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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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明朝晚期的“异端”李贽和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的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学的关系，近几年岳麓版教科书对该部分知识的处理无论是课题的名称的变化“从‘明清之际的思想批判’到‘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潮’”，还是具体内容的表述都有较大的变化。可见，该部分知识学生确实存在不易理解之处，反思教学，本文试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三个层面为学生解疑释问。

第一，从政治主张层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体现了早期民主启蒙思想。黄宗羲痛斥君主专制“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引自《明夷待访录・原君》），从而使人民“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顾炎武非常赞赏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认为自己的观点“同于先生（黄宗羲）者十之六七”（引自《与黄太冲书》，见张穆《亭林年谱》）。在对君权的问题上，他提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引自《亭林文集》卷1）的命题，反对君权的专制。王夫之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反对秦始皇把天下看成一己之私产，称其为“孤秦”；针对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后不仅没有使宋朝强大反而在北方强敌面前“形势解散”的状况，称其为“陋宋”。

可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封建的政治制度，他们的政治主张仅仅是其在看到统治阶级的政治弊端、政治腐败后提出的支离破碎的不全面的方案，是在不动摇封建统治前提下进行的修补，而可见其仍然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利益，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系统、全面的改革社会的新方案。

第二，从经济主张层面，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针对封建统治者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潮流，提出了“农工商皆本”的思想。黄宗羲痛斥“世儒不察”“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以工商为末”的传统做法。他认为，古代圣王所说的“崇本抑末”之道只是针对一些不符合儒家人伦日用的消费方式及其经济行为；同时他提出“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出于途者，盖皆本也”（引自《明夷待访录》），可见，对于真正有利社会经济发展的工商业，古代圣王不仅不加以抑制，而且设法使他们到自己的国家来。王夫之通过对明末清初的社会经济事实的考察，也提出了“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掌握经济命脉）也”的主张，反对仅仅以农为本的思想，而是主张以农为本的亦工亦商，在满足人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基础上发展手工业与商业。顾炎武通过实地观察也认清了明代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大势。他认识到私欲的合理性，认为正是每一个人追求其合理的私人利益的欲望，才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在他笔下，中国东南沿海的商人也有着如西欧商人那种明知航海危险也要冒死以往的精神：“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鹜，往往至岛外区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异时海贩船十损二三，……盖海滨民射利如此。”（引自《天下郡国利病书》）他主张自由贸易，包括开放海禁，允许民间商人出海开展对外贸易活动，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他还极力主张币制的统一，反对地方保护主义的货币政策。他说：“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滑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顾炎武的这一论述，反映了打破地域壁垒、建立统一的全国贸易市场的时代要求。

可见，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并不否定以农为本的思想，而是主张在以农为本的同时，实现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并重，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三，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宋明理学进行了批判。当时公然以“异端”自居的李贽的反封建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儒家经典如“六经”、《论语》、《孟子》等抱着蔑视的态度，说其“大半非圣人之言，即便出自‘圣人之口’也不过是因病所发的药石，并非万世之至论”（引自《焚书》卷3），并提出了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原则，必须打倒盲从的教条，建立“今日之是非”（引自《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二是在人性问题上，主张“圣人”与“凡人”平等，没有贵贱高低之分，否定了儒家传统的等级人性论。三是其思想中“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并公开招收女弟子所体现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体现了其向世俗观念的挑战。而黄宗羲在论证“臣道”时也指出，人们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引自《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敢于以“为天下”去否定“为君”，以“为万民”去批判“为一姓”，表现和传统封建思想相对抗的倾向。

第2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一城市、市镇经济研究

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是本区域清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口、景德镇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视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镇、墟市以及对市镇体系的考察。近年来，还出现了对一个省乃至长江中游全区域市镇经济的综合研究。这种研究趋势的发展的特点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长江中游区域城镇体系的层级特点，即属于全国性或全区域性的中心城市规模大，数量也与本区域在全国的地位相匹配；初级市场——大量的介于县与村之间小市镇(集市)数最多、分布广；而处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间的中间层级的城镇数量少，起不到在前两级之间的承接作用。

汉口。关于长江中游地区城市和市镇经济的研究以汉口最多。吴量恺在研究清前期国内市场时已注意到汉口在全国商品转运、销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汉口为例说明城市经济和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③。其后，吴量恺又在对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汉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为全国性的转运中心、各地商货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动中心，其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互为条件的。转运贸易的兴盛促使湖北自然经济发生分解，刺激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也对全国经济局势产生影响④。

陶建平的研究认为，至迟到康熙年间，汉口已成为一个商业网络极为辽阔的大商镇，其形成原因可以从物资依托、地理优势、社会氛围和武汉原有的贸易基础方面考虑。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商人组织的涌现乃至当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汉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业的发展都起了影响和促进作用⑤。宋平安从市场、商业组织、贸易及其机制、交通诸方面对明清汉口商业经济体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作为转口贸易型城市，清代的汉口已处于其商业经济的“黄金时代”，汉口商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自然经济解体的速度，但解体是相对的，由于农业经济的制约，转运型贸易城市无法真正自立。汉口商品经济的繁盛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与命运⑥。石莹认为清代前期汉口镇兴起并发展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正是“两通”(交通、流通)发展的结果。并对清前期汉口商品市场的形成、规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汉口市场具有明显的消费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作为一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依靠转运贸易形成的商业繁荣，其商品流通的性质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封建经济的重要补充⑦。关文发从汉口商业发展的历史因素、背景条件和地理优势对汉口商业崛起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汉口之兴与汉阳奠定的基础有直接的关系，鹦鹉洲的湮没间接地促使汉口成为大市，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则是汉口兴盛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为汉口的地理优势转化为商业优势提供了前提，实现了汉口历史上的第一次起飞。关文发探讨了商业的主体结构以及商业行帮等问题，指出汉口主体行业的发展与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势有关，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汉口工业与商业发展不平衡。汉口商帮对于汉口市场环境的形成、对于汉口成为全国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张国雄通过对历史上武汉市场转移的考察，也认为由于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商业市场更明显地向汉口集中，使汉口后来居上，成为著名商业中心。汉口在短短几百年间的崛起，其原因在于两湖平原大开发带来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商品生产的发展，为城镇商业繁荣提供了物资依托，唐、宋商业的繁荣为明清商业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同时还在于汉口所处的地理交通优势适应了社会生产对商品市场的需求。清代的汉口已是全国性商品市场，其主要功能是中转贸易，也是各地商人广泛集中活动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汉口商业资本发展的状况与原因⑩。王永年对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和商业发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国学者罗威廉对汉口商业行会的研究作了介绍⑿。任放对汉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陈钧对汉口商业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对武汉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汉口经济研究更推向纵深。

景德镇和沙市。在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镇的兴起，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处要冲而繁荣，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城市，全凭瓷业的发展，是一座单一的手工业城市。但它又与明清时期江南的手工业城镇不同，就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而言，明清时的景德镇已基本上完成了这一历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镇的前面，成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将其景德镇研究总结为一部专著⒄。萧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镇作为工商业城市逐渐形成和发展，以及与农村分离的过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镇走向繁荣的阶段，这一时期瓷业发展的特点是以小型民营手工工场为主，出现了烧造联合的较大的手工工场。景德镇同农村分离的过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预示着有向近代城市转化的趋势⒅。曹国庆的研究指出，明清时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镇活动非常活跃，这与瓷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景德镇瓷器原材料对徽州祁门瓷石的依赖，以及徽商的经商才能等多种因素有关⒆。曹国庆与萧放还根据实地调查材料，结合有关文献讨论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商业贸易、行会、城市社会生活，以及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等问题⒇。此外，近年关于景德镇的综合研究，还有方李莉的《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21]。

在长江中游城市和市镇经济研究中，关于沙市的研究仅次于汉口和景德镇。徐希凯讨论了清末民初时棉花贸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与沙市城市经济之间的关系[22]。吴量恺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时同时指出，沙市与汉口一样具有转运贸易性质[23]。陈关龙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词等史料对明清时期沙市的商品市场进行了探讨，认为沙市经历了明清之际的萧条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丰同治时商品市场繁荣，并分析了其繁荣和贸易发达的原因、清末开埠后传统市场的被冲击，以及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张国雄的研究综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论点，在考察商品市场和商帮的基础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结构与汉口相似，带有明显的消费特征，贸易的功能主要是转口贸易，这与其地理位置有关，随着两湖平原开发的深入和汉口的兴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镇经济研究。关于宜昌，吴量恺的研究说明，它与汉口、沙市一样，属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转运贸易城市，但地位与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个阶段，认为宜昌是一个转口性极强的贸易城市，并进一步阐述了转口贸易城市的发展和国内经济状况、社会环境、运输状况及地理环境的关系[27]。

萧放讨论了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景德镇、河口镇、吴城镇、樟树镇)发展的共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工商业和贸易中的侧重[28]，并且就樟树镇药业的发展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29]。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对于初级市场形态以及偏远地区的市镇和墟镇的考察逐渐增多。徐晓望在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中讨论了江西农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场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墟镇的数量、规模、层次以及分布特点[31]。曾学优探讨了赣江中游的农村小市场、县级市场和地区市场，实际上也是关于市镇、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赣江中游地区市场分布的特点，指出清代赣中地区已初步形成农村市场网络[32]。谢庐明利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了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分析了当地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迟缓的深层次原因[33]。

李华在关于清代湖南商业的研究中对长沙、湘潭、衡阳、清泉县城、衡山县城等的商业发展形态进行了分析，填补了这些地区城市经济研究的空白[34]。王朝辉以永顺县王村镇清末至民国年间桐油贸易与港口勃兴为切人点，讨论了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35]。张家炎的研究认为，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动，有利于加速该地区农产品商品化的过程，同时也促进了该地区农村市镇的繁荣，然而其商业只限于初级农副产品输出和境内外物资简单转运贸易，市镇功能过于单一，不利于农村经济突破种植业为主的结构，使得江汉平原始终只以农业见长[36]。

此外，许檀关于明清农村集市的研究中对长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广、江西的农村集市与华北大体相同，是在明代中叶起步，清代中叶时形成一个涵盖广阔、运作自如的农村集市网[37]。

关于本区内较大范围市镇经济的整体性研究，较早的是刘石吉对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镇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来许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硕士、博士论文的研究，将长江中游区域市镇经济史研究基本覆盖。许檀对江西商业城镇的研究认为，由于赣江航道在江西商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独口通商，大庾岭商道在全国南北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岭商道沿线的七个商业城镇的兴盛及其与大庾岭商道的关系[39]。巫仁恕和傅乐园分别探讨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镇发展与变迁[40]。任放则考察了明清整个长江中游地区的市镇经济，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市镇网络、墟场和集期、专业市镇、市镇与仓储、市镇管理机制、市镇功能以及以汉口为代表的市镇经济的近代转型，内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开拓和深入为前人所未及[41]。方志远在其专著《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42]中对本地区城乡市场进行了层级划分(作者文中称为“有形市场”，实为学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镇)，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点、专业市场(市镇)以及决定其规模的诸因素。

二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国性清代经济史研究中，涉及到长江中游地区市场(广义的市场)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吴承明《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和《论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43]对清代长江中游地区在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粮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进行的总体性考察，其结论对随后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吴量恺对清代前期国内市场进行了考察[44]，认为清朝前期区域性市场已发展为全国性市场，商人远距离活动活跃，并指出了全国商品粮运销中湘鄂地区的作用。方行对市镇经济功能类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给”型市镇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场”功能性质的市镇，但论述的重点是江南地区“多功能全面发展”的市镇[45]。傅衣凌认为明清时代国内市场已经初步形成，较早地论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级市场，如洪江、刘家隔、樟树镇，专业市镇如汉口、江西景德镇和东乡县，以及江西铅山的商品市场、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画了明清长江中游在全国市场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陈学文的《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也部分涉及到长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随着清代经济史其它领域研究的展开，对长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宽深入。如徽州学研究中关于长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长江中游的地位显得重要起来。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是对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总结，其中“徽商在长江流域的经营活动”涉及到了长江中游和下游的商业流通情况；“徽商在茶、木、粮、典和棉布业中的经营活动”探讨了除盐业以外，徽商所从事的大宗商品的长途贩运贸易活动，包括徽商与茶叶贸易、徽商与木材贸易、徽商与粮食贸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与江南棉织业几个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别对徽商与吴楚贸易、木材贸易进行了专题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长江中下游长距离商品贸易外，对本地区商品流通的专门研究，目前仅限于粮食、食盐和棉花的流通。其中关于粮食流通，较早的是80年代初陈支平对清代江西粮食运销的研究。他详细考察了江西产生省内粮食运销的原因和特点、省外粮食运销的方向和路线，估算了外运粮食数量，并指出其对东南沿海和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其有限性。这一研究可称为研究区域粮食运销的优秀范例，亦为本研究领域长期无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粮食贸易研究围绕着“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展开。吴琦在对清代湖广漕运的研究中，论述了湖广漕运(主要是粮食)与商品流通的关系及其对城镇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本地区商业城市繁荣的推动作用[51]。钟永宁用计量方法讨论了18世纪湖南粮食输出的可行性问题[52]。张国雄对两湖粮食外运的研究认为，“湖广熟，天下足”这一经济现象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运粮食有漕粮、官府采买和民间商贩三种结构，其集中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以及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时期的余粮输出省中，两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这一观点在张国雄与梅莉合著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也有表述。张建民在其关于“湖广熟，天下足”的讨论中也考察了长江沿岸的米粮流通[54]。方志远的近著对以上观点作了总结研究。此外，张岩考察了汉口粮食的省外省内运销情况及其性质和影响[55]。最近，钟兴永在对湘米贸易的研究中，对清代湘米产量和输出渠道、省内湘米市场网络、湘米交易方式、贸易价格以及湘米贸易发展的原因等作了更为细致的考察，填补了该领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对长江中游粮食贸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远对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流通的研究非常详细，包括淮盐的行盐区与行盐额、政府对淮盐和私盐贩运的不同态度，以及淮盐在湘鄂地区行销的状况[57]。关于棉布流通情况，刘秀生论述了清中期湘鄂赣地区棉布生产的自给性，讨论了其区域内市场和外销市场圈，从而考察湘鄂赣市场圈在清代全国布匹市场格局形成中的决定性影响，以及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这一研究别开生面，很有价值，对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无论就其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而言，均可称为这一研究领域的上乘之作[58]。对于其他经济作物作为商品的流通，目前虽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但一些学者的研究已对本区域的蓝靛、甘蔗、苎麻和茶叶的流通有所涉及[59]。

关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镇经济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时常交织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对徽商的研究和曹国庆对景德镇徽州瓷商的研究。张海鹏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长江中游的活动、经营行业、经营方式、商业资本流向情况。李华对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专门的研究。他认为清代湖北农村由于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农产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来，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势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频繁还促进了大小市场和专业市场的形成，但占绝对多数的仍是小市场，进而指出湖北农村经济在全国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乡则活跃着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几个外省商帮，为其他省份所少见，这一现象意味着湖南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经济增长水平的高度发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仅次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动的各商帮中，本地商人似乎最为强大，他们不仅在本省经商，且在邻省城乡活动，湖南商人在当时全国众多商帮中处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远近著对湘鄂赣地区的商人亦作了总结性研究，内容涉及商人的社会构成与资金来源、经营行业与方式、经营观念与利润投向以及商人组织与市场管理。

三农村经济的研究

关于农村经济的研究，80年代较少，90年代学者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开始加强。这方面的专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61]，他在书中关于城乡商品经济、江西工商人口流动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陈学文、郑昌淦以及刘秀生等学者在全国性商品经济研究中对长江中游经济均有涉及[62]，可视为清代本地区在全国经济地位的一种反映。对于本地区的研究专著有吴量恺的《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63]，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关于农村经济的论文，也大量集中于粮食研究。谭天星就两湖粮食产量、粮食商品化、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两湖农业经济发表了多篇论文[65]，是较早关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一。江汉平原农业研究方面，张家炎的贡献尤多，除前文介绍的关于农业开发对当地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影响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汉平原地区的水稻生产、作物结构特征以及该地区农业发展的地区特征、湖北杂粮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汉平原粮棉兼重、各种类型均有发展的特点。他并撰文比较两湖平原和长江三角洲农业的发展，围绕“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谚语的转化，讨论了两地农业重点的次第转变、劳动力转移的不同途径及其对当地农业经济转变的正负作用、城镇工商业对农业的不同反馈作用，已从描述、分析的研究积累上升到理论总结的高度[66]。张国雄是又一位对“湖广熟，天下足”有专门探讨的学者，在前引张氏与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时他还专门发表了讨论该谚语的经济地理特征和产生条件的论文[67]。龚胜生除了前文介绍的对两湖农业地理的研究外，还专门考察了清代两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对两湖米价的考察中指出，清代两湖米价经历了一个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趋势过程，这个趋势过程与其耕地负荷量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实质上反映了人地关系的演变，清代两湖米价的长期上涨还对其民生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龚胜生对本地区耕地结构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在对明清载籍耕地类型进行的探讨中，龚氏阐述了该地区耕地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条件的制约是该地耕地梯度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响该地区明清商品大米输出诸因素中的主导因素[68]。此外，李华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产[69]，梅莉探讨了湖北的农业区域特征[70]。

关于本区域经济作物的研究，龚胜生考察了两湖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和棉花的集中产区[71]。梅莉对湖北茶叶的集中产区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叶发展的两个阶段，分析了各阶段的发展情形和原因[72]。李华对湖北、湖南经济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经济作物种植与商人活动、商品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73]。关于江西经济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树基的研究较早地涉及到赣南和赣北经济作物的种植。[74]其后于少海在对赣南商品经济的考察中再次讨论了赣南的经济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还考察了江西抚州府地区经济作物的种植。[76]昌庆钟、李卫东等则对清代江西省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讨[77]。至此，对于湘鄂赣三省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基本覆盖。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该书内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专题均有总结性研究外，于湘鄂赣经济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谓用力匪浅，在茶叶、棉花的研究之外，又开辟了对苎麻、蓝靛、烟草以及其他作物种植与加工的研究。

90年代还出现一些对于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如方行、李华对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对江西抚州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研究[79]，徐晓望对江西农村商品经济总体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对江西浮梁县农村商品的考察最为细致，他认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商品经济繁荣，浮梁农村则自然经济稳定，一个地区之内，先进的手工业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长期并存，很不相称，城市虽能带动农村输出大量农村商品，却不能引发农村经济性质的变化[81]。

四 手工业和矿业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华对湖南采矿业的考察[82]和梅莉对湖北纺织业的研究[83]。江西手工业的研究则主要集中于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此处不再赘述。

本区域手工业和矿业整体性的研究以方志远的《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中相关专题的考察最为全面，其内容包括制瓷业、造纸业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加工业(棉布加工业等)。文中比较了主要手工业与经济作物加工业的异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简单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学含量，但基本上属于手工生产，其动力均为原始动力。差异性则表现在生产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会效应等方面。该书还考察了本地区的矿冶业及其生产方式。

五 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研究

清代也是长江中游部分地区的经济大开发时期，这方面的研究较早的有80年代曹树基对流民与江西山区开发的考察[84]，但这时的研究只注重开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还未对其引发的环境问题进行考察。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展开，经济开发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其生态效应的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张建民较早地在这方面作了探讨，认为清代湘鄂西部山区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开潮，而落后的开发手段和水利条件，加上在不宜粮的山区进行以糊口为目的的开发，造成单一的生产、超薄型平面垦殖、以消耗甚至破坏自然资源为实现经济增长手段的经济特征。这种开发虽实现了量的增长，但最终造成森林等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与此相关的多种经营的枯竭以及在当时即已出现的水土流失现象或倾向。另外他还就江汉平原、洞庭湖区垸田与水灾进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该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85]。

此后，宋平安对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分析[86]。龚胜生探讨了清代两湖人口压力下的环境恶化问题，认为两湖在乾隆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会安定、人口增长，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压力的缓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扩散——土地开垦来实现，从而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对此清人虽已有认识，但囿于时代的局限和现实的困难，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张国雄对两湖农业的研究也注意到经济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88]，在《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中又分析了两湖平原水旱灾害的变化及其与垸田经济的关系，以此考察大开发过程中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相互影响，从而使两湖经济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关于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来关于本地区市镇和商品经济综合研究的出现，说明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朝着赶超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的方向迈进。但与同期江南经济研究、珠江三角洲经济研究相比，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仍然处在弱势。无论是经济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还是理论高度的总结，无论是数量或是质量，无论是方法论还是研究思想，本区域的研究都有待学者继续探索。

综上所述，清代长江中游经济史的研究还存在着以下不足，笔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领域研究不平衡。对城市和市镇的研究比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总结性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镇，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镇的研究，对于广大的中小城镇，虽有涉及，但从整体来看，还远远不够。对商品流通和农村商品经济的研究在整个区域经济研究中的比例适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关注到粮食、棉花、茶叶几个大类，最多的还是集中于对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对于各类商品的生产圈、辐射圈、流通路线及其在清代的变化之类的研究基本还是空白。另外，对于手工业、矿业的研究还很薄弱。

二是同类研究中的重复内容很多。不知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还是学术信息不畅，笔者在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的过程中，往往发现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结论。因此，本领域的研究也亟待学者加强学术交流，拓宽视野，共同推进。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陈旧。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确有一大批论文堪称优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创新不足，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升华。

今后的研究，窃以为可以从以上薄弱环节出发，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碍，使本领域的研究达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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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关于清代湖广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经论坛》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吴量恺：《清朝前期国内市场的发展》，《科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2期。

③ 吴量恺：《明清时期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商业贸易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2期。

④[23][26] 吴量恺：《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转运贸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时期汉口城市经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同上。

⑦ 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2期。

⑧ 关文发：《试论清代前期汉口商业的发展》，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张国雄：《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汉口镇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论晚清汉口城市的发展和演变》，《江汉论坛》1988年4期；《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商业的演变》，收入章开沅、朱英主编《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纪汉口商业行会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红：《传统市镇近代化刍论——以汉口镇为个案的研究》，《人文论丛》2000年号。

⒁ 陈钧、任放：《世纪末的兴衰——张之洞与晚清湖北经济》，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陈钧：《武汉近代商业文化的结构分析》，载《近代武汉城市文化散论》，香港天马图书有限责任公司，1994年。

⒂ 杨蒲林、皮明庥：《武汉城市发展轨迹》，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吴勇：《汉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总督·一座城市·一场革命——张之洞与武汉》，武汉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时期景德镇城市经济的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镇城市经济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萧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镇的形成和发展概述》，《江西社会科学》1987年3期。

⒆ 曹国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徽州瓷商》，《江淮论坛》1987年2期。

⒇ 曹国庆、萧放：《景德镇考察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飘逝的古镇——瓷都旧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凯：《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贸易与城市经济》，《江汉论坛》1988年4期。

[24] 陈关龙：《明清时期沙市商品市场探索》，《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7] 段超：《试论清代宜昌城市的发展》，《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28] 萧放：《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镇发展的特点》，同上。

[29] 萧放：《明清时代樟树药业发展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晓望：《清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时期一个典型农业地区的墟镇——江西抚州府墟镇试探》，《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2期。

[32] 曾学优：《清代赣江中游地区农村市场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谢庐明：《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辉：《试论近代湘西市镇化的发展》，《吉首大学学报》1996年2期。

[36] 张家炎：《明清江汉平原的农业开发对商人活动和市镇发展的影响》，《中国农史》1995年4期。

[37] 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西墟市与市镇的发展》，《第二次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台北中研院经济所，1989年；或见《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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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任放：《明清长江中游市镇经济研究》，武汉大学2001年博士论文。

[42]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农村市场的发展》，《历史研究》1987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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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王廷元：《略论徽州商人与吴楚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与明清时期的木材贸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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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吴琦：《清代湖广漕运与商品流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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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张国雄：《明清时期两湖外运粮食之过程、结构、地位考察》，《中国农史》1993年3期。

[54] 张建民：《“湖广熟，天下足”述论》，《中国农史》1987年4期。

[55] 张岩：《清代汉口的粮食贸易》，《江汉论坛》1993年4期。

[56] 钟兴永：《清代湘米贸易论略》，《中国农史》2001年1期。

[57] 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食盐的输入与运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4期；或见《明清湘鄂赣地区的人口流动与城乡商品经济》。

[58] 刘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赣棉布产销与全国棉布市场格局》，载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6期；陶德臣：《晋商与西北茶叶贸易》，《安徽史学》1997年3期。

[60]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经商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陈学文：《中国封建晚期的商品经济》；郑昌淦：《明清农村商品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刘秀生：《清代商品经济与商业资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3年。

[63] 吴量恺：《清代湖北农业经济研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

[64] 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65] 谭天星：《清前期两湖地区粮食产量问题探讨》，《中国农史》1987年3期；《简论清前期两湖地区的粮食商品化》，《中国农史》1988年4期；《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初探》，《农史研究》第9辑；《清前期两湖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原因及其影响》，《中国农史》1990年1期。

[66] 张家炎：《清代江汉平原水稻生产评析》，《中国农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汉平原作物结构研究》，《古今农业》1991年3期；《明清江汉平原农业经济发展的地区特征》，《中国农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杂粮作物》，《古今农业》1996年1期；《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中国农史》1996年3期。

[67] 张国雄：《“湖广熟，天下足”的经济地理特征》，《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湖广熟，天下足”的内外条件分析》，《中国农史》1994年3期。

[68]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的玉米和甘薯》，《中国农史》1993年3期；《从米价长期变化看清代两湖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际湘鄂赣地区的耕地结构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国农史》1994年2期。

[69] 李华：《清代湖南农村的稻谷生产及其商品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农业区域特征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4期。

[71] 龚胜生：《清代两湖地区茶叶的种植与分布》，《古今农业》1993年3期；《清晚期两湖纤维作物的种植与发展》，《古今农业》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叶及其生产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2期。

[73] 李华：《清代湖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跃》；又《清代湖南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3期。

[7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5年4期；《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试论明清赣南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国：《明清两代江西抚州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水平》。

[77] 昌庆钟：《清代江西经济作物发展的原因》，《南昌大学学报》1993年3期。李卫东：《清代江西经济作物的发展及其局限》，《中国农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农经济》，《中国史研究》51991年2期。李华：《清代湖南城乡商业的发达及其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时期浮梁的农村商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时期浮梁的田亩数和亩产量》，《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1期。

[82] 李华：《清代湖南的采矿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纺织业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2期。

[84] 曹树基：《明清时期的流民和赣北山区的开发》，《中国农史》1986年2期。

[85] 张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区的经济开发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汉一洞庭湖区堤垸农田的发展及其综合考察》，《中国农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汉平原水灾害与经济开发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2期。

第3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案头题材的发展衍化自从一开始便依附于人物画,其后随着人物画和花鸟画的不断发展和变化,催生了案头题材的衍化,案头题材的衍化也反应了人物画和花鸟画的变化。

一、表现内容上的继承与发展

自明清起,案头题材就开始大量出现在花鸟画中;无论是人物画还是花鸟画,此时表现的案头内容较之前有了巨大的发展。

在明清至民国时期的人物画中案头内容一如既往的大量出现,它不仅丰富了人物画的表现力,也让我们一窥绘画变化发展背后的社会和历史变更。在明清时期的绘画中,按照案头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类:(1)以蔬果题材为主,比如刚刚从集市买来的河鲜、水果,田地里刚刚采来的时令蔬菜,这些表现市民日常饮食和不同地域风貌的食材成为画家们乐于表现的题材。(2)以盆景为主,比如人物画中为了营造空间的室内盆景、花鸟画则以各种花卉盆景为主题。(3)表现民众的实用生活器物,比如茶壶、烛台、油灯等。表现贵族和士大夫宴饮内容的场景在明代的雅集图中还时有出现,但自明末后几乎就消失了。代之于表现市民阶层的各种实用的生活器物。这些题材在齐白石、吴昌硕的画中都有出现。

比较唐宋元人物画中的案头内容,20世纪海上画派绘画中案头内容显然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主要与其画家的身份不同有关,表现唐宋元案头内容的画家大都是宫廷画工,他们为皇家服务,表现皇家及贵族上层阶级的生活和趣味,因而,选择的案头内容均与贵族上层阶级有关。而明清之后,随着市民文化的发展,画家的社会地位远不能与宫廷画家相比,他们更多地生活于民间,故表现内容也多与市民生活状态有关。其背后的社会原因是清末随着清政府统治的没落,中国传统花鸟画急于摆脱传统文人画萧逸疏远的意境,而迎接新兴城市的审美意趣,时代呼唤绘画出现新局面,海派的出现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表现出了强烈的时代特性。同时作为经济发达的现代城市结构的改变,画家成为一种谋生职业,按劳取酬,为海派画家的艺术创作提供的物质保障,也同时由于西方物质文明及艺术主张、新兴城市市民审美时尚的影响,海派花鸟画呈现了清新妍丽、雅俗共赏的新风貌。

二、画面地位

此时案头内容在画面中的分量和地位越来越重了,从赵之谦、吴昌硕等画家的作品中就可以看见。绘画题材丰富了,在画面中的地位改变了,我们可以看到案头内容不同于唐宋时期在画面中的次要地位,此时已经成为一部分画家绘画作品中的主体了。

除了极少一部分用来表现文人雅集题材的作品中案头内容还是继承之前的作用外,我们会欣喜地发现一部分人物画对营造画面空间和气氛特别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人物画不断发展的结果,也和西洋画的传入中国有关。在这些人物画中我们可以明显看见案头题材开始被越来越多的重视,画家们也越来越自觉的认识到画面的空间、画面中人物的气氛、画面本身的丰富,越来越多的需要案头题材的作用。

花鸟画特别是写意花鸟画在明清两朝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徐渭、陈淳、、赵之谦等等一大批影响力很大的画家。案头内容在花鸟画中的大量出现主要在清代中叶至民国时期。花鸟画的长足发展也使以表现案头内容的花鸟画占据一定地位。此时花鸟画中的案头内容和人物画中的案头内容有着极大的变化,人物画中的案头内容无论如何也不过是人物画中的第二主体,而此时花鸟画中的案头内容, 已俨然成为了第一主体。

由此可见,明清到民国时期海派绘画案头题材相较于五代宋元时期有了极大的变化。无论在表现的技法上,还是在画面主次关系上都和唐宋元有着巨大的不同,表现内容也更加丰富,表现技法上的不断创新、画面中地位的不断攀升。

三、表现手法

海派花鸟画中的案头题材在表现技法上比之前要丰富许多,无论从它隶属的题材还是它所具体运用的技法我们都可以明显的看到。在题材上,中国画技法的丰富让题材的范围不断的扩大,题材范围的扩大让更多的案头题材进入画面有了可能。在具体技法上,案头题材在工笔、没骨、写意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在写意花鸟上的成就最大。这主要是受新兴城市市民阶层审美要求,绘画题材更接近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传达祈祥祝福寓意;构图上,将诗、书、画、印融入绘画,布局更加简化、险峻,突显现代构图意识。代表人物赵之谦、蒲华、任伯年、吴昌硕。

四、艺术价值

20世纪绘画格局的变化与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壮大息息相关。商业的繁荣,商人和市民阶层经济实力的提高使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绘画的商业色彩因此更加浓烈,表面上看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物件进入画面,实际上在这表象的背后是市民阶层的兴起,商业的繁荣,消费的扩大而导致的艺术欣赏主体的改变和艺术审美的丰富,也表现了此时期百姓世俗生活的活泼。因而,此时的画更具世俗化倾向。

最能表现这个时期案头内容的特点,是案头内容越来越多地在花鸟画中以主体物的身份出现,这个时期是案头内容的表现不断向前发展的关键阶段。此时表现的案头内容几乎可以独立成科,成为“案头画”了。但是这种越来越多的“案头画”并非是被画家自觉的创作出来的,仅仅是作为花鸟画的一个表现内容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表现,而这种表现的背后是人们的生活和思想,以及欣赏绘画主体变化所导致的。也就是说案头内容在很多的花鸟画中被抽离出来作为画面的主题来表达,但这种抽离并不是画家自觉的、刻意的。它只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阶段,本身需要开拓题材和形式的需要,故此时的案头内容依然依附于花鸟画和人物画中。

第4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粮食作物一直以来是农业经济中最基本的农作物，粮食生产自古以来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据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第五册记载，珠江三角洲粮食作物主要有水稻和旱粮两类，其中旱作粮又包括麦类、薯类、豆类和粟类四大类作物。[1]珠江三角洲的稻谷栽培有着久远的历史，也是我国稻作起源地之一。栽培作物的起源，是由野生稻的逐渐驯化而来。著名的水稻专家丁颖于1926年在广州市东郊犀牛尾发现野生稻，以后陆续在珠江三角洲的番禺、增产、从化、三水、清远及开平等县都有发现。[2]野生稻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栽培稻作起源地之一。周晴对明清以来珠江三角洲北部的的低塱区的深水稻和水生植物进行讨论，指出16－20世纪中期珠江三角洲北部的低塱区分布着面积广阔的湖沼湿地资源，这里的作物栽培及水生植物群落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3]珠江三角洲历来都是以稻谷为主要的粮食作物，直到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逐步有所发展，稻谷生产的发展，逐渐为其他作物代替，稻谷开始出现紧张以至供不应求的状态。除水稻外，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开始普遍种植番薯、玉米和木薯等旱粮作物。实际上，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引进改变了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王双怀认为，明代中后期，华南地区与海外诸国的联系密切，从海外引进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玉米、番薯和花生。[4]吴建新等讨论了明清时期番薯、玉米、花生、烟草在广东的引进和传播情况，认为明清时期，中国传统作物结构及种植制度，由于外来作物的引进及其广泛的传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5]对于粮食作物的研究，学者们大多从粮食生产与贸易的角度进行讨论。谢天祯、潘燕萍对宋元明时期广东的粮食生产与贸易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宋、元、明三代，广东曾是我国一大粮食产区，每年均有大批商品粮运往外地，接济闽、浙及东南亚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不仅是广东的主产区，也是广东米粮贸易活跃的区域之一。[6]吴建新认为，明代中叶以后广东农业商品化过程中，粮食生产并没有像经济作物一样快速增长，相反由于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大量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相对减少，以至于出现了明中叶以后广东的长期缺粮问题。[7]乃至到民国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依然严重。曾伟对民国广东的粮食状况进行了论述，认为民国时期广东出于缺粮状态，尤其是抗战时期广东的缺粮问题更为严重，各地出现严重的粮荒，酿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8]对于清代广东的缺粮问题，陈春声认为，在人口增长所带来的粮食短缺的压力下，广东人选择了种植更多的高价值的非粮食作物，使单位面积耕地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使其收益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所需粮食则从市场上获得的方式来解决。

二、关于经济作物的研究

经济作物是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种植的重要农作物之一。经济作物的种类包括甘蔗、蒲葵、茶叶、花木、蔬菜和水果等。20世纪70年代编写的《珠江三角洲农业志》，其中第四本关于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发展史，第五本关于珠江三角洲主要作物和畜牧、林木历史，第六本关于珠江三角洲果木业发展概况和荔枝龙眼、柑桔、香大蕉、菠萝四大（笔者认为是“五大”）水果生产发展史，这些都涉及到了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种植的历史。[10]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珠江三角洲的经济作物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主要经济作物专业区。据叶显恩等人的研究，明清时期在珠江三角洲开始逐渐形成甘蔗、茶叶、蒲葵、蔬菜、花木和水果等专业种植区。例如甘蔗的种植，至明末已经形成以番禺、东莞和增城为中心的甘蔗产区。[11]刘正刚等对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的果树栽培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人们对果树的认知、分类更为细化，通过接枝、驳枝等技术培育果树的新品种，在实践中注重气候、土壤、防护等对果树栽培的影响，对果品贮藏也进行了新的尝试，进一步推动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农业商业化发展。[12]陈伟民对宋代岭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生产经验进行了讨论，经济作物论述主要分副食作物、纤维作物、辛香作物、果树作物、糖料作物、花卉作物和林木作物七大类分述。[13]王双怀讨论了明代华南的棉花、蚕桑、诸麻、甘蔗、茶叶、芝麻、油菜、油桐、乌桕、荔枝、龙眼、槟榔、杉树、诸竹、诸菜、香料、染料和药材等经济作物的分布及其地域特征，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经济作物的生产具有较大刺激作用,而经济作物的增长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14]司徒尚纪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和手工业分布的特点，认为明代广东农业中，经济作物种植业是最发达的商业性农业，其中蚕桑、甘蔗、水果、鱼苗、蒲葵、种香、花卉、蔬菜等，已形成商品性集中产区，成为商品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地理特征。[15]唐森、李龙潜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认为由于粮食作物品类的单调，水稻所产又不足供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在明以前肯定受到极大的限制。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的种植情况出现了新的趋向，诸如明清广东经济作物品类繁多，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推广，专业化的农作物区的出现；明清时期广东经济作物种植的目的，已不单纯地为了满足生产者本身的需求，而是作为商品生产投入流通领域去获取交换价值。[16]李华分析了明清时期广东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认为广东农村种植经济作物有悠久的历史，但经济作物大面积生产，农产品的商品化，则是从明朝嘉靖、万历年间开始的，到了清中叶，广东有些府州县农村经济作物的发展，农产品商品化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江南五府而跃居第一位。

三、关于农业商业化的研究

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经济作物的大量种植和农业的商业化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经济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可以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外一方面，农业的商业化也带来了经济作物更大范围的种植。叶显恩对珠江三角洲的农业商业化发表了系列论文，讨论了农业商业化的兴起、增进,及其发展水平、性质，认为明代晚期，珠江三角洲的各种经济作物陆续形成各自的中心产地，商品性农业专业区域逐渐出现和扩大。[18]在农业商业化发展的基础之上，明中叶以降,珠江三角洲的农村墟市所呈现的繁荣景象。[19]蒋祖缘讨论了明代广东农业商品性生产发展的原因、状况及其影响，认为自明代嘉靖以后，白银流通更为广泛，珠江三角洲以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势头越来越大，专业区域开始形成。[20]姜守鹏讨论了清代前期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认为广东商业性农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和园艺作物及其加工业的商品化和迅速发展。[21]平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指出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与长江三角洲在农业生产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单一的自给性粮食生产，形成了以经济作物为主要内容的商品化种植业生产，农业的商品化程度迅速提高。[22]程明讨论了清代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环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经济在明末清初曾遭受重大破坏，自康熙朝起，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品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表现为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商品性园艺作物的大量栽培、手工业生产部门的专业化趋势和墟市的普遍繁荣。[23]刘志伟指出，清代广东的粮食贸易，主要是由于珠江三角洲等地农村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大量发展经济作物，从事日益专业户的商品生产，形成了广阔的粮食需求市场。以国内外贸易为基本内容的商品流通形成的市场刺激，是清代广东商品生产发展的直接动因。[24]

第5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概述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特点。

【三维目标】

一知识与目标

掌握中国商业发展的基本线索和历代商业的基本特点

了解城市发展的历史和不同类型城市的产生

掌握中国传统重农抑商思想的产生、历代重农抑商政策对商业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二过程与方法

结合历史资料探究古代商业发展的基本历程

观察比较唐、宋京城的布局，探究古代商业活动区域的变化

探究重农抑商政策的社会根源和发展过程，分析明清重农抑商的危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认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认识社会环境与城市功能的关系以及商业繁荣与城市的联系

认识重农抑商政策，不仅抑制商业发展，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不利的

【重点难点】

重点：中国古代商业产生发展繁荣的表现，重农抑商政策

难点：对“工商食官”制度，重农抑商政策的评价。

【教学方法】

谈话法教学，问题式教学，设置历史情景教学。

【学习方法】

自主学习，阅读教材，归纳特点，发现问题，探究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新课导入（5分钟）

点击（幻灯片1）通过图片感受当今社会商业、城市的兴盛繁华，过渡到课文引言所设的关于中国古代商业、市镇的发展历程和商业发展的特点的问题，明确该课的学习目标。

师商业是是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同时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的发展。当今的社会商品基本上是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商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构成社会经济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商业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与商业活动密切联系的城市发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统治阶级对商业活动的态度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本课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

二讲授新课

【知识梳理】

一、商业的发展

(一) 产生原因:原始社会末期，剩余产品的出现和社会分工的发展

（二）发展概况

1．商代：产生了专门的职业商人和最早的纸币

2．西周：实行“工商食官”政策

3．春秋战国：私商逐渐取代官商成为商人的主体

4. 隋唐：出现长安、洛阳等打都市。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5.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集镇、夜市兴盛

6．元代：纸币广泛流通，古代商业步入一个新的高峰期

7． 明代：出现许多新的特点

①商业市镇兴起

②货币经济占据主要地位

③农产品大量进入市场

④经济作物普遍种植成为商品化的组成部分

⑤广泛使用贵金属货币白银

⑥区域性的商人群体实力雄厚

⑦资本主义萌芽产生

问题探究一：原始社会末期商业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第6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一、归纳概括，寻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

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概括，就是通过对此阶段相关内容的重新整合和抽象，以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强的知识系统，以培养学生的历史整体思维和宏观把握能力。归纳概括的步骤是先列出此阶段的重大事件，然后对此阶段的重大事件进行分类整合，抽象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领域特征与总体特征。

1.明清时期中国：从总体上看，明清时期处于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夜，统一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1）政治上：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并发展到顶峰；市民工商业者力量日益壮大，但未形成新的阶级力量。（2）经济上：农耕经济高度繁荣，统治者重农抑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并缓慢发展，带有向工业文明转型的趋势。（3）思想文化上：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理学走向极端，束缚人们思想发展；带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产生；小说成为文学主流，京剧产生发展，文人画成为绘画主流。（4）对外关系上：由开放逐渐走向闭关自守，逐渐脱离世界；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中国人民开始反侵略斗争。（5）民族关系：坚决同分裂势力斗争和反对外来侵略，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发展。

2.明清时期西方：从总体上看西方主要国家由农耕文明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具体来说：（1）政治上：西方主要国家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资产阶级统治与代议制逐渐确立。（2）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迅速发展并进行工业革命，工厂逐渐取代手工工场。（3）思想文化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动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天主教神学思想的统治地位日益削弱；近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4）对外关系上：进行新航路开辟和早期殖民扩张，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拓展国际市场。

总之，通过对明清时期中西方基本史实的归纳概括，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清晰可见，初步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知识系统化、网络化。

二、入乎其内探究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之内在联系及中西方之异同

归纳概括，形成的历史阶段特征，学生获得的历史知识只能是肤浅的、机械的，并不能灵活应用，内化成自己的答题能力。因此，必须加大思维力度，入乎其内，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历史阶段特征进行动态的分析，找出其中的因果联系，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以下举例说明：

1.历史阶段特征之内

首先以明清中国为例，一定社会的思想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明清时期反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产生，实质上是政治上封建专制统治日益腐朽，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在思想领域的反映。再以明清时期西方为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实质上是政治上资产阶级统治确立、经济上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思想上启蒙思想广泛传播的必然结果。当然，像这样的内在联系举不胜举，只要我们能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举一反三，必将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在联系的把握，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

2.历史阶段特征之间

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及具体表现的异同

通过上述表格，我们可以清晰看出明清时期中西方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外交方面的异同，也轻易的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超越国界，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同时也使明清时期中国与西方不同发展态势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现象的内在原因不言自明，使学生的知识体系更加系统完善，知识应用能力与思维能力进一步增强。

三、学以致用，强学生运用明清时期中西方历史阶段特征解题之力

研读教材，掌握基础知识，是为了解答具体的历史试题。近几年高考新材料、新角度的试题不断出现，但不管材料、角度如何新颖，许多试题在教材中都能直接找到原型，切记“背景或者题干在书外，答案或者答案的原理在书内”，平时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典型例题，多角度进行训练，以达到学以致用，提高学生运用历史阶段特征解题的能力。

第7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西湖竹枝词；杭城文化；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016-01

“竹枝”原是古代流传于巴渝地区的一种与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民歌。兴起于盛唐开元以前，元代突破了以三峡为主的传播地域限制，南下到江浙地区。元末杨维桢首创西湖竹枝词，以西湖作为歌咏的对象。明、清两代，随余杭地区的逐渐城市化，文人对竹枝词的创作热情被激发，以西湖为主题的作品数量可观，从而奠定它在西湖文学中的重要地位。

一、平民画图：民歌形式下的世俗百态

（一）休闲文化

西湖自古就是杭州人休闲娱乐的绝佳之地。元代杨维桢首创的西湖竹枝词大多是以西湖及周边景色为背景写作的。发展到明清时期的西湖竹枝词已从对山水名胜的即兴歌咏发展成了对游览者与景色的同步展现，且将重点放在了游者行为和心理的突显上。

明清时期游湖之风盛行，并且是杭人特有的风俗习惯和休闲方式。记录晚清杭州城民俗生活的《杭俗遗风》中有云：“春正二月，梅花大放，城中士女，坐船游赏。”张其昀《西湖风景史》中亦有言：“苏白二堤，夹道种植桃柳，二三月间，柳叶桃花，游人阗塞。”可见春日游湖之盛。

（二）农商文化

杭城自古是鱼米之乡，农业文明起源早且发展稳定。而重农的同时亦有“越之俗好贾”的说法。周密《武林旧事》载：其时杭州商业约有400余行，城内店铺林立，各类叫卖声不绝于耳，酒肆茶楼、教坊艺场、驿站旅舍，举目皆是。可见宋末元初时杭城的商业已经十分发达。竹枝词中较为集中的展现了杭城桑蚕、采莲等江南特有的生产民俗。

可见，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稳定的城市化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杭城充满活力的重要因素，竹枝词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三）宗教文化

江浙自古便是笃信鬼神之地，的情况本就极为普遍。而城市化的发展使民众的现世烦恼越来越多，宗教因此成为了各阶层的精神寄托和解脱之道。杭城中不仅出现了很多宗教场所，杭城百姓的日常习俗亦受到了宗教的渗透和影响。

从竹枝词中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杭城佛事最为盛行，香客众多，有“今年喜煞三天竺，个个僧房酿酒增”、“梵宇庄严占翠微，千家粒食养缁衣”的现象。而频频出现的天竺、灵隐、慈恩等无疑是其中香火最为旺盛的宗教场所。竹枝词中描写的香客多为女性形象，所求之事大抵为求子、姻缘。

佛教的传播使得杭人从现世中获得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安慰，这种力量也指引着他们形成了知足长乐、安然自若的地域性格。

二、文人执笔：融雅于俗的城市书写

（一）江南诗性的传承

江南人对诗性境界的追求，大抵可分为三类：“杭州士人的西湖游赏有三种诗性的境界，即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感时伤往的诗性政治境界和高朗静深的诗性空明境界，而这也正代表了江南生活的三种诗性境界，也可以说是江南空间的三种诗性境界。”西湖竹枝词中对这三种境界均有所体现。

诗酒美人的诗性审美境界在爱情主题中得到彰显。西湖竹枝词中通过与西湖有关的意象，以女性的口吻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及对男子摇摆不定的批判。

（二）对“欲望”都市的融入

就目前学者对西湖竹枝词风格流变的研究来看，明代时竹枝词中写景、怀古的题材增多，代替了元代单纯表达男女情感的情诗，作品的地域性特色逐渐增强。到了清代，竹枝词的取材范围更加广阔，写景、怀古、歌咏风土等均成为清代竹枝词风格的一大特色。这种流变不仅与杭州城市化进程相照应，也与文人的创作态度有关。

在吟咏美景的同时，文人亦融入了寻常人家、市民百姓阶层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城市生活的认同感也逐步趋同。由此出现了大量表现日常生活细节的作品，如范祖述的“孩儿押岁讨铜钱，快乐真如天上仙。

明清城市化进程中的西湖竹枝词承载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它不仅体现了杭州城市文学的通俗化与文人性的统一，也体现了杭州城市文化雅俗交融的品性。作为杭州城市文化和城市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西湖竹枝词在展示当时杭城文化的同时也丰富了杭城文化的历史积淀。

参考文献：

第8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关键词：道教 苗族 祭祀圈 重构

基金项目：湖南省民族学优势特色重点学科基地项目（项目编号：11JDZB013）阶段性研究成果

一、湘西苗族二元祭祀圈的文化样貌

湘西苗族的宗教祭祀中表现出来的苗族原生宗教文化与道教文化并存的特点在我国苗族居住区当中具有典型性。相比之下，湘西州地区之外一些地区的苗族已经视道教文化成为本民族的主体信仰，而一些与外界接触较少的山区苗族则更多地保有本民族原生文化的特点。道教是中原华夏文明的伴生性宗教。中原华夏文明在其发生、发展、繁荣和定型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与四周各少数族的文化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施加着对他族文化变迁进程的影响。对于中国西南苗族来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并由此加速自身大规模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并不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繁荣的唐宋时期，而是一个属于中国封建文化定型时期社会内容。代表着已经高度成熟的中国封建文化、构成稳定社会秩序思想支柱的儒释道三家之一的中国道教，和其它两家相比，更加强有力地影响着湘西苗族特别是底层群众的心灵世界。

在近世定型的湘西苗族人民的宗教意识、宗教生活、岁时节庆的表现形态就是苗族原生和汉族最具代表性的原生宗教――道教的结合。在明清两代长达五个半世纪的时间跨度里，在汉苗两民族直接交流或者以湘西土家族的前身“土民”作为中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汉苗两个民族、及其对应的两种社会结构以及产生于其上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两大宗教的碰撞融合，在安定和动荡交织的的历史环境中曲折进行。作为建立在历时形成的，与特定生产力相结合的民族性的血缘和地缘组织之上的，同时又是超越了这一社会结构的宗教意识形态的载体的苗族“祭祀圈”结构的变化，是湘西苗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宏观的矛盾运动的“微观显示”。

二、湘西苗族地区的官方道教对本地祭祀圈的影响大小评估

在唐宋的史籍中“蛮”和”瑶”之类的少数民族族称大量出现，而在其时将“苗”作为某一具体的民族的族称则至为少见，这反映出南方各民族的民族构建过程仍在进行之中，，苗民族共同体尚未从南方的少数民族共同体中分化出来。明清湘西苗族被统治阶级称为”红苗”，其势力“较诸苗为最盛”，是由上古苗瑶集团迁徙到此地的一支和当地土著民族长期结合演变而成的。其区域“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隔越汉境，不得与靖州相接壤。”按照受封建政治统治力量影响程度划分明清早期湘西苗族，湘西苗族居民被划分为三个部分：东南部被辰州府泸溪县管辖的苗民、北部（酉水以北）彭氏和田氏土司控制下的“北江散居苗”，以及西南部（酉水以南）的“南江聚居苗”（“上六里”红苗）。在明清很长的时间里，无论是土司政权，还是周围的汉地州县对苗疆地区的影响都是有限的。在当时的湘西苗疆，土司官衙、军事卫所和用于隔绝“生苗”与外界交流之用的“边墙”长期存在，与此同时的道教遗迹极少。虽然老司城中彭氏家族的家庙“祖师殿”离苗区不远，但是在等级森严的土司制时代，这座代代享受着土司的私家香火的庙宇并不对周边苗族人民开放。

这些长期处于国家户籍体系之外的苗族居民繁衍生息、不断发展壮大，并在不断扩大的地缘血缘组织（“鼓社”、“议榔”乃至村寨）基础之上不断完善具体而微的民间制度。上古苗族迁徙之后所处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严酷的大自然全面压制着苗族微弱的生产力。而生产力水平的不发达，导致了苗族社会成员极度依赖狭小的农村公社群体，于是作用于苗族人民的大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在人间幻化成为了超人间的宗教形式。这种形式内在于苗族人民心灵即表现为苗族，外在于苗族社会之中则展开为苗族社会的宗教“祭祀圈”。

湘西苗族原生形态的“祭祀圈”表现为以下的内容：1、苗族居民崇巫信鬼，祖先神灵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且其中夹杂着大量的原始的泛灵信仰和泛生信仰。2、散布在湘西武陵山脉中山、低山丘陵以及山间盆地地貌区的湘西苗族村落聚居点是苗族人民从事生产生活、举行宗教祭祀和举办大型民俗活动的基本单位，是实行宗教祭祀活动的主体，遇有大型的祭祀活动如“椎牛”、“接龙”等，合寨出动。3、地区性的大型祭祀活动通过村寨之间血缘关系进行整合，通婚圈和亲属制度规定着是苗族宗教民俗活动的边界。然而，湘西并不是能永远隔绝于外界的存在，在明清国家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存在、农业生产技术在封建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内仍有一定提高和全国人口稳定快速增长的大背景之下，湘西地区也即将传入新的生产力要素和接纳国家管理机构。苗族社会成员积极吸收新的宗教意识形态，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作为苗族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交汇点的苗族宗教祭祀圈。

明清两代王朝无论是出于对儒家学说和观念的信奉，还是着眼于封建王朝的现实需要，都孜孜不倦地推动着国家行政的一体化。这种行政一体化过程表现为通过“改土归流”在“新辟地”设置新的府州厅县，同时推行国家的教化。道教则官方可以掌握的三种主要的体系化的教化工具之一，尽管明清统治阶级对道教的有一个重视到轻视的态度转变，但是推行正统的道教诸神崇拜始终是在官方“神道设教”思想指导下的一项基本政策。这一政策表现为：被明清官方认可为合法的道教庙宇存在于大一统帝国的各级政府所驻的中心城市，各府县官员定期祭祀列入国家祀典的道教神灵。临近湘西苗疆地区的辰州府的府治就有着一整套道教庙宇系统。辰州府下辖的泸溪县，和在康雍时期后期设立的乾州、凤凰厅和永绥厅（三厅曾归辰州府管辖，后升为直隶厅）以及雍正时期废除土司后设置的永顺府，以及其下辖的除桑植县外的各厅县（永顺、龙山、保靖、古丈坪厅）的治所都是直接分布在湘西苗疆地区的各级区域政治中心，同时又是一个个官方道教祠庙的驻节点。

虽然由于本身宗教哲学形态的严重缺失和唐宋时修炼成仙的实践活动屡遭失败，到了明清时代，道教从理论到实践都对封建士大夫失去了特别的吸引力，可是由于出于现实需要，封建官吏们却自觉地抬出道教来加强对社会的控制。然而在改土归流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湘西地区，对于苗族居民来说，官方的道教诸神和他们所庇佑的官吏们都是陌生的存在，而地方神“白帝天王”才是他们熟悉、畏惧的最高存在。因此，湘西的国家政权并未强制性地推行正统道教信仰，而是借助“白帝天王“这一本来就具有道教玉帝封神印记的信仰崇拜，利用苗人”“畏鬼甚于畏法”的心理，力图实现苗族社会的“宗教过渡”。例如：在湘西任职期间曾大力重修、广建天王庙的官员傅鼐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执行者。可是，中央王朝在湘西的政治力量引进了道教的神灵，将他们安放在城墙内的神祠里，却决不会把他们亲自送到苗族人家的供桌上。这一政策将会导致湘西地区成为二元社会，其中体现的是本土与外来、农村与城市的差异，其根源是官与民之间的对立，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阶层对立。如果道教只是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而不是通过群众传播进入湘西地区，那么它将只能够在数个孤零零的城邑中生存，同时面对着周围苗族原生宗教的包围。

三、混同汉苗的道教文化精神

历史的进程表明，真正对苗族祭祀圈的重构起主导作用的是汉苗劳动人民之间长期的文化涵化。随着明清湘西农业开发的深入，湘西地区开始出现了大量的“民村”和“汉土民村”。在农业进步的基础上，商业繁荣起来，汉族、土家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在湘西交通贸易节点处修造的聚集地逐渐发展成湘西的市镇（如浦市、所里等），这些城镇和村庄是道教民俗活动的天然舞台。汉族人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例如，与湘西“苗疆三厅”关系密切的原辰州府地区就给湘西地区带来了辰州符、辰州傩、有浓厚道教色彩的辰河高腔等地方文化精华。这些民俗活动之所以带上了浓厚的道教色彩是因为明清道教的世俗化。明清时期的道教世俗化把道士变成俗人，又把俗

人变成像模像样的巫师。道教的贵族气息减弱了，它的在俗世中的可应用性却增强了，而它曾经发展出来的一整套宇宙观和伦理观仍然使它不同于一般的巫术。这种矛盾的存在是它同时具有丰富性和局限性的原因。它的丰富性表现在一个社会成员的从生到死的所有人生仪式都可以被道教所容纳；它的局限性则表现在其缺乏有力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力量。道教在湘西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传播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些特点。

明清道教吸引明清湘西苗族的首先是与自身文化特征、民族的深层的心理相契合的东西，而不是国家政权树立起的道教偶像。清朝改土归流后，湘西苗族接触到了更多的外来异质文化。道教富丽堂皇的神仙世界、完整的仪轨体系和丰富多彩的艺术表达方式使苗族人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宗教世界。这个宗教世界的“神”与他们固有的“鬼”有很多相同之处。道教的神和苗族固有宗教的鬼一样可以通过巫术被召唤而来干预现世生活。既然同样是能护佑我的鬼神，就不必管它是操苗语还是汉语，都可为我所用。由于道教更适合于“改土归流”后的近世日常生活社会，故道教在湘西苗族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迫使苗族宗教师（巴岱）分裂出道教色彩浓厚的巴岱扎一支，主动适应苗族人民内心世界需求的变化。

四、重构的历史意义

湘西苗族祭祀圈最显著的变化就是苗族宗教内部的巴岱扎（客教）与巴岱雄（苗教）的分流。从空间角度看，巴岱扎将苗族的空间置于广阔的道教宇宙时空中，激发苗族人民更多地接受“天下一家”的国家观念。而巴岱雄则是更多的是强调本村本寨的小群体血脉联系，从而使苗族永远依恋养育自己的土地。

在长期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汉族道教文化影响苗族宗教文化，促使其祭祀圈发生重构是事物的主要方面，但亦不可忽视苗族文化对湘西汉族的一些积极影响。苗族宗教中天真质朴的的特点亦潜移默化地改造着湘西土家族和汉族的民族性格。苗族的祭祀圈的若干要素参与到了近代湘西地方文化精神的塑造之中去。这是苗族祭祀圈重构最积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湖南地方志？少数民族史料》[M] ，岳麓书社，1991年版

第9篇：明清商业发展的表现范文

龙游出世

龙游商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产生于南宋时期，活跃在明朝中叶，到清乾隆年间发展到鼎盛时期。

宋室南迁后，在杭州建都，为了方便同长江沿岸抗金前线的联系，官府修建了东起京城杭州，西接湘赣的官道。这条官道在龙游和寿昌交界的梅岭关入龙游境，龙游商见此大好商机，就把木材运到杭州销售。也有大商人到浙江外地经商致富，如龙游韦塘人朱世荣，“流寓常州致巨富，置产亘常州三县之半，后归衢江古码里，复大置产，当时以为财雄衢常二府。”到了明朝，一个以龙游商人为中心，带动整个衢州地区商人们的流域性商业团体闪亮登场，他们在金衢盆地崛起，逐鹿中原，远征边关，漂洋出海，以“遍地龙游”的气势被人们称为“龙游帮”。据史料记载：明万历年间，“龙丘之民，往往糊口于四方，诵读之外，农贾相半”。明天启年间，“龙游之民，多向天涯海角，远行商贾，几空县之半。”如商人童巨川在嘉靖年间至宣府大同做边贸生意，“一往返旬月，获利必倍，岁得数万金，自是兄弟更相往来，垂20余年，遂成大贾。”至清乾隆年间童氏家族“多行贾四方，其居家土著者，不过十之三四耳。”当时的龙游商帮，以龙游商人为主体，涵盖了周围衢州诸县的商家。

儒商之道

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包括江山、常山、开化县)的商人集团，其中因为龙游县的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也最为高明，所以人们将他们命名为“龙游商帮”。

徽商经营文房四宝(歙砚、徽墨、宣纸、湖笔)，大致可以推断出很多读书人由自用开始经商，很自然地完成了商人与读书人之间的角色转化，而成为人们通常所说的儒商。龙游商帮大多经营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因为经营造纸业和印书业的缘故，使他们与读书人有广泛的接触。当时全省有11家著名的刻书坊，而衢州就有7家，加上龙游一家，居然占全省除杭州之外的80％。加之历史上的南孔文化的影响，让龙游商帮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之机缘，龙游就成为最早从南孔文化传播中获益的地方。读书人开始经商，使原先的商人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商人形象也由此改变。他们亦贾亦儒，注重诚信，信泰的商业原则是“义中取利”，而这正是南孔思想中的精髓。

龙游商帮中最具代表性的儒商应该是童佩。童佩(1524～1578)字子鸣，以字行是完全儒化的书商，或者可说是典型的贾儒相兼的儒商。祖父童永良“贸易闽广，遂成富有。”其父、叔亦“往来闽粤吴中，多财善贾。”父童彦清是一位“儒雅”书商。童佩从小即随父贩书船往来于吴中，《江浙藏书家史略》将童佩列为藏书家，“独以诗文游公卿间”，家藏书达25000卷。童佩完全靠勤奋自学成才，诗词“清韵”，作文“亦工亦善”，深得大学问家归有光的器重，曰：“子鸣于书盖历能诵之。”经他手之书凡属珍善本者，则不惜代价即收藏之。因藏书多，成为集收藏、鉴赏、考证、校雠印刻、赈销于一身的明代儒商。

儒学氛围中崛起的龙游商帮，有着较高的文化水准，这是与当时众多商帮的最大区别。明代与唐寅(伯虎)、文征明齐名的一代名士李维桢，即专为龙游商人李汝衡立传，题为《赠李汝衡序》；龙游商人童佩、胡贸也与一代名士王世贞、归有光等成莫逆之交。龙游商人能与这些清高自许的名士结交，若非气质相近是很难解释的。龙游商人“贾而好儒”之风可见一斑。

敢为人先

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遍地龙游商”这样一句谚语。龙游历史上为姑篾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阑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所必系”之地，又是浙、皖、闽、赣4省的交通枢纽。龙游人在农耕之外，借交通之便利，又把经商当作一种谋生的重要手段，加之龙游社会上素有不贱商的理念，使得头脑活络的人多选择了经商之路。龙游有丰富的资源，这也为他们经商提供了物质条件。龙游多以山林、竹木和茶、漆、粮油为主，这些土特产品就成为龙游商当时最重要的外贸商品。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在投资上，龙游商帮表现得最为突出的，就是敢为人先驱的精神。龙游商帮不像晋商手握巨资、经营票号，在金融市场上显山露水；也不像徽商垄断盐鹾、声名显赫。龙游商帮的显著特点是：埋头苦干、不露声色，却在珠宝、古董业中独占鳌头；又在印书、刻书、贩书业中从事于文化传播。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海外贸易中插了一手，成为颇具实力的一大商帮。

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

海纳百川

龙游商人从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和他们友善相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有利地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明清时期，有许多外籍商人纷纷奔赴龙游经商，有的还寓居于龙游，加入龙游商帮的行列，并把各自的经商经验带入到了龙游商帮中。如徽商程廷柱，在康熙年间曾率众在龙游经营典业和田庄；汪文俊，在龙游经营有盐业。又如赣商周学锦，在康熙年间从江西抚州趋利业商于龙游，并定居于此。还如闽商“三元”戴冯氏、黄静斋、池明英等，都先后经商于龙游。清末至民国时期，龙游县籍商人渐少，客籍居多，他们大多来自浙江的遂昌、兰溪、义乌、绍兴、宁波和徽州府所属各县，以及江西、福建等省。由此可见，龙游商帮商人群体融合了徽商、粤商、苏商、浙商、闽商和赣商等外地商帮商人。龙游商帮的形成基于血缘、地缘关系，本质上具有排他性，但他们却能容纳其他商帮的商人的融人，足可见其胸襟的宽大。

诚信重义

龙游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历来看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术饰贾事”。主张以诚信为本，坚守以义取利，是龙游商帮一贯的儒商品格，也使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信誉。从根本意义上说，将诚信作为经商从贾的道德规范，正是龙游商帮获得成功的要诀。

明清时期，龙游商帮之所以能在与实力雄厚的徽商、晋商等竞争中独树一帜，在珠宝业、垦拓业、造纸业和印书业中立于不败之地，除了它有开拓进取、不怕艰苦的精

神和善于经营管理之外，就是它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

龙游商人傅家来开设傅立宗纸号，非常注重产品的质量，精益求精，所造之纸，坚韧白净，均匀齐整，比其他家的纸，在同一件纸号中重十多斤。造纸是多工序的生产流程，他为了保证质量，层层把关，严格检验，次品决不出售，产品畅销大江南北，经久不衰。为了表示对用户负责和维持良好的信誉，他的产品都统一加印“西山傅立宗”印记。姜益大棉布店以信誉著称，冠为金(华)衢(州)严(州)三府第一家。自从胡筱渔接管以来，非常重视信誉，以诚实守信教育每一位职工，多次提出要薄利多销，童叟无欺，决不二价。为了防止流通中有银元掺假损害顾客利益，特聘请了三位有经验的验银工，严格检验，凡经过他店的银币加以“姜益大”印记，让顾客放心。胡筱渔在经营中目光远大，不以短期行为来赚钱，为了信誉，宁愿承担暂时的损失。有一次，他在海宁订购了7500匹石门布，价值6万银元，在运输过程中遭劫，这本不关姜益大店的事，海宁布商亦立即派人来龙游处理此事，主动承担损失，胡筱渔重义疏财，当场偿付了对方6万元布款，还再订购了7500匹棉布，并热情款待海宁布商。由于这一义举，姜益大布店信誉大增，遐迩闻名，在以后的经商活动中，凡碰到货物紧俏时，海宁等地布商都首先满足他的货源需求，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他对职工也以礼相待，以诚相待，从不刻薄，职工中年长者，以叔伯相称，同辈以兄弟、晚辈以弟侄相呼，平等待人；年终还发“红利压岁钱”，春节赏每一职工一匹布代价的奖励金。以心比心，诚挚待人，职工受感动，工作就更负责，保证了姜益大的良好运作。

西部先驱

龙游商帮与同时代其他商帮相比，它最大特色和优点乃是富于开拓精神，不畏艰险，勇敢地迈出家门，走出山区，投向广阔的天地，在闯荡市场中，逐渐地扬弃了“安土重迁”、“骨肉相附”的情结。他们是明清时代最早走向西部开发的商坛劲旅。大批离开土地的农民加入商贾行列，也有大批合儒从商之人，他们“挟资以出，守为恒业，即秦晋蜀滇万里，视若比台，俗有遍地龙游之谚。”

明清时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江南)和珠江三角洲一带，秦晋滇蜀西邦地区相对来说较为落后，而龙游商帮不嫌西部经济不发达，生活艰苦，路途遥远，行程险阻，以豪迈的气概，视天涯海角为若比邻，无远而不届，诚为天涯贾客。龙游商人李汝衡，携丝绸经商于蜀楚。李维桢记：“李十二汝衡者，越之龙游人也。自其父鹤汀贾江陵，迄今人与年盖两世矣。父子饶心计，趋时不失累。至汝衡而资益拓，所居积绮，遍四方之珍异，挽舟转毂以百数，所冠带衣履，遍楚之十五郡。而善与时低昂，人或就之贳贷无所靳。……”童巨川偕其弟盛川于嘉靖间，在“宣府大同贸易边庭，……厥后子若侄嗣其业，资利益饶。”童氏数代在宣大做边界贸易致巨富。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龙游商人群体挺进大西南滇省姚安等地区开发。在明清时代交通条件下，携妻带子千万里跋涉至西南决非易事，非得有数月始可抵达。因为在江南、华南、中原等地商业中竞争已不容易，施展才能的空间毕竟也有限，他们获悉滇省尚有大发展的前景，所以毅然前往，足见龙游商帮对商业信息还是灵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