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本质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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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小蚁微单相机M1的设计依然沿用了根简风格，暴风黑和冰河银两种颜色外观都能很好地突出设计上的美学元素。而且机身按键也被合理地精简到了仅有一个开关、两个拨盘以及两个物理按键，再加上机身（含电池）仅重280g，小蚁微单相机M1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操作简易和小巧便携。

另外，小蚁微单相机M1的UI界面非常亮眼。M1的显示屏支持手指触控，左右滑动有三分屏，分别对应各类设置、画面预览和拍摄风格选择。而且最左面的设置界面是上下翻页方式，这对于用惯了智能手机的用户来说，上手很轻松，甚至有点被惯坏了的感觉。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俗语，套用在M1这款产品身上就非常合适。小蚁微单相机M1除了具备常见的几种拍摄模式，还支持“全景拍摄模式”以及很有意思的“大师随行模式”。全景模式顾名思义自然不需多言，不过“大师随行”听起来就有点高大上了：“大师随行”是针对人像摄影新手玩家的一种模板模式。用户可以在“小蚁微单”APP上面下载自己喜欢的模板，实际拍摄中根据屏幕提示的姿势框线进行构图拍摄就能得到非常nice的靓照。

M1在专业技术层面也有不错的成绩。M1支持81点触摸点选反差式对焦，对焦范围覆盖绝大部分Live View区域，并其支持最多32张人脸的脸部识别。另外，MI采用日本COPAL机械快门，从1/4000s到60s'陕门速度跨度非常大，最高曝光时间长达30分钟，而且支持5张/秒的连拍。再加上ISO感光最高25600，可以说小蚁微单相机M1的功能之强大覆盖了目前所有专业相机的摄影范围。

其实小蚁从2013年底就已经开始筹备微单项目，而且一来走的就是实用主义路线：采用了技术成熟开放的M4/3卡口，而没有盲目追求全画幅或者APS画幅，M4/3系统在保证画质水平、对焦速度的同时，有效缩短了法兰距以及减小了镜头卡口外径，从而能实现相机的轻盈便携。虽然大家普遍认为与APS画幅相比，M4/3画幅进一步牺牲了画质，然而小蚁微单相机M1此次使用了索尼IMX269传感器，有效像素高达2016万，我们用定焦镜头拍摄照片和视频时，虚化效果远远超出预期水准。

第2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极致新闻；受众本位；创新路径

极致新闻完全是为了受众，而不仅仅是为了吸引受众。

尽管目前人们对受众本位的提法还有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是媒介内容产品发展的趋势。尤其在新媒体的环境之下，受众的需求持续释放，传统的新闻生产已经无法满足受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新闻开始以受众为转移，呈现出生产、渠道、文本与接受的形态变化，极致新闻便应运而生。

一、产生背景：受众需求的持续性释放

所谓的极致新闻是一种新闻产品的新形态，具有区别于传统新闻的内容生产，重视受众体验与信息接收的呈现特征，其由媒体竞争加剧、受众需求增加、新闻采写变化等多种背景共同作用下产生，具有释放新的受众需求，提供新的新闻供给的特征。

极致新闻的核心在于创新。

当今世界，新发现、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更新换代周期越来越短，工程科技创新成果层出不穷，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动力远远超出预测，人类的创新潜能也远远超出想象。新闻产品亦是如此。互联网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对很多领域的创新发展都起到了很强的带动作用。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深化，在如今的新媒体环境下，受众的“欲知”与新闻的“告知”紧密结合，呈现出了全新的受众观念。更为关键的是，媒体激烈竞争中所产生的新闻产品刺激着受众需求的持续性释放，受众对于新闻信息日益依赖，促进新闻产品逐渐以受众的需求、认可、接受为实际意义。

传播者处于传播过程的首端，对信息的内容、流量、流向以及受传者的反应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1]在受众需求的持续性释放下，新闻生产者不仅要实现满足受众需求的“有效供给”――存量，而且还要创造出引领受众新需求的“新供给”――增量。当然，这不能以违背党的方针政策、牺牲新闻品格、违背新闻规律等触及“底线”的行为作为代价。

从新闻生产的角度来说，极致新闻的出现改变了新闻生产现有的生产流程与结构，新闻生产将会呈现出受众转向的趋势。从传播渠道来说，技术创新使极致新闻的生产依托于各种软件程序、内容聚合工具以及运营商的技术性等，将其技术中介、运营中介变为了新闻中介，形成了从渠道上的内容聚合与生产转变。从内容生产来说，极致新闻的产生重点以受众的需求为对象，对当代受众的接受心理、接受态度、接受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在求新与求快的心理基础上，呈现出求趣、求短、求近（内容的贴近性、即时性）的传播特征，其自主的选择性、新闻的参与性、对日常叙事的重视程度、渴望娱乐化程度增高，对追求视听兼备的以及对故事化、情节化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

可以说，极致新闻时代正在到来，新闻传播业在内容生产上将会出现变革性发展。要跟上极致新闻时代的发展步伐，就要厘清其创新性发展的多维路径。

二、极致新闻：三种路径的创新性发展

极致新闻的核心在于新闻内容生产的创新，这种创新以最基本的新闻采编为基础，呈现出了新闻形态的转向与发展。尽管对其认识尚显碎片化，但就目前采编探索来看，仍具一般性规律可循。其个性化、介入性、体验式的特征，共同形成了极致新闻创新性的发展路径。

（一）“个性化”：极致新闻的受众分析

新闻的个性化随着历史时代与社会变迁的发展呈现出了不同的特征。新闻个性化的提出源于文学写作，就内容方面，主要体现在新闻写作及其内容的灵活性、可读性、服务性、实用性、广泛性、特殊性、针对性和地区差异性等。[2]同时，新闻的个性化也体现在写作方式、写作结构、语体修辞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极致新闻本质上就是一种个性化的竞争，如何凸显新闻个性，如何凸显传播个性，如何呈现风格个性就成为打造“极致新闻”的关键。

极致新闻的个性化还不仅仅只是新闻的个性化呈现，其更加凸显的是对受众的个性化分析，形成“传者个性”―“受众个性”的互动。极致新闻以迅速分裂出的受众为切入点，分析日益明显的个性受众中的不同特征与特色，通过各种互动渠道发现潜在的受众需求，从而为其“定制新闻”与“信息传播”。

需要注意的是，在目前一些新闻类PC端或移动端的运作中，已经出现了以技术为基础建构的对受众需求的大数据分析。但技术始终为平台，落点在新闻中应始终以内容的个性化生产为基本标准，即强调新闻的个性化表达，增强新闻的个性化呈现，分析新闻的个性化受众，传播新闻的个性化概念。我们这里强调的极致新闻依旧是一种新闻生产的形态而并非技术逻辑。因此，技术可以看成是一种平台架构的框架，却并非极致新闻的核心。今天，极致新闻的个性化依旧落脚在新闻的内容生产中，并试图摆脱传统新闻的生产藩篱，创造出符合时代的新闻生产范式。

（二）“介入性”：极致新闻的受众引导

如果说个性化是极致新闻的基本表征的话，介入性则呈现在极致新闻采写过程的生产中。不同于传统新闻“反对”以记者的身份、角色、话语的介入，极致新闻则将介入性视为了一种更被包容的生产方式。

从采访过程看，极致新闻的生产因为记者角色的高度介入，呈现出角色转换下的多重倾向，其主动策划、充分地挖掘新闻题材，记者在新闻活动中的主动性增大，也就是说记者从一开始的新闻生产便呈现出了“新闻介入性制造”。新闻以服务于受众的态度产生出了自由市场的逻辑，受众成为逻辑的终点并被广泛接受，极致新闻的受众服务性特征凸显。

可以说，新闻人逐渐以专业主义的标准来理解他们的工作和他们的角色，[3]其“介入性”的凸显展示了极致新闻高度的受众引导性，具有了极致新闻区别于他者新闻的特征与方式。其对于主动策划新闻事件、充分挖掘新闻题材、形成角色转换等具有新的意义。

（三）“体验式”：极致新闻的受众沉浸

“沉浸”是本世纪以来被学界业界关注的一个新概念。沉浸传播以个人为中心，融合即时与恒久，兼顾固定、移动、虚拟，呈现出了边界消除等特征，从而引起了多维度的效应。就极致新闻来说，个性化是其表征，介入性是其过程，那么体验式所带来的沉浸效果则是其终点，也就是新闻达到的最终性目的。

极致新闻的体验性不仅体现在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深入观察与情感体验，还表现在新闻的最终呈现上具有高度的阅读与阅读观感，通过多种技巧来营造一种难以脱离的新闻感受，从而进入新闻营造的“沉浸”之感。此时的新闻呈现努力追求的是一种以受众感官、阅读为基础的综合性表现，以内容增强体验之感，从而达到吸引受众之目的。

正如里蒙・凯南所说：语言是叙事过程中的一种媒介，就像其他媒介的特质一样。语言既开放了某种可能性，也同时加强了某些限制。语言建构了叙述、文本与故事。在极致新闻的生产之中，对于语言的要求会日益提高，对于如何创新表达的探索也将持续性发酵，其创新点或将呈现两个方面的转化：其一为增加现实与叙事关系的链接，用语言来增强虚拟叙事，是一种采写技能方面的提升；其二则为增加的移动媒体与传统媒体的程序开发与应用，如目前已经在美国高度应用的Junaio和Aurasma两种应用程序就是将数码消费者与传统媒体密切相连，呈现出较强的融合特征。今天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报》都开始了将印刷媒介嵌入虚拟现实的内容与实验，其目的是使用户通过体验基于特定位置的信息，叠加到真实世界，从而有助于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有观点认为，人是终极媒介状态，是真正的超媒介，也是未来生物媒介的主体。[4]极致新闻追求的沉浸效果将最终体现在受众身上，比如作外宣报道，若国外受众能够“沉浸”其中，那么这条报道所产生的作用就会成倍扩大。这表现在，一方面看这则新闻的人本身能够接受；另一方面他们自身也会变身为一股强劲的传播力量，成为新闻“中介者”讲给更多的受众听。

三、实践思索：受众本位的回归性路径

极致新闻并非一种“概念性游戏”，在媒介融合趋势下，尤其是手机等一系列移动终端带来新闻形态变革性发展，极致新闻的影响已经逐步凸显，并成为新闻的拓展性形态种类。今天的新闻一线的实践中，极致新闻提供了新闻的一般规律性方向，并鼓励新闻从业者形成自己对于极致新闻的个性化凸显。

就中国新闻社的实践来说，我们追求“讲好中国故事”，什么才能称得上“讲好了中国故事”？笔者认为，受众的接受度至关重要。所以，长久以来，中新社都强调采用民间视角和海外受众习惯的语言，努力做到“长话短说、官话民说、硬话软说、空话不说”。不居高临下讲话，不要贴意识形态标签，坚决反对说官话、说空话、说假话，在报道中呈现实、宽、短、快、活的特性，渐渐形成了中新社独特的、以受众为导向的新闻风格。随着极致新闻时代的到来，这种风格也面临引领受众新需求的问题。根植于战役性和日常性报道中，中新社无论是个性化，还是介入性、体验式方面，都进行着创新性实践。

以2016年全国两会报道为例，中新社会前对200多家境外华文媒体进行两会议题的调查，提前掌握海外受众的关注点；以融媒体的思维，全新策划各平台适应性更强的“大通稿”产品；在议程设置上加强介入，根据自身特色，策划以“华侨华人”为主题的系列报道。这些特色稿件实现了新供给。如全新推出“对外新媒体通稿”，向五大洲79家华文媒体新媒体端口推送稿件，不少华媒都不做删改，大篇幅刊登，彰显出创新的力量。

再以里约奥运会报道为例，中新社报道组以多媒体融合为方向，以网络移动端及社交媒体为稿件第一落点，创新报道和传播的新模式。前方记者除了传回成品稿件之外，还同步发回大量碎片化信息与素材，后方报道团队不同平台编辑各取所需，对信息进行“深加工”，重新“排列组合”，生产出大量不同形态、适合不同受众主体的特色稿件。

极致新闻以其契合受众需求的优势，必然成为新闻发展的一股新兴力量。需要警惕的是，“以受众为导向”也会有“片面迎合受众”的危险，应在创新过程中“屏蔽”低级、庸俗以及不健康的内容，所以在实践中必须坚持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坚守“极致新闻”的底线。

可以说，极致新闻的提出为新闻的受众本位概念的回归提出了一种新的路径。当新闻生产既成为受众传播的起点，又成为受众接受的终点之时，极致新闻在双向的互动中展示了笔触鲜活、语言生动、细节真实、贴近读者、导向正确、立意新颖、内容灵动的多维特征，其既有着尊重新闻规律的传播脉络，又有着新闻专业化趋势的传播理想，是新媒体时代中全新的新闻形态与表征。

四、结语

受众主动表达和互动沟通的愿望与需求提升，对传统媒体的传播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而倒逼传统媒体在信息采集、制作、传播、接收方式等方面，要适应受众需求的多元变化而进行主动调整。[5]应该说，极致新闻的适时提出是“受众本位”的一次理性回归，也是新闻生产的一次创新化方法改革，其未来发展有待进一步探索。

参考文献：

[1]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57.

[2]刘宇浩.论新时期新闻个性化写作――以国内都市类报纸为例[J].中国报业，2015（8）.

[3]罗文辉，陈韬文.变迁中的大陆、香港、台湾新闻人员[M].台北：巨流图书公司，2004.

[4]李沁.沉浸传播的形态特征研究[J].现代传播，2013（2）.

[5]郑艳华.为受众提供回归新闻本质的新闻[J].传媒评论，2014（6）.

第3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摘　要］目前，阅读教学课堂“儿童立场”缺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为谁教”的问题应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在坚守表达本位的同时，亟待确立回归“儿童本位”，真正实现“为儿童而教”的目标。这是通往阅读教学的理想之境。

［关键词］阅读教学　儿童本位　低年级

［中图分类号］　G6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9068（2015）04-027

语文新课标对语文课程的定位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福建师范大学潘新和教授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一书中就提出了“表达本位”和“指向写作”的阅读教学观。“教什么”的问题似乎成了最近两年小学阅读教学改革的一个热点。随着改革的推进，大家对这一问题逐渐达成了共识：阅读课应改变以学习课文知识和内容为主，转为以学习阅读方法和语言运用为主。现在我们在观摩一些公开课时，可以欣喜地看到这种变化。执教公开课的教师尽量去除那些非语文的东西，更多地关注语言的焦点、文体的特点、写作的支点、表达的亮点等，让语文教学充满浓浓的语文味。在欣喜的同时，我们也发现阅读教学中越来越多的“儿童立场”缺失的现象。教学内容缺乏儿童视角的关照，教学过程缺乏儿童体验，甚至以成人的理解代替儿童的感悟。这些问题在小学低年级的阅读教学中尤为突出。不可否认的是，阅读教学改革不管朝哪个方向发展，“为谁教”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正像周一贯先生所说的那样：儿童是课堂的主人，而不是教师。我们教学的对象是儿童，一节成功的阅读教学课，应该以适合儿童的方式，让儿童得到全面而又适合自己的发展，最终提升儿童的语文素养。一节课绝不是看教师表演多么的精彩，环节过渡多么的巧妙，教学形式多么的丰富。“为儿童而教”提示我们阅读教学应基于儿童立场，以儿童的方式让学生学习积累、理解和表达。所以，当前阅读教学在坚守“表达本位”的同时，亟待确立和回归“儿童本位”的理念，真正实现为儿童而教的目标。只有坚持“儿童本位”，才能通往阅读教学的理想之境。

“为儿童而教”的基础是了解儿童，研究儿童。小学低年级课堂教学对激发儿童阅读兴趣，培养儿童阅读习惯，发展儿童表达能力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阶段中，怎样坚守儿童本位的阅读教学，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回归儿童的自主建构

建构主义学习观告诉我们：学习过程同时包含两方面的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另一方面是对原有经验的改造和重组。语文学科的学习不像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总要涉及儿童原有的认知结构。在阅读教学前，学生往往已经进行了预习。这时，教师只有了解学生已有的自主建构的情况，才能更好地展开阅读教学。例如，教学苏教版二年级《学棋》一课，不少教师在导入时都会问学生：“小朋友们，你们看了题目有哪些疑问呢？”这时，有的问：“谁学棋？”有的问：“向谁学棋？”有的问：“怎么学棋？”还有的问：“学棋的结果怎么样？”每当这时，教师都会向提问的学生投去赞赏的目光。接下来，教师通过梳理问题，理清文章的主要内容。这一看起来很顺畅的教学环节，如果从儿童本位的阅读教学观来审视，它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学生通过预习对文章内容已经有了了解，并不是零起点进入课堂。对提出的这些问题，其实他们心中已有答案。因此，这些问题是空问题、假问题。至于为什么要提出呢？完全是为了迎合教师。长此以往，恐怕学生都不会质疑了。教师应让学于学生，在教学时关注学生课前对知识的自主建构情况，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出发，这样才能做到学生会的不讲，不会的重点讲，才能更好地打通学生已有经验和所学内容之间的通道，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二、回归儿童的生活实践

语言来源于生活，同时生活又是学生学习语言的源泉。语言的某些意义需要生活经验去感知，语言的魅力需要借助生活行为去体验。在阅读教学中，回归儿童的生活实践的主要方法是创设儿童的生活情景。例如，在教学人教版三年级下册《燕子》这篇课文时，由于地处农村，我让学生回家观察燕子，并记录下燕子的外形和动作。在学习文章时，我引导学生理解课文中的两个比喻句：“一对俊俏轻快的翅膀，加上剪刀似的尾巴，凑成了活泼机灵的小燕子。”“蓝蓝的天空，电杆之间连着几痕细线，多么像五线谱啊！停着的燕子成了音符，谱出一支正待演奏的春天的赞歌。”我先提出一个问题：“这两句话分别把什么比做什么？这样的比喻恰当吗？”然后再让学生根据自己观察到的燕子的外形和动作仿写比喻句。由于有了生活实践，学生写的句子都比较形象。

三、回归儿童的思维方式

低年级学生形象思维占主导地位，他们往往给没有生命的事物赋予生命。一位语文教师在教《 春天来了 》一文时，问一个小朋友：“花儿为什么会开？”第一个学生说：“她睡醒了，想看太阳。”第二个学生说：“她想和小朋友比一比，看谁穿得最漂亮。”第三个学生说：“她也长耳朵，想听小朋友唱歌。”第四个学生说：“她张开笑脸，想看小草穿上绿衣随风起舞。”突然，一个学生问：“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想，说：“花儿特别懂事，她知道小朋友们喜欢她，就仰起她的脸，笑了！”听到这儿，学生们都笑了，那笑脸比花儿还好看。其实，只有教师知道，他原先设计的答案是：“春天来了，花就开了。”这里，正因为教师关注了儿童纯真的生活、心灵，了解儿童思维的特点，课堂才充满了人性之美，滋润了每一颗幼小的心灵，播撒了爱和希望的种子。教师没有固守预先设定的答案，否则课堂就会机械、僵化、生硬，失去活力。

四、回归儿童的情感世界

低年级学生好奇心强，活泼好动，有意注意的时间持续不长。他们的注意力多与兴趣、情感有关。在学习中，他们会经常出现不专心、回答问题不正确、理解不透彻等现象。教学时，教师要注意讲解时间，保持多种形式的转换，包括语调、节奏，听与说练习等。在教学过程中，有些教师根据小学生好奇、爱动、争强好胜的心理特点,安排一些富有情趣的竞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进一步活跃课堂气氛。有的教师运用角色扮演法，把游戏引入课堂，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饶有兴趣地获得知识。有的教师结合阅读内容，化抽象为具体，使枯燥、机械的回答变成浓厚趣味的儿童游戏，让孩子们在笑声中学，在笑声中记，巩固所学知识。同时，低年级学生学习动机简单，易受挫折，也易受鼓励，教师要努力引导他们树立学习的自信心。阅读教学只有回归儿童的情感世界，才能让儿童体验到学习语文的快乐。

第4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　技术　知识　演化　隐喻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5-0057-05

一、技术知识本质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自莱顿(1974)的经典论文《作为知识的技术》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以来，将技术简单当成人工制品的认识局限逐渐得到了纠正，技术的知识内涵与本质开始得到承认。著名技术哲学家邦格(1983)从真知(truth)与行为(action)关系角度提出技术是关于行为过程的知识。此后，技术本质乃是各种相关知识集合的论调逐渐成为技术分析的主流观念，这主要有两条进路：其一，从技艺、技能、技巧的知识化、理论化的角度，认为技术是关乎“实践技巧的学问”，经验形态的技艺、技能、技巧最终能够上升为一般形态的技术理论(technological theories)，因而技术可以构成为一种知识体系；其二，从当今主要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形态转化来看，认为技术可以被理解为是科学的应用，科学形态的知识在应用过程中转化为技术知识。以此为指导，人们不仅研究技术知识体系与其他知识体系(如科学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也开始触及技术知识集合的内部结构问题。例如，受波兰尼的启示，人们区分了技术知识集合中的默会知识和明言知识；从知识适用性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一般(generic)知识和专用(special)知识；从功能角度出发，人们区分了制造人工制品和使用人工制品的知识。沿着这种分析范式，人们很自然地将知识创造和知识整合作为技术创新和进步的关键，将知识复制和传播作为技术扩散的实质。

技术知识本质论在经济学发展进程中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新增长理论在试图寻找技术进步的内生机制时，毫不犹豫地将人力资本投资、R&D费用等促进知识增长的因素作为技术进步的关键变量，技术进步被等同于知识积累，技术知识本质观的信念一览无遗。而事实上，在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中，把知识存量的增长率等同于技术进步率的做法是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比如施穆克勒和曼斯菲尔德就将“技术”(technology)直接定义为“工艺技术知识的集合体”。不仅技术哲学和经济学领域，在管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诸多学科，技术知识本质论都俨然占据了主流地位。

相对于将技术本质理解为以技术工具为形式的人工制品的观点而言，技术知识本质论抓住了技术的知识内涵，更有利于人们理解社会经济中的技术交换、技术变迁等现象，甚至也能对较为流行的技术能力论等其他观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但这种已占据主导地位的技术知识本质论仍有其局限。首先，技术知识本质论容易忽略人工制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将技术视为各种相关知识的集合，突破了把技术简单视为人工制品、只看到物化技术的认识局限，但与此同时，技术知识本质论也有将人工制品完全还原为知识的强烈倾向，容易将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关系割离，忽视技术的物化特征，从而走向与技术工具观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其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有等同论和知识泛化的强烈倾向。正如经济学、管理学等领域所出现的那样，技术知识观容易导致把技术和知识二者完全等同的倾向，将技术创新和变迁直接等同于知识的创新、整合和扩散。但是，技术和知识毕竟有所不同，等同论势必将与技术相关的所有要素都视为知识，存在将知识概念泛化的强烈冲动。再次，技术知识本质论无法有效处理技术的嵌入性特征。技术是嵌入于一定组织制度、一定历史文化、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技术，这一点在技术社会形塑论(SST)者那里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技术嵌入性是技术知识论难以处理的，要么将知识概念泛化用以解释这种嵌入性，要么将技术的这种嵌入性忽略不计。最后，技术知识本质论的整合力和解释力差强人意。技术范畴本身纷繁复杂，每种技术观看到了技术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理想的技术分析范式势必要求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和现实解释力。然而堪称主流的技术知识本质论并不尽如人意，不能很好地将人工制品、社会嵌入性等技术特征纳入分析框架之中，其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也就差强人意。例如，其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一百年之后，也难以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者德国等诸如此类的技术现象。

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和生物学隐喻

技术知识本质论虽然占据主流，但亦有不少异议者。美国著名学者内森・罗森伯格沿袭马克思的思路，坚信技术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技术史学家乔治・巴萨拉则执着地认为“技术和技术发展的中心要素不是科学知识，也不是技术开发群体或社会经济因素，而是人造物本身”。最具影响力的异议者来自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Economics)。自1981年纳尔逊和温特在其著作《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中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以来，倡导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均衡范式截然不同的思维和方法的演化研究范式开始获得蓬勃发展，相关文献呈指数化增长之势，大有掀起一场经济学的演化革命之势，成为20世纪末国际学术界发生的最重要事件之一。演化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主流均衡经济范式的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坚持用达尔文主义替代均衡范式所信奉的牛顿一笛卡尔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经济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经济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

演化范式发展到现在，虽然还比较庞杂，分歧也还广泛存在，但其基本思维特征和分析框架已逐渐形成共识。作为一种新古典主义研究纲领的替代物，一般认为演化范式具有以下基本思维特征。其一，个体群思考(Population Thinking)。传统均衡范式的给定偏好和个体同质性(代表)假设是类型学思考的产物，这就排除了多样的可能性，因而也无法有效分析创新(包括技术创新)。演化经济学则把个人选择置于多样化的群体中，强调了主观偏好的特异性和行为的异质性对创新过程的重要性；其二，有限理性。传统均衡范式中，经济决策要求具有完全信息，且决策者具有完备的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即完全理性。在现实当中，人即使在确定的环境中，具有完全信息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

决策相关因素的复杂性而无法做出最优化的决策，西蒙把人的这种不完备的决策能力叫做有限理性。演化经济学认为经济研究的出发点不应是假设人具有处理信息的完备能力，而应从实际出发，从有限理性出发；其三，历史重要性。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没有时间和历史的概念，经济的均衡是瞬时达到的，并且是可逆的，其理论只是讨论一种最优化的结构，而不考虑变迁过程的历史性。演化经济理论则认为经济社会中不可逆转的变化是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历史和时间概念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构建与演化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分析框架上，演化经济学认为任何演化过程都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变异(vari-ation)、再现(recurrence)和选择(selection)。三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共同保证演化的进行(例如达尔文的“带有饰变的由来”)。“变异一再现一选择”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演化过程，也正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逻辑规律，由此构成演化研究范式的基本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我们重新审视技术与知识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其倡导的隐喻研究方法令人不禁联想到生物学基因型和表型理论。基因、基因型和表型是遗传学的基础概念。早在19世纪中叶，孟德尔就提炼出遗传因子的概念。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森对代表可遗传潜在性的基因型与代表潜在性实现的表型作了区分，认为基因型是遗传的本质部分，并正式把孟德尔所谓的遗传因子定义为基因，即基因型的基本单元。1944年埃弗里等证实基因的化学本质是DNA。后来的研究表明，基因是DNA分子上含有特定遗传信息的一段核苷酸序列，是遗传物质的最小单位。通过复杂的生物化学过程，DNA序列能够被转译成蛋白质或RNA，部分DNA序列还参与这种转译过程的调节。基因通过准确的复制可将遗传信息传递给后代，通过转录、翻译等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等过程可将遗传信息表现为特定的性状，这被称为基因表达。而一种生物的基因组成称之为基因型，代表生物遗传潜在性的总和。显然，基因型只有通过其特定的实现、其与环境相互作用时的表达、通过其表型展现出来时才具有意义，这种特定的基因型表现的性状则被称为该基因型的表型。基因与性状(表型)的关系大多不是一对一的。一方面，一个基因常常可以影响几个不同的生物化学过程，使各个相应的性状发生改变；另一方面，生物的几乎每种性状都受几个或很多基因作用影响，各基因一般只对该性状独立地起到一份作用，这种现象称为基因的多效性。而且，基因型代表的只是各种潜在的可能性，基因对表型的效应严重依赖于发生反应时的物理和化学环境，亦即从基因型到表型，离不开生物体内外环境条件的作用，一个基因是否表达以及表达的程度受内外环境因素的影响。表型上是基因型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演化生物学的基本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关理论为理解技术本质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类比和参照。

三、演化范式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遵循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思维方法和分析框架，通过隐喻演化生物学的哲学思想和基因型表型等相关理论，技术本质可以被理解为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其变迁是一个广义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这意味着理解技术本质的三个维度：

首先，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关于生产即转换的指令。每种技术都代表一组从投入到产出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所谓不同技术是指在这个生产或转换过程中采用了不同原料、不同能源、不同机器设备、不同组合比例或生产了不同产品等等，亦即指令的改变。正如莫克尔(Mokyr)所指出的，技术本质上是一组关于如何做事的指令。当然，作为“指令”的技术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和增加人们的某种效用，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技术与自然界进化出的种种以增加生存概率为目的的生物技能(skill)并无本质不同。

其次，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如果我们将某种特定技术记为入，其对应的技术知识集合记为Ω，那么λ和Ω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生物表型和基因型的关系，技术知识集合(作为基因型)限制各种技术(作为表型)出现的可能性，但并不单独决定出现哪种技术，技术知识在一定内外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下表现为特定的技术――即表型，而技术创新则可理解为表型的变异，这种变异既来自于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的变化，也来自于外部环境的改变。这种生物学隐喻是富有启发的，因为我们对基因如何产生表型的理解要远远多于我们对知识如何产生技术的理解，这种隐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和更好地处理技术一知识等同论所不能处理的制度和环境嵌入性等难题提供了一种良好视角。

最后，从时间维度看，技术是一个达尔文式的社会经济演化过程。新技术的产生与技术变迁都是一个变异一再现一选择的过程。由于和生物进化类似的过度繁殖能力和生存压力，人们必须对生产过程中可以使用的众多技术进行选择，这样，选择过程发生于λ之中，技术变迁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一个新技术的产生及其适应性选择问题。而新技术的产生显然受到技术知识Ω的限制和影响，技术知识Ω的变化同样可以理解为一个变异一选择过程，因此，选择不仅发生于技术入中，即现有技术被选择使用，也发生于技术知识Ω中，即新知识被接受或被拒绝。普遍达尔文主义指导着技术创新和变迁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生物隐喻也有容易引起误解之处。比如生物学中一般不允许从表型λ到基因型Q的反馈、生物进化的选择与再现是严格区分的、生物基因信息一般与载体同存亡、基因交流受种属限制等，但诸如此类的生物学原则和要求显然并不完全适用于技术现象。此时，牢记演化经济学使用隐喻的宗旨是有益的，经济学不应自甘堕落为生物学，隐喻的目的不在于寻找技术与生物演化的准确对应，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技术现象。

四、从技术知识论到技术演化论

技术知识本质论难以有效地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难以将二者分别强调的环境对技术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技术的物化特征纳入自身分析框架。相比之下，技术演化本质论则具有更强大的理论整合能力和现实解释力。其关于外部社会环境选择作用的见解、对技术本身内部因素作用的认识以及基因型与表现型原理的运用，使之具备了整合技术社会形塑论和技术工具观的可能性。如果进一步把技术知识当成技术进化的底层因子，就能将目前主流的技术知识论整合到这种演化分析范式之中。强大的理论整合力同时赋予技术演化本质论强大的解释力，很多技术知识论和均衡研究范式下无法提供良好解释的技术现象都能在这种演化范式中进行有益的探索和研究。例如，基因型和表型关系原理为理解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其所需要知识均被发现的近百年之后提供了有益的启发，而环境的选择作用则能为解释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端于英国而不是知识积累相差无几的法国、瑞典或德国提供良好的思路。不仅如此，演化范式也能为深入研究李约瑟之谜、苏联技术困境等重大且争论颇多的技术现象提供一个更新颖而富有前途的视角。

生物科学的发展不仅验证了进化理论的科学性，也丰富和发展了达尔文主义，使之日益渗透和影响到人类的世界观和思维方法。与此同时，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也对人类思想的演化范式提出了直接要求。量子力学理论、混沌理论及包括随机过程在内的现代数学理论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要求人类以一种演化世界观来观察和认识世界，正如古木根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的一份权威研究报告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西方哲学中，以伯格森等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哲学开始了对理性的怀疑和对时间、演化与创造的肯定。科学哲学领域，波普尔“证伪主义”哲学体系风靡一时，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历史社会学派或称历史主义的出现很快使得波普尔和他的学派黯然失色，该学派坚持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来看待科学的发展，强调科学家的社会心理结构对这个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认为科学并非波普尔所说的理性自然发展的逻辑过程，而是一个社会历史过程。技术演化本质论非常契合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现展方向。

五、结语

第5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以人为本；财务管理职能；分层背景

一、财务管理职能简要述评

对财务管理职能的论述，有财务管理职能职责观和财务管理职能业务观，传统观、产权观等观点。这些观点主要涉及3种情况：立足财务活动角度，把财务管理职能规定为筹集资金职能、投放资金职能和分配资金职能；以管理程序或环节或方法划分为根据，对财务管理职能提出了“一职能说”到“六职能说”的“管理要素说”观点，如决策、计划、控制、组织、指挥、协调等（吴水澎，1987），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刘恩禄、汤谷良，1991）等等；综合考虑财务与管理两方面，如郭复初（1997）认为财务管理的职能包括筹资职能、调节职能、投资职能、分配职能和监督职能等，彭韶兵（2003）认为的筹资、调节、分配、监督，张汝国（2005）认为的规划、组织、领导与控制等职能。这些观点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方面：对财务管理职能多从“物”而没从“人”的角度进行定位与定向，即仅就财务管理谈职能，使财务管理职能缺乏活性与灵性；把财务职能、财务管理职能乃至理财职能3者不加区分，混为一谈，使财务管理的职能变得抽象，让人无从认识和把握；对财务管理内涵和外延定位不准，没有兼顾考虑财务关系管理、财务活动管理与财务关系管理的共同管理方面的职能，造成财务管理职能界定上的不科学、理解上的不全面、应用上的不人性。因此，弥补和纠正这些不足，就需要深解与活用“以人为本”的理念，重新厘定财务管理的职能，彰显财务管理的人文光环和人性光辉。

二、以人为本与财务管理职能分层

在以辨证的观点全面公正地评价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西方近代以来的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今天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社会历史的科学认识，继承和发展其中所包含的精华，正确认识以人为本的精髓：这种“人”应是集合名词，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具有各种社会关系、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创造着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由所有个体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有机系统；这种“本”可是事物的根本、基础，社会历史的主宰、主体、主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准则，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价值标准、尺度以及哲学上的本原、本质，经济学的本位等等。

财务管理不论是定义成组织企业财务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一项经济管理工作（如王化成、刘俊彦，1993；彭韶兵，2003），还是关于公司资源的取得与使用的一种管理活动（如谷祺、刘淑莲，2007）；财务管理的职能不论是如财务管理学家刘恩禄教授所表述的“财务管理的职责和功能”、尹书亭教授所表述的“企业理财人员在企业理财实施过程中应履行的职责和发挥的功能”，还是吴水澎教授所表述的“科学地组织企业的财务活动，正确地处理企业与有关方面的财务关系，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其中无不都需要“人”起作用、有“人”在作用。因此，确定财务管理的职能就必须首先明确财务管理中究竟需要哪些“人”，所需之“人”为“本”的根据何在？在裴伯英、干胜道、汤谷良等人认为企业可以大致分为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3个层次，并且区分了所有者财务的职能和经营者财务的职能，以及王斌、张延波（2002）的企业财务分层管理体系指出出资者财务职能、经营者财务职能、财务经理财务职能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企业财务管理直接涉及的“人”类就有所有者、管理层类经营者、财务经理和企业员工4个不同利益主体和行为主体（即企业内部关系人，本文不考虑与企业财务管理间接利益相关的外部关系人）；相应地，企业财务管理的职能也就可划分为所有者财务管理的职能、管理层类经营者财务管理的职能、财务经理财务管理的职能和一般员工财务管理的职能4个层面。

三、财务管理职能的分层背景

在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之所以对财务管理职能进行上述4个方面的分层，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一）从委托理论看

财务管理中的委托关系是指一种分权的委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委托人不仅可以是企业的所有者，也可是企业内部各级授权者；人不仅是企业的整体管理者，也可是某一具有财务主体地位的权利行使者。在此关系下，所有权主体与经营权主体是分离的，财务管理权相应就该分属不同所有者和经营者；但在实际工作中，所有者不便直接对企业具体的资本运动进行决策参与或干预，而将其分权或放权于以懂事长和总经理为代表的管理层类经营者去掌握和运用；管理层类经营者虽有一定的甚至更多的财务管理权利，但他既不直接也不可能对日常的财务管理事务事无巨细地去亲自抓，而是要按一定原则方法将其一部分权限交给财务经理；财务经理在履行既定职责、行使现有权力的过程中，也必然和必须地将财务管理的一些具体操作性事情下交于企业的一般员工。一般员工在其实际的工作活动中，理所当然地就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和追求企业及其财务管理目标，积极推动企业及其财务管理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和最终实现。这样，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之间逐级构建委托层次，各级委托层次都有资本产权的使用权利、相应责任和利益分享问题，他们围绕企业整体财务管理的正常有序运作，就必然和必须在各自的岗位上和职责内行使好财务管理的相应职责。

（二）从价值链理论看

在物流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提出的价值链理念及其付诸实施的管理活动，都要求供应链节点上的各相关方面加强信任合作、共同参与管理、保持运行协调。财务管理实践和财务管理职能确定理应如此，既要站在企业这个理财主体――物性的“人”而就“财务管理”谈职能，也需依从活性的“人”――所有者、管理者或经营者、一般员工等来设定财务管理的职能；更该从“人”的角度考虑资金增值、货币时间价值、资本成本、财务风险与收益相关、利益分享等显形价值因素，同时注重其中所涉及的财务关系的培育与维护、财务理性人的认同与关心、财务可管理的实在与实效、环境文化决定的必然与必需等隐性价值因素；如此才能形成财务资本和知识资本共享资本收益（张佳春、侯丽生，2001）的良好局面。

（三）从财务管理自身看

1、财务管理目标是“人性”目标。财务管理目标不是个人目标，应当尽可能权衡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允许他们参与发表意见以减少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傅元略，2007）；企业财务管理的主角是“人”，在财务范畴内涉及人的所有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就很自然；从其明确制定到最终实现都不得不需要“人”的作用、体现“人性”的光辉和优势，尤其是需要依靠上述的内部关系人的共同参与和职能发挥。

2、财务管理环境是“人和”环境。财务管理环境是指对企业财务活动和财务管理产生影响作用的企业内外的各种条件（谢志华，1998）。要使企业发展与其财务管理所处的内外环境保持积极的动态平衡和协调运作，形成一种“和气生财”、“家和事兴”的“人和”环境，既需要直接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的财务管理部门人员的积极作用，也需要间接参与财务管理工作的其他部门人员（如管理层类经营者或一般员工等）的有力配合。因为财务管理假设中把财务主体假设为一个企业组织、或一个自然人，抑或整个企业、或其内部某一单位或特定部分；现代财务管理不仅财务部门要从事财务工作，非财务部门也应积极参与；财务部门不仅要将其他部门看作是自己的内部客户、尽力去协助其他部门工作的开展，而且应在向企业其他部门提供价值信息的基础上，打破传统财务管理职能活动的业务流程，对财务活动进行过程重组和流程重组，使财务管理职能活动的业务流程与经营活动的业务流程有机融合，同步生成相关业务的物流、资金流、信息流。

3、财务管理方略是“人道”方略。人是企业所有财务活动的引擎者、参加者、推动者和归宿者，财务活动本质是人的活动、财务关系深层次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财务管理除了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外，还应该把决定和支配物质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人”作为中心、主体和基点来研究和运用；以此形成企业财务管理的高度“人道”。当前，在财务管理中推行的柔性财务管理就是一种“人道”，是一种相对于传统刚性财务管理而言的，在研究人们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基础上，用非强制方式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一种诱导性力量，从而实现组织的管理目标，把组织的意志转化为大家自觉的行动的新型财务管理理念或方略。

（四）从财务经理职责变动看

企业财务管理通常与其高层管理人员有关，如财务副总裁或财务经理。财务经理的大部分工作在于通过财务和会计工作为企业创造价值，这种工作实质就体现为财务经理的职责。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和金融市场全球化对企业商业运作模式和价值创造过程的改变，企业不仅期待着财务经理能够具备扎实的专业技能并且固守职业操守，还应能有效地筹集资本、参与部署企业战略并沟通市场的重要技能。著名财务学家Mike Anastas指出，未来的财务部门将成为企业的信息中心和企业健康运转的中枢，财务管理将要求拥有最先进的信息技术，并始终将处于信息技术的最前沿；信息技术使得财务部门从关注企业的过去中解脱出来，去分析和预测并做出决定，财务管理使用尖端的信息技术，预测企业产品的需求、生产、销售、成本和盈利，并指导管理决策；财务经理将处于更高的管理级别，被吸纳进企业的最高管理层，成为企业的顾问和战略家。国际会计师联盟（IFAC）下属的财务与管理会计委员会（FMAC）2002年1月的研究报告中，也对财务经理未来职责提出了8个方面的展望。从此意义上说，正视和重视财务管理中“人”的职责作用，将有益于财务活动的积极开展和财务关系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章新芽.企业财务管理职能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探讨(1)[EB/OL].,2006-11-06.

3、毛付根.财务管理职能浅析[J].财会通讯,1988(5).

4、陈志尚.以人为本:中国化的典范[J].高校理论战线,2008(9).

5、彭韶兵.财务管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6、靳能泉.浅议财务管理体系的构建[J].财会通讯,2007(6).

7、沈小静.生产企业供应管理[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

8、谷祺,王棣华.高级财务管理[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9、章新芽.企业财务管理职能影响因素及发展趋势[J].财会通讯,2007(9).

10、夏明,郑建娜,杨春甫.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务管理理论创新的三维视觉[A].翔,中国会计理论与实务前沿[C].江西高校出版社,2004.

11、张佳春,侯丽生.财务管理学[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第6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内涵；构成；本质特征

中图分类号：F83033 文献标识码：B

近年来，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都十分重视提升核心竞争力，纷纷提出了战略转型的要求，但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本质特征等方面的研究触及不深。虽然国内外学界和实务界都非常关注商业银行企业文化、发展战略与战略管理问题，但到目前为止极少有研究者系统地研究有关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问题。本文试图通过系统阐释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维度构成和本质特征，以增进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对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深刻内涵的全面理解，为进一步理解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相关问题提供新视角，也为该领域的进一步研究做一些铺垫。

一、国内外文献综述

“战略竞争力（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正式出现于迈克尔A.希特（MichaelA.Hitt）撰写的《美国公司在全球市场中的战略竞争力》（The Strategic Competitiveness of U.S Firms in the Global Marketplace），1997年MichaelA.Hitt & R.Duane Ireland、Robert E.Hoskisson合著出版的《战略管理：竞争力与全球化》（Strategic Management:Competitiveness and Globalization）提出了战略竞争力的定义：当一个公司成功地制定和执行了价值创造的战略时，它就能获得战略竞争力，并将获得战略竞争力作为战略管理过程的两大目标之一。何会文（2006）在《基于战略竞争力的服务补救管理体系》一书中，通过深入研究Hitt等学者提出的“战略管理过程”后认为具有战略竞争力的企业，即是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四个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战略竞争力是指企业在财务、顾客、内部经营过程、学习和成长等领域的出色表现，是企业成功制定与实施发展战略的结果，是企业未来业绩的资源与能力保证。

魏春旗、朱枫（2005）将战略竞争力概括为：企业的高层决策者根据企业的特点和对内外环境的分析，确定企业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制定和实施企业发展总体谋划的能力。战略竞争力是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战略管理是提升战略竞争力的关键，包括银行总体战略和产品组合、竞争战略、技术创新，以及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和人力、财务等战略，基本涵盖了银行生产和发展的全过程。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没有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作较为系统的阐释，只是简单介绍了战略管理原理和工具，在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后，提出了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战略举措。

综上所述，对战略竞争力核心内涵等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并不多见，多数学者和管理界人士只是提一些概念性的东西，而对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研究为数甚少；特别是对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一系列维度问题研究得更是不深不透，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系统地进行理论阐释与分析论证。

二、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

本文认为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系统能力，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相对于竞争对手所表现出来的，极不容易被模仿替代和复制的，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等多种能力凝结而成的，能够产生强大竞争能力并创造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战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集合体，是商业银行综合实力和市场价值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本质上是由核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三个部分组成的竞争能力体系，形成三个圆环。

（一）核心竞争力

核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内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决定着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和成长能力，主要包括战略管理、文化管理、风险管控、金融创新、价值创造等核心能力。

1.战略管理能力。战略管理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基业常青的重要手段。它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内外部环境变化制定战略、实施战略，并依据执行结果的评价和反馈来调整、制定新战略的动态过程，分为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和战略控制三个阶段。商业银行的战略管理能力也就体现在这三个方面，这种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商业银行未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强弱。

2.文化管理能力。文化管理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念，是以文化竞争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系统的组织管理方式。对商业银行来说，文化管理就是让广大员工共同参与到银行管理中来，使全行上下对商业银行的使命、愿景和核心价值观达成共识，并通过相应的行为准则，贯穿于银行战略、公司治理、人力资源、金融创新等各方面，从而系统地解决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问题。

3.风险管控能力。所谓商业银行风险管控是指商业银行通过风险识别、评估、分析、预测和处理等方法，预防、回避、分散或转移经营管理中的各种风险，减少或避免经济损失，确保银行资金安全，从而实现风险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过程，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风险管控能力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中之重来抓。

4.金融创新能力。金融创新涵盖了商业银行体制、技术、管理、文化、服务创新等内容，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创新过程。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核心竞争力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金融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能力的高低将成为衡量商业银行市场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标准。金融创新能力不仅是商业银行实现有效发展、资产质量提升和利润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且也是商业银行获取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驱动。

5.价值创造能力。商业银行价值是银行资本与劳动融合、创新过程中而产生的价值，以债务资本价值和权益资本价值为主，可以用会计账面价值、内在价值、市场价值和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来度量。所谓EVA,其原型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利润（Economic Profit），是商业银行税后净营业利润扣除资本成本（包括债务和权益成本）后的剩余资本收益，它要求银行资本获得的收益必须能抵补投资者承担的风险。商业银行价值创造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创造EVA的各种能力与潜力的总和。这种价值创造能力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的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也反映出经营管理者为投资者增值的能力，是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二）基础竞争力

基础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中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基础，影响着商业银行的基本运行和持续发展能力，主要包括公司治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营销等基础能力。

1.公司治理能力。商业银行具有不同于一般企业的高杠杆、高风险、负外部性和行业管制与监管等特征，由此决定了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特殊性，也正是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公司治理能力在商业银行长期发展战略中的基础地位。公司治理能力是指商业银行体现在公司治理结构、治理机制等方面的管理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能力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对于商业银行提升战略竞争力具有决定性作用。

2.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是商业银行根据其发展战略，有计划、有组织、有重点地对人力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以满足银行当前乃至未来发展需要，确保战略目标实现与成员发展最大化的过程，包括人力资源规划与岗位设计、选聘与培训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薪酬管理、绩效管理等内容。商业银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实质就是融人力资源占有能力、开发能力、配置能力与激活能力为一体的综合能力。商业银行应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高度重视人才的“激活”状态，充分发掘人才的潜力，切实从研究和满足人才需求入手，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从而为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夯实基础。

3.服务营销能力。服务营销能力也就是商业银行管理其营销职能及金融服务的基础性能力，主要涉及营销战略的决策与实施、市场研究与细分市场、营销渠道建设、客户关系管理及顾客服务等方面的能力。这种基础能力不仅是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砝码，也是商业银行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制胜的法宝。服务营销能力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商业银行是否可持续成长与长远发展，只有将“客户满意与客户忠诚”的服务营销理念内化为银行员工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提升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从而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三）环境竞争力

环境竞争力处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模型的外环，是战略竞争力的重要依托，对于商业银行造就可持续竞争优势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主要包括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外在能力。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是指构成和影响商业银行竞争力外部环境因素的综合，是商业银行长期积累而形成并长期发生作用的、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外在能力。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可以归纳为政府管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国际化程度等，这些因素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也会直接影响和制约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提升。

三、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维度构成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告诉人们，它由制度、技术、管理和文化维度构成，这四个维度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融于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之中（如图二所示）。其中文化、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重要部分，文化、制度维度是技术、管理维度的原动力。文化、制度维度的创新推动着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如果商业银行没有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先进的制度，技术、管理创新就会失去文化、体制机制上的重要支撑，而且文化维度的创新还统领着制度、技术、管理维度的创新，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提升的重中之重。

（一）制度维度：银行制度规范

商业银行制度规范是指商业银行为有效实现目标，制定的一系列显性规则、合法程序和标准体系等，并用以约束追求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的银行活动及其成员的行为规范（诺斯，1994），主要包括银行产权制度、管理制度、技术与业务规范以及银行成员的个人行为规范。商业银行制度规范、特别是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管理效率和战略竞争力。因此，制度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形成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战略竞争力的动力激励之源，如果银行制度提供的是低动力激励①，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就难以建立。

（二）技术维度――知识、技能与技术系统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技术维度既包含银行所有员工的知识与技能（含服务），同时也包含由广大员工运用其知识与技能所创造的技术系统，比如金融技术②、服务体系等。显然，技术维度的竞争力不仅在人们的大脑中积累起来，而且也在技术系统中积淀下来。在银行产品、银行服务中蕴藏的银行员工的知识和技能，以及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是跟战略竞争力最紧密相联的维度。因为银行员工长期积累的知识和技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得以完善、充实、更新，并且有机地镶嵌于商业银行的技术系统――软件、硬件和工作程序中，从而构成商业银行的技术维度。又由于银行内外部的协同、互补和乘数效应，商业银行所拥有的技术维度会远远大于银行员工个体知识、技能的总和。所以，技术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必不可少的部分。

（三）管理维度：组织管理系统

商业银行管理维度主要是涉及组织管理系统的相关维度，组织管理系统由组织构架、控制系统、绩效管理系统、薪酬管理系统、培训教育系统等构成，组织管理系统具有持续不断地引导和管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的功能，同时还具有协调配置、整合、引进和吸收外部知识与技能的功能。组织管理系统中的绩效、薪酬管理等激励系统，形成了商业银行知识和技能交流积累、流动和创新的有效渠道，使得组织管理系统对提升战略竞争力呈现出巨大的支撑作用。事实上，战略竞争力是以核心价值观、制度规范、知识和技能以及资源等诸多形式，存在于人、组织、环境、资产、产品和服务等不同的载体之中，又以出类拔萃的知识、技能和技术系统的形态表现出来，通过绩效管理、激励约束、教育培训、提升系统和程序等管理维度来进行商业银行的资源积累和优化配置，以促进商业银行获取长期可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商业银行的可持续成长。

（四）文化维度：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企业学和文化学的边缘学科，涉及到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理念、惯例、习俗、道德伦理、社会责任及传统文化等，企业文化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生存与发展的核心力量，是商业银行竞争力的核心支撑（刘光明，2007）。文化维度实质上就是企业文化的范畴，文化维度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核心维度。企业文化以隐性准则的效能，决定着商业银行对知识和能力类别、形式的取舍，对管理模式甚至是不同制度规范的选择等，哪一类知识和能力将受到支持、接纳或提倡，都是商业银行价值取向的结果。由于企业文化包括商业银行使命、愿景、经营理念、行为仪式、价值标准、感情信仰等――它们与不同的知识和能力相关。在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企业文化就是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商业银行的价值观扮演的就是知识筛选、能力控制的角色。价值观的导向作用对不同的知识进行筛选、鼓励、控制，同时，对商业银行各种能力进行整合，最终形成战略竞争力。

一般来说，商业银行的知识和技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状态，即员工个人层面的知识和技能，镶嵌在技术系统中的知识和技能，融合在管理阶层观念、行为及组织的流程和惯例之中的知识和技能。但是，无论哪种状态的知识和技能，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都非常依赖于商业银行的核心价值观。价值观体现了一系列相关的假设，价值取向引导着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制约着银行员工的行为。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文化惯例和标准等，确保了银行能够发现其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并把它们积累起来。因此，文化维度和制度、技术与管理维度相互作用，将形成自我强化和提升的良性循环，从而铸就强大的战略竞争力。

四、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本质特征

结合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内涵和维度构成，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除了具备核心竞争力的异质性、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性、不可替代性、不可交易性等突出特征，以及商业银行竞争力的特殊性外，至少还具有以下五个本质特征：

1.战略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战略性”，主要体现在制造商业银行竞争中的取舍效应,也就是选择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的问题。如果商业银行没有取舍效应，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发展战略，也就更不需要谈及战略竞争力。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金融企业，强调战略竞争力，本质上讲就是要关注两点：一是商业银行如何去竞争以在市场上获取竞争优势；二是商业银行如何在市场上创造出一种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使之不仅独特有价值，而且难以被模仿复制或替代。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对未来一个时期经营管理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做出应有的战略规划与决策，同时加强战略管理，实际上也充分体现出战略竞争力鲜明的战略性特征。

2.可持续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可持续性”，实质上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业务领域的可持续发展，以此确保商业银行具备持续不断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二是促进商业银行周边产业链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以确保其经营管理能够对社会产生持续的正面影响，从而提升商业银行的环境竞争力。

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强调的是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必须进行战略性整合，不仅将视野从优先考虑利益最大化延伸至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而且还把对生态影响、社会公正和经济公平的考虑纳入商业银行发展战略的基本范畴，把可持续发展目标与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及相关利益者价值与客户满意度摆在同等位置。因此，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可持续性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3.系统性。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不仅自身构成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而且还包含若干个子系统。系统性强调的是战略竞争力各要素之间的协调与配合，追求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化和持久性。它既要求商业银行特别注重其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基础竞争力和环境竞争力的提升，更强调决策层和银行家的全局意识、系统战略思维。如果一家商业银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就是要持续不断地适应环境的变化来进行持续变革与持续创新，形成商业银行的战略竞争力，发挥其协同效应与系统作用，从而促进商业银行可持续成长。

4.资产专有性。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是由多种能力体系构成的集合体，由于各个能力体系的结构不同，商业银行的资产存量在现有领域就会形成沉没成本，使得商业银行对战略竞争力的投资成为不可还原性投资。因此，战略竞争力也可以看成是商业银行的一种专用性资产，具有资产专有性特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的专有性还表现在长期积累的自然属性上，因为战略竞争力具有历史依存性，是需要银行长时间积累、学习而形成的。竞争对手模仿一套环环相扣的能力体系，远比仿制某一特定的营销方案、一项制造技术或者一个特色产品要难得多，这就使得竞争对手处于时间劣势，自然形成进入的资产壁垒而无法参与竞争，从而保护了商业银行垄断利润的获得，同时也对商业银行自身构成一种推出壁垒，使其本身的资产和能力在原有基础上持续提升。

5.知识性。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认为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而核心竞争力又是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最核心的能力，可见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具有明显的知识性特征。从战略竞争力维度构成看，因为制度维度是银行家实施战略构想、完成资源配置、追求战略目标的一系列行为规则的公开性知识，技术维度是科学知识或其他知识在实践中的系统应用，是解决实际问题的相关知识与使用的知识工具的总和，也是商业银行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创造出来具有银行特殊性的知识，并与外部获取知识相结合的经营化了的知识体系。管理维度是关于协调、控制、整合银行内外部资源的知识，文化维度则可以被视为有关说明企业应该做什么，如何做的一种非公开的知识（休・考格特等，2000）。所以，商业银行战略竞争力具有难以仿制的知识性特征。

注释：

① 新制度经济学把产权不清或不具有“排他性”的产权所产生的激励不足现象称之为“低动力激励”。

② 金融技术是指那些被广泛应用于银行业，并使传统银行发展到电子银行的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的统称（温彬，20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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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日本的农民协会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里介绍日本鸟取县东伯町采取公司法人的模式来运作农民协会的做法和经验供参考。

一、

东伯町农协形成的历史

鸟取县的东伯町位于日本列岛西南部，北部临日本海，总面积82.2平方公里。年均降水量2，100毫米，平均气温16.8度。町内共有耕地面积1，697公顷，人口1.2万人。畜产品和梨是东伯町的主要农产品。1947年11月日本公布了《农业协同组织法》以后，东伯町的农协就同日本众多的其他农协一起建立起来了。当时，日本农协组织规模非常之小，如东伯町的小鸭农协只有41家农户参加。1965年日本公布了《农协合并助成法》，政府鼓励和促进农协的合并。

当时东伯町有八桥、浦安、下乡、上乡和古布庄等五个小规模的农协，受到规模和资金的制约协会在组织销售、购买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很大。在《农协合并助成法》的推动下，通过协商，这五个协会终于在1965年12月合并成为现在的东伯町农业协会。

1995年东伯町农协一共有会员2320户，其中正式会员1805户，非正式会员515户。同年该协会的固定资产达到191.3亿日元（13.4亿人民币）。农产品产值10.2亿日元（7140万人民币），水果产值12.22亿日元（8554万人民币），畜产品产值57.3亿日元（4.01亿人民币）。农产品加工产值121.8亿元日元（8.53亿人民币），其中农产品加工2.1亿日元（1470万人民币），肉鸡加工36.3亿日元（2.54亿人民币），肉食品加工56.9亿日元（3.98亿人民币），其他产品加工26.53亿日元（1.86亿人民币）。

二、东伯町农协的管理组织

东伯町农协的管理组织机构如图1所示。农协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协会的总代会。总代会是由各村民小组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共375个席位。总代会代表任期为3年，具体工作包括：（1）讨论和通过协会的年度报告和年度决算；（2）认可新的年度计划和预算；（3）讨论当年的议案；（4）选举和委任协会的行政管理人员。

理事会是协会是总代会的常设机构，具体工作是决定协会经营的基本方针，并把具体工作与任务交付协会组合长去执行。协会组合长由总代会任命，他的责职是对协会进行具体管理，如同公司的总经理。

监事会的作用是对理事会和协会组合长的工作进行监督。监事会由总代会领导，直接对总代会负责。

东伯町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振新部，畜产部两大部门。农业振新部主要是为协会成员农户提供种植业的产前和产后服务。如东伯町的水田共有933公顷，协会的育秧中心，为全协会农户提供培育的秧苗和机械化插秧等多项服务。协会大米中心为会员提供包括收割、烘干，脱粒、进库和销售等一体化服务。

设立农产品加工部的目的是提高协会农户产品附加价值。如酱菜加工厂收购协会成员的萝卜，制成酱菜，然后直接销往协会在町外各地区的市场。水果部是农产园艺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一世纪梨是东伯町的代表水果产品。70年代初期，东伯町采用公司法人形式促进梨生产的团地化，促使梨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1972年以后町内的梨生产完全采用一体化模式经营，即农户分散种植，协会统一技术指导，会员收获的梨由协会统一分档，储存和销售。

畜产部工作包括肉鸡、牛肉和猪肉生产，堆肥加工，畜禽的屠宰、加工、物流和销售等，协会统一的一体化经营。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大批量购买可以节省各种成本。东伯町农协会设立购买部就是为了节约会员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费用。在生产资料购买方面，协会通过对会员提供数据的统计，掌握町内生产资料，包括饲料、化肥、农药等需求数量制定购买计划，并按照会员的需要及时把各种生产资料送到协会成员手中。协会商店提供的生活资料不仅价格便宜，而且减少会员去城市购买日常生活品的时间。

信用和保险部。协会有自己的小银行，会员把钱存在协会的信用部门，在必要时也可以通过信用部贷取所需的资金。

指导部。协会的指导部包括技术指导和经营指导两部分。协会除了自己的技术人员以外，还同国立和县立大学、研究所建立密切的联系，使协会成员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经常获得各种技术支持。经营指导包括教会协会会员记帐，合理避税以及怎样有效地运作资金。

相关的公司。随着农协生产和销售规模不断扩大，协会利用积累的资金投资经营两个由协会直接控股的公司。“东伯振兴株式会社”就是其中之一。东伯振兴株式会社经营的有（1）兄弟购物中心；（2）鸟取肉鸡加工厂；（3）鸟取车站商店；（4）大阪物流中心；（5）岛根营业所。兄弟购物中心是设立在町内的零售商店，主要销售生活用品。鸟取肉鸡加工厂是肉鸡加工处理工厂，年加工能力达到200万羽鸡，主要满足大阪和京都地区市场需求。鸟取车站连锁商店设立在鸟取县各车站附近，销售东伯町生产和加工的牛肉、鸡肉、猪肉和肉制品。大阪物流中心从事农产品的第三方物流工作，把鸟取县的农产品、畜产品和水产品配送到日本关西地区的各大超级市场。岛根营业所为协会成员提供综合服务，包括销售农畜产品的、食品、衣服、日用品、汽车。房产和地产的买卖。此外还经营贷款和保险业务。

三、东伯町农协肉牛产业一体化

为了具体了解东伯町农协的运作情况，我们在这里介绍东伯町肉牛一体化经营的案例。东伯町的肉牛生产的方式是肉牛的饲养由各协会成员分户进行，此外的所有工作由协会通过一体化经营方式来完成。这些工作包括种牛的繁育，小牛的生产、架子牛的育肥，屠宰、加工和销售活动。同这类活动配套的公共设施和设备包括小牛繁殖中心、小牛哺乳中心、育肥牛试验场、草场、奶牛中心，屠宰加工厂、营业所和牛肉专卖店。

1．肉牛的繁殖和育肥

1991年日本开放牛肉进口以后，国内的养牛产业深受影响。原来东伯町农协生产牛肉以小公奶牛的育肥为主。随着进口牛肉迅速增加以后，小公奶牛育肥肉同进口牛肉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小，受到冲击特别大，销售额显著下降。为了改善这种不利状况，町农协决定开发不受进口牛肉影响的高级黑毛日本和牛牛肉。为此，他们建立了肉牛繁殖中心和哺育中心。繁殖中心任务是繁殖优质黑毛品种小和牛，哺育中心的任务把由哺育和饲养由繁殖中心送过来的黑毛小牛，以及部分从牛奶生产农户家里收购来的小公奶牛，卖给本町养牛农户，通过他们来培养优质黑毛和母牛和肉牛。

2．繁育中心

繁育中心的主要任务快速繁殖优质黑毛和牛。采用的方法是人工受精或者胚胎移植等方式使得母牛怀孕。胚胎移植不仅可以确保胚胎品质，还有可以借助普通母牛借腹生产价格昂贵的黑毛和牛，达到加快优质牛的繁殖速度，降低生产成本。繁育中心内一共有50头供卵牛，平均每头牛在一年中间采卵3到4次。

图2、东伯町农协畜产部一体化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东伯町农协的轨迹”。

繁育中心除了把大部分未断奶的小牛送到哺育中心以外，还保留着部分小牛。这些小牛养到9月龄以后，小公牛卖给育肥农户，母牛卖给繁殖牛饲养农户或者是送到鸟取县经营的牧场中放养。这些母牛成熟以后，再在其中挑选品质优良的母牛送回农协繁殖中心，作为繁殖种母牛使用。

3．哺育中心

哺育中心除了哺育繁殖中心转移过来的小黑毛和牛以外，它们还向牛奶生产农户购买奶小公牛或杂交牛。东伯町内有共有87户牛奶生产农户，饲养了1，260头奶牛。哺育中心通过人工哺乳的方式把这些小牛饲养到9个月以后，作为架子牛卖给育肥农户或者是町的育肥试验场。哺育中心有职工4名，通常的饲养规模为600头牛，每年架子牛的出售数量约900头。

4．

第8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民族文化本体；少数民族职业教育

一、问题的提出

2008年发生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农民工被迫返乡和大中专毕业生低就业率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如何解决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使民族经济走出困境，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寻找危机后民族经济腾飞新起点是少数民族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统计资料显示，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现有农村劳动力88663人，其中富余劳动力达31043人，其中18―35岁的男性富余劳动力14708人，女性富余劳动力16335人，因此，以水族地区为调查点具有代表性。此项研究课题组对三都水族自治县和荔波尧古两个水族地区职业教育进行跟踪调查，力求通过水族为基点对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地方化特质和发展状态做出一种判断，寻找或揭示既能够有效调试于全球化的现代世界，又不丧失自己民族文化独特性的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以期促进金融危机后少数民族就业率和地区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二、以学校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培养民族文化认同感和自豪感

民族文化认同感是指文化主体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文化意识在心理上达成的共识，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相对其他民族共同体而言，我为之我的民族情感。

三都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是县内唯一的一家融中等职业技术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教学与科学试验、技术推广、生产示范和信息服务于一体的办学单位。课胚组在三都职教中心重点设立调查点。在调研中不少学员反映技能培训班没有充分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培训项目时间短、技术含量低、实用性不强。比如：有的培训班让学员花一周时间学习城市生活礼仪；所谓“电脑培训班”就是花10多天时间让学员学打字。培训基地建设滞后，学校陈设简陋，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紧缺，影响培训质量。还有的培训与市场脱节，与需要劳动力的企业脱节，或是培训的内容不是企业所需的。在当前金融危机背景下面对企业大量裁员的形势，我们认为培训形式应该多样化，而基于民族文化本体上的职业教育是当前培养实用性人才以突出技能特色扩大就业空间所亟须的。水族历来是一个擅长农耕、养殖和民间技艺的民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尾绣，有适应古老竞技运动所沉淀的马匹养殖技术，有酿酒、制药等传统民族技艺等，在民族文化特色基础上利用政府对返乡农民工专项创业资金补贴、小额贷款低门槛高额度，财政贴息、税费减免等相关政策的扶持和帮助，鼓励返乡农民工在创业园区自主创业，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企业针对性培养农村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地方特色产业、养殖业、餐饮业等相关技术人才，这一方面可以让学员在技术上很快上手，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大民族地区对富余人员的自我消化额度，缓解未来新一轮就业压力。

(二)学校教育要将民族文化和教育竞争相融合

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程度的人，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会具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因而具有更高的职业地位和工资水平。人力资源理论后的“信号理论”和“筛选理论”，虽然认为接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并不一定有较高的劳动率水平，但他们认为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会具有更强大的“信号”，这种信号会使他们被优先雇用，并被分配到较高的职业地位。因此。在民族地区，提高返乡农民工和新生劳动力的学历水平已成为社会的大势所趋。而职业教育的低门槛和高产出正是响应这一趋势最好的途径。

调研数据显示，三都县农村富余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初中为主，截止2008年12月县教育局统计数据表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30317人，中专(高中)文化程度1628人，大专以上学历59人。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处于相对落后的水平，这使得民族地区劳动力在外务工就业竞争力不足。同时，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返乡农民工年龄结构中青年返乡农民工占很大比例。在有效调查样本中，25岁以下的青年农民工占返乡农民工的48，57％。因此，面对少数民族失业人口学历层次低、青年比例大的现状，对民族地区劳动力开展学历教育是应对下一轮就业压力的必要措施。为此，教育部门应该在自愿基础上以中职学校为主面向返乡农民工开展学历教育。广泛利用各种培训资源，开展以县级职教中心为主要基地的返乡农民工培训工作，充分发挥农村化技术学校、普通中学及其他培训机构的作用，充分利用远程教育网，提高培训效率。为提高积极性可采用免费培训与合格津贴相结合的措施，激励返乡农民工参加。鼓励返乡农民工免费就近参加培训班，学习各种自己所需要的技能。经过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取得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并享受劳动保障部门的培训津贴。

对于新成长起来的少数民族劳动力，更应该加大学历教育的培养力度，在政策和资金上进行扶持鼓励民族青少年进行高学历教育。

(三)接受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要结合民族地区资源稀缺状况在职业院校进行再分配

首先，加大力度扶持地区性职业教育院校。我国职业教育的成本分摊制度规定，教育经费由学校、社会和个人解决。但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政府无力承担高昂的办学成本和学生流失的资金风险而导致地区职业院校无法建立或者发展受制。据2009年9月入学统计数据表明，贵州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约为15.3万人，完成招生数占总计划数的75％，但普定、关岭、贵定、三都、六盘水钟山区5个县、区的中职学校招生数不到100人。地方经济的差异无疑是职业学校学生入学率的重要原因。

其次，在学校教师队伍方面，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的民族地区，政府除给予教师基本工资外，只有很少的奖金和福利。又由于政府财力有限，他们没有机会进行学习和晋升，很多人连住房和成家的问题都得不到解决，民族地区不仅很难从外面引进优秀教师，就连本民族的优秀人才也存在外流现象。三都县职教中心目前有文化基础课专任教师16人，专业理论课专任教师5人，没有实习、实训指导教师。其中14人是大专学历，5人是中专、中师学历，只有2人是本科学历。这支师资队伍不仅数量不足，质量不高，而且文化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实习实训指导课三类教师的结构比例十分不合理，严重制约职业教育发展。

再次，西部民族地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机会的指标分配过于死板和原则化，是导致西部少数民族

地区教育落后的一大体制因素。贵州省当地政府对教育资源的投入呈现“自上而下”的倒金字塔投资模式，省会城市、地州市的教育资源需求可以得到极大的满足，教育质量也比较高，这些城市在享有优先配置的教育资源的同时还享受着国家给予的西部民族地区的所有优惠政策，这加剧了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不公平。

三、以家庭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三都县在组织劳务输出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战略上取得了显著成绩，截止2008年底已实现了l万余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流动就业，但是由于自然、历史等诸多原因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大部分乡镇边远村农户仍十分贫穷，目前尚有2万余名边远农村富余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展培训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家庭经济主要依靠农耕和养殖，也有部分成年人外出打工。截至2008年初，尧古村水族男性193人外出打工，女性87人。因此，开展富余劳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妇女是重点。

(一)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提高成年女性就业率

水族家庭，一般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小家庭，家庭成员分工和职责较为明显，一般是男耕女织，栽插和收割是男女共同负担。调研发现，水族妇女所承担的家务量远远超过男性，女性不但承担着耕作的任务，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庭中与吃、穿、住、行等相关的所有家务劳动，她们的工作贯穿于除了吃饭和睡觉以外的所有时间，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而男性除了承担家庭重大的或者重体力的工作之外，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此，女性走出家庭接受教育的机会相对男性少。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妇女拥有接受教育的愿望和否定妇女的学习能力。

三都县志记载，三都早在1982年就有农村夜校156所，学员2257人，其中丁寨夜校女子班拥有25名水族妇女人学。这说明，少数民族妇女有着强烈的接受教育的愿望。同时，另一组统计数据表明，2005年青壮年女性识字率达到97.8％，妇女平均受教育年限6.32年。妇女在接受教育的时候其学习能力不亚于男性。随着近几年经济的发展和先进思想的注入，水族妇女在相对程度上享有了就业权、劳动报酬权、休息休假权等。2005年，三都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45％。女性就业呈现多元化模式。三都县近几年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中，制定了竹业、早熟菜、花椒、优质米、养殖、林业等十大产业项目发展规划，妇女在十大项目规划中发挥了“半边天”作用。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县妇联积极协同农科部门，从2000年开始，全面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初见成效。在全县农村举办项目和“绿色证书”产业科技项目班共421期，有10多万妇女获得培训，使每户能够掌握3门以上的农业适用技术；对取得“绿色证书”的农村妇女，优先安排扶贫开发项目和小额信贷、实用技术培训、承包开发权、择优聘用等优惠政策；建立科技示范基地，为农村妇女学科学、用科学提供良好机遇和场所；为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农村经济，全县加大科技扶贫力度，继续实施“巾帼扶贫行动”，开展科技“三下乡”。通过实施“巾帼科技致富工程”，提高了水族妇女的整体素质和社会地位，让成百上千的水族妇女走出绣楼，走出大山，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领头雁”。

(二)改善教育的代际延续，加强未成年女子教育

除了成年女性的教育之外，未成年女子教育也是不可忽视的。少数民族社会大多存在着重男轻女思想。越是边远贫穷的地方不愿送女孩子上学读书的思想意识越是根深蒂固。未成年女子教育存在极大的困难，影响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三都是国家级贫困县，水族农村女童失、辍学率占40％－45％，严重阻碍着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

要发展女性职业教育，教育权益在女性身上的代际延续是不容小视的。这种延续既是民族传统性别文化和父权制社会制度作用下的结果。也是女性在性别桎梏之下对女性角色定位的认同和顺应。女性传承着文化，而文化又在塑造着女性。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女性的教育问题处于深度边缘化状态。女性教育困境的改变，不仅需要考虑教育政策的扶持、教育法制的保障以及教育观念的宣传等，也需要进一步考虑，如何立足于当地的民族文化环境，通过实施教育、文化、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综合发展战略来重新构建村寨女性角色的新形象和新地位，从而找到解决女性摆脱教育困境的治本之策。

四、以社区为中心促进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

(一)依托学校建立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农村社区学习中心是以一定的社区机构为依托，以终生教育思想为基础，提高社区成员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非正规的教育机构。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其项目内容和水族的传统耕作文化和工艺技能密切相关。一开始有12户报名参加种植蓝靛，13户报名参加织布项目。项目组首先利用夜校的形式对项目参与人员进行培训，通过PRA方法与社区群众讨论男女之间各自付出的劳动和各自为家庭、社会作出的贡献，并请织布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负责教授织布技术，经过磋商、交流和上机操作，让学习者反复试机，直至学会单独操作为止，并随时对织出的布进行评比，强化专业技能。经过培训，学习者从只会织几种花样到会织几十种花样。

(二)依托政府设立社区学习中心

乡政府(村委会)对社区民族职业教育具有组织和协调作用，可以运用行政手段为社区职业教育的开展提供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董倒村种植蓝靛和织布项目中，项目组在项目后期为了达到整个项目的延续性依托乡政府采取参与式管理的方法。蓝靛种植和织布项目均采取自愿报名、公开、平等、张榜公布的程序进入，由村民民主推选3名负责人负责项目的监督、管理、运作等一切事务，并制定出细致的管理计划实施管理，成立社区学习交流中心。参与人员所需物资都由负责人带队统一购买、统一分发。在种植和织布的过程中，由负责人统一协调，并定期召集大家共同交流，分享经验和成功。每逢赶场，蓝靛种植小组和织布小组在村委会的带领下，将蓝靛和织出的布带到洞塘、荔波、翁昂等地销售，蓝靛每亩年收3000－4000元，织布每床纯利25―30元，大大激励了学习者的学习热情。据尧古村支书说，2009年在尧古村已有230多亩蓝靛，村民的经济水平得到较大改善。

以社区为中心促进民族职业教育的发展，关键在于利用社区的各种资源，发挥社区政府的作用，通过政府的组织带动，加强社区、学校、家庭的合作，使民族职业教育在社区内得到很好的开展。

参考文献：

[1]赵世林.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论纲(M).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118.

第9篇：经济危机本质范文

关键词：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教育质量

在当代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工程教育人力资本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人力资本若与高科技物质资本结合将是极有价值的，两者相互补充；而人力资本中的工程教育人力资本又与高科技物质资本结合最为紧密。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的科学技术能持续保持国际顶尖水平，均得益于工程教育的高度发展；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软件业能够以平均每年30%的速度发展， 也主要受益于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投入。因此，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非常重要。

目前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较低端的位置，以加工制造为主，缺乏技术创新，尤其是缺乏原创性技术的持续产生。国家技术变革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均需要受教育程度高、研发能力强的工程科技人才做支撑，这就有赖于政府、高校与社会三方共同努力，致力于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

一、 政府为工程教育发展创造空间

在工程教育发展方面，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着眼于未来经济与科技发展方向、把握未来经济与科技增长点，运用历史的、系统的眼光为工程教育制定科学的战略规划，引导并促进其良性发展，这是我国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提高的基础。

1. 加大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在人力资本理论视野下，教育是为提高个人能力与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必需的一项投资，并且通常是富有成效的。学习可以导致进一步的学习，技能本身催生新的技能，初期投资直接带来后续的追加投资。在当前世界经济背景与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下，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的瞬息万变都对工程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力资本能推动技术进步，我国物质资本投资所带来的新技术需要更多有技能的工人操纵。如果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落后于科技发展需求，则会削弱科技发展的成果。因此，政府应加大对工程教育的投入，这将为我们带来丰厚的回报。

当前我国的工程教育改革、工程教育质量提高等均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做基础。如工程师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需要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其中鼓励企业参与培养人才、建立实习基地等工作都需要财政支持；工程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国外优秀师资的引进等也离不开经费支持。政府应加大公共支出向工程教育的倾斜力度，将资金投放于工科学生培养与教师科研等方面；以及帮助学校与企业建立实习基地，通过对提供实习的企业予以资金补助、税收优惠等方式来促进产学研合作。

2. 对工程教育发展予以政策支持。工程教育的招生、培养、就业等各个环节均势必受到政府政策的影响，市场中存在的失灵现象也需要公共政策的介入。使国家的教育系统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这应成为政府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工程教育发展对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重大的意义，西方国家也在为工程教育的发展做政策上的努力，且成效显著，如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教育政策的推出显著提高了理工科与技术类毕业生的数量。我国政府也应加强这方面的公共政策建设，对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与发展做出统一规划，如制定工程教育人力资本发展战略、制定详细的工程师培养标准等；同时还应该为工程教育的国际合作搭建平台，推动我国工程教育融入世界工程教育的主流。另外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保持战略性的眼光、准确把握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避免企业短期行为的影响。工程教育改革要具有全球视野，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标准也要着眼于社会发展的需要，注重创新能力、实践能力、人文素养的培养。

目前我国正在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The Washington Accord），以推进我国工程教育全球化进程。在当前全球已有的6个关于工程学历与专业能力的资格互认的国际协议中，有3个是涵盖工程教育的互认协议，分别为《华盛顿协议》、《悉尼协议》（The Sydney Accord）与《都柏林协议》（The Dublin Accord）。《华盛顿协议》是一项关于工程教育学士学位的国际互认协议，协议规定签约国所认证的工程教育培养方案在各签约国之间具有实质等效性，任何签约国认证的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其他签约国也同样得到承认；但是学历的互认不能溯及既往，只能从成为成员国的日期开始生效。《华盛顿协议》最初于1989年由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6个国家发起并签署；目前正式成员已经扩展到14个，在1989年基础上又已经增加了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南非与土耳其；临时成员有6个，分别是孟加拉、德国、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斯里兰卡。《华盛顿协议》的加入将对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促进我国工程科技人才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

2010年6月国家推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卓越计划对高等工程教育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调整人才培养结构，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教育教学改革，增强毕业生就业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卓越计划的实施范围包括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工程教育层次。卓越计划强调对工科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与训练，强调跨专业、跨学科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卓越计划还注重对学生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的培养。为此卓越计划推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如创立校企联合培养的新机制，高校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改革工程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校内重构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强化工程实践、设计与创新能力，在企业则深入开展工程实践活动，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工程开发，培养学生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卓越计划强调工程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注重工科教师实践能力的提升，具体措施包括引进有丰富工程经历的教师、侧重评价教师的实践能力、鼓励没有工程经历的教师到企业去工作、建立工科专业教师资格认定制度等。卓越计划的标准将为优秀工程师的培养指明目标与方向。入选卓越计划高校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也将对其他高校的工程教育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正如卓越计划目标所说的，它作为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引领我国的工程教育发展方向，培养出拥有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强、重职业道德的世界一流工程科技人才。

3. 完善工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我国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的提升需要政府进一步完善工程教育外部质量保障体系。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主要可划分为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与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是由高等教育机构自己组织的质量保障，外部质量保障体系是由政府或社会中介机构组织的质量评估与保障。政府部门应促进建立科学的工程教育评估体系，建立科学的工程教育评估标准，充分发挥评估的引导与监督功能，督促高校树立社会责任感与提高办学质量。同时工程教育的发展还有赖于社会的重视与环境的熏陶影响，政府还应营造全民重视工程教育、崇尚科技文化的环境，为工程教育的发展培育健康的土壤。

二、 提高我国工程教育质量

目前我国的工程教育培养体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提高工程教育质量对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

根据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最新修订的培养标准（2012-2013），工科毕业生应具备以下11项能力：①应用数学、科学与工程知识的能力；②进行设计、实验分析与数据处理的能力；③在经济、环境、社会、政治、伦理、健康、安全、可制造型与可持续性等现实情况约束条件下设计一个系统、一个单元或一个过程来满足需要的能力；④在多学科背景团队中有效发挥作用的能力；⑤识别、阐明及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⑥对职业与伦理责任的认知；⑦有效的人际沟通能力；⑧全面的教育背景，能认识到工程方案在全球、经济、环境与社会大环境下可能产生的影响；⑨认识到终身学习的必要性，且有从事终身学习的能力；⑩了解当今时代的诸多问题； 在工程实践中运用相关技术、技巧与现代工程工具的能力。结合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过度依赖能源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薄弱，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自主创新能力较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经济效益有待提高。加强我国工程教育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同时为迎接经济全球化与工程教育全球化的挑战，考虑到当前我国工科人才培养中的弱势环节，加强我国工程教育社会责任与沟通能力的培养也应成为我国工程教育质量提高工作的主要方面。

1. 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加强工程教育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目前我国的工程教育对实践不够重视，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实践问题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方法问题，更深层次的应该是理念问题。在工程教育过程中应将理论与实践有效结合起来，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渗透到教学与实践的每一个环节。

目前我国工程教育的课程体系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如教学体系长期按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来划分和安排，缺乏适应现代工程特点的变化。基础课甚至相当部分专业基础课是按照科学教育的理念组织的，主要考虑学科体系的完整性，没有按工程教育的需要重新组合优化。专业课主要是讲技术、讲分析，以还原论为基础，缺乏工程的系统思维、综合思维，在学科定义、设计理念、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方面，都有待根据工程的特点予以矫正，并提出相应的改进方案。因此我国的工程教育课程体系需要依据环境变化进行改革，在课程设置中体现出对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视。同时各工程类院校也应根据自身的特点培养若干个特色与优势学科。

为提高工科生的实践能力，有必要加强师资力量的建设。目前我国的工科教师普遍存在实践经验不足的现象，教师多数都没有在企业全职工作过，科研水平较高但是实践经验不足；企业中实践经验丰富的员工又因缺乏科研能力及政策的支持而难以跨越职业鸿沟进入高校担任专职教师。工科教师队伍实践经验的提高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前提。高校可以通过适当从国外引进杰出的工科教师、从企业聘请优秀工程师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等方式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工程教育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开产学研结合。产学结合、校企合作是解决实践教育缺失的根本途径。学生到企业中锻炼，才能真正地融入实践过程。目前我国还没有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大环境，企业不愿意承担起培养工程师的责任，只追逐眼前利益，缺乏长远发展的战略眼光。因此产业和学校之间的合作是工程教育实践能力培养的必需，政府应采取资金投入、政策鼓励等措施推动这一合作的有效形成；行业学会应切实起到高校与企业之间沟通者的作用，帮助搭建起高校与企业合作培养工程师的平台；企业也应树立服务意识，承担起培养工程科技人才的责任。

2. 加强创新能力培养。创新能力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创新意味着新颖和与众不同。创新能力是工程师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之一。

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创新。科技创新对生产部门核心竞争力的提高起着关键的作用。在当前市场信息瞬息万变，新技术、新项目层出不穷的信息技术时代背景下，科技创新尤为重要。我国的工程设计不能一味地进行跟随与模仿，更应注重原创性研究。工程教育应该重视创新人才的培养，提高工程师的研发能力。我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创新能力培养的重视。例如对人才队伍建设强调“充分发挥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工作力度”、“构建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等。

工程教育过程中应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思维，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挑战精神与对工学的热情，这也应体现在工程教育培养目标、课程设计等每一个环节。工科教师应能准确把握学科的发展方向，鼓励学生关注有价值的学术研究空白领域。跨学科的指导与合作对工程师的创新能力培养也非常重要，目前在西方的工科类院校中，跨学科研究已经渗透到了各个领域，跨学科课程、跨学科指导已非常普遍；我国的工程教育也应进一步强调交叉学科的合作研究，发展跨学科专业、培养跨学科师资、开展跨学科课程等，增加工科之间、工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学术研讨、交流机会。同时工程师创新能力的培养还需要学术界与工业界的深度结合，国家与企业也都应为此做出努力。

3. 注重沟通能力培养。沟通能力与团队精神是工程师所应具备的必不可少的素质，ABET对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提出的11条标准中的第7条即为“有效的人际沟通能力”，然而我国工程师的沟通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并不理想，加强我国工程教育中对沟通能力的培养已经非常必要。

具体而言，我国在工程教育培养方案与课程设计方面应注重培养工科生的沟通能力，如通过设置人文素养方面的课程、提高研讨课所占的比例、规定学生在课堂上做报告、将成绩与课堂发言情况挂钩等方式。同时还应鼓励工科学生参加学校社团活动、多参加社会实践等。

三、 推动建立灵活自由的工科毕业生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可以为人力资本服务定价，并激励劳动者不断提高技能，个人通过接受教育所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实现。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历来的工资政策倾向于为有技能的劳动力提供低回报。从20世纪80年代晚期直到今天，中国劳动力市场一直没有提供给工人较强的激励。如果我们比较教育投资真正带来的生产力和所支付的工资，中国劳动力市场并没有支付技能工人应有的价值。工程教育收益水平与国外相比也存在着明显差距，我国工科毕业生的收入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对经济的贡献。

目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还不成熟，劳动力市场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割现象，国家应积极推动建立灵活自由的工程科技人才劳动力市场。就业市场的完善能够促进教育收益的实现，而流通性不佳的劳动力市场将成为毕业生教育收益实现的障碍。灵活自由的工科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建立也有助于提高工科毕业生的就业匹配度。从人力资本角度来看，工程师属于专用性人力资本，适用领域及职位的针对性很强，如果就业职位与专业背景不匹配将会限制工程师技能的施展，造成教育浪费，妨碍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因此健全工程科技人才的劳动力市场对工程教育收益水平的提高意义重大。

总之，我国工程教育人力资本的提高需要政府、高校与社会的共同配合，主要途径包括加大政府对工程教育的支持力度、着力提高工程教育质量、推动建立灵活自由的工科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等。在三方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将得到显著提高，国家科技竞争力与综合国力水平也将得到有效增强。

参考文献：

1. 詹姆士·丁·海克曼著.曾湘泉等译.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77，55，3，68，77-78.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号），2011.

3. 刘献君.发达国家博士生教育中的创新人才培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74.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国发[2005]第044号），2005.

5. 朱高峰.工程教育中的几个理念问题.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1，（1）：3-4.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项目“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高等工程教育人力资本收益研究”（项目号：2012M520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