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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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小农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如封建社会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就是小农经济占主导，现在偏远的农村，也都大量存在这种经济现象。当前小农经济的存在有它的合理性，中国人口众多、耕地较为分散，广大山区田地零散，不足以支持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加上受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限制等，所以很多乡村农家人保留着以前的家庭传统，以家庭为单位、以铁犁牛耕为主要方式进行精耕细作。

晋江市内坑镇原名为“梨坑”，它是一个老区基点镇，历史悠久而又光荣。唐宋时，因大面积种植梨果而得名，是晋江有名的梨、柑果园区。内坑镇位于晋江市西部的低山丘陵地带，土地总面积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2.85万亩。内坑镇现已成为闽南金三角新崛起的农工贸融于一体的新型城镇。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内坑人民已逐渐从单一搞农业的自给半自给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逐步调整和完善农业结构，实行种、养、加工综合开发，现辖28个行政村、54个自然村，每个村都有自己的土地，由于天气温和，降水条件好，有些村里的低收入家庭甚至一些中等收入家庭仍旧会从事农业活动。五十年前镇上的人们主体还是农民，几十年来随着晋江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内坑社会的群体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事务农的人们减少了，但近些年来，小农经济在这里不减反增，大有“卷土重来”之势，现代化的工业文明与传统的小农耕作并存，房前屋后，马路边上，随处可见那精耕细作的“身影”。

为何处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内坑镇仍然会大量存在小农经济呢？

第一、当前物价上升，生活成本增加，小农经济可以“减负增收”。近些年来，我国的物价持续上涨，粮食、食用油、蔬菜、水果、禽肉等生活必需品价格不断攀升，生活成本大为增加。导致很多低收入的家庭自己种植蔬菜庄稼，自榨花生油，芝麻油，自养家禽等。所以小农经济对一些较低收入的村民来说，是一种节约支出的做法。

第二、食品安全问题严重，促使小农经济升温。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有更高的追求，绿色环保成了人们消费重要的理念。而当前社会中时常出现食品安全事件，人们对食品安全有着很多的忧虑。有毒大米、有毒鸡蛋、地沟油、猪肉中注水，蔬菜中残留农药，制造火腿喷洒敌敌畏，生产泡菜使用工业盐，喂奶粉吃出大头娃娃，喝黄酒丢了性命等案件让人触目惊心。人们不再完全相信市场出售的食品，那么自家种植的粮食、果蔬，自养的牲畜、自家榨的油等，营养价值高，无污染，成了人们最信赖的食品。小农种的农产品、养的牲畜价格普遍比市场上同类商品要贵两至三倍。当前追求健康的生活，提倡绿色食品、健康食品，已成为一种时尚。因此，小农经济的回归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

第三、生活水平提高，空闲时间多了，小农经济成了人们的修身养性，保持闲情逸致的好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收入增加了，而且空闲时间也多了，如何充实空闲时间，同时又能锻炼身体，对家人又有益处，种些粮食瓜果蔬菜却成了最好的选择。所以，内坑镇这里随处可见，小块小块的耕作地，菜园如花园，美丽漂亮，四季瓜果飘香。

此外，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工作，搞农业可以带来很可观的收入，也促使了这里的人们重视农业生产；勤劳朴实的内坑人民，追求货真价实，重视精耕细作。所以小农经济在这里又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小农经济在历史的发展潮中，是一种落后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客观上说是应该要摒弃的，但在这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它却还有存在的理由，它能在市场经济的缝隙中生存而且发展下来。那么应如何更好地引导内坑小农经济的发展呢？我们提出了如下的思考。

第一、政府要为小农经济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晋江曾有发生数百亩农田遭受工业污水污染的事件，内坑镇的一些村的农田就有遭受到污染，污水从沟渠流入，污水侵袭，禾苗遭殃。为引导内坑镇农耕经济发展，得先创造一个好的农耕环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工业污染的整治也得同步，保护农田不受污染，让农民有耕作的物质基础。

第二、给农民一个平等的社会身份，对低保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鼓励人们生产绿色健康的农作物，给予农民政策上的支持。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的目标，使内坑镇农耕经济的发展成为内坑经济发展中的一部分，共同构建绿色和谐、稳定发展的内坑。

第三、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走农业产业化的经营之路，要让小农经济升级换代。必须走农科教相结合，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之路，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关键是发展农业科学技术，归根到底要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为小农经济升级换代奠定基础。

总之，在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小农经济在内坑镇的存在有着一定的合理性；它的存在对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它，引导小农经济科学化发展。

参考文献：

1、吴旺延.小农经济与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考[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第2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去年，香港树仁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之研讨会中，本人曾以《农本思想与中国现代化》为题，提出论文，向与会诸位学者专家请教。该文重点是从中国历史演变中指出农本思想产生的经过，及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阻碍。本文可以看作是前文的续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指出农本思想在今天仍然残存于中国社会及社会观念中的影响；亦即是国人急须放下的包袱。第二部分是作者对中国经济转型提出一些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章 放下包袱

本章题目为“放下包袱”。包袱为何？农本思想在今天中国结构中，经济结构中及社会观念中的残留物是也。这些残留物仍然强固地困扰着、阻碍着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及现代化本章将分节说明之。

第一节，小农经济

小农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结构，又可以说是一种经济结构。它是农本思想的产物。在今天之前，已经非常严重地拖慢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而在今天仍然是中国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不农经济的结构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方面者，例如农场面积小，劳力及资金有限，无法引进现代科技及企业经营方法，自给自足心态使农业偏重于粮食种植等。以上各点因有许多学者注意到，也讨论过，本文不赘，本文想特别提出的是：传统社会赋予小农经济结构的社会职能，害了它成为一个经济主体的可能性。

从汉朝到清朝，甚至到现在，中国传统的农业家庭，不论贫、富，不论是地主、富农、佃户或今天中国各地农村中的家庭承包户，都被赋予一种社会职能。在一个家庭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合顺，长幼有序等观念，或论理要求，支配着或制约着家庭成员的行为或思想。扩大而至家族，族长要教导族中子弟为本族增光，光宗耀祖，不做有辱门风的事。当然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传统亦要落实。这一系列的社会职能，压在农业家庭的头上，与它能够成为一个纯经济主体的要求相违背。使农业家庭都不得不能理性地用“经济考量”来指导与调整自己的行为。使每一个农业家庭组合起来，就是整个农业社会，成为一个不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计算，不能用数字管理的经济体系。

中国全国的劳动力，到今天仍然是以农业劳力占大部分。如果农业因为上述原因不能按经济原则办事，不能用数字管理，必将拖累了中国整个的经济体系，无法与世界各国竞争。

在古代，人口稀少，自然资源相对充裕。而且在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下，只“勤”“俭”二字，已可解决问题。勤则多生产，俭则少消费；多生产、少消费，自可年年有余。家庭生活有余裕，进而遂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伦理需要，自然家庭和美，经济要求与伦理要求双双达成。但今天人口增加以千百倍计，而且进入分工社会，再进而全球一体化，每一个人，每一家庭，不但要与本国人争，甚至要与国际竞争。因此，小农经济格局必然要转型。

农业要企业化，农民要转变成为农业企业中的工人。他们要：

一、上班时间离开家庭；

二、具有农业专业技术与知识，而且要不停地进修与增值。

如此，农业家庭不再是一个经营主体，而成为一个单纯的社会组织单位，像城市中的工、商业人士的家庭一样。农民（农业企业的工人）离家上班。到企业中，根据经济原则办事；回到家中，根据伦理原则做人。两方面都可做好，而互不抵触。

第二节，社会观念

除小农经济结构必须改变以外，仍有许多社会观念必须清除。这些社会观念是：

（1）民以食为天之观念；

（2）非农不富，无粮不稳之观念；

（3）开门七件事的观念。等等。

以上这一系列的观念，所造成的效果，就是

（1）将中国绝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之中；

（2）将中国的农业局限于以粮为主的情形；

（3）令中国的农耕技术长期停留在粗陋状态。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孔惠锋，在他所编《谁来养活中国》一书（香港明报出版社，1997）的序言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以上七件事，除了盐之外，全与农业有关。”所以他认为：中国必须重视农业。但用这一种说词来重视农业，到头来又回到专注粮食种植，重视柴、米、油、盐的生产与累积，是不合经济原则的。

其实在今天的分工社会，开门只有一件事，这一件事就是“钱”。有了钱，可以满足任何需要。没有钱，万事不能。农民生活如果太穷，种了米也舍不得吃；或者说吃不起。

所以现在必须抛弃所有陈旧的社会观念，发展国民经济，提高国民总生产，让人民富裕起来。

第二章 轻装上阵

如果照第一章所说，我们能够彻底地抛弃传统思想，则可以毫无疑问地走上现代化。趁着中国加入世贸的时机，在国际市场上，与世界各先进国家一较长短。本人谨在此时刻，提出几点原则性的建议。

第一节，理性看农业

在中国长远的历史中，自西汉末年，农本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之后，中国对农业，口头上是爱护，实际上是害了农业。因为二千多年来一贯的政策是：将大多数的劳动力困在农业中，于是必须使农业长期停留在“劳力密集”的情况。西汉之后，改良农业耕作技术及经营方法的努力，非常之少。明朝、清朝的皇帝，仍然高唱生农之调，但主要政策仍只限于“趋民归农”，这种名为爱之，其实害之的政策使中国农业长期停留在落后状态。

放下农本思想的包袱，可以用理性的态度看待农业。也即是用合理化的态度，依国际市场的宏观供求规律调整农业政策。我们不要再坚持，将大多数的劳动力留在农业中，也不用再专注于粮食种植，也不要再抗拒粮食进口，也不要再刻意地达到粮食自给的目标。

一切以国际市场规律为准，以提高国民总生产，达到最高经济效益为政策的指导原则。

第二节，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

上一章说明“小农经济结构”是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障碍，因此，彻底抛弃小农经济结构，才是经济转型、社会蜕变的首要关键。今后的农业经营，离开小农经济结构越远越好，越彻底越好，其原则如下：

第一，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科技化。抛弃专注粮食种植的方式后，种粮的面积相应缩减，各地区依其土壤所宜，宜粮者仍种粮，不宜种粮者因其所宜改种其他经济作物。

第二，规模宜大不宜小。规模大引用科技的限度高，引进学术研究的限度高，落实学术研究成果可能性高。

第三，如能引用农、工、商、科研、环保整体配套的连锁企业式经营则更好。

第三节，切忌小规模经营

今后的农业经营切忌小规模经营，不宜用“小锅小灶”式的经营。小规模经营除了不能引用较高的科研及较新管理方法外，也无法同时处理环保问题。但以上各点，仍然是集中在经济层面或经营层面；除此之外，小规模经营无法解决下列一些社会层面的问题。兹分述如下：

第一，小农经济文化必须彻底抛弃。中国农村在小农经济结构中，孕育了许许多多的小农经济文化，举其要者有：自给自足与糊口观念，重视家庭及传种接代，重男轻女观念，落叶归根观念，等等。小规模企业与原来的小农经济结构距离太近，小农经济文化仍如恶鬼缠身，无法抛开。

第二，小规模经营引用科研及学术研究成果有限，对从业人员学历、素质、文化之要求较低，无法有效激励农村青年求学向上之心，亦无法吸引城市青年下乡。因为前面我们说过，今后的农民：

（1）要离开家庭到农场或农业企业上班。

（2）要具备专业知识与技能。

当然政府或企业承包本身在教育方面的配套也不可少。

第三，小规模经营无法将中国大多数的农业劳动力尽快地由农业释出，拖慢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

第四节，救治大西北

中国版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人口集中地及经济活动区，偏于东南部，西北部大部分抛荒，且不平衡的情形日趋严重。在今天我们讨论经济转型进入新纪元的时刻，救治大西北之事，绝不可忽视。

第一，从历史上看大西北的抛荒经历

中国西北地区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西汉建都长安，关中地区曾是中国最富庶之区。经过王莽之乱，关中地区遭战争破坏，再到东汉末年，黄巾、董卓之乱，关中地区残破更甚。所以到了唐朝，虽鉴于地理形势之险要，仍以长安为首都，但西北部之物产不及东南远甚，首都长安及西北地区所需粮食、物资，必须由东南运至。武则天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因为长安过于荒凉，都在东都洛阳居住。但唐朝政府自开国以后就大力开发关中地区到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距离唐朝开国（公元618年）一百一十九年，关中地区又再农业丰收之区。自这一年起，东南地区的粮食不再运来接济长安。唐朝距离西汉九百多年，地力经九百年抛荒可以恢复，今天距离唐朝一千一百多年，抛荒后能否再恢复，未可知。

第二，愚公移山

中国古代有愚公移山的故事，信其可能者较少，但故事流传不断。则中国古人有愚公移山这精神与毅力，是可以断言的。

今天较古代优胜之处，是能掌握高科技，假如经营计划可行，本国资本、港台资本，或外国资本均可投入，救治大西北未必不可为！

第三，李广射虎的故事

西汉武帝时期，名将李广，号称飞将军。李广善射，且臂力过人。李广领兵出征匈奴时，夜晚巡营，见一老虎，拔箭射击队之，箭穿虎背。天明后再到现场去看，原来是一块石头。再射石不能入。

这一故事告诉我们，李广的臂力其实是可以射穿石头的。但当李广已经知道那是石头，不是老虎于是他先有了不可射穿的心理（失败心理），用力自然小了，所以射不穿石头。

如果我们在“救治大西北”这一件事上，先有了失败心理，未曾进行已经认为不可能，就不会成功了。

第四，“救治大西北”在中国及世界的意义

西北地区占了中国版图的大半，自然条件不是太坏，如能救治复活，不但对中国多了大半个地区对世界总体来说，亦有重大意义。

第五节 农业劳力释出的两大方向

农业劳力必须释出，这是中国走上新世纪之前的最大课题。释出的方向有二：

第一，前面所说的农业经营企业化，专业化，所衍生出许多工作机会，例如工业加工厂、运销服务、金融服务，再因农民生活改善所产生的多项服务，农村、乡区教育等等，所产生一系列的多元化。

第二，因救治大西北所扯动的劳力西移。

第3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关键词：小农经济；三农问题；小农制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9-0-02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人数己达8亿，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日益突出。三农问题不仅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也是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正视并解决三农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它对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实现以及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农经济问题再次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已有的关于小农经济的研究和论述看，如何定义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需要对小农经济进行改造？如何改造？这些疑问在学者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本文主要通过对这些争论进行整理综合，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奠定理论基础。

一、关于小农经济定义的争论

要研究小农经济问题，就要清楚小农经济的定义。而在对“小农经济”含义的认识上，目前学术界存在很多的分歧。有的学者所说的“小农”只是指自耕农，而不包括依附农和佃农（刘昶，1981）；有的学者则把经营地主也包括到“小农（经济）”中去（黄宗智，1986）；还有的学者把中国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类同于现代的“家庭农场”，并对“小农经济”这个概念的科学性提出质疑（赵冈，1994）。

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得到的小农经济的定义也不尽相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马克思从批判的角度对小农经济进行研究。他认为小农经济是历史上小生产的一种，即农业领域中的小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累，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可见，马克思强调了小农经济在所有制基础、组织形式、社会分工以及生产规模等方面的特点。这些特点为学者分析小农经济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也对小农经济一词进行解释。该书指出：“小农是居住在乡村并在土地上工作的人，在经济学里，‘小农’一词有时在较为狭窄的意义上用来指小农民（佃户或小自耕农），而不是农业劳动者或很大的地主。小农经济是这样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主要由佃户和小自耕农来耕种”。

以前苏联学者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劳动—消费均衡学派认为，小农家庭以满足消费需要为首要生产目的，劳动供给与消费满足之间的均衡是决定其生产投入和运行机制的重要因素。恰亚诺夫认为，在生产力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民家庭农场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西奥多·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提出了一种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追逐利润的农民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农业如同在特定资源和技术下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最大利润，对价格反应灵敏，其生产要素的配置行为也符合帕累托最优原则，小农经济是“贫穷而有效率”的。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指出，为小农提供现代生产要素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而农民家庭农场的经营模式则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我国学者对小农经济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李根蟠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小农经济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其本质内涵，一是以个体家庭为生产和消费单位，即把物质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结合在个体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产者的小私有制为基础，这种小私有制包括对土地、农具、耕畜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同程度的所有权。”

朱筱新认为：“小农经济，是以家庭或家族为组成单位，在小土地分散式经营中，通过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形成的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和特定的生产与生活格局。小农经济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也是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源，更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乃至人们的观念意识及文化传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李伏明认为：“所谓小农，是一个与‘大农’相对的概念，指的是它的生产规模小—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与一个人或组织是否拥有土地及拥有土地的数量无关…这就是说，无论是地主、自耕农还是佃农，只要其生产规模小，以小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即是小农经济。”

通过对小农经济概念的综述，可以发现：马克思最早提出小农经济的概念，其关注点集中于所有制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的探讨，他较为准确的概括出那个历史时期小农经济的特征；恰亚诺夫的理论产生于当时苏联特定的社会环境。他迷恋农庄传统，提出了劳动—消费均衡模式；舒尔茨的理论则建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他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对小农经济问题进行阐释。恰亚诺夫与舒尔茨的观点虽不相同，但他们从生产动机的视角来分析小农经济的研究思路对后来学者的研究有所启示。李根蟠、朱筱新等学者都强调小农经济的内部结构，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家庭经营的二重性特点。李根蟠的概念对小农经济的制度基础也有所涉及。

综合上边的分析，由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情或体制环境、不同的分析视角，对小农经济的定义存在争论是必然的，因此应根据具体的情况进行动态的、比较的分析才能得出合适的小农经济的定义。

二、关于小农经济的地位和作用的争论

第4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够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中国从来就没有纯粹的农业调控政策；从来宏观决策研究的着眼点往往在于解决“农民、农村、农业这三农问题”……

对农民、农村和农业这“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是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体制矛盾——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受制于这两个愈演

愈烈的基本矛盾，我国农业因小农经济严重不规模化，土地随人口增加愈益分割细碎而无法与市场经济接轨的问题，才在市场经济作为改革方向确立之后，越发受到改革者的关注。

第一个国情矛盾造成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严重扭曲，以至于中国不仅过去、现在也不得不长期作为“农民国家”（而并非农业国家），自立于现代市场经济之外。这是自从清康熙年间以“新增人丁永不纳税”为开疆拓土的后续政策，导致人口百年翻两番，以及五十年代的人口政策导致半个世纪翻两番的历史留下的。近中期看，这一基本矛盾只可能相对缓解而不可能根本消除。

第二个体制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了第一个矛盾的作用；是故在研究和调整上仍有可为之处。人们已经认识到城乡分割二元结构导致城市化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大包干后恢复的小农村社经济无力抗拒城市垄断资本集团的进一步剥夺，因而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但现在还几乎没能采取有效政策加以解决。

在这两个矛盾制约下，农民是“三个月种田，九个月过年（赋闲）”，农村人口过剩压力很大。按现行人地比例，到本世纪末农业劳动力将过剩2.4亿，农村人口过剩5亿多。另有研究报告显示，到下世纪初即使决策足够理性并且不出现大的反复，城市化率能达到60%，在人口增长到16亿时仍将有6亿人口留在农村；因此，人地关系仍然不可能根本改观；更何况假设条件很难满足。

其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大批农民劳动力做为“粮食高消费人口”进城打工，会直接影响需求，拉动粮价上涨。1992年以后的投资导致基建项目大上，劳动力需求上升，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流入城市，有统计说6000万人，也有说8000万人。这些人由非商品粮消费者变为商品粮消费者；而他们的人均消费量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甚至三倍以上（前者每月20多斤，后者要达到60多斤）。如果是8000万人，新增粮食需求量（主要是计划外部分）约为500-600亿斤每年。由此分析1993年在全国粮食增产的同时广东却出现大米、主要是劣质米开始抢购的现象，进而造成全国性的米价上涨，农民进城打工新增加的需求拉动至少是原因之一。

类似的现象五十年代初国家“一五”计划时期也曾发生过，当时采取的对策是“统购统销”；但城市的成规模需求与小农经济的不规模供给之间，供需体制不对称。政府也无法与一亿多小农谈判，因为交易费用过大。于是为了保证国家工业资本原始积累所必需的低价粮食供给，压抑农民抵制，就搞集体化运动。其实一锄一镰式的简单生产力相加，当然不意味着规模经营；也并非生产关系的进步……。现在，这个现象又发生了；而且对策也有某些相似之处。版权所有

第5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关键词]诚信缺失 集体生活 公共观念 纪律习惯 法治精神

[中图分类号]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0-0026-01

什么是“集体生活”，“那是一个组织，不仅是一种以关系的存在，组织特点的范围，在有范围（不能无边际）与主脑（需有中枢机关）。他的范围超出家族，且并不依于家族为组织的出发点。主要根据范围是占领，宗教或着其他的范围内，大家都觉得约束，总是时时刻刻与自己的利害关系有关联。”符合上述标准的，就是我们谈论的集体生活。就以上标准可以衡量出中国人缺乏集体生活。

在西方，基督教“博爱”的理念深入人心。圣经说的一切都是上帝的人，每个人都是平等相称的兄弟姐妹。这一方面促进了宗教的盛行，另一方面促进了“利他主义”在人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推动行动去帮助别人。中国人没有宗教，有些人可能不同意这个观点，这是因为许多人模糊信念和概念之间，像向上帝祈祷，是信念。中国的社会组织大多是基于血亲、姻亲的形式，这样的组织和“集体生活”中提到的组织相差很远。

缺乏集体生活与诚信缺失是否有因果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首先从集体生活缺乏的表现上来谈论该问题。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现的是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一、公共观念淡薄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社会信用缺乏经济现象的原因。提供自给的小农经济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竞争不同于社会分工中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前者有助于竞争机会主义意识的诞生。农业社会，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其诚信关系多在于家庭中。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中人口不流动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不倾向于别的单位进入其中，但以家族为单位，移动到一个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避免欺诈合同是多余的，简单地说，一个家庭生活中不会互相欺骗，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没有立约。但是，对于一个不诚实的农业社会，它会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支付的成本太高。中国有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诚信，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依赖于社会。不“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要求合同。在这种情况下，公众的想法是无法形成的。

二、纪律习惯差，不讲规则

因为中国的诚信往往存在于宗法社会土壤，熟人、朋友、亲戚等狭窄范围的传统文化中。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血缘家庭关系和延伸出来的其他社会关系构成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在熟人社会中，熟人就是信用凭证，人们相信那些喜欢、熟悉、尊重的人的承诺，其他道德判断经常凭自己的直觉，是基于情感而不是理性的。在这种情况下，纪律、规则的作用也大大减弱。

三、组织能力差，习惯窝里斗

所谓的“窝里斗”，实际上指的是一些病态的人在一个很小的环境中竞争。中国有句古话：“站起来的椽子先烂。”当一个人是成功的，超越别人的，周围所有的人都想赶上，把他拖下来。事实上，中国的嫉妒“窝里斗”的现象一直存在，封建社会的王室为了争夺帝国的战斗，早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感叹。

四、法治精神差

第6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profit from Japan's experience, unifies our country food security the demand, becomes rich for the farmer provides the beneficial suggestion.

关键词：农民致富 粮食安全 日本经验

key words: The farmer becomes rich food security Japan to experience、

一、制约我国农民致富的主要因素

要探讨中国农民的致富问题，我们必须首先研究阻碍我国农民增收的因素。在我国，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长期处于贫穷、低收入状态的根本因素主要有两个。

首先，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密度高，人均自然资源特别是耕地资源短缺。据2004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经济人口平均耕地面积只有0.17公顷/人。这种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农业目前仍然是以一种小农经济的形态在运行。相比较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农业的单位产值较低，而小农经济又具有投入高产出少、缺乏规模效益的劣势，这不仅制约着我国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也是导致我国农民收入低的根本原因。

其次，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谓二元经济结构是指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并存发展。就我国而言，它是指我国尚未摆脱自给自足的传统生产方式的农业经济与市场化程度较高并运用现代生产方式组织的城市现代经济的并存对立。 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下，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农村大量资源流入城市，这虽然有利于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得发展，但却使我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农民收入状况不断恶化。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如果缺乏有效的改革措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将发挥着掠夺农村资源的作用，其仍然是阻碍我国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的制度性因素。

二、日本农民致富的途径

在工业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农民收入较低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李嘉图指出由于受工业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增，农业的边际生产效率递减规律的影响，在工业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着工业剥削农业，城乡差距拉大的状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在这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日本就是其中比较成功的国家。

日本与我国有类似的农业发展环境即人多地少，同属于小农经济。2000年日本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04公顷。 但在现代化过程中,日本却用较短时间实现了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1953年, 日本城市职工年均收入1416万日元,农民的为1116万日元, 比城市职工低17.9% , 但到1977年农户平均年收入增加到46711万日元, 比城市职工家庭年收入34813万日元多34.1%。

日本农民致富主要是通过促进农民兼业和政府财政补贴实现的。20世纪50年代，日本通过在农村地区实行村盯合并,建立中小城镇的合理城市和工业布局来为农民兼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工业和城市在空间上的重新布局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使农村非农产业的就业岗位迅速增长,从而为农民的就近兼业提供了潜在空间。据统计，1980年日本总农户为466.1万户,其中兼业农户为403.8万户,占总农户数的87.1%。在农户的收入中，农业收入只占全部收入的26.4%,非农收入占73.6%。

在发展农户兼业增加农民收入同时，日本还通过政府财政对农业实行高额补贴以增加农民收入。1986年,世界各国政府发放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而日本一国就高达400亿美元,占1/3以上；1990年,日本中央财政的农业预算支出为23784.7亿日元，其中用于各类农业补贴的支出占到70%；另据经合组织调查, 2000年日本农业补贴占GDP总额1.4%，目前日本农户年收入的60%来自政府的各种补贴。

三、粮食安全的困扰

日本农民致富模式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农民低收入问题，但也带来许多问题，其中主要问题就是粮食供给远远不能自给。其原因在于，日本农民致富模式只解决了农民致富问题而没有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其国内小农经济根本没有改变。相比大农业小农经济生产效率低、商品率低，无力承担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粮食需要的重任，其只能使国家靠粮食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目前，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根据国际粮食委员会的统计, 日本粮食进口总量2006～2007年度为2500万吨, 2007～2008年度为2440万吨。1960～2005年间, 日本食品自给率(按照热量计算)从73%下降至40%；食用粮食自给率从80%下降至61%；饲用粮食自给率从55%下降至25%。其根本无法通过国内农业力量保障自身粮食安全。

粮食自给率下降与我国国家建设发展目标严重背离。我国农业发展立足于两个基本目标：一是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二是提高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和农业国际竞争力，保障粮食自给，进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的根本问题，关系着我国经济社会命脉，为了国内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我们不可能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完全交给他国，而且在国际粮食供给日渐紧缺的背景下，其他国家不愿意也没能力帮我们解决吃饭问题。我国政府在1996年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白皮书中明确指出要保障粮食95%的自给目标。日本农民致富模式的发展只有效地解决了农民的贫困问题，却忽视了粮食自给安全问题。因此，粮食安全问题也使中国在借鉴日本农民致富模式时多出几分顾虑。

四、建议措施

由于人多地少大农业道路目前在中国仍举步维艰，而日本小农经济模式又带来粮食安全的隐患。但当前城乡收入差距、农民贫困的现状日益严峻并威胁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为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严重性，我们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补救，即使无法从质上解决问题，但也可以从量上起到减轻问题的作用。

（一）国际劳务输出

农民出国打工是积极利用国外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空隙，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一项利国利民的举措。现阶段在人多地少的国情下，我国国内无法承担众多农村劳动力，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日，我们应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目前国际劳务需求不断增长，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科技进步发达国家劳务市场不断向高层次方向发展，这导致许多工作繁重的工作岗位和服务型劳务需求国内供给不足。另一方面，欧洲等发达国家老龄化趋势不断严重，加剧了劳动力短缺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种局势下，世界性劳工出现严重短缺。迫于劳动力短缺会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损失的压力，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国家都倾向于采取较为积极的利用外国劳动力资源的政策，修订和实行了有关有利于国际劳务输出的政策法规，放宽外国的劳动力进入，这为我国劳动力输出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目前我国出国劳务发展滞后，对国际劳务市场利用不足。世界银行资料显示，当前全球劳务输出量约为l亿人，而我国只占54万人。相对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发展国际劳务输出还有巨大的市场空间。因此，为了转移国内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人多地少矛盾，拓宽农民收入渠道，增加农民收入，我们必须加快对国际劳务市场的开发，拓展国际劳务输出的市场范围，加强对农民出国务工培训，制定有利于农民出国务工的法律措施，从而为我国农民致富开创国际性道路。

（二）辩证处理粮食自给率与城市化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实现农民增收的根本途径。其一方面可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村人均耕地面积，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吸纳农民进入城市从事收入较高的二三产业，其也有效实现了农民增收。但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粮食安全的制约。据专家推测到2030年为了保证95%的粮食自给率，我国需要耕地18.5亿亩，而我国目前现有耕地18.26亿亩。 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已明确提出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而城市化得提高，城市空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侵占耕地的结果。如在城市化发展较快的1990年至1995年，全国净减少耕地200多万公顷，等于50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正确处理城市化发展与粮食自给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我们应大力发展吸纳劳动力强的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尽量少占耕地。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适当降低粮食自给率目标，如定位75%，这样我国仍然掌握着自己的粮食命脉，同时也减少了国内粮食供给的压力，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适当空间。

（三）促进农户兼业经营，拓宽农民收入渠道

尽管日本农民致富模式没能很好的解决粮食自给问题，但其通过兼户经营达到致富的方式仍然对我国具有借鉴启迪意义。特别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得不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鼓励农户兼业经营、实现农民收入多样化对我国农民增收具有现实的补充意义。近10多年来，我国农民兼业经营发展迅速，农民非农就业人数快速增加。在1996年第一次农业普查时，在全部农业户中纯农业户占62.81%，农业为主兼营非农业的户占30.57%，非农业为主兼营农业的户占6.62%。 在2006年第二次农业普查时，农业生产经营户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占58.4%，比10年前减少7.2%。 1996年到2006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23.4%提高到了38.2%。2006年，农民新增的332元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60.3%。 实践证明，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低，农业产业化经营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农民的兼业经营能够有效的增加农民收入。另外，农民进入城市进行兼业经营也为将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彻底转移到城市奠定了基础。

第7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是靠纽约上流社会捐钱支撑的。在大都会博物馆下面有个服装院，专门做服装设计类的研究和展览。服装院每年一次大展，其开幕式就是一个大Party，名为MET BALL。这是个慈善晚宴，善款全部给予大都会的服装院。

今天，五月四日就是MET服装院展览开幕的日子，也是MET BALL的日子。而今年之所以这么多中国参与者是因为这次展览的主题是《中国：镜花水月》，讲的是中国电影对西方服装设计师的影响。艺术总监是王家卫。

这个展览今年年初在故宫开了一个会，之后，就有了争议。国内媒体好像有批评这个展览没有展现当代中国的时尚云云。我没怎么关注，因为我觉得中国时装没有独立的审美，一直是跟着西方审美走的，而作为中国时尚的里程碑作品仍然是中山装和旗袍。

说到审美，大家都认为很深奥。其实审美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而生活方式代表着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就比如中国人认为四合院是美的，而四合院的生活方式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代表的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孝。

再比如，西方人觉得高楼是美的，这是因为工业革命后西方人大多数都居住在城里。城里人都住在公寓里，其背后的价值观念是西方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在西方很少有两代人同居在一个公寓里面，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迫使很多失业年轻人只能回家啃老。而核心家庭的生活方式背后是西方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服装的审美不会超越价值观念，而多年来，我们的服装设计一直是沿着西方价值观念走的。中国和西方在审美上的区别是地主和资本家的区别。

老地主和资本家最根本的区别是对自然的态度。老地主是农民，靠天吃饭，对自然有一分敬意三分怕。资本家是要征服自然的，要控制自然为人类服务。

老地主管的是农民，而靠天吃饭这事情的不定因素太多，管好一个村的农民，跟管好一群艺术家差不多。大家都是凭感觉。资本家管工厂绝对不是这样的，要规范化，要有ISO 9000什么的，要把所有不定因素一个个变成固定因素。

老地主的管理方式是宅在家里，所以对服装的要求首先是舒服，其次是体面。宅在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随意的，不需要制服。资本家不一样，资本家有下属，有董事会，有同事。体面比舒适更重要，而且服装要有统一标准，工人有工服，管理人员有西装领带。

老地主对吃的要求很高，种地的人肯定对烹调很在意。什么季节吃什么菜，一切跟着二十四节气。资本家把吃看为一个生产环节中必须有的麻烦，所以越简单越好，来个三明治汉堡，填饱肚子接着干活儿。

中国当今的设计、审美都在疯狂地追随西方的审美，西方的生活方式，西方的价值观念。我们用公寓替代四合院，用CEO替代老地主，用西装代替大褂，用城市代替农村。

而西方在做完全相反的事情，资本家在反省，在考虑发展的自然成本，他们要保护自然了。他们开始回归，开始尝试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一家人，一块自留地，再养一窝鸡。

而我们的设计师还是紧跟西方的步伐，没有看到西方已经逐步变成东方了。中国人有五千年小农经济的生活经验，可以说我们所有的生活智慧都是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积累。

第8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1农业附加值低

以小麦为例，目前在我国良田亩产小麦500公斤左右，即使按现在相对高价2.0元/kg算，一亩小麦毛利1000元人民币。现在再让我们算一算每亩的投入：①浇水，一季麦子需浇水6－7次，一次电费15元/亩，7次共计105元。②施肥，播种时施复合肥25公斤/亩，季中需追加一次尿素25公斤/亩，两次共计需160元。③耕种，联合收割80元/亩，播种10元/亩，共计90元。④种子，每亩需种子12.5－15公斤，合40元左右，4项之和共计395元。收入1000元减去支出395元余605元。假设一家5口有6亩地，总共产值是3630元，平均到每一人合726元，这是在各种条件都比较理想的情况下得出。从全国范围来看有很多地方是达不到上述收入的，再加上天灾人祸，农民一年的收入是可想而知的了，这其中还没计算劳动力的问题。有人可能会说，如果能规模化经营就会增加收入。我们暂时撇开不谈此主张能不能实现的问题，那就让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个农场吧：格雷格夫妇的农场和牧场，加在一起大约有3000英亩（1英亩约合6亩），农场的主要农作物是大豆、小麦、玉米和荞麦。格雷格夫妇共拥有185头母牛和8头公牛，所有这些牛都是肉牛。为了打理这个农场格雷格夫妇拥有联合收割机、四轮驱动拖拉机、风钻机、农用轨道拖车、捆草机、播种机……这些农业机械的总价值大约为22万美元。实际上，已经有20%的美国农场开始用直升机进行耕作管理，很多美国中等规模的农场和几乎所有大型农场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在这样的现代化条件下格雷格夫妇每年需投入39万美元，收入40万美元，净收入是1万美元，即使就是这1万美元也是由于政府的补贴，如果没有补贴能维持不赔不赚的局面就算不错了。这说明了什么呢？再让我们回到前一个问题“能不能实现规模化“的问题。作者认为实现规模化经营不是不行，但它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之上的———即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好谈规模化经营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2中国人的“机会主义情结”

我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以自然经济和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农经济具有天然的“机会主义情结”。有学者把我国的社会总结为“熟人社会”，这也正好契合了一位高校教授的社会调查，在一份调查问卷中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你有一头病猪，你会卖给谁a熟人b陌生人，被调查者无一例外都选择了b，由此可见一般。而市场经济又称之为法治经济，在一个不善于遵循规则的社会里，尤其是在一个素质较低的社会阶层里，要想只是通过简单的组成农业协会与市场经济接轨谈何容易啊！基于以上两点，提出以下思路：

2.1仅凭市场经济解决不了我国目前的三农问题，农业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让我们先看看美国和日本吧，这两个国家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也是市场经济发展比较充分和完善的国家。在美国，农业是一个受到高度重视和保护的传统行业。与其他行业如工业、服务业相比，农民所交纳的税明显要少，额度相对较低，也没有专门针对农民的税种。除了税收优惠，联邦政府还直接对农业进行补贴。2002年布什政府颁布的新农业法规定，在今后10年里，政府对农业的各种补贴和财政支持达到1900亿美元，平均每年投入190亿美元，而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每年农业补贴不得高于191亿美元，除此之外还有完善的保险体系。在日本，为了保护农民的利益，日本政府在一些税种中，一旦涉及到农业问题，就会对农业团体或农民个人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从事农业的企业或个人可以在法人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继承税和赠与税等方面得到减免。其次，日本政府为了支持和促进农业的持续发展，不断调整农业政策，使日本农业处于一种十分完善的保护之中。日本农林水产省在许多方面制定了一系列对农民优惠的政策，例如：食品安全对策；稳定农业经营，加快农业结构改革；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和山村落户；接受或与有亏损的农协或渔业协会合并，可以减免企业事业税、法人所得税以及财产的登记注册税，等等。日本政府还对外采用关税壁垒和技术壁垒方式，阻止外国农产品的进人，对内实施高投入、高补贴的扶助政策，为农民建立起多重保护网。日本在工业制品方面一直提倡贸易自由化，但对部分主要农产品却设置极高的关税。例如，日本的花生米关税高达500％、大米关税高达490％、小麦关税为210％。在2003年9月11日举行的世贸组织坎昆会议上，日本代表坚决反对就农产品贸易关税问题设立上限、也表示反对增加重要农产品项目的配额，不惜与美国意见相左。在技术壁垒方面,日本不断提高对农产品残留农药的检验标准，并规定进口农产品禁用日本已经作废的农药，受此影响，中国原来向日本出口的多种蔬菜和水产品被挡在日本国门之外。日本政府对农业和农民的补贴更是惊人。据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调查报告，日本对农民的补贴早已超过了农业的收入，日本农业经济存在着巨大的价格扭曲。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每年用于农业方面的补贴总额都在4万亿日元以上。2000年，日本对农业补贴的总量已经达到了6.4万亿日元，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3％，而同期的农业产值只有9.12万亿日元。日本农业生产者收入总额中有一半以上来自政府补贴。日本的经验表明，农民收入要接近城市水平，一靠政府补贴，二靠农民创业和兼业。

第9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范文

关键词：乌江流域；小农意识；多元；兼容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农耕是人类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在认识客观物质世界的基础上，谋取生活资料来源的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关系的综合表现。农耕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是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人类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增殖天然的产品，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面貌，对人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1]71综观乌江流域农耕文化历史，始终是在特定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动与静之中，和谐而有序地发展变化着，除了物质层面上的诸如农耕工具、农业品种等文化现象之外，还集合了儒释道文化，及各民族宗教文化、风俗习惯为一体的精神层面，由此形成了乌江流域地区多元、多彩，且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农耕文化特征。

一、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特征

英国经济学家伊特韦尔（Eatwell.J.）与美国经济学家米尔盖特（（Milgate.M.））和纽曼（（Newman.P.））编纂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小农（peasant）是耕种土地的人”，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马洪利等主编的《经济与管理大辞典》、丁光远的《经济大辞典》（农业经济卷） 也都有小农和小农经济的辞条， 这些辞典的解释都强调小农和小农经济指的是为了简单再生产，满足自身食物的需要，以家庭为单位、从事传统农业的个体小生产者，其耕作方式以铁犁牛耕为主。“他们耕种的目的都是为了谋生，而不是为了攫取利润”。[2]40考察乌江流域地区，其小农经济的特点在历史上表现为：

第一，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小。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源，然而，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多聚居在山多田少，土地贫瘠的地方，使人们的生产活动十分困难。正如《劳动歌》写道：“山外原无地，刀耕农当锸，火种野无烟。灌溉难为力，荣枯只问天，传闻春夏日，此岁雨绵绵。”[3]302耕地狭小，环境封闭，加之地质灾难，如水土流失，致使土层浅薄，肥力下降，基岩，石漠化面积扩大，使得人均耕地量面积不大，人们只得在极为狭小、分散的小块土地上从事种植业生产。所以，在乌江流域农耕史上，以“溪峒”①为代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居于主体地位，分散、隔绝的山地特征十分明显。人们耕地以自食，纺织以自衣，伐木以建屋，劈竹以制器……构成“小国寡民”的经济基础。

第二，生产工具原始。生产工具是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尺，其发展是一个从粗陋到完备，从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乌江流域农耕文化从使用天然石块，再到对石料经过选择，进行打制和磨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 “工具的磨制是由于农业发生后才需要并普遍出现的。由于农业的产生，才有了所谓以磨制为特征的新石器。”[4]夏商周时期，虽然私有制已经出现，但乌江流域地区的人们还主要靠集体耕作，使用的农具，绝大部分仍然是木制和石制工具，仅有少量青铜农具。直到秦汉时期，才开始出现铁器农具的使用和以及牛耕技术。西汉时期，由汉武帝时搜粟都尉赵过发明的开沟与播种同时进行的专用播种农具“耧车”，亦在乌江流域夜郎地区得到了应用。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用于农业灌溉的翻车，用于谷物加工的水碓、水磨，随唐时期创造的新灌溉工具“筒车”，用于水田耕的“曲辕犁”等农业生产工具在乌江流域地区已基本成熟和定型。之后，宋、元、明、清直到中华民国，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工具少有突破和发展。在建国之后实行农村集体化时期，乌江流域部分地区曾出现过短暂的如拖拉机、收割机等农业小型机械化时代，但随着土地承包下户，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重新了占据主导地位，使得农机械化工具昙花一现，乌江流域地区的生产工具出现大面积的倒退。时至今日，在大部分偏僻的农村，其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力、畜力和粑子、锄头、铧犁等手工工具，水平似乎滞留在隋唐时期。究其原因，除了体制方面的原因之外，一方面传统农具工艺和操作相对简单。传统农业中的耕、锄、割、脱粒等所使用的犁、木漏、铲、锄、镰刀等工具，没有复杂的机械原理，简单易学，不需要多高的文化程度，不需要专门的培训学习，就可掌握，且使用方便，一个人即可操作；另一方面乌江流域地区地形复杂，地貌崎岖，境内山多地少，严峻的生产条件不适合一定规模的现代农耕农具使用。

第三，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散漫。《墨子》有云：“农夫早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菽粟，此其分事也。妇人夙兴夜寐，纺绩积，多治麻丝葛绪捆布，此其分事也。”在乌江流域农业社会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在社会生产力中占着主导地位。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基本单位的体力劳动是乌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各自为政、各行各法散漫的经营方式是这一基本模式的特点。

生产规模小，工具简单原始和个体的散漫的生产方式，加之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使得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农民祖祖辈辈，终日脸朝黄土背朝天，在炎炎烈日下在凛冽寒风中劳作，他们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和坐井观天的视野，一方面造就了他们质朴、诚实、勤劳、勇敢的秉性，一方面又养成了他们不思进取、固守成规、僵化保守、自私自利、狭隘懦弱等人性缺陷。我们将这种人性缺陷所反映出来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称之为小农意识。小农意识是乌江流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中典型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和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和表现形式。

二、多元与兼容的农耕文化特征

（一）差异性与多元性

美国生态学者朱安利・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认为，“相应的环境特征由文化决定。较简单的文化比发达的文化更直接地受环境制约。”[5]12自然环境不仅决定了物质存在的方式和形态，也是文化现象赖以产生的载体。从地域上看，乌江流域地区西接云南、北连巴蜀、东临荆湘，南毗岭南，使之天然地与四川、湖南、广西和云南有较多的交往。加之通往邻省的河流多在下游通航，形成一个通道，所以，乌江流域地区东、南、西、北四部分的区域差异相当明显，分别受楚文化、粤文化、滇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然而，封闭式的自然经济，又客观上造成了乌江流域农耕文化的相对封闭性。无论是中原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楚文化、粤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等，在传入乌江流域地区的过程中都受到一定障碍，时间上滞后，空间上有限。大而言之，乌江流域地区的黔东、黔中、黔西、黔北四大块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融合，各具特色；小而言之，山与山之间，坝子与坝子之间，山与坝子之间，似乎各是一个小天地，文化的传承在某种意义上大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明显地表现出来，影响人们的生产以及生活方式。在农业生产方式、技术水平以及衣、食、住、行各方面显示出若干差异和独特之处。譬如说，生产方式上，与技术水平有关，有粗放式的刀耕火种，有集约式的精耕细作；饮食喜酸、喜辣、喜食糯米，长于烟薰、腌制。山地环境，还影响人们的气质，养成一种吃苦耐劳、不畏艰险、朴实耿直、粗犷憨厚的民风，从而形成若干特殊的风俗习惯、民俗信仰，在文化上表现出许多特有的自然形态，形成了它多样化格局和迥然不同的风格特点。总之，在生产生活方式上，不但地区间有较大差异，民族间有所不同，而且同一民族处在不同地区也不一样。表现出乌江流域地区包括农耕文化在内的差异性和多元性特点。

（二）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农耕文化特征

乌江流域地区文化具有典型的移民特征。历史上，各个民族因不同的原因从四面八方迁徙至此，带来了不同的文化。但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和破碎的地形，使生活在乌江流域各区域各民族文化虽然未能得到充分整合而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圈，使乌江流域地域文化“既多且奇，融而未合，分而未化”。然而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阻隔不了民族之间的相互对流，阻隔不了农业作物的迁徙与交融。一方面，产于乌江流域地区的、稻谷、乌桕、油桐、茶叶、马匹等，通过驿道、水路的运输，改变了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带的农商格局，另一方面，从中原、内地传入进来的玉米、红薯、棉花、洋芋、烟叶等也改变了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种植面貌。同时，各民族之间的互为穿插，特别是与汉族之间的杂错而居，加之封闭式的自然环境逐渐被打破并开放，使得各民族在农耕作业、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等在传承与延续的接触点上发生了诸多的变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农耕文化特点。正是这个原因，同其他文化现象一样，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在兼容、开放与延续性中得到了进步和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说，乌江流域地区的农耕文化的发展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有着剪不断的文脉关系。

（三）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的农耕文化特征

生活在乌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为了生存、繁衍，在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发育和培植了具有乌江流域区域特点的农耕文化。这一文化最大的特征是就是以农为本，守则与和谐。如在服饰方面，尽管各民族的服饰千姿百态、色调多样，但从总的样式来看，其上衣和裤子都较为肥大，特别是袖口和裤口都较为宽松，以便于从事农耕生产；在村落选址方面，为了少占耕地，一般都建在视野开阔而土地见少的坡地上，依山势向上分台而筑。而把那些较为平坦的洼地、坝子、台地留着耕田种地之用，这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山多地少的现实，又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以农为本”，节约用地以求生存和图发展的心理。在乌江流域乌蒙山回族地区，流传有“户户种良田，家家小而全”的谚语，就是这种“以农为本”思想的体现。在西北高原地带，那些横亘在山梁、山坡上的层层梯田，是乌江流域地区农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闪耀着乌江流域地区人民顺天顺地，接天地之气，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智慧与灵光。在一些不宜于农业耕作的高山草地，则用于放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落英缤纷、鸟唱虫鸣，充分体现了乌江流域地区人民守则与和谐自然生态的农耕文化思想。所有这些，无不反映了乌江流域地区的民族特质和民族风貌，亦从本质上体现了传统农耕社会里人民共同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地区在历史上是各民族交往的大走廊和结集地，从不同的地方和区域带来了各自不同的文化符号。乌江流域地区山高菁广，地势险峻，山道崎岖，水道不畅的地理生境，使这些民族文化符号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环境下，使乌江地区的农耕文化既具有 “山地文化”的小农经济特征，又具有分异融合、守则和谐的特点。

注释：

①所谓溪峒，从地理上看，是指一些相互隔绝的小区域，在万山丛中，人们以“坝子”为中心形成聚落，彼此间隔着道道山梁和溪流，方圆数里或数十里不等，自成一个小天地。从经济上看，由于地形复杂，气候多样，动植物呈垂直分布，所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大体可以“自给自足”。

参考文献：

[1]李根蟠等.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3]王承尧等.土家土司史录[M].长沙：岳麓书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