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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后危机时代 金融危机 列宁
美国的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目前虽然经济危机的势头已不如当初,经过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和央行前所未有的干预,全球经济已步入“后危机时代”,而后危机的时代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全球经济呈现复苏的状态,但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仍在困扰着全球。这次“后危机时代”现象的深入剖析与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与前景的探讨中运用立场、观点与方法,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的思想来科学的认识这次“后危机时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出路是很有研究价值与意义的。
一、对国际经济危机的回望与“后危机时代”的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缘起于金融市场,而从07年开始蔓延开来的美国的次贷危机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导火索。进入2008年9月以来,美国的次贷危机骤然恶化,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金融机构纷纷濒临破产的边缘。面对市场的急剧的动荡和恐慌,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出手救援金融危机维护市场的稳定。当然这次由美国华尔街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并不仅仅是发生在头号资本主义大国的一场市场经济动荡,由美国的金融危机的灾难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普及,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开来。欧洲一些小国经济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也先后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现了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金融危机动荡。
至此,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变为一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但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全球经济信心已经慢慢地恢复,工业的实际产出也开始逐步回暖,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开始上调,全球经济也开始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了“后危机时代”。但“后危机时代”中固有的危机只是暂时的蛰伏,危机并没有消除。迄今为止,尽管目前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已经和早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了许多的变化与区别,但是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经济周期和危机。二战后以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超越列宁时代开启并初步形成的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框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危机也常常带有全球化的性质,其经济危机的传导的速度、规模、范围和程度也往往带有全球化的特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必须对这场经济危机进行大反思,并作出一定的变革。
二、以列宁思想为视角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信息化、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新阶段,自由市场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进一步加剧,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不仅没有缓和,相反却进一步深化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再一次印证了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认识的真理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重大变化,列宁根据时代的新变化,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中列宁对于当代帝国主义与经济危机的认识,对于认清资本主义国家的“后危机时代”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金融资本全球化与经济危机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决定了资本追求利益通常是不择手段的。金融资本作为资本的最高形式,同样具有资本的贪婪性。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就指出了在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当今社会自由主义的思潮也使资本主义世界开始放松国家的管制,促进了金融资本的全球化。列宁曾说过,金融资本的世界统治和国际盘剥向来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征。金融的自由化开始催生了各种的金融衍生工具,这些衍生工具的产生既降低了金融资本的跨国流动的成本,同时也赋予了金融资本的虚拟性,加重了金融资本的投机性。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对私利最大化的追求,以此保障资本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总的来说,金融资本的全球化的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引发这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垄断统治与经济危机
列宁在书中深刻地分析了经济危机和垄断统治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经济危机加深了垄断化的过程,但是垄断统治不断不能彻底地消除危机,反而使经济危机更加严重。在现今社会帝国主义的垄断组织已经发展到更为强大,金融寡头也由原先的传统银行转变为“投资银行”。他们已经不但与传统的银行资本合作,还与强大的产业资本合作,这种合作已经不是简单的合作,这是可以通过各种金融的衍生品来控制传统的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金融寡头们并不满足现状,他们还发明了各种金融工具与杠杆工具,撬动全球资本,使得自己能牢牢抓住全球资源,他们不但能使某个企业破产,甚至能使某个国家破产。因此,此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并非偶然,它是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寄生性和腐朽性的日益加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必然结果。
(三)、制度危机与金融危机
这次全球的金融危机直接原因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深层原因是受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对其金融市场的监管的不足。但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解读当前危机的根源,便会找到它的制度根源,这是金融全球化下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危机时资本主义制度无法痊愈的顽疾,垄断虽然促进了生产的社会化,但并未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这促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也开始越来越尖锐。当前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全球化和社会化与美国国际金融高度垄断于华尔街一小部分金融寡头手中的矛盾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矛盾的表现,这表现为世界创造的财富很多并且高度集中与财富两极分化不断加剧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所演变而成的反映。这场危机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消除,并且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了。
三、对“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的探讨
对于“后危机时代”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出路探讨,必须要清新的认识这次金融危机还不是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总危机。这是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方面还占有相当的优势,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还处在不断发展的阶段,各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资本主义国家在“后危机时代”中一定还会有新变化与新发展。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出路与发展趋势,笔者认为,第一种可能是美国式资本主义模式经过调整和“改革创新”,获得新的生机和动力。通过列宁思想的视角,美帝国主义为了转移经济危机的矛盾,一定会通过对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的刺激来达到恢复经济的目的。由此,美国的经济有新的反弹的话,美国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巩固与加强。其余资本主义国家将继续“美国模式”,成为美国霸权的附庸者。第二种可能,如果世界其他大国在经济危机中,将危机转变为契机,美国的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美国模式”与美国霸权主义将会得到根本上的动摇,世界经济新格局与全球政治格局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多极化会成为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在“后危机时代”中,将大大加剧多极化的进程,资本主义国家讲迎来自己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总的来说,认清当前金融危机的实质和原因,必须联系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在看来,日益加剧的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日趋走向灭亡的标志,同时“后危机时代”传递出这次金融危机开始冲击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深刻反思各自的发展模式,对自己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必须把基本原理和当今时展变化与国际国内最新实际相结合,运用列宁伟大思想为视角,来思考这次金融危机以及资本主义世界将会做出的反思与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防患于未然,进一步坚定对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及世界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参考文献:
[1]田春生,郝宇彪.国际金融危机:理论与现实的警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世界资本主义自2008年开始爆发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至今没有完全复苏。要说明这次危机的原因和性质,必须首先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长时间的发展和演变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尤为巨大,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第一,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是在电讯技术、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到20世纪70年代后,以微电子技术、个人电脑和网络为标志,推动了整个经济的信息化。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商品和劳务的生产方式,使更多的物质产品的生产实现了自动化,大大加快了商品的流转过程,而且使劳务的远程即时利用成为可能,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要素的配置空间。信息技术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包括交流、交易、教育、娱乐等各个方面。第二,经济的服务业化。这表现为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平均已达到68%,美、法等国甚至超过70%。服务业已取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部门。正是这一特征,使许多西方学者认为现代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第三,经济的虚拟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证券、外汇、金融衍生品等非实物的虚拟资产急剧膨胀,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虚拟资产的交易额与实际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额相比已大得不成比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国际汇兑市场每天的交易额就高达14000亿美元,而与之相对应的实际的国际贸易只占5%-8%。虚拟经济在资产存量和交易数量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实体经济。第四,经济的全球化。虽然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一种长期和固有的现象,但这一过程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生了重要变化,不但商品和资本的国际流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货币与信息的国际流动得到空前的发展。世界经济正在商品、生产要素、资本、货币、信息的全面跨国流动基础上联成一体。
然而,在这些直观和表面的特征后面,还可以观察到资本关系的更深层次的变化。这包括以下几个重要方面。第一,在资本形态上,资本的社会化达到空前高度。这种高度的社会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一方面,是资本的终极所有权的高度分散化。在股份制发展和股票持有人日益增多的基础上,20世纪后期年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扩大更加分散了资本的终极持有,而法人资本和机构投资者的兴起则进一步提高了资本的社会化程度。但另一方面,高度分散化和社会化的资本却是集中在少数大公司和大金融机构手中由其支配,结果是强化了掌握着资本直接所有权的能动的资产阶级管理阶层的资本权力。第二,在资本结构上,金融业资本相对于非金融业资本占有主要地位。在今天的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资本、证券资本、风险资本、投机资本等金融业资本不仅对于实体经济中资本的运转和积累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一国甚至世界经济的稳定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金融业资本相对独立的过度膨胀大大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第三,在资本占有剩余的方式上,资本通过实体经济创造剩余相对于资本通过非实体经济再分配剩余的重要性在下降。大量资本在虚拟经济领域的逐利活动实际上是再分配和占有实体经济中已创造的物质财富,这构成了过剩资本积累的新方式,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腐朽性的一面。在资本家看来:“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周期性的狂想病,已演变为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经常性的病态。第四,在资本的实现条件上,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市场相对于其内部市场的重要性在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的迅速积累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需求的相对饱和,在20世纪70年代后已形成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已越来越难以在其内部充分实现,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现实的和潜在的市场。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未达到现在这样高的程度。
以上的特点表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这个新阶段,左派学者有各种不同的概括,如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阶段等等。我倾向于把当代资本主义称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划分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发展阶段,应以和资本结构变化相联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演变的主导特征为标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作为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正是突出了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性的制度特征。它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因为作为垄断资本的巨型企业在资本主义的主导产业中仍然占有支配地位,尽管在一般部门中资本的竞争性有所加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又具有全球化的特征,它们已经在生产要素空前自由国际流动的基础上进行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并通过跨国投资与并购来争夺、瓜分和控制主导产业的世界市场;当代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更具有金融化的特征,不仅金融业资本及其交易已发展到在资本总量中占有压倒优势,而且非金融企业也大量从事金融交易,金融业和非金融业的垄断资本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起支配作用的资本力量和获取高额金融利润的主体。因此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已不同于19世纪末期以前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或20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或二次大战后到20世纪90年代前的国家调节的垄断资本主义,而是进入到一个新的金融化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从以上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特征的简要论述中,可以初步得出几点基本判断。第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经济在资本积累内在矛盾的推动下,会不断地发生演变。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具体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不断得到调整。这表明,资本主义还具有适应生产社会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能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也还将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第二,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面貌与古典资本主义已经完全不同,但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变。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追逐利润仍然是资本主义经营的根本目的,资本之间仍然存在着竞争关系。只要资产阶级还掌握着政治统治,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就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演变既然没有改变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
济制度的性质,当然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在矛盾。现实的和潜在的各种深刻矛盾通过变化了的经济条件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仍然困扰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并进一步加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和不稳定性。这种腐朽性和不稳定性的最新最严重的表现,就是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
此次全球性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
这场世界金融一经济危机的特殊性究竟在哪里,应该如何概括?我倾向于以下观点:这场发端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危机不同于传统的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而是一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这或许可以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条件下经济危机的新的表现形式。
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上是工业主导型的,是由工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部门中的投资波动所直接支配的。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发展过程中,金融因素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周期上升阶段较低的利率、充裕的货币供给、急剧的信用扩张和渐趋狂热的证券市场,适应了并大大促进了由利润上升预期所驱动的工业投资高涨;而危机时期的高利率、货币紧缺、信用断裂和股市暴跌,则成为引致和大大加剧工业生产及投资下降的推动力量。然而尽管如此,在工业主导型的经济周期和危机过程中,货币信用关系的剧烈波动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仍是派生的现象,原动力还是来自工业部门。
此次经济危机则有所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虚拟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大资本日益依靠金融业的过度发展和“创新”来驱动实体经济的投资和消费。如果说90年代美国IT金融狂热与泡沫对推动当时的超长周期起了巨大作用,但在相当程度上还有实体经济中信息技术设备投资的实际支撑;那么在世纪交替时期IT泡沫破裂以后,美国大资本就更加依靠金融因素来刺激消费与投资,以保持经济的表面繁荣,攫取大量金融利润与实际利润。其中,住房抵押贷款特别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起了关键作用,这反映了居民住房的金融化,美联储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多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年均6.24%一直降到1.35%),也配合并推动了房屋抵押贷款的扩张。结果,房地产金融的狂热不仅刺激了住宅投资和固定资本投资的迅速增长,日益上涨的房价、股价则借助财富效应扩大了居民以债务为基础的个人消费,并带动了来自全球的巨大的商品进口与供给。可见,这一轮周期的驱动力显然不是植根于工业部门,而是首先来自金融领域。而以房地产泡沫破灭和次贷危机为基础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必然导致美国和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用“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来概括这场全球性危机的总的特征或特殊性是合适的。
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此次引发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的类型。关于金融危机的一般性界定,金德尔伯格曾引用戈德史密斯的定义:“所有金融指标或某一组金融指标――包括短期利率、资产(股票、不动产和土地)价格、商业清偿能力等指标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短暂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倒闭。”由此可以把金融资产价格急剧下降和金融机构大规模破产看作金融危机的基本表现。但金融危机的具体类型可能有所不同。就其与实际经济危机的关系,学术界通常将其区分为独立(于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和(与经济危机)共生的金融危机两种基本类型。这种区分对于认识金融危机的具体性质无疑很重要。但我认为,共生性金融危机似乎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派生性金融危机和先导性金融危机。派生性金融危机主要与工业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是由工业危机支配和派生出来的;先导性金融危机主要与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相适应,它们虽然离不开实体经济中的矛盾这个基础,但对实体经济中矛盾的加剧和危机的爆发起着更为先导性的作用。这里的“先导性”,主要不是从时间序列的意义上说的,而是从逻辑关系的意义上说的。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那么这场开始于2007年的美国金融危机似乎就可以界定为先导性金融危机。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条件下,经济危机已经日益转变为金融危机形式,工商业危机很少或不再发生了。我一向不同意这种看法。但在新的条件下,危机的形式的确有变化,独立的金融危机确实更为频繁,经济危机也可能具有更强烈的金融色彩。
此次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本性质
此次全球性经济危机是不是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在学术界也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些学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前,美国的制造业规模一直在相对缩小,生产并未超过需求,而个人消费却极其兴旺,并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所以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与往常不同,它不在实体经济领域而在金融系统。
对这种相当流行的观点我也不太认同。我的基本认识是,尽管这场世界经济危机中金融因素起了主导性或先导性的作用,但它的深层基础仍在实体经济领域,根本原因仍在于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这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即经济全球化虚拟化的经济背景,经济全球化虚拟化条件下美国特殊的资本积累模式,以及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
首先,看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大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黄金时代”,在大约20多年时间里实现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空前的高速积累和经济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迅速扩大,数量空前的制造业产品被提供给世界市场。其结果便是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和市场容量的相对不足,导致全球性生产能力过剩与资本过剩,最终不能不使资本利润被挤压。这种现象从1965年开始显现,到70年代更为加剧。面对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严重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资本开始寻求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把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投资转向劳动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亚洲和拉丁美洲某些具有一定基础并实行外向型经济的国家或地区。这促进了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积累和逐渐兴起。但这种发展只会使全球制造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扩大,全球性积累过剩与生产过剩的基本形势在总体上并未缓和。资本选择的第二条出路,就是向金融部门转移。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时,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资本向金融部门转移并进行全球性经营的强烈冲动,得到了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国家强大的政治响应和政策支持。美、英等国的宏观政策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从凯恩斯式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转向经济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和放松管制,并以此来拯救深陷“滞胀”困境的国内经济。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全球化的深刻的经济根源。早在1987年,斯威齐和马格多夫就已经敏锐地指出经济金融化与生产能力过剩之间的基本联系。法国左翼学者沙奈也指出:
“金融全球化是15年来私人资本(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加强自身地位的运动与政府原有的越来越行不通的政策之间矛盾冲突的结果,这一切发生在‘黄金时代’结束的大背景之下。虽然金融全球化早在6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但是脱离……者所描述的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典矛盾(这一矛盾从1950年到1974年衰退以前长期受到抑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新出现,就不能理解金融全球化这一现象。逐渐积累起来的大量资本,作为借贷资本力图以金融的方式增值,也只能从投资于生产的资本日益增长的增值困难(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情况)中得到解释。”这种观点,已成为西方多数左翼学者的共识。
其次,考察当今以金融化全球化为特征的美国资本积累模式。在上述大背景下,美国力推金融化全球化趋势以试图建立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其特征是:第一,在将一般制造业转移到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同时,通过金融资本的积累和经营来刺激消费需求,以拉动投资和大规模商品进口,维持美国和世界经济一定程度的增长,并从中获取高额金融利润与工业利润。第二,一般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不仅在国外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在国内也加剧了对工人阶级的压力而有利于压低实际工资;同时通过大量进口廉价工业品而保持了国内较低的通货膨胀率。第三,对于国内制造业萎缩和大量进口工业品所造成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和财政赤字,借助美元不受黄金约束的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霸权地位,通过发行美元纸币来支付,再依靠大量出售国库券向国外借入美元来平衡收支。长时期的美元贬值趋势则使美国可以在实际上赖掉一部分债务。这就在美国“形成了新自由主义时期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是实业生产大规模地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造成国内生产疲软,居民消费充当了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是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宽松的金融政策环境吸引着国际资本的流入,助长了金融市场的膨胀”。美国借助这种新型积累模式,实际上占有和利用了全球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原材料资源乃至资本资源,从中攫取高额利润。不可否认,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发展,确实帮助美国走出了“滞胀”困境,在80年代中期开始了利润率回升,并在90年代实现了所谓“新经济”繁荣,进入新世纪后也维持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然而问题在于,美国的新型积累模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与消费的深层矛盾,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生产过剩和积累过剩。这种生产过剩从此次危机中美国、欧洲和日本工业生产与实体经济曾经发生的全面下降中已反映出来。美国左翼学者布伦纳是主张这种论点的突出代表。他特别批评了那种认为此次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明斯基危机”、金融投机泡沫破裂在危机中起了核心作用的观点,强调指出“这是一场马克思式的危机”,虽然为了理解当下的危机“你还必须证明实体经济的虚弱和金融崩溃之间的联系”。
第三,再看美国实体经济中供给与需求的深刻矛盾。实际上,近几十年来美国国内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是很深的。这从美国实际GDP增长与雇员实际工资增长的对比中可一目了然。1972年到1995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96%;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却下降了16%,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下降了22%。1995年至2007年,美国实际GDP增长了43%;雇员的平均每小时实际收入仅提高了10%,平均每周实际收入仅提高了9%。事实上,2007年美国雇员实际每小时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7%,实际每周平均收入仍比1972年低15%;尽管同期美国实际GDP已增长到280%,将近两倍。这还仅仅是根据官方的平均数据,考虑到近几十年收入不平等的迅速加剧,消费倾向更高的普通雇员其收入下降程度必然更大,实际的有效需求不足会严重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美国从上世纪80年代后能保持经济正常增长,1991年和2001年的两次衰退似乎也不严重,甚至出现个人消费十分兴旺的现象呢?这除了工人家庭不得不提高劳动力参加率(主要是妇女)和延长劳动时间(如做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外,原因正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和全球化。其中,通过金融运作扩展债务经济,对于推动消费需求的表面繁荣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随着金融化的发展,大企业日益依靠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商业银行作为企业信用中介的功能下降,便转而将个人收入作为利润源泉,大力推行个人收入的金融化,首先是住房的金融化,包括对那些工人阶级中较贫穷的一部分人发放次级房屋抵押贷款。政府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业的证券化发展则大大助长了个人收入的金融化趋势,形成日趋膨胀的房地产泡沫。这种金融膨胀不但刺激了居民的住房消费,还通过房屋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居民可以依靠房屋市场价格超过房屋按揭金额的净值来申请贷款用于消费或投资。房地产价格上升与证券市场价格上升一样,它所形成的财富效应使居民敢于大规模举债以扩大个人消费。所以与金融化相伴而行的,必然是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和债务的急剧增长。这种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所谓“新经济”繁荣时期已经出现,在当时股市异常飙升的刺激下,储蓄率从1992年的8.7%狂落到2000年第一季度的0.3%;同时家庭借贷则急剧上升,在1993-1999年期间家庭债务占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4.2%。2001年信息技术泡沫破灭以后,房地产泡沫开始膨胀,债务消费的狂热再起。美国个人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从2002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0.4%。在2000-2007年的短短8年中,非农业不动产抵押贷款债务余额猛增116%,其中1-4口之家的房屋抵押贷款债务占到3/4以上;同时期消费信贷债务余额也增长了47%。而这8年间,实际GDP的增长不过区区的17%;雇员平均每周实际收入的增长更只有微不足道的2.1%。
所以实际情况是,美国通过金融化全球化所推动的债务扩张,刺激了表面旺盛的个人消费支出,进而带动了商品进口和国内供给的增长。由于美国的经济规模和进口规模十分巨大,结果必然加剧美国乃至全球性的生产过剩,使供给与需求的矛盾更趋尖锐化。由金融债务驱动的消费过度掩盖了实际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在金融化全球化条件下,看美国的生产过剩不能仅看其国内的工业产出,还应该包括巨额的产品进口;同样,看美国的需求不足也不能仅看由债务支撑的个人消费支出。这种缺乏实际收入增长作后盾而单纯由金融泡沫刺激起来的债务消费是极端虚弱的,一旦金融泡沫破灭,债务消费锐减,供给与需求的尖锐矛盾立即显现,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关键词:次贷危机;金融风波;宏观调控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了,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一)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也就高了,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二)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三)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
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
(一)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上19:00开始升值,到目前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它的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5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10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8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碳等资源性的行业都提出要求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三)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
(一)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二)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并很脆弱,便到泰国的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赌博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三)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四)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辨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关键词】次贷危机成因特点影响全球金融系统
2007年4月,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标志着次贷危机正式爆发。一年来,这场危机的影响愈演愈烈,形成一种“蝴蝶”效应,引发了国际金融风波,导致全球闹股灾。次贷危机造成美国的坏账是4600亿美元,由于美国把坏账证券化,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现在扩展到全球,波及到许多国家的金融机构和银行,估计最终损失要达到1.2万亿美元,其损失和危害正在逐步显露。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预计美国次贷危机对全球的影响将持续到2008年10月末或年末,才能最终见底。美国一打“喷嚏”,全世界都跟着“感冒”,这就是金融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传感效应。
一、美国次级贷款的内容和特点
次级房产贷款简称次贷,是一种房地产抵押的按揭贷款。
美国的房地产抵押贷款分为三级市场,第一级是优级房贷市场,第二级是次优级房贷市场,第三级是次级贷款市场。次贷政策对中低收入的购房者很有诱惑力,因为它具备了三个特点:一是次贷低首付,有的次贷甚至没有首付,这对中低收入者特别具有吸引力。一般的按揭贷款都要有首付,大概占总额的20%~40%,而次级贷款的低首付特点则激起了人们的购房欲望。二是次贷期限长,有的20年还本息,还款周期长使贷款者压力小。三是次贷利息前低后高,即前2年是低息,后18年是高息,越到接近20年的时候利息越高。这三个特点使得中低收入者踊跃贷款购房,房地产价格涨得很快,一套豪宅最高达到几百万美元以上。
美国开办次级贷款的初衷是好的,旨在解决中低收入者买房难问题。这项措施启动后,美国的私人住房率提升了6个百分点,成功为1000万中低收入者解决了住房问题。在美国,孩子18岁以后基本自立,剩下父母构成了家庭的小型化。次级贷款政策迎合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并较好地满足了美国人旺盛的购房欲望。但市场经济的供求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次贷刺激了房市,也毁了房市。因为当时美国的房地产价格暴涨,信贷双方都有一个心理底线,即最后实在不行就卖房子还贷款,反正也赔不上,结果恰恰就在这里面出了问题,房价连跌了40%,房地产市场因此溃不成军,终于爆发了次贷危机。
二、诱发次贷危机的原因
从根本上讲,次贷危机是金融炒作的结果。美国金融是全球一体化的龙头,很多银行都在发行贷款证券(英文缩写是MBS),形成债务后再卖债券(英文缩写是CDO),经过金融机构的炒作,波及到全球形成了一个债务链,债务链一中断,便产生一种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效应,造成了全球性的金融风波。探求原因,主要是三个因素集合造成的:
1.宏观调控力度不当。美联储为了有效调控经济,格林斯潘首先是在2003年之前多次降息,从5%降到1%,降息使贷款成本下降,诱使很多人靠次贷买房,促成了房地产“泡沫”。而后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又连续13次调高了存贷款利息,到2006年初,由最初的1%调到了5.3%。因为利息高了,还贷的成本自然提高,本金滚利息,越滚越大,加重了还贷者的压力。美联储主导贷款利息前降后升的“U”型走势种下了祸根,致使很多人次贷低息买房易而后又高息还款难,最终引发了危机。
2.房地产市场失衡。美国房地产从2006年开始降温,“泡沫”破裂后,房地
产价格大跌,原来售价100万美元的房子,现在只能卖到60万美元左右,出现了房地产全面缩水和下跌的局面。这使最终指望卖房子还贷款的人始料不及,房价下跌到卖房子也还不上贷款的地步,次贷危机终于浮出了水面,引发了金融风波。
3.金融机构推波助澜。金融机构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便竞相炒作房地产贷款的证券和债券,炒来炒去,炒得扩大化了,波及到全球,把很多国家和银行都卷了进去,从而引发世界性的金融波动和风险。美国次贷危机是历史的巧合。现在设想:如果美联储当年不加息,贷款的利息也就不会这么高;如果美国的房地产价格还在涨,房主还贷就不会出问题;如果只是单纯为了刺激房贷,没有证券商、银行家从中炒作金融衍生品,也就不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而现实的结果恰恰是这三个问题汇集在一起“交叉感染”,其结果必然引发美国的次贷危机。事出有因,绝非偶然,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三、次贷危机的后果和危害
美国的次贷危机就像计算机病毒一样,马上蔓延到全球金融系统的各个角落,带来了全球性的诸多问题,包括现在的股灾和金融风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1.次贷危机引发美元贬值。美国处于世界霸主地位,小布什希望美元贬值,贬值后会刺激外贸出口,降低进口,减少美国的外贸逆差,这是他的基本立足点。美元贬值以后,美国可以多印美钞向全球输送通货膨胀,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都出现了反应,物价上涨、经济放缓。比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从2005年7月21日晚19时开始升值,到4月末已累计升值了18.2%,汇率已突破7元的大关。到2008年年末,人民币与美元的比率将升到6.6元,接着继续再升到5元,2020年最后升到4元左右。人民币升值的另一个原因是压缩出口、增加进口,降低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美国打压人民币升值意在减少外贸逆差,内外的原因兼有,就像“天平”的两端,一端是美元贬值,另一端人民币就要升值,这是一个联动的过程。美元贬值带动人民币的升值加快,为全球输送通货膨胀,现在俄罗斯的物价涨得也很厉害,欧盟、日本、新加坡、韩国也都受到影响,物价都在上涨。所以,面对物价上涨,中央提出“两个防止”,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利用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多种经济杠杆调控物价和股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确保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次贷危机引发石油价格上涨。美元贬值之后,美国、纽约和伦敦的期货石油价格最高接近每桶120美元(七桶为1吨),一吨是800美元左右,折合人民币6000元左右。石油是全球的软黄金,经济高速发达之后,石油更是经济血脉。目前,我国每年石油的消耗量是2.7亿吨,仅次于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耗国。如果石油涨价,会引发我国很多产品涨价,中国的物价就会形成“井喷”效应。现在中石化、中石油天天向发改委反映,我国一半的石油靠进口,如果石油不涨价,就会出现倒挂和亏损,发改委只好让财政给其补贴120亿元,让其别涨价。2007年我国物价上涨,工业品是石油领头涨,副食品是猪肉领头涨。由于我国垄断产业太多,资源管理不到位,产品成本降不下来,电力、石油、煤炭等资源性的行业都嚷嚷着要涨价,但老百姓又怕涨价,这使国家发改委一手托两家,处在两难的选择中,即一手托企业要涨价,一手托民众怕涨价。若经济问题弄不好,则会引发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次贷危机引发很多国家经济减速。由于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美国经济发展开始减速。2007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比2006年下降了1个百分点;2008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为0.4%,第二季度预计只有1%,预计2008年全年美国GDP增长率为1.5%左右,最悲观的是高盛公司预测只有0.8%。美国、日本、欧盟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引擎”,现在都在减速,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正在崛起,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潮流。
四、全球金融系统的新特征
通过分析美国次贷危机和全球的金融风波,发现世界金融系统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需要我们去研究和把握,具体有四点:
1.金融系统的整体性。世界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货币的国际化和金融系统的一体化。现在看,全球的金融系统是连为一体的,已经形成一个联动互补的新格局,一个地方出问题,马上会引起连锁反应。这需要我们整体把握金融系统的形势和走向,不要孤立地片面地看待经济问题。
2.金融资本的流动性。全球的金融资本近100万亿美元,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大概有8万亿美元的流动资本掌握在一些金融大鳄的手里,在世界各地寻找机会进行投机炒作。其中,有一个金融大鳄叫索罗斯,他的手里有上千亿美金的“热”钱,1997年的时候,他看到亚洲的金融市场刚开放,也很脆弱,就到泰国去了,在金融市场搅动一番后抽资脱逃,致使泰铢当天贬值,并引发了整个东南亚的金融风险,中国的香港也深受其害。
国际游资多了以后就会到处窜,像老鼠一样哪有窟窿就往哪里钻,所以金融系统开放后要更加注意安全性。现在看,几次大的金融危机都是国际游资投机形成的。比如1997年泰铢贬值引发的东南亚金融风险,1998年俄罗斯的金融危机,1999年巴西的金融风波等,都是国际游资的流动带来的后果。在我国,这些国际游资基本上会炒四个“市”,都很有规律。第一步是炒期货市场,通过赌博抬价,把国家的物价系统搞乱;第二步是炒股票市场,把股市烘起来,出现股市“泡沫”,到高位之后再抽资逃跑,套住的是中国的股民散户;第三步是炒房地产市场,形成房地产“泡沫”后再抽逃;还有一些高手进行第四步,即炒外汇市场,在汇率浮动中挣钱。这些金融大鳄在期市、股市、房市和汇市这“四市”上做文章,投机炒作到一定程度,把老百姓和股民的钱换成美元揣走了,留下的是金融灾难,这已成为一种定式和基本规律。
3.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某个环节有了风吹草动,马上形成一种“蝴蝶”效应,整个金融系统就会产生连锁反应,因为它是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这种大趋势无法遏制。虽然次贷危机本身仅仅几千亿美元,但全球都受影响。我国的股市离美国很远,但也受到了波及。股民是炒信心、炒预期,如果信心和预期都没了,股市也就跌惨了。现在看,这次次贷危机迅速蔓延,形成一种灾难,就是由全球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和敏感性带来的。
4.金融波动的周期性。金融系统的运行具有周期性,只有认真了解和把握,才能未雨绸缪,驾驭金融形势的变化。从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开始,我们就知道资本主义有经济危机,危机时会出现牛奶过剩倒到海里、产品积压卖不动、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和物价飞涨等现象,这是那个年代初级阶段的经济危机,是一种生产过剩型的危机,这是即时危机的基本特征。经济发展到今天,实现了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发生经济危机,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所以金融的安全性至关重要。由过去的生产过剩型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这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规律。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周期性的规律,比如经济过热,基本上是8—10年出现一次。1982—1984年,我国出现第一次经济过热,进行了治理整顿;1994年,出现第二次经济过热,进行了第二次治理整顿;2006年末,出现第三次经济过热。我国股市也呈周期性变化,基本上是五“熊”三“牛”,股票行情是“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这些都是辩证的。现在需要我们掌握的是周期性,准确把握经济走向和规律,从而做到未雨绸缪,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美国看市场经济的优势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第二,产权多样化,鼓励竞争,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但是,市场经济也有负面效应,会周期性地出现一些问题。在计划经济年代,经济的主要危险是通货膨胀,因为当时是短缺经济,经常供不应求,物价自然就会上涨。市场经济有通胀,也有紧缩,二者交替进行,但主要危险是通货紧缩,即生产过剩、物价低迷、消费不足。在1998—2005年期间,我国经历了8年的通货紧缩,经济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目前,我国又一次进行宏观调控,防止通货膨胀,但要注意调控的节奏和力度,要“点刹车”,不能“急刹车”,“急刹车”容易造成翻车。如果长期过度地紧缩银根,那么到2009年末,我国有可能重新滑入通货紧缩,5年内经济将无法有大的发展。不能一放就胀,一紧就缩,这几年我国一直是这么周而复始地走这条路,现在要注意掌握调控的力度。如果再次出现1998年的那种通货紧缩,我国就难办了,因为我国人口基数太大,再加上弱势群体多,如果经济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那么很难保就业、保稳定,这是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
参考文献:
[1]李翀.论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原因和影响[J].经济学动态,2007,(9).
[2]尹中立.从次贷危机看美国楼市与中国楼市的关系[J].中国金融,2007,(18).
[3]李翀.论我国的资产泡沫与金融风险[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4]何东.金融危机后的货币政策操作———东亚国家的经验及启示[J].金融研究,2007,(5).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调控;市场类型;资源配置;影响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4.083
[中图分类号]F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4-0-02
0 引 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2.8%的新低,分别比2015年和2014年下降了约7个和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民间投资占社会投资比重出现了10年来的首次下降。民间投资的放缓对长期经济增长来说是一个不利的信号,它反映了市场信心减弱、有效需求不足、经济潜在产出下降、经济活动趋于收缩的现象,也预示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在未来还将继续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后经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或多或少的都与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有着一定的联系,如民间投资的逐月下降表面原因是实体经济回报率下滑,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行政垄断与行业壁垒和公共部门的挤出效应将一部分民间资本挤出了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等或多或少存在国有垄断的产业。2016年上半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5%,增幅是2015年同期的两倍,为历年来少有。虽然国有部门投资的猛增填补了民间投资下降的缺口,支撑了钢铁、铜和水泥等大宗商品的市场需求,但它却对后者造成了挤出效应。这些都让一些民营企业选择收缩阵地,甚至持币观望。
1 经济危机对市场结构类型的影响分析
市场是西方经学研究的基础,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歇尔的生产四要素通过市场的调节机制追求最优化配置。当然市场按照其不同条件和特征形成了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市场在资源调配的过程中作用和效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市场具有统一性、开放性、竞争性和有序性4个基本特征。从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人们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认知过程。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得井井有条;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论,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一般均衡;凯恩斯提出市场会失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进行修正的方法;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的问题,科斯的产权明确论,认为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外部性效用问题。
经济学中将市场分为四种类型,即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市场。在经济危机的发生过程中,由于在市场环境、所有制结构、企业自身特点等方面的差别,经济危机发生本身会对市场结构类型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从市场中厂商数目的角度来看,在经济危机发生前后,市场中的厂商数目发生一定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比显示,2008年我国境内私营个体企业数是245 850家,但是截至2014年我国境内的私营个体企业减少到213 789家,减少了13.04%;同时期,我国境内国有企业的个数也从2008年的21 313家,减少到2014年的18 808家,减少了11.75%。由此可见,由于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我国境内企业总量在减少,无论是众多私营个体企业还是国有控股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市场中厂商数目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市场的竞争性带来一定的弱化。
其次,从价格的控制程度上看,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资产规模是188 811.37亿元,而同期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为21 313家,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8.858 9亿元,而2014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数量减少为18 808家,但资产规模为371 308.84亿元,每家平均资产规模为19.742亿元。2008年个体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是75 875.79亿元,而同期个体私人企业数量为245 850家,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308 6亿元,然而2014年个体私人企业的数量减少到213 789家,但是资产规模为213 114.42亿元,平均每家的资产规模为0.996 8亿元。从平均单个企业的资产规模对比分析可以看到,经济危机以前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企的资产规模比为28.70∶1,但是在经济危机后2014年平均单个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资产规模比为19.80∶1。但是基于国有企业的产业集中度较高,例如钢铁、煤炭、金融及电力等行业,在加上传统的行政垄断特点,因而国有企业对市场价格的控制度较高。
最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行业进入的难易程度取决于多个因素,例如:规模经济、产品差异、政策法律等。从2008-2014年,市场的上述3个因素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从上述数据可以印证,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导致国企和私企其数量和规模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国企的平均资产从2008年的8.858 9亿扩大到2014年的19.742亿元,同期的私企也从0.308 6亿扩大到0.996 8亿元。资产规模的扩张,从一定程度上对规模经济化较强的行业来说增加了新企业进入该行业的难度,从而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此外,由于企业资产规模的扩大,拉大了不同类型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从而导致企业间产品差异化因素增多,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市场的垄断性因素。
综上所述,在2008-2014年由于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持续,使市场中的竞争性因素减小,而垄断性因素得到了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市场的类型属性。市场类型的改变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带来了更为深层次的影响,使传统经济学的市场竞争性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得到了体现。
2 经济危机中政府调控政策对市场类型的影响分析
马歇尔生产四要素论即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在当前我国的要素市场中其中有三种要素并非完全通过市场进行调节。土地等资源由国家所有并进行调控;利率在央行指导利率的基础上进行有限的浮动。劳动力的流动与分配受到国家的户籍制度和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政府对这些生产要素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政府自身宏观调控的力度,避免了单纯市场经济调节自身的盲目性,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的合理布局和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因而在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显著的,在2008-2014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中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政策顺利有效的实施,实现发展经济、扩大就业、稳定物价、扩大出口的宏观调控目标。在肯定国家宏观调控积极性一面的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危机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体系本身带了的一系列影响。
2.1 经济危机过程中经济政策对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和效率的影响
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政策,但是由政府主导的济增长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行政垄断力来推动的,而这种模式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往往不高并且对市场变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从根源上是经济运行本身存在着结构性、体制性等一系列问题的集中反映,是市场本身失衡的一种表现状态。然而人为的市场调节可能会一时掩盖了经济危机的症结所在,转而成为一次潜在的规模更大的危机。在当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为了拉动经济的发展,通过释放更多流动性,希望以此支持实体经济,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外部经济危机对于我国国内经济的冲击,对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的拉动效应,减少了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但是这种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实际效果不尽如人意,这种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资本配置的效率,改变了资本配置的方式。高度垄断和僵硬的国有金融系统没有有效地对金融资源进行配置――它倾向于把宝贵的贷款注入低效的国有企业而非急需金融支持的更高效率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创新型民营企业。然而这种配置没有体现市场优胜劣汰的效率竞争法则,没有满足社会需求,最终达到社会生产与需求之间的平衡。不仅如此,在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刺激过程中,在金融系统对社会资本配置不够合理的基础上,使土地等资源紧张,国有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及资本,在对土地、劳动力的生产要素的获取上远远比其他经济成分企业具有优势。因而,在经济寒冬期对其他民间企业通过并购等方式进行资本扩张,进一步挤占了民企原有狭小的生存空间,实现了更为广泛的市场垄断势力,而与此同时本已艰难的民间实业投资一方面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同时由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导致在生产过程中成本上升、回报率日益下滑,最终经营困难推出市场。
因而,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出于稳定经济发展的目的,通过加大社会投入,从而对原有应该由市场进行配置的社会资源转而更多地通过政府力量进行分配调节。当然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当前国家稳定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来说有一定积极的作用,但是在政府主观对资源分配过程中,客观上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供需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2.2 经济危机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对市场结构的影响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一方面构建了各类完善的市场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交易;另一方面,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市场多元化的竞争主体,最终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是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企业所面临的市场,是一个还未发育成熟为统一有序的竞争市场,形成范围不同和程度不同的局部垄断市场。
在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通过4万亿资金的投放导致原有的市场势力模式发生改变。在这种改变的过程中,市场的竞争性因素在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市场的垄断性因素和行政性因素在增加,最终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要求即市场的竞争性在弱化。从前述分析可以看到,在经济危机条件下,通过政府的调控政策,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模式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尽管并不具有生产技术和市场资源配置的高效率,但是由于具有特定的地位,因而并不会出现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结果,相反一些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小型私企,由于整体宏观经济的影响,在加上自身资金实力较薄,因而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会出现破产倒闭潮。
由此可见,由于在经济危机过程中,由于政府宏观投资经济政策的影响,一部分低效率的国有资产并没有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被淘汰,反而是一些中小型的私企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倒闭。这种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会弱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对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效果,同时也会使市场垄断势力增强。市场竞争的结果,不是保留下来了具有竞争力、创新力和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行业和企业,反倒通过国家的救助与扶持,导致一批生产能力落后、生产效率低下、社会需求过剩的国有企业被保留下来。使整体市场的竞争性在不断的减弱,取而代之的是具有较强垄断和行政背景的国有企业规模在增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过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追求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竞争主体多元化的格局没有完全形成,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
3 结 语
不可否认从2008年至今,为了应对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政府采用了诸如加大投资、减税等手段拉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世界性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对于刺激经济发展,扩大就业,拉动消费都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也要看到宏观调控手段,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市场资源的配置方式和市场竞争结构都来了一定的影响。市场经济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化来有效地配置社会资源,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优利用。市场的竞争性影响和制约着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综上所述,在应对经济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应更好地将市场调节与宏观调控手段有效结合起来,以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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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宏.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市场结构[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内容摘要:经济复苏进程中,各国贸易摩擦与日俱增,全球贸易进入“黑暗保护主义”。这种隐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泛滥将导致经济全球化逆转,使贸易自由化受阻,加剧贸易摩擦引发贸易战,从而阻碍全球经济复苏,也使我国的对外贸易面临一系列难题。面对困境,必须转变观念,一方面,纠正贸易总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另一方面,坚持扩内需与稳外需并重,综合应对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同时,要坚决抵制贸易保护的诱惑,带头遵守世贸组织协定,与世界各国取得互信,共同抑制贸易保护主义。
关键词:经济复苏 贸易“黑暗保护主义” 危害 应对
由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冲击。历经一段时间后,经济开始回升。我国经济率先复苏。华盛顿G20会议期间,巴西总统卢拉指出,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联合应对危机、共同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等问题上责无旁贷。为此,20国集团承诺不进行任何额外或附加形式的保护主义。然而,峰会后短短数月之内却有17个国家实行了47项措施,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对贸易实施限制。学者Richard Baldwin和Simon Evenett在《全球贸易崩溃、黑暗保护主义以及金融危机:为G20建言》中指出,在这个时候,全球令人失望的时刻,政府却正在创新地为保护主义设计各种各样的外衣!全球贸易进入“黑暗保护主义”。
笔者认为,所谓贸易“黑暗保护主义”,是指一国(或地区)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允许或不禁止使用的手段,以保护环境、生态资源等为借口,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是一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本文从分析贸易“黑暗保护主义”或隐性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和特征入手,揭示其危害,并就我国如何应对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进行有益的探索。
贸易“黑暗保护主义”的形式和特征
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具有多种形式,除了常用的反倾销、反补贴手段外,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借助环境保护营造“绿色壁垒”
滥用环境问题抵制来自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黑暗保护主义”的一种显著手段。国际贸易中“绿色贸易”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国家以保护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以及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健康为由,制定一系列苛求的环境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形成一种新型的隐性贸易保护政策―绿色贸易壁垒。例如,2009年中秋节前夕,美国、加拿大等国要求从中国进口的月饼中不能含蛋黄,澳大利亚规定月饼馅料中不得含有肉类。这些条件对我国对外贸易加以限制,有些条件不仅苛刻而且纯属故意刁难:要求食用蛋黄做成的月饼需要在烤箱温度180摄氏度的高温下,烤焙不低于30分钟。名义上打的是食品安全的旗号,实际上是裸的贸易保护。
(二)凭借技术优势构建技术壁垒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技术水平存在差异,因而在产品生产标准的技术法规、管理体系认证的标准以及评审程序和认证制度等方面,不仅名目繁多、复杂多变,且常常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不透明性,对其他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设置重重障碍。同时,各国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健康以及生活环境等方面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因此,披着合法外衣的隐性贸易壁垒拥有了巨大的伸展空间。一些国家或企业有针对性地制定某些特殊的技术法规或标准,或使用特殊的检验与认证程序来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入,这种人为的差异具有明显的贸易保护色彩。
(三)“只买本国货”的激励政策
美国应对经济危机出台的经济政策中,有关“购买美国货”和“雇用美国人”等条款,形式上是刺激内需的激励措施,实质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它是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美国2009年出台的“综合拨款法案”第727条规定:“根据本法所提供的任何拨款,不得用于制订或执行任何允许美国进口中国禽肉产品的规则”。为了达到其“只买本国货”的目的,除了政策导向,还通过媒体宣传舆论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例如,利用个别中国企业的生产事故,鼓动媒体大肆炒作,攻击“中国制造”,一时间“Made in China”成为低劣和不安全产品的代名词。
(四)滥用特别保障措施
特别保障措施(又称紧急措施),是指一国(地区)在某种产品的进口大量增长而对其生产同类或者与之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造成损害时,为补救或者便利产业调整而针对引起损害的进口产品采取的临时进口限制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不同,特保措施往往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的商品。2009年9月,应美国钢铁工人协会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小轿车和轻型卡车轮胎实施为期三年的惩罚性关税。税率第一年为35%,第二年为30%,第三年为25%。此举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极易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甚至贸易战。运用特保手段,“黑暗保护主义”将受指控方原本符合公平竞争原则的比较利益优势消除殆尽,彻底违背了世贸组织关于公平贸易的准则。
由此,可以归纳出贸易“黑暗保护主义”的基本特征:其一,形式的隐蔽性。它不同于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所使用的手段难以判断其是非,有些保护措施甚至不为国际贸易规则所禁止。其二,手段的灵活多样性。一些国家只执行符合自己国家利益的国际条约,很多时候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条约之上,利用区域贸易组织排他性特征保护成员国利益,贸易保护手段更趋多样化。其三,对象的针对性。奥巴马政府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将众多外国商品拒之门外,尤其针对中国商品。因为美国国会正是以抵制“中国制造”为借口,推行这一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其四,外衣的合法性。WTO允许成员国利用其有关协议保护本国利益,反击遭到的不公平待遇。这就为各国以“公平贸易”为理由实行贸易保护留下了空间。
贸易“黑暗保护主义”的危害
面对金融或经济危机,各国往往会有一种冲动或本能,即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使自身置于危机之外,或切断危机传导,或转嫁危机。然而,一旦各国的贸易保护得以实施,任何一方都没有解除保护的动机。这样,“贸易战”就变成一种稳态均衡(纳什均衡)。
(一)阻碍全球经济复苏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将使贸易伙伴的出口遭受打击,从而导致其经济萎缩、萧条,进口需求下降。由于反向作用而影响贸易保护国出口行业的国际生存空间。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不断蔓延的贸易保护主义,必将成为发达国家深受危害的因素。试图用“以邻为壑”的政策转嫁危机,不仅打破了正常的国际贸易关系和经济循环,而且将使深陷经济危机困境的各国更加封闭、孤立,从而阻碍全球经济复苏,延长经济危机的周期。
(二)加剧贸易摩擦引发贸易战
奥巴马政府巨额经济刺激方案中“购买美国货”的附加条款,不仅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而且在其国内也存在争议。其他经济体要么报复,要么效仿,国际贸易环境将急剧恶化,加剧贸易争端引发贸易战,从而把全球经济进一步推向深渊。美国学者欧文指出,美国国会在夹带这一条款时,忘记了国际自由贸易的“黄金法则”―如果我们只买美国货,别人就不买美国货了。《华盛顿邮报》社论的警告更为直白:“贸易保护主义促使美国贸易伙伴排斥美国产品,将使刺激计划创造就业的努力化为泡影”。
(三)贸易自由化受阻且经济全球化逆转
自由贸易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全球所有主要经济体都是自由贸易的受益者。贸易保护主义的倒行逆施将使经济全球化发生逆转,使已经形成的金融体系、全球性分工体系、生产体系和销售体系链条断裂,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要蒙受其害,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将受到重创。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危机中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把整个世界拖向更为深重的经济危机,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并滋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恶果。
(四) 影响大国邦交及贸易保护国信誉
贸易保护主义引起的争端、产生的摩擦容易诱发政治危机。大国间的贸易之争一旦处置失当,对邦交正常化也会产生不良影响。仅就中美轮胎特保案而言,中方虽然保持了高度克制,但依然作出了回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09年9月毅然做出决定,对美国部分进口汽车产品和肉鸡产品启动反倾销和反补贴立案审查程序。在纽约会见奥巴马时告诫,美方对中国输美轮胎采取特保措施不符合两国利益,类似事情不应该再次发生。奥巴马竭力解释“美政府宣布向中国输美轮胎加征关税并非是向世界发出贸易保护主义信号,也并非意在挑衅中国”。在制度层面,美国式贸易保护的潜在危害则是多元的。首先,违背多边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将会给美国带来无穷无尽的诉讼(欧盟发出了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讼的警告,中国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已经胜诉)。其次,在世界经济复苏的紧要关头,美国的“顶风作案”是对其一贯标榜的贸易自由主义者形象的极大损害。
在隐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国际环境下,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实体和第二大出口国,面临的贸易摩擦明显增加。全球的反倾销案里,有一半是针对我国商品的,反倾销的种类从最初的初级商品延伸到汽车零配件、机械装备等中高端商品,我国已连续十几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在发展对外经济中,我国将面临一系列难题:市场准入门槛提高限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出口产品被迫增加成本,降低了竞争力;出口贸易量萎缩,造成巨额贸易损失、失业率上升;利用外资明显放缓,甚至出现外资出逃现象。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积极应对。
应对贸易“黑暗保护主义”的措施
(一)转变观念并在“危”中寻“机”
目前,我国学界乃至媒体舆论对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大多是进行谴责、批判并过早地判断它的发展趋势。对出口产品和出口企业在海外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怨天尤人,缺乏对其产生原因、机制的研究,尤其是对西方国家"不买中国货"所激起的民族情绪渲染过多。其实,国内对于日本产品的“民间壁垒”也由来已久。因此,应该辩证地对待正在兴起的隐性贸易保护主义,要勇于面对并采取理性的态度进行研究,变危机为发展机遇。比如,对于企业参加国际博览会展台被查抄一事,日本企业以往在美国也曾有类似遭遇,但日本企业通过政府支持、横向联合打破了海外障碍。所以,我国有关部门应当联合扶持我国企业,企业自身也要加强横向联合,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同时,企业还应学会自我保护:一方面,要加强企业自身建设,健全经营机制,规范管理、堵塞漏洞、查找隐患,避免可能出现的贸易争端;另一方面,要加强信息沟通,通过企业在国外的销售机构、相关组织等,及时了解产品进口国相关企业的信息和动态,及时采取对策,避免问题发生。
(二) 扩内需与稳外需并重并综合应对
经济危机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重大影响。据海关总署网站数据显示,2009年1月至8月,全国进出口同比下降22.4%,其中出口下降22.2%。在外需继续下滑的情况下,我国政府积极鼓励、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使我国经济在危机中率先复苏。然而,通过对1978-2006年出口数据回归分析,出口每增长1%,带动消费增长0.68%,国内资本形成增长0.74%,反之,出口每下降1%,将会使上述数据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即使出口对国内需求作用累计可能有2年左右的周期,但对内需的抵消作用仍不可小视。短期内,出口对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作用可能是不可替代的。尤其令人担忧的是,拉内需、促增长在中期内还面临着最终需求不足的严重约束,在出口下降和消费走低的双重作用下,经济复苏困难重重。因此,面对隐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内需代替外需的做法不可取,必须扩大出口,扩内需与稳外需并重,才能促进经济全面复苏。
(三)运用法律手段保护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许多我国企业海外的维权意识相当薄弱,一旦出现纠纷,由于不熟悉国外法律而不敢维权、惧怕维权,使本来就披着合法外衣的隐性贸易保护主义得寸进尺。2009年9月,河北兴茂轮胎有限公司诉美国商务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案,在美国胜诉。表明我国企业在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争取公平待遇问题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隐性贸易保护主义惯用世界贸易组织不禁用的手段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因此,必须深入研究、把控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游戏规则,开展对华商和海外侨胞在投资国和居住国的法律培训,用国外的法律和思维方式去解决在国外出现的问题,避免纠纷,减少矛盾,面对矛盾要敢于维权,做到据理力争。
(四)利用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并抑制保护主义
2009年11、12月,我国对东盟出口连续两个月环比大幅增长,环比增幅分别为15.6%和22.1%。在世界经济仍未走出衰退而我国出口环比出现增长的情况下,贸易摩擦将是一种常态,要以平常心面对。要主动参与国际多边协调机制和谈判,发出应有的声音和承担必要的责任。在国际场合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带头遵守世贸组织协定、协议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救市”方案和刺激措施应避免明显违反WTO规则,不授人以柄,招致报复。因此,必须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和程序的研究预判工作,成立监督他国履行WTO义务的专门信息情报机构,合理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对其他成员方对我国实行的各种不公平的或者歧视性待遇及时提起反诉讼,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同时,对他国的贸易保护要慎用报复手段。
(五)纠正贸易总体失衡并减少贸易摩擦
由于现行的WTO规则还存在广泛的灰色地带,并不能有效阻止各国采取或明或暗的贸易保护手段,因而防范更为隐蔽的贸易保护主义尤显必要。20世纪80年代,美国前总统里根就曾警告:贸易战只能关闭美国通往世界的大门,并摧毁数以百万计的工作机会,“美国应当永远铭记,贸易保护主义就是破坏主义”。与美国一样,当今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无一例外高唱“贸易自由”的赞歌,但由于各国都有自利的一面,总希望他国搞自由贸易,自己却搞贸易保护,看似荒谬,却是现实。因此,在要求其他国家不要搞贸易保护的同时,我国自身更要坚决抵制贸易保护的诱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促进企业产业结构转型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上来。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维护公平、有序和互惠的经济全球化,抑制不良的、失序的经济全球化。同时要打破行业垄断和地区保护,让国内资本和劳动力更充分地流动起来,真正把内需搞活,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的格局,扩大重要产品的进口来减少货物贸易顺差,纠正对外贸易的总体失衡,减少贸易摩擦。
同时,我国应充分发挥一个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让所有国家都明白:越是在危机中,越应当弘扬自由贸易,鼓励资本自由流动,因为这是让经济尽快走上正轨的唯一办法,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对于贸易争端,应尽可能地通过多边渠道予以解决,促使贸易摩擦非政治化,尽量避免贸易战。相信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世界各国不仅能战胜经济危机,也能遏制贸易保护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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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模式
西方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所包含的内容广泛。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的学术理论,把握经济发展规律,紧密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来选择经济发展模式。
1.西方经济学的概述
西方经济学指产生并流行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狭义指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式,广义包括政治经济学范式。西方经济学是运用西方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建立起来的经济学范式,属于片面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以一般均衡理论、配置经济学、价格经济学为基础理论、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出发点、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以价格机制为市场的核心机制、以竞争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博弈为经济主体的行为方式、以利润最大化为微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GDP经济规模最大化为宏观经济的最终目标、以线性非对称思维方式和还原论思维方法为方法论特征、擅长数量分析、在"实证化"的名义下把经济学的实证性与规范性对立起来,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模式、基本结构与基本功能。线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借鉴意义
2.1微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所包含的要素见图2-1。微观经济学研究了个体行为和各种市场特征。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时需要尊重个体行为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
2.2宏观经济学的借鉴意义
宏观经济学是使用国民收入、经济整体的投资和消费等总体性的统计概念来分析经济运行规律的一个经济学领域。通过宏观经济学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并应用与实践,具体见表2-1:
3.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选择路径
3.1充分转变政府职能
西方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转变观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企分开,政府充分转变职能,解决与企业、个人的冲突和矛盾。政府充分发挥创新引导政策、财税政策的作用,提升企业实际竞争力。加强政策宣传,促进市场自由竞争程度提升。
3.2改变过分依赖外需的局面
改变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的局面,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中国国内需求与外部需求协调增长机制,进一步加大力度开发国内市场,不断优化产品或服务的出口结构,提高产品或服务的科技含量,拒绝低价竞争。
3.3注重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
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发展,加快供给侧改革,鼓励企业创新,开发新产品和服务,不断提升工业企业科技创新实力,提高自主研发实力,加快产品和工艺创新,产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产品,进而增进经济发展之后劲,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中经济可持续发展。
结论
西方经济学理论博大精深,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很多的借鉴启示,中国需要运用西方经济学原理,有效地指导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中国有限资源实现高效配置,提升市场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创和谐、美好中国,共筑中国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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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系统复杂性金融风险
一、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的内涵与特征
脆性首先是一种像玻璃、砖等的材料性质,在打破了之前没有塑性变形的性质,在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的一种现象,是无形的、不易被察觉的。复杂系统的脆性遭受外部原因时,成为系统崩溃的根本原因,但同时也促进和形成了原系统演化的力量。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层次和复杂性的增加,规模越来越大,金融系统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一个个简单的子系统组成了金融系统。在所有子系统的运行继续履行自己的进化,与其他子系统或外部环境的物质,如能源、资金和信息不断交流。因此,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从系统运行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内部和外部的干扰,这种干扰有一些具有不确定性。此外,仍然有一些事情本身固有的缺陷不可避免。这一系列干扰因素都可能直接影响到任何子系统,引发连锁反应。在这一点上,对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也同时显示。因此,这个复杂的金融系统的脆弱性的定义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系统不可避免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干扰作用,导致复杂的金融系统中的一个系统(子系统)崩溃,然后引向整个复杂系统的传播,使得金融系统的功能或部分丧失,或整体崩溃,这个特点通常很难被检测到。
二、从美国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的脆性过程分析
(一)脆性联系的形成过程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促使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本位货币。单极世界货币体系,使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成为现实 ,为次贷危机的脆性源的产生提供了条件。美元是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和结算的主要货币形式。在与美国的交易中,世界上其他国家赚取到美元,为了扩大出口,避免国家的通货膨胀,汇率及其它因素获取优势,国家在买入美元的同时,在市场上投放大量的本国货币。世界经济本轮急速增长的趋势,促进了世界经济的资金高流动性过剩,并迅速向金融部门流通,美国的金融产品的大量被购买是这部分资金的主要去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美元的发展速度。在国际金融市场,美元成为世界上的“必备品”,成为全球金融资产配置的“必备品”,美元金融资产正在加速膨胀。这实际上是作为金融产品,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为美国消费者提供信贷支持。这一切都可以维持在信贷基础上,但这个基础有时也很脆弱,它是动态的。这使得美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发展比例严重失衡,也是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膨胀的诱因。美国庞大的经常帐户赤字,使美国金融系统的脆性的时间风险存在,并且逐渐积累增加。这需要通过资本项目顺差为美国减少风险,以保持国际收支的动态稳定性,降低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元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全球流动,在美国市场可以最大限度的收入资本化、证券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在利益驱动下,一些稳定低的金融资产一再被利用,因此金融资产脆性已被多次激发,并逐步作为风险被转移到国外链。为了分散风险,继续促进金融机构的经营多元化,市场全球化,因而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甚至两个经济实体之间的国家之间相互交织在一起,深化了全球化的联系。虽然这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个人和功能的风险,然而系统性风险却进一步增加积累,并促进各国之间的风险转移。因而,在全球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中,形成以美元流动为主导的运行系统。
(二)脆性的激发过程分析
生产的规模越来越取决于个人的资本统治的金额,取决于他的资本扩散价值生产过程和持续扩大的需要,很小程度取决于产品的直接需要,这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衍生产品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沟通的桥梁,独立于实体经济之外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可以通过杠杆效应获取大量的资本,只是付出非常低的资本充足率。世界上美元的流动性,都是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进行的。据此,美国持续庞大的经济赤字的脆弱性传递到每个子系统中,并渐渐地被激发。在发展之初,虽然遭遇到各种不同因素的干扰,但是每个子系统都有其自身的组织,并且强于脆性,因而仍然可以运行在非平衡态。这时这个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一直处于隐蔽状态,但金融风险已逐步积累。美国住房按揭贷款为6.5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所以在美国的金融系统中,如果一个微型元素突然打击到金融体系 ,借款人到期无法偿还贷款,将立即导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财政快速增长风险。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并与他们接触到的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中很强的吸收,以维持其稳定的负熵流的程度。负熵是吸收了大量抵押贷款投资公司也将链接到其他强元素的程度,金融机构和抵押贷款相关的投资银行、保险机构和其他渗透。金融产品和信贷紧缩的风险进一步蔓延,使这些金融机构的帮助,由次级抵押贷款银行和负熵与相关金融机构持有获得稳定的不足以维持自己,他们也将破产。2007年,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并裁减53.04%的员工,这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起点。随之而来的是美国一些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投资出现接踵而至的危机,甚至破产倒闭,如美国两大抵押贷款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纳入政府2008年照顾管理,美国抵押贷款投资公司2007年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证明次贷危机的房地产金融系统的脆性熵受到冲击的影响。
财务子系统之间的联系是非线性的特点,房地产金融公司、投资银行倒闭和保险机构吸收其他子系统脆性,如商业银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其他功能,使得各金融子系统脆性成为其他的变化的主要矛盾,金融风险开始从房地产市场逐渐蔓延到其他金融领域。由于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作用,最终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已经成为在运行状态的主要矛盾。已经有大量失败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的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资产价格巨大的跳水,导致了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金融市场像一个巨大的“金融黑洞”,在以美元为主体的运行机制下,不断吸取其他经济体的负熵,使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的脆性熵风险转嫁到其他国家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次贷危机成为由美国蔓延到其他国家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充分反映了复杂系统、操作性、滞后隐蔽性、金融脆弱性的过程,其中任何一方面发生问题,有可能由此酝酿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的。
三、基于金融复杂系统脆性理论的金融危机防范
虽然金融制度的演变日趋复杂,金融危机的机制也在发生变化,但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依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因此,次贷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新形式实体的具体表现,是商品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类型。因此,可以得出:危机是在商业批发和银行等金融领域中开始爆发的,不是直接在零售和消费相关的风险和业务中爆发的,经济危机最初的表现形式是金融危机。
第一,这场危机充分暴露了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体系中,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产通胀,消费模式和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类型,所生产的增长模式表示过剩全球经济失衡的脆性特征。这种脆性在于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制度和经济制度,存在系统风险和各种缺陷。而要降低这一脆性,最根本的是要创造和一个主权国家脱钩,保持货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长期稳定,从而避免主权货币作为储备信贷,促进货币走向国际储备货币稳定的货币风险,供应秩序,提高整体调节方向,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第二,要避免过度的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金融的脆性,使之经济繁荣过程中,投资方只看到了过度使用杠杆效应带来的利润的,忽视了吸引力将下降,资产价格的复杂性有一个巨大的潜在风险。从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可以在金融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脆性的激发强度和脆性熵风险的程度成正比。因此,衍生工具的杠杆作用,将大大增加了无序投资基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完善金融混乱复杂系统脆性,加快了复杂系统的金融崩溃。
第三,降低了金融体系的脆性联系,避免传染给其他市场的风险。现代金融业的风险更复杂的多样形式,日益密切的关联度,越来越大的金融体系。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共同作用产生了次贷危机。金融市场缺乏监管力度,导致次贷危机爆发前,金融产品能够大行其道。美联储杠杆率的金融市场操作,以及市场混乱监管不严是局势失控主要原因。因此,要地切断传播途径的脆性熵的风险,我们必须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整体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金融体系的自我组织。由于对经济和金融发展、经济转型水平的限制,一个新兴的经济体已具有高投入,高负债,高消费的“三高”特点。国家赤字的增加,外汇储备的减少。证券投资,以及购买美国的债券在发展中国家的海外资产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而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等之战很小的部分。在金融危机发生时,极易受到复杂系统的金融脆弱性的蔓延,缺乏自救能力。因此,所有国家,特别是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发展中国家,应增加黄金储备和其他资产,以增强国家在危机时期的应对能力。
第五,加强国际合作,抵御金融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发展,金融危机到来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金融系统的全球化特征,使得通过负熵输入外部金融环境,以减少金融风险,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内部产生的熵方法成为可能。因此,通过协调全球各国的行动,使银行及其他金融领域实现统一监管,以有效的遏制危机的蔓延,共同保持经济和金融稳定。如通过联合,以保证银行的再贷款,银行资本的重组等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资金,以提高市场信心,信贷资金将继续支持实体经济,从而促进资产价格的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建立的一专项资金,用于对东欧,亚洲和其他国家出现财政困难提供援助,协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打破篱笆的贸易学说,促进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从而提高国家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四、结论
本文基于对金融制度和金融风险复杂的系统的研究,以建立复杂系统的角度看金融脆弱性,并尝试从这个角度来研究,对复杂系统理论的金融脆弱性使用金融脆弱性理论分析美国“次贷危机”的脆性过程,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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