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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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摘 要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山西省在经济发展方面也去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却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有多大？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和Eviews统计软件对环境指数和人均GDP进行了分析。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环境污染要归因于经济发展，在文章的最后给出了一些关于如何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Eviews

一、问题提出

山西省是我国最重要的资源基地之一，特别是有丰富的煤矿资源。山西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煤矿冶金，机械，化工等行业。但是长期以来对煤矿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已经导致了比较严重的环境问题。据报道，太原居于世界污染最严重30个城市之首.在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前30个城市中，山西几乎占据了一半。所以怎样去改善并逐渐扭转这种现状并逐渐实现山西经济和环境同时协调快速发展，值得我们去学习和研究。

下面我们对这一问题建立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

二、模型建立

（一）变量选择

我们用人均GDP作为因变量来代表经济发展水平。用工业“三废”指标作为自变量来代表环境污染指数。

工业“三废”指标分别是：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工业废气排放量；

-工业粉尘排放量.

分别用x1 x2 x3来代表.

（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1．回归方程：

其中gdp 代表人均GDP；x1是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2 是工业废气排放量；x3 是工业粉尘排放量.

我们用简单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这个问题。

2．最小二乘法

首先我们用Eviews做OLS回归，结果如下：

gdp = -14887.16707 + 395.4810303*X1 - 118.7909638*X2 - 101.5593747*X3

可以看出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X1对人均GDP有显著影响。而且它与人均正向相关。在10% 的显著水平下X2和x3对人均GDP并没有显著影响。

我们可以从残差图看出来这个模型是非球形正态分布的。所以我们需要检验它是否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

通过White检验和 LM 检验，我们发现该模型不存在异方差性但是存在自相关性，通过用MR（2）修正这个模型，自相关性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三）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长1吨，人均GDP就会增长293.3216百万；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年工业废气排放量每增长1吨，人均GDP反而会下降110.5133百万；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当工业粉尘排放量每增长1吨，人均GDP就会增长4.36416百万。

2．统计检验：

拟合优度：R^2=0.953235 这说明模型对样本拟合的比较好。

T检验：分别针对H0：βj=0（j=1，2），给定的显著水平α=0.05。x1和x2的相关概率分别为0.08%和3.27%，都小于5%。这说明都应当拒绝H0。也就是说在其他解释变量不变的情况下，X1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x2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对被解释变量人均GDP都有显著的影响。而H0：β3=0 X3的相关概率为96.29%，这说明不能拒绝H0：β3=0，也就是说x3工业粉尘排放量对人均GDP并没有显著影响。

三、结论

除了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跟经济增长之间都有相当显著的关联性。其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正向相关。拟合优度：R^2=0.953235，说明该模型对样本拟合很好，造成山西省环境污染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可以归咎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虽然带给人们很多的利益，但是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

丰富的自然资源对山西省来说是优点也是缺点，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了环境的大量破坏，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合理的资源开采，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缺乏监管以及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资不足等等。

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手段有很多种，有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等。但是政府的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政策只能解决眼前的部分问题，只有通过深入的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科技发展提高劳动力素质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希望，山西省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早日还山西一片蓝天。

参考文献：

[1]Colin Cameron A,Pravin K Trivedi. Microeconometrics:Methods and Application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55.45:1-28.

[3]谢贤政,万静,高亳洲.经济增长与工业环境污染之间关系计量分析.安徽大学学报.2003(05).

第2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EKC；经济增长；工业污染物；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5-0001-05

引言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环境后果》一书中说到，在经济发展初期，污染水平会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发展、收入提高而趋于严重；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污染情况逐渐有所好转，这种现象表现为倒U型。随后，Grossman和Krueger对1979―1990年66个国家的污染物排放情况分析研究后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理论：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之后，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样本和方法对EKC假说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除了呈倒U形关系外，同时还存在U型、U型+倒U型，甚至线型。

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受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政策、人们环保意识等方面的影响，EKC曲线可能变化为其他形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四川经济得到快速发展，2010 年GDP达到16 898.6亿元，为1987年（185.76亿元）的90.97倍。与此同时，除工业废水排放有大幅度减少外，环境问题均有恶化趋势。因此，对四川省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的统计分析，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四川省是否存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模型建立

典型环境指标的选取是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计量模型的关键。由于各项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与人均 GDP 都有密切的联系，故采用四川省人均 GDP 作为反映经济发展的指标。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选取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在内的7个环境指标。借助于SPSS统计软件，分析四川省1986―2011年人均GDP与各指标的相关性（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环境指标中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与人均GDP显著相关，所以选取该4个指标进行模型构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不同，拟合两者之间关系所用的计量模型也不相同，常用的主要有线性函数、二次函数、三次函数和指数函数等。利用四川省1986―2011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借助于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多种函数的拟合，根据拟合效果进行优选，最终选择三次函数作为模型进行研究。

以y表示环境污染指标，x表示经济增长指标，构建模型y=a+bx+cx2+ dx3+ξ。式中，a、b、c、d为模型参数；ξ为误差随机项。以工业废水排放量为例，经过软件分析得出：

由此可以得出，工业废水排放量的拟合方程：

y =222 987.366-30.603x+0.02x2+（-5.394E-8）x3+ξ

R2为0.753（R2为相关系数），F检验为21.354，从拟合结果看，拟合优度大于0.7，F值也很显著，说明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 GDP 的曲线拟合效果好。因此，得到的拟合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同理，可以得出其他环境污染指标（见表5、下页图1至图4）。

（二）结果分析

由图1至图4可知，1986―2011年四川省4 种污染物排放量随人均GDP变化的曲线形态可分为两类：工业固废排放量与工业废气排放的EKC为明显的倒U形，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EKC形态为U型+倒U型，说明EKC曲线并不是必然存在倒U型的，它只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众多曲线关系中的一种。

依据本文表1和图1可以看出，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关系曲线具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为EKC曲线的低谷，对应的时间在2005年（人均GDP为8 464元）这一时期。此后，工业废水排放形势进一步恶化，于2009年（人均GDP为17 289元）到达第二个转折点倒N形的EKC曲线的峰值，以后便是下降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四川政府在加大力度整治环境污染，使其工业废水排放量相对减少、污水处理率显著提高，全省水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类似可以分析，工业废气排放量于2007年（人均GDP为11 708元）达到峰值后随人均GDP的增加逐渐减少。工业固废排放量于2009年达到峰值转折点，其后随着经济增长，污染物的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工业SO2排放量于1997年（人均GDP为4 017.2元）达到最低值，其后于2009年达到峰值。数据统计结果与实际情况较吻合，从2007年开始，四川省政府在环境治理及节能减排等方面治理措施强有力地推行，使得工业“三废”利用率显著提高。

二、原因分析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四川省近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倒U型曲线，而是出现了倒U型、U型+倒U型等形态，此模型定量反映了四川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这种变化趋势与经济发展、环境治理力度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

（一）经济增长对EKC曲线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省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GDP总量从1986年的458.23亿元增长到 2011年的21 026.7亿元，年均增长17.95%，人均GDP从614元增长到26 147元，年均增长16.63%。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为了加快发展，提高生活水平，往往会牺牲环境效益来换取经济利益，EKC曲线表现为倒U型上升部分。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逐渐意识到环境是一种稀缺资源，对环境质量的需求逐渐上升，环境质量需求的收入弹性会逐渐增大。人们会牺牲经济收入来改善环境质量，EKC曲线表现为倒U型下降部分，四川省的环境污染已过峰值，正处于下降趋势。

（二）产业结构调整对EKC的影响

从图5中可以看出，第二产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最大。1978―1990年，第一产业占主导，三类产业结构为“一二三”，对环境影响较小。1991―1998年，第二、三产业比重先后超过第一产业，形成“二三一”，环境污染急剧恶化。1999―2005年，第三产业占主导，形成“三、二、一”产业结构，对环境污染下降。2005年后，三次产业结构重新调整为“二、三、一”。2009年，四川三类产业结构比例为15.8∶47.4∶36.7。第二产业是能源消费大户，能源消费占总量的80%以上。1986―2010年间，四川能源消费总量增长了1.97倍，工业发展对环境的污染严重。

从工业内部行业结构分析，20世纪80年代，四川省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实施重工业化战略，使得资源过度消耗，污染排放增大，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结合本文图1至图4可以看出，1999―2009年第二产业与重工业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在2009年达到峰值，四种污染物排放量也在同时期达到峰值，两者基本吻合。之后，第二产业与重工业的比重略有下降并趋于平缓，四种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呈下降趋势。第二产业的变化趋势基本与 EKC曲线总体变化趋势保持一致，说明第二产业是影响 EKC 曲线的关键因素。

（三）环境治理对EKC的影响

1.环境治理投资。中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与其相关环境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完善的环境政策及其有力的治理措施可以减少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1995年，四川省加大了环境治理力度，环保资金逐年上升，提高了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废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SO2排放量的处置率，从而有效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大改善了环境质量。四川省环境保护投资从1986年有了大幅度提高，2011年环保投资达到158.4亿，占GDP的0.73%。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一个国家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保投资要占到GDP的1%～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而这说明四川省在一定程度上环保投入远未达到应该投入的比例。

2.环保政策。完善的环境政策及其有力的实施可以改善环境，减小环境压力、加速实现转折点。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环保管理的政策会改变人们的环保意识，从而改变EKC的形状。随着经济发展，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四川省加强了环境污染的治理，查处违法排污企业，依法予以关闭，限期治理，加快了淘汰落后生产工艺和生产方式的进程，提高了工业“三废”的处置率，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呈下降趋势。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大气污染日渐严重的趋势，政府部门加大了电力、矿产行业等部门技术培训，加强了工业废气的排放控制与处理。进入21世纪，政府部门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与循环经济，提高了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同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性环保法规，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3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环境治理投资 经济增长 协整分析 误差修正模型

一、引言

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也是衡量某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潜力的主要指标。然而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一定的自然环境。近年来，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排放在自然环境中的工业污染物越来越多，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自然环境污染，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为了社会的发展，我们需要把原本用于经济建设的一部分资金用于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从长远来看，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禁要问，我国以往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否会影响经济增长，它们之间的关系又如何？为了有针对性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协整理论，通过建立协整模型来实证分析环境治理投资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二、方法与分析

本文选取1991～200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指标（IE）进行实证分析。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使数据线性趋势更明显，模型更具实际意义，本文借助Eviews软件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了对数变换，分别得到LnGDP和lnlE。

对{LnGDP}与{LnIE}作趋势图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数据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数据均无周期且有上升趋势。所以，{LnGDP}与{LnIE}均为非平稳序列，可以考虑它们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因此，需要对两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本文选用ADF检验法。

对序列{LnGDP}与{LnIE}作一阶差分，分别记为和，并进行ADF单位根检验，可以得到国内生产总值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序列1阶差分{LnGDP}与{LnIE}的ADF检验统计量的值分别为-3.007262和-5.767309，均小于在10%的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拒绝零假设，即两原序列在一阶差分后都不存在单位根，均为平稳序列，即{LnGDP}与{LnIE}均为一阶单整，记为{LnGDP}～I（1），{LnIE}～I（1），满足协整的前提条件。

假定回归模型为：

LnGDPt=β0+β1LnIEt+εt （1）

应用最小二乘法对（1）式进行回归，可得到如下估计方程：

Ln■DPt=6.658649+0.709934LnIEt （2）

（27.68828） （20.04500）

R2=0.961704 F=401.8019 D.W.=0.378552

由协整回归方程（2）可看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LnIE）和国内生产总值（LnGDP）之间呈正相关，即IE每增加1%，GDP将平均增加0.709934%。环境污染治理投资（LnIE）的T统计量值为20.04500，说明LnGDP与LnIE关系显著。R2值为0.961704，表明方程拟合度很好。

本文运用E-G两步法对两序列进行协整检验。由回归方程（2）的估计结果，可得残差序列的表达式：

εt=LnGDPt-6.658649-0.709934LnIEt

进而对残差序列εt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的值为-4.289462，均小于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的临界值，拒绝零假设，即该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序列。

由以上检验结果可知，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均为一阶单整，且其残差平稳，因此可以认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即总体上呈现出经济稳步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增加的趋势。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之间的协整研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治理投资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这两者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这一动态的均衡关系，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投资的大致走势，从而为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了决策依据。

第二，环境治理投资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合理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并不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相反，增加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民收入。

第三，从长期来看，环境治理投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缺乏有弹性的（0

第4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环境污染；博弈

中图分类号：X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05-000-01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爆发了不少的环境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已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近年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能保护环境，减少环境污染甚至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对环境质量有改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

目前，国内外许多学者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1991年Grossman和Krueger第一次对收入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是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特征，即经济发展的初期，环境污染的程度比较低，当经济快速增长时，则环境不断恶化，而经济达到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逐渐减缓，甚至出现好转。[1] 1993年，PaJlayotou正式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EKC）这一概念，之后众多学者对EKC曲线进行了研究，对特定的国家或者地区运用面板数据等进行研究来探究经济增长与环境问题是否存在倒U型的曲线关系。

中国学者赵细康等（2005）研究指出，EKC曲线这种倒U型关系在中国并不存在，其研究发现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并不是随着经济的增长出现先增加而后减少的趋势，反而是随着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加，环境污染物也在不断增加，是一种正相关关系。[2]许广月（2011）选取CO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东、中部地区存在着人均CO2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但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确不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呈现的关系。[3]

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不同的曲线形状以及不同的拐点，是因为学者们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选用数据的时间跨度不同，以及代表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指标不一，因此结论不同。本文在借鉴学者们研究结果与研究思路基础上，以西部地区的数据论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二、我国西部地区环境问题与经济增长的现状分析

本文用人均实际GDP来衡量经济的增长，用指标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人均SO2排放量、人均粉尘排放量、人均烟尘排放量作为环境问题方面的指标。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环境年鉴》。

1.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现状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有大幅的提高，在统计的1995-2010年的十多年时间中，区域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巨大的活力，西部地区名义GDP由1995年的10588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81408亿元，增长了6.69倍，年均增长15.69%，；人均GDP同样增长了六倍多，从1995年的3127元/人增长到2010年的22570元/人。

2.西部地区环境指标现状分析

西部地区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从1996年以后变化比较平稳，1995年最高为24.23吨/人，到2010年为14.04吨/人。1995年到2000年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先降低后增加，呈现出正U型。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人均工业废水量维持在一个较稳定的水平。

1995年到2010年间，西部地区的人均SO2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人均排放量超过了16.2千克，整体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然后继续下降的趋势，而且从2010年之后处于逐步的下降趋势， 2002年之后人均二氧化硫的排放出现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拐点于2006年出现。

十多年间，西部地区的工业区人均烟尘排放量也比较高，每年的人均排放量为7.33千克，看其发展趋势，1998年之前是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1998年以后，总体呈现的是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趋势，第二次的峰值于2005年出现， 2010年的排放量明显远远低于期初1995年的排放水平。

1995―2010年间，工业粉尘人均年排放量为6.4千克，其变化趋势呈现为先下降再上升，再下降，表现为倒N型，而后再上升，再下降，峰值出现在1998年，从2005年开始，人均排放量呈逐渐下降趋势，从其2005年之后，这5年是一种好的发展趋势，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虽然带动了西部经济的迅猛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资源与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是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从上述统计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大部分均是呈现倒N型的关系，这与许广月的研究结论相符，在西部地区并不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所呈现出的关系，然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这种关系为政府、企业等实施环境保护提出了很大的难题。

三、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途径

为了发挥政府统筹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作用，政府要完善对企业的约束机制，为了阻止企业污染环境，政府必须建立对企业的有效约束机制，政府要完善排污权制度，确定合理的排污总量指标，建立污染权市场；西部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与环保双赢，要制定适度而严格的环保措施；政府还要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支持导向，企业生产时对环境的破坏很严重，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粗放的经济增长的方式。因此保护环境，就需改变我们的经济增长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低产出”方式[4]。改变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率高、污染严重的问题，使经济增长走上节约型经济之路、环境得到改善，政府需制定政策来引导企业。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Krueg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C].National Bureau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3914， NBER， Cambridge MA. 1991.

[2]赵细康，李建民，王金营，周春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05（3）：48-54.

第5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经济增长；环境污染；面板门槛

[作者简介]王火根（1971—），男，江西农业大学经管学院讲师，数量经济学博士，正邦集团农业产业化研究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能源经济。（江西南昌 330045）

本文受到江西省社科规划办基金项目（10YJ52）、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企业节能减排行为研究和效果评估分析”的资助。

一、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一直是环境资源与生态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Grossman等（1995）对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地区性污染物，如空气悬浮物和SO2的排放变化与人均收入之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环境质量或污染物的排放水平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倒U形的曲线关系，即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是一种此消彼长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般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田晓四等（2007）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研究发现：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N”型的EKC曲线，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倒“U”型 EKC曲线。刘荣茂等（2006）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 GDP拟合方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存在性。

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缺点，即毫无例外地使用线性模型进行估计，也就说简单地估计出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事实上，对于本质上具有线性特征的问题或数据而言，使用线性模型是足够的，但如果所研究的对象具有非线性特征，线性模型将由于难以刻画变量间的非线性关系而不再适用。由于环境污染效应的发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动态过程，会受多种条件因素的影响制约。比如，当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可能相对有限；而当该地区跨越一定发展水平之后，经济增长效应就更为显著。简言之，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因为其他因素条件的变化而表现出非线性的门槛特征。就现实而言，中国作为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差异明显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效应很难满足在各区域或省域之间的完全一致性，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很有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客观存在的区域或省域差异，进而简单地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视为单一线性的，恐怕难以准确地反映经济变量之间的真实联系，目前国内的多数文献都采取了这一做法。

为了克服研究方法上的不足，我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Hansen，1999）实证检验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中倒“U”型是否存在。如果存在“门槛效应”，则说明存在库兹涅茨曲线环境，以及当存在“门槛效应”时，根据相应的门槛值对样本进行分组，在充分反映样本特性的情况下，考察中国不同地区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变化关系。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和解释；第四部分是政策建议。

二、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理论、应用和数据说明

有关面板门槛模型方法的介绍，参考 Hansen（1999、2000）。单一面板门槛模型设定为：

yit=ηi+β′1xitI（qit？燮γ）+β′2xitI（qit>γ）+εit （1）

其中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ηi反映个体未观测特征；qit表示门槛变量；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采用矩阵形式可表示为：

yit=ηi+βxit（γ）+εit （2）

其中，xit（γ）= ，β=（β′1，β′2）

对式（2）组内去均值，得到：

y*it=βx*it（γ）+ε*it （3）

将所有观测值进行堆积，可将式（3）写成矩阵形式：

Y*=X*（γ）β+e* （4）

对于给定门槛值γ，可以通过 OLS方法估计式（4）以得到β的估计值：

β（γ）=[X*（γ）′X*（γ）]-1X*（γ）′Y* （5）

相应残差平方和为：

S1（γ）=e（γ）′e*（γ）-1=Y*′[1-X*（γ）][X*（γ）′X*（γ）]-1

X*（γ）′Y* （6）

通过最小化式（6）对应的S1（γ）来求得γ，即γ=argyMinS1（γ）。由此可得β=β（γ），残差向量e*（γ）=e*（γ）。

得到参数估计值之后，还需进行两方面检验：一是门槛效应是否显著，二是门槛的估计值是否等于真实值。第一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β1=β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H1∶β1≠β2，检验统计量为：F=（S0*S1（γ））/σ2，其中，S0为在原假设H0下得到的残差平方和。第二个检验的原假设为H0∶γ=γ ，其中γ 是γ的真实值，相应的似然比统计量为：LR1（γ）=（S1（γ）-S1（γ））/σ2

上述推导过程是在单一面板门槛模型下进行的，当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门槛值，必须重复上述步骤去搜寻第二个门槛值。

加入其它四个变量（g？熏m？熏n？熏e）作为自变量，而只将q作为门槛回归过程中的回归方程：

Eit=ηi+β1·qit·I（qit？燮γ1）+β2·qit·I（qit>γ1）+a1git+a2mit+a3nit+a4fit+εit （7）

其中，E代表环境指标，这里以“SO2排放量（公吨）”表示；q表示收入水平，笔者以文献中通常采用的“人均GDP”作为代表性指标；g表示工业水平，以工业增加值比重来表示；贸易开放程度使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和实际利用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来度量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m进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n表示出口贸易总额与GDP之比；f表示外资外商直接投资与GDP之比；γ表示为特定的门槛值；I（qit？燮γ）和I（qit>γ）均为指示性函数，εit～N（0，σ2）为随机干扰项，i和t分别代表第i个省份和第t年。SO2排放量指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0）》，人均GDP指标数据来自《国研网统计数据库》。全部样本为2000年到2009年30个省、市、自治区共10年的样本数据。由于的数据很不全面，故计算时将其排除在外。（以上数据均取对数）

由于门槛回归方法本身具有分阶段回归的特点，免去了实证研究中需要添加git2才能观察EKC下降阶段的一些弊端。例如，对称的曲线（EKC的上升部分和下降部分斜率相同）与现实情况不符，以及git和git2产生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但是采用门槛回归的方法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笔者只需要观察git前的系数β的符号和大小就能够确定：在不同阶段（由不同门槛变量的门槛值划分的）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

三、实证结果和解释

（一）实证检验

考虑到时间和空间差异性，用传统的面板线性回归模型很难于揭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展示环境污染效应的非线性特征，我们以人均GDP水平作为门槛变量进行估计，看看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变化是否存在拐点，其他经济变量与此类似（本文不作研究）。表1显示了在对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检验结果。

从结果来看，人均GDP作为门槛变量通过了检验，F值为22.59， P值为 0.023，说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了检验，门槛值为30000元/人。根据各地区人均 GDP水平与门槛值大小关系，我们将样本按两个时间段划分为低区制（即人均 GDP低于门槛值）和高区制（即人均 GDP高于门槛值）两个部分。从表 2不难发现，在2000-2003这四年间，中国大部分省份处于低区制，只有北京与上海处于高区制，从2004-2009年，处于高区制的省市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式（7）式进行门槛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面板门槛回归结果来看：

（1）人均GDP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当人均GDP低于门槛值 30000元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为0.678，而当人均 GDP跨越30000元这一门槛值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提高为0.242。这一估计结果表明，人均收入增长效应的发挥与地区环境污染水平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污染的增长效应越小；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环境污染增长效应相对较大。由此可见，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对环境污染递减效应的确存在鲜明的门槛特征。

（2）产业结构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且在所有的回归变量中影响因子最高，说明了工业产业比重过高会导致污染排放量的增加。这符合张海旺（2007）研究的结论：长期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上存在片面追求速度的问题，因而助长了具有速度和市场优势的部分高耗能和高污染行业的增长。高能耗和高污染的行业比重过高，直接加剧了与环境的矛盾。而我国能源结构又过度集中于煤炭，这是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主因。

（3）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这一结论与传统的“污染避难所”假说不符。之所以会出现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悖的结论，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由于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我国的要素生产率和清洁生产的技术水平，从而会改善我国的环境质量水平；其二，近年来，由于我国政府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时已经注重引资的结构问题，特别是对环境方面的重视，这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中已有明确规定：申请设立合营企业有造成环境污染的不予批准；其三，由于多边环境保护协议的签订，进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具有清洁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了能在国际竞争中获利，这些外资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其生产经营活动中的环保标准。

（4）出口贸易对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正，说明我国的出口恶化了环境，这意味着在我国的出口结构中，具有出口优势的工业行业多属于污染密集性行业，日渐扩张的对外贸易对环境的危害越来越大，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污染型产业，出口产品还有相当部分是用较大投入、较高消耗和较重污染换来的，这与叶继革、余道先（2007）的研究是一致的。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增长道路，给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由于我国的外向型产业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低端位置，形成了进口多为高附加值产品和服务，而出口多为一般制造业产品的贸易开放结构。长期以来我国依靠大量出口产品而获得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以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因此，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升级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转变，将经济目标、贸易目标与环境目标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协调。

（5）进口贸易对污染污染排放量的回归系数皆显著为负，说明进口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我国的环境。进口贸易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突出的一个表现为外国污染废物（洋垃圾）进口现象，但我国当前进口的产品主要是自然资源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工业原料和半制成品以及机器。由于自然资源密集型的产品含污量高，所以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比较，我国进口平均含污量远远高于其出口产品的含污量。因此，进口的发展对我国的环境是有利的，因为通过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的大量进口，我国将很多的环境污染成本转嫁到外国去了。

四、政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

现阶段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工业能耗水平居高不下，同时各地区污染治理的整体水平提升尚需时日，从而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通过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实施，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遏制“两高”行业过快增长。用信息化等高新技术和先进实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排放。建立并实施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环保评估和审查制度，遏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盲目发展，加强源头控制。

（二）改善出口结构

政府部门应倡导建立可持续的商品出口结构，提高附加值高的商品及生态商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加大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对污染密集型、资源密集型的产品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鼓励外向型企业自主研发，在省内尽快推行国际化标准组织 ISO14000的认证体系。对于初级产品及皮革加工业、橡胶工业、电镀业、化工业等污染密集型产业应采取“限出奖进”的措施，而对于环境友好型产品，政府在必要时可采取鼓励出口的措施。

（三）继续实施绿色贸易战略

在贯彻实施国家鼓励出口，增加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的同时，对近两年来国家、各省陆续出台的有关环境保护与控制制造业污染的措施仍要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通过鼓励自主创新、高效节能和环境友善产品的出口等手段，继续对“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进行严格限制，防止出现反弹，绿化或优化贸易结构，调控贸易总量，提高贸易的环境效率。

（四）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适用的清洁生产技术以及环境保护设备

使进口政策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可以利用当前美元贬值、出口速度放缓、有利于进口的时机，通过政策措施鼓励企业进口先进技术和环保设备，改善生产条件，为出口符合国际标准的绿色产品奠定基础。通过构建绿色贸易体系，减少并扭转对外贸易的资源环境逆差，以环境保护优化贸易增长，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and Krueger， A. B.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 1991.

[2] 韩玉军？熏陆阳.门槛效应、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J].统计研究，2008，（9）.

[3] Hansen， B. E. 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 [J] .Econometrica ，2000 （3）.

[4]王火根，沈利生.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空间面板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7，（12）.

第6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 环境质量 经济增长

环境与经济两者存在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一方面环境为经济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为改善环境质量提供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引起环境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的过渡耗竭,同时向环境中排放大量废弃物,最终导致环境退化。但任何环境问题最终会反映在经济上,最终会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生态约束。

武汉作为我国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中心城市和老工业基地,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随着产业布局、重工业加速改造等问题必然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两者取舍难题,环境保护任务十分艰巨。研究武汉市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质量问题具有很强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实证角度运用回归分析法从综合和局部方面研究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武汉市制定环境法规、环境规划、环境污染综合防治对策提供科学依据。

一、武汉市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根据指标选取原则及正确而全面反映武汉市环境质量目标确定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环境污染、生态环境两大系统构成一级指标,每个系统由若干个要素构成二级指标,这些要素又由若干个参数构成三级指标,见表1。

二、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EKC说明经济增长是解释环境质量演变的重要因子。本文研究武汉市经济增长能否很好解释环境质量演变,探讨两者相关性。采用武汉市1989-2005年共17年环境指标(表1)数据和GDP数据,从综合环境质量与局部环境质量角度出发,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综合环境质量即整体环境质量,是由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这两方面联合构成。而局部环境质量是相对于综合环境质量而言,是指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这两者中任意一个。环境污染作为一个整体,由空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和噪音污染组成。

(一)模型的选取及分析结果

本文采纳目前国内对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主要模型[1],具体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其中E代表环境质量,Y代表人均GDP。

通过SPSS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武汉市综合环境质量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为:

(2.8)

(其中E代表综合环境质量,其值为综合环境质量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环境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9)

(其中E代表环境污染,其值为环境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生态环境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0)

(其中E代表生态环境,其值为生态环境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空气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1)

(其中E代表空气污染,其值为空气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水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2)

(其中E代表水污染,其值为水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固体废弃物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3)

(其中E代表固体废弃物污染,其值为固体废弃物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武汉市噪音污染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2.14)

(其中E代表噪音污染,其值为噪音污染得分归一值,Y代表人均GDP)。

(二)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

根据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函数关系模型(式2.8-2.14)、环境质量得分归一值和人均GDP的历年观测值,应用spss分析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结论如下:

武汉市经济增长能较好解释环境质量演变,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不同环境质量指标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并不统一。在综合环境质量方面,其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N型即综合环境质量随经济的增长先改善,后退化,最后随经济的发展再一次改善。在局部环境质量方面,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S型(U型+倒U型)即环境污染随经济的增长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N型即生态环境随经济增长先改善,后退化,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改善。在环境污染方面,空气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W型即空气污染随经济增长先改善,后恶化,再改善,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恶化;固体废弃物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正U型即固体废弃物随着经济增长先改善,然后趋于恶化,这两种情况与传统的EKC倒U型路径正好相反;噪音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S型(U型+倒U型)即噪音污染随着经济增长先改善,然后趋于恶化,最后随经济增长再一次改善;水污染与经济增长相关性为倒U型即水污染随着经济增长先恶化再改善,这两种情况与传统EKC倒U型路径相似。(文中spss分析所得图形省略)

通过武汉市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发现武汉市在综合环境质量、环境污染、生态环境、噪音污染、水污染五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有可能进一步改善;而空气污染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两方面随着增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三、对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得知武汉市环境质量总体形势比较乐观,处于环境质量不断改善状态。但是,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则处于恶化状态。这预示我们一定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和对策,在不影响经济增长前提下来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扭转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恶化状态。

(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武汉应吸取国内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经验,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老路,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必须做到:依靠武汉科教优势,加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同时,有中国光谷之称的武汉,可以以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阳逻技术开发区为载体,以一批科技实力较强的企业为基础,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次之,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绿色生产方式,构建节约型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节约型社会,引导武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2]。

(二)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能源结构

武汉步入重化工业阶段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压力,产业结构调整十分紧迫。武汉要充分发挥区位条件独特、科教商贸优势突出、工业基础雄厚等比较优势,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在产业内部,加大对污染密集产业技术改造,促进环保产业发展等来优化第二产业;加速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应加强环境管理。

能源结构方面,优化能源结构、减轻环境污染,加快开发新能源。目前武汉市能源消费中,基本上以煤炭作为基础性能源,水电很少,核电、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几乎是空白,因此不但要加强控制钢铁、电力、石油石化等重点耗能行业和年耗能万吨标准煤以上企业节能,而且要充分利用武汉丰富水资源优势来缓解目前以煤占绝对位置的能源结构。

(三)加强政府宏观调控,有效实施环境经济政策

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经济增长对环境带来外部不经济性。外部不经济性可以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因此解决环境问题、消除失灵最根本措施是使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政府对环境资源进行合理定价及产权界定,主要采取生态税、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手段来实现环境质量监控和改善。同时,政府要本着“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建立污染治理度量监督机制,优化税收体系,建立和完善环境准入、环境淘汰和排污许可证制度。对于产权难以界定的环境资源,由政府制定适当环境政策、法规等直接管制手段加以解决。在管理制度逐步完备中确保执行的可行性和力度。

?参考文献

第7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水平显着提高,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2.5%提高至2009年的46.59%,全国城镇人口达到6.22亿人,已建成较发达的城市体系。目前世界各国的平均城市化率为46%,我国已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大城市不断涌现,尤其是特大城市的不断涌现,在不同程度上引起了用地紧张、资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质量下降等“城市病”,城市的发展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城市不断发展的同时,如何改善和提高城市环境质量,促进城市与生态的和谐发展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EKC假说是指在经济发展早期环境质量逐渐恶化,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环境质量会逐渐改善,即环境压力和经济增长之间呈倒U形关系。这种关系与库兹涅茨提出的收入差别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相似,所以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图1)。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EKC假说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1995)和Krueger提出[1],他们在1991年对60个国家不同地区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变动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发展关系呈倒U型,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假说成立。他们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是因为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这对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但同时经济发展又通过正的技术进步效应及结构调整效应减少了环境污染物排放,因而改善了环境质量。

    自EKC假设提出以来,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验证该假设的存在与否。以往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例如在研究发达国家地区,如美国、日本和韩国、新加坡等[2]地区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基本符合这种倒U型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然而有些学者提出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还存在着U型、N型等其他关系,如Inmaculada(2004)[3]在对OECD国家的研究中印证了Pezzey(1989)和Opschoor(1990)提出的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增长与“先上升——后降低——再次上升”N型曲线关系。

    近年来,国内学者开始从区域的角度来专门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相关关系,他们选用一些环境污染物排放指标,用回归分析法研究这些指标随人均GDP的变动情况,回归方程主要选取二项式、三项式和对数方程,通过对地区的EKC进行实证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地区在某个阶段的环境经济演替轨迹。如刘荣茂等(2006)[4]基于中国1991-2003年29个省级区域环境质量与人均GDP的数据,利用工业废水、废气、固体排放物等变量与人均GDP拟合方程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研究结果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假说,人口密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不同的污染物有不同的影响,而工业发展对这三种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比较大。

    刘燕等(2006)[5]采用1990-2003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进行了计量分析,同时考察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同环境污染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倒U型曲线关系,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之间表现为一种倒N型曲线关系,与工业废气之间表现为N型曲线关系,而只有与工业固体废物之间表现为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同时认为出口同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关系,而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的环境污染之间却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

    国内学者围绕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展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省级(直辖市)层面上,但是对城市EKC曲线规律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对我国31个省和直辖市不同城市规模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以79个中等城市、29个大型城市和20个特大城市的城市经济、规模指标与环境污染的统计数据为支撑,构建2003-2008年的面板模型,以反映不同规模的城市环境经济的演替规律。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以往有关EKC的研究文献主要考察了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的关系,而考虑城市发展规模变量的较少。国内文献认为,城市规模是指城市的大小,它涵盖了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和用地规模。本文试图通过建立基于面板数据分析的EKC模型来量化城市规模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将二次、三次函数与对数形式相结合,并加入GDP以外的城市规模因素。建立引入城市规模变量后的EKC模型为:

    (1)y环境污染水平:目前环境污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多方面,为消除城市间污染类型差异,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2类环境污染指标来表征环境质量,分别记为gas、water,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环境质量越差。

    (2)pgdp人均收入。用各省市每年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以2003年为基准年进行平减处理,得到实际人均GDP,以消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

    (3)area建成区面积,以建成区面积来衡量城市土地规模。

    (4)econ能源消费水平,用电力使用量来衡量能源消费水平,反映了城市对资源的消耗水平,间接反映城市规模。

    (5)save金融发达水平,用经过平减的年末金融信贷机构存款余额代表金融发达水平,以反映城市的经济水平。

    (6)dens人口密度,反映城市人口聚集程度。

    (7)indus工业发展情况,用第二产业产值占当年GDP的比重来表示。

    为消除数据的异方差现象,对gas、water、pgdp、area、econ、save、dens等指标数据进行对数变换,而indus为百分率,不需取对数的处理。

    各变量的符号、单位以及数据的来源如表1所示。

    为考察不同规模城市不同环境经济演化规律,我们对119个研究对象按城市非农业人口进行了分类,根据我国1994年制定的《城市规划法》第四条规定,按照城市非农业人口的多少,把城市规模划分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其中,大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五十万以上的城市;中等城市,是指辖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二十万以上,不满五十万的城市;小城市,是指市区和近郊区非农业人口不满二十万的城市,我国的一万多个建制镇均属于小城市的范畴。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城市的快速扩张,《城市规划法》对于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已经不符合目前国情,因此,本文根据目前的城市发展情况与相关研究将城市非农业人口50万至100万的定义为中等城市,城市非农业人口100万以上,不满200万的城市定义为大城市;200万以上的定义为特大城市。

    按照此标准,可将119个被研究城市分为70个中等城市、29个大城市和20个特大城市,具体如表3所示。

    三、实证研究

    考虑到各个城市污染物排放特征的差异性,为了消除异方差现象,采用了加权最小二乘估计法(GLS)进行估计。同时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运用了逐步回归法以剔除不显着的变量。

    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需要对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比较,通过进行Hausman检验,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均拒绝了运用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因此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最终结果如表4-表6所示,分别代表不同规模城市因变量为lngas、lnwater的面板数据回归模型。

    运用逐步回归法剔除了不显着的变量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获得了较高的值,调整后的R[2]均高于0.95,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根据具体模型的实证结果,对比分析不同规模城市经济与环境水平的相互作用如下:

    (1)从长期来看,三类模型中,只有大城市的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现了U型的关系;而中等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特大城市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变动关系均呈现出倒N型的关系;特大城市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呈正N型的关系。可见,三类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变动轨迹趋势都不符合传统EKC曲线,规模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变动特征。

    从短期来看污染物排放与人均GDP的变动轨迹示意如图2、图3所示。由图可知,2003-2008年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中,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处于倒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而特大城市则处于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工业废水与人均GDP的EKC曲线中,中等城市处于倒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大城市处于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特大城市则处于N型曲线的下降阶段。

    (2)建成区面积变量只与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呈现了正相关,与其他因变量关系不显着,表明在大城市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使用的增加,对环境的压力变大,一方面城区的扩建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新建城区人口的聚集与工业企业的建立对环境也产生了负效应。

    (3)能源消费变量与中等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在5%显着性水平上呈正相关,能源消费每增加1%,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增加0.05%;而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则关系微弱,不显着。

    能源消费变量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均污染物排放在1%显着性水平上呈显着的正相关性,能源消费每增加1%,大城市的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工业废水排放就会提高1.21%和1.23%,而特大城市的此两项指标会分别提高2.35%和1.46%。

    图2 人均工业二氧化硫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的关系

    图3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与人均GDP的EKC曲线关系

    这说明城市规模越大,人口与企业的集聚程度提高,对能源的需求依赖度越强,对环境的压力越大,表明我国总体城市能源利用结构不合理,节能减排的工作仍不见成效。

第8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在以往粗放式的经济管理发展模式下普遍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矛盾对立的关系，在采取各种手段与方式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就势必会产生环境污染的问题，即需要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实现经济的发展。但实质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无法分离的整体。首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相互约束。即经济的发展会受到环境资源的约束，而环境的维护与完善也会受到经济发展与增长的约束。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已经出现了很多因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造成自然资源被掠夺的案例，最终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次，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并促进。经济的发展是环境保护工作得以不断进步与完善的基础所在，其对于环境保护的促进作用表现在：通过对经济的发展，能够为环境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科技支持与资金支持，使环境得到更加高效的改善，同时还能够有效提高资源使用率，减少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率或是减轻环境污染的后果。而与此同时，环境保护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所在，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能源与动力支持，同时对降低后期环境治理所造成的环境破坏费用也有重要效果，对经济发展成本的控制意义重大。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在新时期，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两者是无法分离，相辅相成。只有正确认识并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够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

2、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对于我国而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之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质量均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是，能够带动经济发展与增长的行业大多数具有高污染以及高能耗的特点。这一客观现实导致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具体而言，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现状表现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城市化建设进程缓慢。在改革开放背景之下，社会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发展与进步是非常可观的，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对于经济的发展上大多欠缺对环境的认识，造成生态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与影响。其次，环境资源问题恶劣。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个行业的污染与能耗问题进一步加剧，造成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下降，气候环境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再次，环境绿色壁垒对经济贸易造成了一定影响。在环境绿色壁垒的政策保护下，我国出口商品的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出口经营效益水平受到了不良影响，进口贸易整体质量明显下降。再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无法协调共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区域性生态环境遭到了非常不良的影响，大量行业废弃物排放量不断增长，资源浪费以及环境恶化问题日常突出，大气环境以及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环境质量前景堪忧。最后，资源型工业经济发展给环境保护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资源型工业已经成为当前整个经济体系中非常关键的支柱产业，但由于此类产业对于自然资源，特别是许多不可再生资源有非常高的依赖性，因此资源型工业的发展也会给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压力，对环境有严重不良的影响。

3、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策略分析

首先，需要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构建生态保护工作理念。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环境才是人类发展中所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只有具备良好的人居环境，有清新的空气，有干净的水源，才能够降低因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而给整个社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间接意义上也能够减少因生态恢复以及环境整治而需要付出的经济代价，对缓和生态环境破坏背景下所引起的各类社会矛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合理解决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通过普及环境知识，提高环境意识的方式，形成珍惜环境，保护生态，节约资源的整体理念，打造生态化的工业环境、农业环境，推进生态保护工作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其次，需要构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综合工作机制，强化排查与监督工作的重要价值。即各级政府部门，管理机构，以及领导班组均需要以法律法规为依据，肩负起环境保护以及提高环境质量的重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念，将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性政策措施落实于实际工作当中，除了需要考虑的强大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决策，还需要综合对环境保护方面问题的考量。在经济建设中心作用之下，突出环境保护的价值，将经济社会效益与战略环境的执行相结合，对环境影响进行评价，在评价中实现环境指标与经济指标的统一，与此同时，通过引入环保问责制的方式，构建环境污染与破坏所对应的责任追究标准以及惩处方法，提高警示作用，为环境保护提供基本依据。最后，需要对经济发展形势进行转变，促进循环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所有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形式改变成集约型、效益型、科技型以及清洁型的经济增长形式。通过新型生产技术，节约能源，提升能源使用率，积极发展清洁型以及资源节约型的商品，推动循环经济，激励和扶持对环境、资源有利的经济活动，降低环境资源的浪费与破坏，提倡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来加快经济与环境的共同发展。

4、结束语

第9篇：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范文

关键词：工业集中；废弃物排放；理论；试验建模；未来发展

1 引言

国民第二产业工业在建立之初是分散、单个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的，并不和产业链条中的商流或者下游产品有所地域的亲缘性，这一过程中产品的运输成本比较高。工业的集聚是随着工业科技的提升，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而产生的，就是将生产过程有关的集中工业集中在同一个地区，降低运输成本，共用水、劳动力等资源，统一有序管理，利于相近工业的发展. 但是在经济发展不久之后，人们也发现了这种模式存在的致命问题，工业污染物的排放更加集中，对当地的生态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工厂的时代，工业集聚成了污染集聚的代名词。污染不仅仅会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还会影响人文环境。恶劣的城市环境不容易吸收更多的投资，获得长足发展。

如何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城市生态和人文环境成为当前我国研究的重点课题，许多科研工作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致力于我国的工业可持续发展，本文将从数学建立模型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力图有所突破。

2 科学论证

在进行科学实验之前，我们先来建立合理可行的研究模型，为研究提供必要的准备工作。主要从：一，工业产出层面来构建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二，工业生产投入多少来构建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反作用。

首先，工业集聚在产值增加的同时，也意味着污染的增多，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污染，排放废气、废水、垃圾等污染物，对工厂所在地区的生态环境产生直接破坏，污染物排放过量，还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历史上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都爆发过污染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带来不可挽回的经济损失，从而进一步影响地区的未来发展前途。我们将在实验中选取合适的模型来模拟这个过程进行研究。

在实际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经济的发展会对环境产生影响，造成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污染，污染的环境.对经济发展也有反作用。恶劣环境会阻碍地区今后发展，使得企业难以吸收到外界的投资，招到廉价劳动力，和先进的专家团队，从长远看，后果严重。对于这个严重的问题，我们也选择了正确合理的科学模型进行探索。

3 实践

在上节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本节我们将正式开始科学的实践研究，主要从建立模型和权威文献参考、变量研究三方面入手。

学术界普遍采用数学建立模型的方式来分析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辩证相关关系。将工业集聚后区域内所以的污染物排放都加起来，得出等于区域用的污染排放量。同时考虑到污染对人的影响，还要构建劳动生产的方程式加之人文环境的研究。

为了实验的真实有效，我们参考了著名的统计研究专著，对重要的数据信息和变量进行进一步的对照比较，力图选取的信息数据正确可用，便于分析。主要著作有本世纪2003年出版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2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并选取了我国范围内有代表性的200多个城市和乡镇研究分析。

变量研究是实践研究的最后一步，却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步骤。为了全面的进行研究，我们设置了许多变量，常用的有工业内部因素变量、污染物排放控制变量两个。工业内部因素变量是通过改变工业生产的内部因素如劳动生产率、生产技术，改变之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科学技术，减少污染物排放，缩小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污染物排放控制变量和前者有所不同，这是通过外部因素来改善污染的办法。一个地区的经济越发达，交通越便利，开放程度越高，产业布局越合理，医疗教育水平越高，工业生产产生的污染物就越少，当地的生态环境越好。

4 结果剖析

通过之前建立的两个科学模型我们可以得到工业集聚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数学关系，产出的密度比较大，污染物排放多。工业集聚与污染物排放基本成正相关的关系，工业集聚程度越高，区域内排放的污染物越多，地区污染情况越严重。相反，如果工业集聚程度越低，排放的污染物越少，污染程度越低。

劳动者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污染物排放成反比，粗放经济下，劳动者经济生产率不高，生产工艺低下，使用的原料大部分都被浪费，造成严重的污染。同时这两者的作用也是相互的，环境污染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如果工人身体不健康，便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在今后的发展一定要致力于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减少粗放经济对环境的破坏。

5 结语

本文是对工业的集中分布与废弃物排放量的关系研究，从工业集聚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说起，提出要积极解决这种情况。从理论角度入手，建立生产密度模型和工业经济集中与环境污染的作用和反作用两个模型，进行了理论模型验证。

在设定了实证模型和正确选取变量的基础上，同步参考了国内外权威的文献资料，采用变量研究法，对工业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进行分析，得出了要减少污染、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大产出密度的结论。

在今后的政策制定时，要充分考虑到工业经济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制定合理的地区经济发展政策，减少污染物排放，完善污染治理防治和预警机制，对少量污染物进行彻底的处理，将对环境破坏降低到最低。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高新技术工业，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污染。同时做好有关的医疗教育卫生交通工作。

参考文献

[1]闫逢柱产业集聚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考察科学学研究，李伟娜制造业集聚、大气污染与节能减排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