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理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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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里斯本条约；欧盟；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中图分类号：D99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1)05-0092-0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20032）

作者简介：龚 微（1975-），男，湖南湘西人，法学博士，吉首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朱嫣然（1988-），女，安徽合肥人，吉首大学法学院硕士生。

欧盟一直致力于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中扮演着领导者角色，积极推动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出具有可比性的目标。欧盟在大力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积极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的同时，也在采取措施加强自身的一体化建设，以完善自己，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近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就有新的举措，将对欧盟参与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带来诸多影响。

一、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的欧盟

在促进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过程中，欧盟是最初的发起者，一直是全球减排最主要的推动力。[1](P103)欧盟一直积极主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并承担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具体减排义务，积极促成了全球第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具体协议――《京都议定书》的签署和生效。该议定书代表了欧盟在全球环境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主要成就。[2](P92)

在《京都议定书》即将到期，后京都时代谈判启动之后，欧盟继续在该议题上扮演积极角色。欧盟率先单方面提出2020年和2050年减排战略目标，在此框架下其成员国也都陆续提出了各自的减排目标；与此同时，欧盟还继续积极在全球层面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努力通过国家间、国际组织内部的各种谈判、协商、斡旋进行沟通、交流，以使其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张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并上升为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机制。

二、《里斯本条约》之前存在问题分析

在《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之前，欧盟积极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了成果的同时也存在诸多的问题。

（一）欧盟的法律人格不明确

1992年的《欧盟条约》在欧共体之上建立了“欧盟”，但并没有赋予它以国际法上的主体地位。因此，欧盟大量的国际协定是由欧共体与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缔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是欧共体，而不是欧盟具有完全的成员资格。此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虽然欧盟参与了谈判、缔结和履行，但也都是以欧共体的名义进行。

尽管自《欧盟条约》生效以来，欧盟的称呼已经逐步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但是它是否具有法律人格，欧盟条约中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种法律上的缺乏明确规定的状态导致了欧盟在获得国际权利和承担义务方面存在混乱，解释不了与此相悖的一些现象，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如欧盟与美国缔结的关于乘客姓名登记的协定被欧洲法院裁定为基于欧共体条约的规定而缔结是错误的。[3](P60)欧盟东扩后，成员国从《京都议定书》签订时的15个成员国，增加为27个；且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差异也随之扩大，如何在成员国间协调立场，代表他们进行谈判并分配减排义务，法律人格不明确所带来的问题较以往无疑更加复杂。

（二）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清晰

地球气候的变化及其不利影响是人类共同关切的问题。早在1988年12月6日联合国大会关于为人类今世后代保护气候变化的第43/53号决议就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关切之事项,因为气候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关键条件。”这一主张也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所接受，出现在其序言中。欧盟对此在行动上积极应对。但是，在欧盟的基本条约如《罗马条约》、《欧盟条约》甚至《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中都没有关于气候变化的规定，只规定了包括气候变化的环境政策处于欧盟与成员国共享的混合权能领域。而学界公认，不同类型、性质和层次的权能决定着欧盟在不同政策领域和部门的一体化水平或程度。[4](P46)由此可见，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一体化程度是较低的。

较低的一体化水平也使各成员国对气候变化的不同认识显现无遗。在《京都议定书》谈判、缔结期间，欧盟是以欧共体的名义与成员国一起参加谈判和缔约，然后将减排承诺在十五个成员国间进行分配。当时欧盟的成员国数量较少，而现在，随着欧盟的扩大，目前就有27个成员国，今后还将进一步扩大。在整个气候变化谈判过程中涉及到太多角色，这些角色有着各自的国家利益诉求和不同的关注点。比如1996年是在日本京都第三次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前的关键一年，期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是意大利和爱尔兰。这两个国家都以在气候问题上缺乏积极立场而著称。欧盟的立场也因此自1995年柏林第一次大会以来一直没有变化，甚至称其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也不算夸张。国际谈判复杂多变，不断有新的问题和提议出现，欧盟改变立场和接受其他谈判对手的新提议需要多数成员国的同意，随着成员国数量的增多，将更难形成统一的立场和意见。

（三）机构的设置不合理

由于气候变化领域属于共享权能领域，成员国在20世纪90年代决定由理事会主席代表欧盟对外谈判环境条约。在理事会担任主席的国家负责在成员国间进行协调。这使得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有更强烈的政府间色彩。轮值主席国被认为但当了领导和协调者的角色。然而，这在现实的谈判过程中非常难以实现。谈判需要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的相对严格的授权，这种授权建立在成员国代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由于任期只有六个月，加上理事会授权缺乏弹性，很容易成为谈判拖延和挫折的主要原因。耗费大量宝贵的时间沟通内部的差异也会导致欧盟的成员国实际上很难对外界的变化作出反应。可以这么说，在这些组织内部谈判需要的大量时间和外交努力，经常意味着召开一次又一次的连环会议。

在举世关注的京都谈判的最后时刻，欧盟的部长们在大会正在进行时，关起门来进行内部的协调；当主席埃斯特拉达（Estrada）落锤宣布通过清洁发展机制的关键性文件时，欧盟的部长们仍在另一间房间里为协调共同的立场而努力。当他们通知主席，反对预算前的气候变化公约抵消额（pre-budget crediting）时，决议已经作出不能再重新接受意见。同样的事情在海牙2000年气候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上发生。当时欧盟的部长们打算对主席普龙克（Pronk）的折中方案提出建议，在其他国家和集团，甚至更大的和资源更不足的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国集团加中国的方案都已经提出后，欧盟内部在最后一晚的关键谈判已经开始时仍在讨论修正案。[5](P274)可以这么认为，由于机构设置不合理，内部关系没有理顺，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协调立场的内部谈判上消耗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三、《里斯本条约》带来的改进及其影响

（一）欧盟正式取得法律人格

欧洲联盟不具有国际法律人格，这解释不了与此假设相悖的一些实践。[6](P104)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缔结期间，欧盟当时是以欧共体的名义与成员国一起参加谈判和缔约，然后将减排承诺在成员国间进行分配。《里斯本条约》当中欧盟取代了欧共体，正式获得了国际法上的法律人格地位。该条约明确规定“欧盟应取代和继承欧共体”（《欧洲联盟条约》第1条第3段），使之成为实际上唯一的实体尽管“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仍继续作为法人独立存在，但它的职能有限，且没有独立的机构。《里斯本条约》在附录的一份议定书中，对之作了相应的规定。，并赋予它以国际法律人格。

欧盟取得国际法律人格，是欧洲一体化在政治和外交上的重大突破，意味着它将不再以欧洲共同体的名义而是以自己的名义参加相关的国际谈判、缔结国际条约协定和成为国际组织的成员，正式成为国际化主体。确立欧盟统一的法律人格，也可以促使成员国在国际上保持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这种统一形象所带来的利益又将巩固成员国继续保持统一行动的愿望，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不断推动一体化的深入。[7](P100-101)对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更是如此。正式的法律人格将更有利于欧盟在其内部整合各成员国的立场，也有利于欧盟将整体的减排承诺在其内部成员之间进行公平分配。

（二）气候变化政策在欧盟内部更受重视

《里斯本条约》在环境一编中，正式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欧盟的环境政策目标。这是欧盟的基础条约中首次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其目标，其中明确规定“在国际层面采取措施，解决区域和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以往的欧盟基本条约中，即使是被认为是较为激进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也没有出现这样规定的条款。这样的规定目前还只是停留在书面规定上，但可以设想的是，欧盟必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并在机构设置上来体现和完善该规定，以增强欧盟机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权力和运作效率。

同时，随着能源政策进入欧盟的专属权能领域，间接使欧盟在气候变化方面的权能扩大。气候变化政策虽然仍作为欧盟和成员国混合权能领域，但新的《欧盟运作方式条约》把欧盟权限扩大到了新的政策领域，主要是能源政策(第176a条)、航天(第172a条)、旅游(第176b条)、体育(第149条)和防灾(第176c条)等领域。根据条约中能源政策措施独立的法律依据，欧盟的能源政策追求以下目标：确保能源市场的运作、保障欧盟能源供应的安全、促进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及促进能源网络的相互联网等（《欧盟运作方式条约》176条a款）。该环境政策中的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方面都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类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能源政策中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目标，无疑是与气候变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在上述方面完全重合，也间接使气候变化政策的部分政策目标已经进入了欧盟的专属权能领域。这些举措无疑使欧盟的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体化水平更为提高，也使得欧盟在有关的国际谈判中能够更好地用一个声音说话，更准确地表达整体的立场。

（三）组织机构上有利于欧盟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

经《里斯本条约》修订的新的《欧盟条约》和《欧盟运作条约》为构建统一的欧盟对外关系框架实现了一定的飞跃，[8](P33)欧盟的机构设置和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1.欧洲理事会设立常设主席

《里斯本条约》规定由成员国国家或政府首脑与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正式成为欧盟的机构，设立了常任欧洲理事会主席职位，其责任是为欧盟的发展提供“必要的动力”和确定它的“总体政治方向与优先事务”。常任主席任期两年半，可以连任，负责主持欧盟会议、协调欧盟内部团结和共识并在世界其他地区代表欧盟。这样，整个欧盟的形象将更加统一、团结，欧盟各国用一张嘴说话，改变了欧盟既往的决策机制。[9](P8)“他(她)虽说并无欧盟主席的名分，且没有民选的威势，但条约规定他(她)对外代表欧盟，实际上赋予其某种欧盟元首的功能。”[10](P58-59)

原轮值主席只有半年的任期，如此高的更换频率导致其应持立场和实际表现不一致的几率相对较高，而且也成为了一种影响长期战略形成的制约因素。《里斯本条约》在欧洲理事会主席设置上的进步，终结了原来实践中每六个月就有即位的主席根据自己的重点重新安排议程的做法，将带来更大的政策持续性和协调性，可以为规划和推动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标准着欧洲一体化进入了新的阶段。

在欧盟理事会的主席方面，除了外交事务理事会外，将继续每六个月的轮换，因其引入了“三主席制”，其效率将会显著地增强。欧盟理事会主席由成员国依顺序轮流担任，其中前任与下任担任副主席。根据《欧盟宪法条约草案》，理事会主席仍每六个月轮换，但在现任主席的召集下，由三任主席出席召开的会议共同讨论议程及一年半时间内欲达成的目标。尽管《欧盟宪法条约草案》并未生效，但欧盟理事会已经决定采纳三主席主持的制度。[11](P12-13)

在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中，新的三主席主持的体系增加了对气候变化政策领域更感兴趣成员国参与的机会，减轻了小成员国在它们没有实际利益诉求的领域进行谈判的负担。由于国家利益的差异，不是所有的成员国都在特定的领域很活跃。在大多数多边环境协定中，欧盟多数的小成员国没有特定的国家利益要维护。例如，卢森堡在担任轮值主席期间，就不愿让其公务员专门处理与多边环境条约有关的事务。从这个角度看，新的主持构想，应该是更可行的运作体系。

2.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里斯本条约》设立了欧盟“外交部长”――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将现有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与外交事务委员合并。尽管伴随着混乱和争议，最近几年欧盟在国际舞台上的角色越发引人注目。欧盟任命了“负责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的联盟高级代表”，其职责是“保证联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欧洲联盟条约》第9E条），并在有关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事务上代表欧盟。此职位的特殊性在于它兼跨理事会与委员会两个机构。负责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的联盟高级代表将“主持”外交部长理事会工作；同时又是委员会成员并兼任负责对外事务的副主席。该职位的设立应被看成是有助于欧盟统筹对外行动的一种进步。[9](P60)

欧盟“外长”参与到联合国的气候变化谈判将推动气候变化与其他政策领域，特别是其他对外关系领域的积极整合。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环境问题，不但包括环境而且也逐步涉及经济、贸易、发展、能源和运输方面的事务和关注。美国是国务院在国际气候谈判中起主导作用，商务部负责协调总体立场。欧盟在气候变化海牙大会表现不佳后，确实试图通过一些措施解决问题，如在共同立场上的更大弹性，并使经济、贸易和外交部门更多地参与到整个谈判进程中。这一变化趋势将在《里斯本条约》设立高级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后继续得到加强，使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得到更多欧盟部门的支持。

四、展望

在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中，欧盟希望继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积极推动谈判进程。《里斯本条约》直接和间接地提升了气候变化政策的一体化程度；赋予了欧盟正式的法律人格，设立了欧盟“总统”和欧盟“外交部长”，使欧盟机构设置更加合理，便于欧盟在对外关系上更加一致和连贯，为其参加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带来更多的推动与促进。

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及欧盟成员国兼东道国丹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会议通过的《哥本哈根协议》在一些目标上实质反映了欧盟的意愿。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结束不久召开的欧盟环境部长理事会通过的决议中，欧盟强调《哥本哈根协议》是致力于达成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所有缔约方参与的减排目标议程安排和时间表，并进一步强调“欧盟应该继续提供雄心和发挥领导作用”[12]。《里斯本条约》所带来的变化加强了欧盟的行动能力，使欧盟能够以更强大、更一致的形象出现，已经并将继续使欧盟在今后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崔大鹏.国际气候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2] 蔡守秋.欧盟环境政策法律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3] 蒋小红.《里斯本条约》对欧盟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影响[J].国际贸易,2010(3).

[4] 曾令良.欧洲联盟法总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5] Michael Grubb & Farhana Yamin,Climatic collapse at the Hague: what happened,why,and 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 International Affair,Vol.77,2001.

[6] 黄德明.略论欧共体与欧盟的法律人格[J].法学评论,1998(6).

[7] 雷益丹.论欧盟的法律人格[J].法学评论,2006(3).

[8] 曾令良.《里斯本条约》后欧盟对外关系权能的变化――以法律为视角[J].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2）.

[9]王丕屹.欧盟走进新时代[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11-21.

[10] 戴炳然.解读《里斯本条约》[J].欧洲研究,2008(2).

[11] EU Consent,Institute for European Politics,EU-25/27 Watch No.5 2007.[EB/OL].[2011-8-19].http:省略/library/eu25watch/EU-25-27_Watch_No5.pdf.

[12]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Presidency Conclusions on COP15-Copenhagen Climate Conference,[EB/OL].[2011-8-19].consilium.europa.eu/App/NewsRoom/loadDocument.aspx?id=356&lang=EN&directory=en/envir/&fileName=112067.pdf.

On the Influence of Lisbon Treaty to EU in the Negotiation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GONG Wei,ZHU Yan-ran

(College of Law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Jishou University,Jishou,Hunan 416000,China)

第2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无论从理论准备还是从实践经验的总结，我国的积累都还不算充分，因此我国对于开展碳排放交易制度就应更谨慎思考，周全考虑。从排污权交易的实践看，制度移植或者制度创新都有一个从试点到推广的过程，这种方式是更为保险的一种试错机制，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模式所可选择的风险和成本相对较小的发展路径。但也不能避免小规模试点和大规模推广之间存在着不确定性，试点成功，推广之后未必成功，反之亦然。实行碳排放交易制度，首先就是运行成本的问题，配额市场过小，相对的运行成本就过高。但中国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质量等都存有差异，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构建不得不经历一个逐渐扩大管制对象和配额市场的问题。制度在实践中会遇到诸多问题，要本着务实的态度，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实践中及时总结和反思，一项制度要真正的扎根于社会就必须依赖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互动。此外，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构建要因地制宜，适应中国社会存在的具体问题，符合真正的社会需求，从而生发出制度生长的内在动力。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任务不仅仅是为了节能减排，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责任，缓解外交压力，更是中国面对资源限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因此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构建应该能同时有助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区域发展和科技创新等国家发展目标。目前，中国还不能满足一个运行良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所需的诸多条件，还存在许多构建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约束性条件。在此背景之下，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的基本思路需要兼顾多重目标，并且考虑相关的约束性条件，在基本原则、基本架构和基本步骤的安排上形成有异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碳排放交易的中国特色化模式，这种高要求虽然必定会增加碳排放交易体系设计的难度和复杂程度，但也是对我国设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一次挑战与考验。

2从环境哲学角度应对气候变化

2．1气候变化问题的环境道义基础环境法应当重视气候变化，不仅是因为发达国家对中国所施加的外交压力，也是因为关注气候变化、保护环境根本上是实现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财产权的保障，能有效提高公民的生活品质和生活的幸福感。气候变化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仅关乎科学与经济，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与国际问题，讨论分析这一问题很可能甚至是必然会超越法律的视野，这也取决于我们对法律的定义和理解。国际环境法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必然要平衡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回应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但是不能肯定其不存在不平等和支配性，因为法律只是把既得利益固定下来予以合理化的一种社会调整方式。但另一方面，我国进行利益表达时的话语策略还是缺乏经验和存有缺陷的，良好的利益表达应当是能把政治利益诉诸于法律和普世价值，从而从理念与道义角度赢得世界的认同和理解。显然我国在在这方面还需不断历练。

2．2我国气候变化问题的古典哲学理论基础有学者已提出，应对气候政治，中国应该整合中国古典传统、社会主义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提出自己的主张，从而争夺关于“碳政治”的话语权。中国古典传统，在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构建中国环境哲学理论最有力的思想资源。暂且不说中国古代经典中关于生态保护和维持的论述，中国古典文化在总体上是亲近自然、向往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在中国古代的音乐、绘画、建筑、文学等方面都有所体现，与西方征服自然的文化取向显然有别。此外，中国古典文化也是禁欲倾向的，强调人的自我克制，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要消除的只是不合理的、过分膨胀的物质欲望，这与今天的消费主义格格不入。其实环境问题的产生究其根源来自于经济技术的进步，人们不断地追求生活高质量与舒适度，从而出现了人欲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而导致人与环境、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不断恶化。我们不应泯灭人追求舒适生活的权利和欲望，但是这种权利是有界限的，只有建立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才是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在此意义上，中国古典文化可以古为今用，建构起关于生活有限舒适和适度消费的环境哲学。这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应对气候问题和实现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意义重大的。

3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从全球环境法的发展来看，环境法大致经历了从环境损害救济、到环境污染控制，再到环境资源管理这样的发展过程。在每个阶段，关于现实环境问题的理论回应都有所侧重，环境问题是随着人类对于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及社会的发展而渐次出现的。在最初阶段，理论层面重点解决的是因污染行为受到的损害如何救济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环境损害称之为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于此之后环境法理论界才开始转向如何控制污染行为，从而产生环境行政法。而当今我国已经完成工业化，成为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因此如何管理有限而宝贵的环境资源，实现代际公平成为了我国环境法当前的研究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结合气候问题所具有的经济、政治属性，制定有效的气候应对方案成为环境法形成应对体系的关键所在。

3．1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现状与问题环境法在我国起步较晚，发展多借鉴国外理论，理论研究多是跟在发达国家的后面的亦步亦趋，忽视了对本土真实存在的环境问题的关切。因此我国环境法发展，在着力于学科构建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应当走向实践，紧密结合我国本土存在的环境问题，但好像理论界在这方面的努力似乎还不太够。若干年前，曾有学者说过:“目前，多数环境法学研究要么是凑热闹，要么是停留在应然判断和正当化论证的层面上，既没有深入其里的个案研究，也缺乏应有的‘数字管理’———即量化研究”。这样的判断对于今天的环境法学研究依然不为过。我国环境法学的研究不仅缺乏对现实问题的深入挖掘，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定欠缺，并没有充分发挥交叉学科的优势。在现实环境问题的应对上，中国环境法学研究应建立理性的问题意识，理论的方向不应随波逐流，应适应本国发展现状。这并非认为我们不应去关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及后人的环境利益，而是要更清楚我国在工业化过程中与后工业化过程中所存在的环境问题，还要更明白我国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与其他国家与地区不属同一历史时代。基于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更多环境问题的解决更为紧迫，气候问题的解决相比之下显得过于奢侈。

3．2农村环境问题应纳入环境法学界重点研究领域就我国来说，在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打破我国城乡二元式的结构，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文化问题，也是一个涉及社会意愿的现实问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分析框架下，农村环境问题应当是值得环境法学界关注和深入探索的研究领域。我国当前广大农村地区的环境问题不仅源于其本身，还有很多来自于城市污染转嫁等因素。因此解决农村环境问题是综合且复杂的，需依靠政府与民众间的互动和合作。不仅要充分考察当前农村的发展现状与现实问题，也要考虑到城乡差距、乡村与乡村间的差距，制定相适应的具体法律与政策措施。

第3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低碳经济　发展权　节能减排

1　低碳经济的内涵及本质

1.1　低碳经济的涵义

对“低碳经济”的概念或内涵，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

1.1.1　所谓低碳，是指较低或者更低的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低碳经济就是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有人将其扩展为，以低排放、低能耗、低污染为特征的社会经济模式。吴垠强调，是在市场机制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开发及运用，并促进整个经济朝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变。可叫“经济模式”论，它侧重于降低碳排放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模式，尽管也涉及到转变，但更多还是停留在技术、政策、市场的层面。

1。]。2何建坤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发展方式的转变。具体来看，第一，要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第三，要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也有人将其概括为，低碳经济就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涵盖了技术、产业、制度和观念四个层面，即“发展方式”论，它所涉及的范围远远大于“经济模式”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大多集中在生活领域，而消费领域能源消耗是由生活方式，人的行为所决定，与文化理念，社会价值取向有关，因此，这是一场涵盖社会发展各个层面的转变，甚至变革。 基于前面对“低碳经济”的理解和预期。发展低碳经济自然就被认为是解决人类面，脑的气候变暖危机、能源危机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一种多赢选择。

，。2低碳经济：对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的争夺 低碳经济就是“碳政治”的演进与合法化。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局部问题。因此，欧洲的环境政治只能选择“气候问题”作为全球环境政治的话题。欧洲就是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话语和政治话语：首先建构出全球气候变暖与人类毁灭之间的科学联系，然后再建构出人类活动与气候变暖之间的科学关系。而人类活动与全人类毁灭的中介环节就是二氧化碳排放导致气候变暖的“温室效应”来临，因此，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就成为“碳政治”的核心内容。 对此，我们必须看到，表面上，低碳经济是基于对全球气候变暖危及全人类生存的道德关怀，实质上，它就是发达国家在其世界主导地位遭受新兴国家挑战后，利用人们对科学的信仰，精心建构了一套科学、政治和法律话语权来继续管控世界的新方式，是约束新兴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利器。低碳经济的发展绝不会是各国同心协力、一帆刷顷的。这一点，从各国提出发展低碳经济的不同表现上就可以看出。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进一步激发了各国发展低碳经济，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热情。所以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后经济危机时代各国谋篇布局的首选，各国都在围绕低碳经济重新确定本国的利益和战略。

2，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要把握的原则

气候变化本是自然科学问题，但是气候变化议题显然打上了日益明显的政治烙印，涂抹了更加浓厚的道德色彩一人类生存。自然科学的“高可信度”与政治化、道德化的高压，使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不敢正面挑战“人类行为导致气候变化而且是变暖”的定论。尤其是欧洲与美国已经将气候变化议题作为国家经济战略与安全战略加以重视与应对，导致气候变化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内容。

2，I认清发达国家倡导推行“低碳经济”的本质

在全球气候谈判中，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掌握着气候与环保的国际话语权。但是，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说不练”，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履行技术和金钱上的承诺。相反，却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责任。就拿哥本哈根谈判来说，低碳经济就是一个经济发展权和发展空间问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千万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能跟着别人走。

2，2认准抓住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和重点

2，2，I控制CDM项目，不要成为卖炭翁

截至2010年1月，9日，中国注册的CDM项目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第一，但问题也同样突出。主要表现在：

(1)目前CDM项目的收益主要还是体现在资金方面，核心技术转让“没有真正实现过”。

(2)现有的CDM项目几乎都是风能、水电等低成本、高效益的资源利用型领域。这些领域开发成本少，技术含量低，收益很高，通过大量的开发这些项目，发达国家实际只是简单地付出了资金，恰好规避了转移技术的义务。

(3)规则障碍越来越突出。CDM现有的国际游戏规则基本上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 2，2，2节能减排是重点，调整能源结构是关键

从我国的现实紧迫性来看，大幅度采用先进节能技术，大幅度淘汰低效益、高耗能、高排放的落后产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气体排放应该是重点。这其中控制人均消费领域能耗不随生活水平而同步上涨应当引起格外关注。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牢牢地把握住，千万不要动摇。

但从长期，我们要注意。经过大规模的产能淘汰、节能减排和植树造林后，要想使我国真正走上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关键还是要调整能源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最大限度地发展“核能+可再生能源”，这样一个发展战略和发展顺序，我们不能弄颠倒了，更不能好高骛远、贪大求快。

2，2，3尽快推出我国碳交易市场

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碳卖家之一，但由于缺乏碳交易市场及体系，主要国际买家不得不到欧洲BlueNext市场及美国证券交易所上交易，使得中国对碳交易的价格完全没有话语权。尤其是中国众多CDM项目所面临的共同困境一话语权之失。这种长期受制于人的游戏规则，将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积极性。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碳交易市场与标准。中国现在还没有真正的碳交易市场，所以必须先行先试，否则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会措手不及。而研究和发展直接投资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就显得格外重要，

2，3中国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应对低碳经济的国际挑战，我们应该快速、大力推出我们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2，3，1加紧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尽管无论其真伪都不会影响各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布局，但无论从科学精神还是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在这一问题上，中国必须有代表自己国际利益的科学队伍和研究成果。比如，北京大学大气科学系钱维宏教授认为。人类活动不是全球变暖的主因，本世纪的全球平均温度最多上升o，6℃，不可能达到2一(：的阈值。这绝不包括那些拿着国内外科研经费的科学家们，他们有些时候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国籍和学者底线。

第4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碳排放强度；开口P型曲线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2-0054-06

一、引言

大气中由于人类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浓度上升已危及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质量，促进二者脱钩发展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由于不同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因而如何实现脱钩的政策着力点不同。许多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碳排放量的70%来源于消费领域，其政策的重点在于推动消费低碳化。而对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中国，由于碳排放量的70%来源于生产领域，因而通过制定有效政策调整产业结构，实现生产领域的低碳化发展是统筹应对气候变化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选择（于刃刚，2011）。

为了实现这一重要选择，我国将降低碳排放强度（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约束性指标，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二五”规划并制定了相应的统计、监测、考核办法。实际上，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节能减排进而降低碳排放强度，不仅仅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我国其他法律和政策也有明确要求：法律方面，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都要求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政策方面，国务院的《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的通知》《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等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如何调整都有明确要求。

我国是否达到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目标？学术界对此并没有一致性的结论。孙敬水（2011）、陈诗一（2011）等认为，虽然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作用较小，但还是有贡献的；与此相反，朱勤等人（2009）、黄芳等人（2012）的估算结果则为整体上是负贡献。以上这些估算忽略了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演进关系，在估算工业碳排放量时没有考虑非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本文在探讨二者关系的基础上，综合估算了各行业的碳排放量并讨论了产业结构调整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何种性质的贡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工业革命以来，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都分别演进，二者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何种关系？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关系？这种关系稳定吗？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说对二者关系给出了机理分析，并且用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事实初步验证了这种假说的可靠性。第三部分提供了估算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何种贡献的方法，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估算数据的来源、时期和方法进行了说明。第四部分分析了估算结果并说明了政策含义。

二、理论假说

迄今为止，从能源和经济的视角看人类发展，二者既是总量扩大也是结构变化过程，伴随此过程的是碳排放量的不断扩大。引起人为碳排放量变化的最重要原因是经济发展，尤其是工业革命引起电力、钢铁等高耗能产业迅速发展后，由于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大量使用导致了碳排放量快速扩大。扩大过程在各个国家都一样，不一样的是经历的时间长短不同，这显示了不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不同，该不同直接导致了碳排放强度出现差异。总体上，在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可以从产业结构理论和工业化理论两个视角来归纳和解释，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开口P型曲线”的关系（见图1）。

（一）产业结构理论为建立“开口P型曲线”模拟了曲线形态

产业结构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产业结构的调整一般是从“一三二型”向“二三一”，最后形成“三二一”型产业结构的过程。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会对资源、生态环境造成影响（Crossman G.和Krueger A.1995；Faye Duchin，1998）。

Thijs ten Raa（2004）、项俊波（2009）都关注了经济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从这些研究结果可以看出：产业结构变化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是渐进式的，短期贡献比较稳定。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惯性造成产业结构要发生显著性变化需要较长时间的规律所决定。这种长期性给企图在较短时间内利用调整产业结构来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政策提出了挑战。

（二）工业化理论为建立“开口P型曲线”提供了机制说明

从工业化理论视角看，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的机制在于：各产业的碳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系统差别，当产业结构发生变化时，二氧化碳会在各产业间流动，这种流动自然会引起碳排放强度的变化。在工业化初、中期，大量化石能源被粗放利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碳排放强度随之上升；而当工业化进入中、后期后，以能源密集型为主的重化工业向装备制造、信息产业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升级，再加上政府对保护环境的管制措施越来越多、力度越来越大，能源结构不断优化、利用方式不断干净化，经济增速快于碳排放增速，从而不断降低碳排放强度；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在技术进步、人们环保要求不断提高的条件下，碳排放强度将基本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

（三）“开口P型曲线”假说

结合产业结构理论和工业化理论，如果以工业占GDP比重代表产业结构，那么产业结构和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可能是：工业化初、中期，随着工业所占比重上升，碳排放强度随之上升；工业化中、后期，尽管工业在产业结构中仍占主导地位但所占比重开始降低，因而碳排放强度开始降低；到后工业化社会，工业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后，碳排放强度从降低也向基本稳定转变。对于这种变化趋势，沿袭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变化用图形表示的传统（如倒U曲线、U型曲线或N型曲线等），我们把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化用“开口P型曲线”来表示。曲线之所以是开口的，是由工业在GDP中所占比重降低到一定程度就不再降低决定的。

（四）已实现工业化国家演进事实的经验支持

“开口P型曲线假说”可以用历史经验数据来验证。Michael Grubb，Benito Müller和Lucy Butler（2002）研究发现，已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以人口数量计算的碳排放强度（人均碳排放强度）几乎与50年前相同，但其工业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美国2007年为20.9%、1947年为37.7%，60年下降了16.8个百分点；英国2008年为23.6%、1957年约为48%，51年下降了24.4个百分点。另外，张志强、曾静静、曲建升（2011）采用多国数据的研究结论也表明，主要工业化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GDP比重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碳排放强度与工业结构的变动事实与“开口P型曲线”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

三、估算方法与数据说明

“开口P型曲线”反映了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的贡献过程。参考Pender（2003）的研究思路，如果这种贡献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我们称之为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红利（Structural Bonus）贡献；反之，则称为结构负担（Structural Burden）贡献。

（一）估算方法

估算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化是起何种贡献，这需要在碳排放强度变化中分解出产业结构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采用分解的思路来研究估算方法。

碳排放强度的分解就是将碳排放强度分解为几个影响因素，并根据不同的方法确定贡献水平。主要有两类分解方法：结构分解法（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Analysis，SDA）和指数分解法（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IDA）。相比较前者需要利用消耗系数矩阵对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来说，后者更适合进行时间序列以及较少影响因素的分析（唐建荣，2011）。由于本文所估算时期较短（两个“五年规划”）且专门研究的是产业结构对碳排放强度变化的贡献，因而采用指数分解法。

指数分解法的原理就是将要探讨的主体分解成若干个因子的乘积，从统计方法本身来说，这种分解有无穷多个，但考虑到研究目的、资料的可获得性等现实问题，一般得出的分解形式是有限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研究能源和环境问题的研究者主要采用Laspeyres 和Divisia分解法。Ang B.W.（2004）从理论基础、适应范围、应用和结果表述的方便性等方面对指数分解法的测算方法经过比较后认为，Divisia分解法尤其是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 Method，LMDI）是一种较优的指数分解法。因此本文采用这一方法对碳排放强度进行分解。

根据碳排放强度的含义，可以将其进一步进行分解：

（1）式中，CI（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tensity）表示二氧化碳排放强度；i表示产业部门；CE（carbon dioxide emissions）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Si表示i产业的产值比重；Ii表示i行业的碳排放效率。

由公式（1）我们可以将报告期与基期的碳排放强度的差异分解为公式（2）：

结合公式（3）和公式（2），我们可得公式（6）和公式（7）：

我们称RCstr为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相对贡献（Relative contribution），RCint为行业效率变动对碳排放强度变动的相对贡献。

由于碳排放强度不是正指标，因此，（1）当？驻CItot≥0，说明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政策缺乏成效，环境继续被恶化；（2）当？驻CItot

估算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第2种情况。在第2种情况下（？驻CItot

（1）如果ACstr0，我们称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红利贡献；（2）如果ACstr≥0且RCstr≤0，我们称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的是结构负担贡献。

（二）估算时期

我国已将“降低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列入“十二五”规划目标。约束性指标是政府对非市场化领域中必须由其履行职责的一种量化考核指标。从我国出台约束性指标的时间看，“九五”以前，我国对资源环境的考核是方向性的、倡导性的，缺乏硬约束，如“九五”计划提出要“加强环境、生态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十一五”规划中首次将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22个主要指标分为预期性指标和约束性指标两类。但从本质上看，我国“十五”计划明确提出“2010年的能源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20%”也可看作是约束性指标，再加上碳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赵爱文、李东，2012），因此我们估算的起点从“十五”开始算起。在估算过程中重视分年度变动的同时，更重视每个“五年”规划期间的变动情况，这样有利于评价政策的执行效力。

（三）数据说明

1. 数据来源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了可以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三个平衡表：中国能源平衡表（实物量）、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和综合能源平衡表，前两个表都是五大类（煤、油、气、电和其他）30种能源。对于计算碳排放量来说，标准量的数值是将实物量表中的数据乘以折成标准煤系数而得，由于各种能源折成标准煤系数比较稳定，因而对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较小。而综合能源平衡表中的数据是折成标准煤的累计数，由于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不同，在折算成二氧化碳排放量时会有较大差距。比如以煤炭为参照，在提供同样热值的前提下，煤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要比石油高28%，比天然气高69%左右，因而同样的能源消耗累计数，有可能因为能源结构不同而对估算结果造成较大误差，所以在估算时未采用该表的数据。在实物量和标准量表中，由于标准量表中除电力的数据需要重新折算外，其他数据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更方便，因此本文选取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的数据。

2.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估算

准确估算一个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一个令学术界棘手的难题（Jay Greg，2011）。我们在估算时不仅和雷厉等人（2011）一样考虑了燃烧化石能源所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和Lan-Cui Liu等人（2007）一样考虑了电力的排放。此外，我们在估算工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时还考虑了工业中水泥行业的非化石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3. 各种化石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目前在估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时，有些研究成果是用折成标准煤的各种化石能源数据乘以碳排放系数（王海宁等，2011；张丽峰，2011）。从研究目标出发，估算时应该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二氧化碳排放系数等于碳排放系数乘以二氧化碳分子量与碳原子量之间的换算系数（3.67）。由于都乘了3.67，尽管不会对分析二氧化碳排放结构时产生影响，但会对总量指标和强度指标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采用碳排放系数偏离了研究碳排放问题的本质。研究碳排放问题的本质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存在直接关系，而气候变化导致的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和热浪等极端天气对人类的生存条件和发展质量可能造成严重威胁，因而研究该问题的目的是以经济手段为提高人类发展质量提供决策依据。而碳与应对气候变化没有直接关系，因而我们应该乘以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由于各国在能源品位和利用技术水平等方面有差异，实践中折成标准煤的各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有所不同。考虑到国情和对各种测算结果的兼顾性，本文取我国电子工业协会、国家科委气候变化项目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供数据的平均值，即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系数分别为2.661 5、2.010 52和1.518 8。

4. 电力中火电所占比重

中国能源平衡表（标准量）中电力已折为标准煤。从发电结构看，电力可分为火电和清洁能源电力，由于清洁能源电力的碳排放系数为0，因而只需计算电力消费中火电所占比重部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比重等于“1-（清洁能源的发电量/总的发电量）”。

5. 水泥的非能源利用二氧化碳排放系数

普通硅酸盐水泥熟料含氧化钙65%左右，根据化学反应方程式：CaCO3=CaO+CO2，每生成1吨CaO同时生成0.785 7吨二氧化碳，所以每生产1吨水泥熟料生成0.510 7吨二氧化碳（何宏涛等，2005）。

6. 各行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折算系数

我国在公布按不变价计算的国内增加值时每隔若干年便调整一次基期，2000—2010年调整了2次，即2000—2005年是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6—2010年是按2005年价格计算。为了可比，本文将各行业的增加值都调整到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增加值。即第i行业增加值的不变价折算系数是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第i产业2005年的不变价增加值与按2005年当年价计算的第i产业的增加值之比来计算的。

四、估算结果和政策含义

（一）估算结果

1. 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强度“开口P型曲线”的拐弯阶段

2001—2010年，我国生产领域的碳排放强度经历了一个倒“U”的变动过程，最高值（2.723 3）出现在“十五”末的2004年，最低值（2.105 8）出现在“十一五”末的2010年，平均值为2.359 1，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同一期间，按2000年不变价计算的工业所占比重略有下降，最大比重（42.55%）出现在2006年，最小比重（40.35%）出现在2000年，平均比重为42.36%。综合来看，我国正处于“开口P型曲线”（图1）的短虚线阶段。

从表1可知，拐弯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增加值与碳排放量的总量高度相关但增速有明显差异。在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从总量相关性来看，我国生产领域行业汇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增加值之间的关系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在0.97以上。分行业来看，即使是农业的相关系数，也从0.40提高到0.99。从增速来看，二者的增长速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十五”期间生产领域行业汇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速快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弹性系数为1.26，到了“十一五”时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明显低于增加值的增速，二者的弹性系数迅速下降到0.54，2001—2010年二者的弹性系数为0.79。分行业来看，与“十五”相比，“十一五”各个行业走的是“共同趋势但有区别”的低碳化发展道路：“共同趋势”是所有行业“十一五”的弹性系数都小于“十五”的弹性系数，“有区别”是指各行业低碳化程度不同。农业和交通业在2000—2010年期间的二氧化碳弹性系数大于1，属于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但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速都高于1个百分点的粗放发展模式。

2. 产业结构仅有个别年份对碳排放强度起结构红利贡献，整体上是结构负担贡献

表2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在“十五”期间上升了0.197 6，“十一五”期间下降了0.394 2，2001—2010年下降了0.294 9。从产业结构变动对碳排放强度的贡献看，两个“五年规划”期间，仅有“十一五”的2007—2008、2008—2009年两个年度的产业结构对降低碳排放强度起结构红利贡献，绝对贡献分别为-0.004 3和-0.012 6，相对贡献分别为4.9%和29.14%，其他年度的贡献都是结构负担贡献。因此，碳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由行业效率的提升引起的，2001—2010年的行业效率的绝对贡献为-0.396 0，相对贡献为134.35%。

（二）政策含义

1. 新增碳排放总量的考核指标和相应管理办法

碳排放强度的变动受碳排放总量和经济增长总量共同的影响。既然我国将“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那么当经济增长与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不可兼得时，应当以控制碳排放量为首要选择。

但实践中，“十五”以来，除个别年份外，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降低碳排放强度整体上起的是结构负担贡献，两个“五年规划”期间（2001—2010年）的绝对贡献为0.101，相对贡献为-34.25%。“十一五”末为了突击完成节能降耗目标，多个地方采取了拉闸限电的极端措施，2011年整体上没有完成降低碳排放强度的目标。

出现这种与政策初衷不一致的结果，表面原因是各部门或地方政府的唯增长冲动，即当保护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与“保增长”或“稳增长”（预期性指标）发生冲突、不可兼顾时，各部门往往将“发展是第一要务”理解为“增长是硬道理”，从而舍“资源保护”取“经济增长”。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制定约束性指标时，没有建立保障该目标实现的有效约束机制和管理办法。从发展来看，“十二五”时期经济面临各种掣肘因素的影响，为了“保增长”，有些部门或地方政府有可能会上马一些投资见效快的高碳产业。因此，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制定“碳排放总量控制”的考核指标，当与经济增长不可兼得时，要首先考核该指标的实现程度；另一方面，政府审批部门应对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高碳产业坚决从严控制，不能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像以前一样继续恶化环境质量。

2. 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001—2010年期间，五大行业汇总增加值占全部GDP的比重为76.12%，但其碳排放量占终端排放总量的86.33%，即五大行业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要大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一种“低增长、高排放”的高碳发展模式。这说明除了五大行业之外的行业的增加值对总的GDP的贡献要高于其在碳排放量中所占比重，应大力扶持这些“高增长、低排放”产业的发展。从行业统计口径看，这些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主要是传统服务业（商业和交通业）之外的现代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对调整产业结构和降低碳排放强度有直接和间接两个作用。从直接作用看，现代服务业经济发展速度快、能源消耗小的特点将起直接作用；从间接作用看，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其中的节能服务业能够促进其他行业减少碳排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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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 气候变暖 西部 高碳低排 发展战略

目前，国际社会所讨论的气候变化问题，主要是指温室气体增加所导致的气候变暖。自进入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极端天气事件的频发。人们开始期待以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绿色能源产业可以扭转全球经济增长减速的趋势，提供一个全球实体经济的投资机会，带动世界经济走向新的繁荣。在此背景下，美国和中国，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时也是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国，对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成为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

在美国，迄今为止已迈出的重要步伐均来自于区域层面所做出的减排努力。在中国，关于低碳经济与区域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主要集中在近两年。能源资源的短缺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社会关注能源资源的约束和气候变暖，是因为这些已经影响到经济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从西部地区的具体情况来看，现在就推行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会面临着极大的约束条件。

一、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与能源结构下的碳排放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9）的相关数据，1999年，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结构为23.7：41.0：35.3；2008年，调整为15.6：48.1：36.3。从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不难看出，近十年来，西部地区第一产业在总量增加的同时，所占比重下降了8.1个百分点；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上升了7.1个百分点，工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从重点行业来看，能源、化工、装备、冶金等发展较快，其能源化工和部分原料生产基地的地位不断巩固，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强化。上述的产业结构表明，西部地区目前的排放主要来自重工业。自1988年以来，西部地区碳排放占全国的比例始终在22%左右。除了个别年份有所回落以外，西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始终处于增长趋势。从1988年至2007年，碳排放总量增加43111万吨，增长比例达294%。（见图1）。

图1 西部地区的碳排放（1988-2007） 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根据韩雪梅、刘欢欢《我国生态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研究-关于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考量》（2009）一文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对西部地区目前的高排放状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原因主要是西部地区的大企业多数为重化工企业，而在重化工业企业中又以能源、原材料和重型机械加工为主。按2008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序排列，排名前10位的地区中，西部12省（区）就占了8位；宁夏、青海、贵州、山西、内蒙古、甘肃等省（区）的能耗指标值更是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约束条件

从未来国际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一种外部环境约束，就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而言，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也是区域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就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来看，如果在短期内实施低碳发展模式，将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约束。

1．产业结构约束。工业化理论的研究及各国的实践均表明，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结构不仅是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内部条件以及，区域间分工、市场需求等外部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长期持续的资本及人力资源投入的结果。因此，一个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非短期能够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西部各省区虽然一直致力于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但在市场机制和区际竞争因素的作用下，其高能耗的产业结构不仅没有得到改变，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根据制度经济学有关路径依赖的原理，西部地区要想在短期内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受到现有产业结构的制约。

2．能源禀赋约束。西部地区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造成了其对煤炭的严重依赖，而煤是世界范围内常用能源中碳排放强度最高的。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强度不仅始终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其煤炭消耗强度与对石油、天然气、水电的消耗强度的相比，更是居高不下。2007年，西部地区的能源消耗强度比全国高63%，煤炭消耗强度比全国高48%，煤炭消耗强度高达1.100万吨标准煤/亿元，而石油消耗强度、天然气消耗强度、水电消耗强度分别仅为0.112万吨标准煤/亿元、0.080万吨标准煤/亿元和0.146万吨标准煤/亿元（见图2）。这种典型的能源消耗性的经济发展方式，使得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面临较大的能源禀赋约束。

图2 经济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全国/西部）（2007年） 单位：万吨标准煤/亿元

数据来源：根据韩雪梅、刘欢欢《我国生态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研究-关于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考量》（2009）一文相关数据整理所得。

3．资金约束。中国是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人均GDP刚刚达到3000美元，而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无论是GDP总量，还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均低于东部地区。首先就GDP增长而言，从图3不难看出，1978年-1998年间，东部GDP的年均增长速度比西部高出2.5%；到1998年，东部的GDP已达46536.70亿元，是西部的3.15倍。在西部大开发实施之前，东部地区GDP基数已远远高于西部地区且呈持续增长态势，因此，东部地区的GDP仍远高于西部地区。截止到2009年，东部地区GDP总量为182856.86亿元，各省区平均为16623.23亿元，而西部地区仅为66867.65亿元，各省区平均为5572.30亿元，前者分别为后者的2.73倍和2.98倍。这一差距表明，西部地区如果采用低碳发展模式则将面临较大的资本约束。其次，从居民收入水平来看，2008年，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2971.18元，比东部地区低6232元。生活消费现金支出 2867.14元，比东部地区低1935元。以这样一个收入水平，是没有能力以价格昂贵的新能源作为自己的能源基础的。诸如氢能、太空太阳能、月球能源，以及生物能源等新能源的开发成本同样巨大，庞大的科研与试验经费最终必然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在现有的收入水平下，消费者将无力承担。商品之间的可替代性决定了商品之间的竞争性。就目前的客观情况而言，包括太阳能在内的新能源产品是无法进入市场进行销售的，更不用说消耗大量土地资源的生物新能源，因为它们面临着石油这个相对而言较为廉价的替代品的强有力的竞争。而在较低发展水平和高能耗产业结构下的西部拥有着较为丰富的煤炭及石油资源。因此，无论从资本支持还是能源消费来说，目前可供西部选择的能源只能是煤炭或石油能源。

图3 全国、东、中、西部地区GDP（1978-2009）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1978-2008年的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数据源于《2009年中国各省区GDP排名》，中国统计局2010年1月。

4．人力资本约束。低碳经济模式需要高技术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撑。但长期以来，西部不仅科技落后，而且人力资本匮乏。据统计，2008年西部地区大专及以上的人口仅占0.05%，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口占47%，小学及以下的人口占48%，未上过学的人口占9.7%。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不到1%（见图4）。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结构决定了西部地区无法在短期内运用高科技来改变目前的发展状况。要实施低碳发展模式，需要一代人到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三、西部地区高碳低排发展战略的理性思考

在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经济运行中，能源是一国或一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能源的丰富程度和组合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或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能源禀赋对已形成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的西部地区来说，造成了其经济发展模式的强烈的路径依赖。而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对能源依赖的高能耗产业结构又将会得到不断强化。西部地区如果在短期内发展低碳经济将面临极强的约束空间。如果过于强调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仅会使西部地区丧失本来就弱于东、中部的发展机遇，而且现有的优势特色产业及其相关企业也将面临发展困难的局面；同时，也将极大地抑制西部地区的广大中小企业的发展活力和动力。

鉴于此，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西部地区高碳低排发展战略的理性选择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1．就区域战略层面而言，中国尤其是西部地区不能不顾实际的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新能源政策的追随者与竞争者。对于西部地区这样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的欠发达地区来说，高成本下的新能源是脱离现实的考虑。从西部地区现有的发展水平和拥有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这一实际出发，政策支持的重点应当放在煤炭能源的新技术开发与引进上，争取走出一条高碳、低排、高效、廉价的发展道路。高碳经济与新能源经济相比，会产生更多的碳排放，但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现状，首先面对的是一个发展问题。中国是一个需要污染权的国家，而西部地区在积极实施节能减排措施的前提下，理应争取一个使用低成本能源实现经济起飞的机会。

2．就企业微观层面而言，在市场经济和区域竞争条件下，区域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其优势产业的发展来推动的，而优势产业的形成又取决于区域的比较优势和企业竞争优势的大小。作为区域最活跃的经济成分，企业的发展与进步决定了西部地区能否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政策及其措施的制定应当鼓励和引导西部的企业，尤其是广大民营企业开展一切能源开发和节能减排的创新活动，这样就可以逐步形成西部地区节能减排模式下多样性的能源开发和使用的格局，以便为未来真正实施低碳发展模式的经济转型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参考文献：

[1]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与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联合. 共同的挑战协作应对-中美能源与气候变化合作路线图，2009.1.

[2]《中国统计年鉴•2009》，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

[3] 韩雪梅，刘欢欢.我国生态消耗与经济发展的动态比较研究-关于西部地区发展低碳经济的考量[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5）.

第6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一)企业文化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

关于企业文化的范畴，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已经基本成形，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有以下几种:威廉•大内(1981)提出了Z理论，并最早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概念，将其研究的内容界定为人与企业、人与工作的关系;特伦斯•E•迪尔和艾伦•A•肯尼迪(1982)认为，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广为接纳与共享的信念支配着当代的企业组织，这些传统和信念叫做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构成的主要要素有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习俗仪式、文化网络;约翰•P•科特和詹姆斯•L•赫斯克特(1992)认为，企业文化由共同价值观和部门行为规范组成，在深层次不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代表着拥有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容易察觉的层面上，企业文化体现了企业的行为方式或经营风格;艾德佳•沙因在《组织文化与领导》(1992)将组织文化定义为由人工制品(物质形态层次)、信奉的价值观和基本隐性假设三个层次组成的系统。而在管理实践领域，对企业文化的定义更加强调价值观对行为的指导作用。

曾经长期任麦肯锡公司总经理的马文•鲍尔将企业文化更为通俗地定义“我们做事的方式”。概括起来，本文认为: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以人为本”的系统，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其中，企业环境指公司所处的社会、经济和市场环境，是对企业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人是系统的根本，是价值观和行为的载体，人分为群体和个体并存在相互作用关系;价值观和行为是系统的核心内容，两者间存在着激励、约束和反作用的关系;在系统中，存在着个体与群体、行为与价值观的融合或冲突，这两种力量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企业是强文化还是弱文化。大量研究表明，当企业文化在个体与群体和价值观与行为两个维度都达到较高的一致性时，企业呈现强文化，从而具备了成为优秀企业的必要条件之一，即拥有更好的绩效的企业一般拥有强文化。企业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作用结果最终决定了其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和效率，这是企业在产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

(二)企业文化的定位

如同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所强调的“以文教化”一样，企业文化必须有清晰的目标。即要建立起一个有效的企业文化系统，首先要明确企业文化要服务什么、或者说要从解决哪些核心问题，从此入手塑造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定位。定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基础和成功的前提，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和集中表现。企业文化只有通过准确的定位，才能从中发掘出自身最具价值的文化要素，最终构建出独具个性的企业文化。正确的文化定位能够有效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相反，如果定位不准，那么企业文化不但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反而会将企业引入经营误区，削弱竞争优势。

二、保险公司的文化建设应着力于培养员工的风险管理意识

保险公司作为专门从事保险业务经营的组织，管理的主要对象是风险，这也从跟本上决定了风险管理与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紧密关系。同其他企业一样，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可以定义为由企业环境、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构成的统一整体。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应该定位在那里?这也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沙因的企业文化理论强调在梳理考察企业的外部适应性和内部融合性的基础上开展企业文化建设。所谓外部适应性主要指企业对外部的企业环境的认识与适应过程，而内部融合性主要指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组织，为了应对外部的企业环境变化，而对内部价值观、资源、制度、流程等的整合过程。实际上，对外部适应性的梳理就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因素进行认识的过程，而内部融合性梳理是对企业文化建设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运用这一方法对保险公司的企业文化系统进行分析，可以清楚地识别其外部的环境驱动因素和内部融合因素，从而发现保险公司核心价值观和行为的关键所在，明确企业文化的定位。

(一)外部环境变化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存在风险管理适应性的要求

企业文化必须与外部的企业环境相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其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强烈的驱动作用，促使其文化与环境相适应。作为保险公司，影响企业环境的因素包括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社会因素、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等因素。近些年来，保险公司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一是经济环境方面，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动荡，宏观经济的波动性和复杂性明显增强，经济运行风险逐步加大，对保险的需求和所承担的风险影响显著。二是政策环境方面，保险监管在三支柱监管体系的基础上强化了对风险管理的关注，制定了风险管理的相关政策和指标体系，采取更加保守而准确地进行风险估计正在成为监管趋势。三是市场环境方面，无论在保险市场还是证券市场，投保人和投资者都对所承担风险的信息披露有着强烈的需求，保险公司面临着提高风险信息透明度的挑战。四是社会因素方面，保险公司面临的老龄化和长寿风险带来的挑战，老年人的抚养比率逐年上升和个性化需求日渐增强的趋势给人身保险和年金业务带来挑战。五是气候变化方面，全球气候变化所引发的自然灾害和次生灾害日益频繁，社会经济损失金额不断加大，造成的保险损失相应日益增长，保险公司面临的累积责任和赔付压力不断增高。六是技术创新方面，在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联系性和联动性日趋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创新呈现多样化和灵活化的特点，由此产生的风险不断涌现，风险的传递更加复杂，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连结型产品和投资业务带来风险管理的新挑战。上述外部环境的变化表明，保险公司当前经营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加大，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了挑战，促使保险公司的文化系统在坚持盈利导向的同时必须加强风险管理导向以保证公司的持续稳健经营，增强企业文化与风险日增的外部环境的适应性。

(二)风险管理是保险公司文化系统实现内部要素融合的最佳路径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存在着从价值观到行为、从群体到个体的有机统一的内在要求。要实现系统内部的价值观、资源、制度、行为等各种要素的内在统一，必须找到一条合适的路径，不同类型的企业有着不同选择。对于保险公司而言，风险管理是其经营管理活动的主要内容，而风险管理的范畴又完全覆盖了保险公司文企业化系统中价值观、行为方式、人力资源配置等核心领域，因此，风险管理为企业文化系统内部诸要素的整合提供了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是最佳的路径。

一是价值观层面，保险作为一种契约化的金融产品，提供的是一种经济补偿或保障，既体现了消费者对风险的偏好、习俗和态度，也体现了人们愿意通过购买保险来对付风险的行为方式，体现了人们之间的一种最大诚信原则，受道德、习俗、传统、民族、地域等文化特征的影响明显。保险公司的价值观建立在以大数法则和道德法律约束为条件形成的保险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追求可承受风险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体现了风险管理的核心理念。

二是行为层面，保险公司经营管理行为主要包括产品开发、核保、理赔、营销、再保险转分、财务管理、投资、审计等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就是对业务风险进行识别、计量、分散、控制、监督等系列风险处理过程，目的在于保证自上而下的业务决策行为和执行以及前、中、后台的业务操作与企业价值观指导下所形成的不同层面的制度、流程相一致，实现对风险的及时有效控制。

三是资源配置层面，人力资源是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最主要的资源，保险公司的人才队伍以拥有风险识别、计量等方面专业才能的精算师、核保师、理赔师等为核心构建，组织架构中既有横向以企业风险管理架构为基础构建的相互独立的风险管控的三道防线，又有纵向由高级管理层、职能部门层和员工操作层三个层面构成的风险决策、建议、操作的治理架构和管理机制，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资源层面对风险管理存在刚性需求。此外，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与风险管理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也决定了风险管理对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的影响。一方面，风险管理学起源于保险学，保险学作为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是风险管理领域最早形成系统理论并反复实践的，对风险管理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现代企业风险管理的思想、架构、工具的发展对保险公司实施风险管理都产生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保险与风险管理无论在理论基础上、思想上还是方法上都有很多共同之处，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

综合上述分析发现，外部企业环境因素的变化促使保险公司有必要不断加强风险管理，而内部要素分析则表明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对保险企业文化内部要素进行整合是可行的，并且是理想路径。因此，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构建应基于风险管理为核心，定位于服务风险管理。

三、结论与建议

作为企业的“血型”，企业文化展示了企业的个性。企业文化的范畴虽然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核心内容是企业的价值观和行为。考虑到企业所处的环境和人的因素，企业文化可以看作一个受企业内外部因素综合影响的系统。企业文化定位是构建企业文化的前提，也指明了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实践方向。保险公司企业文化外部环境适应性分析和内部融合性的结果都表明，风险管理作为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的定位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风险管理应是贯穿保险公司企业文化系统中从价值观到行为的主线索。中国保险业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所形成的结构问题、合规风险、诚信缺失等突出的问题，与保险公司普遍存在着注重规模和盈利而忽视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是密切相关的。

第7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低碳节能 邮轮室内 空间设计

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统计，2011年我国内地全年共接待国际邮轮262艘次，同比增长17.5%，接待邮轮出境游客504582人次，邮轮作为高端时尚的代表，已经成为人们旅游出行的新方式。邮轮经济的发展，促进了邮轮设计和邮轮制造业的全面发展，未来5年仅欧美就有近20艘100万吨以上的大型邮轮被设计制造，小邮轮不计其数，邮轮内装设计也将达到一个新高度。

邮轮市场的发展，促进了邮轮设计和邮轮制造业的全面发展，但是邮轮被称为移动的建筑，也是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的载体。而本世纪以来，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要点，“节能”和“低碳”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各行各业都在寻找和思考与己有关的低碳减排方法、举措。这几年，海事行业也不断研究节能减排新技术和新理念，例如，2010年新加坡开发出航运燃油废气处理系统、DNV碳捕获与储存标准指南，2011年日邮集团开发了碳排放计算器，2012年上海拟推出航运碳排放指数等。

在低碳意识的提升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人们开始追求一种舒适、优雅、自然、自在的生活态度，邮轮内装设计在奢华的同时也需要低碳潮流，在设计中运用新科技、新材料来协调人工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达到“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

一、低碳理念在室内设计领域的研究

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带来了“低碳风潮”，“low carbon”这一概念最早见诸2003年英国政府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在2007年国际社会研究全球变暖应对之策时成为官方用语。“低碳”是一个全新概念，提出的却是可持续发展的老话题。作为一个资源消耗大国，中国在大会上郑重承诺2020年将达到单位GDP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45%的目标，这表明我国经济将在短期内向低碳经济转型。

低碳理念在室内设计中的运用，其实质就是遵循5R原则（Reduce、Reevaluate、Reuse、Recycle、Rescue），在设计中运用新方法、新材料等因素，以节能、节材为目的来实现室内设计的低碳排放。全球低碳设计专家卡斯特·格雷认为，低碳设计就是在一个产品的生命周期内，从原材料的采集、运输、生产、分销到使用，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能得到明显的降低。在设计的起步阶段，就应该把低碳设计作为一个理念来进行考虑，它是可再生的，可循环的。

（一）室内空间功能布局方面。室内空间功能的合理布局，是低碳环境设计中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内容。通过合理的室内采光、通风，选择最优的空间朝向做好阳台处理可以降低能耗。在室内设计时，尽可能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如在室内中庭设计中，一些学者从绿色生态学的角度，运用“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对室内大厅空间的健康舒适度和能量节约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用中庭来处理建筑的核心空间，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光线，也有助于空气的自然流通，还能够创造出建筑空间环境中的自然感觉。

（二）室内结构调整方面。墙体节能与门窗节能，可通过控制窗墙面积比率、做好玻璃和外遮阳遮蔽以及门的节能。如在室内设计的窗户运用方面，出现了选用玻璃幕墙替换普通窗户利于采光隔热，但通风效果差，需要大量使用空调设备，从而加大碳排放量。对此，江亿院士曾提出双层皮玻璃幕墙的概念，利用两个墙体和所围合的室内空间，作为空气和能量缓冲的空间，延迟外界能量的进入和散失，使得外界环境对于大厅室内的舒适度产生很小的影响，形成一个夏季凉爽、冬季温和的室内环境。

（三）室内材料选择方面。材料是室内设计的物质基础，室内装饰工程的总体效果、功能体现，都是运用装饰材料本身的质感、造型、图案、色彩、功能等体现的。低碳经济理念，体现在室内材料选择上，就是选择绿色材料、环保材料和生态材料。保证材料的绿色环保需要做到采用绿色无污染材料，追求“师法自然”的效果；采用清洁无污染的材料。

二、低碳理念在邮轮室内空间设计的研究

（一）能源空间循环

在室内设计时，充分利用自然采光和通风，使美学、人机工程学、环境心理学、艺术学等学科和船舶的个性风格结合，通过游艇的室内空间功能、形态、尺度来营造舒适、合理的室内空间。邮轮室内空间功能的合理布局是低碳环境设计中首先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室内结构方面可通过控制窗、墙面积比率，做好玻璃和外遮阳遮蔽以及门的节能，配置合适的窗帘，达到节能效果。通过合理的室内采光、通风，选择最优的空间朝向。多利用太阳能产品，让太阳能转化成热能、动能、电能等为人们使用，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风帆动力邮轮“Eoseas”号设计豪华，符合环保原则，该邮轮采用液化天然气（LNG）作为燃料，进行发电、加热和冷却。另外，邮轮将设置太阳能储电板收集太阳能供电；其双重外壳板设计更有作为天然空调系统之效。邮轮主要使用可再生能源，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邮轮更会使用循环使用水、回收使用上层甲板的雨水，以及使用处理废物时回收的能源。“海洋绿洲”号号称最节能邮轮之一，船上最具创新性的部分是其分离的上层建筑，这样使得大量的内部空间可以拥有新鲜空气和阳光；“歌诗达·炫目”号曾获得“2009年ABB能效奖”，在船舶运营各个方面运用环保技术，如空调、通风、照明等，以确保节能减排，另外，歌诗达公司获得节能奖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该公司在旗下的邮轮上安装反用换流器，节约能源和减排。

豪华邮轮的设施与陆地上的豪华酒店相类似，只是动力能源技术、船体设计等方面较常规船型更为复杂，要求更高，可以借鉴低碳豪华酒店室内设计的技术。上海浦东丽思卡尔顿酒店是上海首家获得美国绿色委员会颁发节能与环保设计前期认证金级证书的办公楼宇。除了逾90%租用面积采用双层低辐射中空玻璃幕墙设计，以引入室外光及减低紫外线、降低照明及空调耗电量外，大楼还配备二氧化碳传感器，以随时监察室内空气质量。在太阳能的利用研究中，有不少学者参与室内中庭设计研究时，从绿色生态学的角度，运用“天人合一”的设计理念，对室内大厅空间的健康舒适度和能量节约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用中庭来处理建筑的核心空间，有利于充分利用自然光线，也有助于空气的自然流通，如“歌诗达·炫目”号邮轮的跨越12层甲板的宽敞中庭，可以说是整艘邮轮的特色之一。

（二）材料低碳环保

在邮轮室内设计中，材料的选择是低碳装饰设计的关键。材料本身是否符合低碳的标准，直接影响到低碳装饰设计低碳思维的形成。邮轮室内材料在舱室空间的应用研究，要考虑到装饰材料四性：节能环保、防火隔热、降噪隔音、轻质材料。其材料采用不燃材料或局部地使用阻燃材料；要求具有一定的防震、隔热、隔音性能；装修材料尽量轻；注意材料重量分布的均衡和对称性。豪华邮轮设计的装饰材料还要具备可定制的特性，如新型PVC地板是唯一能再生利用的地板材料，品种繁多，纹路逼真美观，有地毯纹、石纹、木地板纹等，根据不同设计风格，配以丰富多彩的附料和装饰条，能组合出绝美的装饰效果。

邮轮低碳装饰还需要低碳思维，要求设计师在装饰造型上对材料合理应用，尽可能减少材料的浪费，对废弃的材料做到回收再利用。国内外文化的差异，以及邮轮外形设计的影响，要求体现低碳装饰设计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地域特色中融入情感，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结语

低碳理念在邮轮室内设计要结合人性化设计理念，在了解装饰材料特性的基础上多学科交叉研究。邮轮室内设计中低碳理念的产生和发展是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融合的结果，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发展新理论，体现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爱。船舶室内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多学科、多领域的课题，交叉室内设计学、经济学、船舶美学和机械学等多学科，系统论、思维理论以及进化理论等多种理论，探讨低碳理念在船舶室内设计中的应用。了解邮轮室内装饰材料特性，利用美学表达形式和艺术学的个性风格，营造节能环保的室内环境。

由于国外邮轮设计开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设计施工已经成为一个产业，其实践及理论研究都比较成熟，但是我国邮轮室内装饰设计研究还非常缺乏，特别是邮轮室内设计如何和低碳理念进行结合，如何将建筑室内设计的风格和流派、造型、构造、装饰材料和工艺结合到邮轮室内设计中，都是我们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原因，本文希望在邮轮室内空间和材料探索的设计方法和设计思路上，能促进中国船舰设计行业的发展以及船舰市场的繁荣。

参考文献：

[1]程爵浩.2011—2012中国邮轮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2.

[2]程爵浩.2010—2011中国邮轮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2011.

[3]蒋志勇.船舶造型与舱室设计[M].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03.

[4]董长有.船舶的家具设计及室内陈设[J].装饰与陈设，2011：35.

[5]熊焰.低碳之路——重新定义世界和我们的生活[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第8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生态学;供应链协同;系统自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解决复杂性问题的能力和价值。由于供应链系统具有非线性和不确定性,这些特征与生态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特征是相一致的,所以生态学理论对供应链协同的研究具有适用性。本文试图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供应链协同的动因与策略。

一、供应链企业的协同动因

1.系统自组织。生态学理论强调系统元素的自组织性,生物进化的本质是生物为适应生存环境的变化而对自身生存状态进行的自调节,进化的结果是生物本身结构复杂性的提高。生物进化总是导致新物种的出现和结构的复杂化——即有序性的增加。有学者认为,生物在进化过程中满足一定条件时生物可以自发地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以适应周围环境。这种适应既包括暂时性的适应反应,如条件反射;也包括永久性适应,即产生遗传性变异。把这个生物进化自发性条件称为自适应函数。生物界的生物自适应对社会领域问题的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目前,供应链已从分散式管理转变到协同式管理,本文研究的是有自组织程度低到自组织程度高的演化过程。供应链系统从外界环境中吸取的任何东西,都可能产生序参量,都会引起涨落。正是由于有不断的序参量产生,有不断的“涨落”出现,供应链系统才得以不断创新。

2.自然选择。生物学中达尔文式的自然选择定义为生物体繁殖引起了资源的稀缺,从而形成了消灭不够适应变种的压力。进化论学家拉马克认为,生物进化的动力与机理来自生物具有一种不断地增加结构复杂性和完美性的天生趋势,生物具有对环境变化的反应能力。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建立在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的基础上,其理论的核心是适应机制,强调经济体能否适应环境是企业生存的决定性因素。弗里德曼在《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中论证了市场竞争倾向于保证最有效率的企业生存下来,最有效率企业的行为都基本上做到了使其利润最大化。面对有限的资源,现代的竞争形式以转变成为供应链与供应链之间的竞争,同一行业里的各条供应链在接受着经济自然选择。那些能够很好地整合供应链上各个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实现无缝协同的供应链往往经受了自然的选择,得到了快速发展,不断成长壮大。所以供应链协同是环境赋予的供应链企业迫切需要的适应模式。

3.生物进化动力:协同基因。大量生物实验和研究表明,生物进化的基本动力有竞争和合作,生物界存在着广泛的互惠共生机制。生物的性状是由基因决定的,在此我们把控制物种分工与合作的性状的基因称为协同基因。协同进化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供应链系统内部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关系,企业之间若为上下游关系或相关产业,则其收益相关性一般比较大。他们的成长与发展历程中充满了竞争,资源规模有限,其实协同合作是他们的需求和内在愿望即他们携带有协同基因。正因为如此,供应链理论一经实施,便得到了很好地响应。所以供应链系统也采用了协同进化的方式来建立相互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以提高对外部市场的适应性。

二、供应链企业的协同策略分析

(一)生态位与供应链协同进化

生态位指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种群在时间、空间上的位置及其与相关种群间的功能关系。生态位概念相对抽象,一些数量测度指标如生态位宽度、生态位重叠、生态体积及生态位维数等帮助理解生态位概念。从而,引出企业生态位概念,明确这一概念对于正确认识物种在自然选择进化过程的作用,以及在运用生态位理论指导供应链成员构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供应链是相互联系的多个企业集合体,与生物种群非常相似,呈现一种网络组织结构,称之为企业生态系统。系统中企业间的互动关系定义为企业的生态链,生态链上的企业之间存在共同进化关系。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关系也有合作和共生关系,这就存在一个供应链的“最适密度”问题。描述生物种群密度与存活率相互关系的“阿利规律”同样适用于供应链系统,即在一定条件下,当供应链上企业密度处于适度大小时,供应链增长最快;密度太低或太高,由相互竞争资源造成的供应链内耗太大,会对供应链生长起抑制作用。所以供应链系统的构建应该建立在企业生态位分离的基础之上。企业对资源的需求越相似,产品和市场基础越相近,它们之间生态位的重叠程度就越大,竞争就越激烈。因此,在进行供应链的成员选择时,企业考虑入选企业生态位的分离。企业生态位的分离不仅减少了竞争,更重要的是为企业间功能耦合形成超循环提供了条件,使供应链由有序进化到更深层次的有序。

(二)r选择、k选择与供应链生态策略

生物学家们根据不同物种按照栖息、环境和进化选择将进化分为r选择和k选择。r选择是指环境气候变化大、资源相对短缺、灾害较多的系统对生物种群的选择;k选择是指环境气候稳定、资源丰富、灾害稀少的系统对生物种群的选择。根据对应的选择将进化策略分为r策略和k策略。从物种适应性出发,进一步将k选择的生物种群称为k策略者,r选择的生物种群称为r策略者。在生存竞争中,k策略者是以“质”取胜,r策略者则是以“量”取胜,k策略者将大部分能量用于提高存活,r策略者将大部分能量用于繁殖。

生态策略是生物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进化策略。与经济学家提出的最优化理论相对应,生物学家认为自然选择是一个最优化过程,一个现存物种表明了它是其对环境各种可能适应方式中的最佳选择之一。实际上供应链的进化过程亦是典型的环境选择的过程。有时处于减少风险考虑,会增加同类合作伙伴,但是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企业未必越多越好,它也遵循进化的生态策略。因为供应链所处的行业环境的承受能力有限,超出环境的承载力,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优化生态策略的途径有:供应链上的各企业要实现由r策略者向k策略者的转变;企业不能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大和低成本战略,要向创新和难以复制的核心技术的战略上调整;要由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自觉遵循“适者生存”的市场生态竞争法则。

(三)演化博弈策略

供应链类似于生物有机界的食物链,是企业生态链的载体,也存在着能量和物质的流动、循环发生联系并由此相互作用。种群生态理论研究的方向就是探讨生物群落的适应与变迁的过程。演化博弈理论最早源于Fisher、Hamilton等遗传生态学家对动物和植物的冲突与合作行为的博弈分析,他们研究发现动植物演化结果在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在不依赖任何理性假设的前提下用博弈论方法来解释。

在该理论中,核心的概念是“复制动态”和“演化稳定策略”(ESS)。复制动态实际上是描述某一特定策略在一个种群中被采用的频数或频度的动态微分方程。根据演化原理,一种策略的适应度或支付(Payoff)比种群的平均适应度高,这种策略就会在种群中发展,即适者生存体现在这种策略的增长率(1/xk)(dxt/dt)>0,可用微分方程给出:(1/xk)(dxt/dt)=[u(k,s)-u(s,s)],k=1,…,k。其中,xk为一个种群中采用策略k的比例,u(k,s)表示采用策略k时的适应度,u(s,s)表示平均适应度,k代表不同的策略。如果u(k,s)>u(s,s),在一定时期内是演化稳定策略(ESS)。由此可见,一个物种的进化可能会改变作用于其他生物的选择压力,从而引起其他生物的适应性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会引起相关物种的进一步变化。所以,两个或多个组织的自身进化常常是相互影响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作用的协同进化系统。这种复制动态的微分方程可以描述协同演化的过程,可以为供应链协同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三、结束语

从生态学理论的角度,以自适应、自然选择、协同基因和生物进化动力为切入点研究供应链协同的内在动因,得出供应链协同是供应链系统的一种自组织;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企业重新审视自身的价值链优势,使供应链协同成为必要;供应链上的节点企业具有协同基因等论点。相应于内在动因提出基于生态学理论的供应链协同策略有必要的生态位分离、k选择者的供应链生态策略和演化博弈策略。通过以上的研究为供应链协同内在动因问题的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韩福荣,徐艳梅.企业仿生学[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1.

[2]程国平.供应链管理中的协同问题研究[D].天津大学,2004.

第9篇：气候变化理论范文

关键词：绿色物流 绿色化 障碍 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社会对物流的需求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以运输仓储为中心的物流业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加大。从发达国家情况看，交通运输的污染物排放量所占的比重仅次于工业。我国2009的能源消耗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共占总能耗的7.5%，是能源消耗大户。能源的过度消耗还会对生态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不仅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还会给人民生活和健康带来严重威胁。

20世纪90年代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兴起的绿色浪潮，其影响力迅速从有形产品渗透到无形产品。物流作为一项复合型的服务产业及能源消耗的大户，对其进行绿色化改造，无疑是符合时展要求的。

我国政府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中也明确提出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节约能源，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发展循环经济，推广低碳技术，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2年8月19日，上海碳排放交易试点正式全面启动，标志着碳排放交易在中国迈出了从务虚走向务实的重要一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说，今后国家在能耗及排放强度的约束上只会强化不会放松。首批试点企业并没有直接包括物流企业，但与物流相关的港口、机场、铁路等均包含其中。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物流企业的碳排放问题一定会纳入其中。物流企业只有早点行动起来，才能抓住先机，取得未来市场竞争的优势。

二、物流企业绿色化现状

笔者实际调查2011年中国物流百强企业和2011世界100强国际物流公司网站，无论是美国的USPS或德国的DPWN （DHL）的网站，都有绿色化的相关内容。在USPS网站的关于企业介绍中，可持续性作为单独的一部分提出，其中列出了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目标及绿色化报告，USPS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等。同样位列世界100强的中国邮政，整个网页找不到有关绿色化的相关内容。而中国远洋在绿色化方面做得比较好，在中国远洋的网页可以找到从2005年以来所有可持续发展的报告。同样在中国物流100强企业中，除了中外运、中集集团的网页上可以看到有关绿色化的内容外及远成集团等极少数企业通过ISO14001环境评估标准外，其他企业基本上没有绿色物流意识。作为中国物流百强企业基本上没有物流绿色化意识，其它的中小物流企业更谈不上物流绿色化。在世界经济发展的绿色化浪潮中，我国物流企业在理念上，在物流发展的前瞻性上又一次落在了国外物流巨头的后面。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政府环保政策逐步完善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的增强，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是大势所趋，物流企业只有顺应这种趋势，及早准备，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先人一步，处于竞争的有利地位。

三、物流企业绿色化的障碍

从以上的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化现状的初步调查可以看出，我国物流企业的绿色化现状却令人担忧，物流企业的绿色化任重而道远。结合我国物流企业实际情况，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化存在如下障碍。

1.物流企业绿色化意识淡薄

从物流企业的网站调查结果来看，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化意识淡薄，或者说基本上没有绿色化意识。而所谓意识是人们对自身和外界环境的感知状态，也就是说物流企业所处的环境整个缺乏绿色化意识，即政府、客户、消费者及其他企业所组成的社会系统缺乏绿色化意识、动机及行动，难以对物流企业形成影响和制约。因此，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努力，逐步完成物流企业的绿色化。

2.绿色物流法律法规及标准不完善

我国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其中环境保护标准体系初步建立，到2011年，现行标准已达1300项。在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中，有关于汽车的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标准，该排放限值只能通过每年的车检进行测量控制，无法在车辆的运行中实时监测。在行业标准中，没有单独的针对物流业的环保行业标准。现行环保法是1989通过实施的，目前已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3.客户缺乏绿色化要求

许笑平（2011）根据《运输观察》（ Eyefortransport） 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企业倡导绿色物流的首要原因是为了改善客户关系。物流企业作为工商企业的物流服务提供者，客户是上帝。当客户对物流绿色化没有要求而仅仅要求及时、安全交付时，物流企业考虑物流过程的绿色化可能性并不大。而当客户有绿色化要求时，在竞争激烈的物流市场，物流企业一定会认真考虑客户的要求，从而使物流过程绿色化。

4.物流企业绿色化的经济效果不明显

整个物流系统的绿色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企业方方面面。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是要先期资金投入的，包括设备改造，人员培训，物流流程再造以及整个系统的集成优化。绿色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从长远看，绿色化顺应世界经济绿色化浪潮，是物流企业发展的方向，为企业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越早进行绿色化，越能抢占市场先机，取得竞争的优势地位。但是，大量的资金投入却不能马上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投资的回收可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这些因素使企业对绿色化顾虑重重。

5.技术和信息化水平不高

物流企业绿色化需要相应的信息技术及其他技术的支持，但我国物流企业目前发展处于初级阶段，相关技术及信息化水平较低，物流运作比较粗放。整个社会包括大中专院校对物流绿色化重视程度不够，各个大专院校虽然开设了物流管理专业，但没有绿色物流这门课程，学生缺乏绿色物流理论的专门训练，缺少物流绿色化的专门技术。同时，物流信息化的水平低使企业无法对整个物流过程的绿色化进行监控，因此，无法收集环境数据和评估企业绿色化效果。

6.组织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意味着对传统的管理方式、流程等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根本性的，必然会受到企业员工及管理人员的消极抵制。需要从企业高层对这种改变做出顶层设计，然后统一企业思想，逐步在企业中推行。物流企业的绿色化能否成功，考验企业管理高层对社会经济趋势的洞察力及组织管理能力。

四、物流企业绿色化的对策

物流企业的绿色化存在许多障碍，如何克服这些障碍，使物流企业的绿色化顺利进行。下面结合我国物流企业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文献研究的相关成果，提出物流企业绿色化的对策。

1.大力营造绿色化的舆论氛围

López-Gamero et al. （2010）发现如果环保战略是由绿色化意识而不是由立法驱动的，绿色化的效果要显著的多。因此要实现物流企业绿色化，首先要有绿色化意识。绿色化宣传的重点逐渐从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向全部企业推进，强调为了打造中国全新的“绿色经济体”，每个企业都有责任参与到绿色化的浪潮中来。各级政府应该加大绿色化宣传的力度，使政府、企业到消费者都投身到绿色化的宣传中，形成全社会绿色化舆论氛围，从而使身处社会系统中的物流企业增强物流绿色化意识，积极参与到物流绿色化中来。

2.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及标准

除了绿色化意识外，完善的法规标准是实现绿色化的法律保障。学者的研究和笔者的调查都指出了物流领域缺少环保法律及相应标准，应加快推进物流业环保法规及标准的制定，并且要考虑法规及标准的可执行性及可监督性。加快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推行，同时，各级政府可推出相关经济奖励措施，进一步提升物流企业绿色化的积极性。立法部门和政府在企业绿色化的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是物流企业绿色化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2012年8月31日出台的环保法修正草案强调落实政府的监督检查责任，进一步明确企业责任，强化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把环境保护融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之中。

3.推动客户树立绿色理念

客户是影响物流企业绿色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客户的绿色意识非常强，要求物流企业提供绿色化服务，这必将推动物流企业绿色化进程。因此，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政府、企业、环保组织、消费者中形成绿色化风潮，从消费者、零售商、批发商、制造商到供应商形成对物流服务提供商的压力，从而推进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根据文献研究，大客户是环保积极者。在绿色化理念的推行过程中，应当以大公司为突破口，使大公司树立绿色化理念并付诸行动，从供应链上影响到其他企业，从而推动物流企业绿色化。

4.提高物流企业绿色化的经济效益

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企业作为一个市场主体，要想在市场生存，必须要盈利。物流企业要进行绿色化改造，必然要投入相应的资金。如果通过绿色化物流企业降低了物流成本，提高了物流效率，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企业的绿色化将由外在压力变成内在动力，这是企业绿色化的动力源泉。因此，绿色化要想在企业深入人心，变成企业自觉的行为，短期要能降低成本提高利润，长远来看，企业获得综合效益的前景也非常明朗。

5.提高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技术及信息化水平

加大对物流系统中各功能要素的技术改造，提高物流运作效率。通过对仓储、运输及包装等的技术改造，降低碳排放，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运输路线，推动包装等的可循环利用。加大对物流信息技术的投入，通过信息技术的利用，提高物流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沟通效率，加大对物流运作的监控，保证绿色化措施的贯彻执行。

6.提高物流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

物流企业制定绿色化战略后需要至上而下组织执行，这对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一方面，企业要进行顶层设计，由高层任企业绿色化领导小组组长，各个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的企业绿色化领导小组，负责企业的绿色化实施。高层的参与既保证了实施绿色化的资金投入，又能协调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从而保证企业绿色化战略的顺利实施。另一方面，必须对企业职工进行绿色化教育，统一职工思想，减少企业员工的抵触心理，让每一个员工参与到绿色化行动中来，从而至下而上推动绿色化的实施。

五、结论

党的十提出五位一体总布局，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凸显了我国对生态文明的重视。在新的形势下，物流企业如何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克服绿色化的障碍，是每个物流企业必须面对的问题。从本文的初步调查来看，我国物流企业绿色化进程任重而道远。从增强企业的绿色化意识、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提高企业绿色化的经济效益、提高物流企业的绿色化技术及信息化水平、提高物流企业的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着手，逐步实现物流企业的绿色化发展，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企业在未来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长琼.绿色物流[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夏春玉，李健生.绿色物流[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

[3]张沈青.我国绿色物流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J].当代经济研究，2006，（10）

[4]刘春宇.从环境角度谈绿色物流体系的构建[J].经济体制改革，2005，（2）

[5]王长琼.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物流管理[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2）

[6]马燕.供应链绿色物流管理策略[J].生态经济，2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