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的孝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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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中图分类号：D63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11月14日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

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

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

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

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

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

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

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

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

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

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

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1]郑秉文，J威廉姆森，E卡尔沃.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J].拉丁美洲研究，2009.2.

[2]车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商界论坛，2013.3.

[3]王文茹.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J].人资社科，2015.2.

[4]刘丽.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3.

第2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地藏信仰；儒家文化；孝道；金地藏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5（c）-0135-01

在汉传佛教信仰中，地藏与观音、文殊、普贤一起被尊为中国的四大菩萨，《地藏十轮经》谓：地藏以“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地藏”而得名。更以“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大誓愿与自我牺牲精神而著称，千百年来得到民众的普遍崇敬与膜拜。地藏信仰能在中国得到广泛的传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地藏信仰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之间有着某种契合，并在历史的长河中走向融合。地藏信仰与儒家文化的契合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其一，金地藏本人潜心修炼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事迹和宏深大愿以及其博大的胸怀符合儒家宣扬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风。

中国佛教史上所说的“地藏王菩萨”有两个，一个是“释地藏”，一个是“金地藏”。前者是佛经上描述的地藏王；后者却是实有其人，他就是朝鲜三国时期的新罗王子金乔觉。唐开元末，金乔觉渡海入唐求法，卓锡九华，苦行修道，并抵制了亲人和未婚妻的劝说，远离市井，隐于山林，食掺白土，遇毒鳌亦端坐无念，潜心修行。如此的苦修、如此的定功足可看出他修道的诚心，护法的决心。金地藏在九华山潜心修行了整整75个年头。公元794年，他以99岁高龄坐化于此山，三年后乔觉大师肉身不坏，容貌栩栩如生，摇动他的骨节就像摇动金锁一样，发出清脆的声音。而这些迹象正好应验了佛经上所说的“菩萨钩锁，百骸鸣矣”之语。因而被弟子们尊奉为“地藏菩萨”。其后，中国佛教所说的九华山地藏菩萨，指的就是金乔觉，金地藏。金地藏这种为了信仰可以舍却一切，不畏艰苦，奋斗终身的精神不正是和儒家所追求的自强不息的人格是一致的吗？

其二，地藏信仰的经典中体现着孝道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与儒家的忠孝思想是相契合的，因而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切利天宫神通品》载，地藏曾于过去不可思议阿僧抵劫时的一位婆罗门女，其母信邪，常轻三宝，魂神堕在无间地狱。地藏为了救渡母亲出离地狱，得进地狱，见地狱种种苦相。救母后发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阎浮众生业感品》载，地藏为过去无量阿僧抵劫前一位名叫光目的女子，其母堕入恶趣受极大苦，光目女为救母发出广大誓愿：“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华日如来像前，却后百千万亿劫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诸罪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饿鬼等。如是罪报等人，尽成佛竟，我然后方成正觉”，通过这两则地藏菩萨的本生事迹，我们可以看出地藏菩萨感天动地的孝道精神。这种的孝道精神正是儒家所提倡的。这样的故事和“董永卖身，迁殡葬其父母”、“郭巨为母生埋子，天赐黄金五百斤”、“王祥为母卧冰”的儒家教化故事是一样的感人至深。地藏信仰中的这一思想对儒家教化人们要行孝道实则是一种精神力量的强化。

其三，地藏菩萨的誓愿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藏菩萨在佛经中被尊为功德无量、威力无比、智慧深广的偶像，他为了普渡众生，显现无量化身，遍于十方世界，作种种善事，利益大众。《地藏菩萨本愿经》中的《切利天宫神通品》载，地藏曾于过去久远劫前，身为大长者子，在如来座下见佛相好，千福庄严，于是在佛前发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计劫，为是罪苦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地藏菩萨集大慈大悲、大智大德于一身，不仅度脱在苦海中受苦的母亲，而且受释迦牟尼佛的嘱托，在释迦既灭，弥勒未生之前，自誓必尽度六道众生，拯救诸苦，始愿成佛，因而，要度脱一切在地狱中受苦的灵魂。要“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设方便，使令解脱。”为此，他一直现身于人、天、地狱之中，并发愿要为世间一切众生担负一切痛苦，创造一切幸福，并发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他以自我牺牲的精神赢得了众生的崇拜。

地藏这种慈悲深广的胸怀自然受到人们的尊崇。这也与儒家的忠君爱国思想是一致的，儒家倡导“八目”即：“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地藏菩萨则是修身、度母、度众生，其实可以将佛教的“菩提心”比之于儒家的“忠义心”，“菩提心则忠义心也”，名异而体同。

其四，地藏信仰与儒家精神契合还表现在二者之间的互相交融。这种交融表现在九华山的地藏信仰与儒家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活动中。史载王阳明非常喜欢九华山，并留下歌咏九华山的诗歌50余首以及禅修遗迹“东崖晏坐”。王阳明来到这座佛教名山之后，一方面吸纳佛学之精粹，另一方面弘扬儒学之宗旨。他在九华山广纳弟子，弘扬儒学，九华山及其周边地区便兴起了一股儒学热潮，先有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之建构，后有双华精舍、钦所精舍等，一时间九华山这个地藏信仰的集中地聚集了一大批儒家学子，遂开九华儒学之盛况，更加促进了佛儒之间的交融。

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九祖藕益大师则自称“地藏之孤臣”，亦曾久居九华，一生侍奉地藏菩萨，并长期有意识地从事“以禅入儒，诱儒知禅”的儒佛会通工作。他以儒家“孝道”为基础，着力进行儒佛间的汇通，提出“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认为儒佛虽分为两家，其实并无本质之异。

正是由于地藏信仰与儒家文化有着深刻的契合，从而使得地藏信仰有着广泛的受众，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形成九华山的地藏菩萨道场。大量僧众集聚于斯，寺院数量和规模迅速发展，历代游山名人不绝于史，李白、王安石、苏舜钦、王阳明等一大批名人的游历更加促进了地藏信仰的传播。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许齐娟，女，1981年出生，安徽芜湖人，现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九华山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0

[2]张总.地藏信仰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M].2003

第3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儒家文化；齐鲁民风；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6-0278（2013）08-289-01

民风与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由人类集体创造、人人相习并历代传承，其形成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经久不衰的传统文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虽然因为长期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不可避免的带有腐朽落后的因素，但它更积淀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历史经验和传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和智慧结晶。就当下的山东地区的民风来说，儒家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学影响下的山东人的礼仪修养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学，战国时成为显学，汉武帝时期竖起了“独尊儒术”的大旗，从此孔子居庙堂之上，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孟之道被历代帝王视为治国安邦的思想和选拔人才的依据，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处于基础与主体的地位，其中的君臣之道、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中庸之道，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的促进了文化繁荣。儒学的尊卑亲疏仁爱之礼，使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等级森严之外又充满了人性。在山东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孔子的思想和主张，也塑造山东人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的最高准则。

山东人民豪爽、朴实、大方、好客、忠厚的真性情广为人知，山东地区的优良民风在中国大地上是有口皆碑的。例如“风近邹鲁”是对其他地区评价其当地民风民俗的相当高的标准。从以礼治国到崇尚忠孝礼智信，无一不体现着儒家思想中的发光点和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借鉴的地方。《礼记・中庸》中记载“诚者，天之道；诚之道，人之道也。”山东人的诚实也处处体现着。《论语・颜渊》中有孔夫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人所处位置与责任的一致性。《礼记・礼运》中孔夫子所讲的“十义”：“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把人放在一定的人际关系中来定义，所强调的是家庭成员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双向责任，互相对对方负责，齐鲁人正是在儒家这种人与人的责任中践行着自己的责任，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自己所处位置的定义。在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中，实现自己作为群体一员的社会价值，这其实也是一个道德自我修养、人格自我完善的过程。

二、儒学影响下的孝文化

著名的国学大师钱穆曾说过：“我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而在地域上我则在山东寻觅，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山东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影，山东文化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文化。儒家发源于山东，反过来，儒家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山东人。正如孝文化，也是如此。

孝道是中国独有的，近代西方传教士刚刚来到中国时，为了让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接受基督教，特意把祭拜祖先加入到教义中，可见，中国孝文化对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影响。

孝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追溯孝文化的源头，据考古考证，甲骨文中就出现了孝字，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家庭的形成，孝文化也随着逐渐发展与完备。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确立。大小分封国家纷纷改革制度，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孔子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意思也就是说：稳定家庭是稳定社会的基础。所以孔子提倡孝道。强调孝要建立在敬的基础上，孝要情真意切，而不是单单在物质上满足父母，更要在精神方面尊重与体谅父母。在《论语・里仁》中提出“事父母几谏”侍奉父母，如果父母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要和颜悦色的劝说，如果父母不愿听从，也不能怨恨父母。子日：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山东人历来奉行百善孝为先，山东人已经把一个人是否孝顺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值得交往，是否值得信任，是否值得合作的标准之一。山东人对生育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故土，都有深深的感情牵绊。

儒家十三经经典著作中的《孝经》更是儒家孝思想的集中体现，古代皇帝唐玄宗亲自为其作注，也是古代帝王唯一作注的经典之一，可以看出对儒家孝道的肯定与重视。其中“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认为指出孝是诸德的基础。世代相传的二十四孝子，其中就有十位是山东人，其中包括孝感动天的虞舜、戏彩娱亲的老莱子、鹿乳奉亲的郯子、百里负米的仲由、啮指痛心的曾参、芦衣顺母的闵子骞、卖身葬父的董永、行佣供母的江革、卧冰求鲤的王祥。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在山东这片孝文化思想的沃土上，更会结出孝故事的累累硕果。

第4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基本上所有对《金融的逻辑》一书的议论评价，都没有绕开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把这两本书拿来做比。销量方面《货币战争》或将胜出。但如果从它们各自对金融系统内部规律的分析上看。《金融的逻辑》自然要比《货币战争》郑重和严肃得多。很多读者认为。应该把《货币战争》当成一部小说来读。想起年初郎咸平的那句话：如果你实在穷极无聊了。想看《还珠格格》的话，你可以顺便看―下《货币战争》。

金融发展史的背后当然有更深层次的东西，但却不是宋鸿兵笔下波诡云谲的“阴谋论”。金融发展史就是国际银行家们操纵政治、制造战争、频频制造金融危机的历史?用如此眼光打量历史也未免太过含糊、轻佻了。金融发展史背后的逻辑，体现在经济发展促使金融制度做出调整；体现在社会制度的变迁促使金融发展路径的改变；同时，还体现在不同的文化会衍生出的不同金融逻辑。

比如中国传统消费理念是“量入为出”、儒家文化提倡“养儿防老”。与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消费理念就相去甚远。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指出。儒家文化的“养儿防老”主张靠血缘关系来实现人际金融交易，这事实上纵容了一种“搭便车”、等“免费午餐”的惰性，是不道德的，相对而言，美国等外部金融市场更能逼着每个人去“自食其力”。对于长久浸在儒家“孝道”文化中的人来说。这个观点无疑是平地惊雷。孰对孰错尚没有明确定论，但是，他对儒家文化的金融学反思至少为大家提出了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在《金融的逻辑》一书里，陈志武不仅揭示了文化差异所引起的金融逻辑的差异，还以独到的视角、严谨的逻辑、深入浅出的论述，解析当下中国金融制度设计的困惑：又联系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提出中国金融的发展出路。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了，迅速发展的中国，从经济弱国到经济大国的过程中。会不会也发生金融危机呢?不发展金融当然不会有金融危机，但为杜绝金融危机就要固步自封吗?中国的金融市场要发展，要深化，就要放开手脚，而不是“量入为出”，这样只会因噎废食。

这本书带给决策者和投资者的思考和启迪是多方面的。对于决策者而言，自然是要考虑怎样把好金融逻辑的“脉相”。建立怎样的金融制度和监管机制：而对于在金融世界竞相逐鹿的投资者，也许只有先闭门修炼内功，参透“金融的逻辑”。方能拥有更高的视野，在风起云涌的金融大潮里少受伤害。

第5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 孝道文化 农村养老模式 意义

一、研究背景

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成为了当今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通过查阅大量的文献发现,关于养老问题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养老现状的分析、城乡养老制度的建立,以及养老模式的选择上,而从文化角度阐述养老模式的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的研究很少。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传统的思想文化在当今的社会仍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笔者选择从孝道文化的视角来阐述对我国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孝道文化概念的文献综述

孝道文化是家庭私有制和父权制产生以后形成的一种伦理道德,即子女奉养父母。它反映了中国人特有的代际情感模式,是中华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含义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孝文化是指家庭子女对于父母的奉养;广义的孝文化是把家庭子女奉养父母与修身、治国、平天下等相联系。杨懋春认为:“孝不一定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当然的事,也是作子女者的一种义务,或一种应当扮演的家庭角色。”(杨懋春,1972)孝的行为方式是对父母“衣食上的赡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崇老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老人是家庭和社会的权威。经过伦理的倡导和法律的维护,孝文化已成为中国国民心理的一部分,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着广泛的渗透(肖群忠,1998)。很多学者将孝视为中国的根本文化,中国社会是以孝为基础的社会(杨国枢,1989)。中国人将孝道视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且主动顺从,他们都会因为孝道观念而照顾老年父母的日常生活。孝道规范对成年子女照顾老年父母日常生活有巨大的影响。黄坚厚在对我国台湾地区青少年关于孝道的调查中发现,孝道对于青年人孝敬父母有深刻的作用(黄坚厚,1989);中国老龄科研中心的“城乡调查”显示,老人中担心子女不孝敬的为数不少。总体而言,多数子女是孝敬父母的,老年人对子女持肯定的态度。但也有1.2%的城市老人反映子女不孝顺,29.7%的老人担心子女不孝顺(张秋霞,2003)。传统孝道观念在现代中国社会依旧存在,调查表明华人社会中一直存在着尊敬老人的传统价值观。香港城市大学2001年中国七城市的孝道实践研究显示,中国人仍然崇尚传统的孝道观念(关锐煊、张宇桥、伍锡洪,2003)。2000年中国城乡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家庭内的孝道广泛存在,孝文化仍然担负着联系父母和子女的纽带(伍小兰,2003)。

在我国传统的古籍记载中,孝道与养老模式的建立也有着密切关系。《尚书・酒诰》记载说:“肇牵牛车,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孟子提出:“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孟子・离娄上》)《孝经》提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孝经・庶人章》)[2]

由此可见,养老是传统孝道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正因为如此,中国人一直有着极强的家庭观念,中国社会的养老模式也一直是以家庭养老为主,中国的法律与道德也一直强调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因而,分析传统的孝道文化对于我们分析农村的养老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三、传统农村养老文化的内涵及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

(一)传统农村养老文化的内涵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知,中国传统养老文化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部分,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孝道观念则构成了传统养老文化的思想依托。从现有资料看,传统农村养老内涵包括三个方面:养老、尊老和送老。

第一,养老。物质供养与精神赡养的统一,供养有两种:一种是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无冻饿之虞,“是谓能养”;一种是将最好的东西奉献给老年人,使其饱食暖衣,营养充足,“是谓善养”,传统养老文化主张后一种。另外,养老不能只注重物质而不注重精神,如果没有爱的精神,“虽日用三牲,尤为不孝也”。

第二,尊老。要养成尊老的社会风气和相应的社会伦理道德。如在尊老风气上,指“五十养于乡,六十养于国,七十养于学,达于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另外,传统文化中“长幼有序、尊老、敬老”社会伦理道德体现在称谓、礼仪和吏制等各个方面。如在称谓上,称长者父老、父兄;在礼仪上,古代敬老,行有行礼,坐有坐礼;另外,在吏制方面,国家设立父母官,“职养德高年长者”,以敬养老者,让其安度晚年,享受社会尊敬。传统养老文化不仅把“尊老、敬长”作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而且是“养老”的最高境界。

第三,送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送葬意义深邃,其重要性超过了养生者。“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重视送老的观念,不仅导引出传统社会中一些“生不极老,死乃崇丧”的反常现象,而且培植了中国传统养老文化的特性。民间说法,“生要在苏杭二州,死要在厦门泉州”便是很好的写照。[3]

(二)孝道文化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

农村社会养老模式的选择受传统养老文化的影响。第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在儒学中,许多对孝的论述和要求,对于养老模式的选择起着制约和规范作用,使养老由一个简单的个人行为,演变为一种规范的社会行为,敬老、爱老、养老成为社会公认的美德。在传统社会里,传统养老文化的核心――孝观念在传统社会里被绝对化、宗教化。强调父为子纲,孝子要想方设法孝敬父母,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模式就被理念化。“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家庭养老从注意对老年人生活的实际利益转移到注意其中蕴涵的理念。这种经过数千年积淀的形成的传统养老文化理念在人的思想中根深蒂固。第二,我国古代兴行“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并且历代法律也都对子女不孝规定了严格的惩罚措施。此外,国家还通过“举孝廉”,表彰孝道有成的孝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行孝起到了激励的作用。可以说,孝道文化不仅影响个人赡养自己的父母,更强调了从国家的高度上对老人的赡养,即社会养老。因此,在考虑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时必须考虑我国具体的文化背景。

四、孝道文化影响下的农村养老模式选择――建立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

在孝道文化的背景下,建立一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相结合的综合型农村养老模式,是必然的选择。

第一,家庭养老。“家庭养老是一种行为方式,更是一种文化模式。家庭养老的运行,主要靠的不是现实行为,而是源于文化的动力”。[1]家庭养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西方国家“接力式”的代际关系(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无赡养父母的责任)不同,我国无论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家庭结构的变化还是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的改变,始终保持着传统式家庭,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代代相传。尽管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存在诸多问题,但并不能否定家庭养老的价值。由于我国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欠发达,农村社会养老体系的暂时缺损,农村老人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还将主要依靠家庭养老,我们应充分肯定和发挥家庭的养老功能。中国农村之所以普遍采用家庭养老,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实行农村家庭养老符合农村普遍存在的现实经济状况。由于农村一直以来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使得老年人在丧失劳动能力后也就丧失了从土地中获得金钱的来源。而他们的孩子也就相应地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第二,实行农村家庭养老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敬老、养老文化心态。就我国而言,人们选择农村家庭养老还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观念因素。中国儒家思想中的“要孝敬”、“勤持家”、“讲礼俗”、“重人伦”等文化传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这种思想与旧中国不发达的经济水平相适应、相匹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敬老观和养老观,并支配着中国人养老方式的选择。所以,中国的老百姓比较愿意采用农村家庭养老方式赡养老人,老人也希望晚年和子女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因而,政府和社会都广泛提倡这种养老方式,并以法律和法规的形式予以大力推广。第三,社会养老无法替代农村家庭养老实现精神慰藉功能。物质上的供养虽然构成养老的最基本和最低层次的需要,但是它是养老得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生活照料是养老的第二个层次,它是在物质供给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精神慰藉是养老的第三个层次,因而也是最高的层次,它是养老的深层境界和高层追求。

第二,社会养老。要充分发挥国家的主导作用,正确估计和利用国家的权力和威望,在国家政策等相关制度的正确引导下建立和完善现代养老模式。传统养老文化的模式是国家性家庭养老。也就是说,国家的支持在家庭养老过程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国家的支持,家庭养老行为很难达到预期目标。其实,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国家都能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如我国现代的婚育文化,社会主义敬老养老文化的形成,国家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不可低估的[7]。社会养老是运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主要是通过社会服务而实施的,是社会保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老年人独立生活的重要支柱。

第三,自我养老。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受经济发展的影响,核心家庭的出现,人口流动的出现,甚至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得人们对传统的文化观逐渐淡漠,家庭养老保障功能不断弱化,这就要求农民个人培养和强化自我养老保障意识。一般而言,家庭中经济资源大部分是老年人一生的财富积累,老年人不应一味地“无偿”转移给下一代,而应强化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这种控制权进行自我养老。

五、结语

笔者以孝道文化对农村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为主线,探讨了在传统的孝道文化的背景下,农村养老模式的选择,这就说明了从文化的角度研究农村养老模式的重要性。随着我过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在农村养老方面的缺失,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模式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作为这种养老模式的思想根基,孝道文化的作用也不可替代。

参考文献:

[1][3]高和荣.构建中国农村养老方式[J].人口学刊,2002,(1).

[2][5]潘剑锋.传统孝道与中国农村养老的价值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4]沙莲香.中国人的民族性(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第6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讨论传统学者缘何特别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敬？首先应当明确的是父母在传统家庭中的地位，分清父子和母子关系的不同特点。在传统中国社会，父亲被界定在外部世界，由此导致父亲对儿子和儿子对父亲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待，又因彼此对对方角色期待之失望，而造成了父子间的疏远关系和对立情绪。与父子关系不同，母子间往往能够融洽相处，如果能够正确解决婆媳关系，母子关系的和谐往往能够保持终身。这与母亲的地位被界定在家庭内部有关。因为在孩子的童年时代，母子朝夕相处，不容易产生那种只有在父子间才可能产生的不切实际的角色期待。或者说，母子间当然亦有彼此的角色期待，但不像父子间的期待那样不切实际。一方面，母子朝夕相处，两者之间构成如朱迪丝・维尔斯特所说的“一体状态”或“根本的联系”（朱迪斯・维尔斯特：《必要的丧失》，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孩子对母亲的感受是熟悉的、具体的；不像对父亲那样，是理想化的、富于神秘色彩的。因此，孩子对母亲的角色期待是切合实际的，不至于像对父亲那样，因理想化的英雄角色期待之失望，而导致疏远、对立情绪。同时，母亲对于孩子是体贴入微的，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孩子提出不切实际的要求。与父亲的严厉相比，母亲往往是慈祥的。一般而言，溺爱孩子的往往是母亲而不是父亲，甚至有“家训稍严，而母氏犹有庇其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者”（《袁氏世范・睦亲》）。与父亲相比，母亲更了解孩子，所以她不会像父亲那样，对孩子产生理想化的角色期待，因而相应的失望情绪也低于父亲。在世俗生活中，当父子间发生疏离、对抗情绪时，母亲顶多是作为一个中间调解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母亲往往是站在孩子一边，与孩子组成同盟军，联合起来反对严厉的、不近人情的父亲。

父子疏远、对立是必然的，母子和谐相处则是常见的现象，这是由父母本身之角色地位及其对孩子产生的不同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礼记・表记》中有一段话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其云：

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

这段文字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父母对孩子的态度不同。父亲对孩子是“亲贤而下无能”，即喜欢贤能之才而讨厌无能之子，父亲对孩子的态度有点近乎唯才是亲。这是由于父亲通常把孩子视为实现自身不朽价值的载体，从而对孩子产生过高的角色期待所决定的。母亲则不同，她对孩子“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即贤能之才固然值得喜欢，但无能之儿亦需爱怜。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态度，与她本身的角色地位有关。其二，因父母对孩子的不同态度，从而决定了孩子对父母的情感取向，即“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句话中，“亲”“尊”二字出现了两次，并且都是以尊隶父、以亲属母。尊者，敬也，严也；亲者，爱也，慈也。故《孝经・圣治》说：“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以尊隶父，就是说，孩子对于父亲只有敬，父亲对于孩子便是严，缺少爱慈之成分，故云“父尊而不亲”。以亲属母，就是说，孩子对于母亲是爱，母亲对于孩子是慈，故云“母亲而不尊”。父子关系与母子关系的区别，在这段文字中讲得非常清楚。

“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这种观点亦体现在《孝经・士章》中：

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这里所谓的爱、敬，分别等同于上引《礼记・表记》中的亲、尊。事母以爱，事君以敬，事父则兼爱、敬。君、父同体，以事父之道事君，故事君主敬。事母主爱，故“母亲而不尊”。事父兼爱、敬，之所以提及爱，这正如《孝经・圣治章》说：“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父子天性，亦有爱的成分，但父子间爱的成分不仅比母子间少，而且还隐藏得很深，或往往被人们忽略，如扬雄说：“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法言・问道》）又如儒家学者讲父子关系，往往重孝轻慈，就是一个明证。因为“父子间天然关系固然存在，但不十分坚强”（莫罗阿：《人生五大问题》，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48页），即“天性”的成分少，而出于“天性”之爱亦较母子为弱，故曰“父尊而不亲”。

总之，子女之于父母，态度有异，或曰敬父爱母，或曰尊父亲母。这里，有必要厘清爱与敬这两种情感态度的区别。相对而言，所谓“爱”，乃是一种出于天性的诚挚自然之情。所谓“敬”，则是一种在外力作用下的人为之道。考察“敬”字之字形字义，即可明白这一点。“敬”字之初形是“苟”，变化而成“敬”字。“苟”字之本义是恭敬谨慎，其后演变为“敬”字，增加了“攴”符，表示有外力迫使其恭敬谨慎（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4～125页）。这个外力就是礼。敬、爱之别，古人区分得很清楚。如《庄子・天运》说：“以敬孝易，以爱孝难。”扬雄《法言・问道》说：

或问：“太古德怀不礼怀，婴儿慕，驹犊从，焉以礼？”曰：“婴、犊乎？婴、犊母怀不父怀，母怀爱也，父怀敬也。”

“婴犊母怀不父怀”，是出于天性，“母怀”之爱是天性之情；“父怀”之敬是人为之情。“婴犊母怀不父怀”，正表明人之本性是重天性之情而轻人为之道的。刘劭《人物志・八观》亦说：

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然则人情之质，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而道无不通也。然爱不可少于敬，少于敬，则廉节者归之，而众人不与。爱多于敬，则虽廉节者不悦，而爱接者死之。何则？敬之为道也，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爱之为道也，情亲意厚，深而感物。

刘劭这段话，对爱、敬的说明和区分相当准确。就爱、敬而言，爱是敬的基础，建立在爱之上的敬，才是发自内心的敬。在通常情况下，敬有“严而相离，其势难久”的特点，故而需要礼法来维持它、保证它，因而亦往往容易流于貌敬心非。而爱则是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有“情亲意厚，深而感物”的特点，是一种更适合人之自然本性的情感。所以，它在不需要礼法维持的情况下，亦能自然长久。

搞清了父子、母子关系的不同特点，接下来我们看看古代儒家学者对孝道的界定，及其对父亲角色的态度。考察早期儒学文献中讲的孝道，虽然皆可泛指子女对父母的态度，但在相当多的文献中，则是侧重于指儿子对父亲的态度。换句话说，古代学者通常强调儿子对父亲的孝，而对于儿子对母亲的孝，则往往是略而不论。这大概是因为母子关系是“天然的关系”，是“根本的联系”，无须强调，亦能自然和谐，就像“婴犊母怀”一样，是一种自然本性之流露。而父子关系则不同，虽然在父子间仍然存在着“天然的关系”，但往往因种种原因而容易发生疏远、对立情绪，故而需要特别强调，需要用孝道观念维持其联系。所以，我认为：孝道即父子之道，孝道观念主要是用来维持父子关系的一套思想学说。故《孝经・圣治章》云：“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圣人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父亲形象，都以“严”为特征。同时，人们亦认为“但有严父，必出好子”（《课子随笔钞》卷六），“父严而子知敬畏”（《袁氏世范・睦亲》）。为什么古代学者特别强调父亲角色“严”的一面呢？这正如《孝经》所说：“圣人因严以教敬。”也就是说，只有“严父”才能获得子女的“敬”，即父亲因己之“严”而获得子之“敬”。所以，孔子论孝，屡言“无违”，即无违于礼。孝以合礼为原则，而“礼者，敬而已矣”（《孝经・广要道章》）。又《论语・子路》载孔子曰：“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即孝虽以忠、敬为本，而又特别强调敬，是敬大于忠。所以，孝道即敬道，孝道即是父子之道。

第7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论语》;感恩;孝;忠;信

“感恩”是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一种美好的情怀。感恩情怀就是人们感激他人对自己所施恩惠并设法报答的内在心理要求,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行为规范,也是任何文化都公认的重要道德原则。落叶在空中盘旋,谱写着一曲感恩的乐章,那是大树对滋养它大地的感恩;白云在蔚蓝的天空中飘荡,绘画着那一幅幅感人的画面,那是白云对哺育它的蓝天的感恩;西方人将每年十一月的第四个星期四定为感恩节是为了感谢印第安人救命之恩。而我们中华文明更是强调感恩,既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谆谆教诲,又有乌鸦反哺,羔羊跪乳的美丽故事。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多彩的社会,因为感恩才会有真挚的友情.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真谛。

人,离不开群体,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和存在的价值。每个人都在有意无意间为他人付出,我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社会的“恩赐”:父母的养育之恩,祖国的栽培,师长的教诲,朋友的关爱,大自然的慷慨解囊。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间断的付出与获得的循环中得以发展。所以当我们在分享社会、他人对我们关爱的同时,应该懂得我们的获得是基于别人的付出,要心怀感激。感恩是人的一种内在精神品质,如果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则可以沉淀许多浮躁、不安,消融许多不瞒和不幸。

中华文明关于感恩的理念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感恩情怀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细品《论语》,在感受孔子博大的心怀和睿智思考的同时,那一份份感恩情怀更是跃然于字里行间,感动教化着我们后人。

一、孝为报亲恩

“孝”是为了感念父母之恩。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是特别注重孝道的民族。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把我们带到人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更是不知付出了多少艰辛,无疑父母之恩大于天。儒家文化是强调伦理本位的文化,因而在孔子的感恩思想中,“孝”是其德性的基础;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第二》)弟子有子说,一个人为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却喜欢冒犯在上位者,是很少有的;不喜欢冒犯在上位者,却会造反,这种人是从来没有的。由此可见“孝”在孔子思想是为人的根本,是感恩思想的基础。

为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就要对父母尽孝道,那么做子女的该怎样对父母尽孝呢?是不是当今有些人所理解的,所谓尽孝就是保证父母的物质需求就够了。当然让父母晚年衣食无忧这是尽孝的基础,但在孔子看来,子女对父母的感恩主要不是表现在物质的供养上,而是表现在感情上,精神上的,这就主要体现在养而有敬的思想上。“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 为政第二》)意思是:子游问怎样才算孝呢?孔子说:“现在人们所说的孝,往往是指能够赡养父母。其实,就连狗马之类都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对父母没有恭敬之心,那么养活父母和饲养狗马之类又有什么区别呢?”对父母尽孝,绝不是仅仅给饭吃!更重要的是要恭敬,要有感情,要有孝心,这才是最根本的。“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论语・为政第二》)子夏问怎样才算孝,孔子说:“在父母面前保持和颜悦色的态度最难能可贵。有事情晚辈自己出力,有酒食让给长辈喝,这难道就是孝了吗?”意思是,就是给老人做事情,给老人好吃喝,但是如果只是为了障人耳目而不情愿地尽义务,心底并没有爱,这还是不能算“孝顺”的!“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论语・ 为政第二》)孟武伯问怎样去对父母尽孝心呢,孔子回答说:“儿女生病时,做父母的忧心如焚。”乍一听来,似乎牛头不对马嘴,答非所问,可细细琢磨,到底是圣哲,这回答含蓄精妙,微言大义,耐人寻味;你要问怎样尽孝心吗,那就请你想想自己生病时父母为你担忧的心情吧。这样,你就知道应该如何回报父母了。“孝”不单单是“养”,而更要紧的却是“心”,是一颗孝子的赤诚之心。

我们从当今社会人情伦理关系的角度看,孔老夫子的尽孝观对于我们今人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现如今的子女大多数忙碌于日常工作和琐屑的事情中,对于父母感念也只能停留在生活赡养上,以为只要对父母的生活提供了保障,冷不到,饿不着就已经尽足了孝道,而忽略了真正的孝顺是应该加上精神上的陪伴和满足的,就像父母在养育我们时所付出的爱一样,作为儿女,在激烈的社会中拼搏的同时,应当适当的放慢脚步,多回家陪陪慢慢老去的父母。

二、忠为报国恩

“忠”是为了感念国家之恩。在儒家文化中,家和国是同构的,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上》) 由家庭而家族,再集合为宗族,组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父是家君,君是国父,家国一体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最深层。相应的家庭生活中孝的道德信念也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使君臣如父子。这样感恩情怀也就随之渗透到政治领域。做臣民的一定要忠,以报君王的恩宠,报君恩即是报国恩。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鲁国国君定公问孔子,君主如何领导臣子,臣子如何服事君主。孔子回答,君主依照礼仪领导臣子,臣子应当怀着忠心服事君主。但是值得提出的是孔子强调的“忠”不是一味的愚忠,而是有前提的。在他看来,忠于国家,是忠于政治清明的国家,而对于政治黑暗的国家则要归隐。孔子认为:“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意思是,坚定道的信念,努力学习它,誓死固守它。不进入危险的国家,不留居动乱的国家。天下太平,就出来从政;天下不太平,就退隐。国家政治清明,贫穷和低贱便是一种耻辱,国家政治黑暗,财富和尊贵也是一种耻辱。

孔子尊王忠君思想在两千多年中的传播,形成了中华民族爱国思想的传统。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炎黄子孙具有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志士仁人为保卫本民族人民生命财产和民族文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现如今的我们处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时期,祖国为我们提供了美好的生活环境和发展前景,我们也时时刻刻接受着来自国家,他人的关爱。我们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有责任,应为祖国的发展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忠于人民。

三、信为报友恩

“信”是为了感念朋友之恩。生活在伦理人际关系中的中国人, 除了家庭中的父母关系、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外,还有社会上的朋友关系。在《论语》中,感念朋友之恩,最重要的是一个“信”字。对朋友要讲究信誉,不背叛出卖朋友,不见利忘义,这是对朋友真诚之恩的回报。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 公智常》弟子颜渊、季路侍立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谈谈各人的志向呢。季路说,希望做到把我的车马衣服与朋友共同使用,即使被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希望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又说,希望听听您的志向。孔子回答说自己的志向是,对老人要让他安逸,对朋友要给予信任,对年轻人要给予关心。在这段师生对话中,季路重视在物质上帮助朋友,颜渊关注以个人的良好品行与朋友相处,而孔子则强调对朋友要诚信。这一思想在《论语》中是一以贯之的,在《学而第一》篇中就有多处表述。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有人认为,儒家关于感念朋友之恩的关键词是“义”,这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论语》中明确指出:“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即信约接近于义,说的是可以履行诺言。但我认为,以“信”来感念朋友之恩,更接近于孔子的原意。

第8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孝道；审美文化；现实关怀

孝道文化源远流长，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整个华夏民族，是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中国人把孝视为立身之本，安国之基。“孝”字最初见于殷商卜辞。在甲骨文中,孝字的上部是个老人,弯腰弓背,而孝字的下部是个孩子,伸出双手,托着老人,作服侍状。《说文解字》对孝作了生动而准确的解释是，“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善事父母就是在物质上奉养父母。由此可知，孝是一个具有审美文化属性的概念，它体现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和谐相处，符合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

一、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历史演进

汉代孝道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孝道观念萌芽于父系氏族社会，伴随着父系制家庭的出现以及对父子关系的明确而产生。到了周代，封建制度确立，宗族制度随之产生，因此出现了五伦观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孝道观得以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正式形成。周朝统治者很注重孝道，主张在家孝顺父母，在朝廷忠于君王。《礼记.坊记》中载：“修宗庙，敬祀事，使民追孝也。”春秋战国时期，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确立起来，“父慈子孝，兄爱弟敬”遂成为一种无形的规则。百家争鸣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建立了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并将孝作为“仁”之本，对其进行大力宣扬。孔子十分重视母女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在父母跟前敬孝，强调“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儒家经典《孝经》是孝文化的典范之作。到了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孝道文化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孝廉”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重要准则，为广大学子僻出一条入仕之道。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孝道的一个朝代，自汉惠帝以后的汉代皇以“孝”为谥号，如孝文帝，孝武帝等。《孝经》在汉代特别受人重视，孝道观在汉代大兴，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伦理道德。汉代孝道文化虽然从目的上来讲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它的内核却具有审美属性，它引导人们积极向善，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它将百姓紧紧团结在统治者的身边，也体现出了汉代的大美气象。

二、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利弊

汉代孝道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审美文化，它既有反映历史进步性的一面，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滞后性的一面，所以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

1.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利处

汉代孝道文化在定程度上可以引导人们孝敬父母，尊重兄长，构建和谐社会等。这是它有利的一面。汉文帝是历史上非常贤明的皇帝，汉代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就是从他开始的。汉文帝不但治国有方，而且他还是一个有名的大孝子。他十分尊敬自己的母亲，并且坚持以仁孝治理天下。文帝平日里很忙，要处理各种事情，但即使这样，他都每天向母亲请安，一有空就陪伴在母亲左右。后来他的母亲病倒了，文帝请来最好的医生诊治。他常常在完成公务后，亲自去母亲寝宫，长时间的守护在母亲床前。看到母亲憔悴的面容，文帝更是食不甘味，夜不能眠。他亲自为母亲端水送药，一心想着让母亲尽快好起来。就这样，汉文帝身为一国之君，将母亲侍奉了整整三年，在三年时间里，他很少宽衣解带，生怕母亲突然呼唤时，不能在第一时间赶到母亲身边。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汉文帝还学习医学知识，所用汤药的药效、剂量，都牢记于心母亲每次服药前，文帝必会亲自先尝，才放心地端给母亲。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汉文帝的治国之道，宣扬他的仁义和孝道，将其列为二十四孝当中的第二孝。

2.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滞后性

汉代孝道文化虽然在加强个人修养，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它的弊端也是很明显的。汉代孝道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扭曲之势。汉代的孝文化片面的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不提父母对子女的慈。在《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个性自由受到极大的限制，主动权被抹杀。他们夫妇情投意合，生活幸福，但焦母却全然不顾二人的感情，将没有任何过错的儿媳妇赶回娘家，无情的剥夺了两人的婚姻自由，而且为了传宗接代还要为儿子介绍东家贤女罗敷。刘兰芝的哥哥为了家族利益，不考虑兰芝的想法，就逼着兰芝嫁给太守之子。双方家长的专制行为最终酿成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殉情的惨剧。在文中，焦母有绝对的权力，可以任意对待儿媳，而儿媳却不能反抗。勤劳的兰芝被婆婆冠以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恶名。兰芝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也只能忍受被遣回家的悲剧命运。《孔雀东南飞》深刻的揭示了畸形婆媳关系的罪恶。

三、汉代孝道审美文化的现实关怀

反观汉代的孝道文化，从本质上说还是为了面向现在，面向未来。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经济与科技的渗透，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不断扩大，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它成了描述文化总体性的一个重要概念，更加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在当代社会，它呈现出了一种五光十色，生动直观，视听兼备的艺术文化形态。在当代社会，它代表了一种五光十色，生动直观，视听兼备的艺术文化形态，具有感性化，形式化，消费性等特征，这不得不说是人类文化的一大进步，但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们过于注重视听方面的，滋生了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对事物的判断力下降，致使孝道等传统文化的地位不断下降。子女对父母的重视程度大不如以前，于是出现了新时期的“孔雀东南飞”。子女长大后一个个都飞走了，剩下孤零零的父母守着空荡荡的家。更有甚者，子女不愿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对其拳脚相加，把父母扫地出门。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弘扬孝道势在必行。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推崇孝道的朝代，反观汉代孝道文化，就是为了批判性的继承它，建设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新孝道观。新的孝道观要注重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双方之间多多进行沟通和交流，子女主动孝敬父母，赡养父母，父母尊重子女的个性自由，给子女一定的选择权。双方的地位是平等的。子女犯错，父母当有意识的引导其改正错误，父母犯错，子女可以委婉的指出，提醒父母改变做法。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应该建立在礼数的基础上，更应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汉代孝道审美文化虽然有不合理的成分，但它所包含积极的、美的因子却一直影响着人们。孝道，成为了中华名族的传统美德。在当今社会，批判性的继承汉代孝道文化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在正确的孝道观的指导下，《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不会重演，父母无人赡养的惨状不会再出现，中国社会能够真正达到和谐。（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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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涂爱荣.中国孝道文化的历史追寻［J］.学术论坛.2010,9,156～159.

第9篇：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范文

关键词 跆拳道 礼仪 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G886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9-9328（2012）05-000-02

跆拳道是一项内外双修的体育项目。跆拳道的礼仪有内外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外在的表现形式，是以行礼的方式来表现出来的，另外一种是内在的表现形式，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表现形式，表现出了人的自身修养。跆拳道的“道”字，意为人生的正确道路，是技术方法和精神的修炼。跆拳道礼仪与我国传统武术道德相似，练习者可以不断的从中吸取营养和智慧，形成一种道德思想观念。将跆拳道运动的礼仪教育与我国的传统道德思想联系在一起，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有着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韩国的跆拳道更与我国的儒家思想有着相融合之处。韩国人最尊崇的就是儒家思想，最注意的就是礼仪的培养。韩国人用儒家思想规范着跆拳道礼仪，儒家思想对跆拳道礼仪修养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跆拳道礼仪

跆拳道的礼仪是指练习者从内心深处溢出的自然的表现在人的行为上的、高尚的、有价值的举动。跆拳道练习者在学习技术训练之前，首先要学习的是跆拳道的礼仪知识。只有懂得了跆拳道的礼仪知识，才可以练好跆拳道，从而达到最高境界。跆拳道礼仪的学习对于一个跆拳道练习者非常重要：谦虚和正确的言语，忍让和友好的态度，虚心和好学的作风，是跆拳道练习者应当遵循的重要礼仪。跆拳道的基本礼仪常规分有站姿、跨立、坐姿、敬礼（向国旗敬礼、个人敬礼和相互敬礼）、以及不同场合的礼仪程序，有着不同的要求和形式。进行严格的礼仪、精神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是跆拳道运动重要而必修的内容；是跆拳道精神的基本体现，是所有跆拳道修炼者发自内心的对跆拳道的尊崇与敬意。作为一个以对抗为表现形式的运动项目，在训练比赛中，无论对抗程度如何激烈，它始终是一个载体，承载的是跆拳道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它始终是一种形式，是修身养性和完善人格的过程。通过这种形式来达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磨练意志品质的目的。

二、跆拳道与儒家思想的关系

跆拳道在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很多儒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它讲究“以礼始，以礼终”，在练习始终贯穿各种相应的礼仪要求。跆拳道的道，是儒家的道，一种从修身后齐天下的道。无论从跆拳道最早的产生以及后期的整理发展，它最开始产生以及存在的目的，就是以武止戈平天下。儒家的文化也如此，都是以文为工具，两者的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儒家文化主要宣扬的是政治功能，也就有了“半部论语治天下”，此乃大儒。即使没有如此眼光和能力的，也可以通过论语来“修身”，就是不能治天下的，就拿它来治自己。跆拳道是一样的，跆拳道已不再成为治国的一种手段，但通过练习，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提高和修行，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些来修身。如果说任何一种体育运动都有一种文化作为精神层面的支持的话，跆拳道的文化，也是一种准儒家文化，或者说是一种韩国式的儒家文化。

三、儒家思想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一）儒家伦理观对跆拳道道义的影响

儒家文化属于伦理道德型文化，不论先秦儒家，还是两汉儒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其基本价值在于伦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道德教化置于首位，这是儒家的特点。跆拳道是一项搏击格斗类的体育项目，属于重竞技体育。如果不加强思想道德的教育，势必会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和负面的影响，对他人和自己造成一定的伤害。练习跆拳道要内修精神、性情，外修技术、身体。培养练习者坚韧的意志品质和忍让谦虚的美德。跆拳道本身就强调“学艺先学礼，习武必明德”的武礼、武德要求，并倡导“以礼始，以礼终”的尚武精神。跆拳道本身还蕴藏着一种精神追求和道理，并且包含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为正义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教练应告诉学生跆拳道不仅是一项具有较强攻击力的运动项目，也是一种精美的形体艺术和行之有效的强体健身方法，使学生在练习跆拳道时更注重精神和性情的修养，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的品质。

（二）儒家内外观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体用合一，明体达用，内圣外王的统一，是正统儒学的一贯主张。人们习惯于按天人合一，把人体视为大地的一部分，身心一天地，天地我身心，注重和谐，讲究整体和全局的把握。学习跆拳道的同时也是对跆拳道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就是对文化素质的提高。朝鲜半岛是我国的友好邻邦，我国的传统历史文化对朝鲜文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跆拳道礼仪修养也不例外。从项目本身可以看出跆拳运动的精神实质内涵和我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非常大的相融性，特别是我国的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在这项运动的“体”“用”两方面表现的淋漓尽致，可以说跆拳道运动的礼仪修养中蕴藏着中国古文化修养中“内用黄老，外用儒求”的深刻涵义，以道家为“体”，以儒家为“用”形成了强大的生命动力。

（三）儒家中庸观对跆拳道礼仪的影响

“乐而不，哀而不伤”，“温柔敦厚”，“中和为美”是儒学的主旋律。鲜明地透射出重人格力量的倾向。斗技之中的跆拳道，不仅可培育勇猛的人，而且还可以培养无比的统率力，这种统率力和胆识，不只可增加自信，而还可以维持心理上的安定感而不易受到环境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产生态度毅然的忍耐力，并由忍耐而产生谦让态度提高个人修养。谦让不但可借牺牲的精神维持共同秩序，进而建立秩序井然的社会，同时，也因而可以开创不卑不屈的社会奉献者应该具有的明朗个性，换句话说，跆拳道是造就一个人优异品性的根源，又是爱国的根基。儒家中庸观影响着跆拳道练习者的礼仪修养，进而有利于创建和谐社会。

四、小结

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它特重人的品德修养，主张“仁、义、礼、智、信、让”。跆拳道运动也要求练习者不仅要学习跆拳道的技术，更注重对跆拳道的礼仪、道德修养的学习与遵从，每一次练习都要求“以礼始，以礼终”，训练始终要在充满“尚礼”和“仁爱”的氛围中进行，并将“智、仁、信、勇、严”作为人生信条，除了在道馆和训练中要讲究礼仪，在日常生活中也要求以礼待人，这是跆拳道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对跆拳道初学者的教育，要让他们认识到跆拳道的礼仪教育是跆拳道教学与训练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练习者的必修之课。因为跆拳道的宗旨是：开发人的智力、体力与精神的潜能，增强人的信心、勇气和正义感，陶冶人的情操，磨练人的意志，振奋人的精神。竞技体育竞争激烈残酷，而跆拳道搏击格斗中体现出来的残酷性更烈。正因为它非常残酷，故必须以“礼”为先导，这是跆拳道对儒家精神的又一种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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