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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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中国；韩国；儒教；神教；思想；影响
一、引言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思想文化的指导下进行。中韩思想文化在中韩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从中国历史上看，中国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荀子、墨子、老子、庄子等。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等。孟子与荀子作为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发展了儒家思想。孟子主张“性善”与“良知”。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与生俱来。而荀子主张“性恶说”，认为人性本来就是恶的，善是后天的，若放任本性发展，不会有好结果，所以提倡学习礼节与礼法。墨子是战国初期鲁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他主张“兼爱非攻”，代表平民的利益。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清净无为”。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的代表人物，他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韩国思想的影响最大。公元4世纪，儒教传入韩国，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韩国思想高度融合，在韩国历史中不断演变发展，为韩国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对韩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国家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等多个角度，学前、小学、中学、大学等不同阶段都不断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培养道德情感。通过榜样教育的方式来强化人们的道德意志，激发人们的道德行为。在韩国人的生活中，儒家思想至今还存留着深深的印迹。
二、儒家思想传入历史
从古至今，韩国一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不断发展。三国时代，儒家思想正式传入韩国，韩国开始实践孔子的学说。其中，高句丽（B.C.37~A.D.668）和中国位置较接近，最早接受了中国儒家文化。高句丽从建国初就将儒家思想的理念应用在政治上，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小兽林王”2年（A.D.372年）设立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太学”，以儒家经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为主要教学内容。而且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模仿中国法制，制定各种法令与社会统治体制。儒家思想不仅是在学术思想上，在政治、伦理、教育、法制、风俗等领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伦理学、国家观、人生观等牢牢扎根在当时的高句丽。随着儒家文化的传入，在百济（B.C.18~A.D.660）出现了与中国大同小异的结婚仪式与丧礼仪式，并十分重视立法。在生活方面，强调男女有别与长幼有序，特别重视忠、孝等的儒家伦理思想。新罗（B.C.57~A.D.676）是在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中，与中国交流最晚的国家。为维护国家体制，维持社会秩序，新罗将儒家思想视为社会的基本概念。当时接受儒家思想最多的就是“花郎”（新罗时期的民间青少年组织，旨在锻炼身心、报效国家）。“花郎”的追求是“忠、孝、信、勇、仁”。据记载，花郎学习的内容与中国儒学密切相关。三国统一后，儒家思想成为韩国政治的重要参考。研究资料显示，高丽（A.D.918~A.D.1392）的第十三代国王“宣宗”发展了儒家思想，他致力于王道政治，使儒家思想在高丽人的生活中深深扎根。他制定了宗庙、社稷、籍田等国家制度，并组建了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高丽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施行科举制度。理学与实学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在韩国不断发展。纵观历史，朝鲜时代（A.D.1392~A.D.1910）是儒家思想在韩国发展的全盛时期。朝鲜王朝建立后，随着儒家理念与经典的复兴，朝鲜的法典编纂水平也有所提高。设立“成均馆”(朝鲜时期，儒学教育的最高机构)后，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人才培养。当时，儒家思想在朝鲜学术与文化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宗大王(训民正音的创始者)按照儒家礼仪规范，编纂了书籍，并广施仁政。同时，在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其中，“训民正音”(1443年朝鲜世宗大王领导创制的朝鲜文文字)最具代表性。“训民正音”是根据周易的阴阳五行与宋朝的理学，实现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最伟大的作品。回顾历史，中国的儒家思想在韩国传播、吸收、变化、发展，给韩国带来了很多影响。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儒家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不断变化，但其基本理念已在韩国根深蒂固，成为了韩民族精神的根本。
三、儒家思想对现今韩国的影响
第一，韩国几千年来一直奉行文明礼让、尊老爱幼等儒家思想。随着时代变迁，韩国的家庭结构虽发生了变化，但儒家形式的教育地位仍无法撼动。韩国儒家思想基于家庭和睦理念，十分重视“敬爱”。“敬爱”指长辈以宽容之心对待晚辈，晚辈要尊敬长辈。韩国人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敬爱”，促进了家庭和睦与团结。父母子女相互信赖，兄弟姐妹互相支持，强调父母情、夫妻情、子女情、兄妹情。以家庭人性教育为基础，可培养子女对父母尽孝、生活正直、待人有礼、遵守秩序，有德行。在当今韩国，父母教孩子“孝”与“慈”，这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的“孝”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核心，比起学问，孔子更重视做人，做人的根本是孝。孔子倡导“入则孝，出则悌”，即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慎重处事，在人际关系中要诚实守信。孔子还强调，培养仁慈之心，应基于父母子女之情尽“孝”。“孝”是德的根本。儒家最重视的就是“孝”，韩国也深受“孝”思想的影响。韩国人认为尽孝是家庭和社会所有品格中最基本的。孝以儒家思想为基石，并不断在韩国社会和韩国人精神生活中进行着渗透。“孝经”中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指尽孝的首要任务是珍爱自己的身体。父母总是很担心子女的健康，若子女患病，父母会心疼。所以从朝鲜时代，人们为了保存父母给予自己的毛发和胡子，蓄发留须，现在人们也同样爱护自己的身体，认为让父母为自己担心或伤心是做子女的不孝，所以把自己的身体看得很重要，就是为了让父母放心，这就是孝道。第二，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孝”。“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即侍奉父母时，若发现父母有错误之处也要谨慎指出，即使父母不认同，也要对父母恭敬，不能违背父母的意愿，更不能抱怨父母。韩国人在做大决定时，十分重视父母的意见，如升学、结婚、就业等。特别是结婚时，一定要得到父母的认同。人们常说“结婚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结合”，虽然时代变了，但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韩国年轻人在做重大决定时，还是会听从父母的意见，不想违背父母的意愿。第三，孔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即父母在世时，不要离开父母，若不得不离开，一定要告诉父母自己的去向。子女令父母担心就是违背孝道，所以要告知父母去向。如在韩国，家中的长子婚后也与父母一起生活，侍奉父母。每天下班后向父母请安，报告一天的事情。子女成家后虽然可以自己单过，但和父母一起生活的话，能更好地侍奉父母，是尽孝的一种表现方式。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家庭和睦对社会和谐有很大影响。尽孝是家庭和睦的要素。人只有爱家，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韩国从家庭中的“孝”教育逐渐形成团队意识，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儒家思想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韩国十分重视道德教育，所以儒家的道德准则给国民的文化心态带来极大影响。韩国接受儒家道德，进行具有东方文化特色的学校教育。儒家思想作为学校德育的核心，“三纲五常”(儒家道德标准，三纲：父为子纲、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教育,且是将大韩民族的气质形象化的重要内容。此外，韩国的教育理念中也渗透着儒家思想。韩国光复后，经历过几次教育理念的变更。第一阶段是民族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民主理念建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理念的树立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文化在家庭，集体和社会中，强调相互尊重，对韩国民主主义观念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第二阶段是弘益人间的教育理念。“弘益人间”，即将好处弘扬于人间，是韩国建国神话中最基本的思想。“弘益人间”与儒家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博施济众、修身安己的思想相似。第三阶段是国民教育的制定和新教育理论的确立。国民教育中再次强调国民伦理，继承传统和改革并行。这一时期的教育核心是儒家思想的集体观念。第四阶段是人性化、信息化、世界化的教育理念。在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下，韩国学校的教育宗旨是开发学生的个性与素质。个性教育使学校把德育放在重要位置。也就是说，韩国各个时期的教育理念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学校把儒家伦理道德的内容融入到小学、初中、高中的教育理念中。学校道德教育的实践，以传统道德教育及儒家思想的德育为本，十分重视个人修养。韩国人从小学习道德伦理教育，课程名称是“正经的生活之道”。重点在于培养学生在生活中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尊重生命、节制有度、洁身自好、谨言慎行、以礼待人、善良宽容、勇于担当、团结合作、忠效报国、推陈出新等。这样的伦理教育可以帮助学生形成责任意识，提高团结协作能力。韩国的德育十分重视人际关系与礼仪教育。在初中的道德课文里强调三纲五常的基本知识，重视礼仪的训导。在韩国有许多长幼有序的礼节，如向大人打招呼时，应保持礼仪，低头打招呼；吃饭时，一定要大人先拿起勺子吃饭，孩子才能吃；年轻人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座等。韩国从小学到大学一直实施上述含有中国儒家思想的礼仪教育方式。韩国学生接受这种儒家思想教育，提升了思维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
（二）儒家思想对社会的影响
第一，儒家思想不仅在韩国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广泛地渗透，在社会教育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韩国社会十分重视共同体理念，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十分重视儒家的职责和本分，希望所有人都忠于本分，履行自己的义务。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对公司职员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改善了企业内部的伦理关系、企业观、劳动关系等经营理念。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后，韩国企业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的持续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企业健康的经营环境和优秀的企业发展环境都得益于儒家思想的影响。韩国公司通过命运共同体的企业观，将企业比作一个家庭，像家人一样对待公司职员，就是儒家思想精神的体现。第二，韩国公司重视劳动关系的和谐。在西方，公司招聘职员时，只以求职者的能力作为评价标准。但在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的韩国，招聘时，不仅重视员工的能力，也重视人性。还有韩国公司以儒家思想的长幼有序为基础，在公司内部形成严格的上下级关系。韩国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工作经验，加薪或升职时首先考虑这两点。韩国企业加强福利制度，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理念，公司和员工为了谋求更大的进步，共同承担责任。这样的劳动关系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第三，韩国企业提倡家庭共同体主义，形成了集体感经营模式。经常看到高层领导穿工作服下车间慰问，或在员工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在公司营造了家一样的气氛，打造互帮互助、和谐共生的企业文化。在韩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中，可发现儒家思想的存在。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朋友有信”，即在企业内部，要重视人际关系，和谐相处、长幼有序、尊重上级、诚实守信。儒家思想深深作用于韩国企业的共同体意识，为韩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方尔加.儒家思想讲演录[M].东方出版社，2007.
[2]何成轩、李苏平.儒家与现代社会[M].沈阳：出版社，2002.
[3]林霁月.中韩思想政治教育比较-基于方法、内容和评价途径的视角[J].鸡西大学学报，2012，（1）.
[4]柳承国.韩国儒家与现代精神[M].东方出版社，2008.
[5]王士博.儒家“仁爱”思想与韩国的“孝”及共同体文化研究[D].崇实大学校大学院国内硕士(中语中文学科)，2010，（12）.
[6]吴文娟.世界发展:关注“文化认同”———“中韩思想文化交流研讨会”热议话题之[J].上海社会科学院，2008，（133）.
[7]朱昌彻、张祥浩.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要人物[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第2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现代女性 成人教育 发展契合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5）02-0032-02
一 研究价值
1.中国新时代女性表现出高学历、高追求的特点
经济的快速发展，三口之家的增多，女性家庭地位越来越突出，社会责任越来越大，家庭角色、社会角色、自我角色出现冲突。儒家“民本”“宽政”“忧国”“忠君”等思想唤起现代女性参政、议政的意识。
2.传统文化的女性被压抑，现代女性的新观念与之冲突
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女性强调“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显然这些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已落伍，现代女性更多的是强调以独立姿态立足于社会。
3.成人教育可以化解这一冲突
成人教育即“担负对社会角色的人所进行系统、持续的学习活动，其目的在促进知识、态度、价值和技巧上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女性成人教育有效地结合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对女性进行教育，开设各种有意义的课程，开拓她们的视野，让她们认清自身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价值，准确给自己定位，处理好社会角色、家庭角色间的关系，从而达到促进其自身的发展，使其集中华传统女性的优良美德和新时代女性的特点于一身，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卓越的贡献！
二 传统儒家思想对中国女性的有利影响
传统是人类心灵在岁月的沟壑中慢慢积累而成的“特殊的社会文化信息系统”。儒家思想对女性最重要的影响体现在妇德、妇言、妇工、妇容等方面，即儒家强调所谓的“妇道”上。作为女性，妇女操守“妇道”的重要表现在尊老爱幼、和睦邻里、从一而终等方面。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家庭观念也随之加强。在新的形势下，家庭的发展和稳定，无疑会促进社会发展和稳定。于是保证家庭新秩序，成为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家庭模式，正好适应这一需要。在儒家伦理要求中，子对父母，可以集中到一点就是孝。“人之行，莫大于孝”，父母对孩子需要慈，孝与慈能协调父子、母子关系。妻子对丈夫以柔，夫对妻要以和。“尚中贵和”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反映了中国人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态度。中庸是儒家的一种主张，不善不恶之人之本性，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从人性上来讲，就是人的本源，人的根本智慧本性。在儒家思想中，“中”被视为一条处理客观事物矛盾的普遍法则和践行标准。人们按照“中”的法则行事就不会犯错误，即“中行，无咎”。在这种伦理道德的影响下，女性应不断地修身正己，按照儒家思想进行品德修养、完善人格。
三 如何有效地利用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现代女性
1.开设相应课程，开拓女性视野
通过开设丰富多彩并具有现代意义的课程让女性认识新时代中传统观念对女性要求的新内涵。贤妻良母是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最高要求和评判尺度。贤妻是妻子要为满足家庭的需要而存在，良母是女性作为母亲应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教养孩子成才。贤妻良母在现代社会仍被认为是评判女性的一个重要标准。女性不仅对家庭而且对社会都应尽到责任，同时兼顾生活和事业的双重任务。现代女性更多的是看重家庭和事业兼顾，她们不仅拥有自己的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而且在家里也是勤劳苦干、教育孩子。她们既是有理想、有追求、有目标和工作能力的强者，又是现代家庭的好妻子、好母亲和好媳妇。
2.营造弘扬传统儒家思想的社会大环境和重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
虽然儒家思想对女性要求限制较多，但不乏为现代女性借鉴之处：如强调女性要温柔贤良、夫妻间要举案齐眉、做母亲要有奉献精神等。我们可以通过融会贯通现代女性的独立精神和创造智慧，教现代女性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家庭困惑、战胜性别歧视，从而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也可以开设女德班――将儒家思想的精华和现代女性的独立、智慧相互融合，教女性学会处理人际关系、解决家庭困惑、战胜职场性别差异，促进其明确自身定位，即明确自身的社会定位，对女性的品格特征和能力的明确定位。要培养和增强她们的女性主体意识，要引导她们克服自身的依赖性和盲从性，给她们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
3.提升女性自身道德素质的自觉性，培养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爱好
现代女性在生活和事业打拼中，往往出现两个极端：一种是依附男人生存，精神和经济都不独立，生活不见得幸福；另一种则是精神和经济完全独立的女性，但由于其在工作上和家庭生活中都比较强势，生活幸福的也不多。真正幸福的女人往往是会处理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既拥有自己的事业，又能做好贤妻良母。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应注意培养和提
升女性自身的修养，培养自身的素质与兴趣爱好，从而促进自身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张维主编.成人教育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
[2]易银珍.中国传统女性伦理观的基本内涵[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3）：43～46
[3]林丹娅.中国女性文化：从传统到现代化[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第3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语文教学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影响力极深的中国古代文化。语文教学常会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思想的影响进行分析和把握，有助于学生树立文化观。
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子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在春秋时期之后，中国文学都受到其影响。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崇文”、注重教育是儒家思想也是华人的基本价值观之一。总的来说，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文化的来源之一。
一、认识儒家文化对语文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指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二人确有一定的师承关系，但思想上如何一脉相承从而共同形成为一个学派，学术界意见不一。
从这里看，孟子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的思想对孟子影响更深。这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有思想的影响，教师所教学的目标对学生来说是很重要的，由《论语》里面中的诗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可以看出教师和学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除此之外，论语里面的诗句，在语文教学中频繁出现，有的成为千古名句，对学生的影响极其深。重要的是，教师要了解儒家文化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和意义，对学生因材施教，让学生健康成长。
二、多背诵，了解儒家经典名句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儒家经典名句，需要学生积极地思考。基于儒家文化和古典文言文的特点，学生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儒家名句的学习需要积累，特别是需要不断背诵常出现的名句，对特殊的名句要细品，并把名句的意境体会深刻，不断积累同儒家文化相关的知识，形成良好习惯。
三、儒家名句的积累品读
教师以校园文化为背景，用儒家思想精粹引导学生关注人生、感悟生活，完善自我人格。在语文教学中，以《论语》读本和选修课为抓手，巧用课堂，拓展探究，分类归纳，适当地把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思想精粹引入到学生的作文训练中，以提高学生作文文化品位和思想深度。对于儒家名句的教学，教材要做到以下几点，积极帮助学生学习：巧用课堂，拓展探究；理解背诵，学以致用；分类归纳，丰富积累。
四、儒家文化在教学中的传承
文化是有价值的东西，对人的精神会产生影响。在教学中，教师要用儒家精神激励学生发奋图强。思想文化不仅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也是一个民族不断发展的源泉，只有好好把握文化的内涵，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全球化文化浪潮的冲击，人们对儒家文化现代价值的探讨与思索也越发激烈和深入。教师要号召学生积极学习，把优秀文化传播下去，并传播出去。
五、儒家文化的教育价值
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孔子的思想在后世的发展中起到积极的作用，好多大哲学家和思想家都受到儒学的感染，特别是一些哲理性的问题。总之，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儒家思想文化的意义和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是值得学生学习和体验的。
参考文献：
第4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儒家思想 德育 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114－02
儒家思想产生于先秦时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虽然它的发展道路经历了曲折和坎坷，但因其博大精深，强大的生命力却日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及其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表，关于做人、处世和治学的名言早已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传布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儒家文化的一些核心价值观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整个民族道德的基础、精神的指引和灵魂的归宿，儒家先哲为我们提供的那些精微深邃的思想仍然启示着人们。
在儒学的二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它与教育的关系一直密不可分，历史上的儒家圣贤孔子、孟子、朱熹等，既是伟大的思想家，又是终身的教育家，因此，儒家思想中本身就包含着教育观，它对于今天从事教育的我们，仍然具有相当的实际应用价值。儒家学派的圣人孔子，其思想核心是“仁”，有一种解释就是“人”，特点是注重人的因素，突出人的地位，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情感的联系，即“以人为本”。随着“以人为本”的思想渗透到了教育领域，班主任的教育角色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从学生的教育者和管理者转变为学生发展的指导者和促进者。在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如何结合时代特征，从儒学的思想宝库中去寻求智慧，成为值得我们探究的一个课题。我们在担任学生管理工作的实践中，有意识地将一些儒家思想的理念和方法引入学生的德育教育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塑造学生的基本素质，培养学生“爱人、感恩、知书、达礼”。
1．爱人、感恩，是学生为人处世必须具备的基础。
孔子思想体系的理论核心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它是孔子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最高理想和标准，也反映了他的教育观。仁体现在教育思想和实践上是“有教无类”，春秋时代学在官府，孔子首开私学，弟子不问出身贵贱敏钝，均可来受教，因此孔子号称门人三千，其中既有颜回之类的贤者，亦有宰予之类不可雕的朽木，体现了他的“泛爱众”精神。
在今天，教会学生爱自己，爱别人，推己及人，由亲亲而扩大到泛众，成了我们非常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因此，我通过开展课外阅读、主题班会、社会实践等多种方式，唤醒、发掘学生的爱心，从而改变学生的精神面貌，因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在实践中我们还发现，能爱人，必然会感恩。感恩的“恩”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说法，本来意思就是“惠”，而“惠”的意思就是“仁”，所以，感恩就是一种仁爱的精神。只有懂得爱的人才会懂得珍惜，才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用感恩的心去面对每个人，父母养育了你，亲朋支持了你，老师教育了你……我们感受到的生活中那些美好的东西，无一不是以感恩为基础的，甚至可以说感恩是建立一切人际关系的基础。学会爱人、感恩，为学生具备完善的基本素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知书、达礼，为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备条件。
孔子教育自己的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不学《诗》，就不会讲话，不学《礼》，就不会立足于社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礼”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中华民族精神素质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掌握知识，懂得礼节，这是一个社会人安身立命的基础，在当今的教育中同样应该提倡。虽然今天的学生所接触到的信息浩如烟海，但我们仍有必要汲取古代先贤的智慧。因此，我在班上要求学生每周至少两个早读读背古诗文名篇、《论语》等，后来又结合学校开展的学习《弟子规》的活动加强学生的礼仪规范的培养，从内（品性道德）外（知识技艺）两方面对学生进行熏陶，学生的整体面貌日新月异地得以改善。
二、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会学生“为人谋而忠，与朋友交而信，事父母而孝，待众人则恕”。
1．以诚立身，诚信待人，这是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品德。
“吾日三省乎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其中忠乃表现于与人交往中的忠诚老实，信指待人处事的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孔子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是贤者必备的品德，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真实无妄，便能取得他人的信任。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一个诚信的问题，儒家代表的传统道德将诚信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品质。对于每个人而言，“诚信”是立身之本、处世之宝。人生在世，必须不断学习知识，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正确的价值观去指导。“诚信”精神就是培养人的高尚道德情操、指引人们正确处理各种关系的重要道德准则。个人以诚立身，能做到公正无私、不偏不倚，讲究信用，就能守法、受约、取信于人，就能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我在班级管理中，坚持实事求是、提倡诚信、奖励诚信，对撒谎、隐瞒、欺诈、弄虚作假等行为加重处罚，树立了良好的班风。
2．事父母而孝，为培养学生的传统美德奠定基础。
“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论语•学而》）弟通“悌”。“孝”是父子之间的爱，孝不仅限于对父母的赡养，还应着重对父母和长辈的尊重；“悌”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孝”、“悌”即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是孔子处理家庭关系的道德规范，是“仁”的根本。
现在的学生，尤其是一些条件优越的独生子女，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他人感受的现象并不少见。因此在教学中，我通过多种方式，如计算自己一个学期的花销、回忆父母为自己做过的最感动的事情、写一封家书、布置“感恩亲情，回报父母”家庭作业等一系列活动，引导学生孝顺父母，走向成熟。在活动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感人的场面，许多学生都有触及心灵的体会，收效远超我的预期。
《论语》中还提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可见，在智育和德育中，孔子把后者放在第一位，我们今天的教育理念正是与之一脉相承的。
3．行忠恕之道，提倡学生用宽容善良的心来对待他人。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即“自己希望站得住，也让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行得通，也让别人行得通”。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即“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强加于人”，即宽恕、容人之意。“忠恕”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是孔子提出的实现“仁”的方法。
人都有私心，而学生因为心理不成熟，难免会在学习、生活中存在一些心态失衡现象，心胸狭隘、互相猜忌，甚至演变成矛盾和冲突。针对这些情况，我要求学生按以下方向来努力：一是严于律己，每天反躬自问功过得失，对自己要严格要求，而对于他人，则要宽以待人，我反复强调能否严格要求自己是将来人生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二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对照他人的行为来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做出正确的选择；三是换位思考，充分全面地了解他人的感受，从而更多地理解别人、宽容别人。这几点措施的施行非常有效，学生之间的关系越发融洽，整个班级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了。
三、以人为本，以儒家思想提升学生的精神境界，引导学生“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显于天下的人，怎么实现理想呢？首先端正思想，然后完善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后，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整顿好了，然后国家安定繁荣；国家安定繁荣了，然后天下平定。它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理想的人生之路：一个人应该先对自身进行修养，以自我完善为基础，然后建立家庭，家庭和睦后才能治理国家，最后才能平定天下，是几千年来无数知识者的最高理想。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修己不是目的，通过修己获得人生境界的提升，从而更好地造福于百姓、造福于社会，这才是目的。
身处当今社会中的学生，虽面临着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仍然是人生不变的理想之道，我结合时代特征对学生如此阐述与要求：“正心”，要调节好自己的心境，要有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家人、为社会、为国家创造良好精神和物质财富的心意，要有先自己（营造自己、保全自己、富强自己）、后家人、后社会、后国家的序列观，这是一个人的品格（人品）问题；“修身”，要塑造自己良好的基本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是一个人的才能（水平）问题；二者共同构成一个人自身的社会客观存在，是一个人的内功问题；“齐家”，发展自己，然后惠及家庭，美满和谐的家庭是一个人幸福的重要保证，要以自己良好的品行影响人、教化人；“治国”，自己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服务于社会公正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人的人品和才能发挥与社会表现问题；“平天下”，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境界，是一个更高境界意义上的服务社会、效忠国家的问题。若能如此实践，实现理想、成功、完美、和谐的人生指日可待。
儒学文化作为传统道德观念的基础和核心，反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征，对现代社会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积极向上、行之有效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理论等，这里我们只涉及到中国传统德育理念的一点皮毛，略窥门径，却已收效甚丰。当代中国的德育要想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就必须更好地与中国传统文化对接起来，吸取传统德育理念的精华，将其“根”深深植入中国传统文化肥沃的土壤里，只有根深，方能叶茂。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 席秀海.略论传统儒学思想的现代意义［J］.东岳论丛，2002（4）
第5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韩国九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与儒学有关的遗迹，如纪念孔子的“大成殿”、专修儒学的“明伦堂”等等。在汉城的成均馆，至今每年春秋都举行隆重的“释奠大祭”，祭奠孔子及其弟子以及韩国的儒学大师。这项祭孔活动被韩国政府注册为韩国国家级的“第85号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成均馆大学教授林鹤璇还花了整整三年时间，整理出17种古代祭孔舞谱，并在此基础上创编了祭孔舞蹈―文庙佾舞，使成均馆的祭孔仪式更具有一层尊圣的含义。
儒家的“克己复礼”和“忠孝”思想，给韩国文化留下深刻印迹。在韩国，长幼之间礼节很多。长辈要抽烟时，小辈应当趋前递烟点火，显示恭谨。小辈与长辈同桌饮酒时，小辈要给长辈斟酒敬酒，自己喝时则要转头往后“悄悄地”喝。小辈见长辈，下级遇上级，都要鞠躬为礼。每逢中秋节、春节等传统大节，小辈向长辈敬大礼、赐祝福，至今是韩国民间流行的礼节。
韩国已没有帝王，不必再忠君，但子女仍要对父辈尽“孝道”，听从父母之命、长辈之言。在儒家思想影响下，韩国人重血统、讲亲情，努力维系以血缘为中心的大家族。很多韩国年轻人认为，离开父母自己去过小家庭生活是不道德的。进城谋生的成年人，周末或节假日也会返回老家看望年迈双亲，以尽“孝道”。
不过，韩国的男尊女卑现象比较严重，体现了儒家思想的另一种影响。韩国的中高级女性官员和女性企业家凤毛麟角，各种重要岗位绝大多数为男性所占据。很多做丈夫的一下班就下馆子饮酒，妻子却得做家务和教育子女。韩国大家族中的长媳过年过节时要为全家人做饭、刷锅洗碗。
回顾韩国30多年来的经济腾飞历程，虽然将大量西方先进科技、文化、制度为我所用，但其根基仍然深植于儒家文化之中，这突出表现在尊敬上级、忠于集体、团队精神、家长式领导等韩国企业文化理念上。此外，韩国企业文化还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儒家“中庸之道”的特点：个人主义让位于集体努力；极端手段让位于协商妥协；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高于生硬的条条框框；个人之间的感情沟通胜于公事公办的理性说教……
第6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既然吏治的关键在人，铨选德才兼备的官吏便成为历代历朝统治者的最高原则；但以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德和才，在先秦以前并未形成固定的模式。一来因为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活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自成一派，相互激荡，不存在哪一流派占据主导地位；二来因为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统一和反统一的战争频仍，各诸侯国都为生存而急功近利地邀揽人才，选任官吏的标准多变而难以形成相对稳定的制度。自汉朝建立后，随着国家海内一统，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开始考虑建立一整套选拔官吏的行之有效的用人制度，以利于国家的管理。
中国的选官用人形成一种制度经历了一个过程。汉朝初年，二千石以上的大官僚可以选子弟到京师为郎，叫做“任子”；拥有资产十万钱而又非商人的人，也可以候选为郎，叫做“赀选”。郎是皇帝的侍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可以补授别的官职。汉初的选郎方式，为当时的地主阶级子弟出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阶梯。但是这种以官僚家庭成份为背景或者以财产为条件的选官方式，未必都能得人，所以还是不能适应日益加强的专制王朝的需要。到汉惠帝以后，朝廷又在各郡县推选“孝弟力田”，复免这些人的徭役，让他们“导率”乡人。文帝诏“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这种诏举也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无论选孝弟力田或举贤良等，都还没有成为正式的制度。
到汉武帝即位时，汉朝经过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得到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至此，汉初以来一直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再也不能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了。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用人制度也就相应建立起来。武帝之初，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汉书·董仲舒传》）的主张。这个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对象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的诏举较为完备。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冬十一月，汉武帝“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汉书·武帝纪》）。这就是举孝廉用人制度的开始，也就是察举制度，即要求各郡国每年都要选举出在当地享有孝顺名声和行为清廉之士，推举到中央以备担任官职。在举孝廉察举制度初行的头几年，许多郡国执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所以汉武帝又规定，二千石“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书·武帝纪》），用来督促举孝廉这种用人制度的实行。武帝以后的两汉时期，孝廉一科成为士大夫仕进的主要途径，被举的孝廉多在中央政府的郎署供职，熟悉朝廷的行政事务，再经过考核，可由郎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或外迁县令长丞尉，再迁为刺史、太守等。
由此可见，举孝廉是汉现和培养官吏预备人选的一种用人制度。其重大意义在于：首先，它打破了过去由大官僚子嗣和大富豪垄断官位的局面，为国家储备了更多干部人才，统治者可以在较大范围内按自己的意旨选择称职的官吏，这对于加强专制皇权，巩固其统治发挥了重大作用；其次，举孝廉的对象包括了许多没有家庭背景的平民百姓，使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也有机会进入到国家机关任职，为他们求得更多的出路；再次，“孝廉”本身并不是一种官职，它仅仅是可以担当官职的资格。这种资格认定是对人的内在素质的肯定，重视的是被举孝廉的人所具有的内在品德修养和才干，突破了过去的只从外部看家庭出身，而不管是蠢才还是人才的痼疾，把官吏的任用放在了选取人才上面。可以说，举孝廉作为用人制度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有利于国家的有效管理和政权的巩固。
举孝廉的核心是确立了一种选人的标准，即以“孝”定人。孝，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概念，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孔子在《论语》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孝在孔子那里首先被当作一种家庭伦理观念来使用，强调了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孔子还进一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把孝与仁联系起来，使孝成为实现仁这个终极目标的根本手段。后来，曾子又将孝发展成为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准则，使其成为道德总和，天经地义的原则。《大戴礼记·曾子大孝》说：“民之本教曰孝。夫仁者，仁此者也；义者，义此者也；忠者，忠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礼者，礼此者也；行者，行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大戴礼记》还把孝道与忠君联系为一体，说：“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这就意味着忠已经被纳入孝的范畴，忠君已成为孝的一部分，孝在这里已上升到政治层面了。孟子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全面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孝道思想，并将孝悌作为德性的最高表现，由此推向“孝治”的思想境界。而在汉代受到推崇的《孝经·开宗明义》更是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明确将行孝与“事君”结合在一起。《孝经》指出，假若能够以孝治天下，便会得到“万国之欢心”、“百姓之欢心”，达到“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的地步。同时，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只要有了孝道，在行为上自能做到清廉，而不会胡作非为。
正因为儒家思想中的孝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家庭伦理的道德观念，它可以成为治理天下、管理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因此，在汉武帝全面接受儒家思想为正统的国家思想后，便以是否具有孝道来评判官吏是否拥有管理好国家事务的资格。举孝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汉武帝郑重推出，并形成比较规范的选拔任用官吏的用人制度。两汉时期，尽管朝廷选拔官吏的途径很多，如举茂才、贤良方正、文学等，还兴办太学培养人材，以及直接拜官的“征辟”，但举孝廉始终是预选官吏的主要途径。由举孝廉而产生了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汉末的曹操、李密等都是孝廉出身。可见，举孝廉在当时还是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以至到了清代，人们对举人仍称为孝廉公。
第7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摘要：公元6世纪前后，中国的儒家思想随着遣唐使和学问僧传入到日本，从政治、思想、道德、习俗上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武家社会以后，由于儒学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遂被吸收改造成为了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道，后又经过历史的沉淀，成为其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基础。本文将就入学传入日本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武士道的影响作一个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武士道 儒学 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隋唐时期，通过学问僧和遣唐使的到来，大量的儒家经典从中国传到了日本。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宪法》。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救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一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由于德川幕府的保护和儒学者们的努力，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上从大名武士、下至商人和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儒教成为当时日本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主义的道德思想变得更成熟、更稳固了。而儒学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然而，日本儒学又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它反映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对近现代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日儒学的差异
中国的儒学传到日变化逐渐发生了嬗变，这使得日本儒学和中国的儒学有了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日本儒学对于儒家经典有着不同的理解。
首先，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在日本，“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这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臣下对主君的忠诚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孔孟以后的儒学者也未放弃这种思想，因此，在官僚制的中国，当主君‘失德”或是“不义”时.臣下可以单方而地断绝君臣关系、打倒主君、建立新的王朝。
对“孝”这个观念，中日两国也是大相径庭，在中国，‘孝”主要包括对父母生前的敬养、死后的安葬与祭祀。虽然朱熹说‘诚守父母之业，而不至破坏，乃孝顺也’，但是，‘家业’，的保持与存续并不是“孝”的核心‘孝”的核心是维持并扩大血缘关系。而日本却不同。在日本，维持并扩大家业要优先于血缘的存续.被认为是‘孝”的核心。由于对‘忠”‘孝”观念的理解不同.中日两国对‘忠”‘孝”两者关系的认识也就截然不同，在中国“孝”是“忠”的基础。在中国，‘孝”是道德的根本，为政府所提倡，为礼会所崇尚然而，在日本，‘忠”比‘孝”来得更关键、更根本。为了主君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甚至可以牺牲父母、孩子和兄弟，显而易见.‘忠”的观念成为日本封建思想道德的核心，是一种用国家主义来提倡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念。
中国学者从来就不强调“勇”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如于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并不刻意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的儒学则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让武士阶层推崇和奉行日本以“忠勇”为中心的儒学重情感、重实行的特征，既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其表现。它贴近人生现实，所以其道德影响力极大。吉田松荫等幕末一些倒幕志士，以“忠勇”为精神支柱投身明治维新运动，即其明证。
三、儒学与武士道
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弓马之道”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新渡户稻造（1862―1933）就曾经在《武士道》书中指出：“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海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可以说，新渡户稻造的这个观点最能直接说明武士道与儒学的关系。
武士道作为武士的意识形态，在它的形成初期，是一种以“利”与“名”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尽管其初衷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惜名不惜死”，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重要，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纯粹的理想”。它成为当时武士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习俗，这就是所谓的“坂东武者之习”或“执弓矢者之习”。镰仓时期武士道的特征，表现为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平家物语；），不顾身命的刚勇（《源平盛衰记；），重名知耻（《源平盛衰记；），而成为既通武道也修文道，辨文理，明是非的武士（极乐寺殿御消息；）则是镰仓武士的理想。总体来说早期的武士道，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道德准则，虽然包括一些中国儒家的道德信条并以禅宗作为精神支柱，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近世以前的武士道是习惯而不是理论。
这种原始的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等实践道德在江户时代经朱了学的理论武装而成为精致的士道，从而达到封建武士道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把儒家思想与白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武者之习”、“弓矢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所谓士道就是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道。除此之外，儒家的“诚”在近代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将之视为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在素行看来，如果没有“诚”做基础，武士对主君的“忠”以及一系列道德观念和修养都将变得虚伪而没有意义。
在近世的武士思想中，以山鹿素行的士道论为代表的“以人伦之道的白觉为根本，进而以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为武士职分的思想”，一般被称为士道，亦称新武士道，日本学者称之为“道的觉悟”。另一方面，继承镰仓时代以来重死轻生的传统，坚持认为武士道就是死之道的思想仍然存在，这种以“死的觉悟”为道德基础的武士观念一般称之为武士道，或称旧武士道。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越来越猖撅，《叶隐》思想受到高度重视，其影响越来越大，“武士道就是死之道”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教化军人为其卖命的思想工具。武士道便越来越偏离儒家学说“仁”的核心，逐渐被异化成为军政府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这不得不是令人遗憾的。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日本儒学是以中国儒学为母体逐渐发展而成的，中日两国的儒学存有许多共同点然而，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日本民族在吸收中国的儒学时也进行了很多的取舍。使得日本儒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不论日本儒学再怎么具有特色，它也终归是在中国儒学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对此，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分析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更好的研究日本文化，正确把握武士道思想的内容和本质，这将会有利于国人提高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助益。同时，还可以使国人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加强对其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必要的警惕。
参考文献
[1]娄贵书.武士道擅娣的历史轨迹[J].贵州人学学报.2003（3）
[2]王英英 论日本儒学与武士道精神[J]经济研究导刊2011（25）
[3]郭雪咏 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与武士道[J]科技信息2007（22）
第8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 魏晋 世说新语 论语 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文明被称为儒家文明，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仪之邦，悠悠数千年中国历史，儒家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思想的精髓已经深深植入了中国人的血脉之中。然而，儒家思想稳固的统治地位却在魏晋时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大动荡大分裂大混乱时期，政权更迭极其频繁，战乱频仍，权贵争权夺利，百姓流离失所。然而，这一时期，却也是中国思想学术界大放异彩的时代。儒学独尊地位被动摇，老庄之道重新得到尊崇，佛教影响日益广泛，糅合儒道两家的玄学兴起。正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地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一个时代。”面对黑暗痛苦的社会现实，由于儒家名教无法改善现状，知识分子开始质疑儒家思想，转而推尊道家思想，追求个人价值的张扬和现世的享受，他们清谈、纵酒、服药，舌吐莲花，品藻人物，沉溺于诗酒之间，追求末日的狂欢。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部记录魏晋名士奇言异行的“百科全书”。
《世说新语》是由刘义庆及其门客搜集整理前代资料编纂而成的一部志人小说，全书分36门，以类记事，共1100余则，主要记载汉末魏晋名士的言谈举止、奇闻轶事、喜好习惯，容貌气度，广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生活、文坛风尚、民间习俗、自然山水等，鲁迅先生称之为“可以算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素来被目为魏晋风流的最好证明。然而，我们依然不难从中寻觅到儒家思想和儒学经典的深重烙印。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上概论《世说新语》对《论语》的传承，并探讨其原因。
一、《世说新语》在思想内容上对儒家精神的继承
1.重视人物德行，推崇品格高洁的贤人君子，张扬舍生取义的精神
《论语》中大量内容塑造了孔子理想中的圣人和君子的形象，是否拥有美好的德行是孔子进行人物评判的重要价值标准。“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和小人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君子关注自己的德行修养，而小人贪恋个人私利。
品德高洁舍生取义的事例在《世说》中颇不少。《世说新语·德行》第5则中，李膺称赞荀淑、钟皓二人的见识和品德：“荀君清识难尚，钟君至德可师。”《德行》篇第9则中，荀巨伯探友时遭遇胡人军队的进攻，关键时刻，他不肯丢下朋友独自逃生，因义气而舍生求死，甚至因此感动了“胡贼”得以保全全城。《德行》篇第13则中，华歆在紧急时不肯抛弃素不相识的求救者，同样是激于义气。种种事迹，无不符合儒家典籍中“舍生取义”的思想原则。
2.推崇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和孟子周游列国，积极游说各诸侯，推行儒家学说，以拯救天下人为己任。《世说新语》中记录了大量以隐逸山林为乐的隐士，但其中也不乏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世说新语·德行》的首则就描写了一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名士的榜样——陈蕃，言其有“澄清天下”之志；第4则中的李膺亦是“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言语》篇第31则中，当南渡过江的其他知识分子都感叹“山河之异”物是人非的时候，王导却勃然变色说：“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以光复天下为己任的王导，在《世说》中出现的次数不可谓不多，却极少有负面形象，可见在刘义庆的内心深处，对这样积极进取兼济天下的名士基本还是持褒扬和维护态度的。
3.一定程度上尊重礼仪规范
儒家思想的核心目的是以仁爱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而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与规范。为形成上下有序君臣和谐的社会秩序，孔子屡次在著作中强调礼仪规范的重要性：“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
《世说》中疏狂怪诞放荡不羁的名士虽然很多，然而，尊重礼仪规范循规蹈矩的典范人物也不少见。
《方正》首则中，陈纪当面指斥父亲陈寔的朋友不守信不守礼仪：“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寥寥数句说得友人大为羞惭，可见在时人心中，无信无礼绝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同样是陈纪，当他遭遇父丧时，因为哀恸过分，形销骨立，母亲偷偷给他盖了一床锦被，郭林宗就立刻指责陈纪行为不合礼仪，并引用了《论语·阳货》第21则“宰我问丧礼”的典故：孔子认为“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而在居丧期间“食夫稻，衣夫锦”这种行为是不能容忍的。郭林宗正是根据孔子对丧礼的礼节标准来要求陈纪，因而不悦地拂袖而去。此事流传开来之后，甚至宾客都有一百余天不来陈家吊唁。如果魏晋时期真的是人人都以任性违礼为荣，绝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乐广曾经笑言“名教中自有乐地”，言语中流露出对放诞行为的不以为然。《任诞》第2则中，阮籍在母丧期间肆无忌惮地饮酒吃肉，何曾就指责他这种行为不合礼制，“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即使司马昭身为皇帝，也不能公开说阮籍不合丧礼的行为是对的，只好声称阮籍有病，此举合乎丧礼，以此来搪塞何曾。可见当时礼教规范的观念相当深入人心，魏晋名士放浪形骸的行为只是对礼仪名教的一种有意识的叛逆和反抗。
4.称扬发自真情实感的孝亲忠君行为
忠君孝亲的观念一直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非常重视孝顺父母敬爱兄长，据统计，《论语》中“孝”字使用频度高达19次，“弟”（悌）字高达18次。孔子认为忠孝一体，孝子一般情况下不会事君不忠，“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孔子提出“其事上也敬”是君子之道的标准之一。在家孝顺亲人长辈，在朝效忠君主，是儒家理想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世说新语》所肯定的，是《论语》中提到的，发自内心真情实感的忠孝行为。《论语·八侑》记录了孔子对亲人丧礼的态度：“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比起繁复奢侈的丧仪，发自内心的哀戚和痛苦才是最重要的。在《世说》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践行孔子这一观点的例子：王济生前喜欢听驴鸣，孙楚心伤友人之死，干脆在众目睽睽之下学驴叫；王戎在丧子之痛后发出了“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著名慨叹；阮籍在母丧期间，不遵礼仪，照样饮酒吃肉，但伤心到极处，长号一声，呕出血来，形销骨立，神情憔悴。他们看似怪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孔子所推崇的“宁俭，宁戚”的孝悌观念的发展，他们对待亲人朋友的死亡，都是发自内心的哀伤痛苦。
先秦儒家的忠君观念在《世说新语》中也有所传承。例如谢玄北征时，因为别人说他好战是因为“好名”，谢玄怒而厉声说：“丈夫提千兵，入死地，以事君亲，故发，不得复云为名”。他明确提出大丈夫出生入死的目的就是事君事亲。《言语》第6则，陈纪面对客人的提问，毫不客气地称自己父亲是忠臣孝子，言下颇有为父亲自豪之意。《自新》第1则称赞周处改过自新后“终为忠臣孝子”；《言语》第21则中，孙皓问诸葛靓：“卿字仲思，为何所思？”诸葛靓的答案是：“在家思孝，事君思忠，朋友思信，如斯而已。”这层出不穷的例子恰恰说明，忠臣孝子依然是世人传统观念中的理想追求，即使是在老庄之道极为繁盛的魏晋时期，儒学的河流也始终不曾断绝。
5.屡屡推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代表人物
魏晋名士素来被目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流人物，《世说新语》一直被视为如实记载魏晋风流名士风度的一部书，然而，值得玩味的是，《世说》中不止一次地称颂过周公、孔子、颜回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谢尚八岁时聪明颖悟，被当时在座的客人视为神童，被比作孔子最得意的门生颜回，谢尚立刻毫不客气地回敬说：“坐无尼父，焉别颜回？”在座的又没有孔子，怎么知道我就是颜回？语下颇有点傲视群英的意思。孙放字齐庄，他对庾亮的解释是自己要向庄周看齐，庾亮问为什么不仿效孔子，孙放说孔子是生而知之的圣人，实在难以企慕。陈纪把父亲陈寔和袁公比作周公和孔子，称赞他们“强者绥之以德，弱者抚之以仁，恣其所安”的行为，无论是他的比喻本身还是陈寔的行为，都是完全符合儒家价值标准的。可以说，在魏晋名士和编纂者刘义庆的心目中，尽管他们仰慕老庄飞扬狂放洒脱不羁的风采，儒家和周孔在他们心中的崇高地位依然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二、《世说新语》儒学渊源深厚的原因
1.时代的变迁和政策的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权更迭，社会动荡，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大解放的局面，儒学的统治地位被动摇。然而，由于以“三纲五常”为主要框架的儒家伦理观念有利于稳固社会秩序，凝聚民心，因此，儒家思想的流传始终未曾因此断绝。
《世说新语》成书于宋文帝刘义隆当政期间，相比魏晋时期，从刘宋王朝开始，名士们疏狂不羁的魏晋风度已经明显减少。据统计，在长达一百卷的《宋书》中，记录魏晋风流的名士言行只有二十多条，这与刘宋王朝重视儒学的政策有密切关系。据《宋书》记载，元嘉年间京师开办儒学、玄学、文学、史学四馆，以儒学馆为四学之首；此外，宋文帝本人也曾下令 重修孔子坟墓，并多次亲临国子学。当政者对儒学的重视和扶持态度非常鲜明，刘义庆本人作为宗室，自幼也接受过儒学教育，不可能不受到这种儒学思维惯性和政治政策的影响。
2.名士内心的痛苦矛盾
魏晋时期，政治风云变幻，社会混乱动荡，战争不断，人人颠沛流离，朝不保夕，面对残酷黑暗的现实，人们由关注烟云般易散的名利富贵转向关注个人生命价值，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我。而司马氏集团大力推行的“以孝治天下”并非真正的尊崇儒家，只是一种强化统治钳制思想的重要手段，这恰恰加速了知识分子对司马氏所谓“名教”的背离和反抗。
然而，表面上的疏狂放诞不合流俗并不意味着内心的自由，魏晋名士故作放达的举动只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声反抗，他们外表风流潇洒，内心深处却潜藏着难以言说的痛苦和矛盾。他们自幼深受儒家学说熏陶，而儒学却无法改变眼前残酷的现实；他们渴望忠君报国兼济天下，统治者却以酷厉严苛的手段处置了一批又一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望而生畏。作为文人的傲骨气节和外界污浊的现实产生激烈冲突，他们既不愿在强大的皇权面前俯首称臣，也无法真正超脱世俗之外，只能挥霍享乐，佯狂避世，以纵酒、服药、清谈、隐逸、任情来麻痹自己。然而，由于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他们无法真正忘怀现实，他们反对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名教，而是司马氏集团推崇的被异化的名教。阮籍的儿子阮浑曾试图模仿父亲的言行，被父亲禁止，而嵇康更是在《家诫》中谆谆教诲儿子如何自保避祸，如何做官。连最离经叛道的嵇康和阮籍都不许儿子效仿自己，可见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以自己的放浪形骸为荣，深厚的儒学积淀依然是他们心中最初的家园。
既然如此，《世说新语》中同时存在“忠臣孝子”的名士和风流任性的名士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忠臣孝子依然是名士们最初的追求，而佯狂纵酒追逐享乐不过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避祸手段而已。
3.儒道两家的相通和玄学的兴起
一般而言，儒家经世致用，道家玄远飘逸，儒家追求入世，道家讲究出世，但儒道两家并非绝对对立，在儒家经典中，我们也不难找到带有道家出世色彩的内容。《论语·先进》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篇章中，孔子所赞赏的曾点的志向，正是近乎道家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孔子还提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认为国家无道还照样做官发财是可耻的。《论语》中对隐居不仕的伯夷叔齐等人并未贬低，反而给予极高的赞赏，可见儒家对道家隐逸思想并不完全否定。魏晋兴起的玄学正是利用儒道的相通之处，以儒家思想注解道家经典，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希望由此实现“儒道合一”的理想。玄学的兴起、儒道两家的相通都促使名士在崇尚自然追求隐逸的同时，依然无法超脱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并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中流露出来。
结语
自汉末至两晋，晦暗动荡的社会现实导致知识分子无法实现他们“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又不愿屈从于统治者的意愿，遵循那已经被异化了的“名教”；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以佯狂纵酒、清谈服药等种种看似荒诞不可思议的行为，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无声的抗议，以维护自己高洁的品性和傲岸的气节。这种在后人看来极为诗意浪漫的行为，对他们而言其实是相当痛苦的。他们试图在诗酒和自然山水之间寻求个性的张扬，追寻个体生命的价值，然而，他们却始终无法挣脱紧紧捆绑在自己心上的精神枷锁，无法忘怀最初的兼济天下的梦想。《世说新语》正是这样一面如实反映魏晋名士言行举止和精神世界的镜子，它既映照出了魏晋风流洒脱不羁的表面，又从细节处反射出名士们内心深处厚重的儒学渊源和入世追求。穷途而哭的阮籍替无数魏晋名士哭出了他们心中的辛酸和痛苦，傲骨铮铮不事权贵的嵇康最终也无法摆脱遭嫉被害的下场，正如几百年前的孔孟终其一生都无法实践他们的仁政理想一样，魏晋名士始终在残酷的现实、入世的理想和出世的追求之间奋力挣扎，试图寻求一个平衡点。尽管他们最终还是被现实被强权所打败，但他们在抗争现实时表现出来的落拓不羁和宁折不弯的高傲却是后世许多知识分子所企慕的。那是一个，黑暗如磐，却有灿烂光华的时代。
参考文献：
[1][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4]宁稼雨.魏晋士人人格精神——《世说新语》的士人精神史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鲁迅.鲁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刘强.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孝悌之风[J].阴山学刊，2001，14（1）：26-30.
[7]崔显艳.从《世说新语》的体例分析儒家对士人精神的渗透[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2：14-18. [8]
[8]景遐东，罗严珍.《世说新语》的分门特征与学术价值[J].鄂州大学学报，2010，17（6）：52-54.
[9]王秀红.《论语》对《世说新语》的影响[J].兰州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22（2）：108-110.
第9篇：儒家思想中的孝文化范文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仁；异化
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这一特殊阶层须遵守的道德原则，而后逐渐发展扩大，近代以来甚至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准则、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在其主体“武士”阶层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而作为日本独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话，却是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渊源颇深。武士道的代表著作无一不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无一不在谈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而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论基础。本文将主要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学经典入手，探讨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并着重探究其中之差异。
一、《武士道》与儒家经典
《武士道》作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经典，自1899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欢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陆续被译成多国语言。该书探讨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在其第二章，新渡户稻造论述了武士道的渊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诲即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年轻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为必备教科书，成年人则不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践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诲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但他同时认为五伦等基本的人伦道德，并非完全来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日本民族所认识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确认。儒家思想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伦道德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具体化、形象化、理论化。新渡户稻造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对武士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认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使得原本不成文的、口传的格言找到了理论依据，变得“名正言顺”。
纵观《武士道》一书，直接引用共16处，其中《孟子》9处，《论语》2处，《大学》3处，《中庸》2处。此书共17章，具体论述武士道德目的章节有8章，直接引用共14处，占全书直接引用的绝大多数。此外，另有多处间接引用。如：“孟子也大为称赞忍耐和坚忍。他在某处写了这样意思的话：“虽然你来侮辱我，又奈我何，你的暴行污损不了我的灵魂””；①“还有在另一处他教导说，因小事而怒，君子之所愧，为大义而愤怒，此为义愤”；②“老子教导以德报怨。然而教导以正义z直{报怨的孔子的声音却远比他响亮。”③等等。
综上所述，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经据典来为构建其武士道道德体系提供理论依据，可见儒家思想与武士道之间的渊源颇深。不仅仅是新渡户稻造，山鹿素行、吉田松阴、井上哲次郎等著名的武士道论者的儒学观虽然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有所不同，但都未能脱离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此由于篇幅所限不再一一赘述。
二、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
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用儒家经典来论述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克己等，并把它们融合成为一个相互补充相互联系的整体。其中最核心的当数忠义，以它为核心把各种封建道德粘合成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义是安身立命之本，是武士的决断，与勇同属于武德；勇是武士的生存之道，是敢于为了义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仁被誉为“最高的美德”，使人避免陷入黩武主义；礼是对他人的内在情感的外在表现，是尊重，但未被置于首要地位；而诚又是礼的前提条件，没有诚，礼便失去了内涵而变得滑稽可笑；名誉“在于各人克尽其本分”，是伴随武士身份而来的权利与义务，比生命还宝贵；与其他德目不同，忠诚是独具特点的。与中国的儒家强调以孝为先的思想不同，日本人把忠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克己被认为是勇与礼的结合，其顶点则是自杀。在新渡户稻造所述的武士道德目当中，忠是核心，仁、礼、诚可归为“文”，勇、义则为“武”，名誉及克己则为“文武兼备”，这几项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又以忠、义、勇为核心。
关于武士道的具体德目，国内外研究各有不同论述。但是忠、勇、义、礼、名誉等是大多数学者所共同认可的武士道的德目，其中“忠”被大力推崇，而“仁”则很少被纳入武士道的德目之中。有些研究当中虽然提到了“仁”，但并未将之置于重要地位，从而“仁”并未被纳入日本主流的武士道精神之中，只是处于边缘位置，可谓“仁”之弱化。
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仁”是被置于第一位的，是最核心的道德，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这与武士道的“仁”是大不同的。
三、武士道的“仁”与中国儒家思想“仁”之差异
如前所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当中，位列前三的是忠、义、勇。而在中国的儒家思想当中，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其中置于第一位的当数“仁”。在儒家经典《孟子》、《论语》中，出现次数最多的是“仁”，远远高于“忠”的出现频率。可见，“仁”在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
与大多数武士道论者的论述不同的是，在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道德体系当中，虽然排在忠、义、勇之后，但是“仁”被誉为最高的美德、最高尚的精神，获得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并且，在新渡户稻造直接引用的16处儒家经典当中，其中有一半都是用来论述“仁”，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
在第五章“仁――恻隐之心”的第一段，新渡户稻造共引用了儒家经典5处。
1）“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子・尽心下》
2）“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离娄下》
3）“君子慎德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大学》
4）“上好仁而下不好利者，未之有也。”――《大学》
5）“仁者人也。”（原文为：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
以上5处儒家经典，都是在论为君之道，讲的是对统治阶级、对君主的要求。只有实行仁道、得人心的君主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才能得到天下。这是在告诫为君者要先立德方能得人才，爱人方为“仁”之本。新渡户稻造直接引用以上孔子、孟子的言论旨在说明“仁”是为君者的“最高必要条件”，这与引用的以上经典原义是有出入的。儒家思想的“仁”基于“爱”，是道德之本，可谓是做人的最低必要条件，与新渡户稻造所言“为人君的最高必要条件”完全是两个极端，显示了“仁”在武士道道德体系和中国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截然不同。
另外，第三段当中引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新渡户稻造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人民的心声与君主的意志融合起来，从而跨越了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民主主义与其所批判的极权主义之间的鸿沟，那么武士道拥护的极权主义也就具有了合理性。可见，新渡户稻造通过引用经典意在为日本的父权政治辩护，这是对儒家思想的曲解。以上经典的原义应为：所谓民之父母，应好民之所好，恶民之所恶。这是对君主的要求，要体察民意并顺从之。而新渡户稻造所谓“民众舆论”与“君主意志”的融合，则是强调民众对君主的顺从，将对统治阶级的要求直接异化成为了对被统治阶级的要求，与儒家思想背道而驰。说到底新渡户稻造的所谓“最高的美德”的“仁”旨在为民众对君主的无条件的“忠”提供道德教化而已。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虽然新渡户稻造大量引经据典，肯定了其他武士道论者所不曾重视或论及的“仁”，但是通过与儒家经典原文相对照可以看出，其中不乏对儒家经典的误解或曲解。所以多处引用并不能证明武士道之“仁”与中国儒家思想之“仁”相等同，反而暴露出二者的差异。对此，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写道：“中国的伦理学把“仁”作为检验一切人际关系的试金石。”④而““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德目，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具有的崇高地位。”⑤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只是披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其内在之根本仍是“武”，而并非“儒”，所以它强化“忠”而忽视“仁”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语
本文主要探讨了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经典，并着重探讨了“仁”。如前所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的确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鉴于其对儒家经典的多处曲解或误用可以看出，其旨在借用中国的儒家思想这一优势文化来武装日本的武士道，强化其教化功能。尤其是武士道对“仁”的弱化和异化导致其远远偏离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
国内许多学者都曾就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的渊源展开论述，毋庸置疑，儒家思想在武士道的发展过程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从传统武士道向近现代的新武士道的转变过程中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武士道精神的普及功不可没。虽然武士道的德目很多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相同的，但仅仅是“同名”而已，其内涵和外延都大相径庭。武士道论者借用儒家思想推动了武士道的合理化与普及，但由于内在的本质区别，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中国和日本却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相悖的两条道路。
[参考文献]
[1]新渡户道造.武士道[M].张俊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注释①②③。
[2]唐利国.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J].世界历史，2014（1）。
[3]邸小松.“仁”的失落：“武士道”精神的伦理、道德批判[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4]鲁思q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注释④⑤。
[5]娄贵书.日本武士兴亡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8]王文锦.大学中庸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