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农业实施计划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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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关键词：基本现状 公民意识 制度诉求

日照市是山东省的一座新兴的沿海港口城市，随着社会融合与城市化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业转移人口涌入城市并呈现市民化的倾向。这一演化过程也伴随着多种问题的出现，其中对公民意识及其诉求的研究是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201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了 《居住证暂行条例 （ 草案） 》其目的在于通过公共服务建设将流动人口固化为城市的新居民，以此促进社会融合。因此，当前对农业转移人口公民意识及其制度构建的研究对落实国家政策，推动社会融合与良绪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日照市餐饮业从业人员的基本现状

1.生存现状

据调查显示，日照市餐饮业从业人员目前以男性为主，年龄集中在19岁到35岁之间；学历中，有60.5%的人是初中、高中和职高；户籍所在地大都是日照本地农村，进城务工后居住在自己找的设施较完备的小区，也有23.1%的从业人员住在自己找的住所，但条件简陋；就婚姻状况而言，已婚人士居多占总人54.6%；就工作时间与收入来看，一周工作时间40-60小时的占52.4%，一周工作60个小时以上占33.6%；薪资以2000D3000元为主。这反映出，当前日照市的餐饮业人员他们的整体偏年轻化，上班时间长、薪资偏低，对居住要求有所提高，但仍有不少员工存在住宿条件差的问题。

2.公民意识现状

社会保险的签订方面，有43.5%的从业人员表示已签订社会保险，43.8%的从业人员没有签订。48.1%的从业者表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没有口头约定。这表明，当前餐饮业从业人员的公民权利保障意识还比较薄弱；在社会保险与劳动合同的签订中，43.8%的人员没有签订，11.6%不知道有没有保险，这表明当前日照市餐饮业人员的劳动法律意识较低；在遇到工资拖欠问题时，有20.2%的人选择和老板私下协商。选择不做声响的人数占3.0%，在薪资待遇受到不合理拖欠时，公民多是选择有所作为，和老板私下协商，拨打举报热线，申请劳动仲裁，打官司等等，这些举措反映员工有了自我维权意识；在公民的选举权利中，有53.0%没有参加任何选举，22.8%的人参加过家乡村委会干部选举，这反映出日照市餐饮业人员的公民选举权利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行使；对待公益的态度，65.6%的人认为很有意义，应该举办，但在公益参与方面，有40.3%的人偶尔参与，38.2%的人一般不参与，这表明公民参与公益的积极性不强。综上调查显示，公民整体的权利维权意识，法律意识和公益参与程度都比较低。

二、日照市餐饮业从业人员的现状原因剖析

对于日照市餐饮业生存现状呈现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当前我国餐饮业的准入门槛较低，厨师工作者多以男性为主，服务员，传菜员，点餐员等服务生在饭店招聘时多要求年轻人士，这使得整体餐饮业的年龄水平呈现年轻化趋势。第二，普通饭店的服务技术含量不高，因此在招收的员工时，对学历并未作出太高的要求，初中及以上水平即可胜任，这就形成了特定的学历层次，另外，农业转移人口进城务工，由于本身的学历层次不高，所以他们大多选择技术含量较低的餐饮业。第三，餐饮业属于流动行业，这就使得其人员多是日照本地或是周边的农村人口。第四，餐饮业属于第三产业，技术含量较低，性质特点决定了餐饮业人员工作时间长，常常连续工作，无休息，薪资还偏低，这就使得他们在选择住所的时候出现分化，薪资高一点的选择设施较完备的小区，薪资低的从业人员住在自己找的住所，条件简陋的地方。

对于公民意识现状分析，可分为以下三点。第一，对于劳动合同未签的原因，9.9%的人表示自己不想签，14.8%的人表示我要签，单位没有相关条例。10.2%的人表示签了怕约束。这一系列数据表明，当前日照市餐饮业从业人员当前的公民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是整体法律维权意识水平仍比较低，加之单位并未给员工提供合同条件，导致餐饮业从业人员签订合同的人数比较少，基本劳动合同没有得到保障。第二，对于选举权利未合理行使的原因，38.7%的人表示没有机会，27.4%的人没有这种想法。这就凸显了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政府没有及时的保障好餐饮业公民选举权利，没有提供相应的选举机会；另外一方面，公民自身的公民意识还比较薄弱，缺乏对相应权利使用的想法。第三，公民对待公益多持支持赞成的态度，但却少有人参与进来，这与餐饮业公民本身的的职业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多数每周工作7天，40-60个小时，一方面没有时间参与到公益活动中，另外一方面，也与公民的主体意识不高有关，当前日照市餐饮业人员整体公民主体素养并不高，加之多是进城务工人员，这导致其参与公益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三、日照市餐饮业从业人员意识诉求与政府制度构建。

对于今后的打算，45.7%的人打算今后继续留在城里，从事餐饮业，21.5%的人打算留在城市，但从事其他行业。据调查，餐饮业从业人员在城市生活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依次是，住房，子女教育，就业服务和医疗。当前餐饮业人员对于未来他们大多选择继续从事该行业，但现实中仍然存在一些需要政府，企业以及自身共同联合起来解决的问题。在城市生活的诉求中。餐饮业人员希望政府给自己上社会保险的人数占16.9%；希望政府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的人数占21.4%；希望政府取消户口限制的人数占15.4%；希望政府减少孩子上学的费用人数占16.8%；希望政府保护劳动合法权益人数占17.4%；希望政府提供廉价租房人数占12.2%。

一系列数据表明公民意识的诉求广泛而又集中，他们更多的是希望政府给出更加贴近实际的解决措施。对于政府来说，就应该从他们的自身诉求出发，帮助其解决必要的困难，推动市民化发展。由于餐饮业人员的薪资水平还处于较低的水平，城市住房成为一大困难，对于该问题，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城市发展水平，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调控房价；两万一方面政府可以建设更多的廉价住房，对于城市简陋的房屋给予整理改造，切实保障餐饮业人员的住房安全。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政府应给予更多的教育红利，更加注重教育公平。

第2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关键词]农村金融；普惠金融；建设银行；裕农通

2017年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农”发展进一步提升到重要战略位置。2019年国家又了《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指导意见》，就农村金融发展提出了具体要求。银行业也在提供涉农信贷支持、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深化乡镇政务合作、促进农村地区金融建设等方面开启了新篇章。

一、农村金融发展现状

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过程。当农村人口增长率超过城市人口增长率，而城市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加速发展，那么剩余劳动力就会向城镇转移，农业发展就会产生停滞，从而影响工业停滞(袁航，张金山，2018)。费一拉模型发现，金融是工业农业部门实物交流的附着物(许月丽，翟文杰，2015)。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农村金融是核心。早期的储蓄部门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村镇银行、农业银行等主要根据国家要求吸收储蓄，为城市化建设发展积累资本。因此，城镇的发展会抑制农村发展，从而出现“金融抑制”，导致城乡发展不均衡。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虽然对农村各部门有信贷支持，但支持力度很小，支持范围也有限。近年来，国家主张发展普惠金融消除贫困，在出台系列政策与措施后，农村金融经济也取得了一定发展。截止2019年6月末，全国乡镇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95.65%，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99.20%，比2014年末提高了8.10百分点；助农取款服务点82.30万个，涉农贷款余额34.24万亿元。农村金融能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原因有：

(一)国家政策发展变化国家提出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后，要求全面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管，广泛动员银行业、保险业为农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惠以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同时，通过货币信贷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财税政策三大政策促进普惠金融业务发展。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实施定向降准、完善存款准备金率优惠政策、发挥对支农支小再贷款再贴现的资金投向、利率传导功能来强化正面引导作用。差异化监管政策主要采用强化监管考核，通过对小微企业、涉农贷款的差别化监管指标体系的建立将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金融服务纳入监管评价体系来约束负面作用。财税政策方面：准予银行税前扣除涉及普惠金融业务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对符合银行条件的支农支小信贷利息免征印花税、增值税、设立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等。

(二)国有银行战略发展变化受国家政策影响，各大国有银行纷纷将“三农”业务发展纳入自身战略发展规划，并作出相应发展对策与金融工具的创新。将农村市场发展作为其自身经营发展新的利润增长点，主要是由于银行业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快，而原有的市场份额占比增长缓慢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带来进一步业务竞争；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作为当下金融推动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和谐发展的新特征新要求，也是商业银行顺应市场竞争的必然途径。大中型银行深化了普惠金融事业部机制和内部考核指标，调整贷款政策、贷款利率向小微企业、农村农户倾斜。例如，工、农、建、交行相继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采用“补贴”定向激励普惠金融业务、将互联网与普惠金融业务结合发展；对电子渠道业务适当减免手续费等。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

我国农村金融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农村金融发展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才能更好得发展我国农村金融经济。主要有以下：

(一)农村人口发展变化农村经济发展中，人口因素是主要影响因素。目前农村正面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常住人口规模缩减、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等问题。主要是由于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及城乡人口迁移造成。目前来看，农村人口总量占比在40.42%(2018)，从城镇、农村老年人口数量对比来看，60岁以上农村老年人口数量远超过城市老年人口数量(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经济已经逐渐步入银色经济时代，老年人口总量庞大，且半数以上的老年人居住在农村，因此，人口老龄化挑战将会在农村地区首先出现。如图1所示。

(二)农村经营单位变化农村中规模经营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影响因素。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2016年)，我国农业经营户超2亿，农业经营单位204万个，农民合作社总数179万个(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为主的农民合作社91万个)，农业经营户20743万户(含规模农业经营户398万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人员31422万人。从普查结果看，近年来我国农村“三农”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农村整体环境得到较好改善，农村居民生活水平阶段性提高，农业基础不断稳固，农业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农村金融业务的服务与支持，金融作为工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附着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近年来，由于国家宏观调控，各类政策、补贴措施向“三农”倾斜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由图2可见，各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开始都在逐渐提高，其中，东部地区提高最快，西部地区较缓。未来全国农村居民对于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增长也成为必然。如图2所示。

三、建行“裕农通”在农村金融中的应用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一直秉承“二八”定律，往往忽略长尾客户。在国家提出普惠金融战略后，建设银行提出“第二发展曲线”与“长尾客户”经营理念，将普惠金融应用到基层客户群体、弱势群体中，让绝大多数居民能够享受金融服务所带来的福利与收益。在农村金融服务支持中，建设银行主要通过以下两点来发展：

(一)金融科技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金融科技是传统业务延展向普惠金融业务的重要实现手段，并且逐渐成为银行核心竞争力的标志之一，不但能大大节约经营成本，还能扩大金融服务范围，同时提升客户体验。在农村经济发展、社会问题解决中，金融科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传统商业银行在农村的物理网点布局往往有限，这使得较偏远、边缘地区无法享受基础金融服务，影响农村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也影响农村居民的日常生活。金融科技利用大数据分析、精准画像、互联网科技等功能连接城镇与农村，通过提升基础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村经营单位融资效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等渠道实现城乡协调区域发展。过去，建设银行发展小微企业(含农村经营单位)的业务经营管理按照大型企业管理模式进行。但小企业分布散、数量多，在经营过程中资源占用较大，消耗大，且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建设银行以金融科技支撑业务平台的方式经营，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结合各分行区域特色推出了多种互联网自助信用贷款、理财保险、支付结算等产品，其风险可控、企业融资效率高。因此，通过金融科技赋能金融产品，根据客户需求、行业特色、风险成本创新金融产品，使金融服务可得性得到持续提高，同时降低资本获得成本。

(二)创新“裕农通”发展农村金融业务“裕农通”是建设银行在未设立网点的地区，与当地第三方合作而设立的助农金融服务点，主要为城镇周边农村及偏远地区客户提供支付结算、理财保险、小额存取款等金融服务，同时也进行助农扶贫商品交易活动。“裕农通”以普惠金融、乡村振兴为指导思想，通过使用互联网大数据、金融科技、数字金融等手段来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普及，改善农村居民生活，促进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例如，“裕农通+(农村电商、智慧政务、特色产业、通讯商)等多种创新合作模式。随着支付手段不断创新，大多数农村也实现移动支付，因此老年群体就迫切需要改变原有思想观念，在面对老年群体的业务处理中，“裕农通”也能以简便、易懂易操作获得老年群体的青睐与赞美。建设银行通过“裕农通+农理念，结合各地乡镇、村头设立服务点服务地方农业企业，农业个体经商户，乡镇农村居民；通过创新适用农村环境的信贷产品、理财产品、保险产品实现降低农村金融成本，达到城乡金融服务交叉渗透，人人享受金融服务的目标。另外，“裕农通”通过平台也能将国家政策，金融欺诈等金融知识普及到农村，扩大农村居民金融知识，比如开设裕农学堂，让金融赋能乡村振兴充分走到农村中去，实现人人金融知识普及。截至2019年6月末，建设银行拓展“裕农通”服务点累计24.4万个，覆盖全国31个省市区，乡村覆盖率超过33%。建行定点扶贫村覆盖1291个，除西藏个别高海拔、极度艰苦地区外，建行定点扶贫的31家分行已实现全覆盖。

四、国有商业银行农村金融业务发展对策

农村金融经济发展依然是发展之重，未来“三农”发展依然需要以地方政府为主，以市场调节为辅，逐步实现城镇村一体化，产业人叉渗透，彼此推动。可以采用城镇向农村辐射，农村围绕城镇发展模式。打造如养老休闲产业、养殖种植业等能够充分利用农村资源的产业，通过产业吸引人才，人才发展农村，产业调节农村人口数量、年龄比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另外，经济发达地区应鼓励农村优生优育，放开生育政策，增加农村人口数量。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降低涉农贷款利率，扶贫再贷款，降低融资成本。作为开办农村金融业务的国有银行，一方面承担普惠金融社会责任，积极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教育，防范金融欺诈；另一方面通过金融科技+、数字普惠等手段积极参与农村金融经济建设、信贷投放，金融投资产品配置，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普惠程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细分金融需求创新自身特色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各类经济主体金融需求呈现差异化、个性化特征。首先，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县城、乡镇、村落不同地域具体情况，以及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不同需求，采取不同策略。比如，在经济发达的乡镇，各类专业市场、农业产业园、科技园、新型工业化基地的新兴农业主体将是未来的潜在优质客户，商业银行可以依托其为合作服务点，为其提供丰富全面的金融产品以支撑其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同时向周围农户辐射金融服务产品。其次，根据各村特色、人口数量及人口年龄结构比重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特色服务。服务可以突出亲民、效率等特点，可以联合农村村落精英(零售部、卫生诊所等)共建惠农服务点，利用“熟人社会”，以定位农村网格模式，采取1人服务多村落手段等。

(二)金融产品设计差异化农村金融经济基础薄弱，创新发展的信用模式落后，很多村劳动力缺乏，农产品可担保范围小，信贷可得性差。国有银行应当针对不同层次金融需求和不同类型服务渠道，有侧重地开展并创新差异化金融服务。根据农村经济体不同特征，可以采用多种模式协同创新。设计出发点可以根据农村经营体、农户资产负债特征采用信贷产品或组合产品。国有银行应承担起健全推动农村征信体系建设的的头雁功能，保证农村信贷资金安全性，促进农村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对于县域清洁生产、节能环保、新能源等制造项目，可以利用绿色信贷政策、排污权、碳排放权抵质押等金融业务支持。在面向中高端农户，可以依托惠农服务点提供农户贷款等特色服务。比如，与地方农业信贷担保公司合作，对符合政策支持的专业农业企业提供批量化融资支持；对优质专业大户、产业链上下游农户可通过建立“白名单”推出专项小额无抵押信用贷款；针对农村种植大户，示范企业可以采用“信贷+保险、信贷+期货、信托、理财产品等。

(三)智慧农村生态金融构建针对农村经济环境变化与农村居民的日常增长的生产生活金融服务需求，选取设计贴近农村居民生产生活的金融服务方案。例如利用委托点或自助银行提供基础金融服务，如转账、缴费(日常水电费、社保费用的缴纳)、小额取现、保险、理财投资等服务。例如，建行山西分行推出“裕农通”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后，覆盖全省行政村2.5万个，实现行政村100%全覆盖。另外，山西分行与省政府合作开发的智慧政务平台“一部手机三晋通”APP中涉及254项高频民生事项移植到“建行裕农通”APP中，将“裕农通”服务点作为农村“智慧政务”服务点，实现农村居民在农村即可办理社保缴费、报销收费、异地就医等政务服务，大大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

五、结语

第3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一、现代企业的文化管理的特征

1.创新文化。创新文化就是要让企业的每一位员工都要深刻理解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转”的理念和“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游戏规则。从制订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年度营销计划、人力资源规划到具体实施的每一个环节中都要有创新意识，制订和选择多套应变方案。因为新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创意经济，根据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在产品、技术和服务上不断创新是现代企业的生存发展之道。

2.虚拟文化。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在企业的各种资源中，无形资产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于有形资产。虚拟文化可理解为通过技术监督局、专利局、互联网和其他媒体使无形资产增值的人文环境，例如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网页和广告宣传等。虚拟文化使得企业的运作具有法律保障和灵活、柔性、合作、共享、快速反应、高效输出等特点，并为企业带来大量的有形资产。

3.融合文化。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移，第二次现代化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移。第一次现代化多是对大自然的征服，而第二次现代化则是与大自然和相关行业的融合。企业在第二次现代化中从过去的恶性竞争逐步转向既竞争又合作的新型“竞合”关系，要求企业必须不断融合多元文化。这种融合多元文化、合作文化和共享文化的集合，它使企业能够突破看似有限的市场空间和社会结构，实现优势互补的资源重组，做到“双赢”乃至“多赢”。在最近两年以来，市场活动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某项目如智能化住宅小区的建设项目，由于规模太大，涉及面广，任何一个企业都无法独自完成，所以业主先将整个工程划分为若干个子项目分别招标，再将中标的几家企业优化组合，共同完成，只有善于“整合”的企业才能中标做大。

二、用文化管理企业的重要作用

用文化管理企业是现代管理的重要特征和领导的基本职能，对这一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它是伴随着对人以及人性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深化的。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以人是“经济人”为假设的，认为人的本性是懒惰的，是逃避责任的，是“磨洋工”的，员工的工作动机是经济的。在这一假设下，领导的职能和方式主要是控制和监督。使用这套控制命令型的领导方式，员工没有或很少有自，唯一的职责是听从领导者的指令，服从控制制度，接受企业给他的工资报酬。这套控制体系没有带给员工任何主动工作的空间，更不能展示自己的才能。为了便于控制，也为了便于工人掌握生产技能，管理者将生产的环节划分得过细，并将工人的动作进行分解，将每一动作的时间和动作都标准化，将标准化的工作方式强加给每位工人，工人们只是重复着简单的动作。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工资成为工作的目标，员工只是为工资而工作。正像阿吉里斯所批评的那样，泰罗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模式妨碍了个人走向“成熟”和实现自我价值。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阿吉里斯提出，要扩大职工的工作范围，使他们有更多的权利和控制。显然，建立在将人看做“经济人”假设的控制命令型的管理理论不能激发工人的工作热情，更谈不上激发员工的潜能，提高工作效率。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企业文化理论，不仅把人看做是“社会人”而且看做是“文化人”。这一对人的认识深化的理论又进一步丰富了领导者的职能。企业文化理论认为领导者的主要职能是进行文化和价值观管理，通过文化价值观管理，充分挖掘和发展人力资源。企业文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管理理论和领导理论，文化管理成为现代管理的主要内容。

三、现代管理与文化管理

对于现代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包括领导与管理的区别，许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学习他们的讨论对于深刻理解现代管理和文化管理的内涵十分有益，下面仅选择部分具有代表性的论述作一介绍。

在人员的使用上，常规经营管理包括：为实现计划设置机构，并配置相应人员，明确实施计划的责权关系，为员工行为提供指导方针和程序，设立监督管理的方法和措施和体系；领导艺术包括：运用自身言行向一起工作的人士宣传企业发展方向，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之建立起方向明确、志同道合的工作小组或联盟。

在推进工作上，常规经营管理包括：监督控制计划实施情况，分析查明出现的差异和变化，进行重新规划并组织力量解决存在的问题。领导艺术包括：通过员工基本的、但未能实现的欲望，动员、激励员工去克服各种小集团利益、官僚习气及资源匮乏形成的难题。在企业发展的重点工作上，常规经营管理包括：创造企业秩序和某种可预见规律，形成赌金管理体系中稳定持续结果的能动性。领导艺术包括：创造企业改革，通常为大幅度改革，形成企业有效的改革能动性。所以说企业的竞争是企业核心能力的竞争，实质是企业文化的竞争。从企业管理的实际看，管理和领导都需要，但现代管理中领导的份额更大一些，这也是和传统管理的区别。

管理更加关注各种资源的分配，领导更加关注人的因素和人的状态；管理是靠控制和命令进行的，领导更多的是靠价值观进行引导和激励；管理是以给企业带来秩序和规律为目的，而领导提出前进方向，根据企业发展需要，维护或变革价值观，甚至宁肯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有的学者还提出，管理总有保守的一面。对于我国企业，如何处理领导和管理的关系，如何把握领导和管理所占的比例，应从我国实际和企业实际出发。我国企业发展历史短，企业管理的基础薄弱，管理上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差，因此，仍需加大管理的力度。同时，不能将领导和管理对立起来，强调对企业的领导不是放松管理，在更多的情况下，实现领导目标正是靠严格管理来实现的。另外，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对领导和管理的比例也应有所不同，在企业初建阶段，在凝聚力不强、纪律松散的情况下，应加大管理的力度。在基础管理完善以后，应逐步加大领导的成分。

四、企业文化建设方法

1.策划目标。企业文化建设的系统化，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有效形式，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如何策划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重要的一条就是从实际出发，注重个性，因企而异。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我们各项事业成功的奥妙所在。在企业文化目标策划中，一定要根据本企业的特点，客观地科学地分析企业面临的内外优势和政治经济环境，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策划出适合自己企业文化建设的方针目标。

2.注重上升。企业文化建设是我国企业管理的一次飞跃。它始终呈现积极、健康、向上的趋势。根据分析，未来三十年或更长一点时间，企业管理中的文化建设，仍将是重头戏。在某种环境或条件下，企业文化管理将会成为除生产以外的管理全过程。会比现在所提倡的企业文化管理和文化建设理念高深N个层次。企业文化不仅是现代企业很注重，即使将来进入“后现代企业”时期，仍将会非常注重甚至产生依赖性。企业文化建设体现的积极、健康、向上的上升方略，是企业发展的灵魂。目标要趋于上升，上升要高于方略，方略要高于目标。人是上升方略最根本、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要站在国际市场的制高点，制定创名牌的管理方略，制定创文化建设上升方略。如果创建企业文化不注重内在的吸引力，那么整个企业管理过程其中包括企业文化本身在内就会萎缩、干瘪，就会失去竞争力。这是被古今中外的管理实例所证明了的。

3.实施共融。企业文化建设必须与企业管理相辅相成，共荣共进。因为企业文化从管理角度讲，同属于企业管理范畴；从工作角度讲，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与企业管理的目标，是同方向、同制导、统一的。但人的因素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管理也具有多方面的制导作用，有时甚至可以起到先导的作用。企业在制定文化建设措施时，同时要兼顾企业管理的其他方方面面，使企业管理更俱科学化、人性化。

4.采取激励措施。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之一，就是激励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优化企业文化环境，追求卓越激励方略，是实施企业文化建设重要的先决条件。环境条件与氛围，一般地说，确实能影响人的情绪。良好的环境氛围，必然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包括文化管理在内的先进性和激励机制下的创造性。激励方略，一般的有：特殊任务激励，就是通过某种特殊任务的实施，考验从事者的智慧和才能，对表现突出者给予表彰奖励。地位提升激励，就是根据平时工作表现，进行制度化的目标考核，对优秀者给予职务提升或工资晋级激励。心理沟通激励，就是上下级人员坐在一起进行心理上的交流，以取得相互之间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增强凝聚力、向心力。诚心救助激励，就是当企业内部人员遇到特殊困难或天灾人祸时，诚心给予帮助解决。西方国家称之为“救灾式的激励”。还有典型榜样激励，等等方略。

5.推进整合方略。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而多变的系统工程，这一过程是“无影无踪却有形，无响无声却有音”。必须采取分阶段、分层次推进的原则。要把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分类整合在一起，溶入管理元素，体现“吸附、存贮、分析、综合、反馈、辐射、确定”等程序化的工作机制。同时，各级管理人员要对企业文化建设精心运筹，突出重点，推进整合，使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发挥应有的价值。

参考文献：

第4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全国2010年7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前教育原理试题

课程代码：00398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30小题，每小题1分，共30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选均无分。

1.具有群体性、计划性和专业性等特点的学前教育形式是( )

A.社区学前教育 B.托幼机构教育

C.家庭学前教育 D.大众传媒教育

2.根据《礼记·内则》，在西周时期学前教育期是指( )

A.6岁以前 B.8岁以前

C.9岁以前 D.10岁以前

3.历最早的托幼机构始建于( )

A.原始社会后期 B.农业社会早期

C.工业社会早期 D.现代社会初期

4.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幼儿教师( )

A.职业的专业化 B.知识的专业化

C.技能的专业化 D.职能的专业化

5.幼儿重要的学习方式是观察和模仿，因而幼儿教师应为幼儿树立良好榜样。这是哪种理论主张的幼儿教师观?( )

A.成熟主义 B.行为主义

C.精神分析 D.建构主义

6.实现学前教育价值的条件是学前教育应符合社会的要求，同时必须( )

A.迎合幼儿家长的愿望 B.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

C.满足特殊儿童的的需要 D.遵照传统儿童教育的习惯

7.学前教育阶段更应重视的效益是( )

A.个人精神效益 B.社会精神效益

C.个人经济效益 D.社会经济效益

8.学前教育区别于中小学教育，它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

A.寓活动于幼儿教育之中 B.寓游戏于幼儿教育之中

C.寓教育于幼儿活动之中 D.寓玩耍于幼儿活动之中

9.托幼机构系统开展幼儿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家长教育能力和家庭教育素质的有效途径是( )

A.开期末家长会 B.设家长开放日

C.举办家长学校 D.进行家庭访问

10.认为幼儿教师应当是幼儿身心发展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是适宜的幼儿经验的提供者。这是哪种理论关于幼儿教师角色的观点?( )

A.成熟主义理论 B.精神分析理论

C.行为主义理论 D.建构主义理论

11.决定幼儿对幼儿园感受和体验性质的最主要因素是( )

A.幼儿园领导的工作作风 B.幼儿教师的言行举止

C.幼儿园的设备设施 D.幼儿家长对幼儿园的看法

12.幼儿主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最重要的方式是( )

A.游玩 B.交际

C.活动 D.玩耍

13.要成为一名专业化的教师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即( )

A.专业知识、自身修养和稳定的职业观 B.专业知识、自身修养和正确的儿童观

C.合格学历、自身修养和正确的苦乐观 D.合格学历、自身修养和正确的权利观

14.幼儿园对幼儿提供视觉、操作材料以及各种信息都要适当超越幼儿的现实发展水平。这是什么原则的要求?( )

A.适合性原则 B.启发性原则

C.挑战性原则 D.系统性原则

15.创设幼儿园物质环境首先要强调的是( )

A.儿童化 B.教育化

C.安全与卫生 D.绿化和美化

16.建立良好师幼关系的根本目的是( )

A.维护教师与幼儿之间的人际关系 B.巩固尊师与爱幼的师生交往关系

C.形成完全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D.便于更好地开展幼儿教育教学活动

17.影响师幼关系的关键因素在于( )

A.幼儿的性格特征和学习行为 B.师幼互动的形式和内容

C.教师的教育观念和教育行为 D.幼儿园统一的各项活动

18.在幼儿班级这一幼儿集体或幼儿生活、活动共同体中，主要矛盾是( )

A.能力强与弱的矛盾 B.年龄大与小的矛盾

C.共性与个性的矛盾 D.男女幼儿间的矛盾

19.幼儿班级生活管理要以什么为出发点?( )

A.幼儿园层次的提高 B.幼儿教师的专业发展

C.幼儿的发展 D.幼儿家长的要求

20.幼儿对班级活动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和倾向性。这是哪一幼儿班级生活的年龄特点?( )

A.小班 B.中班

C.大班 D.混合班

21.幼儿出现厌食、偏食和肥胖症、遗尿症、梦行症等，说明他存在( )

A.品行方面的行为问题 B.心智方面的行为问题

C.性格方面的行为问题 D.生理方面的行为问题

22.我国《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的课程定义倾向于( )

A.课程即学科 B.课程即计划

C.课程即目标 D.课程即经验

23.在课程组织上反对分科教学，提出幼稚园课程的实施应采用“整个教学法”的是( )

A.陶行知 B.陈鹤琴

C.张宗麟 D.张雪门

24.结构主义提倡的幼儿园课程(模式)是( )

A.开放式课程 B.支架式课程

C.封闭式课程 D.螺旋式课程

25.不确定课程内容，没有固定教材或预定的“教育活动方案”，但课程的组织与实施提倡师生共同构建，以“项目活动”采用小组工作的方式进行。这是哪一幼儿园课程流派的基本特点?( )

A.蒙台梭利教育法 B.瑞吉欧幼儿教育体系

C.学前知识系统化教学 D.多元智慧理论的幼儿园课程

26.在课程设计中详细说明学习内容、教学方法和活动标准，但不预定目标，重点在于鼓励儿童探索具有价值的教育领域。这一课程设计理论模式属于( )

A.结构模式 B.认知模式

C.过程模式 D.泰勒模式

27.幼儿园教学活动应当是幼儿教师( )

A.传授幼儿知识、技能和培养行为习惯的活动

B.管教幼儿、督促幼儿学习的活动

C.监视幼儿、按常规开展教学和学习的活动

D.支持、帮助幼儿与幼儿自主学习的统一活动

28.因人施教就是强调( )

A.向每个受教育者实施最适合的教育

B.向不同能力水平的儿童实施同一的教育

C.向儿童实施个别教育

D.教育要使每个受教育者教育机会平等

29.由制定计划、实施计划、展示成果、评价成果四个环节构成，每一环节均由幼儿自己完成，教师只是为幼儿提供充分的准备和及时的帮助或指导。这一幼儿教学模式是( )

A.活动模式 B.问题解决模式

C.发现法 D.方案设计法

30.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托幼机构教育质量评价工作大面积展开，开展得最有影响的国家是( )

A.德国 B.英国

C.美国 D.法国

二、名词解释(本大题共4小题，每小题4分，共16分)

31.学前教育价值取向

32.幼儿行为辅导

33.幼儿园课程设计

34.学前知识系统化教学

三、简答题(本大题共5小题，选做4题，每小题6分，共24分;多做的以前4题计分)

35.简述学前教育功能的特征。

36.简述家庭对托幼机构教育的意义。

37.幼儿教师成为专业化的教师有哪些基本途径?

38.班级在幼儿园教育过程中有哪些功能?

39.幼儿园教学活动有哪些主要特点?

四、论述题(本大题共2小题，每小题10分，共20分)

40.联系实际，谈谈托幼机构在家园(所)合作中应着重做好哪些工作。

41.述评蒙台梭利教育法(主要教育思想及课程理论)。

五、应用题(本大题共10分)

第5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关键词：巴塞尔III；资本协议；商业银行；金融监管；宏观审慎

中图分类号：F831.1，F831.59

The Impact of Basel III Capital Accord on the Banking of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contents and implement plans of Basel III in the reforming of capital regulatory. While comparing regulation proposals of Basel III and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CBRC), according to the data in 2010 of 17 listed Chines banks, this paper estimates the influence of new regulations. The study shows that no matter from capital adequacy ratio or from leverage ratio, the capital gaps of Chines banking will be small in short term but very big in long term. As for regulations, CBRC should enhance and consummate the framework of macro-prudential, adhere to dynamic provisioning rate, and reinforce the cooperation among regulators.

Key WordsBasel III; Capital Accord; Commercial Banking; Financial Supervision; Macro-prudential

1 引言

根据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统计，次贷危机期间，2009-2010年美国有285家银行倒闭，而危机之前的2005-2006年银行倒闭数为零；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的数据显示，2006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5%，2007年降为4.9%，2008年为2.8%，2009年为-0.6%，可见本次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经济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总结危机教训时所指出的，危机的根源在于长期的高增长率、低实际利率和低波动性滋长了乐观情绪，并且金融监管、宏观经济政策和全球架构方面出现了政策失效，如金融监管上没有预见到金融创新繁荣后的风险集中和有缺陷的激励机制；宏观经济政策上没有考虑到金融体系和房地产市场累积的系统性风险；全球架构上各行其是的监管体系加剧了对日益增长的脆弱性及关联的失察。因此，必须在系统风险监察、对系统风险宏观审慎反应的国际协调、金融监管的跨国界安排和流动性支持融资等四个方面实施改革。在此后的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秩序的重塑进程中，与国际金融稳定理事会并肩作战的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简称巴塞尔委员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的反应是积极且迅速的。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在2004年6月颁布了巴塞尔II，对银行资本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事实表明，对一级资本质量和流动性监管的缺失可能导致银行的灾难性后果。如2007年9月，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遭遇了英国银行业150年来第一次挤兑而倒闭，北岩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在挤兑发生前数年一直非常雄厚，远远高于巴塞尔II的标准 ，但北岩银行的资金来源过度依赖于证券化资产，只有13%来源于储蓄存款 ，而期限在3个月以内的流动性资产比流动性负债少250亿英镑！当次贷危机爆发、市场流动性枯竭的时候，挤兑风险就很大了。

因此，G20在2009年4月伦敦峰会和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均提出要实施资本监管改革，提高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匹兹堡峰会则承诺2010年以前制定并在2012年以前实施有关提高银行资本数量和质量并降低杠杆率的国际标准。经过1年多的酝酿和讨论，在2010年11月的G20首尔峰会上，巴塞尔III被提交给G20成员国进行审定，最终获得批准。2010年12月16日，巴塞尔委员会正式颁布了巴塞尔III，对原有的银行监管标准和体系实施全面改革，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银行业应对来自金融和经济压力冲击的能力和吸收损失的能力，从而减少金融风险向实体经济的溢出。本文在比较和介绍巴塞尔III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巴塞尔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为中国银行业应对巴塞尔III的监管标准提供决策参考。

2 巴塞尔III的主要内容

2.1 巴塞尔协议的发展历程

纵观银行资本监管发展30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巴塞尔I；巴塞尔II和巴塞尔III。

巴塞尔I：巴塞尔I 的出台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使得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银行业损失惨重，而日本银行业的低资本全球扩张也侵蚀了公平的竞争环境（阳，2011）。1988年，巴塞尔委员会颁布了第一个国际性的银行资本协议，旨在促进国际银行业的稳健经营和公平竞争。巴塞尔I主要针对信用风险，但其基本理念一直持续至今，即用于抵御银行损失的资本数量应随银行加权风险资产而变化。

巴塞尔II：由于巴塞尔I具有风险覆盖不全面和风险资产分类过于宽泛等不足，监管资本的计量也不能准确反映银行的实际风险，被上世纪末期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带动下的监管资本套利者所利用，使得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在此背景下，巴塞尔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巴塞尔II，其目的是提高资本金要求对银行的敏感性，改善资本监管的有效性，并加入了操作风险和信息披露准则，形成了资本充足率、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的三大支柱，核心是通过监管资本激励促使银行积极采用现代风险计量技术和风险缓释手段提高银行经营管理的稳健性。

巴塞尔III：巴塞尔III确立的目标是提高银行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各种冲击的能力，除了进一步强化单个银行的资本监管外，巴塞尔III增加了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如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和逆周期资本的要求等，将资本监管从微观审慎监管拓展到了宏观审慎监管层面。

2.2 巴塞尔III关于银行监管改革的内容

1. 监管资本改革

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强调了监管资本质量。正如陈颖和甘煜（2011）所指出的，在本次改革以前，无人怀疑8%的资本充足率和4%的核心资本充足率是否有效，也很少有人质疑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是否反映了风险的大小和本质，在流动性充裕的大环境下资本工具在压力情形下吸收损失的能力也被忽略了。因此，由于没有充足的、高质量的资本，全球银行业在危机中遭遇了巨大损失。本次改革主要反思了对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针对监管资本计算公式（1）中的三个指标分别提出了新的要求（参见表1）。

（1）

首先提高了资本充足率标准，普通权益占加权风险资产的比重至少应达到4.5%（巴塞尔II的标准是2%），一级资本充足率也从过去的4%进一步提高到6%，此外，还引入了2.5%的资本留存缓冲。加上2%的二级资本，实际的最低总资本充足率达到了10.5%。

其次，强调了高质量合格资本的构成，使得合格资本数量下降。合格资本包括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而用于覆盖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则被取消了。明确了普通权益的核心一级资本地位，严格其他计入一级资本工具需满足的条件，扩大了不合格资本的扣除内容，如包括商誉和无形资产（除抵押服务权外）、递延税项、少数股东权益、现金流量对冲储备、预期损失短缺、与证券化交易有关的盈余、由于银行自身信用风险而导致的金融负债公允价值变化的累计损益、已定义的养老基金资产和负债、对自身股票的投资（储备股份）、对银行和保险机构的重复持股等都不得作为监管资本。

第三，调整了资产的风险权重，提高了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权重和交易账户市场风险的权重，使得加权风险资产覆盖面更加广泛。

此外，为了减少信贷周期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巴塞尔III还首次提出了在经济上行期建立缓冲资本，以用于经济危机时吸收损失的制度。资本缓冲分为两类：一是资本留存缓冲，比例为2.5%，即正常条件性，银行应持有高于最低资本标准的资本留存缓冲，当出现危机时，资本留存缓冲可用来吸收损失，如果监管资本接近最低标准时，监管当局可以通过限制股利分配、高管薪酬派发等手段约束银行（参见表2）；二是逆周期缓冲资本，这是与信贷过度增长相关联的，因为信贷急剧膨胀将给银行稳健经营带来隐患，甚至导致系统性风险，逆周期缓冲资本比例在0-2.5%。对一国而言，这种资本缓冲仅仅在“信贷增速过快并导致系统性风险扩张”的情况下有效，且逆周期缓冲一旦实施，将会带来留存缓冲范围的扩展。同样地，对于达到了最低一级资本要求而没有足够的逆周期缓冲资本的银行，其股息发放、股票回购以及现金红利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某银行最低普通权益资本为4.5%，资本留存缓冲为2.5%，逆周期缓冲2.5%，则该银行分配受限的范围是普通权益资本在4.5%-9.5%之间，如果该银行实际的普通权益资本为6%，也就是说虽然达到了最低普通权益资本要求，但没有足够的资本留存缓冲和逆周期缓冲，其未来年度的分配将受到限制。

2. 设定了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

巴塞尔Ⅲ将杠杆率作为银行清偿能力的辅助监管指标，力图用简单、不经过风险权重调整的指标防止风险建模和计量中的错误，补充和强化了基于风险资本监管的内容。

在流动性监管方面，巴塞尔Ⅲ对短期及中长期流动性设定了不同的监管指标。一是短期流动性指标，它规定银行的30天流动性覆盖比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LCR）应大于等于100%，目的是保证银行有充足的流动性资产以应对短期流动性冲击；二是中长期流动性指标，它规定净稳定融资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NSFR）应大于等于100%，它用于衡量银行在未来1年内用稳定资金支持表内外资产业务发展的能力，目的是控制银行的流动性错配，鼓励银行使用稳定的融资渠道，NSFR通过建立激励机制使得银行运用更加稳定、持续和结构化的融资渠道来提高其在长期中应对流动性风险的能力。

在式（2）中，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包括两类：一级（Lever 1）和二级（Lever 2）。银行持有的一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数量没有限制，持有二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不能超过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总额的40%。这两类高质量流动性资产都必须考虑扣减率（Haircut） 。

一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包括：现金；中央银行储备；代表对、中央银行、非中央政府的公共机构、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多边开发银行有索取权的市场化证券；满足括号中所有条件的市场化证券（根据巴塞尔II的标准法，具有0%的风险权重；在具有较低集中度的大型、活跃的回购或现金市场交易；已被证明即使在压力情形下仍然在（回购或交易）市场中具有可靠的流动性；非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的债务）；在承担流动性风险所在国或银行母国对或中央银行发行的以国内货币计量的风险权重大于0%的债务类证券；与银行经营所在地相匹配的以外币发行的风险权重大于0%的或中央银行债务类证券。

二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包括：满足括号中所有条件的代表对、中央银行、非中央政府的公共机构、多边开发银行有索取权的市场化证券（根据巴塞尔II的标准法，具有20%的风险权重；在具有较低集中度的大型、活跃的回购或现金市场交易；已被证明即使在压力情形下仍然在市场中具有可靠的流动性；非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的债务）；满足括号中所有条件的公司债券 或担保债券（由非金融机构及其附属机构发行的公司债券；由银行自身及其附属机构以外的实体发行的担保证券；被公认的外部评级机构评为AA以上的信用等级，在没有被公认的外部评级机构评级时，根据其违约率被银行内部评为AA以上的信用等级；已被证明即使在压力情形下仍然在（回购或交易）市场中具有可靠的流动性）。

式（3）中，可获得的稳定融资（Available Stable Funding, ASF）包括：资本；到期日在1年或1年以上的优先股；到期日在1年或1年以上的债务；当出现特殊压力事件（Idiosyncratic stress event）时，预计将会保留在银行的部分活期存款或部分期限在1年以内的定期存款；当出现特殊压力事件时，预计将会保留在银行的部分期限在1年以内的机构融资（Wholesale funding）。可获得的稳定融资由表3所列的ASF因子乘以其资产金额构成。必需的稳定融资（Required Stable Funding, RSF）由资产金额乘以相应的RSF因子构成（表4）。

3. 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巴塞尔Ⅲ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强调了宏观审慎监管，明确提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或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Systemically Importa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SIFIs）需要计提额外的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是指业务规模较大、业务复杂程度较高，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或经营失败会对整个银行体系带来系统性风险的银行。尽管各国监管当局都承认系统重要性银行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ll），但如何监管SIFIs的道德风险一直是令人头疼的问题。巴塞尔Ⅲ希望通过对SIFIs提出额外资本要求，防止道德风险的积聚。

2.3 巴塞尔Ⅲ的实施计划

巴塞尔Ⅲ将于一系列不同的过渡期内分阶段执行，这种安排有助于确保银行业通过合理的留存收益和资本筹集，应对更高的资本标准，使全球银行业在满足更高要求的同时保持合理的盈利水平并进行融资，为经济发展提供信贷支持（钟伟，2010）。如表5所示，所有成员国将从2013年1月1日开始执行巴塞尔Ⅲ，并且必须在此日期之前将巴塞尔Ⅲ的规则纳入国家法律规范和相关规定当中。各项规则的最终落实期虽有所不同，但最晚均于2019年1月1日实施。

1. 资本充足率的实施。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和最低一级资本要求，将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逐步落实。2013年1月1日，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将从目前2%的水平提高到3.5%，最低一级资本将从4%提高到4.5%；2014年1月1日，银行将面临4%的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和5.5%的最低一级资本要求；2015年1月1日，银行面临4.5%的最低普通权益资本和6%的最低一级资本要求。总的资本要求将继续保持在目前8.0%的水平，不需要改变。

2. 对合格资本的调整。从普通权益中扣除的部分，包括总额超过15%的对金融机构投资的限制、抵押服务权以及递延所得税等，将于2014年1月至2017年底之间逐步扣减。从2014年1月1日起，对普通权益中需要扣除的部分进行20%的扣减，2015年1月达到40%，2016年1月达60%，2017年1月达80%，直至2018年1月1日全部扣除。在过渡期内，剩余未从普通权益中扣除的部分，将继续遵照各国现有的处理方式。对于不属于非核心一级资本和附属资本的资本工具，将在从2013年1月1日起，分10年逐步被淘汰。如果这些工具的固定面值在2013年1月1日之前仍未偿付，则从即日起，它们将被认定为原面值的90%，并在其后的每年减少10个百分点。此外，具有赎回激励的工具也将在其有效期内被逐步淘汰。

3. 资本留存缓冲的实施。银行可以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从2016年占风险资产的0.625%开始，往后每年增加0.625个百分点，并于2019年达到最终占风险资产2.5%的水平。监管当局可以考虑加快建立资本缓冲保护，酌情制定更短的过渡期限。已经满足了在过渡期最低比例要求，但仍低于7%的普通权益目标（最低普通股充足率加上资本留存缓冲）的银行，应保持审慎的收入策略以尽可能快地满足留存缓冲区的要求。

3 巴塞尔III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根据前述巴塞尔Ⅲ的主要内容及其实施计划，它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将体现在商业银行和银行监管两个层面上。对商业银行而言，表现为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拨备率等方面的影响；对监管当局而言，表现为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方面的影响。

3.1 巴塞尔III中国商业银行的影响

3.1.1 长期中合格资本缺口巨大

由于中国在国际收支中的资本项目仍然处于管制状态，加上中国金融市场一直匮乏创新工具，使得中国商业银行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几乎没有遭受损失。商业银行业的经营与发展一直持续稳步发展，根据中国银监会的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商业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达到12.2%，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0.1%，远高于巴塞尔II的要求。然而，巴塞尔III在提高资本质量和增大加权风险资产的同时提高了资本充足率，巴塞尔III对于合格资本的判别比巴塞尔II严格得多。因此，中国银监会在提出的“中国版巴塞尔III”中，对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拨备率等监管工具设定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方案（表1），核心一级资本将比巴塞尔III高出0.5%。

本文根据巴塞尔III和银监会的标准，分别对我国2010年底已上市的17家内地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了测算。测算重点考察了可以用于直接弥补损失的普通权益一级资本，即在这些银行披露的一级资本基础上，按照巴塞尔III的要求扣除了50%的盈余公积、少数股东权益、商誉、其他无形资产、递延税项净额、对未合并金融机构投资等项目。由于2.5%的资本留存缓冲是必备的，所以巴塞尔III要求的实际最低普通权益一级资本应在7%以上，而银监会的标准则在7.5%以上。从表6可以看到，17家上市银行中，按照巴塞尔III标准，有5家银行（阴影部分）未达标，这5家未达标的银行在2010累计资本缺口为949亿元，主要是农业银行的缺口较大，达717亿元，占总缺口的75.5%；按照银监会标准，有6家银行（阴影部分）未达标，这6家未达标的银行在2010累计资本缺口为1401亿元，其中农业银行的为976亿元，占总缺口的70%。总体而言，在短期内，中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缺口并不大。

然而，当考虑2019年全面实行巴塞尔III时，中国银行业的累计资本缺口就比较大了。根据银监会披露的数据，我国商业银行近年来资产和负债平均增长率约为25%，以此为参照，本文按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增长率为10%和20%的保守数据计算了未来的资本缺口。从表6可以看到，实施巴塞尔III标准的缺口1为2.54万亿元，缺口2为7.15万亿元，而这17家银行在2010年6月底合格的普通权益资本仅有2.56万亿元（深发展为2010年底的数据），这17家银行约占中国银行业总规模的65%，以此推算，到2019年，中国银行业的资本缺口1为3.86万亿元，缺口2为11万亿元；按照银监会标准计算的缺口1为2.63万亿元，缺口2为7.34万亿元，到2019年整个银行业的资本缺口1为4.04万亿元，缺口2为11.3万亿元。显然，在长期中，无论按什么标准，资本缺口都是巨大的。

3.1.2 杠杆率与拨备率

根据巴塞尔III的方法，本文计算了上市银行的杠杆率。从表7可以看到，按照银监会4%杠杆率的标准，17家上市银行中有12家都不合格，需要补充的一级资本约3284亿元，而如果按表内外资产年增长率10%和20%估计，到2019年一级资本缺口a和缺口b分别为3.55万亿元和9.69万亿元，以此推算整个中国银行业的一级资本缺口a和缺口b将可能达到5.46万亿元和14.91万亿元！

从拨备覆盖率来看，中国农业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没有达到银监会的标准，其余15家银行都已经达标，平均拨备覆盖率为211.31%。但是，绝大多数银行的拨贷比（即拨备/信贷余额，也称动态拨备率）都未达标，只有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达标。然而，拨贷比达标的银行，其信贷资产质量并不一定好。如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17家样本银行中是最高的。究其原因，本文发现，银监会设定的拨贷比指标值得商榷。拨贷比=拨备/信贷余额，分解该公式，可以发现，拨贷比=（拨备/不良贷款余额）*（不良贷款余额/信贷余额）=拨备覆盖率*不良贷款率，也就是说，当拨备覆盖率一定时，不良贷款率越高则拨贷比越高，这显然与监管理念相违背。

3.2 巴塞尔III对中国银行业监管的影响

3.2.1 从微观审慎监管到宏观审慎监管

对金融行业宏观审慎监管的理念是在本次金融危机后才兴起的，因为在危机中许多满足监管指标的金融机构都遭遇了系统性冲击，如整个金融行业的流动性突然消失了等。所以，基于危机的传染性和市场的集体失误，需要加强对整个银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是动态发展的，其目标是维护金融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主要特征是建立更强的、体现逆周期性的政策体系，主要内容包括对银行的资本要求、流动性要求、杠杆率要求、拨备规则；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特别要求；会计标准；衍生产品交易的集中清算等（周小川，2011）。从中国的实际来看，必须加强表1所示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和拨备率等指标的监管。

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就应尽快提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判别标准，这将有助于加快市场对监管理念转变的吸收。尽管监管当局尚未公布，但根据史进峰的研究，中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将很可能包括工、农、中、建、交等5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因此，1%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资本缓冲无疑将给这几家银行带来负面影响，特别是农业银行，它的资本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3.2.2 完善动态拨备率监管

金融危机表明，根据贷款已发生损失计提损失准备金的方法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很难抵御潜在风险，不利于整个银行业的稳健经营。而根据贷款预期潜在损失计提准备金的方法更具动态性和前瞻性。早在2010年银监会98号文件中，银监会就明确提出，在风险早期暴露和审慎管理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动态拨备管理，对于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占贷款余额的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2.5%，同时贷款损失准备金占不良贷款的比例原则上应不低于150%，两者按孰高要求执行，但该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首先，2.5%动态拨备率的监管标准比较严格，将对银行利润产生不利影响，对于中小银行的影响更大，如表7显示，除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外，所有中小银行的拨贷比都没有达标；对那些贷款分类偏离程度较小、迁徙控制良好、潜在风险较低的金融机构可适当调低该比例要求，反之调高该比例要求；在经济上行期间适当提高该比例要求，而在经济下行期间则允许在大量核呆前提下考虑该比例下降，但总体应达到或超过2.5%和150%。其次，贷款预期损失超过拨备的部分通过利润分配弥补，该部分准备金的使用需经监管部门认可：在经济上行期间该部分利润不得用于分配，而在经济下行期经监管部门同意后可用于弥补亏损，达到以丰补歉的效果。第三，拨贷比的计算方式有欠妥之处，如前所述，如果两家银行拨备覆盖率相同，则不良贷款率高的银行将受到监管部门的表扬，有悖常理，将使以往资产质量较高的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应适当修改拨贷比的计算公式。

3.2.3 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本次金融危机表明，金融产品并非越复杂越好。银行不应盲目追求跨业经营，在没有完善风险管理机制之前，坚守传统的主业是明智的选择。自二十世纪末以来，国际上相当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为创新而创新，不仅无助于实体经济增长，而且扩大了资产价格泡沫，放大了金融风险。因此要审慎地推进金融创新。要确保金融创新的模式和产品结构简单、数量有限，便于监测风险和发现问题；要坚持金融创新具有明确的实体经济真实需求导向，必须是企业居民需求最为迫切，试点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要坚持信息充分披露，防范不合理的关联交易等风险；要在创新过程中注意甄别相关性质和问题，把握风险与需求的平衡，始终坚持防范风险为第一位，有效防范和化解、平稳处置相关风险（王华庆，2010）；要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从事自营交易的范围，坚决遏制商业银行通过诱导销售欺诈金融消费者的行为，审慎对待商业银行为监管套利而从事所谓的金融创新。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消费者，更是为了保护商业银行并实现银行体系长期稳定运行的必然选择。

3.2.4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

在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需要增强“一行三会”之间的协作，确保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能够得到有效运行。但目前金融监管协调在实践中仍存在实际运转困难、合作效率不高、流于形式、信息共享难度大等问题，有待改进。因此要加强各类监管组织的沟通协调。根据修订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合作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可以考虑建立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在国务院领导下，人民银行会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加强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之间以及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建立金融信息共享制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重大问题提交国务院决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形成定期的、正式的、有效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确保金融信息共享，风险防范上方向一致，切实提高监管合力。在监管内容上，要密切关注金融体系与宏观经济的关联性，促进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加强不同监管政策、法规之间的协调，避免监管漏洞和监管套利；协调防范、化解和处置金融风险中的政策和措施，完善金融安全网的相关制度安排；完善金融信息共享制度，强化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分析和研判。对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特别应关注其流动性风险、合规性风险、高财务杠杆率风险、不恰当的关联交易风险等。

3.2.5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

当现有监管协调机制在实践中很难发挥作用时，为保证宏观审慎监管的有效执行，可以成立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从而强化宏观审慎监管制度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包括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如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各类监管部门（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的人员，因为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除了金融机构外，还涉及到诸如政府融资、不良贷款及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泡沫等方面（巴曙松，2010）。在监管内容上，可以包括以下方面：开展宏观审慎分析，建立系统的宏观经济、宏观审慎监管的监测评估指标体系，逆风向调节的景气指数/逆周期系数，作为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行为指引；创新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健全各类动态的、逆周期的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充足要求，引导信贷适度增长，增强可持续性；评估整个金融体系的资本、流动性和盈利性等状况，以及这些因素对金融稳定的潜在影响；防范跨行业、跨市场金融风险，监测相应的监管漏洞；防范财政刺激政策下的信贷风险，引导金融机构处理好保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及时采取各类灵活、有效的措施救助问题金融机构。

4 结束语

与以往的资本协议相比，巴塞尔III设定的监管指标和监管理念有了很大改进，而中国银监会的标准又高于巴塞尔III，因此，这无疑对中国银行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银行类金融中介的间接融资占企业资金需求的绝大多数，如本文所测算的，未来10年左右银行业的资本金缺口很大，当商业银行为满足监管要求，不断补充资本金的同时，提供给实体经济的资金将会减少，直接影响经济增长速度。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经济增长之间取得合理的平衡，将是未来考验商业银行和监管当局智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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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智慧农业实施计划范文

关键词：工程伦理学；制度伦理；工程的伦理制度化；工程的制度伦理化；工程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B82-05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6-0015-07

Abstract：Engineering ethics needs institutional supports. The introduction of institution ethics， the value guidance and institution arrangement will make ethics a mandatory structure for engineering communitys collective action， which is beneficial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ity” and “profit” in engineering activities， enabling good engineering goals to bring about good engineering products and engineering eff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institutional eth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s and ethics is discussed. As for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we should strengthen legislations on engineering ethics， promote the role of engineering occupation associations and engineering ethical codes， and establish engineering ethics committee. As for the institutional ethics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what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s the addition of ethics to the engineer registration system， the engineer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ngineering ethical supervision mechanisms.

Keywords：engineering ethics； institutional ethics；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engineering ethics； ethics of engineering institution； engineering community

当今时代，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类工程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工程伦理学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德国当代技术哲学家罗波尔认为，“工程伦理学需要制度的支持”，否则将会“导致伦理协调发生困难以致无效”[1]。当代工程是“工程人”――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智慧”和“集体智慧的结晶”，集体行动要达到和谐、有序，仅依靠个体道德自律还远远不够。制度伦理是以他律性的外在手段引导工程共同体遵守和践行工程伦理原则，以达到集体行动合伦理性的方式。制度伦理好比一种潜在的契约装置，目的是使行为主体达成共同的善。依托于工程制度伦理，工程共同体中“每一个人的善就包含于一种多边利益结构之中，同时，对每一个人的努力在各种社会机构中的公开肯定，也支持着人们的自我尊严”[2]52。本文将从“构建工程制度伦理”的必要性、合理性及如何构建工程制度伦理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构建工程制度伦理的必要性

制度是人们创建以维护社会秩序的行为规则或活动规范，社会成员透过制度凝聚起来，制度是连接个体与类的中介性存在。由众多人参与的工程活动是集体行动，它离不开制度的制约，制度是工程活动走出集体行动伦理困境的一剂良方。

工程活动中的制度安排何以必要？第一，为工程伦理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是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用以调控生产生活和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及其结构”[3]。工程活动具有社会属性，工程的运行和实现需要社会制度系统的推动和保障，比如工程活动需要市场的支持，而市场的正常秩序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制度环境决定了人的活动在实践层面的有效性及其范围，能够使人们对工程共同体的行为作出正确预期，并促进良好的工程伦理秩序的形成。第二，制度是实现个体与社会、单一物与普遍物相统一的“中介”，工程活动中的制度安排是工程共同体伦理实体形成的重要前提。工程共同体中的成员透过制度凝聚和升华为伦理实体和作为“整个的个体”的道德主体。第三，制度安排是“工程应然”转化为“工程实然”的中介。现代工程系统中“应然”层面的工程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实然”层面的工程行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转化关系。通过制度安排的中介作用，可以使工程伦理的“应然”要求落实为工程共同体实践性的行动力量，从而实现从“工程应然”到“工程实然”的转换。第四，制度安排有利于工程共同体形成有序的利益结构。工程共同体组织通过缜密、细致的制度安排，明确资源的分配原则，规定不同工程主体之间（比如工程共同体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工程共同体与工程共同体之间）利益交换的方式，并通过有力的监督和奖惩机制促进多元化的利益主体之间形成有序的利益结构，进而使主体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显示出道德性。有效的激励机制可以抑制“搭便车”现象，以驱使、激励个人为集团做贡献。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表明，个人利益与集团利益间的一致性有赖于一系列宏观的制度性安排。

制度具有普遍性、稳定性、调控性、高效性、中介性等特征。正因为制度具有这些特征，它才可以扬弃工程活动个体的有限性，抑制人的行为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倾向和不可预测性，通过对包含差别的工程共同体的秩序安排，使工程共同体伦理实体得以确立。而具有稳定性和调控性特征的伦理实体才有可能成为道德主体。

西季威克认为：“在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中，最重要、最必要的社会行为规则通常是由法律强制实行的，那些在重要程度上稍轻的规则是由实证道德来维系的。法律仿佛构成社会秩序的骨架，道德则给了它血与肉。”[4]罗尔斯指出，善的社会是“一个由权利、自由、责任所构成的框架”，是“由法律支配的社会”[2]106。没有外在于文化的制度，制度无不蕴含着道德维度和伦理基础，只有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制度规则才具有现实的执行力和效力，并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引入工程制度伦理，透过价值引导和制度安排使伦理成为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的强制性结构，能够在工程的决策、评价、运行、监督、问责等各个环节中发挥其应有的效能，协调好工程活动中的“德”与“得”的关系，引导善的工程目标也带来善的工程产品和工程影响，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伦理困境的产生。

二、构建工程制度伦理的合理性

首先，伦理是制度的灵魂和核心，制度是伦理的外在规范性呈现，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一，从发生学角度看，制度与伦理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遵循一定的风俗、习惯进行交往，长此以往，这些习俗逐渐固定下来成为规则和惯例，即“对伦理事物的习惯，成为取代最初自然意志的第二天性”[5]170。这些社会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约束和调节着人们的行为。随着时代的进步，许多重要的习俗和道德准则转化为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或制度条约形式。于是，在现代社会中，基于伦理原则的道德自律和基于法律制度的外在他律二者共同调节和约束着社会活动，二者互相依存、彼此渗透，有着紧密的关联。其二，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功能。古语云：“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反过来说，只有在规则（即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下，人们的行为和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远离盲目性、随意性。若是没有制度的约束，我们只能生存在霍布斯所说的“丛林”之中。恰如爱尔维修曾指出的那样，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之下，要劝人向善是徒劳的。以往道德建设的实践也表明：合理、良好的制度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有力的外部引导与制约，而且有利于推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而坏的制度会污染社会的道德风气。制度作为一种普遍有效的外在约束力量，是形成秩序、实现自由的保障。现代社会的开放性、流动性带来了人们价值取向的多元化，道德领域也呈现难以调和的“诸神之争”。制度作为公共生活的自我组织方式，也是实现社会整合最为有效的手段和方式。因而，要扭转工程领域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的现状，重建工程伦理道德体系，必须从制度入手。其三，制度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的担保。制度既具有外在的工具性和形式化的特征，又离不开人的参与和道德的在场。道德是制度有效运作的保证，正义原则是制度落实的内在必然性要求，仁道原则有利于制度的人性化。

其次，构建工程制度伦理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必然要求。传统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交换方式简单，劳动中只有简单的分工与合作，劳动的影响范围有限。传统社会伦理建设的目标是通过个体的自律和修养以达到个体至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表征的现代工业社会，是由无数项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汇聚、链接而成的，个体之间通过分工与合作形成紧密的劳动体系，个体行为的后果和影响不仅局限于个体自身，而是更为深远和广泛。在这样的情形下，仅靠传统的以自律为机制（路径）的伦理规范体系已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形势、调节人们的道德行为，而必须建立一种具有强制力的社会化结构体系，这就是制度伦理。如果说伦理自律是个体的自我控制，那么结构伦理可以视为群体的自我调控[6]。

三、如何构建工程制度伦理

这里从制度与伦理互动的视角讨论工程制度伦理构建问题。制度与伦理的整合，就其逻辑而言有三种方式，即“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和“双向互动说”，它们也可视为制度伦理建构的三种路径。“伦理中心论”强调对制度的反思批判及伦理精神的拯救，是从伦理出发，通过制度的伦理建设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制度中心论”则主张从制度出发，从伦理制度化入手来解决现代社会的道德问题。“双向互动说”则融合了前二者的优势，更加全面与合理，从而达到柔性的道德制约与刚性的制度约束的整合――笔者也以此作为工程制度伦理构建讨论的基点。

（一）工程伦理制度化建设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曾指出：“价值体系通常是松散而不完善的。当它被纳入特定的法规，构成一套宗教教条、一种明确的契约或一种意识形态，它就会变成动员社团成员、强化纪律和维护社会控制的手段。”[7]仅靠传统道德的柔性约束己很难满足当今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加之现代社会道德建设的制度化程度低，因而迫切需要进行伦理的制度化建设。伦理制度化是“将一种负反馈机制引入伦理体系之中，迫使行为主体调整其行为”[8]，通过反馈系统和制裁机制将伦理规范转变为一种强制性结构，将法律的一些功能向伦理延展，以实现对行为主体的伦理约束。工程伦理制度化就是使工程伦理原则和工程伦理精神，通过制度渗透在工程共同体的现实运作及发展战略之中，并实现工程伦理精神的结构化和实体化。具体而言，工程伦理制度化建设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 加强工程道德立法。道德规范是一种弱强制力，社会成员对于道德规范有一种自由处置的可能。道德自律要求人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做到自省，而法律则是一种底线设计，是“最低限度的伦理”。现代道德建设和道德精神的确立不能没有法律维度的支持与引导。制定和完善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将工程伦理的软性要求转化成具有法律强制力且可以实践的规则，将“道德的应当”转变为“道德的必需”，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和规范工程共同体集体行动，并实现对工程共同体的伦理他律控制。

工程伦理委员会是工程伦理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是道德共识的一种形成机制，其主要功能是咨询建议、监督审查、协商促进等。为了保障工程伦理委员会工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组成伦理委员会的成员不仅应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经验知识，还要能够代表不同的价值立场和利益诉求，更需要具备一定的道德素养，比如无偏私、高度的责任心、规则意识。在成员构成方面，除了工程师之外，还应有政府部门代表、法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生态与环保专家、利益相关各方代表（受益方和受损方）、公众代表等，这些人员以一个适当的比例组成。通过工程伦理委员会中不同成员的意见表达，实现其协商促进的功能，为工程决策、工程设计等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工程的制度伦理化建设

工程的制度伦理化，就是将伦理道德维度融入工程的相关制度中，以保证制度具有伦理合理性。这里从注册工程师制度中伦理维度的加入，工程项目评价制度中伦理维度的纳入及完善工程伦理监督机制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1. 注册工程师制度中伦理维度的加入。 注册工程师制度，即工程师职业准入制度，是在国家范围内对各个工程专业领域内的工程师设立统一标准，对符合标准的人员给予认证和注册，并颁发证书，使其具有执业资格，准许其在从事本领域工程师工作时拥有规定的权限，同时也承担相应的责任[16]。英美两国对申请者的注册要求涉及三个方面：教育要求（从指定认证机构认证通过的工程专业毕业）、工程领域工作经验要求和考核要求。欧洲工程师协会联盟（FEANI）制定的“欧洲工程师”注册制度规定，所有成员国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完成7 年的工程师的“总形成”（total formation），并在16项素质要求达标后，就可注册为“欧洲工程师”[17]。我国已于1995年在全国推行了注册建筑师制度；2000年，我国出台了《注册工程师制度实施计划》，计划到2010年全面实行注册工程师执业资格制度。在实行执业竞争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注册工程师制度提高了工程师对自身角色以及社会对于工程师职业的认同，并较好地解决了人才的社会评价问题。许多国家的注册工程师制度中都纳入了工程师职业伦理维度。我国在注册工程师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中也不能忽视伦理的维度，应使工程伦理学成为相关考试的内容，形成有中国特色并能与国际接轨的工程职业注册制度。

2. 工程项目评价制度的改进：从工程项目评价到工程项目伦理评价。工程项目评价制度是对工程活动实施外部控制的最有效和直接的方法，其目标是尽可能地减少工程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工程结果与其规划目标相符合，并更好地进行工程项目管理。评价涉及工程目标的实现、工程实施情况、工程所产生的效益和影响等方面，分析得失成败，及时进行信息反馈，并对以后的工程项目决策提出意见。工程项目评价需成立专门机构，全面总结工程项目的质量、收益、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以评价报告的形式提交有关部门，并把结果反馈工程共同体以便在今后的工程实践中改进和提高。胡比希的权宜道德思想对工程项目评价具有启发意义，其要义在于保留主体对自己行为的反思和判断能力，以“中道”实现行为的可持续性。权宜的具体含义是指预测、预防和可修正性，并逐渐趋向更好的解决方案。对可预知的消极后果应竭力避免；对于不可预知的后果应认真地进行评估，再向处于上游的工程施工、设计、研发等环节反馈，达到对整个过程的协调控制，促进工程的良性推进。

就工程制度的伦理化而言，需把伦理维度纳入工程项目评价制度，使之更完善。将“以人为本”的理念、生态的原则融入工程项目评价制度中，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专门的工程项目伦理评价。前瞻性、预见性的项目前评价更具有积极意义，如果评价结果是工程实施的弊大于利，就应该在决策时慎重考虑。针对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工程建设和开发活动， 必须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这其中就蕴含着环境伦理评价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