果

[＼&检验统计量＼&适用模型＼&模型（1）＼&S1=2296.45，S2=17727.8，S3=130619.4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11.7579>临界值F[15，30]=2.0148，

F1=20.1590>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2）＼&S1=2296.45，S2=9768.635，S3=128070.7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109.5382>临界值F[15，30]=2.0148，

F1=9.7614>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3）＼&S1=2525.542，S2=9905.165，S3=47852.53

N=6，T=8，k=2，显著性水平=0.05

F2=35.8949>临界值F[15，30]=2.0148，

F1=8.766>临界值F[10，30]=2.1646＼&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

表2结果表明，三个模型均适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运用Eviews7.0进行详细的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表4所示。

表3表明，方程（1）、（2）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R2为0.9769，模型的拟合程度非常高，DW统计量等于1.7930，接近于2，从而表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不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224.6683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OFD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是正相关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推动了我国的产业升级步伐；但加入调节变量“对外直接投资节奏”、“对外直接投资的不规则度”后，“OFDI*PACE”系列、“OFDI*IRE”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也较显著（显著性水平=0.1），说明在“节奏”及“不规则度”因素影响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另外，虽然从统计意义上来看，方程（1）、（2）的估计结果极为相近，但就“节奏”和“不规则度”的经济含义而言，二者还是存在很大不同的，应予以区别对待。

方程（3）初次估计结果显示，DW统计量等于1.4148，表明其残差序列可能存在一阶序列自相关，因此使用截面加权的SUR估计方法对原模型进行修正，同时使用White截面方法计算系数协方差，最大限度地克服随机误差项存在的截面异方差和同期相关问题，经调整后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方程（3）的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经调整后的可决系数修正值由0.9308变为0.9809，模型拟合程度有了进一步提高，DW统计量等于2.5161，说明模型估计结果的残差序列已经消除了一阶序列自相关。此外，F统计量等于142.7308，残差平方和也由2525.542降至42.5162，也表明方程（3）整体上非常显著，且其拟合精度得到了大幅提高。常数项C的估计值为-177.8006且其t统计量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解释变量“CLP”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正数且它们的t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显著性水平=0.01），说明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是正相关的，综合性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产业升级进程的不断加快有助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开展；但加入调节变量“专利申请授权量定基增速的离差”后，“CLP*PVI”系列的系数估计值都为负值且它们的t统计量绝大多数都较为显著（显著性水平=0.05），说明在“科技产出水平波动性”因素的影响下，综合性劳动生产率与对外直接投资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协同发展的障碍性因素。

五、结论与启示

（一）基本结论

从上述面板数据模型的计量分析结果，至少可以得出三个基本判断：

判断之一：对外直接投资增速的大幅波动弱化了其对国内产业升级所能够产生的各种经济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的进化产生了负面影响。究其原因主要包括：一是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大幅波动会削弱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波及效应，大幅增加将引致国内相关产业原材料、制成品和技术设备的出口激增，出口需求的短时突变使得国内各产业无法及时适应和满足，国内供需结构的改善空间极为有限；二是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增速的大幅波动使其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大减弱，因为对先进技术的学习、模仿和创新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进行消化和吸收；三是使得国内各行业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难以从容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引发的产业转移、产业关联和产业竞争等效应不能有效发挥，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联互动、协同发展。

判断之二：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使其呈现出一定的散乱化，即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存在短时、高频的快慢节奏相间和大量突发性的投资行为，使国内各行业无法有预期、有规划、有步骤地调整原材料的购买与储备、产品的生产以及对国外新技术、新工艺、新管理方式的学习和实践，延迟了国内各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活动，产业升级受阻，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的良性互动中断、协同进化趋缓。

判断之三：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会阻碍科技成果的转化，特别是产业化进程，造成科技与经济长期分离的局面，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失去了根基，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的推广也不能及时展开，导致了各产业生产活动素质与效率低下，直接延缓了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的进程。这种状况的持续，一方面使国内各产业缺乏垄断性技术优势，从而不能据此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另一方面低层次的产业结构与低效率的生产方式必然会导致各产业效益不佳，也无法为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外汇资金，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难以为继，从而丧失了通过全球性资源整合实现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素质与效率提升的机会，由此在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产业升级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而非良性互动。可见，科技产出水平的起伏不定会严重阻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发展。

（二）启示

1.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高级化推进应主动适应这一变化，提高其时效性、灵活性与预见性，与之形成有效对接，展开互动。另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理论第三阶段的初始期，其突出表现是“量大而质低”；未来一段时间，适应或突破第三阶段则应摒弃这种单纯、盲目的总量扩张而转向追求投资质量，更加强调企业海外投资的营收能力、学习能力，提高资本的运行效率，国家、行业层面的配套机制，如法律、咨询、金融等各项服务亦需跟进。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高质发展，将为国内经济引领新常态、完成产业转型升级任务提供技术超越、市场开拓、资源保障机遇，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先机。

2. 注重对外直接投资的连续性、计划性和稳定性，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各种促进效应。规则的、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可以使各投资主体有预期地了解行业需求状况和东道国投资环境，在信息较为充分的前提下，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获得发展亟须的要素资源，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学习先进技术、工艺和管理经验，有效发挥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而对当前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现状、目标及相关要素资源供需状况的准确把握，也有利于提高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计划性和规则度。可见，在合理匹配、良性互动框架内，审视、处理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与国内产业升级关系，对两者而言都是有益和高效的。

3. 在一定时期内保持较高而稳定的科技产出水平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有序演化的必要条件，而这一必要条件存在的关键则是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科技研发投入强度的持续提高所产生的最直接结果就是源源不断的科技产出，通常状况下科技产出水平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是最有效的。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素质、效率性变量的大幅改善，一方面标志着我国产业升级活动逐渐进入质变阶段，可以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良好的支撑；另一方面也说明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国内经济产生了强有力的溢出效应，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顺利完成的有效辅助手段，由此可以切实推动现阶段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协同发展系统发生质变，产生新的有序结构，从而向良性互动形式下的高度协同状态演化。

4. 对外直接投资的高度不规则变动，以及科技产出水平的大幅波动，严重扰乱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产业升级的协同有序发展进程，使协同进化趋缓，甚至中断；但针对诸如此类的障碍性因素需要一分为二地辩证对待，不可不加分辨、“一刀切”式地盲目消除。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快速增长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不断缩小其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必然选择，盲目限制、约束这一趋势只会使得差距进一步扩大、对外直接投资潜力无法合理释放，因此更需关注的是投资主体、投资方式以及区域、产业选择的预见性与主动性，以期能够与国内产业转型升级现状、未来发展趋向形成良好匹配，最终实现相互支撑、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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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Obstacles Affecting the Synergistic Development Between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Upgrading

Yu Shihai1 Ling Dan2

（1.School of Management，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xi Guilin 541004；

2.School of Economics，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ubei Wuhan 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