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价值的概念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文学价值的概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价值观教育；德育；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20-02

外国文学在高校文科文学专业课程中，显得尤为“另类”，它可谓唯一一门与学生文化根基具有相当跨度的学科。无论其包蕴的历史的纵深、文学的繁杂、美学的诡异，还是思潮的奇崛、宗教的厚重、哲学的纠结，无不遵循着内在的文化逻辑，呈现的是迥异的文化境遇下的审美样本。鉴于此，它就不仅承载着一般文学类课程的功能，还面临着跨文化传播的诸多难题，例如，必须尽可能准确地把握并传递异质文化的文化品格、精神诉求、审美范式、文学表现，等等。而这需要的就不单是知识认知，更包括对价值观的驾驭。也正是在这个视域下，本论文讨论的命题被凸显出来，然而目前学界对该论题尚不够关注。[1]

一、概念辨析：何谓“价值观教育”

在研究展开前，首先有必要澄清，什么是价值观教育？传统上，价值观常被化约为“思想品德观念”或“道德观念”。因而价值观教育也就被推理为教育教学领域通常所说的“德育”。然而推究起来，二者却迥然有别。价值观（values）是“个体对事物及意义评价的观念系统，即推动和指引人们采取决定和行动的价值指向和标准。在心理学中，价值或价值观是比‘态度’（attitude）、‘信念’（belief）更宽泛的概念，通常指人生观的核心内容，为人生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2]而德育是“旨在形成受教育者一定思想品质的教育。”[3]“我国教育界一般都认为，学校德育主要有四部分组成，即，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法纪教育。”[4]可见，价值观教育比德育更着眼于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它远非以实用目的和制度规范为圭臬，而致力于更宽泛意义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的引领。价值观教育侧重的是如何对世间万物和潜在影响自我行为的因素做出评价，德育关注的则是从社会伦理层面规范和协调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虽然一个人的价值观与他的道德观念必然会有交集，但本文认为，价值观教育更关注“精神自我”，德育更偏重“社会自我”。[5]

不得不说，外国文学[6]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比一般文学类课程更需要价值观教育的充分施展。这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学自源头之一古希腊以来，就开始高度关注人本，以探求人生价值、丈量人在世界的位置而为文学目的之一，及至中世纪基督教文化奠定西方文化第二根基后，西方文学更是被引向深邃的精神层面，广泛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以灵性生命和精神呼吸划定人存在的维度。尽管沿着这条脉络，文学的发展不乏畸变，但无可否认的是，对生命和世界的意义与价值的终极关怀，始终回荡在西方文学的心府，无论时代怎样更迭，文学形式怎样流变，价值观探究始终是西方文学的灵魂。

当然，西方文学所热衷思辨的价值观，绝非超验的抽象概念，而是灌注着特定的历史文化内涵。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价值观教育本质上乃是关于文化认同的教育……在这里，文化认同是指个体与社会在生活中参与性地、体验性地继承与发展某种或某些特定文化的过程。”[7]高校外国文学教学通过文本层面的意义解读和文化层面的观念传导，而使学生近距离体验了异质文化。因此，对于价值观教育来说，外国文学课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的传播和普及，更在于提供了文化接触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文化的差异在对照中彰显，不同的价值观也在交锋中碰撞。外国文学课的一项重要功能正是引领学生辨别、体验、吸纳异质文化的价值观之精粹，将人类思想的宝贵积淀传承下去，同时也丰富、延展、调整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二、回溯生成体系：价值观教育的前提与方法

明晰了“价值观教育”的概念后，就抵达了问题的根本：究竟哪些才是需要我们积极认同的西方价值观之精华？我们该怎样理解和把握外国文学作品中浮现的林林总总的价值观？本文认为，西方文学具有特定的生成体系，必须将其置入所由来的文化语境，才能理解和评价它所承载的价值观念。这首先是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前提。

当然，进入他者的文化语境并非易事，且不提我们主体的修养学识怎样，单就我们的阅读对象而言，同样的语义单元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下，意义完全有可能大相径庭。而且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早就指出，一切阅读都是误读。[8]这似乎使跨文化的阅读更面临尴尬的处境。但布鲁姆并非意在终结阅读活动，而只是指出阅读和写作必定是创造性的，诗（文学）的意义总是在有意无意地背离前辈中产生。我们认为，对外国文学的阅读接受也是如此，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期待与原作者的绝对契合，同时，倘若我们能够深入探察西方文学的源头和承继嬗变，厘清各个时期文学的基本精神，捕捉诸多观念生成的因缘际会，并以文本本身为根基，那么认识和理解西方文学所蕴藏的价值观念是完全可能的。

众所周知，西方文学历经数千年演进，其内在的观念意识、价值准则等等也在屡屡进行着确立、突破、回归、重建等各种尝试。但总有一些文明的酵素沉积下来，酿造了西方文化传统最基本的精神理念，比如理性主义、人本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终极关怀等等。这些观念虽然在不同的历史话语中一再地被质疑、检验，甚至弥散不见，但它们的身影又屡屡重现，从未寂寞。即便在后现代思潮泛滥之际，本质主义的一切乃至意义、价值、真理本身都遭受了抛弃和解构，一个有意味的事实却是，那些被质疑和消解的观念、精神本身，却并没有真地死掉。[9]所以，本文认为，上述这些价值观念尽管有着芜杂的内涵和波折的接受史，却基本可以视为西方文化中最具生命力、最值得继承的精髓。而即使那些卷起千重硝烟、甚至饱受诟病的极端颠覆传统的价值观念，我们认为，也应当看到它们所独具的意义，那就是，它们抒写了高度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意识在本质上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其实具有文化上的同源性，没有对理性、个人、人本、自由精神的高度推崇，是绝不会诞生这种批判意识的。

然而，由于文化的差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牵绊，我们在外国文学尤其是欧美文学作品的教学中，往往又面临着对上述价值观的审读困境。例如，西方文学作品中的“自由”精神是对人性和个体性的极度维护还是对人的社会性的颠覆、僭越？怎样评价那些被极端化的个人主义英雄？个体的反叛在多大程度上是正义的？宗教之爱与人本关怀是否具有不可挣脱的悖谬？悲观主义与颓废主义、非道德化等等，是富于意义的反思和批判，还是精神的逃避和沦陷？我们认为，这些富于争议且反复回荡于西方文学的问题，无不与价值判断相关，每一重尖锐的思辨，无不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必须将这些观念、概念、问题放到西方文化系统内仔细辨析，才能理解它们的真实指向。

譬如，如果从道德说教的逻辑看，则无论爱玛・包法利或是安娜・卡列尼娜都不足为训，她们无疑拆卸了传统道德的篱栅，成了可怕的纵火者。然而倘若能从爱玛的迷梦透视出她对庸碌环境的极度抗拒，从她“堕落而不以为堕落”的义正词严倾听出作者深深的反讽和叹息，则她才既不会被简单地冠以骂名，也不至于被奉为冲破藩篱的勇士。没有对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全面反思、没有对西方女性地位的历史性审视、没有对西方文学叙事方式之幽微的关注，则这个人物必定要惨遭道德之刀的屠宰，而且注定要丧失其伪浪漫主义反叛的悲剧内涵。同样，于连（司汤达《红与黑》）、阿乐哥（普希金《茨冈》）、布兰德（易卜生《布兰德》）们也都在演绎着极端的个人主义反叛，同时也在试探着自由的限度，经历着“浮士德难题”的磨砺。那么如何看待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崇尚群体性，讲究集体利益为先，重视德性修养，“从文化上讲，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在中国也极不发展。”[10]而且，“个人”首先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有其尊严和权利的个体，而是相对于整个等级制而言的渺小存在物，[11]如此看来我们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个人主义”，就缺少古希腊以来就受到推崇的价值维度――“个人主义”代表着高度的人本关怀和对制度与积习的积极反思，而并非等同于自私自利主义。

我们略以数例为证是想表明，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价值观的考量不能一概本土化，要评价某个观念，不能止步于词语标签，而要追问概念背后的观念体系。

三、结语：主体价值观的重建

外国文学教学实践证明，对他文化的评介、传播难免要面临价值观的冲突碰撞。往往，即使我们很仔细地追溯了某些价值观的来路，也未必能认同那些观念本身。我们认为，既然价值观教育关乎文化认同，那么多元文化接触中出现的抵牾、排斥、质疑实属正常。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照单全收，而是要辨析不同文化观念的精微，只有从各自内在的文化逻辑出发，才能洞观异文化价值观的真髓。倘能如此，也就达到了价值观教育的最终目的，那就是，通过主体的判断而包容、吸收异质文化的思想精华，从而丰富、调整、重建主体的价值观。

注释：

[1]在中国知网以“外国文学教学”和“价值观”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文献，结果为0，以二者为主题词检索，结果只有4篇，且均不同于本论文论题的范围。

[2]车文博.当代西方心理学新词典[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48-149.

[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教育学[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97.

[4]赵玉英，张典兵.德育原理[M].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4.

[5]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提出，人类的自我概念包括“物质自我”、“精神自我”和“社会自我”，本文借用了这一观点。

[6]从外国文学教学的实际状况看，一般院校该课程主要限于西方文学，故本文所讨论的外国文学教学也做此限定，文中不再逐一说明。

[7]杨柳新.大学的价值观教育与文化认同[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4）：109.

[8]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徐文博，译.三联书店，1989：65.

[9]解构主义等后学遭受质疑不必赘言，另有文章给出实例，“时至21世纪，当20世纪的多元民主在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领域濒临无政府的极端化时，被暂时遮掩的传统主流思想又有所抬头。其中一种表现就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学中逐渐出现了一批宣扬和回归权威的作品。”它们都表明了“目前美国文学中权威、秩序、上帝和传统等价值观再现的动态。”刘意青《略谈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道德承载问题》，《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22页。

第2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艺术；艺术学升级；文学；纯文学；关系；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

在当代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中，“艺术性”、“艺术价值”、“艺术标准”等术语是用来进行文学评论的常用语，比如我们可以说余华的小说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红楼梦》、《巴黎圣母院》、《笑面人》、《斯巴达克斯》是“思想性”、“艺术性”、“故事性”兼具的文学作品，“艺术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性”高低优劣的准绳等。当代英语朗曼辞典literature的四种释义中，其中第四种为：written works which are ofartistic value，意为具有艺术价值的书写作品，据此我们可以将“文学性"literariness和literaturality理解为“文学作品之艺术性”。我国当代的文艺学主治文学，但兼及或合论文学和艺术，艺术学主治艺术，但实际上也是兼及或合论艺术和文学，艺术和文学的这种欲分还合的胶着状态，不时引起误解、误读和学科领域的“边界冲突”，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艺术与文学的内在关系以及艺术与文学的学科地位等问题进行考察和辩识。

《辞源》对“艺术”词条的注释：泛指各种技术技能。《后汉书》卷二六《伏湛传》附伏无忌：“永和二年，诏无忌与仪郎黄景校定中书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注：“艺谓书、数、射、御。术谓医、方、卜、筮。”《晋书・艺术传》序：“祥观众术，抑惟小道，弃之如或可惜，存之又恐不经。……今录其推步尤精、伎能可纪者，以为艺术传”。

西方传统语境中Art一词来源于拉丁语“ars”，指广义的技能、本领。科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一书中解释说，古拉丁语中的ars，类似于希腊语中的“技艺”(Techne)，它指的是诸如木工、铁工、外科手术之类技艺或专门形式的技能。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没有和技艺不同而我们称之为艺术的那种概念。我们今天称之为艺术的东西，他们认为不过是一组技艺而已，例如作诗的技艺。

现代意义上的“艺术”――美的艺术概念，是由法国美学家夏尔・巴托于1747年出版的著作《简化成一个单一原则的美的艺术》所确立起来的，该著将美的艺术确立为以模仿自然美为原则，以愉快为目的的艺术，以“音乐、诗歌、绘画、雕塑和舞蹈”构成一个完整的艺术系统，“美的艺术”摆脱了技艺和科学，而净化为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概念。

从艺术发生学角度来看，文学与艺术同时发生并相互浑融，互为发明。原始语言(口语)表情达意可以看成是诗，也可以看成是音乐，巫术活动中，诗、乐、舞浑融为一，孔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中“书”属于古代文学范畴，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按刑禺《论语注疏》，这个文学即文章、博学，其中文章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博学意义接近于今天所说的学术。“书”指书写、识字、文字，记事之学，属于博学范畴，所以“书”属于孔门四科中的“文学”科，如果按照章太炎的说法，“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言其采色发扬，谓其(wen)，以作乐有阕，施之笔札，谓之章(彰)”，那么，孔门六艺中的“书”也应属于中国古代的大文学范畴。清代末年刘熙载在《艺概》一书中，用“艺”将诗、词、曲、赋、散文、书法等绾合在一起，也是艺术与文学不分家。亚里士多德的《诗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艺术论专著，因为名为《诗论》，实际上所论对象涉及史诗、悲剧、喜剧、音乐。西方自公元4世纪起，有所谓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至中世纪，在七艺的基础上，又增加毛纺、军事装备、航海、农艺、狩猎、医术、戏剧七艺变成了十四艺，将“戏剧”与其他手工技法并称为“艺”。可见中西方古代话语情境中，皆有将“文学”看作是一种语言文字的技艺、技巧的价值取向。

从鲁迅与章太炎关于“文学”内涵的争论中，我们又可以看出文学与艺术的一种内在关联性。章太炎的大文学观，在鲁迅、周作人看来，太过宽泛，他们认为就纯文学而言，只有小说和诗歌才是真正的文学，章太炎认为一切文章以及以发思想为要者的学说都是可以激感的文学作品，而周氏兄弟认为文学和其它艺术门类一样，关键要能发挥“移情”功能，“然世之现为文辞者，实不外学与文二事，学以益智，文以移情，能移人情，文责以尽，他有所益，客而已，而说部者，文之属也。”并且，鲁迅循西学现代文化分化的常则，将文学归为美术(也即现在的艺术)之一部，《摩罗诗力说》(1908)：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及邦国之存，实无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一文中又指出：“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用，译自英之爱忒(Art of fine art)”，“美术云者，即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谓。苟合于此，则无间外状若何，咸得谓之美术，如雕塑、绘画、文章、建筑、音乐皆是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东西方人文传统中，都有以艺术囊括文学的价值取向，不过我们应注意，中国古代以“艺”统“文”，主要是从文章的法式这个角度来加以判断的，文学是一种语言技艺即语言的修辞，所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左转・襄公二十年》)，西方人大约在黑格尔之前，也是从技艺技巧角度来以“艺”统“文”的，至黑格尔将“艺术，哲学和宗教”划归为人类的绝对心灵领域，与身体需要、生活需要、家庭生活等截然分开，文学因其“感性显现理念”的本质特征实与其它艺术如音乐、绘画、雕塑无有差别，当然也应归属于人类文化价值系统中的艺术文化领域(层级)，迄今有关“文化”的概念定义中，多提及“艺术”而不提或很少提及文学，实际上也是黑格尔的文化价值体系设定的现代翻版。

1871年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文化的起源》一书中，给“文化”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

文化或者文明，从其广泛的民族意义上

言，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

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

员所获得的任何其它能力和习惯。

在泰勒这个文化体系里，艺术实包含文学在内，在经典的“文化”架构中，“文学、艺术”并

列于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之中。1982年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文化政策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将“文化”定义为：

文化在今天应被视为一个社会和社会

集团的精神和物质，知识和情感的所有与众

不同显著特色的集合总体，除了艺术和文

学，它还包括生活方式、人权、价值系统、传

统以及信仰。

在这个“文化”定义中，“艺术”位于“文学”之前，我们发现，在上述“文化”定义中，或以“艺”统“文”，或“艺”、“文”并举，但未有以“文”统“艺”的理论设定，其根本原因有二：

其一，文学作品有其一套语言修辞的法式，即使用口语交流，讲究演说的技巧与本能演说，其文本也不一样。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个“言”不仅指书面语言，也指口语，演说辞就是一种技巧化的口语文本，其上乘者同样成为文学作品，如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就职演说辞等。

其二，文学和艺术都运用符号能指显现、揭示人类的感性存在，感性存在与人类理性设计出来的理念形态――政治、道德、法律、宗教、哲学分属人类精神文化的两级，艺术和文学以人类普遍性情在不同世代的具体存在形式，自发敞开自然之道、生命之理、生活之常与历史之轨，并且分别借用不同的情感符号体系，来展示人类在不同世代的情感本真存在，艺术以旋律、线条、色彩、节奏等情感符号能指表达人类的情感意趣，而文学以语言符号能指表达人类情感意趣，尽管语言符号使用更广泛，但是语言符号尤其是文学语言符号，终究是人类的情感符号能指，因此，文学与艺术名为二实则一，文学与艺术是同质性的文化存在，艺术与文学并列叙述其实与以“艺术”一词统而称之并无二致，只不过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实在是艺术大家族的显赫成员，其创作实绩和实际影响力，实可与所有其它的艺术门类的创作实绩和实际影响力相提并论。因此，将“艺术”与“文学”并举或竟将“文学”置于“艺术”之前加以突显也自在情理之中。

第3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旅游文学； 旅游资源； 特征

随着旅游活动的展开，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依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因此，我国旅游业，在很多地方还将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推进剂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旅游是兼具经济和文化双重特性的活动，我国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对于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旅游资源包括自然创造物和人工创造物，它既有物质层面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古迹，也有精神层面的民俗与文化活动。

一、旅游文学的概念

事实上，在我国，旅游文学概念的提出与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文化的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现代旅游活动已经从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中独立出来，其内容和范围的丰富性，已经远非传统的山水文学或游记所能覆盖了，而日渐庞大的旅游者团体，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群体，不仅希望在旅游观赏中借助文学作品充实自己的旅游活动，还希望将自身的经历反映在描写旅游活动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别人游览时欣赏的对象，因此，旅游文学的概念就呼之欲出了。

有人提出，旅游文学是“以旅游生活为反映对象，抒写旅游者以及旅游工作者在整个旅游过程中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的文学。”①这一概念围绕旅游活动展开，能够覆盖旅游“行游食宿娱”各个层面，强调了旅游生活的主体是旅游者，旅游文学作品的作者可以是旅游业的从业者，也可以是旅游者，这样不仅拓宽了旅游文学的范围，而且也符合旅游文学作品种类繁多的现状，因此被许多研究者广泛接受。

随着旅游业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国内旅游的蓬勃展开，各地在旅游开发和服务活动中对于人文资源越来越重视，为了进一步突出本地旅游资源的独特性，一些地区开始从各类文学作品中寻找可以为旅游开发所借用的要素，这其中也包括原本与旅游活动没有直接关联性，但是在旅游者中有很强影响力与号召力的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旅游文学的概念，从广义上讲，属于旅游资源分类下的人文资源，包括一切对旅游者有旅游吸引力的文学作品；从狭义上讲，专指描述旅游活动与感受的文学作品。考虑到开发旅游产品和接待服务的需要，本文主要采纳旅游文学广义上的定义。

二、旅游文学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理解旅游文学的概念，就有必要了解旅游文学的一般特征。通常说来，旅游文学作品大致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片段来激发旅游者的好奇感

对于国民经济而言，旅游业隶属于第三产业，旅游活动也只是整个社会活动的一部分；对于个体而言，旅游者的旅游经历和感受也只是他本人整个社会经历的一部分。

旅游文学的这一特点在我国古代的山水文学中就已经有了明显的表现。例如唐朝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虽然并未对庐山的其他自然与人文景观进行全面的描述和介绍，但通过描写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丽景象，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使游客一提到庐山，自然而然地就将庐山瀑布作为庐山的形象代表。

（2）以强烈的美感来引导旅游者进行代入式体验

旅游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活动，整个旅游过程就是一个追求美的过程，因此旅游文学作品必然具有强烈的美感才能激起旅游者的共鸣，让其切实体会到旅游活动的魅力所在。因为旅游活动的丰富多彩，旅游文学的审美内容也多种多样，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在旅游文学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旅游者在许多情况下就是专为欣赏某一形态美而外出旅游的。

事实上，旅游文学的美感往往通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抒发的强烈情感而打动读者，从而引导读者在参加旅游活动时产生强烈的代入体验，把文学作品中的美感融入到自己的旅游活动中，因文学作品的描述而对景点产生向往，在景点游览中参照文学作品的描述来认知和强化现场感受，仿佛代替作者而进入到作品与景致合一的场景中，从而和旅游文学作品描述的情境产生了共鸣。

（3）以丰富的知识性来满足旅游者获取信息的需要

人类共有的好奇心是旅游活动大规模展开的主观原因之一，而好奇心的产生来自于旅游者事先获取的对于旅游目的地与定居地之间的强烈的差异性的信息；并且，为了保证异地旅游活动的顺利展开，满足旅游者的好奇心，旅游者需要搜集相关的旅游信息来选择目的地、安排行程和学习欣赏旅游景点的价值。

（4）以广泛的体裁形式来满足不同类型旅游者的选择渠道的需要

从旅游文学的概念来看，旅游文学作品的覆盖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它既包括古代传统的描述山水和风俗人情的诗词、歌赋、游记、楹联、碑铭等，也包括现代旅游散文、小说等。这就为不同阅读层次和偏好的旅游者提供了尽可能多的信息渠道，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教育背景和生活经历，来选择最容易接受的体裁形式去了解景区。

（5）以作品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动态性来体现其与旅游资源密不可分的关系

旅游文学作品作为旅游资源中的人文资源，和其他资源一样具有垄断性特质，往往从属于作者生活地和作品中涉及的地点，但是旅游文学的价值评定也要服从旅游资源的分级评价标准来进行综合的考量。例如莎士比亚、歌德、安徒生等人，其故居即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与他们作品的质量当然有关，不过更重要的是与他们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有极高的知名度，以及其故居处于欧州旅游发达地区有密切的关系。（作者单位：金陵科技学院）



注解

① 冯乃康，《古代旅游文学作品选读》，旅游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2版，第 6页。



参考文献

[1] 张璟.旅游文学研究述评[J].旅游科学.2009（02）

[2] 韦国兆.近十年中国旅游文学研究综述[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04）

第4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1.风俗文化差异

风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内在精神的外在体现，从客观上来说，它是一个民族在特有的自然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精神上的宝贵财富。因此，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必然会形成不同的风俗文化，这也是造成中西现有文学作品翻译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例如各民族都有不同的图腾文化，图腾代表一个民族的信仰与精神。例如俄罗斯的图腾是熊，美国的图腾是鹰，德国的图腾是狼尾，英国的图腾是狮子，我国的图腾是龙，这些图腾都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内涵。龙在西方被认为是邪恶之物，它的英文单词“dragon”在英美文学中是一个负面词，在进行中西文学作品翻译时，很容易造成误解。因此，我国当前在翻译“龙”时常常使用单词“loong”，以区别于英文中的“dragon”一词。可见，翻译者只有了解世界各国以及各民族之间的风俗文化差异，才能更好地进行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

2.价值观差异

生活在不同文化与社会背景下，个体必然会存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比如，西方人的价值观以个人主义为中心，文学作品中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等情绪、孤胆英雄拯救人类等情节比比皆是。佐罗、蜘蛛侠、蝙蝠侠以及海明威的代表作品《老人与海》等，都是西方个人主义英雄情节的最好体现。而中国人比较注重集体概念。从古至今，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推崇“人民”这一群体概念，例如以焦裕禄、雷锋等人物为素材的红色经典小说。然而，这一价值观在欧美文化中却得不到认同，这种价值观上的差异无疑给翻译者的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是对不同国家以及民族思维方式的客观反映。例如，中国文化推崇中庸之道，注重理论与实际方面的联系，体现了独具中国特色的辩证思维。而西方人受其文化背景的影响，更加注重各种逻辑思维，他们习惯性透过表象分析物质的内在本质，从而达到对物质更为深刻的认识。他们在翻译时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颇深。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后，以主谓结构形式居多的英文句式很难将中国寓意深刻的内容反映出来。例如《水浒传》的书名，英文翻译为TheWaterMargins，即“在水一方”，这就偏离了《水浒传》的真正内涵。

二、翻译文学作品时的常用策略

1.增强中西在文化层面的沟通和融合

现阶段，全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其中不仅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文化层面。翻译常常作为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在促进各国文化之间的融合发展、为各国文化添加新的元素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翻译过程中，翻译者必须加强东方与西方间的文化沟通，深刻了解文学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及其内含的文化、风俗、价值观念等，从而才能准确掌握原著作者创作文学作品的真正目的与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同时翻译者在进行文学著作翻译时，必须紧密联系创作的文化背景以及语境，这样才能有效降低与原作之间的差异，让读者感受到原著的文化以及思想内涵。只有这样，翻译者翻译出来的作品才是一部有灵魂与内涵的好作品。

2.重视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性是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概念。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语言习惯，在翻译过程中必然要充分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性，以达到准确顺利传递信息的目的。曾有外国著名翻译家指出，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将语言内容与文化背景分割开来，会使语言失去灵魂和色彩。因此，翻译者要遵照文化的适应性原则。例如，杨柳在国内是一种随处可见的树木，它常在诗词中用来比喻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所以中国古诗词中常会出现杨柳一词。而在西方国家，柳叶一般用于哀悼死者，这种意义在我国文学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在翻译时，翻译者要采取灵活的方法处理。

3.合理使用归化与异化

（1）归化与异化的概念

归化，是要把源语本土化，以目标语或译文读者为归宿，采取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归化翻译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译者必须像本国作者那样说话，原作者要想与读者直接对话，译作必须变成地道的本国语言。归化翻译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增强译文的可读性和欣赏性。异化，是“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在翻译中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接近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使用异化策略的目的在于考虑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保存和反映异域民族特征和语言风格特色，为译文读者保留异国情调。异化策略以文化作为翻译目标，尽量遵循原作语言中的文化进行直接翻译，保留原作语言文化有的韵味，所以采用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时，要遵循原作中的文化与形象特点。异化策略也是当前人们进行翻译时最常采用和最先采用的策略。

（2）归化与异化的关系

第5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摘 要 题】少数民族文学

【关 键 词】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思考

【正 文】

一、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课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及东西方文化交流融汇的时代潮流，不仅为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较为宽松和谐的时代背景，也为中国女性文学提供了得以命名滋生的土壤。中国女性文学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时代与文学喧嚣变革的潮流中崛起，呈现出“春水”般涌动的赫赫声势与“繁星”般灿烂的熠熠光辉。不仅显示出女作家令人瞩目的空前创作实绩，使中国女性文学之命题真正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而且，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发展直接带动和促进了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起步与兴盛。可以说，女性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研究对象，女性文学批评也从未像今天这样被视为一个新兴的研究学科。甚至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界和文艺理论界备受注目的显学之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样一个命题。

20世纪末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无疑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在少数民族文学空前繁荣的队伍中，有不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也在这片撒满亚热带阳光的边疆文学沃土上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不少颇有深度和力度的文学作品。诸如维吾尔族女作家热孜万古丽的《红遍乡村》，阿依夏木·艾合买提的《永不消逝的足迹》，以斯拉依里·哈里黛的《沙漠之梦》，艾里拜·木合买德的《雪飘之夜》、《这不是为了爱情》等；哈萨克族女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的《魂在人间》、《魂在草原》、《魂在大地》，哈萨克族女作家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的散文集《永生羊》、中篇小说《枸杞子的惶惑》等；回族女作家毛毛的散文创作，回族女作家祁文娟、马玉梅的小说创作等，其中不少堪称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优秀之作。

近年来，虽然女性文学已成为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新疆少数民族女作家却没能受到这一热潮的关注，获得相应的重视。由于种种原因，新疆为数很少的女性文学研究者们，几乎均将目光投向国内女性文学衍进思潮及著名女作家作品的研究，而对新疆这块家乡土地上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倾注的关注、研究远远不够；而新疆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们，又几乎将关注力全投向或在全国或在新疆产生较大影响的少数民族男性作家或汉族男性作家，而对至今尚属性别边缘的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关注也很不够。虽有零星评论见诸报端，但是较有组织的、较为集中的研究，目前仍然鲜见。也就是说，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成就，价值远未得到充分的评价和应有的认可。对其创作、发展、变化作出无愧于文学、时代和历史的评价，是本研究的初衷，也是我们女性文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课题研究以弘扬先进的性别文化为宗旨，以世界语境和中国大文学史的视野为背景，以性别视角契入，倡导性别公正，提升性别文明。既充分展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改革开放时代女性意识及命运的深刻变化，又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地位相对偏低的严峻社会现实予以认识和究源。从而使本课题从文化认识论上和实践上具有探索女性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的意义。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女性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审美特征，因而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便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初步整合，探讨其对全国的借鉴意义；探索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审美特征；充分肯定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在我国女性文学中的地位，及其在世界语境中的文化价值，必将丰富、拓展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中国女性文化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建构与学科建设，提供有力佐证，具有其他任何范畴的女性文学研究所不能替代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新疆各民族文学血肉相连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文学与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兄弟姐妹的关系。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也必将丰富深化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为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有鉴于此，本课题研究具有既充实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又丰富新疆当代各民族文学研究之双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有相当一部分是运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族女作家作品。其作者大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这种独特边疆文化现象之研究，既具有文化研究、人类学研究，民族学研究之意义，又对建构多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的相互认同、融合与交流的多元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了解与沟通，促进中国与世界女性文化的交流，有着独特的文化价值与意义。

二、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

由于独特的人文、历史和地缘的优势，自古以来，新疆就是文学，也是女性文学的绿洲沃野。尤其改革开放的这20多年，维吾尔、哈萨克、回族女作家或以本民族语言、或以汉语言创作出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风格特色鲜明，在我国当代女性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新疆还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边疆地区，有着多元文化、多民族、多语种和多种宗教信仰的特征，因此，对新疆多民族特殊地域上的女性文学的研究，还不能与全国女性文学研究所运用的概念内涵完全划等号，还须充分注意到新疆的区情。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应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准则。

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研究范畴。从学理层面上讲，既有“少数民族文学”的概念和“女性文学”的概念，就应该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概念。本研究提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研究范畴，但为学术的严谨考虑，暂不对这一概念加以界定。因为概念的界定必是研究成果丰富，研究理念成熟的结果。目前，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研究刚刚开始，条件尚不具备。

但是，作为学术研究命题的需要，还是应对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畴作一界定。这还须从“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这两个研究对象与范畴来推论。

（一）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指现今生活于中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的和历史上曾存在于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产生于这些民族中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文人书面文学创作，还包括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成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其范围涵盖了对上述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1] “凡少数民族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或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不论其题材与主题如何，何种体裁，都属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2] 按照上述阐释，“新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对象和范围，可作如下理解。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作家；

2、其范围涵盖新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理论成就；

3、创作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二）女性文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中，“女性文学”一直是颇具争议和歧义的一个文学概念。并在实际上造成了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比较认同的界说有两种：一种是特指女作家反映女性生活的作品，称之为狭义的女性文学；一种是泛指女作家的一切作品，称之为广义的女性文学。[3]

笔者认为，女性文学应该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系统。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应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所有文学；它应该是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并是包括女性生活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而严格意义的女性文学是女性作家创作的，充分体现了女性意识的文本。是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生活、女性生存处境、女性感情、女性命运，从而对女性、女性人生、女性生命、女性人性有更多的寻找和发现。[4]

女性文学研究涵盖范围，不仅有宽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还包括女性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和女性文学理论成就。

（三）关于本课题研究中“当代”的时间范畴

在文学史分期的称谓上，依照惯例，“当代”一般泛指1949年以来至今的一段时间流程。但由于21世纪的来临，这一时间概念所指的时间限量已发生全新的变化。很显然，当我们已经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如今所称的“当代文学史”已不能再冠以“当代”。因为新的纪元无疑是新的“当代”。

为此，本研究所指的“当代”不是泛指，而是特指。即20世纪末叶——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与范围

依据上述推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至少应有以下四点：

1、创作主体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

2、创作客体内容和形式具有新疆少数民族的、地域的审美特征；

3、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这一历史时期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本；

4、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应该是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封闭的、静止的。她应该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作家，或以强化的女性意识，或以超性别意识，乃至女性潜意识表现的，包括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在内的，和超乎女性生活、女性命运、女性情感的全民族乃至全人类生活的一切精神和意义的文学。

三、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

本课题以社会性别视角契入，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解放为宗旨，对新疆的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进行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多角度层面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

把现代性问题引入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这是一种新的阐释角度，给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预设了一个广阔的阐释空间——既立足于文本研究，又最大限度地切近、贴近新疆少数民族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现实处境，切近、贴近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深刻的时代变化和历史变迁。

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追踪女作者笔下少数民族现代女性随改革开放时代潮流一起前进的足迹，展示她们应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号角，承担新疆现代化的历史使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崭新时代风貌。以鲜明的女性自省、自审意识，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愚昧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

新疆少数民族文学以其鲜明的时代感，独特的表现视角和维、哈语言或汉语言形式，表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民族文化形态，具有浓郁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特征。如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婚礼、节日、集会等都以歌舞示庆贺，且歌舞的主体多为女性。如哈萨克民族是一个诗歌的民族。无论其“加尔歌”（劝嫁歌）、“萨仁歌”（娶新娘）、还是“哭丧歌”（葬礼歌）、其吟唱的主体均为女性。

本研究的对象，有一部分用汉语写作的维吾尔、哈萨克民族女作家作品，她们多具有“民考汉”的文化背景。两种以至多种文化背景的交叉，使“民考汉”知识女性群体，获得了立体交叉的思维方式。具有吸纳多民族文化精髓的开放胸怀和现代意识。她们代表了新疆各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现代觉醒的必然趋势，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亲和、融合、整合的人文主义价值取向。这一文化现象，要作为专题重点研究。

四、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中须准确把握的几个问题

（一）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置于整个中国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

文学是民族的文化符号表现，是民族心灵的感性呈现，是时代变革的最敏感神经。20世纪末叶新疆社会和祖国一起经历了改革开放而发生了深刻变革，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也因深刻的社会历史变革而从此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此，不能仅就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谈女性文学，既要把她放在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既要把她放在中国女性文学的范畴中，又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女性文学的特质。而应该融合这两个范畴，在20世纪末叶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认识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这一方面是因为新疆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成员之一，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组成之一，是中国女性文学的组成之一。另一方面，也只有从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这样的角度和视野来研究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其自身独特的审美特质和文化价值方能深入阐发，方能彰显。

（二）二者（严格意义和普泛意义的女性文学）兼顾，点面结合，突出重点

综上所述，本研究课题所论及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是从创作主体必须是新疆少数民族女性这一基点出发，在对创作客体的现状和未来趋势的把握中，按照创作主体依照社会人生的不同眼光及创作客体的特定审美内容，做出大致规范的。本课题宜将普泛意义和严格意义的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代表性文本，均纳入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研究的视野，均作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文本来研读。尽可能二者兼顾，点面结合，为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研究设定一个相对客观、比较全面的研究领域，尽可能地概括出20世纪末叶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整体面貌。同时，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精神觉醒、境界升华的心路历程，并且也由此传达出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

本命题的研究对象，是对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女性文学的存在价值和意义进行客观的、较为系统的、宏观与微观并重的意义解读和审美评价。论述新疆维吾尔、哈萨克、回等少数民族当代女性文学的思想内涵、人物形象、审美特征等。

对于她们那些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文本，其中确从女性的视角，凸现了在社会、历史、家庭、国家、民族大文化背景下女性形形的存在命运和生命流程，表达了朝着女性世界向度和深度掘进的创作趋势，研究中须以鲜明的女性视角、女性意识解读其中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命运变革，发掘其承载的历史时代内涵，政治、经济、文化内涵，对于那些女性意识不是很鲜明的，或者说超越了性别的意识，站在“人”的文化立场创作的超乎女性的全人类生活意义的文本，研究中应该给予同等的尊重和重视，在新疆和祖国一道前进的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中，在多民族文化交融互渗的大背景下，深刻揭示女作家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对社会、文化、历史、家庭、国家、民族的思考，充分肯定展示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对中国女性文学宽度和广度的拓展，充分肯定少数民族女性文学与中国女性文学，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进程。

研究重点可放在反映生活和表现人性的真实性和深度上，放在新疆少数民族女性命运的历史变迁与时代变革上，放在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文化审美特征的探索上。

（三）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警惕话语霸权

根据研究的需要，深入维吾尔、哈萨克、回族等族群，感受民风民俗，把握文化底蕴和民族心理，这不仅是实事求是的学风的需要，也是尽可能减少文化误读的需要。学术上允许其他民族研究和评述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但是任何人研究他民族的作家作品，都须充分尊重原作，尽量客观地反映文本原貌特点。研究时要以客观描述为主，要从女作家的自身经历出发，了解女作家作品的时代和文化背景，充分尊重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和民族情感。

研究中，多做现象判断，慎做价值判断，对把握不准的问题，尽可能以商榷的、质疑的对话的态度思考和阐释，做到留有余地，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作品在历史上的定位和地位，吃不准的，可以等时机成熟了再行研究，或以科学的态度留待后人继续研究。总之，宜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平等、发展的观念和准则贯穿研究始终。

研究少数民族女性文学，当然离不开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的研究。鉴于目前学术界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在基本概念、研究对象及研究内容方面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国内以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妇女为主体的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显得相对薄弱，至今尚未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少数民族女性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因此，在探索女性自省、自审命题时，在揭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大男子主义痼疾时，注意其与中国传统汉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的传承关系，指出其与中国男性中心文化如何一脉相承地束缚和禁锢少数民族女性的觉醒与发展。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待少数民族文化中社会性别意识滞后的问题，慎勿用过于超前的超越历史发展的观念求全责备，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探究，切勿越俎代庖，须警惕话语霸权。

参考文献

[1]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J].民族文学研究．1998，(2)

[2]云峰．系统扎实开创前瞻[J].民族文学研究1999，(3)

[3]李鸿然．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与确定[J].民族文学研究，1999，(2)

第6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在常识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交际”是一个多义词，英语称之为Communication，有“通讯、交流、传达（意见）、交换”等多种含义。汉语中“交际”的“交”有结合、通气、赋予的意思，“际”有接受、接纳、交合、会合、彼此之间的意思，“交际”泛指人与人之间的应酬。①这是人们以一种依附于经验的表象思维方式，对行为方式的“交际”所作出的解释，它是科学层次的“交际”概念赖以形成的基础和前提。

在科学层次的概念框架中，“交际”概念具有不同于常识层次的性质。例如，在行为科学中，交际是指“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感情、思想、态度、观点等的一种行为。”②在语言学中，交际是指“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使用一套代码传递或交换信息的过程。”③而在文艺学中，交际被理解为“沟通”，“是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通过文本阅读而达到的相互了解或融洽状态，这是话语活动的目的”④。这些“交际”概念有一个相同点，就是立足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把“交际”理解为彼此之间传递信息的行为或过程。

但是，哲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概念”都只能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获得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实现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⑤。语言学和文艺学，虽然跟语文学联系最为密切、最为复杂，但由于概念框架不同，它们之间，以及它们跟语文学之间，其“交际”概念的内涵应该具有差异性。语言学中的“交际”概念，与语言、言语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文艺学中的“交际”概念，与话语、审美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语文学中的“交际”概念，同样必须并且只能在语文学特定的概念框架中，与语言、言语（文章、文学）等概念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才可能获得其意义。

可令人遗憾的是，“语文”独立设科百年，却一直没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名为“语文学”的学科，人们通常把语言学、文艺学和文章学这三门“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逻辑基础，也并没有纳入一个更大的独立系统的研究范畴”的学科，当作“语文”的学科基础⑥。也就是说，语文学并没有自己特定的概念框架。在这种情况下，“交际”这个事关语文学科根本性质的概念，长期以来就只能到语言学中去“拿来”。这种“拿来”，一方面固然落实了“交际”寓之于外的内涵――传递信息；另一方面却回避了“交际”寓之于内的内涵――创造信息。这样与其说是对学科之间同一性原理的运用，不如说是语文学科个性的自我放逐，因为它取消了语文学科内部的主要矛盾――信息传递（言）和信息创造（意）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瓦解了语文学科的概念运动，无法通过语文学科特定的概念框架，实现“交际”等概念的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这或许就是语文独立设科百年却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核心概念的真正原因。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方式。作为学科的核心概念，必须能告诉人们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这门学科的原因，以及这门学科与其他学科的根本区别究竟在哪里。而这些，语文学科都无可奉告。语文学科没有自己的核心概念。核心概念是概念对象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在一类对象中，扬弃每一个具体对象的个别性和特殊性，抽象出该类对象共同具有的、本质的和普遍的属性。语文学科的“一类对象”，是语言、言语，言语之下是文章、文学。文章的本质在于创造思维信息，文学的本质在于创造审美信息，二者统一于信息创造，并以语言形式下的信息创造进入言语范畴。言语是交际行为，语言是交际工具，二者因个别性、特殊性――“行为”和“工具”而彼此分立，又因共同的、本质的和普遍的属性――“交际”而成为一个整体，这个“交际”的整体就是“语文”。这样，“交际”就构成了语文学科“一类对象”的最后抽象，构成了语文学科概念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这就是“交际”概念的形成过程，其中所用的方法，逻辑学上叫做“逻辑抽象”。

当然，“逻辑抽象”只能让我们获得属于最后抽象的概念，却不能让我们明确反映这个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因此，我们需要在此基础上，运用“语文的”思维方式，对“交际”这个概念的内涵作出明确界定。

上述“逻辑抽象”过程表明，“交际”的内涵主要由两种思维要素构成：一种是传递信息（语言），一种是创造信息（言语）。从人的实践上看，它们具体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目的指向：一种是与他者的沟通指向，它体现着社会学意义上的交往价值；一种是与自我的创造指向，即人“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他自身”，它体现着哲学意义上的人的价值。在“交际”范畴内，“沟通”寓之外，“创造”寓之于内，二者相互依存、互为前提。没有“沟通”的发生，就不会有生活意义的“创造”；反之，没有生活意义的“创造”，“沟通”也只能是痴人的胡言乱语。对于“交际”而言，这两种指向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不并意味着“交际”的两种指向必然会同时出现在人们的认识视域中，恰恰相反，不同的学科视角会带来不同的“交际”指向。例如，在语言学中，“交际”明确指向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生活意义的创造则以背景方式存在；在哲学中，“交际”明确指向生活意义的创造（“意义即使用”），而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则以背景方式存在。但是，语文学毕竟不是语言学，也不是哲学。语文课的基本目的在于培养“听说读写四项本领”，这个基本目的决定了语文课必须把“交际”看作是一个整体，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有目的和有意识的“自由创造”。它具体表现为主体在实践中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对象化”为一种客体实在――言语作品，用来满足他者的阅读（聆听）需求，并且在自己所创造的言语作品中“直观他自身”，用来体现人的价值、人的本质力量。这两方面因素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约，而又相互依存、互为前提，“交际”就是这种矛盾统一的关系，以及这种矛盾的普遍必然性的深刻体现。它意味着语文课必须且只能是“沟通”和“创造”的辩证统一，是“沟通中的创造”或“创造中的沟通”，由此产生语言的必需和言语的必行，产生文章的思想和文学的审美，产生人与语言、人与世界、人与他者、人与自我的结构性联系，以及作为这种结构性联系的产物的言语作品。归而言之，语文课的“交际”，就是在一定的言语范式主导下交际主体运用语言创造并传递信息的过程。其中，“创造并传递信息”是“交际”概念的基本内涵，因而也是反映在“交际”这个概念中的语文的本质属性，我们称之为语文的“交际性”。所谓“交际问题”，在现象层面上就是指“怎样听说读写”的问题，而在本质层面上则是指“怎样运用语言创造并传递信息”的问题。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一，“交际”内含传递和创造，但它不是传递和创造，更不是传递或创造，而是传递和创造的关系性存在。“交际”只存在于传递和创造的特定关系中，离开这种特定关系，“交际”就不具有“语文的”本体论意义；同时，“交际”使传递成为“这个”传递，也使创造成为“这个”创造，离开“交际”，传递就不再是“语文的”传递，创造也不再是“语文的”创造。其二，“交际”的传递和创造，当类似于人的左眼和右眼，隔而未隔、界而未界，存在着视域融合。“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维戈茨基），但是“要一句‘新’的诗出现，还得依赖一种‘新’的思想生成”（威廉斯），因而作为“交际”概念的两种思维要素，传递和创造总是协同存在的。其三，“交际”涵盖语言和言语，但它不是语言和言语，也不是语言或言语，而是关于语言和言语的本质抽象。“交际性”规定了工具性和思想性的统一，但它不是“语言的工具性+言语的思想性”。其四，“交际性”规定了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的统一，它使形式成为“这个”内容的形式，又使内容成为“这个”形式的内容，所以人们常说“形式即内容”，“在艺术作品中，形式变成内容，反之亦然。喜剧、小说是靠形式而成为文学作品”（马尔库塞）。其五，“交际性”规定了语言和言语（文章、文学）的存在及其位置，并把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它是关于这个整体的本质规定，体现多种规定性的统一，让语文最终“成为他自己”，把语文课和非语文课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但是，它不能取代或者消解各组成部分的个别性质。此外，也不能把作为现象的“交际”和作为本质的“交际”混为一谈。

综上所述，语言学的“交际”概念不切合语文学科的实际，不宜“拿来”。信息不是上帝手里的苹果，可以随便拿来相互传递，它需要创造，需要遵循“实在――意识――语言”的发生学逻辑来发生，需要按照“对象――对象意识――自我意识”的思维逻辑来生成。“交际”的含义，除了语言学上的“传递信息”外，还应当包含“创造信息”，并且后者更为根本。这正如李宇明教授所说的那样：“人的核心能力，就是搜集信息、对信息进行加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创造新信息的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创造新信息的能力”，这就是“语文”。李教授的话可谓一语中的，切中了“语文”的要害。作为一种人的实践，“交际”不仅意味着“传递”，更意味着“创造”。听和说如此，读和写也如此。“创造”是“交际”概念的固有内涵，却一直被经验层面的“传递”所掩藏、遮蔽。殊不知，没有信息创造的信息传递是无法想象的，没有“创造”内涵的“交际”概念同样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概念，至少是不完整的。只有把“创造”和“传递”看作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并且把这两种相互依存的思维要素及其关系作为“交际”概念的内涵，“交际”才会成为语文的“交际”，语文也才会成为“交际”的语文，语文学科才能在本体论的层次上彻底地、清晰地显露出本学科的基本属性――交际性。

“交际性”不仅是语文课的规律所在，并且也是语文课的价值所在、魅力所在。如果说价值是“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一种效用关系”，那么，语文课主要就是以自身的交际属性来满足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需求的。语文的交际属性和语文的学科目的可谓一脉相承，它们共同体现出了语文学科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交际性”也是对叶圣陶先生“学好语文就是学好听说读写四项本领”思想的概括和发展。如果承认听说读写是一种实践，并且承认实践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由创造”，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从“自由创造”的角度来理解叶老所说的“听说读写四项本领”呢？有什么理由不把“交际”理解为外在的“信息传递”和内在的“信息创造”的有机统一呢？多年来的语文教学实践早已证明，把“传递”和“创造”混为一谈，或者把它们任意割裂开来，只重“传递”不讲“创造”，或只重“创造”不讲“传递”，语文课都注定会迷失自己，注定感受不到生命的律动、聆听不到“精神的回应”，自然也注定品尝不到地道的“语文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叶老的主张始终未能真正被理论界所理解，“语文”概念一直被人们限定在“交际工具”的范畴之内，语文的交际本质也一直被阻隔在“语文”一词的背后，不能彻底地、清晰地显露出来。这在客观上造成了长期以来语文教育界在观念上的逻辑混乱，以及在本体论层次上的“不作为”。

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这句名言说出了语言在使用过程中的丰富性、多变性和可塑性，同时也说出了语言使用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生活形式”。“生活形式”的要义在于，语言是人的存在方式，人生是语言层次上的存在；语言也是人的实践方式，语言作为一种工具，不仅有用，而且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使用语言，意义即使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表达启发我们，要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从“语言使用”出发来理解语言现象，来看待“语文”对象。

在“哲学的”概念框架中，语言是人的本体存在，人具有语言性。但是，人的语言性是在言语中体现的，人生的意义是在交际中呈现的，在“语文的”概念框架中，人以交际方式存在。因此，从人的语言特性和语文的交际特性的同一性上看，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方式。它包括两大要素：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二是最重要的交际行为――言语。这两方面要素的辩证统一，就构成了语文学科的核心范畴――交际方式。

所谓交际方式，简要地说，就是指交际主体运用语言创造并传递信息的方式。具体地说，它是指在一定文化背景下交际主体创造并传递信息的方式，是主体的各种语言要素和思维要素及其结合按一定的形式、方法和程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的言语范式，是主体和主体之间运用语言观念地把握客体、自由地理解和表达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即交际的发动、运行和转换的机制、过程。它是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逻辑，是语言发生与意识生成相统一的逻辑，是人与语言、人与世界、人与他者和人与自我相统一的逻辑，是语文“自己构成自己”的逻辑。所以，在“语文的”概念框架中，交际方式是人的存在方式，是文章和文学的存在方式，是语言和言语的存在方式，是语文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交际方式的本体论意义。

――――――――

注释：

①岑运强：《言语交际语言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2页。

②关培兰：《简明行为科学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262页。

③戚雨村：《语言学百科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14、524页。

④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67页。

⑤李海林：《言语教学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3月版，第53页。

第7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第8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著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著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第9篇：文学价值的概念范文

[关键词] 雅各布森；文学性

【中图分类号】 I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48-2

19世纪末以来，随着文学批评活动的专业化进程，关于“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殊性亦即文学性的问题日渐突显，然而一个多世纪过去了，文学性的定义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众多关于“文学性”的论述中，罗曼・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始终别具一格，历久弥新。它究竟有何内涵，又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化？本文试图立足雅各布森不同时期的文本，对其文学性概念内涵、历史发展等方面进行辨析。

1914年至1915年间，雅各布森发起成立莫斯科语言学小组，该小组与彼得堡小组（1916年更名为诗歌语言研究会）一样，致力于从语言学角度研究文学。这就是1914年到1930年盛行于俄罗斯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即俄国形式主义。随着俄国政治状况的发展，雅各布森于1920年移居捷克，并创立布拉格学派。布拉格期间，雅各布森第一次提出“文学性”概念。到30年代，雅各布森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关于语言系统的思想，在语音学研究中，提出结构主义原则，并首先创用“结构主义”这一术语。二战爆发之后，雅各布森流亡美国，相继任教于美国自由高等研究院、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高校。

雅各布森既是俄国形式主义的核心人物之一，也是结构主义的奠基人。雅氏提出的文学性概念既是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其布拉格期间结构主义诗学的核心概念。这一概念历经两种思想阶段，其内涵呈现继承中发展的特点。

一、文学性：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

（一）文本性：文学性存在于文本形式之中

1921年，雅各布森指出：“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这意味着文学性不是别的，是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这个对象并非作为整体的或个别的文学作品。而且，俄国形式主义者普遍反对将文学作品所承载的社会历史内容以及作者的生平、思想、心理等因素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因为这些都没有触及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在他们看来，文学研究的对象既不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拥有主观意志的人或作者。托多罗夫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所接受的一个原则是“把作品作为考虑的中心”，而不是作家的生平、当时的社会内容或作品的内容。雅氏也批评当时的许多文学史家把文学作品当成“文献”，结果使自己的研究滑入了哲学史、文化史等别的学科之中。

虽然文学性无关乎作品内容以及作者，但是其存在于文学文本之中，则是确定无疑的。文学性作为文学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别其他科学的独特性（作为文学的本质属性），但它存在于文本之中。俄国形式主义者既排斥内容研究，也排斥作者研究；他们倾向于文本的形式研究。在雅各布森看来，文本形式研究首要的即是研究其语言形式，因此，文学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文学语言形式自身存在的规律。

（二）科学性：文学性强调文本形式的确定性

之所以强调文本形式研究，乃在于只有对文学作品进行语言学的分析，才能使文学科学达到科学的层次，变得比较可靠和确定，同自然科学一样。传统的内容或作者研究，着眼于文学与世界或人的关系，因而常常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随着社会历史内容的变迁、文学研究者立场和角度的改变，文学作品的意义将变得极为不同。此外，俄国形式主义者都崇尚文学作品的自足性，反对视文学作品为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的附庸，拒绝“文学提供认识”的先入之见。

相反，文本形式（主要是语言形式）则是固定的、极少变化的，唯有如此，才容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雅各布森声称，文学科学必须让形式从内容中解放出来，使词语从意义中解放出来。文学科学是关于形式的艺术。文学研究者要把握文学科学的本质，只有进行（语言）形式分析，才能达到科学的境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科学主义思潮对于文学研究的巨大影响。

（三）创新性：文本形式不能忽视其历时性特征

如果说以上所述，强调的还是文学文本系列内部的复杂构造规律和形式特征，相当于索绪尔意义上的“语言”，但仅强调文本共时性方面的特征还不够，因为这将忽略演变的问题。雅各布森指出，“纯粹的共时性现在恰恰是一种幻想”，必须承认“每一种体系都必定表现为一种演变”，而且“演变又不可避免地具有系统性”。因此，进而提出，“分析语言和文学的结构规律，必须使我们确定真正形成的、数量有限的结构类型（即在历时性方面确定结构的演变的类型）”。试以唐诗、宋词、元曲为例：这三种文学样式都讲格律，但是从唐诗到宋词、元曲，其格律的历史演变自不待言，诚如王国维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因此，研究文本形式，既要研究文学文本系列共时性方面的规律，也要同历时性的考查结合起来。

雅各布森对文本形式的把握，注重共时和历时研究，而从历时性方面可以见出对于文学性演变概念的重视，也就是对于创新性的重视。这还停留在整体层面，并不意味着雅氏不重视对单个文本（索绪尔意义上的“言语”）的研究。雅氏指出，将语言-言语的范畴运用到文学上并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时，需要同时联系个别的表述（个别文本）和现有的标准整体（文本系列），否则“必然会歪曲审美的价值体系，并且也不可能建立起内在的规律”。在此，也可以看出雅氏对于其俄国形式主义时期思想的修正。

雅各布森在《序言：诗学科学的探索》中提到，俄国形式主义者“毫不犹豫地强调诗歌的语言问题”，因为诗歌话语里“语言结构的规律和语言的创造性，比在日常语言里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雅氏也肯定了诗歌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创造”之义，并肯定了俄国形式主义者对于“诗歌语言的明显的创造性”的探索。雅氏还认为，讨论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要重视其创新的分析方法，而非运动宣言中的华丽辞藻。

二、文学性：诗

（一）诗：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突显

以上所述已然可见雅各布森文学性概念的结构主义特征，同俄国形式主义时期的思想已经有很大区别。如果说什克洛夫斯基是从文学创作方法角度来谈论文学性，雅氏则依然是从语言学角度来探讨文学性。

在雅各布森看来，文学性存在于文本语言形式之中。雅氏认为，诗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词的形式突显，亦即“诗的功能在于指出符号和指称不能合一”；进言之，文学作品是具有独立价值的语料的形式显现，文学语言常常是这样一种语言――它并不遵从言语的交际需要，而更多打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界限，指向言语自身。雅各布森认为，“诗学研究语言结构问题，正如对绘画的分析关涉形象结构问题。”语言学作为语言的整体科学，诗歌语言则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语言必须在它的全部功能中来考察。在讨论诗的功能之前，我们必须明确它在语言的其他功能中的地位。”雅氏认为，只有言语突出地指向自身时，其诗才突显出来。而这一诗正是诗歌或文学语言的本质特性。

（二）对等原则：文学语言存在对等关系

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独立自在的世界，封闭了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联，因此语言构造机制的动力将成为问题，这也适用诗的语言。诗的语言的发生既然不依赖外在世界的提示，那么其自身形式突显的动力何在？

雅各布森在研究失语症中发现，失语症患者要么是负责选择和替换的官能出了毛病，要么就是组合和结构上下文的能力受到了破坏。前者取消了语言的相似性关系；后者消除了毗连性的关系。而语义的发展或者通过相似性关系或者通过毗连性关系来实现。在失语症患者身上，这两种过程非此即彼地受到抑制，甚至完全停滞；而在正常人身上，则始终发挥作用，且往往是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优势。雅氏还指出，相似性关系和毗连性关系体现在语义上，也体现在语法结构上，而特定个人则是从语义和结构上运用相似性关系和毗连性关系，从而显示出个人风格、趣味和语言偏好的。

在诗的语言中，相似性关系体现为隐喻，毗连性关系体现为换喻。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注重情节叙述、环境描写，通过换喻或提喻（借代）来表现人物与环境的关系，主要是指向环境；而在浪漫主义作品中，一般很少描写事物的具体特征，将意义隐含在字里行间，让读者自己去琢磨。因此，隐喻手法占支配作用的作品，文学性最强。

雅各布森指出：“诗把对等原则从选择轴投射到组合轴。”所谓选择轴，是指诗句中某个词的位置上可存在众多能与之替换的词语，这是语言纵向的一种对等关系；所谓组合轴，是指上下文之间的联系，诗句在这种横向的组合中也会出现对等的（相似的或相反的、同义的或反义的）词语。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中的对仗是非常明显的例子。

三、结语：文学性

总而言之，雅各布森的文学性概念，从整体层面而言，即文学文本系列共时性的结构规律及其历时性演变规律；从个体层面而言，即单个文本语言自身的创造性的诗。

参考文献：

[1]托多罗夫.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2]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张德兴.二十世纪西方美学经典文本・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赵毅衡.文学符号学[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0.

[6]赵炎秋.文学批评实践教程[M].武汉：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7]许力生.文体风格的现代透视[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