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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Tao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变化与公共政策研究院,南京 210044;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处,南京 210044)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and Public Policy,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Nanjing 210044,China)
摘要:极端恶劣天气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应对气候变化不仅需要政府的积极努力,也需要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与他们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程度呈正相关。本研究通过对3489名网民的调查,了解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的认知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公众认知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实施节能减排计划,应对气候变化。
Abstract: Extremely bad weather seriously effect our production and living. It is common concern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 to positively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need not only government's efforts but also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motivation of the people's respond to climate change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the people's perception level of climate change. We investigate 3489 civil net citizens in order to know the cognition of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 on climate change. We shall carry out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to raise public awareness, for better implementing the energy reduction plan on climate change.
关键词:中国网民 气候变化 认知 调查
Key words: the civil net citizens in China;climate change;cognition;investigation
中图分类号:TP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32-0142-03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对于气候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环境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与所处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的过程是一个信息交换过程,包括刺激、感知、环境认知和行为等一系列内容组成。感知是从环境中提取和接收信息的过程,而认知是在感知的基础上形成的产物,是对环境的识别与理解。行为是在认知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与行动。因此,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让公众自觉参与并不是顺其自然的事情,必须要让他们知道和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究竟到了一种怎样的情况?造成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什么?气候变化已经给人类和即将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怎样严重的影响?国际社会和中国政府采取哪些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对这些问题了解了,清楚了,应对气候变化才能成为公众自觉自愿采取的行动。为了对中国公众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我们通过中国天气网开展了“中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调查”。本次调查共有3599位网民参与,其中有效问卷3489份,有效率为96.97%,样本分布(参见表1)符合调查需求。
我们对获得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1网民对气候变化状况的总体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的总体认知情况,我们从5个方面设计了11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了解程度”、“对气候变化关注程度”、“对气候变暖的认识”、“对于气候变化主要现象的认识”、“了解气候变化的路径认知”。为了保证问卷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我们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①。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3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总体认知情况(见表2)。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于“气候变化”的了解程度比较高;②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非常关注;③中国网民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④中国网民认为气候正在变暖并有强烈地感受,他们关于“气候变暖”的判断主要源于自身感受而不是天气变化和各种演绎;⑤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
2网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因素认知
关于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的认知情况,我们从3个方面进行考察,即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原因的了解程度”、“对造成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的认知”、“气候变化影响因素受政治影响的认知”。共设计了6个问题。运用SPSS16.0对网民气候变化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24。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3)。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中国网民对引起气候变化的因素比较了解;②近八成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③大多数网民对于科学家提出的全球变暖结论是信服的;④一半以上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会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3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的认知
气候变化之所以会引起重视,原因就在于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深远。我们通过6个方面13个问题来对网民进行气候变化的影响认知考察,包括“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的整体认知”、“气候变化对于农业生产影响认知”、“气候变化引发粮食危机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环境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于人类健康的影响的认知”、“气候变化对国家安全影响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4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4)。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影响,目前造成的影响比较严重;②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最严重的影响是气象灾害频发,引发疾病与死亡;③网民认为气候变化带来的好处首先是冬天变暖,其次为减少能源消耗;④网民认为气候变暖会降低农作物收成;⑤近八成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引发粮食危机;⑥超过85%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⑦81%的网民相信气候变化会给人类健康带来很大威胁;⑧超过六成的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给国家安全带来影响,并会引发冲突和战争。
4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情况的认知状况,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8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程度认知”、“对国际社会所做工作的认知”、“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理解”、“国际气候政策的政治学因素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1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5)。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不够努力;②网民并未真正了解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作的工作;③网民对“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理解不足;④网民认为美国和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不够努力,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期待;⑤网民认为国际气候政策受政治影响,国际气候政策的基础是国家实力。
5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
为了解网民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认知,我们从3个方面设计了3个问题来进行考察,包括“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程度及做法的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有效性认知”、“对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支持程度的认知”。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826。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6)。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②网民表示了解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但了解程度有待提高;③网民认为我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的措施与行动的有效程度不够高。
6网民对应对气候变化个人及政府行动期待认知
为了了解网民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对个人行动及政府行动有哪些定位与期待,我们从4个方面设计了7个问题进行考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总体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认知”、“个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为认知”、“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期待”。运用SPSS16.0对“网民对气候变化产生影响认知”调查问卷进行信度分析。得到Cronbach's Alpha为0.789。信度系数较好,说明问卷设计是合理可靠的。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得到网民对气候变化影响因素认知情况(见表7)。
从调查结果可以得到如下结论:①网民相信人类可以通过努力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赞成公民参与国家气候政策制定;②网民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出努力,并支持政府各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③网民选择“少开汽车、多骑自行车”和“减少垃圾”来应对气候变化;④网民认为政府应该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来应对气候变化。
在从六个方面对中国网民的气候变化认知状况进行调查分析后我们知道,中国网民对气候变化问题是非常关注的,并对气候变化问题有所了解。他们认为全球气候变化最突出的现象是“气候变暖”和“台风、暴雨、洪涝频发”,对气候变暖有强烈地感受。网络和电视是中国网民了解气候变化的最主要途径。网民认为“温室气体排放”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并相信气候变化的研究受国家利益影响。网民认为气候变化会造成环境恶化,影响人类健康,粮食减产,引发粮食危机;甚至会引发冲突和战争。中国网民对于国际社会和我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所做的具体工作不够了解,认为努力程度不够,具体应对措施效果不够理想。人们愿意为减缓气候变化做出努力,并支持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网民希望政府能够加强立法和教育,鼓励技术创新,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注释:
①因大学生的指标体系与网民相同,问卷内容一致,因此,大学生问卷的信度将不再测量.
②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及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四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结果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③本文中对于可以选择两项以上的多选题,为了使列表清晰简洁,统计表中只列出选择比例排在前五位的选项。以下各类似统计同理,在表格中不再做重复说明.
[关键词]气候变化 国际气候谈判 博弈
一、国际气候谈判的历史和现实
(1) 国际气候谈判历程回顾
联合国气候谈判如一场马拉松,历经四十载而不尽如人意。从开启环境保护大业的斯得哥尔摩开始,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生效,到京都会议后碳减排付诸实施,再到巴厘岛会议上的众人绘制路线图,进而到内罗华推进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国际气候谈判无疑为全球环境保护事业带来了曙光。然而谈判仍然困难重重,后继的哥本哈根会议是失望与希望的集合,波恩谈判则是一场气候谈判唇枪舌战,天津会议则作为期望谈判最后沟通前的准备会议,墨西哥坎昆会议,仅仅有利于恢复信心。
(2)国际气候谈判格局和关注点
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发达国家阵营与发展中国家阵营南北分立的基本格局贯穿始终。在此基本格局下,在不同时期或不同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内部也都存在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复杂多变。围绕2012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安排的国际气候谈判格局,依旧表现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欧盟、美国和“77国集团+中国”三股力量互相制衡,南北矛盾、北方矛盾、南方矛盾和大国矛盾同时也呈现出国际利益集团的分化与重组的特点,其中包括美国单边主义的气候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被动防御性气候战略。国际气候谈判关注的核心问题为碳排放的初始分配,转让技术,资金和适应问题。
二、国际气候谈判进展缓慢的原因分析
从博弈论角度看,国际气候谈判可能遇到如下几种基本博弈类型,包括合作性和非合作性博弈两大类。合作性博弈包括捕鹿博弈和性别战博弈;非合作博弈包括囚徒困境、智猪博弈、斗鸡博弈和盟主博弈。在国际合作中,非合作性博弈的情况居多。以下选取几个典型的博弈模型尝试对国际气候困境谈判陷入困境进行分析。
(1)从智猪博弈中分析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南北立场
在气候变化谈判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就好比是智猪博弈中的大猪和小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减排义务分配和时间表上形成了一个智猪博弈的格局。不管从历史责任还是现实责任来看,发达国家对全球变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智猪博弈的纳什均衡安排应该是发达国家率先减排。
(2)性别战博弈中的国家碳排放权力限额分担
对待全球气候问题,国家之间还是存在共同愿景的,希望能达成一致协议,这就好比在性别战博弈下,博弈双方的主导战略都不是背叛或欺骗。但是虽然博弈者都认为有协议总比没有协议好,但是性别战博弈作为一种混合策略的博弈,在最后形成那个纳什均衡,即在分配结果或者说相对收益上各国意见有分歧。公约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地人为干扰水平上,因此碳排放权的分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
(3)博弈者的数量影响国际气候谈判
参与博弈的国家数量越多,协议达成一致的难度越大,“背叛”越有利。因为当参与国数量少时参与国更能感受到自己分配到的利益,以及合作对自己的好处,而当参与国多时,谈判结果越要面临成员国“背叛”的威胁。各国外交官站在本国利益考虑同时还受其他国家的约束,谈判想要简单到一两次成功简直是天方夜谭。
三、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原则和立场
(1)中国实现碳减排的客观条件
中国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期,而能源禀赋又决定了其在煤炭上的高消耗。在新一轮的国际产业格局分配中又处于下游能耗产业,此外,国际贸易上我国也是多出口环境损耗、能源损耗性产品。我国人口在未来几十年内也将达到一个高峰。所以,虽然我国的历史排放量相对发达国家还比较少,但其实我国的减排空间并不大。
(2)中国对待国际气候谈判的态度
我国既要注重国际气候谈判的环境含义也要关注其政治含义。我国也要确保在达成协议后不能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经济的理念必需加深。我们认为,造成全球气候变暖的原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所需承担的责任有区别。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首先是从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问题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面对日益紧迫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形势,中国需要在战略上把握各主要博弈方的战略动机、利益诉求和策略手段,结合国情,在国际谈判中发挥作用,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相对宽松有利的外部环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参考文献:
[1] 王天津.环境资源产业经济学[M] .2010.
素食对人们减肥和健康有好处,对地球也很有帮助。但是,有研究指出,一旦全世界都素食,带来的有可能是伤害,可能危及数以百万计的人们。
成为素食主义者,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素食,是为了减轻动物的痛苦,有些人是为了追求更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人,目的是支持可持续发展,更有人是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不管肉食者如何否认,素食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观点:减少肉类摄取有多种好处。选择素食者越多,全球范围的受益者越多。
但是,有研究指出,如果每个人都成为坚定的素食主义者,可能对许多人不利,而这些不利数字,如果不是用数十亿来计算,至少也要用数百万来计算。
“这是两个不同世界的故事,真的。”美国哥伦比亚热带农业中心的AndrewJarvis说,“在发达国家,素食会给环境和健康带来各种好处。但在发展中国家,素食会给贫困者带来负面影响。”
素食与温室气体排放关系重大
据了解,如果全球的人都是普通素食主义者,那么每年死亡人数有可能减少700万;而如果实施严格素食(即不食用也不使用任何动物产品),那么每年的死亡人数最多能减少800万。这是Jarvis和其他专家做出的估算,他们正在研究一个课题:假设地球人在菜单上去掉了肉食,全世界在一夜之间会变成什么样。
他们研究了素食与气候变化的关系。目前,在全球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中,食物生产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了1/4到1/3,其中大部分要归咎于畜牧业。此外,人们常常低估饮食习惯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例如,在美国,一个四口之家因为吃肉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开两辆汽车排放的温室气体多。但在讨论全球变暖问题时,人们往往只谈汽车,而忽视了吃肉的影响。
“大多数人认为,对食物的选择,不会影响气候变化。”英国利兹大学食品安全专家TimBenton说,“但是,只要我们少吃哪怕一点点肉,就有可能让子孙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Marco Springm ann在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研究未来食品问题,他和同事想对以下问题进行量化研究―――如果所有人都变成了素食主义者,到2050年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用计算机模拟了2050年全球人都吃素的情景,结果显示,如果不吃红肉,与食品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下降60%左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变成严格的素食主义者,温室气体排放量将下降70%左右。
“我们想知道需要做些什么,才能避免气候变化达到危险线。结果发现,与食物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温室气体总体排放量中必须维持稳定比率。”springmann说,“这种情况不太现实,但它凸显了一件事:与食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在未来占据重要地位。”
全球吃素可能影响穷国农民
食物,特别是牲畜,占用了大量的空间。大量土地被占用、生物多样性降低,是增加了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原因。世界约有50亿公顷(约120亿英亩)的农业用地,其中有68%用于畜牧业。
设想一下,如果2050年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变成素食主义者,与食品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60%;而由于畜牧业使用的土地占世界农田的68%,如果人人素食,可以使80%的牧场变回草原和森林,从而进一步减缓气候恶化。此前为了养殖牲畜,人们曾驱逐过很多大型食草动物,比如野牛;为了保护牲畜,人们还杀死了很多狼之类的捕猎者。因此,把牧场变为天然栖息地,可以增加生物多样性。
如此一来,剩下的10%到20%的牧场可以改种更多的庄稼,以填补食品供应缺口。虽然农业用地相对来说只增加了很少一部分,但足以弥补肉类减产带来的损失,因为这些农业用地,之前有1/3是为牲畜生产饲料,而不是为人生产食物。
不过,由于很多牧场都已经严重退化,环境重建和土地转型都需要大量的筹备工作和财力资助。Ja r v i s说:“你不能只把奶牛从土地上带走,就期望那片土地能再次成为原始森林。”
此外,以前从事畜牧业的人,也需要获得帮助,以便他们能过渡到新职业,或者转行干农业,或者造林,又或者利用农业的副产品制造生物能源等。
当然,为保护环境,还可以付钱让农民养殖牲畜。“苏格兰的高地环境很大一部分是人为塑造的,主要靠放牧绵羊。”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社会生态系统研究者PeterAlexander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羊都带走,环境看起来会大不一样,对生物多样性可能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
对曾经从事畜牧业的员工,如果不能向他们提供明确的职业选择和补贴,我们可能要面对庞大的失业率、社会动荡――尤其是在偏僻地区,尤其是那些与农村密切联系的行业。
素食对健康的影响极其复杂
素食对健康的影响极其复杂。SPRINGM ANN的计算机模拟研究表明,如果2050年全世界每个人都吃素,由于素食减少了冠心病、糖尿病、中风和某些癌症的出现概率,届时全球的死亡率将降低6%~10%。死亡率下降,有一半的功劳归之于红肉的退场,而余下的原因是人们减少了卡路里的摄取,增加了水果和蔬菜的进食数量。
全球素食⒔一步放大这些好处:能使全世界每年少死700万人,能让更多人避免患上与食物相关的慢性病,从而也意味着减少了医疗费用,为全球节省2%~3%的GDP(国民生产总值)。
但要获得上述预测的好处,需要提供与肉类营养相当的替代品。动物产品中的营养成分多于素食者的主食(如谷物和大米等),所以选择合适的替代品十分重要,另需特别注意的,是全球还有20亿营养不良的人。“在全球范围内吃素,会造成发展中国家人们的健康危机,因为他们无法获得营养来源。”BENTON说。
幸运的是,只需要适当的控制,而不需要全球人都改为吃素或奉行纯素食主义,就可以获得许多好处,同时减少相关的消极影响。
关键在于控制肉类的食用频率和数量。一项研究发现,只要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饮食建议,就可以使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下降17%――如果人们少买动物产品和零食,这个数字还会下降,温室气体排放有望下降到40%。“消费者几乎不会注意到饮食发生了变化,其实只是少吃了一小块肉而已。”Jarvis指出,“这并不像素食和食肉,存在那么大的区别。”
Springm ann认为,改变食品供给系统会鼓励人们做出更健康、更环保的饮食决定――比如抬高肉类价格,降低新鲜水果、蔬菜价格,让水果蔬菜随处可买等。提高利用率也有帮助,由于粮食浪费和饮食过度等问题,人们生产的全部食物,只有不到一半的能量得到有效利用。
“我们可以减少畜牧业的产量,使其变得对动物和环境更加友好,利润也更高,因为将来肉比以前更加珍贵,不再是日常主食。”Benton说,“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可以得到完全相同的收入。他们只是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饲养动物而已。”
事实上,对于减少畜牧业的温室气体排放,人们已经有了明确的解决方案,目前缺乏的,是执行这些变化的决心。
声音
素食是地球的唯一解危方案?
早在5年前,瑞典科学家就指出,由于人口膨胀与食物短缺的影响,2050年全球人口将高达90亿,人类届时可能被迫吃素,以维持生存,否则有可能无法度过粮食危机。
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认为,如果按照目前西方的饮食趋势,到了2050年,人类将没有足够水资源用以灌溉农田并生产粮食,无法满足90亿人口的需求。
万众瞩目的巴黎气候协定来之不易。今年6月的波恩预备会议只不过达成了一项内容庞杂,体现了各国意愿和分歧的草案。随着9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展示了两个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减排共识,也因为相较于哥本哈根之后的墨西哥坎昆、南非德班、卡塔尔多哈、波兰华沙、秘鲁利马,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是由法国这个游说力强大的发达国家做东,因此公众预期升高。
11月30日,140位国家元首步入巴黎气候大会的开幕式,似乎为会议达成一致成果大大地撑了腰;但进入实质谈判议程,各国仍为了各自的关注点争执不休,险些重蹈6年前哥本哈根大会的覆辙。在精巧避开各国“政治红线”、会议延期24小时之后,12月12日凌晨最终通过的《巴黎协定》,肩负起“保护地球、拯救世界”的沉重责任,成为继《京都议定书》之后最重要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
既然具有法律约束力,《巴黎协定》就会透过各国的国内政策,对各私营部门、金融机构等利害相关方产生实质影响。具有战略眼光的中国企业,应能从以下3个角度看懂协定内容、摸清背后思路、预判政策进程、抓住发展机遇。
内控减排,企业任务加码
把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是1990年代以来各国气候政策的共识,否则全球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洪涝、干旱、海平面上升等威胁,将使人类疲于奔命。然而,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各国没能就实现“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的各项工作方案达成一致,曾经导致国际社会整体悲观,一度认为2℃完全没有可能达到,不如将目标降低,例如低至升温4℃以内,更有可能达成一致。
此次《巴黎协定》不仅重申了对2℃的国际认同和坚持,甚至由于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和影响巨大,而将一个更具雄心的目标“增温1.5℃之内”写入协定。这一前所未有的目标,说明国际社会在此议题上已经变得更为雄心勃勃。
与目标相匹配的,是一种新的实现路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在长达20多年的全球气候谈判中,气候治理路线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强制绝对减排。正是这种强制性,导致部分发达国家不愿接受而退出,削弱了协定的效力。此次《巴黎协定》转向“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并且不设量化的减排目标,以“鼓励和促进”代替“惩罚和对抗”的机制,吸引全世界近200个国家参与。而“自下而上”最大的好处就在于,提出自主贡献目标的国家,一般来说具有足够的内在驱动力去完成目标,因而国内配套政策也就会随之调整。
国际协定需要获得各国国内立法机构的批准,从而真正生效。这也就形成了国际协定对国内私营部门的作用路径:国际控温目标―国家自主贡献承诺―国内配套政策及措施―私营部门实施。考虑到我国政府推动经济向低碳发展转型的决心坚定,预期《巴黎协定》将于2016年顺利获得批准。不知是否是巧合,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每5年通报一次,而我国国内目标和政策,也一贯以“五年计划”的节奏进行设定和实施。
中国在巴黎大会之前已经提交了自主贡献计划,加之2016年是“十三五”元年,随后国内的减排工作将加快步伐、提高效率。宏观层面,如控制煤炭总量、可再生能源大比例使用、全国范围的碳排放总量控制等,均有望加快推进。
微观层面,全国钢铁、电力、化工、建材、造纸和有色金属等重点工业行业,将作为首批参与2017年全国碳市场的控制排放企业,以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多寡为参考标准,限制二氧化碳排放,制定生产计划。不仅如此,企业还需要逐年递减碳排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的重新到来,因为碳排放配额的获取是有市场机制作为补充的。 外争资金,中国难度加大
巴黎气候大会上,资金问题是谈判的核心和关键。《巴黎协定》重申了发达国家以公共资金为主要形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支持。不仅如此,协议决定气候资金应该每两年通报,提供了强制性的时间节奏约束;每年最低1000亿美元,作出了强制性的数量要求。
此外,协定还实质延续了《京都议定书》所设置的合作办法,允许国家间在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国际转让减缓成果”来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换句话说,如果有让我满意的交换条件,那么A国做出的减排,可以被算作B国对国际社会的贡献,而不再算作A国的贡献。这也就意味着,类似清洁发展机制(CDM)形式的国家间合作,仍能获得允许和承认。2005~2010年间,中国有不少可再生能源、建材等行业企业,就在CDM机制下,由欧盟国家出资购买特定项目的核证减排量,算作欧盟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的贡献。这种形式的资金,可以被当作市场机制下的资金。
然而,上述两种国际资金来源对于今天的中国企业来说,已经越来越难以获得。赠款性质的气候资金已经越来越偏向于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家,这主要因为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令这些国家更加脆弱不堪。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领头羊,不再被发达国家认为是最需要接受资金支持的国家。而市场机制下的资金也较少流入中国企业,主要是因为原有的欧盟碳交易市场萎靡不振,短期内也难以看到复苏至2008年繁荣景象的信号。 市场机制,特定行业光明
在国内任务加码、国际资金难得的背景下,预期2017年启动的全国碳排放市场,对国内企业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一市场机制不但能兼顾企业发展与减排两方面的需求,更能降低企业实现减排目标的经济成本。目前,碳市场建设的时间表是2016年完成立法和行政法规的相关工作,并开展配额分配,2017年即启动全国碳市场。
对于中国的林业企业来说,《巴黎协定》和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建设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巴黎协定》提出,本世纪下半叶实现碳排放与碳吸收的平衡,即温室气体将不再增加,也就是人类一年排放的温室气体要等于或小于地球一年吸纳的温室气体―“零排放”。由于森林可以吸纳并固定温室气体,因此协定明确提出鼓励各国采取行动,积极奖励新增植树造林、养护和管理现有森林,积极奖励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全国碳市场也将森林碳汇项目(碳汇造林和森林经营两种)作为核证减排项目的第一类予以认可,产生的核证减排量可以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这就为企业未来获得国家政策支持,以及在市场上获得资金提供了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低碳旅游;旅游度假区;旅游产业;旅游者
“低碳旅游”这一概念,最早见诸于2009年5月世界经济论坛“走向低碳的旅行及旅游业”的报告。低碳旅游是指在旅游活动中,旅游者以低能耗、低污染和低排放的绿色旅行,倡导旅行中尽量减少碳足迹和二氧化碳的排放,是一种降“碳”的旅游,是环保旅游的一种深层次的表现。据该报告显示,旅游业碳排放占世界总量的5%。有关专家预测,2035年之前,旅游业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还将以3.2%的速度增长。全球气候的迅速变暖,使得海平面逐步上升,对临海国家及地区造成严重威胁。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旅游业不再是“无烟产业”,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严重影响着全球的气候变化;另一方面也足以折射出旅游及旅游业低碳化于当前不仅必须而且还很迫切。在旅游业的碳排放过程中,各地已建或新建旅游度假区的碳排放成为罪魁祸首。
一、发展低碳旅游度假区的价值所在
(1)发展低碳旅游度假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主要途径。旅游业作为低碳经济的一个产业领域,它是一个关联性极强的产业,其发展可以带动其他产业,比如餐饮业、酒店业、娱乐业、运输业等的发展。因此,积极推动旅游产业由高耗能、高污染和高排放向低碳化的发展模式转变,对发展低碳经济有着不可小觑的意义。另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逐步加快,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尖锐,及滥采滥伐人为破坏和商业化的侵蚀,很多旅游度假区都不同程度的遭到了破坏。这使得旅游度假区的低碳化建设问题亟待破解。(2)发展低碳旅游度假区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然选择。低碳旅游和气候变化是一对孪生兄弟,两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粗放式的旅游业发展模式严重污染了环境,引起了全球或局部地区气候的恶化,而气候的变化又会对旅游度假区的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使得很多旅游者不得不改变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还有气候的变化会对旅游业发展带来不确定性的影响,有些旅游度假区可能面临着消失的严重威胁。(3)发展低碳旅游度假区是做好节能降碳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保护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加之我国能源结构的不合理,煤炭仍作为主要的传统能源,造成了旅游度假区严重的雾霾天气,这给旅游度假区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因此,发展低碳旅游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切入点,也是有效解决旅游度假区恶劣天气的主要手段。另外,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需求量的扩大,国内的能源供应越来越难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能源需求,比如石油、天然气等很大比例是从国外进口的,当前我国对国外能源进口的依存度变得越来越高,国外能源供求的失衡会迅速波及我国的油价涨跌。
二、旅游度假区发展存在的主要困境
(1)旅游者对碳排放及影响的认知模糊。首先,旅游者不确定旅游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很多人难以理解旅游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真实关系,也不理解植树造林和碳排放有没有直接关系,他们仅认为气候变化对旅游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却不知旅游也为气候变化做出了直接的贡献。其次,很多旅游者明明知道旅游行为会对气候变化带来影响,也知道气候变化所可能蕴藏的潜在危险,但很多时候却又不愿意将自己的关注转变成有意义的行动。这使得发展低碳旅游变得愈发艰难。再次,很多旅游者不知晓旅游减碳责任主体是谁?是旅游企业,还是旅游者,还是政府?减碳责任主体的不明确,或者旅游者减碳零责任的认知误区,使得不少旅游者认为减碳行动和其自身无太大关联。(2)旅游企业作为减碳责任主体的失位。旅游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一种组织形式,其包括旅行社、旅游酒店、旅游景区和旅游交通等,这些旅游企业主体作为减碳责任的主要主体,其理所应当承担和发起应有的减碳责任和减碳行动,但却在减碳行动中因对责任主体的错误认知,没有树立和承担一定的减碳意识、责任。旅行社没有开发低碳旅游线路;旅游景区缺乏低碳旅游评价制度,仍将化石能源作为主要的能源供应;旅游酒店仍在探索“绿色酒店”的经营模式,仍在大量使用一次性的旅游消费产品;旅行者莫将低碳贯彻于旅游的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在享受恬淡的旅游环境的同时却留下了大量的碳足迹,保护环境、绿色旅行和低碳理念的旅游意识较薄弱。(3)减碳责任主体应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政府作为公共事务治理的主体,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者。全球变暖问题是一个公共性问题,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典型特征,它不会因为政府的不作为就会变得轻缓,也不会因为政府的积极治理而减少对他人的好处,这本身就是政府应当必须还得积极承担的责任。同时,旅游企业主体也应得参与其中,严格执行政府的法律法规,促进低碳旅游的付诸实施,并以低碳标准严格要求自身。最后,还要吸纳一定的社会力量,比如社会团体、民营企业、第三部门、社会群众等参与到低碳行动中,让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能认识到保护环境、实施低碳的重要使命感,并以实践行动践行低碳理念、弘扬低碳精神。
三、新建旅游度假区发展的低碳思路
(1)加强低碳旅游理论相关概念的研究。首先,要从理论层面上澄清低碳旅游的基本内涵,明确低碳旅游和气候变化间的间接关系,并能测度各类碳抵消方案的实际作用。其次,设立一个权威的碳排放统一口径,以准确地测度和比较碳排放的影响。再次,采用统一的碳足迹测度口径。最后,在旅游业系统范围确定的前提下,梳理碳足迹包括的内容范围。具体可选取生产法与支出法、自上而下法、自下而上法、直接法和间接法等进行测度,为旅游业碳排放提供不同的可比较的信息。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理论厘清,可以使得很多旅游相关者对低碳旅游有一个深刻的认识。(2)建立健全低碳旅游的行政问责机制。首先,政府要出台有关实施低碳旅游的问责机制,要将低碳经济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对不符合低碳要求和标准的责任人予以处分,对于那些片面追求政绩以损害人民的生命为发展代价的官员,予以撤职处分。其次,旅游企业要规范各旅游主体的从业行为,建立严格的、规范的行业准入制度,对于旅游从业人员应进行严格的资格审查,对于不符合要求的企业或个人给予严重的处分。再次,旅游者要严格规范自身的旅游行为,并负有监督他人旅游行为的合法性的责任,树立正确的旅游行为意识,严控不必要的旅游行为,充分认识到旅游行为和气候环境之间的关系,对于因旅游行为违法应接受旅游机关的处罚。(3)要建构政府为主导的主体参与机制。首先,旅游业减碳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量。其次,旅游者作为减碳的另一大主体也必须积极参与其中,然而真正愿意改变自己行为的旅游者并不多,旅游者没有显示出要改变旅游行为的任何需求倾向,或许对他们来说,改变个人利益要比改变社会更重要。可见,当下,要通过改变旅游者的行为达到降碳的目的,似乎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总之,发展低碳旅游度假区比较艰难,但又必须进行。这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也是顺应社会潮流、实施节能降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低碳旅游理念要想很好的融入到旅游度假区发展中,必须在理论上予以明晰的澄清,对碳足迹计算方法进行规范和统一。低碳型旅游度假区的打造,不光是政府要做好牵头,而且旅游企业要协同配合,社会力量也应当参与其中。
参考文献
[关键词] 气候变暖 旅游客流 影响机制
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充分显示――全球气候变暖已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严重依赖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的旅游业,必将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重要课题已经引起国内外政府及部分学者的高度关注。2008年世界旅游日主题便是“旅游:应对气候变化挑战”,要做到科学应对气候变暖的挑战需要对气候变暖之于旅游业各个领域的具体影响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本文尝试性地从旅游气候舒适地区的转移为切入点,对于气候变暖对旅游客流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定性分析。
一、气候变暖使旅游气候舒适地区发生转移
全球变暖将影响各地的旅游气候舒适指数(从旅游活动的角度出发来对气候条件进行定量评价的描述性指标),使得旅游气候舒适地区发生转移。
气候变暖对旅游目的地主要有两方面影响,首先,严寒地区由于变得气候温和而更具旅游吸引力,而温暖地区由于温度升高使得自身吸引力减弱。其次,气候严寒的国家由于气候变得宜人使国内游增加,而出境游渐少,而气候温暖的国家则国内游减少,出境游增加。综合两方面影响可得出:气候变暖推动游客趋向于高海拔和高纬度等凉爽地区的旅游目的地(Hamilton et al,2003)。
气候变暖对各旅游区域的影响因其所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全球变暖背景下,世界主要旅游地区气候变化主要体现在气温升高、降水增加、海平面上升和极端异常气候等几方面,根据国际气候研究协会的统计数据可知:北欧和东北亚地区旅游气候将变得更为舒适,因为气候变暖使其霜冻期缩短,夏季气候变得更宜人;而南欧(地中海)、东南亚、北美、加勒比海等地区则面临着海平面升高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威胁,其旅游气候舒适指数将有所降低。
二、气候变暖对旅游客流的影响路径分析
气候变暖使得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气候舒适度发生变化,也对各旅游地的旅游资源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而使得各地旅游资源的相对吸引力发生变化,这将影响游客的出游动机及目的地选择,最终引起客流的变化。
1.气候变暖对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
气候本身即是一种旅游资源,它在旅游需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拉作用。游客对区域气候及气候变化的敏感性将影响到旅游目的地吸引力,并对其旅游动机产生影响。气候变暖对特定旅游目的地旅游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自然性因素影响,气候变暖使得旅游目的地形成不同程度升温现象,从而降低或提高目的地的舒适度,游客将趋向于寻求较高纬度和较高海拔、气候凉爽的目的地;另外由气候变暖引起的自然旅游资源的损害也会降低游客的体验质量;
二是物质性因素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及极端气候事件会对旅游资源和旅游交通设施造成极大破坏,降低旅游资源质量和旅游目的地的通达性,进而影响旅游需求;
三是心理及安全因素的影响,主要指极端气候事件引起的旅游灾害中不确定因素对旅游安全及旅游预期心理的威胁。
2.气候变暖对旅游客流的影响传导路径
旅游需求将直接影响到旅游客流的流量、流向与时间分布规律。虽然气候变暖及极端气候事件会直接作用于旅游目的地,但其是通过改变旅游目的地在游客心目中的感知形象,从而改变游客心理预期和行为模式,进而直接导致旅游需求的波动,最后形成客流的相应变化,此影响传导路径如下图所示。
图1 气候变暖对旅游客流的影响路径解析
三、气候变暖对国际主要旅游市场客流的影响
1.国际主要客流分布
世界上的旅游客流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目的地,其中欧洲、东北亚和东南亚、北美这三个地区占据了旅游市场的绝大比例。大约58%的游客去往欧洲,16%在东北亚和东南亚,12%在北美,到访这三个地区的游客数几乎达到国际游客的90%。大多数的国际旅游客流在地区内部消化,前往欧洲的大约87%的游客都来自欧洲;除了地区内部客流之外,主要有六支客流支配着国际旅游市场的走向,如下图所示。
在上述主要客流走向中,气候是其主要影响因素,例如北欧地中海和北美加勒比海地区这两支客流,人们出游动机不仅仅在于休闲度假的需要,更在于其对阳光沙滩型旅游目的地的向往;东北亚东南亚市场很大程度是受“3S”(sun,sand,sea)吸引。而北美与欧洲之间出于商务目的的比例更高。
2.气候变暖对六大国际旅游客流的典型影响
国际主要客流走向与气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因而由气候变暖带来的气温升高、降水变化及极端事件都将影响到游客行为,进而作用于旅游市场。气候变暖对几大国际旅游市场的影响预测如下:
北欧地中海:客流减少,北欧国内客流增加
此市场出游动机单一,主要是为了寻找温暖的阳光,气候的变化使得北欧这一客源输出国夏季的气候舒适指数增高,而地中海则因气温太高降低了对度假游客的吸引力;另外,地中海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导致这一客流大量减少,且北欧游客更倾向于选择在国内或北欧其他国家旅游。地中海等南欧游客也可能为了躲避炎热的夏季来北欧旅游。
北美欧洲:部分地区旅游旺季发生转移,客流增加
这一市场是由70%的休闲游客和30%的商务游客组成,商务游客受气候影响程度很小,休闲游客由于主要出于文化和观光旅游的动机,受气候影响也不明显;但是罗马、佛罗伦萨等城市在夏季变得太热而使得南欧旅游旺季进行转移。北欧夏季更宜人的气候吸引更多的北美游客前往,使得伦敦、巴黎等城市在夏季的高峰期变得更为拥挤。
欧洲北美:旅游旺季发生转移,局部客流减少
这一市场主要为商务游客,受气候影响不是很明显,游客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纽约以及加拿大西海岸。随着气候变暖,欧洲到佛罗里达的客流在季节性和目的地地理位置上将发生转移,因此地面临的海岸线退化、热带疾病盛行以及夏季高温将对游客产生很大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对不确定性气候事件缺乏信心,去往西海岸的游客也将减少;由于气温升高,纽约、洛杉矶等地旅游旺季会由夏季转为春秋两季。更为温暖的冬季和夏季将缩短科洛矶山的滑雪季节,增加雪崩危险且减少较低海拔的滑雪资源,好处在于夏季旅游项目旺季延长。
东北亚东南亚:近期客流没有显著变化
这一市场无论客源地还是目的地,其气候变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都较小,因此近期内其客流基本不受气候变暖影响。但是,海平面上升和海水温度升高将破坏此目的地的岛屿海岸旅游资源,增加不安全因素,从而减小对日本和台湾市场的吸引力。
东北亚北美:极端气候事件对客流产生轻微影响
去往北美的游客以日本、南朝鲜和台湾为主,且多为商务旅游;休闲游客大多是去往加拿大和美国的观光旅游,所以这一市场在客流量上基本不受影响。但是太平洋海岸暴雨的频繁发生和纽约、洛杉矶等地的高温天气将改变游客的出游时间和次数。
北美加勒比海地区:远期客流量将明显减少
作为世界主要的3S旅游目的地,加勒比海地区旅游业主要依赖于气候和沙滩产品,这使得其客流对气候变暖的敏感性很强。加勒比海地区的主要客源地为北美,但由于气候变暖的威胁,一方面海平面上升,海岸带被侵蚀,沿岸基础设施遭受毁坏;另一方面降水量减少,使本来已紧缺的淡水资源更缺乏,结果将使加勒比海吸引力降低,接待能力下降,从而游客量大大减少。
四、气候变暖对旅游客流的主要影响分析
1.客流的运动方向发生转移,客流分布重新布局
旅游客流的形成是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旅游目的地是因获得客源地所不具备的体验而产生的,而气候变暖对客源地和目的地的旅游自然环境都会产生影响,从而降低游客的体验质量并波及到旅游市场的反应,从而影响到客流的运动方向。客流的运动方向如何变化取决于客源地和目的地旅游气候指数的相对变化幅度,如果随着气候变暖,目的地的气候舒适指数仍然高于客源地,那么客流运动方向不会改变,否则,将导致客源地和目的地角色的转变。即气候变暖可能使旅游目的地互相迁移。总体而言,旅游目的地将向高纬度和高海拔地区逐渐迁移。
北欧到地中海旅游客流的变化趋势便是典型的例证。气候变暖使得北欧去往地中海休闲度假的游客锐减或只在北欧地区进行区内游,导致占国际旅游1/ 6的游客大量减少,甚至夏季的北欧成为地中海的旅游目的地。
气候变暖使得对气候依赖程度很高的旅游目的地遭受严重损失,如加勒比海地区,气候变暖使其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受到巨大威胁,这将使得北美游客转移到其他替代型旅游目的地,从而引起此地区客流的重新布局。
2.旅游目的地的季节性发生变化
(1)旅游旺季在时间上发生转移
气候变暖使得旅游目的地各个月份的旅游气候指数发生变化,适合出游的时间发生变化,这使得目的地的旅游旺季发生转移。如纽约、落杉矶、旧金山等地由于盛夏高温,可能使当地的春秋两季成为旅游旺季。
(2)旅游旺季有所延长或缩短
气候变化有可能改变户外休闲活动营业季节的长短,从而使得目的地的旅游旺季有所缩短或延长。如加拿大43%的国内旅游支出和62%的国际旅游支出都发生在7-9月,温暖气候的增加将使得高尔夫球运动、野营和划船等项目的营业时间增加。同时,气候变暖将直接影响那些以冬季旅游项目为主的国家,缩短其旅游旺季,减少其客流量。气候变暖将导致降雪减少和冰川减少,这对主要经营冰雪项目的冬季休闲度假地的游客量已造成了损失(如北美和阿尔卑斯山地区)。
3.将增加或缓解不同旅游目的地的旅游环境容量方面的压力
(1)旅游旺季客流陡增使部分旅游目的地面临严重环境容量压力
游客流以流量、流向、中转地等因素反映出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的相互关系,它的强度、运动方向及季节性变化均会直接影响到旅游目的地的设施应用、经济效应以及环境容量。例如温暖气候的增加使得加拿大在旅游旺季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访,但如果考虑到旅游流量增加导致的环境破坏可能会得不偿失。因此,对于在气候变暖中旅游气候变得更为舒适的旅游目的地来说,其环境容量将面临巨大压力。
(2)“绝景游”和极地旅游导致的环境容量压力
气候变暖催生了“绝景游”旅游产品,气候变暖激发了极地旅游的热潮。由于气候变暖导致冰川、冰原融化,从而使极地地区呈现出一些新的旅游景观,这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例如,地处北极地区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便是因大冰原融化而浮出海面的新岛屿而招致众多观光游客的涌入。过去五年中,到斯瓦尔巴观光的游客人数已激增了33%,由于上岸观光的游客大量增加,以至于某些岛上原本就已脆弱不堪的植被破坏殆尽,当地野生动物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因气候变暖而新兴的旅游景点或面临绝迹的旅游景点在短期内也存在较为严重的环境容量问题。
(3)因气候变暖而衰落的旅游目的地环境容量压力得以缓解
长期来看,气候变暖使得某些原来的旅游热点地区和城市变得不再舒适,从而客流量逐渐减少,其旅游环境容量方面的压力也会随之减轻。尤其是对于地中海这种休闲度假型目的地来说更为明显,环境容量压力的缓解有利于在气候变暖中走向衰落的旅游目的地重新调整旅游发展战略,寻求新的发展定位,尽快实现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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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老话说:“春捂秋冻。”天气虽然慢慢变凉了,但却要让身体“冻一冻”才结实,可是这个“冻”也是有讲究的。
“秋冻”是我国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的一种养生方法。传统医学认为,即使秋凉了,也先别忙着添加衣服。“冻一冻”顺应了自然收敛的养生需要,可以保证机体从夏热顺利地过渡到秋凉,提高身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和抗寒能力,这样的防寒锻炼能让人体的抗御功能更加稳固,从而激发机体逐渐适应寒冷的环境,对各种疾病,尤其是呼吸道疾病能起到积极的预防作用。
初秋进行耐寒锻炼
现在刚入秋,暑热尚未消退,“秋老虎”也还时常发威,虽然气温开始下降,却并不寒冷。所以,正是“秋冻”的最佳时期,最适合耐寒锻炼,增强机体适应寒冷气候的能力。在刚开始有点凉的时候让身体开始适应,这样才能自然过渡到对秋凉和冬寒的机体调节,增强抗病的能力。
因此,在日夜温差变化不是很大的初秋,别忙着加衣,特别是青壮年,要有意识地让身体“冻一冻”,还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适当延长秋冻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延续穿夏装,如果觉得早晚有点凉,不妨穿件短袖衣服配长裤或七分裤,还可以选一条厚一点的长裙或连衣裙。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夜里睡觉一定要盖好被子,秋天夜晚的寒气和夏夜的凉爽不同,人在睡眠状态下很容易感染风寒。
晚秋要及时加衣裳
虽说秋冻有好处,但也分地方,我国南北方因地理位置不同,在气候上亦有所差异。一般南方秋凉来得迟,早晚温差不大,甚至入冬也不是特别寒冷,所以可以延长“秋冻”的时间;而北方却说冷就冷,昼夜温差大,因此千万别盲目去“冻”。
到了晚秋常有强冷空气侵袭,气温变化快,身体遇冷的调节能力开始下降,如果还一味强求“秋冻”,就会适得其反,身体会很快发生不良反应,甚至引发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疾病。特别是追求漂亮、时尚的年轻人,冻得哆嗦还穿单衣硬扛着,对身体的伤害相当大,此时就该随时增加衣服,当然也不要过早穿上冬装,以身体不觉得冷为宜。
秋装宽松心情好
关键词:低碳经济;市场失灵;外部性;公共物品;搭便车
中图分类号: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3)01-0012-11
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指的是因一些特殊条件,自由市场不产生最优福利,因此与经济学家构建的完全市场经济的抽象模型相比,是失灵的。本文试图用市场失灵的理论描述低碳经济,分析发展低碳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特殊性,并提出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建议。
一、作为世界最大外部性的低碳经济
外部性的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马歇尔的学生、经济学家庇古认为,如果出现生产者的边际私人净产值与边际社会净产值不一致,则存在生产的外部性。如果边际私人净产值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则存在“外部经济”,即有正的外部性;如果边际私人净产值大于边际社会净产值,则存在“外部不经济”,即有负的外部性。外部性不仅在生产领域存在,在消费领域也存在。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外部性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从经济学角度看,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此时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且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气候变化问题的外部性不同于传统外部性问题,即前者是一个更大范围的外部性问题,影响到周边国家甚至全球的环境状况。关键是这种外部性发生在国家之问,如在一国内通行“谁污染、谁治理”的规则在国与国之间实施起来十分困难。
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化石燃料越来越多的消耗导致空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急剧增加,并造成了温室效应和气候变暖问题,与此同时,大气环境容量由充裕变得稀缺,当前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实质上是对大气环境容量的消耗。由于对大气环境容量产权的界定、分配和保护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因此大气环境容量一直作为自由获取资源(open-access resource)而存在,此时,私人对大气环境容量的消耗将难以计入私人生产或消费活动成本,从而形成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成本(外部成本),私人生产或消费活动的成本与环境成本之和形成社会成本。如图1所示,私人的生产或消费活动如果不考虑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环境成本(MEC),则以边际私人成本曲线(MPC)为依据,将有效率的活动量(排放量)定为Q;如果考虑环境成本,则应以边际社会成本曲线(MSC)为依据,将有效率的活动量定为Q*。(Q-Q*)是超过大气环境正常承受并产生气候变化危机的私人生产或消费活动量,这部分活动量所产生的利益可以明确地界定为私有产权,而产生的环境成本将由社会共同承担。
当存在外部成本时,自由市场难以界定环境成本的归属,因此市场机制无法实现大气环境容量有效率的使用,即温室气体有效率的排放,而温室气体排放过程又是不可逆的,随着浓度的不断增加,其所造成的气候变化危害不可避免,此时,温室气体的减排行动就变得十分重要。但值得注意的是,温室气体排放所产生的外部性与其他污染物相比还体现了几点特殊性: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是全球性温室气体排放造成的,并且在影响上也是全球性的,但其中也存在不公平性,发达国家对现有的温室气体积累水平的责任更大,而气候变化却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更大;第二,温室气体一旦排放到大气中,将会存在很长时间,这种积累难以清除,其影响是长期且持续的,并且还受到流量一存量进程的支配;第三,在科学链条的大部分环节上,其影响还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第四,其潜在的影响巨大且是不可逆的。
新制度经济学是从外部性入手讨论产权的。而外部性实际上是成本或收益的承担问题。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不存在外部性问题。当产权不明晰导致外部性时可通过产权明晰使外部性内在化。还有一种复杂的情况,即产权无法界定或判定成本很高时,通过产权使外部性内在化就行不通了。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指出外部性问题具有相互性。这种相互性使产权界定非常困难。像温室气体排放就属于这类问题。若一个工厂“有权”污染,污染所引起的成本是由被污染者的存在造成的,因而污染不是它的“个人成本”;如果“无权”污染,就必须为污染付费,因而污染就是它的“个人成本”。但“有权”或“无权”尚未确定时,成本或收益就无从谈起。我们向大气的排放及其权利的界定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低碳经济制度安排的基本功能在于使外部性内在化。人们的认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制度变迁。传统经济学将消费和生产视为大好事,而对最终会导致消费和生产两种活动不可持续的环境耗损与环境质量恶化则少有考虑。经济学在计算成本时只考虑与自身相关的成本(即私人成本),而没有考虑社会成本。只考虑经济成本而不考虑自然成本或环境成本;只考虑当期或显性成本而不考虑远期成本或潜在成本。环境问题是人类认识有限理性的结果。还有人们往往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把环境保护与降低成本、科技创新对立起来。波特假设及实践表明,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利于降低成本和技术创新。但是认知上的转变是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若每个经济主体都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好处,并付之于行动,那么人类社会的福利会大大地改善。但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大气环境容量作为一种公有资源(common resources)具有天然的产权模糊性,因为它是以没有实体形态的大气为载体的,大气的广阔性导致了其容量资源的总量是难以确定的,而大气的流动性以及边界的模糊性导致了其在形体上难以分割,对其产权进行界定的成本十分高昂。由于产权边界的模糊性,第一,使得大气容量资源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任何人对容量资源的消费不能自动地排斥其他人对其进行消费。第二,任何人在使用大气容量资源时所产生的成本无需完全由自身承担,确切地说,在大气环境可承受范围内,对人类生存和健康尚未造成危害时,成本由环境的净化系统承担;如果超出了环境可承受范围,并对人类生存和健康形成危害时,成本则由受害人群共同承担。另外,对大气容量资源的消费不会产生任何机会成本,生产者对容量资源的使用并不会损失对其他资源的消费机会,因此,在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生产者竞相使用大气容量资源的同时也对社会造成了负外部性。第三,任何人减少对容量资源的使用、削减污染物的排放,或者通过大气治理来增加容量资源,也由于产权的模糊性而无法获得相应的收益,任何对大气容量资源形成增量的行为都会对社会形成正外部性。因此,即使面临容量资源的有限性约束,使用者减少污染物排放以增加容量资源供给还是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对于人类社会来讲,资源不足可以通过发展科技来弥补;但是对于具有全球外部性的温室效应我们还难以通过某项技术发明来解决,它必须通过转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来解决。而在几个主要温室气体中,又以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的惰性最强、存量最大,因此最难治理。如果人类社会能够有效地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的排放,有效地阻止气温的上升,从而避免气候变化给人类生产、生活带来的巨大损失,那么就会产生最大的正外部性。反之,如果我们还是照旧发展高碳经济,那么就会产生最大的负外部性。
结合以上的分析,一方面对其消费所造成的成本无法明确地由使用者独立承担;另一方面,对大气治理所创造的新容量资源也无法明确地归属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因此,在自由市场中,大气容量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始终难以达到均衡。
如何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外部性问题?这里有多条途径可供选择,第一,征收碳税;第二,以分配到的或拍卖到的排放权交易为基础的碳交易;第三,借助管制和标准化的隐性定价,可以给包含额外成本但旨在减排的行为或技术施加持续的约束。这三条途径有不同的优势和劣势,都有可能被我们利用。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未来大气能承受多少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现在的问题是世界如何形成共识并采取相应的集体行动和合作来达到我们的目标。有些国家开始征收碳税(如欧洲一些国家),有些国家和地区开始碳排放权的交易。这些都有利于把碳排放的外部性内在化。但是人类社会采取的行动还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还有的采取一些环境保护的举措也可以达到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如美国的燃油效率标准也越来越严格,每加仑最低行驶里程的联邦标准,近年来已经延长了几次。又如意大利推行了“白色证书”制度,以激励企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在节能减排模式的探索中,政府与市场分权治理的解决思路得到了普遍认可。人们一致的结论是,气候问题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市场机制在应对外部性问题方面往往失灵,行政性环境管制也因为信息不对称问题效率低下,因此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政策工具由于兼顾市场与效率原则而成效显著。
斯蒂格利茨认为,进行社会准则的教育也是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种办法。他认为由于人们的行为是互相影响的,所以人们要时时刻刻用社会准则来要求自己。现实生活中,生态环境问题有时市场管不了,政府也管不了,即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最后要靠公众的“觉悟”来解决问题。要使公众具有环境保护觉悟,并形成某种环境管理的手段,需要另一种制度安排,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中所指的非正式规则,即“意识形态”。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环境意识、环境观念、环境道德、环境习俗、环境习惯、最后发展到环境自愿行动等。新人类行为的主要特点表现在行为导向和动态调整两个方面。行为导向具体表现为,该战略力图通过采取鼓励、支持、推动、示范等多种措施改变公众的行为和态度,使其形成有利环境保护的偏好、行为规范和习惯。动态调整则具体表现为,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措施随人类行为、态度和偏好的变化而进行调整。
二、作为公共物品的低碳经济
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发展低碳经济也是一个解决公共物品的问题。这涉及到以下四个问题:(1)低碳经济是一个全球性公共物品,(2)全球性公共物品的最优量及特征,(3)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公共物品,(4)解决全球公共物品问题的难点。
一般认为,全球性公共物品是一般公共物品在时空上的拓展。从空间角度讲,全球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广泛,突破了国家和区域的界限。从时间角度讲,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不仅使得当代人受益,也会使未来数代人从中获益。全球性公共物品的提供远比一国内的公共物品的提供要复杂。它的收益与代价是全球性的,政策制定则侧重于国内层次,这就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妨碍了产品的有效提供。一般认为国际领域的公共产品融资比国内公共产品更加复杂,需要建立系统化的操作体系。在生产结构上,则需要一种协调机制来把握全球性公共物品管理的整体结构。大气是一个公共物品,大气是“地球上人人有份的最大公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就成为问题。相关物品和服务的市场情况并不能反映对大气的不同消费和投资的后果。气候变化与一般的公共物品还有许多不同的地方。一是人为导致的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外部性物品,除了政策影响以外,不受任何机构或者市场影响。二是气候变化还具有持久性、不确定性以及巨大的破坏性等特点,这使得气候变化还完全不同于很多通常研究的外部性物品。
全球公共物品的影响所及不止一个国家、城镇或者家庭,而是遍及全世界。全球公共物品与国内公共物品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经济和政治机制极其薄弱。由于很难区分和履行对环境(如大气质量)的所有权及其使用权,所以不存在市场,而价格并不能体现污染物的有害影响,结果导致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大气污染。一种资源的某些用途(如热带雨林)能够出售,其他用途(如对流域的保护)却不能。不可出售的用途经常被忽视,因而导致使用过度。
就经济效率而言,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供给需要确定一个最优量。通过林达尔均衡可知,如果各国政府愿意真实地显示自己从全球性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边际效用以及自觉地按其所得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那么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将达到最优。由于包括消费者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倾向于不显示其真正的偏好,或者即使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对于偏好的测定也存在技术上的困难,在全球性公共物品的供给中通常会出现“搭便车”和囚徒困境。我们知道了提供这个公共物品的总量,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不同国家去分解这个总量。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公共物品,许多国家的大量经济主体都参与到了与经济公共物品有关的活动当中。经济公共物品有渔业、污染、大部分社会风险、气候变化等。就经济公共物品而言,一般情况下很难确定并达成有效的政策协议,因为它们包含了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与平衡,而成本和收益都不容易衡量,并且二者都包含复杂的分配问题。另一类是焦点公共物品。涉及焦点公共物品的政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并且能够获得一致的同意,此类政策包括消除艾滋病、天花、金融危机、核灾难、核爆炸以及贸易壁垒等。比较便利的方法是把经济公共物品重新确定为焦点公共物品,因为这样做就可以大大简化分析、简化政策。
在解决低碳经济这个公共物品问题的过程中,存在两大难题:(1)找到“适度联邦主义”的度。即有必要将决策定位在某个政治层面上,该层面能够使溢出效应内部化。(2)威斯特伐利亚困境。根据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相应的国际法,未经国的同意,义务就不能被强加于该国身上。因此,对于全球公共物品,我们必须采取完全不同于国内公共物品的解决方法,要进行国际制度创新。
对于气候变化的问题,存在着“双重公共物品”的困境,一方面,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是人类生产活动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全球性的节能减排行动所创造出的正外部性,又成为所有国家所共享的公共领域。减排行为本身成为了公共物品,这使得各国的行动策略将有所不同,对于那些对环境变化负有次要责任的国家和那些贫穷弱小的国家而言,无论其他国家如何选择行动策略,采用消极的坐享其成的策略总是有利的,这是一种智猪博弈的反映。面对这个困境,吉登斯和斯特恩等人强调伦理的规劝力量,有些小国的正面行动则更加强了他们的信心。像全球变暖这样的公共物品,其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各国参与减轻气候损失行动的动机完全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出各国对于气候损失、收入水平、政治结构、环境态度以及国家规模的不同认识。比如,俄罗斯也许认为一定范围内的全球变暖会使其受益,而印度则认为会使其遭受巨大损失。
如何根据温室气体这个全球公共物品的特点,形成有效的供给机制,这包括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
第一,解决全球这一公共物品供给困境的根本之道,在于如何使保护环境和节能减排的行为能给各国带来更多的益处,现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积极行动的激励不够,低碳经济发展的内生化动力不足。激励的一个方面在于行动必须是同时发生的,才能得到有利的结果,这就使得制度安排对于全球性减排行动的支持绝非是可有可无的,对于坐享其成的消极态度,即使其公共物品的属性难以消除,也应当加强其正面的吸引力量,惩罚的手段绝非必须但也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内容。对于温室气体减排来说,对应的可行措施为对每一单位的碳排放征税和对某一许可证制度所发放的排放限额进行交易,要把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英国于2003年2月开始对进入伦敦中心城区的汽车收取每天14美元的过路费,市中心交通量锐减1/3,一些公交路线的往返次数跌了差不多一半。伦敦市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20%,粉尘和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也大幅下降。要把环境保护与发展低碳经济结合起来。其实,环境保护与发展低碳经济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全世界各国加强环境保护可能没有问题,环境保护引起了每个国家的重视,而环境保护的许多措施也是发展低碳经济所需要的。
第二,解决低碳经济这个全球公共物品的关键在于有关国家建立可信承诺,签署国际环境协议,并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来发展低碳经济。国际环境合作提供的“物品”即温室气体的减排和全球环境质量的改进,正是一种类似于国防的纯公共物品(pure public good)。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还只是意向协议,还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环境目标与公平目标的矛盾。减少排放及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确立这个环境目标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在是如何减少排放,按什么标准来减少排放,减少排放的成本如何承担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与公平的减排联系在一起。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类似于通过减排来抑制全球变暖这样的附加公共物品,实现高水平的参与十分重要。最后的试验表明,将主要的国家或集团包含进来,是走向实现完全参与目标的重要途径。
第三,根据公共物品的性质,创新全球供给物品的供给机制。全球范围的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都体现了公共物品性质,巴雷特归纳了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而必须提供的五种不同的公共物品:(1)进行全球性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行动,例如通过能源保护和使用效率提升,燃料替代和可再生能源的推广以及对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碳捕获等;(2)对全新的能源和相关技术进行基础性研究投入,发现和总结温室气体减排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并将其推广;(3)通过植树造林、防止森林砍伐以及用铁给海洋施肥等,从大气中直接祛除二氧化碳;(4)通过减少照射地球的太阳辐射量,来抵消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影响;(5)在国家、区域或地方层面上为适应气候变化而提供的公共物品,如海洋防护、堤坝和大型灌溉工程等。
三、发展低碳经济中的搭便车问题
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搭便车的问题是无处不在的,从普通公民权利领域直到国际舞台都有它的身影。那些在降低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作为不大或毫无作为的国家,也在搭那些已经更加积极的国家的便车。气候本身属于典型的全球公共物品(Global Public Goods,简称“GPG”),于是如何在提供这类物品同时阻止“搭便车”行为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不是免费的,有时甚至代价高昂。建立治理发展低碳经济中的“搭便车”行为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搭便车”行为不仅损坏了减排国际合作的有效性和稳定性,而且还阻碍国际社会解决气候问题的努力。
在温室气体减排行动和气候变化适应活动中,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无论是在全球范围的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的地方政府之间,还是在同一区域内的企业或公众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搭便车”问题。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所采取的减排行动能有效地作用于那些容易产生私有利益的领域,而对处于公共领域的减排利益则鲜有作为,即使大家都意识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公众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节能行为以及地方政府针对适应气候变化提供的地区性公共物品,可以直接将行动产生的利益划归于私有领域,即基于自利原则的减排行为,但这一行动水平远未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减排均衡点,因为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进一步的减排行为所产生的利益都会进入归属难以界定的全球公共领域,在此情况下,无论是公众还是企业都存在“搭便车”的动机,从而造成集体行动的困境。如图2所示,MC表示减排行动的边际成本曲线,D1表示为应对气候变化对减碳行动的社会需求曲线,D2表示基于自利原则的减碳行动需求曲线,MC与D1、D2分别交于A(P1,Q1)和B(P2,Q2)两点,A点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减碳均衡点,B点则是基于自利的减碳均衡点。Q1是应对气候变化所应采取的减碳行动量,Q2是能够界定为私有利益的减碳行动量,而(Q1-Q2)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减碳行动量。显然,对于公共领域的(Q1-Q2)部分,公众或企业无法根据自己的努力程度来分配减排利益,造成此部分是减碳行动的“供给盲区”。
无论是方法,还是新古典方法,都没有解答“搭便车”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解释团体行为的关键。至为关键的是,任何一个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其基本目的在于促进一些群体不再按有关成本与收益的简单的、享乐主义的和个人的计算来行事。拉坦还考察了制度供给过程中的集体行为。拉坦指出,当制度在团体层次上予以供给时,会遇到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即每个人都只想其他成员去做出组织的努力或承担维持组织的成本,而自己却坐享其成。因此,这种集体行动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会严重损害制度的供给能力。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强迫成员参与,二是提供超常规的经济利益激励。
经济学家对个人利益的思考源于个人效用的思想,经济学家称“人们拥有效用函数”,只是意味着人们在评价和界定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偏好,并不代表他们必然是自私的或仁慈的。例如,一个人把他的全部财产义无反顾地捐助给慈善机构,或许只是在最大化他的私利,他与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只要他们的行动和他们的目标一致,经济学家就把他们都看作是理性的。然而,确定集体利益将涉及不止一人的偏好加总,从而引发了关于个人偏好能否或是应该加总的许多问题。对于私利和集体利益相互冲突的可能性,是曼瑟尔·奥尔森的经典之作《集体行动的逻辑》的核心主题。他对自愿组织或联盟的存在是为了推进其成员的共同利益这样一个社会学家的传统假定提出了挑战。
在传统理论看来,个人可以通过组成集团和组织实现其“共同利益”。但奥尔森认为,从个人理性和自利的前提中推演不出人们会做出增进集体利益的行为。“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和集团的利益。”在奥尔森看来,人们在集体利益这一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上,会采取以下机会主义行为:在公共物品的生产上尽量少投入,并将自己应付的成本外化,收益内化,尽量多地消费公共物品。这种搭便车的倾向使得公共物品的生产和消费都存在着较大的“外部性”。
早在1971年,奥尔森就使用了全球性公共物品的概念来分析提高国际合作激励的问题。无论是由个人组成的社会公众,还是由企业形成的产业集团,在化解气候危机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且是利益相容的,已开展减碳行动的成员则希望有更多的成员参与其中,但这一相容利益集团的规模显然是庞大的。奥尔森认为在一个大集团中,即使成员都是理性的和寻求自我利益的,且所有成员在实现了共同目标后都能获利,也不能保证各成员会共同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目标。显然,企业和公众的集体行动困境是温室气体减排治理中内生交易费用产生的主要根源。
在社会公众形成的减碳集团中,任何单个成员的减碳行动都不会对整体的减碳效果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不会对其他成员的减碳成本或利益产生很大影响,如果气候变化问题得以改善,各成员可以均等地获得利益,因此,公众的减碳动力是有限的,但公众却又是气候恶化的直接受害者,此时,公众的集体减碳行动需要外部力量的引导和激励才能形成。由企业组成的减碳集团,其成员的数量虽然庞大但不同产业排放量的差异巨大,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也存在差异,因此各成员承担的减排量是不同的,那些占据较大减排份额的成员的行动对整体的减碳效果会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成员却要与减排份额小的成员均等地分享利益。另外,企业较之公众其减碳动力更弱,因为企业不是自然人,它对于气候变化的受害性体验没有公众敏感和强烈。这些说明了企业减碳集团的形成首先需要大成员的加入和先行,而减排的强制命令、外部监督和激励机制是不可或缺的。
环境是一种公共产品,这就容易产生搭便车的现象,即不承担治理环境的成本,却享受治理环境的好处。如何使产品价格体现经济成本与社会成本的总和?这是要解决搭便车问题的一个关键。环境中的普遍并且容易搭便车现象大大增加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转换成本。全球污染产生的搭便车难以治理的根源还有一个时空问题,如从空间来看,目前以酸雨、臭氧损耗和全球变暖等形式存在的全球污染,是人们主要的焦虑所在,也是无法通过产权等方法解决的搭便车问题。再从时间来看,排放及引起的污染问题有个跨际问题。有些CO2是工业革命时期就开始有的,到底按人口平均减排还是按历史减排都有争议。每个企业、每个人、每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排放对于环境的影响都是微不足道的。人们很难直接感受到排放对环境有什么影响。
“搭便车”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从国内来讲,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地区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都存在搭便车的问题;二是从国际来讲,国与国之间也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就气候变化问题而言,国际合作的紧迫性更加明显,而经济学的理论与思想对于解决搭便车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只要大气仍被认为是免费的温室气体容纳桶,电力行业就将会继续修建那些最便宜的高排放电厂。如果电厂因为碳排放而必须要为此支付费用,那么减排形势瞬间就会改变。为污染付费的思想是出现在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经典内容,科斯认为在某些条件下,经济的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的谈判而得到纠正,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大化。
对于节能减排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垄断,也将有效地减少完全的搭便车行为,这将导致自发减排行为的产生和自主创新的激励。德国、英国、瑞典等国,已经有能力将能源的使用效率提高到原先的四倍甚至更高的水平,如果这些国家能够率先担负起人类发展的共同责任,以有激励效果的价格实施技术转让——如果是无偿的,将会催生新的搭便车行为——这有利于落后国家减排工作的实际开展,当此类廉价的技术转让不足以促进后起国家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的时候,也将会使其开始寻找如研发提高能源利用率、保持本国资源潜力的新途径。
人类社会很难形成共识和有效的集体行动。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还很难做到发展低碳经济是有利的,所以纯粹用经济手段还不现实。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搭便车问题除了经济手段、规制手段外,还应该从非正式规则及意识形态方面入手。在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的“搭便车”行为上,意识形态至关重要。意识形态的经济功能主要表现为:它是一种节约信息费用的工具、能有效地克服“搭便车”、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的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的费用。较大的意识形态拥有量能减少消费虔诚的影子价格,使个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的可能性较小;能淡化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任何政府都通过向意识形态教育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
四、发展低碳经济面临最大的市场失灵
为什么说温室气体排放及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市场失灵?一是从它涉及的市场范围来讲,无论是从涉及到的主体(世界各国、地区、企业、个人)来讲,还是从所涉及的空间来讲,都是最大的。二是从它所涉及的时间来讲,这不仅涉及到当代人,还涉及到子孙后代。三是从解决低碳经济这个市场失灵来讲,它不仅涉及到世界各国的协同行动,而且还涉及到国内制度和国际制度。所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经济是最大的市场失灵。
低碳经济中的市场失灵表现为能源价格低,不利于鼓励节能;管制失灵,如采用不计量供暖不能鼓励用户调节温度;缺少机构支持,机构能力薄弱;激励措施缺失或错位,如发电售电能赢利,而节能不能赢利;消费者购买汽车的偏好通常是考虑型号、速度和外观,而不是能效;高效产品的前期成本高,低收入者负担不起;融资有障碍,交易成本高;无法获取能效产品;公共意识薄弱,信息有限等。市场失灵导致私人在创新和推广方面低碳技术投资不足和推广方面投资不足,这也是实现公共融资政策的基础。值得指出的是,发展低碳经济中还存在效果反弹的问题:高能效设备降低了能源支出,用户往往会增加能源消费,抵消了一部分节能成果。长期的效果反弹在10%到30%之间。这些有的表现为市场失灵,更多地表现为减排中的制度缺失。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最重要的是缺乏有保障的财产所有权以及温室效应。
低碳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第一个特点是,缺乏有保障的财产所有权导致低碳经济中的市场失灵。许多市场失灵实质上是产权的失灵。决定石油开采速度以及地区变暖速度的,并非是巴罗佐或默克尔,而是像查韦斯、普京等统治者和他们的寡头企业。能源所有者对保护性的开采政策没有什么兴趣,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担心他们本人或亲信在他们开采更多的石油之前失去权力。俄罗斯经济对于石油的依赖性太大。据专家估计,按照俄罗斯目前的石油开采速度,大约17年就把俄罗斯的石油采光,可谓竭泽而渔。美国虽然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但是美国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却按兵不动,“留给子孙”!到了俄罗斯石油资源枯竭之时,美国便可待价而沽了。俄罗斯与美国的这种差异不仅是一种发展战略的差异,而且也是财产权制度的差异造成的。
在跨期帕累托最优条件下,减缓开采的同时减少投资,有可能在不降低当代人消费的前提下提高后代人的消费。化石燃料的帕累托最优减排路径是以缓慢消耗化石燃料为特征的。相比有保障的所有权,缺乏有保障的所有权意味着市场将更快地开采化石燃料。虽然由于温室效应我们应该抑制能源的开采,但缺乏有保障的产权加速了开采。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化石燃料的开采速度是不一样的。持久的有保障的财产权制度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发展低碳经济的一些举措也有局限性,如我们采用碳税会引起新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能源所有者将提高它们当前的销售,以避免今后的税务负担,气候变化因此会加快,这就是所谓的“绿色悖论”现象。绿色悖论意味着开采能源的所有者的供给反应将遵循一条不同于普通供给者的反应的逻辑,这有着深远的意味。其实高碳能源,如煤、天然气等也存在这种缺乏有保障的财产所有权效应。综观世界各国,关于能源的财产所有权制度多种多样,我们很难建立起有效的、有保障的财产所有权。应该讲,这是制度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上的局限性。从深层次看,还有一个排放权的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没有界定的最大公地。气候变暖实质上是一种“公地悲剧”。从产权及其制度入手,是解决发展低碳经济中市场失灵的基础。
低碳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第二个特点是,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一种外部性,因而也是一种市场失灵。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在四个基本方面有所不同:它的外部性是长期的,它是全球性的,它包含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它具有潜在的巨大规模。从这四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展低碳经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市场失灵。温室气体也是一种经济公共物品,温室气体排放显然是一种外部性。温室气体排放的这些特点决定了解决其市场失灵的难度。
从市场机制来看,工业化过程中为了提高经济效率,没有考虑碳排放量的问题,因此现行的价格机制没有考虑碳排放的成本,包括社会成本。戴利(Hermann Daly)认为古典经济学的计算方法不适用于生态学。斯特恩(Nicholas Stern)在论及生态经济学的传统时指出市场在应对气候方面完全失灵,因为市场无法获取可用的生态学信息,甚至竟敢对之视而不见。大自然提供给人类存在于地壳中的原生态的、可氧化的含碳物质。能源所有者的经济决策将大自然的供给改变为市场供给,市场供给则通过价格机制寻找它的需求,通过化学作用这些供给变成二氧化碳,污染了大气。
针对上述低碳经济中市场失灵的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如下对策。
1 通过制度创新建立有保障的财产权,从源头上减少对化石燃料的开采,还要公平地分配排放权。除了建立有保障的财产权以外,还要通过制度安排克服市场机制的不足。没有经过政策修正的市场会扭曲我们的决策,使我们的决策偏离环境商品和服务;如果能够小心修正市场失灵,所有世代的境况都会变得更好。这一论据很重要。面对环境问题,市场机制的局限性更加明显,市场解决的主要是个人或公司在存在期间的回报,而不是解决有关整个世界重大变化的集体决策。市场能够揭示个人在短时间内作出决策所需要的信息,但不能揭示社会在长时间内应当做什么。来自于经济利益的政治压力足够大以至于破坏了迫使污染工业进行净化的立法。这样的净化大大地增加了生产的成本。因为私人经济仅计算当前的效率和生产力,并且仅涉及特定工厂的私人利润,它并没有把今天污染造成的长期社会成本考虑在内。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并不能生产未来社会的幸福。
2 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着市场失灵,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市场机制在发展低碳经济中的基础性作用,而是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修正、调整市场,从而有利于低碳经济的建立和运行。碳市场是我们应对全球变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大贡献者。市场经济既可以用来发展高碳经济,也可以用来发展低碳经济。对于市场的重大失灵,恰当的回应不是抛弃市场,而是通过税收、其他形式的价格修正或者管制等措施来直接调整市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市场,如何运用市场机制来发展低碳经济。我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足以保证能源部门的市场运作以最小的扭曲进行的框架,以便市场能够起到鼓励效率和鼓励减排的作用。同时,政府减少对生产者的行政干预,从而降低政企间形成软化节能减排约束的合谋。在多数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会迫使生产者满足其需求,而生产者为了具有竞争力也愿意这样做,政府则会从全局考虑迫使社会提高运转效率。若能源价格偏低,消费者提高能效的压力一直很小,生产者也没有动力进行能效技术方面的研发,而政府也缺乏全局性的能源考虑。设法干预市场以使“污染者付费”原则制度化,并由此确保市场运作有利于气候变化政策,而不是有害于它。化石燃料的价格越高,避免消耗更多燃料并且转而使用替代能源如太阳能、核能等的内在激励就越大。
尽管发展低碳经济会面临最大的市场失灵,但低碳经济的持久机制还是要建立在市场和价格机制上。高碳的“技术一制度综合体”在形成过程中也受到了人为的干扰,这是以市场扭曲为代价的。如传统能源价格的管制、低价及补贴也是导致碳锁定的重要原因。由专家组成的“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在题为《将提高能源价格作为提高能源生产率的长期激励》的最终建议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制订提高能源价格的长期战略,持续渐进,要根据上一年国家能源生产率提高的比例来提高能源价格。这种灵活的、长期公开的信号对于投资和消费行为有决定性的影响。”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
值得指出的是,用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解决低碳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时,一是要注意发展低碳经济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如减排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大,气候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大,碳和燃料价格的高企对穷人的冲击要大于对富人的冲击。英国2008年的平均燃料费账单比往年上升了40%,其影响对生活在穷困线以下的65岁以上者尤其严重——英国这类人大概有200万。我们在制度安排(包括国际制度与国内制度)和政策导向中一定要把公正引入到减缓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的过程中,尤其在国际制度安排中,若缺乏公正性,那么任何契约、制度都将是无效的。人类有能力解决减排问题,也有很大的发展低碳经济的潜力,现在的关键是建立在公正基础上的国内减排制度和国际减排制度的缺失。
窃以为,去一趟秦岭自会明白。
关于这条分界线,地理学界有位前辈说过这样一句话:模模糊糊,但又清清楚楚。模模糊糊,是指南北分界并非一条直线,而是一个区域,在一定范围的区域内有固定的植物组成、气候特征,它像一个过渡带,里面有着自成一体的精彩世界。
初识南北分界线
1997年夏天,为了完成博士论文,我第一次进入秦岭,登上了主峰太白山。我发现秦岭的北坡与南坡在植被分布上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跟其他的分界线——比如长江、淮河以及行政区划——相比,秦岭作为南北分界线的角色又是清清楚楚的。在北坡,主要是落叶阔叶林,一到冬天叶子就全部掉光了;而在南坡逐渐会有一些常绿阔叶林,再往南走,便到处郁郁葱葱,整个冬天都是如此。而且,北坡竹林很少,而南坡的竹林生长得非常好,尤其是佛坪一带。这也是大熊猫主要分布在南坡的原因。还有其他明显的分界现象,如北坡多小麦,南坡多水稻;一到冬天,北坡河水、湖面都结了冰,南坡的汉江则流动如常,经年不冻。每年一月,零摄氏度的等温线也与秦岭的山体基本重合。
中国青藏高原以东的区域,除了台湾的玉山之外,就数太白山的海拔最高,3767.2米。从行政区划来说,山西的五台山是华北第一高峰,有“华北屋脊”之称,高3061.1米。但是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秦岭以北的陕西地区也应该划入华北的范畴,它们的自然气候、植被特点非常相近,真正的“华北屋脊”是太白山。
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山带植被,尤其是森林与亚高山草甸的过渡地带。林草过渡带,是生态过渡带的一种,对自然、地理要素的变化非常敏感,是研究气候变暖的一个重要手段。秦岭北坡尤其是太白山一带的林草过渡带比较集中,加上山势较陡,气候现象复杂,是研究全国乃至全球气候的天然实验田。
尽管事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真正爬上太白山的时候,还是感觉到了许多意外。首先是高海拔反应,会出现喘气、胸闷、气短等现象;而且山顶非常冷,大夏天也会不时下点小雪,需要穿着棉袄工作,有时候风还特别大,环境非常严酷。其次,山上的自然景观非常震撼。在海拔2400~2500米的时候,云雾弥漫,一不小心就会迷路;到了海拔3000米以上,却又豁然开朗,上面晴空万里,下面云海蒸腾,感觉自己就站在云的上面。这也算是对艰苦工作的一种补偿吧。
中国山脉的“中央军团”
在太白山上,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植物调查,二是提取太白落叶松的样芯(即树的年轮)。太白落叶松又称太白红衫,是我国特有树种,通过研究它的样芯,可以了解近几百年的气候变化,气候变暖的时候,年轮就宽一些;气候冷的时候,年轮就相对窄一些。通过多元回归技术,我们重建了太白山地区近300年的温暖指数,与国外相关研究的对比表明,其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全球性特征。
秦岭不仅反映气候,也能影响气候。首先,秦岭的位置很关键,正好处在中国版图的中央。其次,秦岭的范围很广,除了陕南,还包括甘肃东部、河南西部的支脉,绵延1600多公里,相当于大自然在这里修了一座长城。第三,秦岭的形状很特殊,是东西走向的,而且它的海拔也够高。秦岭就像是中国山脉的“中央军团”,对全国乃至东亚、东南亚的气流都有影响,冬季时阻挡冷空气南下,夏季时又拦截东南季风北上,气流到此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
横亘的秦岭,使得南来大气团的“山体效应”十分明显。气团在逐渐抬升的过程中不断降温,形成降水,所以南坡雨水充足,植被丰富、茂密。如果气流足够大,翻过了秦岭的大梁,它会向下走,逐渐增温,降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空气的相对湿度逐渐降低,使得关中地区、黄土高原等雨影区(山脉的背风面降雨量较少的地区)更加干燥。受此影响,秦岭南北出现截然不同的气候特征:岭北是半湿润的温带季风气候,岭南是润湿的亚热带季风气候。从这个角度来看,秦岭就不仅仅是南北分界线,而且是有全国意义的气候分界线。
相比之下,五台山虽然海拔也很高,但是山体小,没有横隔数省的现象,周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气候分界。长江、淮河虽然大体都是东西走向,但是江河两岸的差异没有那么大。台湾玉山的情形也是如此。放眼全球,似乎只有美洲的科迪勒拉山系与秦岭相似。像美国,东西海岸都有南北走向的高山阻挡,许多城市、地区虽然离海不远,但是海洋性气候并不明显。澳洲、非洲都没有这样的大型山脉。至于欧洲,更是一马平川,阿尔卑斯山对周边气候的影响也不太大。
汇聚南北古今的植被带谱
对秦岭北坡的研究,侧重气候环境,南坡的研究重点则是生物的多样性,科研价值同样巨大,可谓精彩纷呈。位于北纬33度的秦岭,气、温、湿都非常合适,培育生物多样性方面的条件得天独厚。
秦岭的山体自下而上,依次分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亚寒带、寒带六个气候带,植被垂直带谱十分明显,计有带四个植被带谱、七个植被亚带。在秦岭,既可以看到南方的红豆杉、棕榈、柑橘,也可以看到华中地区的连香树、水杉、领春木,华北的辽东栎、红桦、朴树,东北的水曲柳,西北荒漠的酸枣、狼牙刺,以及青藏高原的丛枝杜鹃、峨嵋蔷薇等植物。此外,秦岭还有鹅掌楸、领春木、连香树、水青树、独叶草、银杏等第三纪冰川时期遗留的古老植物。
崇山峻岭和广袤的森林植被,使得秦岭千百年来一直是各种珍贵动物的庇护所,和南北动物混生的家园。经统计,秦岭有陆生脊椎动物642种,包括兽类130种、两栖动物26种、爬行动物41种、鸟类335种,其中列入国家一级保护的动物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朱鹮、林麝、豹、云豹、金雕、黑鹳、中华秋沙鸭等12种,列入国家二级保护的动物有67种。我在秦岭考察的时候,多次与野生羚牛、金丝猴擦肩而过,在洋县的田间、江边还能看到野生朱鹮。
自然,秦岭这座巨大的山脉也给南北交通造成了巨大障碍,古人说“蜀道难”主要就是指秦岭,这对两边的文化交流产生了一定的阻隔作用。时间一长,秦岭南北形成了各有特色的文化圈,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戏曲品种、民间习俗等。别的不论,秦岭南北的口音都不一样,北坡是关中口音,南坡的汉中基本上是四川口音,而安康、商洛一带又离湖北、湖南比较近,方言情况更加复杂。旅行秦岭,不仅能看到丰富的动植物世界,也能体验不同的人文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