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的经济属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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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5）23-0106-02[ZW（N]

[作者简介]刘爽（1971―），男，湖南长沙人，硕士，广西大学艺术学院环境设计系主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环境艺术设计专业是一个注重实践与实战的前沿专业。旅游度假区一类的实体项目的设计和施工不容有失，因此，以实践为核心和基础，是艺术设计类课程的主要教学理念。在培养学生独特的创造性思维的基础上，应该注重学生综合绘制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培养。把思维性训练和实践性项目合为一体的教学方式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相关课程教学的重要形式。

一、课程的性质和目的

旅游度假区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程。当今时代，随着社会高速发展，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人们对休闲生活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旅游度假成为中国人享受休闲生活的常态，与此同时，人们对度假区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旅游度假区的设计也越来越重要。

二、课程教学内容简介

（一）旅游度假村的职能

旅游度假村是在拥有舒适环境和娱乐消费的基础上，人们观察、体会生活的独特空间。旅游度假村将成为社会活动的一个场所，环境氛围是决定游客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具有优秀设计理念的旅游度假村所具有的环境氛围可以吸引更多的游客。

（二）旅游度假村的特点

旅游度假村设计成功的关键在于个性化、人性化和多样化。旅游度假村设计应具有鲜明个性，在全球性竞争越演越烈的环境中，设计作为一种区别并界定度假村的方式变得更加重要。独特、高质量的设计是增加商业价值的一种重要方式。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美丽优雅的环境、具有人文性的艺术氛围，都是旅游度假村设计中创意构思的关键。

（三）旅游度假村的分类

旅游度假村的分类注重的是地理位置、经营理念、娱乐内容、建筑形态及规模、设计理念、目标客户群等。依据以上各项标准，旅游度假村可分为：旅游胜地型度假村、娱乐型度假村、小型豪华度假村、别墅式度假村、主题度假村、艺术度假村。

（四）旅游度假村设计的取向

度假村的设计取向从根本上讲是非主流的。主体建筑、庭院小品、景观环境等要素缺一不可，以主体建筑为核心，其他要素在周边辐射展开，各个要素相互依托、互补互衬、有机联系、结为一体。

（五）旅游度假村的设计特性和风格

旅游度假村的设计特性包括社会性、生态性、参与性、多样性、文化性、艺术性、愉悦性、安全性；旅游度假村的设计风格包括古典主义、自然主义、童话般的超世主义、激情浪漫主义、未来理想主义、后现代艺术表现主义。

（六）旅游度假村的设计内容和设计程序

教师可以分析具体的有代表性的成功的度假区设计案例，向学生讲述度假区设计的核心和重点、设计内容和程序。度假区设计首先要完成文案及项目策划书，包括目录、项目背景、总体概念、重点项目策划、景观与生态规划、分期开发、区位分析、生态分析、市场分析、规划依据和设计原则、项目总体定位；其次要完成总体规划设计平面图、游览建筑单体设计图及效果图、重点单体项目设计效果图。

三、课程考核方式

“旅游度假区设计”是环境艺术设计专业的必修课程，课程要求较高、覆盖面较广，因此，对学生的考核应该也是有高度且全面的，既要考核学生的文化底蕴，又要考核学生的审美情趣、创造性思维和综合能力。针对课程性质，考核采取以学生为主体的分组讨论、团队讲述的方式进行。学生自行组成若干小组，组内分工合作，进行设计；在设计过程中开展若干次设计定位和方案研讨会，教师参与提出建议和意见；最终学生通过团队的力量完成所有方案，并现场讲述，教师和同学现场提问，相互讨论、优化方案。这样的考核方式既能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让学生在将来的学习和社会工作中灵活自如地应用所学知识，获得全面发展。

第2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耦合模型 旅游 生态 协调性

引言

旅游经济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建设的重要选择。从旅游业发展的特征来看，它极度依赖于当地的环境、资源等要素，因此在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生态环境的优劣将直接影响到一个城市旅游经济的平稳发展；而旅游经济的好坏也将制约生态环境的利用率，因此，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推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区域经济与生态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学术界对两者关系的研究也成为一个热点，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尽一致。在国外，Stephen（1992）从自然因素出发研究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发现旅游经济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具有双面性；Wall和Wright（1997）从互动化角度讨论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基本关系和影响机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国内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的文献也层出不穷，如庞闻、马耀峰和唐仲霞（2011）采用耦合模型研究了陕西西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吴耀宇、崔峰（2012）利用协调度评价模型测度了江苏南京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关系；翁钢民、韩镇（2012）则采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了河北北戴河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共生发展的关系。

纵观国内研究可知，学者们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单一型城市，这虽然细化了研究范围，但难以表现出结论的综合性，因此对区域性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性进行评价存在必要性。对此，本文选取我国的代表性城市，对这些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的协调性进行实证研究，并提出较为普遍的结论。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评价模型

（一）指标体系构建方法

为了合理地评价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本文根据科学性、完备性和可行性原则，首先选取一定量的评价指标，然后通过专家意见，排除较不合理的指标，从而构建较为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合理性。

（二）指标权重的设定

1.属性层次模型法确定权重。属性层次模型法（简称AHM）是以层次分析法为基础，通过求解相对属性值，得到最终的指标主观权重。属性层次模型法是一种无结构决策方法，与一般的层次分析法相比，属性层次模型法省去了一致性检验，因而减少了大量的计算过程，这样使得评价过程更为简捷。在已经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属性层次模型法的步骤如下：

（1）准则层对目标层的权重。首先，根据专家打分，并结合一定的标度方法构建两两判断矩阵A={aij}，其中标度法则如表1所示。

得到两两判断矩阵之后，可以确定相对属性。对于任意元素aij而言，其相对属性Vij可表示为：

（1）

假定αp =（α1，α2，…，αm）T是第p个准则层对目标层的相对属性权重，m是准则层的个数，αp关于Vij的表达式如下：

αp=，（p = 1，2，…，m） （2）

（2）因素层指标层的相对权重。假定βj是第i个准则层下面的第j个因素层相对于第i个准则层的权重，根据专家的意见，并参照评价对象的决策者对因素层的重视程度，设定因素层对于准则层的相对权重。这个权重不同于上面准则层对目标层的相对权重αp，αp是通过一定的公式计算得到，而βj则取决于实践经验和研究目标。其中，βj标度方法仍同表1。

（3）指标层对因素层的相对权重。假定γp =（γ1，γ2，…，γm）T是第p个指标层对因素层的相对属性权重，m是指标层的个数，则γp关于Vij的表达式如下：

γp=，（p = 1，2，…，m） （3）

（4）指标层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根据前面准则层对目标层、因素层对准则层、指标层对因素层的相对权重，可以确定指标层对目标层的合成权重。假定δp是第i个准则层的第j个因素层下面第p个指标对目标层的合成属性权重，那么δp的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δp=αi×βj×γp ，（i=1，2，…；j=1，2，…；p=1，2，…） （4）

2.熵值模型确定权重。熵值模型确定权重的步骤如下：

（1）对于任意指标数据xij，计算其比重Pij，其中Pij = xij /。

（2）假定第j项指标的熵值为ej，则其表达式为：

ej =-k （5）

其中，k =-1/ lnm。通过数学分析方法可以证明0≤ej≤1，但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3）根据第j个指标的熵值，计算该指标的差异性系数gj，其中，差异性系数的计算式如下：

gj =1-ej （6）

若差异性系数越大，则表明指标xj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的重要性相对越大；反之，则表明其重要性越小。

（4）根据第j个指标的熵值和差异性系数，计算该指标的权重wj，其中，权重的表达式如下：

wj= gj/gj= （1-ej） /（1-ej），（其中，j=1，2，…，n） （7）

3.确定综合权重。综合属性层次模型法和熵值法，确定指标的综合权重。假定wk是两种权重方法综合后的第k个指标的权重，将该综合权重表示为主观权重μk与客观权重ρk的某种线性组合，表达式如下：

wk=αμk +（1 -α）ρk （8）

其中，α是属性层次模型法权重占综合权重的比，μk表示属性层次模型法得到的第k个指标的权重；（1-α）是熵值法权重占综合权重的比，ρk表示熵值法得到的第k个指标的权重。本文构建以综合权重与属性层次模型法权重之间的偏差，和综合权重与熵值法权重之间偏差的平方和最小值的目标函数：

minz=[（wk-μk）2+（wk-ρk）2] （9）

结合式（8）、（9），可得：

minz={[（α μk +（1-α）ρk ）-μk ]2 +[（αμk+（1-α）ρk） -ρk ]2 } （10）

对式（10）求导并令倒数为零，解得α=0.5。将其代入式（8），可得：

wk=0.5μk+0.5ρk （11）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且仅当主、客观权重占比都为50%时，综合权重与主、客观权重偏差的平方和最小。

（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程度的评价模型

假定反映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有m个指标：x1，x2，…，xm；反映生态环境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包含n个指标：y1，y2，…，y n，于是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程度分别可表示为：

t（x）=aixi （12）

e（x）=biyi （13）

其中，t（x）表示旅游经济的综合发展水平，e（x）表示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系数ai、bi分别表示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评价指标的权重。根据Konstantions B & Nijkamp P（1996）的研究，构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模型如下：

C= （14）

其中，C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k表示调节系数（一般k大于等于2）。式（14）即可表述为：在一定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水平（t（x）与e（x）的和固定）下，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水平（t（x）与e（x）的积）达到最大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组合协调的数量关系。显然，有C∈[0，1]，当协调程度越接近1时，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但协调度越接近0时，说明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越差。

当然，由上述模型得到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只能反映初步的协调关系，更进一步，我们需要通过测算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程度，得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协调程度。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性既能反映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基本协调情况，又能体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水平。耦合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15）

其中，D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程度，C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T表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α和β为待定系数。

根据Howarth R B & Norgaad R B（1998）的研究，本文根据耦合程度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发展协调性划分为严重失调、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耦合、初步耦合、中等耦合、基本耦合、非常耦合8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划分标准，如表2所示。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评价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整个系统的指标存在较大的量纲差异，因此在评价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性时要对所有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以消除量纲。又由于指标有正负向的情况，所以要对负向指标进行相反处理。基于学者们的研究，本文对指标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对正向指标的处理方法如下：

xi`=xi / xmax；yi`=yi / ymax （16）

对负向指标的处理方法如下：

xi`=xmin/xi；yi`=ymin / yi （17）

其中，xi、yi分别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的归一化数据，xi`、yi`分别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xmax、ymax分别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的最大值，xmin、ymin分别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关指标的最小值。

本文对我国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程度进行评价，考虑到城市的代表性，选取我国4个直辖市和15个副省级市共19个城市的数据为研究样本，时间跨度为2007-2011年，数据来源为于2008-201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2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2》和《中国统计年鉴2012》，部分数据缺失，参阅城市统计信息网对其补足。

（二）指标权重确定

首先，采用属性层次模型法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的主观权重进行赋值；其次，采用熵值法对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的客观权重进行赋值；最后，根据综合权重的确定方法，求出各指标的综合权重。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三）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程度的实证分析

根据式（12）至式（15），对我国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进行测算，并按照耦合程度的均值，根据表2进行归类，具体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结果可知，19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都高于勉强耦合程度，但不同城市之间的差异也非常明显，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类：非常耦合型。能达到非常耦合型的城市有深圳和广州两个城市，而且尤其是深圳的耦合程度在走下滑趋势，从2008年开始，深圳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都小于其平均水平，因此属于滞后性协调关系。而广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在5年期间的波动性较大，2010年达到最高，但2011年又有所下降。因此，这两个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的形势也比较严峻。

第二类：基本耦合型。这类耦合型城市只有南京一个，且在5年期间呈“U型”曲线变化趋势，于2008年两者关系达到最差，但之后又开始好转，因此，南京应紧握这种好转的趋势，继续发展，力争不断向第一类耦合型城市发展。

第三类：中等耦合型。中等耦合型城市包括青岛、宁波、天津和沈阳，而且从5年的均值可以看出，虽然这四个城市均达到第三类耦合型程度，但在数值上并没有充分达到第三类耦合程度的水准，基本都在0.60-0.62之间，属于刚符合第三类耦合型的城市。从5年的趋势可知，青岛和天津的耦合程度基本呈好转趋势，即便宁波在2008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下降，甚至跌至第四类耦合型城市，但随后不断好转，而且一直稳居天津之上。但沈阳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了，在2009年之后就呈下降趋势，而且2011年跌至第四类耦合型城市，因此该城市必须妥善管理旅游和生态治理，不断协调两者可持续发展。

第四类：初步耦合型。初步耦合型城市包括杭州、大连、成都、武汉、上海、厦门、哈尔滨和北京8个城市，而且从5年的均值来看，除杭州外，其余7个城市的均值都小于19个城市的平均水平，可见这些城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程度比较低，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虽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性得到一定调节，但矛盾仍十分突出。尤其是上海，其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在走下坡。而对于北京，其耦合关系程度基本在0.5附近徘徊，在2009年甚至低于0.5，变为第五类的勉强耦合型城市。

第五类：勉强耦合型。这类耦合型城市包括重庆、西安、长春和济南，而且这四个城市在5年期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出现两种状况：重庆、长春和济南的耦合程度有不断好转的趋势，但西安的耦合关系程度却呈下降趋势。总体而言，第五类耦合型城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属于滞后型，两者的矛盾非常突出。

结论

从本文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我国19个重要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程度差异非常明显，这些城市的耦合性发展大致可分为五类，而且有一半左右的城市集中在第四类（初步耦合型），这表明我国重点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并没有达到良好水平，或者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才刚刚融合。从城市分布的区域性可知，19个城市中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较差的城市基本分布在北方（重庆除外），可见我国北方旅游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承载水平较差。因此，这些城市在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关系，可选择将旅游收入的一部分投入到生态建设中，促进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Stephen L J. Recreation Geography：Theory and method[M].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1992

2. Wall G，Wright C.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Outdoor Recreation[R].Ontario： University of Waterloo，1997

3.庞闻，马耀峰，唐仲霞.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及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西北大学学报，2011（6）

4.吴耀宇，崔峰.南京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关系测度及分析[J].旅游论坛，2012（2）

5.翁钢民，韩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旅游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J].生态经济，2012（9）

第3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 生态旅游经济；自然生态；社会经济；关系；二重性

中图分类号 F5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6-0126-05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生产、生活、供给、接纳、控制和缓冲等各种错综复杂的自然生态关系，也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竞争、共生、隶属、协同、互补等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两者能否有机统一协调发展，直接决定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1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实践表现

1.1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具体形式

1.1.1 自然生态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中的自然生态关系主要体现在：第一，生态旅游提供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提供者是自然生态的开发利用者和保护者――生态旅游企业经济利益的获取建立在对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基础上；生态旅游企业经济利益的持续有赖于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保护。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企业发展的自然基础和现实约束――生态旅游资源的价值为生态旅游企业提供了经济前提；生态旅游企业的经济发展必须在生态的承受范围之内。第二，生态旅游社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资源的有机构成部分――生态旅游社区是“活的自然”，生态旅游社区是“人化的自然”；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社区生存、生活和生产的基础――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提供生存的基本条件；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创造生活的基本环境；自然生态为生态旅游社区提供生产的物质资料，社区与生态的和谐关系有赖于经济利益关系的合理化。第三，生态旅游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者是自然生态的体验者、参与者和爱护者――生态旅游者通过生态旅游活动获得对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的体验，放松身心，回归自然，求得人的发展；生态旅游者的活动给自然生态带来多重影响；生态旅游者是负责任的旅游者，自觉履行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自然生态是生态旅游者的欣赏客体和承载基础――生态旅游资源的自然风光和人文价值是吸引生态旅游者的源动力；生态旅游环境的承载力决定了生态旅游者的规模要限制在合理范围内；生态旅游资源的脆弱性要求生态旅游者严格约束自身的旅游行为。第四，生态旅游管理者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旅游管理者要有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约束生态旅游经济各微观主体的行为，维护生态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开发经营中破坏生态的行为，制定有利于生态旅游发展的政策，加大对生态旅游建设的投入，尤其是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和旅游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

1.1.2 社会经济关系

生态旅游经济中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在：第一，生态旅游提供者与旅游者之间是互相促进的依存关系，生态旅游者需要借助于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生产过程得以完成生态旅游活动，他们选择理想的生态旅游景区实现生态体验，借助旅行社安排合理的生态旅游行程，依靠酒店、交通等服务企业提供生态旅游服务。生态旅游提供者通过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获得生态旅游客源获取经济效益，生态旅游者是促使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得到市场实现的重要环节，没有生态旅游者的认可，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无法体现，生态旅游提供者也不能获得收益。第二，生态旅游提供者是生态旅游社区发展的扶持者，他们帮助生态旅游社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经济支持改善社区的落后状态，还要重视社区对生态旅游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分享。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社会基础，社区为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经营提供劳动力，对生态旅游提供者的经营活动有参与权，社区的支持是生态旅游企业经营得以持续的重要条件。在生态旅游提供者与社区之间，是互相支持的合作关系。第三，生态旅游提供者之间的良性竞争有助于建立良好的生态旅游市场秩序，但是一拥而上的“生态”字眼使得生态旅游市场理性缺失，生态旅游提供者们在生态旅游经济的浮华面前纷纷最大化的放大了自身的经济目标，使自己成为社会经济系统中孤立的经济个体，切断了自己与自然生态的天然联系，盲目竞争、产品趋同、低价揽客的现象在市场上时有发生，不仅损害了生态旅游者的正当权益，从长远看，对自身的发展也极为不利。第四，生态旅游者与生态旅游社区之间是各取所需的和谐关系。生态旅游社区是生态旅游者了解当地文化和接受生态教育的重要渠道，生态旅游者的旅游行为对生态旅游社区的生态有多重影响，既给当地社区带来新的知识，而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对社区文化造成冲击。第五，员工与生态旅游企业之间的关系：员工是企业的人力资本和能动因素；企业是促成员工身心全面发展的平台。员工与生态旅游者之间的关系：员工直接与生态旅游者接触，为生态旅游者提供服务，其服务质量直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水平和所接受的生态教育。此外，生态旅游管理者应该约束和规范生态旅游提供者的行为，积极扶持社区的发展，调查生态旅游市场，了解生态旅游者的需求。

1.2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现实背离

在生态危机背后隐藏的实际是严重失衡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生态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都逐渐偏离了其本来面貌，经济关系凌驾于其他关系之上，成为驱动生态旅游经济发展的唯一要素，经济关系越来越强势，其他关系越来越弱化，生态旅游经济难以为继的现象也就成为必然。

当地政府与旅游经营者功能角色错位导致旅游发展失控，政府对外来企业欠约束潜伏着经济漏损与依附，因此，必须加强政府与旅游经营者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当地政府与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上缺乏有效的策略，社区参与在实践中变形，教育与规划管理不力导致社区参与非内涵发展；政府对生态旅游市场缺乏研究导致生态旅游地盲目开发，发展理念无法体现生态旅游者的真正需要；旅游经营者和当地居民之间的合作程度有限，经济漏损难免发生，两者利益分配失衡孕育旅游地发展危机；旅游经营者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盲目扩大市场规模导致产品供给违背生态原则；游客数量控制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关系无法协调；生态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之间因为价值取向的不同而矛盾重重，当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随既得利益而变化。这

些关系还只是对社会经济系统内的利益关系的描述，如果再加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联，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所需要面对和处理的关系将更为复杂。

生态危机的出现其实说明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危机，说明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中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出现了割裂与背离，人类将生态旅游经济系统视为一个孤立的经济循环，切断了其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联系，在封闭的经济系统内寻求资源配置的合理化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导致这一切的现实根源也正是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不协调、不和谐、不可持续。

可见，利益关系的冲突，正在使生态旅游经济越来越多地出现不和谐的现象，突破利益关系制约的瓶颈，重建和谐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正是解决生态危机的着眼点。

2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本质回归

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正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经济不可持续发展危机的经济根源。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存在物，也是生态存在物，是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的统一。生态旅游经济复合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在社会生态经济人的假设上，促进个人与社会、微观与宏观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相统一与最优化，在代内公平中，切实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并不使后代人福利减少。

2.1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二重性

2.1.1 生态消费者和社会消费者的统一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首先是生态意义上的消费者，需要和自然环境的无生命物质以及自然界的其他生物进行物质能量交换，获取营养和能量，保持自己同自然环境的生态循环；无论是生态旅游提供者还是社区与旅游者，都需直接从生态系统摄取必要的物质能量，维持生命的自然生态消费。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社会意义上的消费者，即通过经济系统，向自然界间接的索取物质能量，满足自身的各种物质和精神消费。生态旅游提供者通过消费生态旅游资源加工生态旅游产品，并在市场上组织销售；生态旅游社区通过消费自然生态，提供相关服务，完善生态旅游产品的功能；生态旅游者通过消费自然生态，获得生态体验。他们以资本、技术、劳动和货币等不同形式消费自然生态，参与生态旅游经济链的各个环节，实现生态旅游产品的市场价值，通过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满足各自不同的需求。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的两种消费是统一的，只有通过这两种消费才能再生产自己的身体和劳动力，使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也使包括自然生态再生产在内的整个社会再生产运动得以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两种消费的统一，在于两者互为中介：社会经济的消费以自然生态的消费为中介，自然生态的消费又以社会经济的消费为中介。因为两种消费互为中介，所以生态旅游经济的消费规模应该有一定的限制，不是毫无止境的。

2.1.2 生态生产者和社会生产者的统一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社会的生产者，通过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调节经济系统的发展，协调社会经济系统内部人与社会相互发展的关系，通过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增加社会财富，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生活水平，带动社会文明进步，实现改变和发展社会的目的。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自然的生产者，生态旅游经济对自然生态的强烈依赖要求人们促进良性自然生产和健全生态条件生产，通过这种生产调节生态系统的发展，协调自然界内部和人与自然相互发展的关系，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资金投入、技术手段和制度创新来建设自然、创造自然财富，实现改变和发展自然的目的。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是社会生产者和生态生产者的统一，符合自然和社会发展的规律，也是现代生态经济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必然的要求。社会生产以生态生产为前提，也为生态生产提供必要的支持，人不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主体作用，在自然生态进化中也具有主导作用，这样才能使生态生产和社会生产都保持良性循环。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也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不能只以消费者自居，任意掠夺自然资源，拼命消费自然环境，生态旅游经济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生态旅游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所以，在生态瓶颈制约日益明显的今天，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更要承担作为自然生产者的责任，建设自然和美化自然，使生态资本的总量不致减少。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与经济的协调，不仅有赖于生态经济行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生产，还要借助于生态经济行为主体的自然生态生产，这两种生产行为是相互促进的。

2.1.3 自然的调控者与共同进化者的统一

在改变自然界的实践活动中，人无论是作为自然存在物还是社会存在物，都不是单纯的、被动的消费者，而是对自然生态的建设和调控具有能动性。人对自然的“合理调节”与“共同控制”，目的是克服与防止人与自然的异化关系，克服与防止自然的异化，达到有效保护、全面建设自然、使其与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实现共同生息与共同进化，实现人与自然公平的互奉关系和平等的伙伴关系。

人作为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组织者和受托管理人，与自然界是共存共荣的伙伴，通过自觉的有效的调控，建立起人与自然共存共荣、和谐发展的新型协调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进化与全面发展［2］。

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呵护，既是生态系统价值品位的提升，也是经济行为主体伦理观念和道德实践的质的飞跃，人类尊敬、顺应、热爱自然，改变对旅游资源单方面的掠夺和利用，以呵护生态、珍爱环境、节约资源为原则，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亲相爱、高度和谐；通过呵护环境、珍爱自然、尊重生态，追求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有效避免由于人为的生态破坏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公平和由此引发的矛盾冲突，促成人与人的地域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和谐。

生态旅游经济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这种全面发展是建立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全面和谐的基础之上的。生态旅游经济行为主体既以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来直接满足人的物质生理性需要，也以完美如初、甚至比原初更为美好的生态景观来供人审美欣赏，满足人的精神心理性需求，使人们心境得以调适，心情得以愉悦，心灵得以净化，襟怀得以开朗，情操得以陶冶，境界得以升华，从而促进心理健康，促进人性的丰富、人格的完善，促进身与心的和谐［3］。

2.2 生态旅游经济过程的二重性

2.2.1 生态旅游产品是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的统一体

生态旅游产品中凝结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其价值源泉，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生态旅游产品的使用价值是人类劳动和自然物质相结合的产物，是以有目的的特殊的劳动活动为中介的特殊的自然物质，为满足某种特殊的人的需要服务的。构成生态旅游产品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就是自然生态因素。

生态旅游产品的交换虽然是按照价值来进行的，可以不考虑其使用价值，或者说只需要考虑其社会规定性方面而不考虑其自然规定性。然而，没有这种自然生态关系，就没有使用价值，价值的物质基础就没有，生态旅游产品就不能成其为商品。如果只强调生态旅游产品的自然生态关系，而看不到它的社会经济关系，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就无法实现。

2.2.2 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兼具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生态旅游产品在市场上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随着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推出的生态旅游产品类型还在不断增加，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具体劳动是生态旅游产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和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是抽象劳动的自然基础，反映着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生态关系，是劳动的自然生态属性。不同的具体劳动创造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抽象劳动是生态旅游产品价值的源泉和创造者，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是劳动的社会经济属性；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是同质异量的。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兼具自然生态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

抽象劳动创造价值，反映了商品生产社会所特有的生产关系，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抽象劳动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社会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它与具体劳动体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自然关系的有机统一，说明了生产生态旅游产品的劳动的生态经济实质。

2.2.3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是自然生态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的内在统一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需要依靠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自然生态因素对于生态旅游产品的价值形成具有强大作用，说明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首先是一个自然过程。与此同时，生态旅游产品还需要在一定人与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下，从事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完成对“吃住行游购娱”等六大要素的生产，这又是一个社会经济过程。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不仅需要自然物质与自然物质之间的物质变换，也需要自然物质和经济物质之间的物质变换；不仅是单纯创造商品使用价值的自然过程，同时也是价值形成与增殖的社会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物质改变的自然生态过程，也有价值形成、增殖的社会经济过程；既是经济物质不断形成和增加的自然过程，又是价值不断形成和增殖的过程。

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作为改变自然物质的过程，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然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与增殖的过程，是以人与人关系为基础的一定社会经济形式的生产过程。所以，生态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是自然生态过程和社会经济过程交织在一起的生态经济过程。

3 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二重性的协调统一

变形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代表了生态旅游经济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关系，在对失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继续修正的基础上，变革传统经济学的发展观，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为平台，可以还原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理想状态，即人与自然和谐、生态与经济协调、自然生态关系与社会经济关系统一的理想状态。为代表的生态旅游经济利益主体构成社会经济系统，他们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关系以及自身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交织在一起，形成生态经济关系。

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旅游提供者、社区、政府和旅游者等利益主体他们既存在于自然生态系统中，又生活于社会经济系统中；他们既与自然生态发生着开发、利用、保护、投入、储存等关系，又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之间发生着合作、竞争、参与、分享、互补等关系；他们既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主体，也是自然生态关系的主体；交错的社会经济关系和自然生态关系形成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割裂其中任何一种关系，生态旅游经济关系链条都有可能断裂失衡，甚至威胁到生态旅游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因此，和谐统一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是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是生态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只有充分的认识生态旅游经济关系的二重性，并将其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在协调的生态旅游经济关系基础上重新构建生态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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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 公共产品 定价机制 二级市场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季节性是旅游产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对景区生态环境和游客感应环境及旅游经济效益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关注旅游季节性的特征、成因、影响、对策等方面。也有学者建立博弈模型、定价模型对季节性进行分析，但都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景区门票定价的可行方案。

在我国，旅游旺季景区资源的稀缺性是客观存在的。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景区来说，其所提供的服务数量有限。在当前旅游供需严重失衡条件下，由于对环境生态承载力的忽视，使得旅游景区过多的关注于游客数量和消费水平，而不是关注旅游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景区的管理与运营进入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是，旅游消费者消费体检价值下降，强化了其对由于景区门票定价合理性的质疑，满意度下降。对于旅游景区来说，接待能力的不足，导致其侵占绿地植被，破坏自然景观：旅游污染物的产出量超出了旅游地生态系统的净化与吸纳能力，致使旅游资源和环境退化，唯一的回报就是获得一点经济利益，付出的却是重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惨痛代价。近几年中，门票收入在景区营业收入中的比重居高不下，景区接待游客的数量屡创新高，如表-1所示。提高门票价格来控制客流的措施在现实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公众舆论压力下的涨价行为屡屡被看成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并且实践调查发现，门票收入中用于环境保护的比重又微乎其微，这又加剧了外界对景区门票涨价动机的质疑。

目前，国内景区价格制定基本形成了中央定价、地方定价和政府调控下的企业自行定价三级并存的定价管理体制。由于旅游景区价格涉及的内容广泛，制约因素复杂，在价格制定方法、机制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争议。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争议，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供求被人为的割裂，旅游活动过程中旅游消费者“被涨价”了，没有任何参与定价的渠道，对于景区门票价格确定上没有任何发言权，所谓的消费者听证会也不过是流于形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旅游景区产权自然垄断的前提下，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景区给出的任何价格。消费者用货币选票投票的权利在巨大的需求规模下已经无法发挥其功能。

二、景区门票定价乱象的机理分析

景区商品交易是产权的交易，有什么样的产权制度就有什么样的交易行为。因此，我国现存的自然文化遗产景区的产权制度安排及其衍生的管理体制是导致遗产景区门票价格定价误区的根本原因之一。为彻底厘清旅游产业的产权关系，本文将旅游景区包含的产业内容划分为休闲产业、游览观光产业、配套支持产业。休闲产业和配套支持产业，属于市场经济范畴，利用市场方式进行资源的配置与调节便可以达到最优，而游览观光的产业内容――（自然与人文）景区资源具有明显的公共产品属性，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手段加以开发、利用。

显然，正是由于产权公有属性以及经营目标的复杂性导致旅游景区在使用价格机制等市场手段调节供需时的遮遮掩掩，进而导致了包括价格机制在内的市场机制的无所作为。稍加分析便可以理解当前关于旅游景区门票价格机制争议的诸多困惑（如图-1所示）：一方面，旅游景区供给主体模糊不清（游客本身作为合法公民也是旅游景区所有者的一个组成部分），需求主体无法参与，门票收入支出信息不公开，旅游消费者所获效用与所支付的货币成本之间被完全割裂开来，公众出现质疑是很正常的。另一方面，旅游景区类型的多样性（如，旅游、科研、宗教、军事等）、经营目标的多样性（经济目标、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以及业态多样性（景区包括了公共属和私营业务等多种业态）也是导致旅游景区门票定价机制争议的重要原因，并且进一步导致价格机制在调控旅游淡旺季客流过程中的失灵。

图-1 旅游景区门票定价机理分析

综上所述，在旅游景区门票定价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市场与政府规制的双重失灵，价格机制、评级制度以及政府的管理体制已经无法保障旅游景区的安全、平稳运营和可持续发展。

三、构建旅游景区门票定价机制体系――旅游景区门票的二级市场模型

根据当前旅游景区的产权特点和旅游景区经营的多重目标要求，本文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中一种重要体制安排――二级市场定价模型，并构建了旅游景区门票定价二级市场模型（如图-2所示）。

本模型的主要功能在于为旅游景区门票定价提供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平台，保证市场机制在调控供给和需求的有效性，并且同时能够兼顾旅游景区公有属性所要求的公平、公正性。

旅游景区门票定价二级市场模型的构建流程如图2所示：

首先，由政府建立专门的旅游景区经营管理审核机构，明确相应的审核指标体系，对于具有公共属性的旅游景区环境承载力、接待设施容量、交通容量等诸多指标进行准确核算，确定景区的接待量，也即是旅游景区可以发行门票数量。在此基础上，根据景区经营成本和收益、运行情况等指标确定景区门票的发行价格、发行周期等。同时，旅游景区建立网站滚动旅游门票的相关信息。

其次，建立景区门票一级市场平台，该市场指的是门票发行市场，在这个市场上门票承销商（例如，旅行社、航空公司、酒店等旅游企业）可以认购政府部门核准景区发行的门票。通过一级市场，景区筹措到景区运营、环境维护等所需的资金，而承销单位或个人可以获得景区的门票，并且收益和风险自担。每一个景区接待总量均按照全国行政区域划分分配门票承销数量。尽量保证旅游景区门票发行在全国发行时的区域均衡与公平（例如，可以通过人口规模确定各区域的门票数量），门票一旦售出，只能通过二级市场自由买卖流通，发行单位不提供退票服务。

再次，建立相应的门票流通二级市场平台，二级市场指的是门票流通市场，是一级市场所发行的门票进行自由市场交易的场所。游客有自由购买和销售的权利，溢价折价完全由市场决定。

最后，针对国际旅游市场，加大宣传，采用统一信息平台以及国内门票二级市场接入服务，保证国外游客可以顺利的通过二级市场获得所需的景区门票。同时，建立相关跨境发行平台，接受国外景区的加入，形成联盟，逐步走向全球化合作模式。

四、旅游景区门票定价二级市场模型的意义

具体来说，旅游门票二级市场定价机制的意义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消除旅游旺季接待压力：将缓解我国旅游景区游客井喷造成的诸多负面效应：景区超负荷接待导致旅游资源和各种设施的过度损坏；交通拥堵，航班、车次、汽运高度紧张，安全事故增多；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景区休闲、支持配套产品价格的暴涨；接待量剧增，使服务质量下滑，消费者利益受损；投诉率的提高，迫使许多旅行社人为压缩业务量等。

2、平衡游客分布结构：有助于平衡旅游热点、旅游温点、旅游冷点的游客接待，利用价格使得游客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布合理化。

3、二级市场定价机制可优化收入分配：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旅游消费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奢侈品，可以利用其消费价格优化收入分配，减小我国日益增大的贫富差距，。

4、二级市场机制透明的自由交易定价，消除了社会各界对景区门票涨价的质疑，有利于行业的社会认可度和接受程度，提高信誉。

5、由旅游景区经营评估机构确定的门票发行数量，可以彻底控制景区游客接待数量，对景区环境治理和恢复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防止旅游景区的相关企业以实现短期经济利益而损害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一级市场采取的区域平衡措施可以充分反映景区的公共产权属性。

五、结论

旅游景区二级市场定价模式，将旅游景区的公共产品属性与市场机制很好地隔离开来，即保证公共资源的公平原则，又能保证旅游门票在旅游产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调节作用。一级市场采取公共产品的定价模式，完全根据其成本确定其价格，但此时价格没有考虑市场需求，所以在此基础上利用二级市场，完全由市场机制确定其最终价格。该定价模式首先可以准确获得旅游景区的客流量数据，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极大的避免了旺季旅游景区资源的过度使用，造成的环境破坏、交通堵塞以及其他的经济及社会成本。其次，通过市场机制确定旅游景区这一具有公共属性的稀缺资源的最终消费者。最后，该种定价模式对旅游淡季的需求也存在一定的提升，在旺季被抑制的旅游需求会在旅游淡季得到释放，可以消除旅游淡旺季的巨大差异。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JY008）和2012安徽省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2SQRW239）资助。

（作者：黄和平，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安徽工商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旅游产业经济；刘颖，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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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旅游从业者; 旅游环境认知; 典范对应分析方法; 生态旅游

0引言

旅游环境是生态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是旅游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杨桂华，等，2010）。随着旅游环境问题的不断涌现，旅游环境影响、旅游环境承载力等热点问题逐渐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旅游环境质量的优劣与旅游者、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旅游开发者和经营管理者等利益主体密切相关。包括旅游从业者在内的任何一个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过程中都可能对旅游环境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中，旅游环境认知是制约旅游行为的基本因素。旅游环境认知是指对旅游环境的认识和感知程度，在本文中仅指对旅游自然环境的认知，具体包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旅游环境解说的认识、对旅游环境现状的感知以及对旅游环境管理倾向的态度4方面。旅游从业者作为一类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往往只单纯地追求旅游经济效益，而忽视旅游的负面影响，他们的旅游环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更多受其自身潜在的环境认知水平的制约。因此探讨旅游从业者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对于加强景区从业者的环境管理具有实践意义。

目前国内外关于旅游从业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参与旅游业的程度、旅游收入、流入动因和旅游影响认知等方面。Tosun（2000）分析了限制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因素。Zhang和Lei（2012）从社区居民参与意向、环境知识，对生态旅游的态度和旅游景观的吸引力四方面，构建了一个参与生态旅游的结构模式。Nyaupane等（2006）研究发现，当地人参与旅游业的程度和游客数量或类型对旅游经济漏损、社区控制和社会经济的不公平性都有明显影响。徐建英等（2008）通过对旅游从业者的来源地、收入分布和职业特征的分析，探讨了卧龙自然保护区旅游发展的有效性。对于流入动因，Edith和Michael（1999）构建了旅游从业者流入动因量表，并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其流入的动因。Edith等（2003）、Nicole和Rick（2007）分别对英国Somerset和Coventry以及加拿大Vancouver Island的旅游从业者流入动因进行了实证研究。杨钊和陆林（2006）以九华山景区为例对旅游劳工职业转换的动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对于旅游影响的认知研究，更多的研究是从社区居民的角度来分析旅游的经济影响、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Andereck，Vogt，2000;Ap，1992;Brunt，Courtney，1999;Teye，et al.，2002），很少是从旅游从业者的角度来展开（程占红，等，2008）。目前尚未见关于旅游从业者对旅游环境认知水平的相关研究。

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山西省宁武县境内，

主要保护褐马鸡及其栖息的温带森林植被类型，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旅游资源，其生态环境状况关系着汾河水文变化和山西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从业者也愈来愈多。本文以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在使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方法对旅游从业者进行分类的基础上，利用典范对应分析方法，研究旅游从业者在旅游环境认知方面的特征差异，研究结果对加强景区环境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1研究方法

1.1问卷调查

2010年8月，项目组在山西省宁武县西马坊村、芦芽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旅游活动集中区域冰口洼一带，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旅游从业者的旅游环境认知状况进行了调查。共发放8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64份，回收率80%。问卷调查的原则是：首先，取样对象仅限当地的旅游从业者;其次，从正在经营的旅游企业或者旅游经营个体户，每家随机抽取1名旅游从业者填写问卷。

因此1份问卷其实代表1个旅游经营实体。调查项目涉及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和旅游环境认知共37项指标，其中，旅游环境认知指标包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对环境解说的认识、对旅游环境现状的认识以及对旅游环境管理倾向的认识四方面。1项指标代表1个旅游环境观点，分为5个等级，以同意程度来分级。

1.2研究方法

旅游从业者的属性特征指性别（sex，S）、年龄（age，A）、文化程度（the educated degree，ED）、工作性质（work attribute，WA）、工作年限（work time，WT）、月收入（income，I）和收入来源结构（the income framework，IF），其计量方式见表1。对于37项指标表达的观点，回答项有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和非常同意5个等级，分别赋值1、2、3、4、5。

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是一种限定排序方法（张金屯，2004），其排序坐标值的计算不仅依赖于样本对旅游环境认知的数据，而且也依赖于样本的属性特征数据，因而其计算结果能反映各方面的信息，尤其是能同时给出样本和属性特征的坐标值，这样样本和属性特征就可以同时表示在排序图中，结果直观简单，能够更好地表达样本类型与其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本文把64个样本的7个属性特征和对37项指标的调查值分别组成64×7维、64×37维的两组数据矩阵，在使用双向指示种分析方法（TwoWay Indicator Species Analysis，TWINSPAN）对样本类型进行划分的基础上，利用CCA方法，研究旅游从业者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与其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

2结果与分析

2.1TWINSPAN分类

TWINSPAN作为一种等级分类方法，是以相互平均排序轴作为分类的基础（张金屯，2004），能够同时完成对样本和属性特征的分类。在本研究中，它把所有样本划分为5组（见图1），Ⅰ组包括样本3，4，6，7，8，9，11，12，13，16，17，21，25，27，29，34，42，45，51，54和58;Ⅱ组包括样本18，19，22，23，24，31，33，37，38，39，40，41，46，48，50，55，57和59;Ⅲ组包括样本1，2，5，14，32，35和36;Ⅳ组包括样本26，28，30，43，44，52，56和60;Ⅴ组包括样本10，15，20，47，49，53，61，62，63和64。在TWINSPAN划分中，指示因子对于识别样本特征极为重要。在本研究中，起关键指示作用的指标有1、2、3、6、15、17、18、20、21、23和25（见表2）。

图164个样本的TWINSPAN分类图

结合表2（5组类型样本对37项指标的认知）以及在每次划分中起关键指示作用的各指标的特征，可以总结各类型的相关特征。Ⅴ组属于严格保护型，他们关心自然，否定人类中心论，提倡限制性地旅游开发，担心和忧虑旅游环境发展现状，强调严格管理和自觉投入环保行动。Ⅰ组和Ⅱ组都认为旅游生态影响不严重，能够容忍各种旅游影响因素，积极倡导旅游开发，都属于开发型;但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Ⅰ组持人类中心论，Ⅱ组持协调论，二者的积极性显然有所不同。因此，Ⅰ组是积极开发型，Ⅱ组是次积极开发型。有趣的是，Ⅱ组在思想上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论，但是对于旅游环境的管理，却不倡导分区开发和对相关旅游活动进行限制，自觉性也有待提高。由此推知，Ⅱ组所坚持的协调论不彻底，仅停留在表面，是偶尔协调型或者叫消极协调型。Ⅲ组在认知倾向上表现出两方面的矛盾性，其一，他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坚持人类中心论，但是在旅游发展上却倡导限制性地进行旅游开发;其二，他们对旅游环境发展现状较为忧虑，但在旅游环境管理上却反对限制旅游活动，不愿自觉投入环保行动中来。由此推知，Ⅲ组一方面坚持旅游环境保护，另一方面又坚持旅游开发，且不愿为环保付诸行动，兼有两面性，属于典型的偶尔保护型。Ⅳ组坚持人与自然协调论的观点，倡导旅游开发，能容忍各种旅游干扰因素，但同时也对旅游环境现状较为忧虑，主张限制相关旅游活动，强调较为严格的管理和自觉的环保行动。由此推知，Ⅳ组为了兼顾旅游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愿意采取各种积极的协调行动，属于积极协调型。

2.2CCA排序

由图2可知，不仅5组类型的样本均集中分布在一定的空间区域，而且7个属性特征因子在排序图中也都有自己的分布态势。其中，每个属性特征因子的箭头连线的长短表示样本类型的分布与该属性特征关系的大小，如文化程度对样本类型的影响明显大于收入水平。箭头连线与排序轴的角度表明与该属性特征与排序轴相关性的大小，比如，工作性质距第一排序轴（以下简称“第一轴”）近，说明它对第一轴的影响远大于对第二排序轴（以下简称“第二轴”）的影响，而文化程度与两个排序轴的角度接近，说明它对两个排序轴的作用近乎相等。箭头所处的象限，表示该属性特征与排序轴的正负相关性。由此可知，CCA排序图可以直观地反映不同类型与其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

对于不同类型与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各属性特征与排序轴之间的典范系数和相关系数来表示（见表3）。由表3可知，第一轴与工作属性、收入来源结构和文化程度有较高的负相关性，与年龄有一定的正相关性，从左到右，旅游从业者在工作性质上逐步与旅游行业管理密切相关，即由其他部门管理人员向出售地方特产的当地居民、旅游业经营者和景区行政管理者逐步过渡，在收入来源上趋于与旅游业的关系逐步紧密，在文化程度上则逐渐降低，在年龄上趋于增大。第二轴与文化程度有较大的正相关性，与性别有一定的负相关性，从下到上，旅游从业者的文化程度逐步提高，性别趋于男性化。在各种属性特征的综合作用下，5组类型从右到左由积极开发型向次积极开发型、偶尔保护型、积极协调型和严格保护型逐步过渡。

图3是TWINSPAN分类中起指示作用的、衡量旅游环境认知的11个关键性指标的CCA排序图。可以看出，各关键性指标的空间分布与以其为指示特征的样本类型有高度的吻合性。例如，指标2、3、6位于排序图的右侧，代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倡导资源开发而漠视环境的观点，这与积极开发型的Ⅰ组、次积极开发型的Ⅱ组和偶尔保护型的Ⅲ组在空间分布上有一定的吻合性。指标15、18、20位于排序图左上侧，代表对自然环境的强烈关注，这与严格保护型的Ⅴ组和积极协调型的Ⅳ组的位置有很强的相似性。由此说明这些反映旅游环境认知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样本类型的分布格局。

3讨论与结论

3.1讨论

在方法上，CCA作为一种限定的排序方法，其关键在于能把样本对于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与其自身的属性特征紧密结合，因而在其结果图中能直观简单地以箭头连线的方式表达样本类型与其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是除趋势对应分析方法（Detrended Correspondence Analysis，DCA）所不及的。但是CCA分析结果具有显著的“弓形效应”（张金屯，2004），这是因为它的第二排序轴往往是第一排序轴的二次变形，使得样本在第二排序轴上的坐标值受到影响，从而样本的分布就会产生“弓形”扭曲，例如，本研究中的Ⅱ组、Ⅲ组和Ⅳ组的分布就受到这一影响，因而近乎平行地分布于第一轴的两侧。

在案例地选择上，芦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关键水源涵养地和国家级珍稀濒危保护动物褐马鸡的主要栖息地，其生态旅游活动的开展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具有潜在的生态风险，本文选择芦芽山作为研究对象，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同时，由于取样时排除了外来的旅游从业者，并且在每个旅游从业者单位中仅取一个样本，因而问卷调查的数量不是很多。

但是，因为芦芽山自然保护区的旅游发展规模和游客量不及其他传统旅游目的地大，旅游从业者的数量比其他成熟的旅游地要少

很多，取样已经涵盖了大部分本地旅游从业者

。从这一角度讲，本文其实是对一个生态旅游目的地在发展初期时旅游从业者对旅游环境认知水平的详细分析，与其他的研究对象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视角和代表意义。

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有效机制。本文以当地的旅游从业者为例研究其对旅游环境的认知水平，实际上就是对社区参与旅游环境保护与管理的一个检验，有其研究的代表性。对于旅游从业者的管理，结合研究结果可以从如下三方面展开。

（1） 加强教育培训。Ⅳ组从业者是自然保护区管理者追求的类型;Ⅴ组作为严格保护型，需要对其进行关于生态旅游发展的教育和培训，使其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能够积极支持生态旅游业;对于Ⅰ组、Ⅱ组和Ⅲ组从业者类型，则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环境教育，使其牢固树立维持自然保护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其旅游从业行为的基本前提的观念。

（2） 提升生态旅游发展水平，创造更多的参与机会，切实提高从业者的旅游经济效益。社区居民是保护自然环境的强大动力，而经济利益则是促使其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因，为此，芦芽山自然保护区一方面应采取各种措施，提升生态旅游发展水平，为社区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应规范旅游从业者的经营行为，维持良好的旅游市场秩序，切实提高从业者的旅游经济效益。

（3） 加强环境监管。自然保护区的首要任务是保护自然资源，提倡适度发展生态旅游。因此，对于各种包括旅游从业行为在内的人为活动，都应该严格遵循国家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条例。同时，鉴于Ⅰ组、Ⅱ组和Ⅲ组从业者的环境认知水平较低，应加强对从业者从业行为和从业单位的环境监测和相应的环境评估，以便适时调控。

3.2结论

本文的研究主要结论有：（1）TWINSPAN将所有样本分为积极开发型、次积极开发型、偶尔保护型、积极协调型和严格保护型5种类型;（2）CCA排序图能更直观地反映样本类型与其属性特征之间的关系，第一轴主要反映工作属性、收入来源结构和文化程度的变化，第二轴主要反映文化程度和性别的变化;（3）表征旅游环境认知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样本类型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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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一、我国旅游业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体验的理论研究起步很晚，是在体验经济从西方引入中国之后才开始的。目前我国对于旅游体验的研究是以产品、服务和营销为中心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但是我们的研究没有从细节出发，而在旅游过程中一些小细节上的感动往往能够触动消费者，给旅游者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虽然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旅游的本质不在于表面上的经济属性，而更应该注重旅游者的体验。但是多数学者还是注重于个体化的研究，局限在旅游产业的概念内，没有对旅游体验的整体性产生足够的认识。人们对旅游业发展的研究和对旅游的本质思考没有统一，反而自相矛盾。旅游的根本属性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在这一活动中，人们体验着文化塑造的真实性。注重旅游体验的文化真实性思考，才是我国旅游体验发展走出困境的重要条件。

我国学者之所以在旅游发展的研究上大多出现偏差，因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旅游产业，在产生之初就受着经济上的功利性影响。各级政府只关注当地的旅游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能否带动四周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样的功利性思想影响了学术界中学者们的研究，过分加重人们对旅游的经济属性的认识，认为是一种可以通过经营变现的经济产业。在近几代人的旅游学研究中都沿承着这样的认识。在改革开放过后西方旅游业的先进思想推动了我国旅游研究的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仍无法完全的摆脱旅游业中的经济功利心，对于旅游学的研究还只是照搬经济学的思路。我国旅游体验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源于此。

二、体验经济提出的意义

在《体验经济》一书中，作者用不同年代下母亲为女儿过生日的方式，叙述了不同经济时代的消费特征。农业经济时期母亲用自己农场的面粉做蛋糕，工业经济时期母亲在商店购买面粉回家自己做蛋糕，服务经济时期母亲通过蛋糕店直接定做自己想要的蛋糕，而在体验经济时期，母亲直接将女儿的生日聚会完全承包给第三方，第三方为女儿的生日提供一条龙的服务。这四个经济时期是人类社会消费观念的演化过程。体验经济是建立在前三个经济已经发展成熟的基础之上的。体验经济是从服务经济中提炼出来的，它们有相似之处，但更有本质上的不同，服务经济注重的是个体小范围的服务，体验经济比服务经济更加全面的涵盖到每一个细节，为消费者全面考虑，即便是消费者自己没有考虑到的。

三、我国旅游业在体验经济下的发展研究

1.产品主题化、消费参与化

许多学者已经依据派恩和吉尔摩提出的体验经济理论，认为我国各旅游区应该注重差异化原则，强调自身的个性化。景区根据自身的特点，确定自己的主题，给予游客感官上的个性刺激，通过强化主体印象，向消费者提供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纪念品等。在消费者体验旅游产品过程时，能够融入到景区营造的氛围中，这是旅游景区通过强调整体的体验给予消费者的感受。旅游的本质是一项体验文化活动，旅游景区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一个参与体验的舞台，旅游产品的开发设计强调旅游产品的消费者参与性，注重与消费者的互动。

2.服务情感化

旅游区员工的服务质量是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重要因素，做好旅游产品的解说、游客的管理，在一些容易影响游客体验的地方加强管理，比如游客排队的秩序管理。用心设计每一个环节，内容经营、视觉感受、营销理念、管理方式、景区文化五大方面重视个性化的员工服务意识培养。利用旅游者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方式，比如网络社区、手机软件等加强与消费者的沟通互动。加强消费者对旅游产品的感知认同，与消费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激发其参与认清。同时也为潜在消费者的发觉培养提供途径。

第7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遗产；遗产旅游；双重属性；内生矛盾；理论框架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1)09－0090－07

1、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新旅游(newtourism)或替代旅游(alternative tourism)的主要形式之一，遗产旅游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长足发展，遗产已成为目前超过40％的国际旅行中的核心要素。随着遗产旅游的发展，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处理遗产旅游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成为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例如，《旅游学刊》2010年专门针对文化遗产与旅游产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逐步认识到，需要跳出诸多矛盾的繁杂表象，对其本质和根源进行理论化的归纳。这一研究思路在20世纪末以来表现得日益明显。首先，学者们重新审视了在遗产产业迅猛发展背景下，遗产概念的拓展以及遗产与历史的关系等议题，得出了遗产价值性和选择性的本质特征。其次，1997年，李希特(Richter)率先提出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ourism)，将诸多矛盾的日益凸显归因于在新形势下利益主体之间的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和持续嬗变。2003年，文化学者皮克汉姆(Peckham)进一步指出，利益主体对“遗产作者权”(authorship of heritage)的争夺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在具体实践中，利益主体在“利用什么遗产”和“如何利用遗产”的问题上，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冲突与妥协进程中，从而外化表现为诸多不同的矛盾形式。地理学家格拉汉姆(Graham)、艾希沃斯(Ashworth)和滕布里奇(Tunbridge)提出了“遗产的双重属性”(the duality of heritage)和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the intrinsic eontestation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具有先天的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基于这一内在特性，作为遗产利用方式之一的遗产旅游必然孕育了诸多矛盾。

围绕上述研究主线，本文将从“什么是遗产”的基本问题出发，尝试对西方学术界对于上述理论问题的探索过程和相关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国内遗产旅游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2、什么是“遗产”

关于“什么是遗产”，字面定义和技术定义是最基础和常见的两种方式。从字面意思而言，“遗产”是有价值、被前人遗留下来的遗存或财富。对遗产的价值性和历史性的认可反映在自始以来两条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遗产研究主线中。首先，在文艺复兴早期，建筑、艺术品以及各类历史纪念物等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激起了考古学家、建筑师和文化学者等的浓厚兴趣。其次，19世纪后期，国家公园体系在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等地的逐步建立，标志着人类对于能够显示地球久远历史的地质、生物和其他自然过程及结果的自然要素、环境和区域等自然遗产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自然遗产的文化意义同样得到认可。例如，马森(Mason)认为，壮丽的自然景观能够激发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自豪感，是美国国家公园体系建立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在遗产的技术性定义中，UNESCO在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给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得到广泛应用。

在实践中，“遗产”从来不是一个封闭和静态的概念，其内涵在不断拓展。近30年来，在遗产商业化的强劲推动下，遗产内涵的拓展日益显著，被厄里(Urry)看成是“历史多元化和现时化”(pluralisationand contemporarisation of history)的具体表现。首先，斯沃布鲁克(Swarbrooke)指出，年代是否久远已不再是判断遗产价值的必要标准。其次，遗产内容体系得到扩展。不仅是那些精妙绝伦的、雄伟壮观的历史对象，包括那些历史上平平常常的，甚至是低等卑微的(例如古老的矿井、农舍和民间小镇)都被纳入遗产的范畴。再次，以UNESC01989年公布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书》、2001年《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2002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为标志，非物质遗产逐步得到普遍重视。时至今日，“遗产”已是一个包含多组要素的概念体系：物质的与非物质的、自然的与文化的、精英的与大众的以及个人的与群体的等。

在“什么是遗产”的讨论中，遗产与历史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键论题，可分为对立论、功能论和折衷论3种观点。首先，持有对立论观点的学者较多，以贺维森(Hewison)、约翰森(Johnson)、布雷特(Brett)和厄里等为代表，认为“遗产”是虚假的、具有欺骗性和沙文主义色彩的“历史”，没有呈现真实的、经得起专业考证的“历史”，而是选择性地提供了一个浪漫主义视角。代表性论点包括：真实性的缺失是遗产商业化后的先天性特征；遗产产业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准确处理历史年代表；当今的遗产呈现的是一个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视角下的历史等。其次，持有功能论的学者以普伦蒂斯(Prentice)为代表，他们不赞成将遗产和历史断然对立起来，认为遗产与历史都具有桥梁作用，能将现代人与过去连接起来，只是方式与效果有所区别而已。近年来，折中主义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这种观点既认同遗产与历史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又承认遗产与历史的本质区别。例如，洛文塔尔(Lowenthal)认为遗产不是历史；遗产不是对历史的探索而是颂扬；不是希望呈现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而是基于现时目的的一种信念表白。提莫斯(Timonthy)和波耶德(Boyd)认为，“遗产”最恰当的定义是“对历史的现时利用”。奥尔森(Olsen)和提莫斯总结性地提出，遗产的本质是基于现时目的和被认可的价值及规范而对历史的选择性再现。

3、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

3.1　理论的提出

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遗产产业(hefitagcindustry)的迅猛发展，价值性和选择性等遗产的本质特征日益体现在实践中，并外化为诸多矛盾，诸如商业化、真实性、社区参与以及少数族群的利益表达等问题。作为遗产产业最主要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以上问题。

霍尔(Hall)认为，旅游与政治学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据此，以李希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提出了遗产旅游的政治性(the politics of heritagetourism)。他们认为，遗产旅游无法回避关于权力和资源的争夺，遗产旅游中矛盾凸显和激化的根源是遗产管理和利用的权力天平的持续嬗变。具体而言：(1)传统的精英主义和专家主导的遗产研究和遗产再现方式日益受到挑战。被边缘化的、少数族群和宗教群体开始以各种方式参与相关决策；(2)遗产吸引物逐渐从公共部门的直接管理转向私有化、企业化和娱乐化的管理导向；(3)现代化技术设备的运用强化了遗产再现在旅游者体验中的功能性作用；(4)在市场导向下，旅游者作为一个整体对遗产产品设计和服务转型的影响日益显著。1999年，文化学者罗宾森(Robinson)提出了一个遗产旅游的概念性框架L30j。该框架以权力分配的不平衡是一切矛盾的根源为出发点，以区分遗产旅游的内在矛盾的不同范畴为目的，将消费和生产两大过程明确区分开来，作为划分矛盾范畴的坐标之一。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吸收了遗产旅游政治性和罗宾森矛盾范畴划分的思想，认为同时存在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相关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是遗产利用的矛盾根源，最终形成了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论(图1)。

3.2　基本理论框架

3.2.1　一个核心观点

1994年，该理论的倡导人之一艾希沃斯最先提出，在新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之下，遗产既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文化资本L23 J。2000年，格拉汉姆、艾希沃斯和滕布里奇进一步明确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其核心观点是：(1)遗产是一种经济资源，其经济价值已在遗产产业发展中得到充分体现；(2)遗产具有文化功能：通过与地方、与时间的有机结合，通过呈现历史及其所承载的价值，提示和强化人类个体(群体乃至民族)存在的意义、目的及其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唤醒和强化个人(群体乃至民族)的认同感；(3)遗产的经济和文化意义在遗产旅游中的关系并非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2003年，提莫斯和波耶德从行为地理学的视角肯定了遗产的双重属性。他们认为，遗产存在于“现象环境”和“行为环境”中。在现象环境中，遗产是构成整个自然或社会环境的一种自然或文化元素；通过被赋予价值和功能，遗产才成为人类社会行为环境的组成部分。在从现象环境向行为环境的过渡中，遗产必须通过经济和文化两套“过滤器”(filters)的选择和价值判定。

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在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视角下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认同。首先，以厄里、贺维森和哈维等(Harvey，et al.)为代表的学者们倾向于把遗产旅游放入资本主义的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下进行考量，把遗产旅游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发展的必然结果。作为替代性旅游的形式之一，遗产旅游能够提供旅游者不同于日常环境的、满足学习、怀旧和真实性等多种需求的旅游产品，顺应了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中摒弃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以及消费中追求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其次，以沃什(Walsh)、麦坎内尔(MacCannell)和王宁(Wang)为代表的社会学者们认为遗产旅游根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内在矛盾。依据王宁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前工业文明时代建立的“理性原则与享乐原则”之间的平衡被彻底打破，理性要素(如自律)超越了非理性要素(如情绪和自发)。在此背景下，遗产旅游能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在“他”时空环境下的身心体验，将其在心理、情感和思想层面与一个意象中理想化的过去连接起来，能将现代人从日常的制度化环境和理性秩序中解脱出来。在此意义上而言，遗产旅游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产物。

3.2.2　3个核心问题

在遗产旅游的内生矛盾中，存在3个核心问题：即谁的遗产(who)、象征什么价值(what)和如何再现价值(how)。所谓“谁”，是指哪些利益主体牵涉到遗产旅游中。在生产方面，在早期的遗产利用中，专家和社会精英起到主导作用。随着向市场导向的转变，一些被边缘化的利益主体(例如当地社区)被逐渐吸收进入决策过程。在消费方面，当遗产消费从精英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后，遗产消费不再是遗产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遗产的内容体系和再现方式。

对于“象征什么价值”，关于遗产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讨论给出了明确回答，即遗产同时具有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具体而言，麦克阿瑟(McArthur)和霍尔认为遗产的文化价值至少可以体现在科学、社会、政治和文化4个方面。迪克斯(Dicks)认为，在遗产旅游中，遗产的文化与经济价值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首先，遗产旅游的生产过程不可能是纯经济行为，而是成为一种文化表达的途径、文化沟通的渠道以及价值宣扬的工具。其次，随着遗产消费者群体的扩大，遗产和遗产旅游在社会建构中的工具性角色进一步强化。

“如何再现遗产”，即如何通过阐释，将无意义的遗产物质实体赋予意义以及传播。这与遗产“作者权”紧密联系。首先，史密斯(Smith)认为，遗产作者权取决于行政地位、产权状态、学术权威和经济资本等诸多要素。其次，不同群体价值取向不同，意味着遗产的再现过程将是一个不同群体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互动过程。再次，为了有效地传播价值，各种不同的行动方式、阐释策略和再现措施构成了遗产再现过程的技术性层面。

此外，两大因素将会对上述3个问题同时产生影响。(1)空间层级：遗产价值的空间表现是多层次的，可以是个人的、社区的、区域的乃至国家(民族)的。但是，遗产价值在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是难以明确划分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例如，民族英雄的个人精神品质将有可能被上升为全民族认同的民族精神；(2)权力与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本等要素相关联，对上述3个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影响。

3.2.3　3个矛盾范畴

矛盾范畴1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一种政治控制工具和一种经济发展手段之间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遗产旅游的首要矛盾范畴。纽扬提(Nuryanti)、沃什、提莫斯和波耶德等认为，在遗产商业化趋势下，博物馆等遗产管理机构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价值的看守者的自觉意识将受到挑战。由此，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成为普遍关注的话题。主要问题包括：(1)对于遗产的旅游利用是否会对遗产的物质特征和文化意义产生负面影响；(2)应该如何控制和缓解这种负面影响。保护主义论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旅游发展必然造成遗产的物质特征退化和文化价值异化；协调论者认为，因噎废食地断然拒绝遗产旅游不可行，可行的解决办法是在发展 旅游的同时强化遗产保护。新世纪以来，学者们提出利益主体在遗产旅游中的伙伴关系。只要相关利益主体正确且现实的评估遗产对于他们自身的价值，合理定位其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的角色，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实现。目前，可持续的遗产旅游尚存在政府管治力不足和完善的管理制度的缺失。

矛盾范畴2

不同利益群体对于遗产的多重阐释(muhipleselling of heritage)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二个主要范畴。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具有各种文化(宗教、性别和种族等)、经济和政治特征的利益群体逐步介入遗产旅游决策，尝试挑战传统的学术权威和世俗机制，依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和目的讲述历史和再现遗产。

首先，是最具影响力的力量之一。波曼(Bowman)、查尔斯沃什(Charlesworth)、费尔德曼(Feldman)、奥尔森和提莫斯等的案例研究表明，不同宗教之间、同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以及宗教与世俗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及其演变，都会以不同形式反映在遗产再现方式和内容的取舍之中。

其次，性别要素在遗产再现中的影响日益受到关注。李希特提出，性别化的历史回忆是遗产政治化的表现之一。洛文塔尔认为，男性垄断了历史的讲述和传播L20 J。格拉汉姆等人认为，“遗产男子主义化”(heritage masculinzation)的背景下，妇女(尤其是农村妇女)在权力架构中被边缘化，被等同为未开化的、非理性的、艺术化的以及真实的象征。这个观点在一个韩国乡村民俗节日的案例研究中被验证。

再次，在多民族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不同理解将可能在遗产生产和营销过程中外化为一种矛盾。根据约翰森(Johnson)和夏克尔(Shackel)的研究，大多数纪念美国内战的遗产地均忽略了南北双方在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将这段历史阐释为一段“健康的国家和解”的过程，忽视了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历史认知。在塞浦路斯，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人为旅游产业发展制定了迥然不同的目标，导致在规划实施中的一系列矛盾。在英国，英国旅游部门和威尔士地方旅游当局对威尔士的旅游形象也有不同的理解。

最后，当地社区是最重要的利益群体之一。关于遗产旅游的社区影响，部分学者持悲观看法，认为遗产旅游的发展是以当地人改变传统生活方式为代价的；外部资本接管了阐释本地遗产的权力，成为真实的再现当地记忆的致命威胁。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遗产旅游是同时促进社区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繁荣的有效途径。例如，传统节日是促进当地社区自我认同的有效方式。基于对土地、遗产乃至资金的所有权，当地社区能够影响甚至改变遗产管理相关决策。摩根(Morgan)的案例研究表明，正是当地人社团的不懈政治努力，促成了一个当地历史标志物(码头)的重建。同时，倾听当地社区内部不同群体的声音对于遗产旅游的发展不容忽视。

矛盾范畴3

遗产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价值认知差异构成遗产旅游内在矛盾的第3个范畴。一方面，遗产旅游是一个意识形态传输工具，将生产者认可的抽象价值、信念和社会规范等与遗产物质实体相结合，通过阐释实现传播和宣扬。另一方面，旅游者通过遗产旅游感知或认同上述抽象价值，这个过程被麦克林(McLean)称为“旅游者的历史阅读”(tourist'sreading of history)。由于动机、社会文化特征、个人体验以及知识的差异，旅游者的历史阅读会各自不同。上述两个过程的结合，被格拉汉姆等人称为“遗产的循环”(the circle of heritage)，在此过程中价值被赋予、被消费和被交换。这意味着遗产旅游不是一个单向的价值传输过程，而是一个双向的价值沟通过程。当遗产价值感知出现差异时，对于生产者而言，意味着遗产旅游的价值传输功能无法实现；对于消费者而言，意味着一次令人失望的旅程。

4、结语

总结起来，西方学者的两点共识构成了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的理论内核：(1)随着遗产概念的拓展和以旅游为途径的遗产多元价值的彰显，遗产旅游不是一种单纯的旅游经济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指标性意义的宏观社会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承载了当前社会、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发展的现状、趋势和结果。(2)鉴于遗产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利益主体的权力地位差异和遗产利用的价值取向差异，遗产旅游中的诸多矛盾是内生的。围绕基础内核，遗产本质、经济文化双重属性、遗产利用的3个核心问题以及3个范畴内矛盾的本质、成因、表现、影响因素以及解决措施等，构成了内生矛盾论的基本科学问题。

目前，西方旅游研究呈现出从多学科向后学科的研究范式(post－disciplinary)转变的趋势。以上述理论框架为基础，借助于后学科研究范式，将有助于遗产旅游内生矛盾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从本体论(ontology)而言，应坚持跨学科、基于知识和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取向。例如，在现有研究中，来自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学科的学者，对“什么是遗产”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与“辨”。这种讨论，不是外向的和相互排斥的，而是超越学科边界的、具有内聚力的研究，最终产生新的知识。遗产的经济文化双重属性的论点，同样得益于在协调学科本体论背景的基础上的跨学科知识整合。

第8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关键词：汉水流域；文化旅游；深度体验；因子分析；汉中；南阳；襄阳

中图分类号：F59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4-3805-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4.066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an river basin，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waterfront cities，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tourism in the area is facing man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such as how to effectively protect and distinctively develop this area. Based on main cities of the Han river basin，such as Xiangyang of Hubei province，Nanyang of Henan province and Hanzhong of Shanxi province，the depth experience factors of urban cultural tourism on the basis of tourists satisfaction were analyzed，and then the paths to develop cultural tourism of the main cities of Han river basin were explored.

Key words： the Han river basin； cultural tourism； depth experience； factor analysis； Xiangyang； Nanyang； Hanzhong

文化旅游具有知识含量高、游客参与度强、兼具变化性和可持续性的特点，其正凭借独特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日益演变成为一种备受青睐的旅游形式。所谓文化旅游，关键在文化，旅游只是形式。因此，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文化底蕴的深厚程度就决定了该地区文化旅游的发展及其潜力[1]。国外对旅游体验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研究的范围涵盖了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概念模型和维度等[2]。国内关于旅游体验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才开始。施放等[3]运用游客的“愉悦度”、“满意度”两个指标衡量了杭州市城市游憩网络游客的体验质量；安桃艳[4]从旅游者因素和旅游目的地因素两个层面讨论了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因素；李淼[5]总结了群体规模对旅游者体验质量的影响，认为“情感的沟通”是影响群体体验质量的重要因素；刘会燕[6]通过对古村落旅游地的互动仪式研究，发现旅游过程屮的互动活动会影响到旅游者的体验质量；谢彦君等[7]通过运用定量分析验证不同旅游情境感知对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分析了旅游者不同属性对旅游情境感知及二者关系的不同调节作用等。

汉江流域地处中国中纬度的腹心地带，在全国总体发展战略中有显著的地位和开发意义[8]。2014年3月，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展的战略支撑。”[9]汉江不仅是湖北的“母亲河”，也是中西部多个省份通江达海的通道，它连结着华中、中原、西北、西南四大经济区，战略地位十分显要，将其打造成“新的区域经济带”，有利于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近年来随着南水北调和汉江综合开发战略的推进，关于汉水文化的研究渐热，沿江城市已纷纷立足挖掘汉水文化来提升城市文化旅游品牌。本研究以汉水流域主要城市陕西汉中、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为研究样本，对基于游客满意度的城市文化旅游深度体验进行因子分析，进而探求汉水流域主要城市文化旅游发展提升的路径。

1 样本选取与文化旅游体验要素分析

1.1 样本选取

汉水流域位于三大文化区的边缘地带，汉中、安康、商洛受巴蜀文化、秦陇文化影响较多，南阳、十堰受秦陇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较多，汉江中下游城市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因此，流域内的城市文化既各有特色，又互有渊源，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风俗文化圈。流域内有6座历史文化名城，依次是汉中、南阳、襄阳、钟祥、随州、武汉。为了便于对比研究，了解游客对汉江流域中心区域不同城市文化旅游体验的满意度，本研究在汉水流域上中下游各选取了一个样本城市进行研究，即陕西汉中、河南南阳和湖北襄阳。

陕西汉中，是最早的天府之国，其历史文化悠久，历来就是陕、甘、川、鄂四省毗邻地区的重镇和中国历史名城，特别是以“两汉”、“三国”为特色的历史文化遗存更是驰名中外。全市文化资源大体划分为史前文化资源、历史文物资源、汉文化资源、红色文化资源、民俗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六大板块。

河南南阳，在河南省18个省辖市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规模位居全省第三，是河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级市，发展潜力很大。其拥有独特的区位和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境内以汉代文化为主的文物古迹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

湖北襄阳，被誉为汉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是鄂、豫、渝、陕毗邻地区惟一的大城市。襄阳有着 2 800多年建城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序列完整、文化形态多样，汉水文化、三国文化是其最鲜明的文化底色。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座样本城市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有发展文化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

1.2 文化旅游体验要素分析

殷殿格[10]认为影响游客旅游体验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有两方面：一是体验主体方面，即旅游者自身因素，主要包括游客的旅游意愿、个人内在因素等。二是体验的客体方面，即旅游景区因素，主要包括景区旅游资源条件、旅游产品特性、旅游氛围、景区旅游服务质量等。

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体验要素可从资源禀赋、文化价值、观赏价值、交通条件、接待条件、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等属性特征中反映出来，调查问卷也据此设计。

2 汉水流域中心区域文化旅游体验实证研究

2.1 研究设计

2.1.1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采用结构式问卷的形式，共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部分为样本的人口学特征；第二部分为汉中、南阳、襄阳的游客文化旅游体验满意度调查，共列举19个属性项目，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测量，1～5分别表示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第三部分为三座城市文化旅游总体意象调查，即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可度，也采用李克特量表法进行测量。

以汉中、南阳和襄阳的游客和本地居民为调查对象，于2014年8～10月在问卷星网站和当地主要旅行社发放问卷。三大城市各发放问卷100份，回收80份，有效问卷60份，有效率为60%。

2.1.2 问卷调查基本统计分析 问卷信度分析结果显示，汉中、南阳、襄阳的Cronbach α系数分别为0.926、0.928和0.958，均大于0.5，说明3大城市文化旅游的认知评估项目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内在信度较好。3大城市的样本中，外地游客比例均低于本地居民，男女比例适中，以18～35岁的中青年人为主，学历层次较高，职业分布虽比较分散，但学生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使得调查结果多以年轻人的感受为主（表1）。

2.2 研究结果分析

2.2.1 汉中、南阳、襄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分析 本研究在参考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构建游客和居民对汉中、南阳、襄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量表，力求突出3个城市文化旅游的资源禀赋、文化价值、观赏价值、交通条件、接待条件、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等属性特征，最终确定19个属性项目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一般而言，刻度为1～5的李克特量表得分均值在1.0-2.4之间表示反对，2.5-3.4之间表示中立，3.5-5.0之间表示赞同。由表2可知，襄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总均值为3.48，接近3.5，基本上为赞同，说明总体上游客对襄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的认同度较高；而汉中和南阳的属性均值为3.35和3.31，均低于3.5，说明总体上游客对汉中、南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的认同度中等。具体来看，受访者对汉中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认知项目以“居民态度友好”认同度最高，均值为3.78，说明汉中居民对当地发展文化旅游是持支持态度的；其次是“饮食文化资源丰富，有特色”、“文化资源价值高”和“生态环境好”，均值都为3.616 7，说明汉中菜点作为陕南饮食文化及秦食文化的代表已受到广泛认同；同时汉中拥有秦巴山区面积最大的盆地，是地球上同纬度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而“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活动主题鲜明，有创新”均值最低（2.683 3），说明汉中民俗旅游资源还未得到有效开发和利用。南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认知项目以“饮食文化资源丰富，有特色”认同度最高，均值为3.600 0，说明南阳“每一道名吃都有故事，每一道名吃都有来历，每一道名吃都是一种文化”得到广泛认同；其次是接待设施和生态环境得到了认可，而“特色文化旅游活动多，参与性强”均值最低（3.016 7），说明南阳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但特色不明显，文化旅游活动体验度不高。襄阳文化旅游体验质量属性认知项目以“文化资源价值高”认同度最高，均值为3.833 3，说明襄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孕育了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一城两文化”（襄阳古城、三国文化和汉水文化）的城市品牌已经深入人心；而“宗教文化资源特色鲜明”均值最低（3.016 7），说明襄阳宗教文化旅游资源虽然相当丰富，但特色产品提炼培育不够，潜在价值没能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内涵宣传展示不够，宗教文化研究利用不够，参与性、体验性项目不多。

2.2.2 汉中、南阳、襄阳文化旅游体验意象知觉分析 用对应分析法对汉中、南阳、襄阳3大城市文化旅游体验的19个意象属性项目进行分析，得到3大城市文化旅游体验意象知觉图（图1）。结果可分为2个维度，各维度贡献率分别反映每一维度对类型差异解释的贡献率以及各意象属性与各城市文化旅游体验的相关关系。其中，第一维数解释了所有意象类型差异的89.7%，反映的是3大城市文化旅游体验意象的总体特征；第二维数解释了所有意象类型差异的10.3%，反映的是3大城市文化旅游体验意象的差异性特征。

从图1可以看出游客对汉中、南阳、襄阳文化旅游体验的差异。3大城市大体呈“

3 结论与建议

从总体上看，游客对汉中文化旅游体验的意象认知最强，南阳和襄阳差不多，游客对襄阳文化旅游体验的意象认知一般，很多意象要素体验质量较差。这一方面说明襄阳文化旅游发展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说明襄阳的文化旅游开发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襄阳作为鄂、豫、渝、陕毗邻地区惟一的大城市，正在全力打造汉江流域中心城市，鼎力打造“一城两文化”城市品牌。结合游客对襄阳与汉水流域汉中、南阳文化旅游体验结果，对襄阳发展文化旅游的建议如下：

1）大力整合文化旅游资源。襄阳目前主推两大品牌文化，即汉水文化和三国文化。除此之外，还有远古文化、荆楚文化、名人文化、战争文化、红色文化、宗教文化以及刚刚成形的影视文化等地方特色文化。目前，在襄阳文化旅游开发中，景点“遍地开花，各自为政”，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深，景点产品创新不足、缺少特色、缺乏新意、重复建设，难以做大做强，最终导致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旅游项目吸引力降低，发展受限[11]。因此，必须大力整合襄阳文化旅游资源，从宏观上打造一个集“一城两文化”为主导，其他文化为依托的高规格、深体验、强影响的旅游目的地，注重提升景区等级，打造5A景区。建议依托汉水流域中心城市建设的契机，全力推进大批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推动襄阳文化旅游业融入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融入全国文化旅游大网络，努力把襄阳建设成汉江流域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集散地。

2）开发文化创意型旅游产品，践行旅游“二次创业”。文化创意型产品的核心特征是具有独特性和文化底蕴，在表达上更倾向于用表演、活动、视觉冲击、头脑风暴、亲身参与等作互动界面，具有新颖、独特、互动、渗透力强的特点。襄阳旅游的“二次创业”就是要形成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态势，打响以襄阳古城、三国文化、汉水文化为特征的“一城两文化”旅游品牌，推动旅游业由“观光旅游”向“休闲式、体验型旅游”转型升级。文化高度决定品牌高度，文化力量决定品牌力量，文化影响力决定品牌影响力。襄阳于2014年提出“千古帝乡，智慧襄阳”城市品牌，并大手笔投入了不少重点旅游项目建设，但支撑这一城市品牌的标杆项目缺乏深度开发。襄阳要想在文化旅游发展方面优于汉水流域其他城市，仅靠简单的资源整合和传统的文化旅游产品并不能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必须注重开发文化创意型旅游产品、体验参与型旅游产品、层出不穷的新热点旅游产品，使游客来后印象深刻、持久，重游率高。

3）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提到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建设旅游道路、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安全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这直接关系到游客到达目的地的环境与质量。襄阳是鄂、豫、渝、陕4省市毗邻地区的交通枢纽，周边交通可达性较好。由于景区分布相对分散，景区间距离较远，对旅游基础设施的依赖就更强。襄阳城区到县、市以下近郊、远郊景区的旅游专线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有条件的景区可考虑建设生态停车场，以满足游客不断增长的停车需求；打造功能全面的游客集散中心；在增加旅游厕所数量的同时，要加强对原有厕所的改造，建成一部分设施一流、环境高雅、与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的旅游星级厕所等。同时注意做到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保护并重，通过高水平规划设计和高质量、高标准建设，增加文化品位和科技含量，充分利用现有的文化旅游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

4）加强宣传促销，扩大城市文化品牌影响力。新确立的“千古帝乡，智慧襄阳”旅游形象凸显出襄阳旅游发展具有文化差异化优势，有利于提升襄阳的知名度，有利于确保襄阳旅游形象的一致性和持续性，提升襄阳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宣传促销时，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一是品牌营销，提升整体竞争力。强化品牌意识、推进品牌战略、制订品牌规划、加强品牌宣传、提升品牌价值，把新形象做大、做强，最终达到打造中国中部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强势品牌形象、增强品牌整体竞争实力的目的；二是整合营销，以文化打造核动力。襄阳应以打造中国中部特色文化旅游目的地为核心，整合相关资源。建议综合运用宣传广告、公共关系、人员促销和营业推广等促销要素，进行新闻炒作、软硬广告、节事活动、展览推销等多种营销形式，不断强化品牌形象和宣传效果，提高整合营销水平；三是特色营销，张扬个性化的魅力。从旅游规划设计、旅游开发建设、旅游经营管理、旅游市场营销，每一个环节都围绕“帝乡、智慧”元素的塑造和个性化的张扬；四是节庆、影视营销，让品牌锦上添花。襄阳已经成功举办过7届诸葛亮文化旅游节，成功传播了襄阳旅游文化和品牌形象。今后应更好地利用汉城、唐城、枣阳玫瑰海等影视基地，将襄阳旅游文化元素融入作品之中，拍摄出一批既叫座又叫好的影视作品。

5）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树立城市名片。文化旅游发展所需的专项服务包括文化导游、文化旅游特色的服务[12]。在文化旅游发展中，不仅仅只需要一个“略知一二”的导游人员，更需要有一个具备丰富知识、能为文化旅游者提供相关服务的人员。因此，对导游人员的培训是相当重要的。在培养的基础上，一方面培养专业的讲解导游人员；另一方面可从大学、专科学校请专门的学者做学术性导游人员。全力提升导游的服务技能、综合素质和职业道德，让素质优良的导游成为襄阳文化旅游发展的一张亮丽名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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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菲.基于长江地区对比实证分析的城市游憩商业区（RBD）深度体验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7.

[3] 施 放，陈卓琳.杭州城市游憩网络游客体验质量评价[J].消费导刊，2009（11）：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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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 淼.旅游群体规模与旅游体验质量：针对旅游群体成员间互动过程的实证分析[D].辽宁大连：东北财经大学，2005.

[6] 刘会燕.古村落旅游地互动仪式与旅游体验质量相关性分析―以柯林斯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12）：63-65.

[7] 谢彦君，屈 册.平遥古城旅游情境感知及其对旅游体验质量的影响研究[J].旅游论坛，2014（7）：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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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殷殿格.基于体验经济的旅游景区营销策略研究―以白洋淀景区为例[D].天津：河北工业大学，2008.

第9篇：旅游的经济属性范文

今天的会,既是统一思想的会,也是建立机制、协调工作的会。刚才各位市长都讲了很好的意见,有些观点十分深刻。我着重就抓旅游工作的意义、旅游产业的性质、旅游产业的依托条件和今年的工作要点,概括地谈一下。

一、抓旅游工作的意义

抓好旅游工作意义很大,概括地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可以带动整个服务业的发展;

其二,可以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

其三,可以优化我们的发展环境;

其四,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

其五,可以树立良好的城市形象。

二、旅游产业的性质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产业。除了一般的产业属性外,旅游还有闲暇性、文化性(精神)、体验性三个特点。闲暇性:旅游一定是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之后才可能实现的。要旅游需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能够自由支配的时间就是闲暇。文化性:旅游的过程一定有参与者心理上的愉悦和享受,这种心理上的愉悦和享受是文化性的。2003年在烟台召开加快发展现场会时,我们曾经讲:建设文化大市,抓旅游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不管对旅游的概念解释有多少,旅游作为文化产业的属性是不容质疑的。在我国,无论是业内还是业外,大家对旅游产业属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在韩国,旅游主管部门干脆就叫文化观光部。对旅游产业的属性定位非常重要,否则属性不清,抓着抓着就可能抓偏了。体验性:体验经济是很重要的经济形态,旅游产业的内容有许多属于体验经济范畴。刚才周市长介绍在日本扎晃啤酒厂喝啤酒,小火车拉着啤酒罐徐徐开来,品味过去的情调,品味其中的味道,这就是体验。事情做得到位有味,那是一种境界。比如栽树,不仅保证栽活,还栽出了品味,具备了观赏的价值,这就会有旅游了。

因此,没有物质条件作依托,就没有旅游;没有身心鉴赏的介入,也没有旅游。

三、旅游产业的依托条件

归纳而言,旅游有十大依托条件。

1、生态环境。如果一个地方生态条件恶劣,谁还会来旅游?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研究大抓旅游的问题,是因为经过几年的环保努力,已经为旅游产业的发展创造了越来越好的生态环境条件。

2、文化积淀。一个地方的文化底蕴如何,影响着这个地方旅游产业的发展后劲。博山通往青州的那条古道,车轮碾压出的辙痕如果没有那些历史文化的积淀,只是拿个凿子凿出来的,那就不会引起大家那样大的兴趣。是历史文化名城,在文化积淀方面,我们得天独厚。依托那么丰厚的文化积淀,而少有作为,真是愧对历史啊!

3、交通便利。云南的丽江,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年交通条件的便利,才可能成为旅游热点。要发展旅游,一定要首先人畅其流、物畅其流。

4、娱乐设施。以好的娱乐设施吸引旅客、延长旅客的旅游时间,这方面我们的差距很大,要虚心地向先进地区和发达国家学习。

5、餐饮特色。旅游者到一个地方,对餐饮要求不仅仅是吃饱肚子,还要吃出特色、吃出文化来。有特色的餐饮会给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还会吸引新的旅客来。和兄弟城市比,我们的餐饮特色还不够鲜明,餐饮质量也嫌粗放,下一步要好好地加以引导和规范。

6、旅馆服务。我市旅馆业无论是硬件建设还是管理服务,都需要很大的提高。当前尤要关注竞相压价而带来的恶性竞争问题,同业协会要发挥作用,相关部门的工作要跟上去。

7、产业特色。有许多旅游项目,是依托特色产业而发展起来的,我们要关注地方产业特色的形成和已有特色产业的培育。比如周村烧饼、兰雁牛仔、桔梗种植等产业,就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何让这些特色产业更好地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要好好动脑子研究一下。

8、购物特色。我们有这么好的旅游产品开发基础,在全国也少见。如果不能在购物特色上形成品牌优势,实在是太可惜了!这些年,我们反复讲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总感觉有很大的差距。大家看看旅游局摆出来的旅游产品,确实让人自豪。问题是:这些好东西,外边的人了解得还很不够;这些好东西,由于策划包装宣传得不够,自身应有的价值没有能很好地得到市场的确认。

9、旅游组织。关键要做好旅行社管理、导游素质提高、旅游推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好的旅行社,会对地方的旅游发展带来很大的推动,甚至会成为地方旅游品牌的代表。导游队伍要规范,导游素质要提高,导游是地方旅游形象的代表。旅游推介要讲求策略,要把握好定位,我认为我市旅游要主打齐文化和鲁中生态这两张牌。

10、社会治安。一个地方社会治安状况令人不安,不可能会有好的旅游产业发展。

旅游产业链比较长,抓旅游可以很好地带动整个服务业发展。旅游综合性比较强,需要政府各部门间协作配合,因此要成立一个工作委员会。今天,市旅游业发展协调促进委员会正式成立。今后,每年要召开一次或两次全体成员会议,共同研究旅游工作。

四、今年旅游工作重点

1、因景植绿。人文、自然景观的绿化要加大力度推进。

2、因景修路。通往主要景区的道路,理清事权,今年要基本完成。

3、因景治污。主要景区周边污染状况要摸清,要逐一拿出整治方案。

4、规范旅游标识牌。通往主要景区的标识牌,今年要完善好。旅游标识牌是公益性的,不允许乱收杂费。

5、整理旅游路线。要尽快整理出几条有代表性的黄金旅游线路。旅游线路要打破区域界限,实现共赢。

6、发展公共交通。要研究市内、区际联通景区以及节假日临开公共交通的组织问题。公交服务跟不上,旅游景点人气难以上去。

7、集合旅游商品。要下决心尽快形成有特色的旅游商品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我们的特色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工业产品,能得到很好的宣传展示。

8、抑制旅馆恶性竞争。要加强行业自律,要加强行业保护。

9、策划运营特色经营项目。每个区域找自己的特色经营项目,项目可以是种植、养殖业的,也可是老工业的、现代工业的、手工业的,也可是特色文化表演如五音戏、俚曲、蹴鞠表演类的,也可是特色经营一条街的。不必多,从中选准结合点,聚精会神地抓起来,肯定会形成点动成线、线动成面、面动成体的效应。

10、平等产业待遇。主要是用水、用电方面的问题,要尽快理顺价格。

11、发掘旅游故事。没有故事,难成旅游。要组织行家,把有关旅游故事发掘整理好。在这一方面,我市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齐国故地,碰碰哪里都是故事。

12、加强区域合作。现在大家越来越意识到旅游区际联合的重要性,我们要率先把市内区际合作、市外区际合作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