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共同性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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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一、中国民族舞蹈的历史融合性

在我国音乐史堪称鼎盛时期的唐代,就是汉民族与国内、国外其他各民族在音乐舞蹈方面交往最频繁的时期。都城长安是当时各国经济文化的交流中心,西域的商人、日本的遣唐使、印度的高僧、波斯的留学生都云集在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使唐代的舞蹈艺术在六朝已经达到较高水平上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突破。比如在当时流行的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中,清商乐是汉族的传统音乐,燕乐是唐代新创作的音乐,其余的都是外来音乐。其中西凉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四部来自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其余的天竺乐、高丽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都来自国外。这种大规模的兼容并蓄导致了唐代舞蹈艺术的高度繁荣发展。著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胡乐与汉族音乐相融合的产物。同样,西域各少数民族也在积极吸收汉族音乐的优秀成果,来完善和发展各自的民族音乐。李白在《听胡人吹笛》一诗中写道:“胡人吹玉笛,一半是汉声。”正是这种交流的真实写照。当时的拂森、大食、波斯、倭国也都受到唐朝音乐的影响,日本至今仍保留着像燕乐、破阵乐这样在中国已经失传了的唐代音乐的文献资料,有些甚至到现在还在演奏。同时,唐代的舞蹈艺术受其他民族舞蹈艺术的影响最深,发展得也最快。由此可见,我国的民族舞蹈艺术在很早以前就融合了世界各民族的舞蹈因素,是在借鉴继承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优秀文化遗产中发展起来的。唐“十部乐”的舞蹈,除了在文献记载中得到证实外,我们还可以对“十部乐”各乐部所用乐器、舞工人数、服饰的观察分析得到上述结论。

二、中国民族舞蹈的现实的融合性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舞蹈艺术呈现多样化发展的今天,传统的民族舞蹈艺术面临着各种挑战。如何保存和发扬传统的民族舞蹈艺术,借鉴世界各民族舞蹈艺术的精华,使中国的舞蹈艺术走向世界是我们面临的主要课题。中国舞蹈近年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舞蹈队伍越来越大,舞蹈艺术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舞蹈创作领域思维活跃,观念更新,呈现出多元化的的文化格局。很多舞蹈家们在扎根于本民族舞蹈文化这块深厚土壤的基础上,努力寻求中西方舞蹈文化的融合点,不断尝试着以西方舞蹈文化的观念、现代舞蹈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读传统的中国民族舞蹈文化,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种探索为中国民族舞蹈艺术走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促进了中国民族舞蹈艺术和各国的民族舞蹈艺术的完美融合。

一是民族舞蹈艺术与生活时空的融合。民族舞蹈多与信仰民俗、岁时民俗、礼仪民俗紧密相连,其表演的时间性和空间性无不受到民俗活动时空的限制。长期以来各民族地区都形成了独特的节日和祭日,并从日常生活中凸显出来,且以年为周期,循环往返,周而复始。不同的节日、祭日还形成了程式化、仪式化以及禁忌等约定俗成。由于民族舞蹈表演对象的转化,民族舞蹈已经打破了原时节性和空间性的局限,经常反复再现节日民俗事象和民间歌舞等场景,使民间舞蹈赖以依存的民俗文化时空发生了变化,其内容逐渐脱离了原有的含义,成为民族文化欣赏的舞蹈形式。

二是中国民族舞蹈的舞蹈语言与世界各民族舞蹈语言的融合。中国民族舞蹈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展示给人们的舞蹈形态大多是经过加工后的新的舞蹈语言,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经过融合更加光彩夺目,显示出民族舞蹈的无穷魅力,使中国的民族舞蹈变得更有“世界”的韵味,容易让更多的人理解和喜欢。特别是旅游景点的中国民族舞蹈面对的是全世界范围的旅游者,经过加工和改编的中国民间舞蹈突出了表演性和观赏性,强化了原民族舞蹈的风格韵律,动作变得更加丰富优美,既保持了中国民间舞蹈的“土、俗”味又适应了旅游文化的艺术欣赏口味。因此,旅游文化的兴起推动了中国民族舞蹈走向世界的步伐,加速了中国民族舞蹈和世界各民族舞蹈的交流和融合。

第2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一、 隐喻的概念性本质

隐喻从根本上讲是概念性的，不是语言层面上的，隐喻性语言是概念隐喻的表层体现[1]。因此，莱考夫称之为概念隐喻。人类的概念系统基本上是通过隐喻建构的。莱考夫和约翰逊认为人脑储存着大量的概念隐喻，如Time is money，Argument is war等。为了理解隐喻的这一概念性本质，莱考夫与约翰逊举例进行解释：

基本概念隐喻： Argument is war.[2]

语言表达：

（1）Your claims are in defensible.

（2）He attacked every weak point in my argument.

（3）His criticisms were right on target.

（4）I demolished his argument.

（5）I’ve never won an argument with him.

（6）He shot down all of my argument.

事实上，我们在谈论“辩论”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战争”，但是我们是通过“战争”的概念来解释 “辩论”这个概念以及辩论的行为的。在英汉语中，这种解释事物及理解世界所采用的概念隐喻方式是共通的，因此，这种概念隐喻在英汉语里也是相同的。所以，上述六个例句分别可以译为：“你的观点不堪一击。”，“他攻击我论据中的每一个弱点。”，“他的批评正中目标。”，“我击毁了他的论点。”，“我在辩论中从没赢过他。”，“他击溃了我的所有论点。” 这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说的，概念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建构的，行为是通过隐喻来理解的，因此，语言也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建构发展起来的[2]。

二、 英汉概念隐喻的共同性及翻译

语言的概念系统包含了成千上万个概念隐喻，概念隐喻是概念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隐喻的使用是潜意识的，绝大部分常规概念隐喻系统是潜意识的、自动的，使用起来是毫不费力的，正像我们的语言系统及概念系统中的其他部分一样。概念隐喻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

（7）The number of books printed each year keeps going up.

每年印书量持续上升。

（8）My income rose last year.

去年我的收入提高了。

（9）The amount of artistic activity in this state has gone down in the past year.

去年该州的艺术活动有所下降。

（10）His income fell last year.

去年他收入降低了。

（11）He is underage

他尚未到法定年龄。

（基本概念：多为“高/上”；少为“下/低”）

从认知语言学和体验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概念隐喻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经验，即把液体倒入容器中，液体的水平面随着容器中液体的增多而上升，或者是往一堆东西中添加事物时，其高度也随之增长。越多就越高/上，反之，越少就越低/下。日常经验中的这种对应关系是概念隐喻形成的基础，即认知是体验性的，隐喻表达根植于人类的经验。正如莱考夫和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任何隐喻的理解和表达都离不开人类的经验[2]。英汉语民族有大体一致的情感经验，生活中都会有快乐和悲伤的经历，在情感的表达式上，都有从方向域投射到情感域的用法。关于方向隐喻，Lakoff 和Johnson 作出了一些解释[2]：快乐向上；悲伤向下（HAPPY IS UP； SAD IS DOWN.）。如：

（12）他们个个情绪高涨。

（13）她情绪低落。

（14）She is really low this week.

（15）That news boosted my spirits.

另外，英汉语中都有表达健康状况的语言表达式，都有从方向域投射到健康域的隐喻用法，即健康和生命是向上，疾病和死亡是向下（HEALTH AND LIFE ARE UP； SICKNESS AND DEATH ARE DOWN.）如：

（16）他的身体每况愈下。

（17）His health is declining.

关于方向隐喻，英汉语中还有一个相同的用法：好是向上；坏是向下（GOOD IS UP； BAD IS DOWN.）。如

（18）Crude stocks were expected to rise 200，000 barrels after imports

（19）美元不太可能持续下滑，2005年有很多因素随时可能会改变……

相同的概念隐喻在翻译时，在保留喻体形象的前提下采用直译便可传达出原语的意义，这是隐喻的普遍性特点使然，也是语言文化的共同性决定的，是不同语言文化的人能够互相理解和交流的基础。

三、 英汉概念隐喻的差异及翻译

语言中大量的隐喻性表达表明了隐喻性思维来自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体验。然而，民族文化的特性对隐喻性思维也有很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语言的隐喻表达。文化对于概念隐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隐喻方式受文化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也就是说，隐喻是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受到诸如神话传说、意识形态、文学典故以及民族习惯等民族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语言影响人们观察、理解世界的方式，进而影响了概念隐喻的方式。语言隐喻化的原理证明，源语和译语都存在隐喻的多义性和可变性，二者交互作用，因此不可能用直译进行翻译。

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所形成的概念隐喻也不同。因此，有些概念隐喻是某种文化特有的。比如，在中国，吃的事物是几千年来人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因此，汉语里有很多概念隐喻与吃有关，如“吃闲饭”、“吃香”、“吃不了兜着走”、“吃软不吃硬”、“吃不消”、“吃透”。英语里则没有这样的概念隐喻，因此，翻译的时候，必须放弃隐喻用法，进行意译，以传达原文的含义为主。上述这些隐喻表达可以翻译为：

吃闲饭lead an idle life

吃香 be very popular

吃不了兜着走be in serious trouble；unable to bear

吃软不吃硬 yielding to the soft approach while rejecting force

吃不消 more than one can bear

吃透 have a thorough grasp

概念隐喻的差异还跟语言的特点有关。在英语句子中，有时一个介词的意义相当于汉语的动词或形容词的意义。根据英语形合的特点，介词在语法上一旦需要，则必不可少，不可省略。而在汉语里，介词的使用远没有英语那么频繁，而且很多时候可以省略。英语里介词的隐喻性用法也是汉语里所没有的。比如介词“at”的隐喻引申：

（20）at two o’clock （time）

（21）at his ease （state）

（22）at a certain price （value）

（23）He plays well at football. （scope）

（24）Do this at your convenience. （combination of time and state）

可见，英语介词“at”的用法从时间域投射到状态域、价值域、范围域、以及时间域与状态域的双域整合。汉语介词则没有这种隐喻映射。翻译的时候需要译者了解介词所表达的概念在英汉语中的认知过程，根据此概念隐喻的普遍性和民族文化特殊性，有效地传达原文的意义。正如纽马克所述：“因为隐语翻译给译者呈现出多种选择方式：要么传递其意义，要么重塑其形象，要么对其进行修改，要么对其意义和形象进行完美的结合，林林总总，而这一切又与语境因素、文化因素如此密不可分，与隐喻在文内重要性的联系就更不用说了。”[3]这段话高度概括了隐喻翻译复杂的特性，浓缩了整个语言的翻译规律。正是由于语言词语范畴的隐喻性和两种语言词语范畴及结构的非对应性，翻译成为一种认知的、创造性的活动[4]。

总之，只有从认知的角度研究概念隐喻的翻译，才能真正做到忠实、通顺。这就需要译者熟悉两国文化，了解原语的隐喻化认知过程，及其在目标语里的认知过程和对应表达。因此，隐喻的翻译不是简单地由原语到目的语的直线操作，而是多重手段综合利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Lakoff，George.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A].In Andrew Ortony（ed.），Metaphor and Thought[M]，202-251.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45.

[2] Lakoff，George.and Johnson，M.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4，5，19.

第3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关键字】民族文化 文化全球化 广电媒体

一、推进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的必然

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中国有几千年相对独立的文明发展历程，尽管从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语言使用等方面，仍然与西方文化有着深刻的差异。然而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文化也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

当前，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给我国民族文化带来的挑战、形成新的冲突，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一方面，全球化进程中，“文化霸权主义”与“民族文化”的冲突。文化全球化不等于文化“一元化”、“一体化”，更不等同于“文化殖民化”与“文化霸权”。但文化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进程中实现新的组合和构建，形成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过程。因此，文化全球化是一个正在生成而尚未完成的文化形态，又是一个蕴含着新的矛盾和冲突的全球文化体系。另一方面，文化全球化进程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文化全球化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但是，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也会导致外来文化与民族本土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由于文化的强势与弱势，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动与被动，在文化传播技术上的先进与落后等方面的差异，会导致文化交流在事实上的不平等，甚至出现文化入侵和文化殖民主义现象。还有就是，害怕和排斥文化交流，固守本土文化，以仇视的心态面对外来文化，也会引发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二、摆正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位置

文化全球化进程一方面给民族文化的发展带来种种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它也给民族文化融入文化的“世界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民族文化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文化样式，实现新的融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所实现的更新与融合，就是一种全新的整合与发展过程。整合，不是要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抛弃自己的“民族性”，相反是要在新的全新文化实践中，在新的文化全球化体系的建构中，提升、彰显民族性(特色)，体现其“世界性”的一面。对于整合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我们应注意：

第一、在融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与世界不同文化主体的合作中，奉献民族特色，促进全球文化新体系的建设。

第二，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维系民族文化，抵制“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对“全球场”中的文化实现平等、公正的整合目标。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主义”或“文化殖民主义”，文化整合的有效方法就是积极地维系民族文化，以消除“全球场”中文化发展的不平等、不公正，保证和实现“全球场”中新文化体系的建设。

第三，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自觉地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以扬弃民族文化中不适合文化全球化的消极、落后的东西。文化全球化是随着现代化在全球的推进、全球现代化的拓展而凸显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还处于现代化的“边缘”或“过程中”，其民族文化在适应“现代化”、体现“现代性”方面还有种种不足与不适应。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文化的发展就应在文化全球化中积极自觉地向“现代”的转换，这也是一种文化整合。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能否在21世纪获得新生与发展，关键在于能否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转换。

第四，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在整合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中，对民族文化进行综合创新。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文化的发展演变所围绕的中心。所以，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不能无视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及其现实的需要。

三、广电业在推进民族文化融入全球化中的作用

文化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文化全球化本身则是一种历史进程。作为文化产业核心的广电业，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应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以促进民族文化及广电事业的发展。一方面要认真对待国外影视文化的侵袭，积极应对，以大量独具本民族文化特色的内容参与竞争；另一方面要明确，广电产业说到底是一个内容产业、文化产业，内容的独特性、民族性是其与国外强势传媒文化竞争的根本。未来中国的广电产业能否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多大程度使其融入“全球场”并成为新文化体系当中的一员，将最终决定其在世界广电产业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

从理论上说，传媒市场的开放应该是双向的，中国的广电媒体按照市场的需求，加大对民族影视作品的重视和投入，并按照国际市场的运作规律进行推广，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获得西方主流媒体那样的国际影响力，但仍然可以培育出一个国际市场。这对于提升广电产业的核心能力来说无疑是一条捷径。

1、从文化上看，全球化环境下的东方文化提供了一种参照性的“还乡”意义已逐渐被西方人所关注，中国传媒因而具有一定的文化优势。从地域和文化的传统上看，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华语地区，日本、韩国等亚洲其他泛华文化地区，以及世界各国的华人群落等则构成了一个具有共同性的，接受中国传媒的文化交流空间，中国广电业具有市场潜力的优势。比如近年来国内一些优秀的电视剧集，如《康熙王朝》、《宰相刘罗锅》、《雍正王朝》等，不光在自己的本土市场，甚至在亚洲和世界的华人传媒市场、华人文化圈都获得了巨大的反响。这些例子说明具有本土文化色彩的传媒产品在亚洲、在世界的华人文化区都具有西方文化所不能替代的文化亲同性。因此中国的广电传媒如果能够创造性地利用传统文化资源，包括题材资源、价值观以及审美资源，在影视作品中体现和反映出来，就能够取得更大范围的成功和认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方文化传统也能为西方观众提供一种新鲜的文化参照和互补，从而进入西方文化主流。

2、在弘扬本土影视文化的过程中，要加强与其它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多样性正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威胁”。面对美国影视文化“不停的狂轰滥炸”，其他国家的人民“无法展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文化“正在遭受严重的扭曲”，甚至遭受“一场严重的劫难”。因此各国都意识到只有坚持自己的特色文化加强合作，才能抵制美国文化的冲击，才能拥有自己的“文化市场”。如法国在与我们的交流中就十分活跃，双方在广播电视方面的交流十分密切，法方多次表达了希望在广电影视方面与中方的活动和合作项目能够更加丰富和多样。他们也认为各类非政治性的专题片可能会成为今后双方节目交换的主要品种，同时也愿意合作拍摄制作有关文化、环境等方面的专题，以传播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

3、突出民族文化品牌。弘扬民族文化需要做的工作很多，从今天的国际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培育民族文化产品的品牌是一项重要的内容。与一般的文化产品不同的是，民族文化产品要体现鲜明的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如何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除了在生产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技术操作外，更重要的是认清民族文化品牌的内含及其构成要素。

民族文化品牌的内含是活的、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民族文化。具体说，民族文化产品首先要能充分表达一个民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对生命的感悟、对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对现实的执着与超越等等。好莱坞的大片行销全球，首先在于它充分、完满地演绎了美国人的英雄主义，他们的生活信念、道德精神。而我们现有大量的影视文化作品中，反映本民族精神面貌和文化底蕴的作品十分少，大量的还停留在民族文化的表层。这样的作品只会有短暂的生命，无论如何也做不成品牌。

民族文化品牌要素在于形式的独特性和意义的普遍性。形式的独特性包括产品独特的外观设计与视听效果、以及丰富的表现手法和准确的市场定位等。意义的普遍性指文化产品所展现的审美趣味与价值内涵符合人类发展的总体价值取向而对其它文化有借鉴启示作用。总之，打造民族文化品牌必须发掘、整理、总结、提升民族文化，这一过程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以及提升影响力的过程。

4、中国的广电媒体在提升竞争力参与国际竞争的征途上，必须加强对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和弘扬。特别是近年来由于过于强调数字技术、大制作，单纯追求商业价值最大化，西方传媒影视作品的人文地位和社会公益品质都明显下降，这为其他传媒文化的乘虚而入带来了契机，包括广电传媒在内的所有中国传媒理应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拓国际市场，扩展其影响力。

要达到这一目标，中国的广电传媒还要不断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组建经过所有制改造的具有国际营销实力的传媒制作、发行机构，形成规模适当的符合现代企业发展规律的专业化、流水线化的国际性传媒企业；从资金和政策上支持生产一批按照国际需要制作的媒介产品，创造“中国制造”的文化品牌；要求国产的传媒文化产品在制作技术和艺术标准上而不是制作投入和制作规模上与国际传媒产品接轨；积极推进传媒的横向整合，开发多种媒体的媒介产品，实行整合营销等。可以预计，未来国际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上的成功者，是商业开拓和文化传播的双重胜者；国际广播电视产业市场上的失意者，则是商业开拓和文化传播的双重败家。

第4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关键词:企业文化 创新

企业文化创新就是企业对其他文化进行消化性融合,其目的是建设自身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企业文化创新并不是对各种文化简单地进行拼贴,也不是否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外来的文化要素纳入本己的、正在建构的新的文化框架之中,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变革,赋予其在新的框架中的新的意义和本己的功能。因此,深层的企业文化创新,必定是在本已框架中对各种文化的深层沟通和融会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创新引导着企业文化发展的方向。

企业文化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机制的实施。首先要冷静地反思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陷,其次,要深刻认识外来文化和新产生的本土文化要素的精神品格,第三,要开通文化融合的中介渠道,避免对不同文化要素进行任意嫁接。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的,只有这样,新的文化要素的生命力才会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保留在新的文化模式中。

从人类文化史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既存在着共性,又存在着差异性。这决定了不同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性,这是各种文化可以互相交流学习的存在论前提;另一方面,人类的民族差异、社会存在形式的差异和个体差异,以及各种文化产生的特定背景,决定着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当具有差异性的文化相互交流时,文化不适应、矛盾以至冲突会发生。文化的差异性和客观冲突,是文化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保证。在差异和对立之中,产生着文化发展的动力,丰富着整个世界文化图景。

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发展的负面现象,而正好表现进行文化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辨证地对待全球化时代多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不能因为文化多样性有积极的一面而对其不加限制和规范,也不能因其有消极作用而闭关自守、使民族文化处于封闭性的单一状态。正确的态度是在肯定合理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从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不同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一面,做到。求同,就是努力寻找和扩大各国文化共有的价值观,正视全球人民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上的共同性,争取在一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存异,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它们的地方性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容许多民族自身文化的丰富个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承认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宽容、理解和学习其优点的态度,只有这样,全球各种文化才能呈现出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企业文化创新与社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

从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两个侧面而言,一般认为,全球化推动着各种文化间的认同潮流,使人类的共识越来越多,使文化之间相互渗透和交融越来越普遍;而本土化则推动着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路向有充分的认识和预料。事实上,全球化的确提供了一个多样化的文化语境,但是,在这个语境中,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和融合,很容易造成民族文化价值观的迷茫和失落,尤其是在世界各国文化实力不平衡的情况下。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它既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同时它也负载着发达国家,即文化实力雄厚的国家的实际利益和发展战略。发达国家力图通过向第三世界推行其文化模式、价值观念,来谋取其经济、政治、文化实力在全球的全面垄断地位,从而强化沃伦斯坦所描画的“世界体系”的中心与边疆、既联结又对立的模式结构。这对发展中国家无疑是一场苦难。

而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发展动力,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的意义上说,真正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民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都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或者说美国文化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它从某些侧面也反映了人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特征;它提出、并回答了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它积累了现代科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管理的丰富经验;它取得的大量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进步的环节,也是人类的成果。

第5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一是企业文化创新就是企业对其他文化进行消化性融合，其目的是建设自身新的企业文化模式。企业文化创新并不是对各种文化简单地进行拼贴，也不是否定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与矛盾，而是以开放的姿态将外来的文化要素纳入本己的、正在建构的新的文化框架之中，并将这些文化要素进行变革，赋予其在新的框架中的新的意义和本己的功能。

二是我们不难看出，企业文化竞争使保持着自身传统文化的民族面临着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要想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加强企业文化的创新，同时，这种创新必须具备全球化的视野。可以说，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化的兴衰，全系于文化创新能力的高低。文化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文化竞争力的内核。对各企业文化而言，真正的成功传承也必然是以创新的形式对传统进行超越性发展。

三是企业文化创新的实现，有赖于创新机制的实施。首先要冷静地反思自身文化的优点和缺陷，其次，要深刻认识外来文化和新产生的本土文化要素的精神品格，第三，要开通文化融合的中介渠道，避免对不同文化要素进行任意嫁接。而这一切，都必须是在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环境中才能进行的，只有这样，新的文化要素的生命力才会以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保留在新的文化模式中。

四是文化的差异、矛盾和冲突，并不是文化发展的负面现象，而正好表现进行文化创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们必须辨证地对待全球化时代多彩纷呈的文化现象，既不能因为文化多样性有积极的一面而对其不加限制和规范，也不能因其有消极作用而闭关自守、使民族文化处于封闭性的单一状态。正确的态度是在肯定合理的多样性的前提下，从文化多样性中寻求不同文化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一面，做到。求同，就是努力寻找和扩大各国文化共有的价值观，正视全球人民在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上的共同性，争取在一些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存异，就是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包括它们的地方性价值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容许多民族自身文化的丰富个性和多样性，这就要求在承认自己民族文化价值的合理性的同时，对其他民族文化采取宽容、理解和学习其优点的态度，只有这样，全球各种文化才能呈现出多样并存、和而不同的生动局面。

五是企业文化创新与社会文化建设是一致的。因此，企业文化创新决不意味着某一种文化能够“同化”世界上的其他多种文化而取得“王者至尊”的地位，或者不同的文化都放弃自身的生存特性而最终任意地融合成一种偶然的单一文化，企业文化创新强调各种文化都要以开放的姿态，走出文化模式的对峙，更多地关注多种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所形成的仍然是多样性的系统。同时，企业文化创新也意味着各种文化平等交流，融合互补机会的增多。问题的关键在于，应该实行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的革命，建立起一种流动主体性、多重自我与复合身份的多样性概念，使文化在本土与异域、现代与传统、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灵活地穿越与流变。

三、本土化与秩序性原则

一是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基和发展动力，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民族的意义上说，真正统一的全球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民族如果要保持自己的存在和发展，就都必须固守和发扬自己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头脑，在国际文化交往中保持和发展自身的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地区性文化，它从某些侧面也反映了人类科技进步、社会发展及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现代性特征；它提出、并回答了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它积累了现代科学在一定历史阶段管理的丰富经验；它取得的大量成果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积极意义。因此，西方文化也是人类文化在一定历史阶段进步的环节，也是人类的成果。

二是企业文化创新不能以西方文化为轴心和摹本，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它是近代西方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产物，它的地域特征就说明它并不具有无条件的普遍性，如果再以东亚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为参照系，更能看出，它并没有包容全球文化的普遍性框架和整合能力。西方文化在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的优势，并不能掩盖它自身的文化缺陷，因而它并不能成为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非得接受的价值观和思维模式。

三是在文化创新过程中的合理做法应该是：一方面要虚心学习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则要保持民族文化的自尊心、自信心；要强化民族文化自身的主体意识，要努力维护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在一定意义上说，对民族文化的弘扬，可以使传统文化获得一种现代的阐发，这必然推动传统与现代性的整合。

第6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关键词：语言生态；文化认同；民族外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59-03

一、引言

作为文化的重要符号，语言是人类进入文化世界的主要向导，是存在的家园。从某种意义上讲，语言学习就是文化学习。文化学习是一个获取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行有效交际所需要的具体文化知识和普遍文化知识的过程，也是学习者的认知、心理、情感和行为改变与调整的过程。学习者往往通过一种全新语言的学习而接受一种新的社会文化、行为模式。在全球化过程中，英语已成为全世界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作为外语教学的主要媒介，英语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外语教育，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英语教学中多注重英美文化的介绍，普遍忽视母语文化的培养，这种单一文化教学模式促成了语言帝国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导致了世界范围内某些语言的同化甚至消亡，英语作为使用最广泛的国际通用语对全球语言文化生态形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为此，要实现和谐的语言生态，除了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还需关注文化与周围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其目的在于提醒人们以健康的心态对待不同的文化，努力消除语言文化帝国主义，保持多种语言文化的和谐共处和语言文化的多样性。

二、民族外语教育的本质属性

外语教育的本质是一种跨文化教育实践活动。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国际教育大会提出的《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首次对“跨文化”和“跨文化教育”作了界定，文件中指出，跨文化是“关于不同文化的知识和理解，以及在一国内部各种文化成分之间和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之间建立积极的交流与相互充实的关系”，开展跨文化教育是要“促进对文化多样性的尊重、相互理解和丰富”，“增进国际理解，并使同各种排斥现象作斗争成为可能。其目的应是从理解自己人民的文化发展到鉴赏邻国人民的文化，并最终鉴赏世界性文化”。［1］（P498-499）鲁子问认为，跨文化教育是对呈现某一文化的人类群体的受教育者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养成尊重、宽容、平等、开放的跨文化心态和客观、无偏见的跨文化观念和世界意识，并形成有效的跨文化交往、理解、比较、参照、摄取、舍弃、合作和传播的能力，从而通过教育层面的努力，消解跨文化冲突，建构和谐的跨文化社会，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2］（P116）由此可见，外语教育是一种人文教育，而非工具性教育。

但是，我国外语教育一直以来以“工具论”为主导，“我们经常把‘外语教育’当成是‘外语教学’，而且总是把外语看作工具。外语教育成为一种工具性教育，只追求掌握手段，而无需在学生心灵里沉积什么，因此也就不会把学外语作为一种文化素质的培养来要求”。［3］（P3）为此，旨在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改革势在必行，从而促成外语教育实质性的人文转向。

三、民族外语教育的文化使命

目前中国英语族中许多在读硕士、博士甚至高校教师缺乏基本的汉语技能，无论在口头上还是笔头上，他们母语词汇贫乏，缺乏表达复杂事物的能力，更缺少色彩的变化。就他们本应充当中西文化间的桥梁而言，他们的视野也太狭窄。［4］西方文化使许多人特别是大学生在节日习俗、生活语言、价值观等方面受到了强烈冲击。有学者担忧英语的普及或许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语言和文化，甚至有可能使中国的语言文化“殖民化”。［5］

1.增强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抵制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一般是指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的强加行为，它主要通过文化思想渗透来控制一个国家人民的灵魂。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受到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威胁，中国虽是大国，但外语教育仍面临着反文化帝国主义的任务，一些西方国家把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甚至强加到我国外语教育中，妄图消解我国英语学习者的民族文化认同。语言是一个方便的楔子，它可以被用去征服一个世界，亦可被用来建设一个世界。语言教育往往牵扯出一个文化认同问题。文化认同指个体对于所属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形成归属感及内心的承诺，从而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属性的社会心理过程。［6］（P408）准确地说，外语学习中的文化认同主要指外语学习者对母语文化和外语所依附的主体文化的个性及共同性的双向理解和接受，其最显著的结果是文化移入，学习者在外语学习中获得的新的文化身份可能会对学习者的本土文化身份造成很大的影响，甚至使学习者在交际方式、文化认同方面发生改变。

因此，在民族外语教育中，要正确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民族文化认同态度，以西方文化为镜，不断反思、批判、改造传统文化，使民族文化获得一种新的发展机制，从而从容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有效抵制文化帝国主义。

2.调整外语教材文化内容，实现中外文化同构

第7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一、西南民族文化旅游发展背景

（一）文化产业内涵

文化产业概念由工业产业而来，最早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被译为文化工业或文化产业。西方学者对文化产业有多种定义，一般认为文化产业是按照产业化标准进行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再生产、流通以及分配的产业的总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是：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我国学术界较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文化产业是从事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提供服务的经营性活动的行业总称，其特征是以产业化手段矸⒄刮幕事业，以文化为资源来进行生产，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随着世界各国文化产业的深入发展，其外延进一步扩大，从高科技向传统文化转向，包含着如文化旅游等。

（二）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概况

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许多发达国家将文化产业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日本政府于1995年提出“文化立国”，其动漫产业在较短时间内领先世界水平。美国的电影产业迅速扩大，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影输出国，2011年美国国内及境外的票房收入共计103多亿美元，整个电影产业产值高达600多亿美元。英国文化产业产值90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韩国网络游戏产业就业人员人均出口额高出韩国全国所有行业人均出口额的6倍。法国借助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2005年，法国在世界旅游组织评选出的“2004全球十大旅游地排行榜”位居第一。各个国家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发展相应的文化产业，主要借助于科技优势和资源优势。

（三）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范围的文化产业发展大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随势启动，但由于我国疆土广阔，东西部地区因基础条件和发展历史的差异，经济发展区别较大，文化产业路径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借助良好的现代科技发展电子及动漫产业，西南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但却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和地域文化等多种资源。

随着全球化带来了文化消费，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前现代的文化存在，也被卷入到这场文化消费之中，这一方面给西南地区带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但西南民族文化如何资本化，是一个有挑战的命题，围绕这个文化经济学命题已经有多重理论研究，并有一些具体的实践探索。西南所拥有的民族文化资源，是全球多元文化的有益补充，其多样的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文化均符合深度旅游开发对文化的需求，也符合现代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文化的诉求。顺应文化发展的要求与旅游发展内在动力的趋势，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必然走出民族文化旅游之路径。

二、西南三省特色的民族文化旅游

西南地区旅游吸引力和竞争力更多来自多样的民族文化，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民族习俗，以及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依托民族文化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是西南地区近年来经济发展中一个突出的亮点，也是西南民族文化产业的有益探索。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旅游业尚处在初始阶段，旅游层次较低。人们旅游的兴趣主要集中在自然风景之上，旅游目的地也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名山大川。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人们对旅游的文化内涵需求越来越高，旅游开发注重地域性、文化性和体验性。旅游热点逐渐从过去的大城市风光、风景名胜区转向生态自然环境保护好、人文资源丰富的民族地区，西南民族地区以优美的自然生态，丰富的民俗文化，逐渐成为人们热衷的民族文化旅游地。

（一）摇曳生姿的云南风情小镇旅游

云南省在2000年开始着手进行60个旅游小镇的建设，围绕云南多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色，将云南特有的农耕文化、民族文化、村镇文化进行保护和开发，1999年昆明借助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的机遇，以丰富的民族文化、良好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使得国内旅游的热点从过去的大都市和传统的风景名胜地区，开始转向拥有独特民族风情的云南。云南旅游界提出的“七彩云南”宣传口号，涵盖了云南旅游资源的多样性特色，彰显了云南旅游的独特风貌，它包括“热带雨林、贝叶文化、苍山洱海、南诏文化，玉龙泸沽、东巴文化、香格里拉、雪域文化”等，体现出云南多种民族文化传承与自然生态结合的优势特点。

在众多的旅游小镇中，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最先引人瞩目的是丽江古镇，由丽江古镇辐射带动了云南一系列的风情小镇文化旅游，这些风情小镇旅游都依托浓郁的民族特色，提炼富有地域特色与民族特性的元素，以浓郁的民族风情为形象，充分表现出与传统风光游所不同的民族文化魅力。丽江古镇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地，在世界文化遗产中有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在文化旅游开发中，将古老神秘的纳西族东巴文化从历史的沉寂中打捞出来，通过一系列的挖掘、保护、提炼等手段，以不同的产品形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云南富有民族文化的风情小镇比比皆是，共同营造出一个“七彩云南”旅游目的地形象。如大理主要是以深厚的南诏文化吸引着人们，还有独特的白族文化，香格里拉的藏族文化、西双版纳的傣族文化、泸沽湖的摩梭习俗，都展示出云南民族文化旅游中鲜明的民族特色，吸引众多国内外的旅游者，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人们愿意重复地游览，比如丽江、比如大理、比如泸沽湖，它能满足现代都市人们对于淳朴民风的热爱与简单生活的追求。云南民族文化旅游的成功运作，取决于充分运用民族文化优势资源，将其资本化，也取决于文化旅游开发中对民族文化的包容和尊重，从而走出了一条独有的民族文化旅游路径，这些事实证明，民族文化旅游是云南民族文化产业运作的最佳模式，被美誉为“云南模式”。

（二）绝美山水中的广西古镇民俗旅游

广西以漓江山水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秀丽怡人，孕育着丰富的民族风情，悠久的历史，创造了一个个民俗古镇，这些古镇依山傍水，古韵犹存，散发着历史的幽香和民俗的魅力。

广西的古镇民俗旅游，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俗内涵资源独特。如黄姚古镇，曾是古代著名的商业河埠，有着近千年历史。古镇处于群山环抱之中，江水蜿蜒穿镇而过，古镇水榭楼台、寺观庙社，掩映在参天古树、依依垂柳中，有着古雅神秘的氛围和丰厚的文化底蕴。沿街两侧的老房子绝大多数都是昔日的店铺，在木头窗户上还留着一个圆孔，曾经是打烊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通道。

杨美古镇，三面环江，保留了大量的明清时代的古建筑。有清代一条街、明代民居、魁星楼、黄氏庄园、古商埠码头、清代市场管理条例碑、清代村规民约碑、梁烈亚故居等30多处遗迹，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完美结合，从高处往下鸟瞰，古镇是一幅精美绝伦的古建筑群画。位于三江、融安、融水三县交界处的丹洲古镇，在明清时期，曾一时成为方圆百里之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丹洲四面环水，山怀水抱，犹如镶嵌在青山绿水中的一颗翡翠。风格独特的众多明清古建筑群、其厚重的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光彩夺目。 旧州古镇，有“壮族活的博物馆”之美誉。除了古建筑和传奇故事之外，还有浓郁的壮族风情和绣球一条街：古镇500多户人家，家家绣织壮族吉祥物――绣球，代代相传，生意十分红火。绣球是广西十分独特、十分珍贵、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

（三）旷远古拙的贵州村寨旅游

贵州的民俗旅游，起源于乡村旅游，贵州是在全国最先提出旅游扶贫的省份。早在2004年第一届乡村旅游旅游论坛之后，根据世界旅游组织推荐的标准与贵州的实际情况，普查了有代表性的村寨200多个，形成了贵州乡村旅游村寨名录。

近年来针对这些村寨的历史遗存和民俗特点，培育出具有贵州文化特色的村寨旅游模式。贵州的民俗旅游有着不同于云南、广西的特点，特殊的地质地貌构建了贵州民俗旅游的独特生态景观，喀斯特地貌孕育了奇山秀水、飞瀑异洞，成为典型的喀斯特王国。由于特殊地貌的割裂，导致文化的多样性，贵州文化有“千岛文化”的别称，“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形成许多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村寨。走进村寨，依然会透过服饰、建筑和风俗，发现汉晋遗风、唐型、宋代服饰，明清建筑等古老的文化模式，近年来，安顺的天龙囤堡，西江苗寨、朗德苗寨、肇兴侗寨、岜沙、占里，黎平侗寨等村寨，以其神奇古老的民族文化、淳朴原生的生活形态，吸引着众多旅游者，成为贵州村寨旅游的名片，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多彩贵州已成为一张有贵州村寨特色的旅游名片和文化名片。贵州民俗村寨旅游同时还善善于围绕世界自然遗产比如荔波景区，世界知名景区黄果树，依托大量的外来和本省游客市场，结合民俗文化，形成了演艺娱乐、民族工艺品、民俗村、会展、影视休闲等相关的产业。

三、结语

第8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关键词:管理条例;保护条例;泸沽湖区域;适用状况;法律建议

一、《云》与《凉》两个条例之间的差异性与共同性分析

(一)差异性分析通过对条例的对比可以看出云南省将泸沽湖景区实行三级保护管理，四川省将泸沽湖风景区按照泸沽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划分重点村落保护区、点，湿地生态保护区，风景游览保护区，生态恢复区，实行两级保护管理，云南省的划分方式更为细致，更有利于对景区进行保护。云南省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各种经济组织和个人投资建设景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相对重视经济效益与投资者的利益，四川省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责任保护风景区的生态环境，对侵占和破坏风景区环境资源的行为，有权检举和控告，并且对保护风景区环境资源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更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注重在合理的条件内进行开发利用。《云》规定自治县人民政府设立景区保护管理机构可以征收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凉》并未做出有关规定。《云》与《凉》二者对水质级别要求不同，云南省要求泸沽湖水域水质按国家GB3838－88《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Ⅰ类标准保护，四川省对泸沽湖水域的水质的要求是保持国家规定的地面水环境质量Ⅱ类标准。笔者认为泸沽湖虽分属两省监管，但实质为一体，且湖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所以《凉》应该提高标准，争取实现对全湖进行Ⅰ类标准保护。《凉》规定风景区内所有船只应当依法登记，取得许可证，而《云》没有规定船只登记事项，笔者建议增加有关规定，同时两省可以对船只进行统一管理与登记。《云》对泸沽湖裂腹鱼的的保护问题作出了规定，《凉》未对此问题作出相关规定，裂腹鱼经济价值较高，但逐年产量急剧下降，笔者建议为保护泸沽湖生物资源多样性应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云》规定进入景区从事科研、考察、影视拍摄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须向管理机构申请办理有关手续，《凉》未做出此类规定，建议增加此类规定，两省可以对该事项进行协商，统一规定。《云》第二十条与《凉》第十七条规定可以看出云南省对景区内的挖沙、采石、取土，实行定点限量开采，四川省严禁在风景区内采石、采矿、采土、采沙和其他毁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笔者建议云南省将“限量开采”改为“禁止开采”，与四川的规定同步，将更有利于对景区的保护。《云》规定管理机构可从门票收入中提取2%的经费，专项用于景区的保护管理工作，《凉》未对此做出相关规定，建议增加相关规定。从对两个条例全文结构的对比可以看出《云》未对条例内容进行结构上的划分，结构相对混乱，笔者建议将条例根据内容划分为总则、保护与利用、管理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五部分组成。《云》第三条规定景区的保护管理和开发利用，坚持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原则，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协调。根据十报告提出的五位一体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一体，笔者建议应对条例的该条内容予以改进，增加“政治效益”与“文化效益”的表述。(二)共同性分析川滇两省两省出台的旅游管理条例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共同性，两个条例都包括对泸沽湖风景名胜区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与利用，对景区内从事各项活动的管理与监督以及违反条例后的法律责任的内容。因为两省条例存在共同性，所以两省在管理泸沽湖的过程中也会采取一定的联动方式，例如两省正在协商达成“在四川盐源县盖租乡共建污水处理厂，统一收集处理污水”的共识，两省进行交叉执法等。笔者认为两省有必要对联动管理方式做进一步商讨，以促进泸沽湖区域的统一发展。

二、《云》与《凉》两个条例的执法效果分析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它的这一特性不仅要求其具有可实施性，且实施过程中取得一定成效，即执法效果。笔者通过调研了解到云南省泸沽湖管委会充分利用云南省政府2004年，2011年两次现场会项目资金和泸沽湖国家良好湖泊生态保护试点项目资金，加强对泸沽湖的保护，稳定保持了条例所规定的I类水质，泸沽湖已被列为全国良好湖泊保护试点。随着泸沽湖旅游业的发展，部分泸沽湖景区群众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导致原有古色古香的摩梭民俗民居面目全非。2015年11月起开展泸沽湖环境综合整治和项目推进工作，摸底排查出泸沽湖景区有手续但未严格按照审批文件要求建设和整改户64户，无手续“两违户”45户，截止2016年7月15日，泸沽湖“两违”整治工作，有手续的64户风貌整治，已整改拆除44户(41户通过整改验收)。对6家存在环境违法行为的酒店，客栈进行处罚，责令停业整治3个月，罚款5万元同时，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笔者认为云南省在对遭到破坏的民俗民居进行整改同时可以学习四川省《凉》有关表彰和奖励保护景区突出的组织及个人的规定，通过奖惩两种方式对景区民俗民居进行保护。云南省为切实加大摩梭文化保护力度，借助四川经验，适当提高重点保护民居补助标准，每年实施检查验收，符合条件的，继续给予资金补助。同时为营造全社会共同护湖的良好氛围，制定《泸沽湖沿湖全民保护泸沽湖工作实施方案》，并成立工作领导小组，促进对全湖的管理与保护。笔者通过对四川省盐源县泸沽湖景区管理委员会、四川泸沽湖污水处理厂进行调研访谈了解到四川省泸沽湖区域为进一步规划景区旅游市场环境，净化景区干线街景街貌，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结合景区实际，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研究决定，由凉山州摩梭家园暨泸沽湖旅游景区管理局采集信息，并制作统一规范的店招店牌，做到了条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风景区的开发利用，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的要求，并尊重当地民族传统文化习俗，建设项目的建筑风格应与民族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环境相协调。为有效保护和恢复泸沽湖渔业资源，做好封湖工作，在封湖前三天张贴通告，加大封湖宣传力度。同时为鼓励泸沽湖景区内单位及个人，开展了泸沽湖第一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单位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确定泸沽湖景区环保公司等3个单位、5名个人为表彰对象，做到了条例的第五条规定。泸沽湖管委会为推进泸沽湖旅游市场综合整治，保护泸沽湖生态环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制定《保护泸沽湖，我们在行动》实施方案。川滇两省在管理泸沽湖区域的执法过程能够依条例执法，并在保护水质，民俗文化，生物资源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发挥旅游保护管理条例的价值，但在法条适用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进行分析，给出相关建议。

三、《云》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法律建议

(一)专项规划滞后，存在风景名胜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自然保护区规划，环境保护规划，集镇和村庄规划等不衔接问题。景区供排水，道路，服务设施，居民建筑风格等专项规划滞后。笔者建议:泸沽湖管委会同丽江市规划局负责，组织完善景区各类专项规划，强化规划引领，严格按照规划进行保护开发。(二)景区生态环境保护压力大，沿湖截污治污体系不完善，现有污染治理设施效能有待提高。湖滨生态带建设不完整，入湖河道的保护与治理工作需加快。笔者建议:景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尽快实施泸沽湖供水工程、环湖截污治污工程、湖滨生态走廊工程。川滇两省尽快达成“在四川盐源县盖租乡共建污水处理厂，统一收集处理污水”的共识，推进川滇两省共建共管泸沽湖环湖截污治污处理系统建设工程。(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笔者建议:景区加快基础设施规划，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可适当提高条例中规定的从门票中提取出的费用比例，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四)景区执法和监管体制亟待理顺，由于泸沽湖景区与社区，风景名胜区与自然保护区，旅游渡假区交叉重叠，长期存在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体制不顺，权限职责不清等体制机制上的问题，执法部门之间存在推诿扯皮，在推进泸沽湖保护与开发进程中出现管委会与县直有关部门执法“两张皮”的现象。笔者建议:加快理顺景区管理体制机制，尽快成立景区综合执法局，落实编制与人员，由泸沽湖管委会所属的景区综合执法局履行条例中规定的行政执法权及有关行政强制，监督检查职责，协调联系市、县相关执法部门，开展景区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市，县环保部门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有关规划，强化对泸沽湖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监督管理。(五)筹融资工作进展缓慢，泸沽湖景区供水建设项目，蒗放湖滨生态走廊建设项目等筹资困难。影响项目建设。笔者建议:拓宽筹融资渠道，引入社会资本，采用与企业合作的方式加快推进项目建设，积极争取国家，省级的资金支持，请求“十三五”期间继续对泸沽湖环保项目予以省级环保资金，国家江河湖泊专项资金支持。

四、《凉》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法律建议

(一)污水处理厂运作状况堪忧，污水处理厂于2006年开始修建，2007年投入运转，由于污水处理没有进行雨污分流，夏季降水多，导致运作超负荷。污水处理厂所处位置较低，所以增加大量水泵，自流管与压力管共同进行，所以工程量投资较大，随着游客量增加，污水处理效果有所下降，水质下降。笔者建议:景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尽快实施泸沽湖供水工程、环湖截污治污工程、湖滨生态走廊工程。川滇两省尽快达成“在四川盐源县盖租乡共建污水处理厂，统一收集处理污水”的共识，促成两省省级泸沽湖环保联席会议制度，推进川滇两省共建共管泸沽湖环湖截污治污处理系统建设工程。(二)基础设施薄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笔者建议:景区加快基础设施规划，多方筹集建设资金，可以学习云南省条例的规定，从门票中抽取一定费用作为景区专项建设费用，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三)景区垃圾处理问题，旧的垃圾场使用已经趋于饱和。笔者建议:加快推进新垃圾厂选址及建设进程，加大垃圾分类宣传力度，科学合理处理景区垃圾。(四)百姓对景区建设工作支持度不高，在污水处理厂地下埋管过程中会经过当地居民使用的土地，居民认为自建房屋与污水处理厂建厂相矛盾，不是很支持工作，这对于工作开展有一定的难度。笔者建议:加大对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宣传力度，创新景区环保宣传方式，景区政府加强与当地居民的沟通与协商以获得居民的支持。(五)景区建设项目审批效率慢，出现体制不顺等体制机制问题，手续上报过程复杂，审批时间过长往往拖延工程的开展。笔者建议:加快理顺景区管理体制机制，减少不必要的上报过程，精简项目审批程序，争取做到早上报，早审批，早建设。

［参考文献］

［1］李仲新．泸沽湖自然保护区资源管理与利用的矛盾及解决途径［J］．林业调查规划，2006．31(增刊)．

［2］董仁才，苟亚青，李思远，曹慧明．不同管理主体对泸沽湖流域生态系统影响的比较分析［J］．生态学报，2012，32(18)．

［3］喇明英．关于四川省泸沽湖旅游景区开发模式的探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4］裴丽萍．试论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以泸沽湖地区为例［J］．旅游学刊，2001，16(30)．

第9篇：民族文化的共同性范文

民族舞蹈的传承、保护、发展与开发已成为受到各界关注的、具有国际意义、学术地位与艺术价值的热门话题。作为濒危文化的民族舞蹈，如今已被列入国家乃至国际的保护范围，不少学者、艺术家将民族舞蹈视为“活的文物”“人类活态文化财产”，主张对其深入发掘、抢救并保护。在影视作品中增加民族舞蹈的元素，不仅可以帮助其在国际影坛上独树一帜，也可以为电影画面增加生动性和丰富性。民族舞蹈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有展示，印度的宝莱坞电影甚至将其作为文化传播的人重要符号。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美人通常都是能歌善舞的，舞蹈为女性平添了一份柔和与美丽。因为舞蹈的视觉观赏效果极好，许多影片把它作为塑造女性形象的重要手段。

民族性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最好名片，例如李安的《卧虎藏龙》、陈凯歌的《霸王别姬》都是展示了非常传统的中国韵味。民族舞蹈也是体现中国元素的重要方式，《十面埋伏》中章子怡的水袖舞便是很好的例证。水袖舞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舞蹈形式，舞者和水袖融在一起，其柔美飘逸的舞姿，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云流水”的美感。水袖舞的片段成为整个电影中的经典片段。《佳人曲》是章子怡饰演的小妹为金捕头所作之舞，柔软的身段，灵动的舞姿，独特的气质……融合在一起，在这段舞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正如舞蹈的唱词中一样“北方有佳人，遗世而独立”，这段舞蹈也为后面的故事打下一个伏笔，展开了小妹和金捕头的爱恨情仇。

越来越多的民族舞蹈作为“民间艺术”确实己经走向世界。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否也导致了民族舞蹈日益舞台化或本质化的过程呢？有些舞编和评论家长期致力学院式的专业领域，会产生对民间舞蹈概念的凝化或刻板化，导致对民间舞蹈的误解和偏狭理解；同时，抱有偏狭舞蹈概念的专家们总是不甘寂寞，超越自己的领域，对群众自娱自乐的舞蹈和广场上专业民间艺人的舞蹈进行技术方面的指导或提出改编意见。这就导致了一种矛盾现象：舞蹈家个人创作意识愈强，离民间舞本源就愈远；评论家愈赞赏，群众及民间舞艺人愈摇头。这是因为专业人士忽视了这样一个存在，在审美的生态中，人们需要现代剧场中雅化的民间舞，也需要广场式民间舞的豪爽和粗俗；创作观赏和原创参与是两种合理的审美需求。吕艺生由此呼吁：“请诸神归位。”[1]

明文军对此有所回应。他扩展吕艺生的“两类三层论”，提出“三分法”，试寻找“学院派民间舞”存在于舞台的学术与社会价值所在。“三分法”要点如下：第一分是独立性，较完整的表现原“区域”“广场”之独立风格的民间舞样式；第二分是共同性，亦即“代表性”，“扬弃”后“提升”，实现对民族精神风貌、情绪情感、审美风格等共同性“抽取化”的表现；第三分是个体性，指舞蹈艺术家的个体创造性，是当代创作个性追求的一种必然趋势，体现传统为当今时代服务的一种必然的重合，也引起大量对中国民间舞的纷争。明文军看到，经典中国民族民间舞剧目，绝大部分都属于“第二分”的范畴，即呈现某类情趣与特定风格的“加工型”表演性作品。例如杨丽萍的《雀之灵》，按说其“创作性”已经极为明显，可是由于其浓郁的民族韵味，人们还是喜欢将之归在“第二分”。这就是所谓“学院派民间舞”存在于舞台的学术与社会价值，因为“第一分”是坚持与扬弃的源泉，是舞台呈现的主要参照，是基础工程，而“第三分”那势必将民间舞引人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窄胡同；由此，坚持、巩固、发展“第二分”，正是有效保护“第一分”，适时孕育“第三分”的三全之策”。[2]

二、 传统与现代之名下的民族舞蹈

明文军在为舞台化的民族舞蹈正名时提出疑惑，“为什么已成传统的‘扬弃’可以得到认同，而我们的‘多元’探寻却难有可以观察的空间？”[3]更有一些学者嘲笑民俗学宣称的传统正在消逝这一说法――民俗学研究要做的就是在完全消失之前观察并记录它们――因为民俗学家已经在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使用同样的理由。舞蹈不仅仅是舞台艺术，同样是电影艺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伴随着电影的输出，各国的民族舞蹈也在向世界进行传播。例如俄罗斯的电影中常常出现芭蕾的元素，美国的青春电影里总不会少了街舞，宝莱坞的电影更是不会缺少印度特色舞蹈。中国电影的发展呢？在争论对民族舞蹈的保护或侵入时，也需要将舞蹈与现在的文化产业进行更恰当的融合。

古装戏一直是影视作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类型的影视作品为民族舞蹈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古装戏充满时代感的环境和多样性的服装可以恰当地传递出中国民族舞蹈的气质。在民族舞蹈的发展和传承中，既需要专业化的继承，同时也需要广泛化、大众化的传播，以避免民族舞蹈在传承过程中进入曲高和寡的死胡同。

现代性和传统，不是简单的描述性术语，而是具有比较性和可估性的多元文化视角。有时传统具有积极或消极价值，这取决于一个人以积极或消极的眼光看待当代社会和文化；若现代性被看做即将流逝的东西，那么传统就是被歌颂和敬重的，若现代性是事物所蕴含的东西，那么传统就是桎梏，社会需要从中被释放。民族舞蹈需要探索出一条适合现展的道路，对待传统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电影《十面埋伏》中，章子怡有一段舞蹈《仙人指路》。这段舞蹈将中国的水袖和鼓舞融合在一起，用水袖来击打大鼓，既展现了水袖舞的力量和飘逸，又凸显了大鼓舞的节奏和韵律。这段舞也为誉为经典，在后来的舞蹈表演中，许多人也将大鼓和水袖结合在了一起。水袖的修长、柔美创造出多面的造型变幻也展现出人物丰富的情感世界。这段舞蹈展现出了刘捕头和小妹的情感纠葛。刘捕头的石头打到哪个鼓，小妹的水袖也跟着打到那个鼓。这仿佛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相互的试探，两人相互欣赏却又对彼此有所怀疑。但这实际上却是两人的表演，刘捕头和小妹早已相识，《仙人指路》仿佛是两人心照不宣的暗号。在外人看来，是刘捕头在刁难小妹，而对于两人来说，这就像是见面的问候。这时《仙人指路》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刘捕头和小妹在这段舞蹈中彼此诉说着思念、爱恋和重逢的喜悦。刘捕头和小妹都是卧底，两人虽然相爱但是不得不扮成敌人，共同演一出戏，舞蹈作为两人真正情感交流的平台再合适不过了。

民族舞蹈研究者历来关注怎么用“过去”提升和活跃一个没有活力的现在，经常界定、描述并尝试去保护传统民族舞蹈。然而传统的相关研究不是只能在与其相关的现代性中完成，也不需要对过去或现在的价值作出一定的解释；作为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传统可以保持价值中立，我们可以调查文化的连续性如何被创建和干扰，不管延续或转换是趋好还是趋坏。

郑杭生从“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视角来看待和解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所谓“现代的成长”是指社会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所谓“传统的被发明”，是指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又不断产生自己相应的传统、新传统和更新的传统。这两者合在一起，也就是现代性的基本含义：所谓现代性，就是“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意义上，“‘传统’实质上就是‘现代’的另一面，是对 ‘现代’更为深刻的表达和揭示”。[4]

爱略特・奥林认为，即使在宣称传统处于中心地位的民俗学研究中，传统也并没有被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民俗学研究的不是传统，而是传统事象。这些传统事象被认为是表达式，即作为个人和群体的一种象征符号。在这里，传统更多的是代表善和美而存活于现代世界中，它涉及口述或手工，被面对面地传承，并在相当程度上带有自然美感。但是，即使民俗学是建立在对现代性带来的损失的关注之上，它也可以定义其本身，而不需要享有口头和道德层面的特权，也不必假设将其研究必须作为现代生活的一种批判。[5]

也就是说，“现代的成长”与“传统的（被）发明”实质上是有机统一的，传统即是“活着的过去”，也是现在与未来，民族舞蹈无需视“传统”为评价标杆或道德上的圭臬。在民族舞蹈的“传统与现代”讨论中，传统可以保持价值中立，被看成是一个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惯性赐予，一个文化再生产的过程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产物，从而实质性地讨论文化的连续性及其如何被创建和干扰。

三、 民族舞蹈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回归

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是：基本依靠口头和面对面传承方式延续传统的那些团体正在消失或迅速改变。在城市化、工业化、商业化、现代化、西方化的进程中，民族舞蹈以保护与传承的口号脱离了生活，被艺术化，与民族―国家主义、专业系统结构化和大规模生产有了联系，由国家主流话语所表述，被知识分子再造出来实现“传统的复兴”；然而这个过程中，舞者的主体性身份却在不断降低，民间传统文化逐渐进入被驱逐和被边缘化的流散状态。

明文军发现，当民间舞的艺术成分逐层提高，民间舞舞者的主体身份却逐层降低。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民间舞原有若干传统属性的大面积流失，而其中最最不能被泯灭的，恰恰是“以人为本”――以每一位民间舞活动的参与者为本――的民间舞精神物质！[6]一切回忆、保护大多是权力官方的记录，这些记录就是“历史”。沦为濒危文化的民俗艺术，今天被列入国家乃至国际的保护范围，但对民俗艺术的保护是否应该首先涉及到对这种民俗艺术实践者们的关注，村落里的文化弱势群体是否也应该享有话语的平等权，他们的主体意识和感受是否能被体察和被尊重，他们能否摆脱客体的、被表述的地位？

这里再次涉及传统作为“活着的过去”与“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传统作为现代的另一面，是活着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它不仅是产物也是过程，正是过程创造了产物。什么传统的过程？即文化再生产的过程。“文化生产”作为“观念，意义或者意识的社会生产”之意，以雷蒙・威廉斯1961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为早期代表。1978年英国社会学会的年会主题是“文化”，学者们强调文化应当被视为生产意义的社会和历史过程。从“文化生产”又发展出“文化再生产”的概念。把“再生产”一词从经济领域运用到文化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他们使用文化再生产表示国家支持的文化制度在人们的观念里制造出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