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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SA介导;硬化治疗;头颈部静脉畸形;护理
在先天性血管畸形中,静脉畸形较为常见。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静脉畸形疾病会不断加重,不仅会对患者面容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出现出血、溃疡以及疼痛等症状,传统的手术较难彻底根治。为研究治疗够颈部静脉畸形的有效方法,采用DSA介导硬化治疗。笔者选取我院于2012年5月到2013年6月收治的接受DSA介导硬化治疗的46例头颈部静脉畸形的患者,治疗效果显著,现将其护理问题以及措施分析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与材料
1.1.1临床资料
选取我院于2012年5月到2013年6月收治的接受DSA介导硬化治疗的46例头颈部静脉畸形的患者,男20例,女26例,年龄为14-56岁,平均年龄为35±1.2岁。病变部位主要于颈部、舌部、眶区、唇部、颞部、额部等。在门诊就诊时,对患者进行筛选。患者入选标准:①术前评估患者可在局部麻醉下实施硬化治疗(儿童患者在病情严重情况下可采用全麻手术治疗);②患者在本次治疗前未接受任何其他治疗;③病灶范围3-27cm3④颈部、口腔颌面部等出现单发性静脉畸形。
1.1.2器材与药品准备
遮挡工作人员以及患者的铅衣、X线挡板、非离子型对比剂、地塞米松、平阳霉素、1%利多卡因、输液微量延长管、7号头皮针、5ml和10ml注射器、肝素盐水、平衡液、静脉留置针
1.2方法
1.2.1治疗前准备
常规下核对患者临床资料,询问患者是否存在对比剂和物的过敏症状,并对患者的病变部位进行检查,根据患者病变部位,对患者可能出现的不适情况进行评估,并与患者进行沟通,平抚患者情绪,消除患者的恐惧不安心理;给予患者心电监护,监测患者的血氧饱和度,留置静脉输液针,同时设立静脉通道,确保患者术中安全。给予患者铅衣遮挡患者身体,避免患者重要身体部位与X射线接触。
1.2.2操作方法
先对实施穿刺的部位进行消毒,使用7号头皮针与注射器连接,于患者静脉畸形病灶表面,从皮肤实施穿刺,回抽出现血后将少量肝素盐水注入其中,采用无菌胶布对针头实施固定,再将非离子型对比剂注入到病灶内,对患者实施血管造影。通过DSA显示畸形的静脉团,根据引流静脉和静脉血管的流速,按照医嘱给予患者平阳霉素或无水乙醇对患者实施硬化治疗。
在对患者实施静脉畸形的硬化治疗,应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根据患者医嘱可使用无水乙醇方法:使用1%利多卡因对患者实施局部麻醉,减轻注射时对患者造成的刺激疼痛,而后根据静脉团的大小给予患者注射1-5ml无水乙醇,将每次乙醇的用量低于0.1ml/kg。根据医嘱将5mg地塞米松、3ml 1%利多卡因、8mg平阳霉素均匀混合,之后对畸形静脉团对患者实施静脉注射,在注射结束后,对患者实施压迫止血。
2结果
实施硬化治疗的46例患者,治疗过程顺利,其中2例患者术中出现轻度刺激性咳嗽,实施对症处理后患者症状消失,均无严重不良反应。
3治疗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护理问题以及对策
3.1针对患者的恐惧、害怕心理,给予患者心理护理
头颈部的静脉畸形会对患者面部产生影响,会导致患者出现出血、溃疡以及疼痛等症状,还可能对邻近的组织器官产生压迫侵袭影响,影响患者正常的呼吸、吞咽以及语言功能,严重者会影响患者生命健康。针对这些情况,患者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恐惧、害怕、担忧心理,以及希望通过手术可有效改善。但在手术过程中,若患者过度紧张,会对手术的顺利进行产生影响,影响患者的DSA造影效果以及安全问题[1]。
针对治疗过程中患者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医护人员应耐心向患者讲解具体手术的方法、步骤以及目的,引导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治疗,告知患者积极主动配合更有利于手术的顺利,治疗效果显著。协助患者处于合适,引导患者进行深呼吸,平复紧张情绪,让患者保持轻松,主动配合术中注射硬化剂以及书中造影等[2]。
3.2针对辐射可能造成的风险,给予患者必要的防护措施
相关卫生部门规定,在对患者实施治疗时,先对患者以及受检者实施诊断治疗,而后根据操作规程,控制受照剂量;屏蔽防护临近照射野的组织和敏感器官,做好屏蔽防护措施。在本次研究中,患者多为年轻患者,尤其应做好屏蔽防护措施。且在治疗前医护人员做好解释工作,使用铅颈围、铅帽、铅衣等对患者的非术野范围实施有效的遮挡保护,告知患者遮挡的必要性,同时根据患者可能出现病变的部位预先设计,在保证疗效以及影响质量的前提下,减少曝光次数。术后鼓励患者多进食富含胶质的食物,有利于将放射性物质顺利排出。注意做好医护人员以及患者的安全保护工作[3]。
3.3术后指导
术后告知患者会出现疼痛以及发热等不适症状,叮嘱患者多饮水、注意休息,给予患者局部冰敷。若患者出现明显不适,及时告知病房主管医师以及主管护理人员。如需给予患者多次治疗,应告知患者间隔时间,同时对患者静脉畸形部位大小变化进行密切观察,及时对患者进行诊断。
从本次研究中可以看出,实施硬化治疗的46例患者,治疗过程顺利,其中2例患者术中出现轻度刺激性咳嗽,实施对症处理后患者症状消失,均无严重不良反应。由此可见,在DSA介导下硬化治疗头颈部静脉畸形,该技术可起到美容以及治疗的双重效果,疗效显著,值得在临床医学中推广使用。
参考文献:
关键词:产业结构 人力资源 人口增长 经济贡献
一、引言
产业结构是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生产技术经济联系和数量比例关系。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比较多,有消费者的需求、投资的流向、生产力要素和环境变化等,在诸多因素中,人力资源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是制约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当然,人力资源与人口有本质上的区别,人力资源是指可以从事生产的那部分人员,而人口是指生产的服务对象和消费主体的总和,是整个社会系统的核心。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人口对整个社会系统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来实现的。当人口尤其是人力资源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时,对社会发展就能起到促进作用,反之,将阻碍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破坏。本文利用前人推导出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变化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模型,对海南省经济增长进行实证分析。
二、经济贡献的数学模型
设y(t)为国民生产总值, p(t)为总人口数,则人均国民生产值y(t)为
y (t) =y(t)/p(t)(1)
若yi(t) 为各个产业的生产总值,l(t)为总人力资源,li(t)为各个产业劳动人口,则有,y(t)= ,i=1,2,3为各个产业数,y(t)/p(t) =xi(t)为各个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其中,i=1代表第一产业,i=2代表第二产业,i=3代表第三产业。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得
由式(2)可以看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劳动人口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业结构的合理配置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人口增长率若长期为负,则也会产生问题;所以进入稳定时应有 =0;若各产业的劳动人口不变,则有 =0。此时若要求经济继续发展,即 >0,必有 >0。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源的质量。若各产业的劳动力结构不变,则有
为常数,
上式两端取对数,求导得
因为 ,所以进入稳定态时,应有式(2)等于式(4),即,
(2)式即可化为(5)
从式(5)明显看出,当经济发展进入稳定态后,其增长可完全由与人力资源有关的因素来测度。对第i产业来说, 其中 第i产业的劳动力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用代表, 第i产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用θi代表。借助式(2)便可利用统计资料进行各类因素来测算。
三、数据的采集与处理
海南省改革开放以来,其经济情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以海南省的经济状况为研究载体,通过1999-2009年的有关原始数据测算产业结构、劳动力配置、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计算各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按照上面推导的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可得各产业劳动力变动及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计算结果,可以对海南地区的产业结构、人力资源做比较深入的定量分析,也可以分析人口增长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以及产业和人口增长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贡献。
四、分析与结论
(一)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海南省的产业结构基本上趋于合理化,有着产业高级化的发展趋势
首先,从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来看,第一产业的贡献率仅占9.29%,第二产业为33.1%,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为62.51%;其次,从产值比例和劳动力比例来看,第一产业的产值仅占29%,劳动力比例却占到53.13%,第二产业的产值仅占28.2%,劳动力比例却占到11.36%,而第三产业的总产值大约为42.8%,劳动力比例却占到35.5%;第三,从劳动生产率来看, 海南省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一产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并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在这10年间, 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一直高于第三产业,并出现差距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和人力资源质量有所改善,第二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力资源结构有了更好的改善,所以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二)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对经济的贡献始终是负值
从总的趋势来看,人口的负增长效应基本稳定,这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虽然维持每个人生存的成本在增加,但是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开始起到平衡的作用。总体来看,虽然海南省平均人口增长推动了每年使人均gdp 的提高,但是第二产业人均劳动贡献率最高,对推动gdp增长作用最大。因此,控制人口增长,调整人力资源在各产业的分布,应当以加大力度引进工业技术与科技人才为主,引进农业技术人才为辅,减少第三产业人才的引进。这样才可以实现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快速发展,为实现国家战略奠定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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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所做贡献的实证分析[c].管理
科学与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 第六届全国青
年管理科学与系统科学学术论文集.大连,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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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与环境,2001.
[3]毛志锋,米红.论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协同机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6.
关键词:农村经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一、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历程及问题
农村产业结构是指在农村再生产过程中各经济部门之间和部门内各专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与数量比例。农村产业结构的研究对象,则指在农村地域包括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工业、商业等在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1949――1978年为时间段的缓慢变动时期,在这一时段内我国农村产业结构的基本特点是单一的种植业结构,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农业部门主要以农业为主,第二、三产业基础薄弱,主要以小手工I和农村的作坊构成,这一时期产业结构分布极度不合理;第二时期是以1979――1990年为时段的逐步完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改变了过去以农业为主导的农村产业体系,转而形成以工业为主体,农业并举的全新发展格局。在此期间,第二、三产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第三个时期是1990年以来的产业结构全面调整是阶段,为适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也要随之个改变,第一产业产值逐渐下降,第二、三产业利好发展,我国农村经济不再过分依赖于农业。
无数的的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在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动态演进过程,由前工业化时期,向着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以及后工业化时期不断进化,而农村产业结构体系的发展也需要遵循这一规律,才能跟上现代经济发展的节奏,虽然我国农村产业结构正在不断合理化,但依旧存在着很多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农村“三次产业”间的结构比例依旧不协调,第一产业、种植业比重较大的现象经过几年的调整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二) 第二产业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存仍然在着困难且内部结构不够合理。
(三)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四) 农村生产力不够发达,农产品加转化增值率低。
二、产业结构的与优化调整升级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三次产业结结构由低级向着高级发展的各阶段具有依次替代的性质,只有在前一阶段产业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后一阶段产业才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当一种产业在某一时期快速发展的时候,确实会给经济注入强大的活力,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特质,也会给其他发展带来一定的“后遗症”。因此为了经济的良好发展,就需要政府通过有关产业政策来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再配置,来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而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的重要因素便变包括对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调整,主要内容包括:(1)在一定价格条件下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劳动力、技术、自然资源等在国民经济中各产业间可以供应的比例,以及以这种供应关系为连接纽带的产业关联关系。(2)在一定收入水平条件下政府、企业、家庭或个人所能承受的各产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比例,以及以这种需求为连接纽带的产业关联关系。
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机理便是以下四步过程:(1)调整影响产业结构的决定因素(2)产业结构得到优化(3)产业结构效应发挥作用(4)经济的快速增长。这几步的核心便是产业结构在经过调整之后,显示出一个合理,协调的架构,使资源的利用率的达到最优,激发各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三、现代农村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状况与发展建议――以安徽当涂县为例
农村经济有史以来便是国家重点关心的对象,“三农问题”也一直是政府着力要解决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出发点便是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在此我们对安徽省当涂县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政策调整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旨在用典型的个例揭示出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 当涂县农村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以及政策措施
当涂县位于安徽省东部,是马鞍山市下辖的一个县,面积1002平方公里,总人口47.3万人,自2003年起,当涂县连续八年位居安徽省综合“十强县”前列,并且拥有着历史悠久的“大青山文化”和太白碑林及李白墓园等著名的文化旅游景点。而近年来,其产业模式也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的地被调整。当前该县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如下:
近六年当涂县三次产业占当年GDP比重
关键词 MgO-Al2O3-SiO2,晶化时间,抗弯强度
1引 言
微晶玻璃又称玻璃陶瓷,是一种多晶陶瓷材料,其在机械性能、化学稳定性、电性能等方面均优于一般玻璃及某些其他无机材料,广泛地应用在结构材料、复合材料、功能材料、生物材料领域[1]。其性能取决于主晶相的种类、晶粒的尺寸和晶相含量[2]。要使制备的微晶玻璃材料性能优良,其晶粒的大小和含量是关键。而晶化时间又影响着微晶玻璃的晶粒尺寸和晶相含量,因此研究晶化时间与显微结构、力学性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2实 验
2.1 试样的制备
基础玻璃的组成如表1所示。
配料混合均匀后,用铂金坩埚在硅钼棒电炉中熔制玻璃。熔制温度为1550℃,保温2.5h。熔制好的玻璃液浇铸于事先预热的不锈钢板上成形,然后迅速置于600℃硅碳棒电炉中进行1h退火处理,随炉冷却后取出备用。
2.2 差热分析(DTA)
以α-Al2O3为参比样,将基础玻璃粉末在ZRY-2P型差热分析仪上进行差热分析,升温速率为10℃Mmin,差热分析曲线见图1。
2.3 基础玻璃的热处理
以DTA曲线为参考,根据试验确定基础玻璃的核化温度为820℃,核化时间为1h,晶化温度为1100℃,现选取晶化时间分别为0.25h、0.5h、1h、1.5h的样品进行热处理,最后试样随炉冷却。
2.4 X射线衍射法物相分析
采用D/max-rB型X射线衍射仪对经过热处理的样品进行X射线衍射(XRD)分析,判定物相组成。实验条件为Cu靶,Kα射线,为了做相对比较,所有衍射实验保持相同条件:扫描电压为40kV,电流为100mA,扫描范围为5°~75°,扫描速度为4°/min。
2.5 显微结构分析
样品经1%HF溶液腐蚀后,对其断口进行喷金处理,用KY2800B型扫描电镜(SEM)观察试样的显微结构。
2.6 抗折强度测试
采用(INSTRON-5566型)万能材料试验机测定。将切割的试样研磨抛光,用三点弯曲法测试,跨距为30mm,加荷速度为0.5mm/s。
3结果与讨论
3.1 晶化时间对晶相含量的影响
在1100℃晶化时,试样的主晶相为α-堇青石相,不同晶化时间下微晶玻璃的主晶相并没有发生变化,但衍射强度不同。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化图谱的衍射强度逐渐增强。其中0.25h晶化的试样衍射强度最低,1.5h晶化的试样衍射强度最高。从衍射线强度理论可知:多晶混合物中某一相的衍射强度,随该相的相对含量的增加而增加。在0.25h晶化的试样由于晶化时间太短,晶核没有足够时间进行生长,使得试样的晶相含量较低。晶化时间为1.5h时,晶体完全成长,使得试样的晶相含量增大。
3.2 晶化时间对微晶玻璃显微结构的影响
不同晶化时间下微晶玻璃试样的SEM图片如图3所示。晶化时间较短时,基础玻璃中的晶核还没有完全长大。在晶化时间为0.25h时,微小晶粒均匀分布于连续的玻璃态基质,轮廓比较模糊;0.5h时微晶体已经开始长大但没有发育完全,可以看见晶粒的大体轮廓;晶化时间为1.5h时,晶体已经完全长成,分布均匀。可见晶化时间对晶体生长有重大影响。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体的生长逐渐完全、晶相含量逐渐升高。
3.3 晶化时间对微晶玻璃力学性能的影响
对微晶玻璃试样进行抗弯强度测试后发现,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试样抗弯强度逐渐增大;时间由1h增至1.5h时,强度增加幅度最大。晶化时间为0.25h时,晶化时间太短,晶体不能完全长成,导致抗弯强度最低。晶化0.5h要比晶化0.25h时发育好,所以强度增大。晶化时间为1.5h时α-堇青石相完全长成,因为α-堇青石有好的力学性能,所以晶化时间1.5h的试样抗弯强度最高。
4结 论
(1) 随着晶化时间的延长,晶体逐渐长大,抗弯强度逐渐升高;
(2) 晶化时间过短不能使α-堇青石相完全长大;当晶化时间为1.5h时所得试样的抗弯强度最大。
参考文献
奥地利经济学并不否认,在这种既定的假设前提条件下得出的结论的正确性,但奥地利经济学要问的是,这种前提假设是否成立?正是在这一点上,奥地利经济学否认了计划经济的可行性。由于对经济至关重要的信息是主观的、隐含的、分散的、情境的和不可言说的,这种信息根本不可能传递给计划者,因此,计划者也就不可能拥有这种信息,那么,计划者对经济的协调也就无从谈起。
然而,我们看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却是沿着“技术”的方向发展的,它更多地是在讲述经济学家自己设计的形形的“乌托邦”世界中发生的故事,而不是探讨“真实世界”中的理论问题。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目前仍然在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经验实证主义”再说几句。奥地利经济学认为,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有无数变量在起作用,有关这些变量的多数信息是不断变化的,是高度复杂的,也是不能被测度,甚至不能被观察的。假如我们仅用“观察到”的变量去解释某个现象,或证明某个理论,那是一种狂妄,也是荒谬的。我们必须理解“经济学方法”和“经济制度”之间的这层关系:假如能够“经验地”证明经济理论,那么,计划经济就是可行的,反过来也一样,计划经济不可行的理由与实证主义方法不适用的理由相同。
人的创造性是人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特征,是任何理论都不应该忽视的特征,而这个特征被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了。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人是不会思考、不会学习,听任经济学家摆布的棋子。因此,与上面相似的,任何忽视人的创造性的经济学,必然是“机械”的“技术”,而非关于现实世界的“理论”。然而,人的创造性不仅是鉴别“理论”与“技术”的一个尺度,更是检验某种制度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尺度。由于发挥人的创造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因此,任何利用强力,人为地、系统性地、强制性地阻碍或压制,甚至不鼓励人们在各个领域发挥其创造性的制度,都是“不道德”的制度。
奥地利经济学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使我们认识到经济学理论的巨大社会价值,以及无视这种价值的危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计划经济如日中天的时候,米塞斯等人就已经指出,计划经济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但是,奥地利经济学的这个科学结论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很多国家,人们被狂热的理想左右,对奥地利经济学家的警告置若罔闻,甚至横加斥责。然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交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不得不又回到了市场经济,它们所走过的弯路,为米塞斯等人当初的科学结论提供了佐证。
某种意义上,这也证明米塞斯、哈耶克等奥地利经济学家是“先知”。但是,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因为他们的政府无视奥地利经济学的结论,而遭受了长达数十年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造成了人类历史上因无视经济理论而导致的最严重的历史悲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幸。
一、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没有市场,只有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我们过去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国有化,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所以长期执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和人民这两个主体错位了,是把国家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把老百姓即纳税人的钱集中起来,然后通过财政投入到各行各业,认为这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国有的比重越高就越是社会主义。人民和企业是被动的,是“你要,我就干”,是国家制订计划,大家来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来管理经济,企业失去了自和活力,不是商品生产、价格规律和市场在起作用,结果宏观经济决策没搞好,微观经济活动又管得死,使企业缺乏竞争力和应变能力,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78年以前我们也搞过改革,但是没有找对方向,没有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计划经济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统”,通过中央部门来搞集中统一的经济,结果是一统就死。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市场调节,所以我们十二大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为什么提计划经济为主,因为当时认为计划经济作为基本经济支柱必须要坚持,不能动摇。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觉得没有商品经济不行了,就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但是还是有争论,有的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主要是强调“有计划”,不是指商品经济,应该加强国家配置资源的作用。到了十三大提出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和市场是内在统一的”,又进了一步。但是90年代初又回潮了,有些人开始批判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认为不是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小平同志到,讲到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方法和手段,社会主义也应当可以搞市场经济。于是党的十四大就明确提出来,我们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了这么多年才明确改革的方向,这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能动摇。
二、在改革探索中逐步认识市场和政府的作用
从现实来讲,实践证明我们搞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为什么今天中国有那么大变化,30年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变化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就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是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带来的。
但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逐步认识到了市场不是万能的,要将市场经济与政府监管有机结合。市场也有失灵的时候,也有失灵的地方。我们搞市场经济必须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没有一个严格的政府监管,不可能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跟政府监管必须是有机统一的。必要的政府干预是应该的。但是不能说主要是政府干预,不能主要靠行政的办法调节经济,配置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是我们党从十四大、十五大、一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经过反复的争论才确定的。十四大的时候提出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到十五大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四个字去掉了;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时表述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为什么有这个变化?就说明一方面宏观调控很重要,但是不是一个前提条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要宏观调控。有的认为计划手段就是宏观调控,但我认为宏观调控主要还是要用经济的手段、法律的手段。政府的干预、政府的作用必须发挥,但是不能够干预微观经济的东西。有人说市场化过了头了,因此要加强政府的行政管控。我们的要素市场到位了吗?我们的行政垄断行业打破了吗?还没有,还需要加强市场化的改革。现在我们总体上说不是市场化过了头,而是市场化还不足的问题。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
三、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越位
近些年来,尽管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已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有些方面是滞后的。政府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市场中一个重要的竞争主体的角色。目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无序竞争乃至恶性竞争现象,其背后或多或少有着政府竞争的影子。政府过多介入市场的微观层面,就难以站在全局的宏观上实行全面统筹,就难免会削弱其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甚至导致某些管理职能的扭曲。
在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是市场不足?还是市场失灵呢?我认为,主要还是市场不足,改革不到位。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摆正。主要表现在:一是“越位”。政府管了不少本来应由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本来应该当“裁判员”的,它去当了“运动员”。二是“缺位”。政府本来应当有服务功能,搞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服务是没有什么权,也没有什么利的,所以往往不愿意干。它愿意干审批,因为有权也有利。三是“错位”。扩大就业渠道,创造就业机会,理应是政府的职责,但有的政府部门却分片包干企业,直接管理企业的下岗分流,至于投资主体错位的现象也不少。
出路是什么?出路就是“让位”。市场和企业能做而且政府不容易做好的事,政府应该让位于市场。总之,要牢固树立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人,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的理念,树立群众的主体地位,树立“凡是法律不禁止,大家都可以干”的理念。有了这样的理念,政府就容易转变职能,百姓就会有更大更多的创新空间。虽然部分审批还有必要,但大量的审批应撤除,让市场去调整,让群众去创业。而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不能有随意性,要成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
四、如何正确理解宏观调控
第一,如何理解宏观调控。我感觉到有三点值得我们研究:一种说法,“目前进行的宏观调控,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X次调控”,把宏观调控作为一种运动,好像除了这几次以外其他时间就没有什么宏观调控了;另一种看法,认为宏观调控就是砍项目,就是刹车;还有一种,把宏观调控跟改革对立起来的,好像要宏观调控就不要搞改革。我觉得以上三种都是对宏观调控的一种误解。首先,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要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深层次矛盾必须通过改革来解决,因此不应该把它和改革对立起来。应该通过宏观调控来深化改革,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一调控就不要改革了。其次,宏观调控是一项经常性的任务,要不断进行的,不能把它作为一种突击运动,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运动是不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的。再次,宏观调控不能搞一刀切,经济运行中有投资过热的领域,也有不热的领域,因此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该抑制的就抑制,该发展的就发展,该紧的地方紧,该松的地方松,不搞急刹车,不搞一刀切,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第二,要从源头上来改善政府宏观调控的水平。源头上就是我们原来讲的对市场经济的含义,应当与时俱进,原来的提法就是“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的作用”。这样,把国家宏观调控作为一个前提条件,好像配置资源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市场;好像资源配置是在政府作用下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不是资源在市场配置的基础上发挥政府的作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完善宏观调控。
第三,宏观调控要更多地运用间接调控,尽可能少用行政手段。政府如何改革宏观调控方式、提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是当前和今后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一是随着改革的深化,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传统的行政方式进行调控所起的作用不会很大。二是长期以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主要是总需求膨胀的倾向,现在已经让位给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所产生的供给过剩倾向。这就是说宏观调控的背景和基础发生了变化。因此,调控方式必应发生变化。三是依靠行政审批制度和管制来加强宏观调控,容易造成权钱交易,容易抬高企业的准入门槛,造成某些行业的人为垄断,提高某些行业的利润。管制越严,利润越高,地方的积极性就越高。四是行政手段容易加大改革和发展成本。因此,要尽量少用行政手段。
五、如何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
第一,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发展不限于经济范畴,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普遍实现社会公正、制度文明与社会进步相适应,都应成为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政府职能转变不仅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制度前提,而且必然要求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必须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必须认识到,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在市场,企业和老百姓才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应该是创造环境的主体。政府的职能要转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创造良好的环境上来,主要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激发社会成员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才能真正贯彻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还要求正确处理好集中与分散决策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传统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虽然被认识,但集中体制“能办大事”的认识误区依然影响深远。而科学决策和执行存在多种约束条件,如信息对称与否、利益取向是否“一致”、决策目标是多重还是“单一”的、长期决策还是短期决策等等,不解决约束条件问题,很可能大事办不成,负面影响不小。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分散决策,政府存在很强的“集中偏好”,就难于根据走向市场经济的实际进程切实转变职能,反而会把不适当的决策“强加”给市场,甚至代替市场选择。这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第二,要充分认识转轨时期政府主导型经济的特殊性。政府与市场必须分野,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相比,转轨国家的政府依然具有一些特殊的发展职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因此是不可避免的。对一个转型中的经济体来说,更需要论证的是:政府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必须但长远是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无论现阶段还是长远都要“退出”,哪些干预现阶段很“弱”而长远是需要加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只有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真正解释和处理好转轨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不是什么深奥的学问,但是对于那些缺乏独立思考,习惯于只是照搬新古典教条,而不能一般化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人来说,的确是不容易想到正确答案的。
新古典教科书讲:如果人为地把价格管制在低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之下,那么需求量会增加,供给量会减少,需求量与供给量之间的差额就是短缺;反过来,如果人为地把价格维持在高于市场均衡的水平之上,那么供给量会增加,需求量会减少,供给量与需求量之间的差额就是过剩。然而张五常教授不同意这样的解释。他认为世上没有“短缺”和“过剩”之说。他的意思,之所以有“短缺”和“过剩”之说,是因为经济学家缺乏想象,没有正确认识价格之故。
事情是这样的:所谓价格,可不是我们简单看到的名义上用货币标示的价格,而是我们要得到某种东西需要支付的真实代价。没有错,假如真的能够将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那么劳动的供给量会增加,劳动的需求量会减少,就会有“过剩”出现。可问题在于,在这最低工资制度下,那高出来的部分就是“租”了,那些“过剩”的劳动难道不会竞争以获取这些“租”吗?一定会的。由于最低工资法限制了价格竞争,所以引来的一定是非价格竞争。为了得到工作机会和获得这些“租”,排队应聘、请客送礼等非价格竞争就会发生。排队应聘、请客送礼,这是代价,也是价格,非货币价格罢了。假如把这些代价加到名义工资之上,那么在这总价格(代价)之下,劳动的供给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也就没有所谓的“过剩”之说了。
一般来说,在这个新的总代价之下的均衡就业量是低于没有价格管制情况下的均衡就业量的。这是因为,在最低工资法下,工人支付的排队应聘、请客送礼等非货币代价并不能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至少不会全部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价格管制导致了租值消散。
假如把价格人为地压制在低于均衡的水平,那么需求量增加,供给量减少。表面上看,供给量小于需求量,“短缺”就会出现。但是,消费者同样不会漠视这个“短缺”的,排队购买或者送礼托人情购买就会出现。这种排队购买和送礼托人情购买也是一种价格,非货币价格是也。假如把这些代价加到名义价格之上,在这总价格(代价)之下,商品的供给量一定是等于需求量的,没有所谓的“短缺”之说。
一般来说,在这个新的总代价之下的均衡交易量是低于没有价格管制情况下的均衡交易量的。这是因为,在价格管制下,消费者支付的排队购买、请客送礼等非货币代价并不能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至少不会全部成为其他社会成员的收益,价格管制导致了租值消散。
应该清楚,我们能够改变的只是货币价格和名义工资,改变不了的是实际价格和真实工资。至少,不可能完全改变实际价格和真实工资。把名义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之上,表面上工人得到了更高的工资收入,但实际并非如此。价格管制产生的是非货币价格对于货币价格的替代,而且这种替代一定伴随了租值消散,因而经济的总福利一般来说是下降的。在价格管制之下,当然会看到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等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将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理解成为是“短缺”和“过剩”,那就是浅见了,就没有做到一般化,就没有理解价格的本质。高明的、一般化的、理解了价格本质的见解是,排队购买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请客送礼是价格,积压滞销以及与之相联系的赠送促销也是价格,代表的无非是一种非货币价格支付。
是的,价格的功能之一就是调节供求。既然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是名义价格,并不能控制实际价格,价格调节供求的机制就总是在发挥作用,那么怎会有“短缺”和“过剩”之说呢?
价格是有真实含义的。人的偏好千差万别,充满主观性,但是当千千万万充满主观性的个人在市场上汇聚,就形成价格,这个价格即是个人的主观偏好在边际上的客观表达,价格代表了个人的边际支付意愿。价格对于买者来说是获得的代价,对于卖者来说则是放弃的报酬。价格、成本、收益其实是一个东西,这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了。价格被人为改变,那么成千上亿的人就会因此而调整自己的行为,这个社会成本虽然我们无法计算,但一定是不可低估的。
价格绝不是可以随便干预的,更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说小了,价格管制会导致租值消散,减少社会福利;说大了,没有价格经济活动根本不可能被有效组织,经济社会就会民不聊生。
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与软预算约束是大有关系的。所谓软预算约束,通俗说就是不考虑财务约束,乱花钱。软预算约束的成因之一是救助体事后向陷于财务困难的预算体提供救助。知道事后遇到困难会被救助,自然预算体事前要乱花钱了。但为什么救助体事后要向陷于财务困难的预算体提供救助呢?有产权的原因:我是政府官员、国有银行或国有企业的老总,反正不是自己的钱,救助就救助呗。也可能是不完全信息情况下的动态不一致问题:救助体事前承诺不对陷于财务困境的预算约束体提供救助是有效率的,但是这样的不救助承诺事后不再是最优,因而承诺不可置信。这就是为什么在私有产权经济下也会有软预算约束的原因。
不过在我看来,计划经济的主要问题并不是救助体事后要对“亏损”的预算体实施救助,而是救助体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盈利的,谁是亏损的,因而没有办法,只能出手相救。
关键词:东北文化;创业;价值极大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2-0001-02
引言
近几年,东北发展持续缓慢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广泛关注,作为全国重要的资源大省,东北的落后和发展缓慢一时间为人们所不理解、不接受。其实,东北的发展持续缓慢是一个过程,在一个缓慢、漫长的积淀之后,直至今日这个积淀恶果才逐渐地显现出来。在诸多的积淀因素中,文化是一个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东北文化与东北发展
在广袤的东北地域内,由于自然、气候等原因的存在,使得东北人们的生活更加依赖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发的协作关系,而不是所谓的社会制度关系,所以东北地区人们的制度意识是比较薄弱的。
比较薄弱的制度意识就非常容易滋生非正式的自发小团体组织,在组织社会学里面,非正式的自发小团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团体组织。这个组织形成是自发的,而且没有固定、规范的组织制度,组织内部运行完全依靠人为因素和人情因素,造成与社会应有制度之间的冲突。例如在沿海地带,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是需要遵循规则的,是按着交易规则来进行交往的,这样人际关系就会变得简单得很多。而东北地区却是以这种小团体为单位进行人际交往的,这无形中便增加了合同成本和市场运行成本,而传统社会的信用成本也会无限的增加。但是,当代社会却是现代社会不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御用因子的增加无疑会增加现代社会的发展负担。东北发展滞后,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东北地区没有现代化的理念,没有现代化的观念,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东北地区源于当代制度建立较晚,没有较为完善的成熟的现代制度文化理念,这些文化的薄弱使得东北“形成了具有东北地区特色的城镇化机制、途径和模式”[1],东北地区成为一个所谓的人情社会,而不是一个规则社会。当代社会发展实际上应该是一个现代化规则化的社会,传统社会才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在当代的现代化快车道上东北地区的发展自然就会落后,东北经济自然就会持续低迷。
东北制度文化影响东北地区发展还体现在东北的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冲突上。众所周知,东北拥有着大量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顾名思义就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企业,是依靠国家指令而运行的企业,对于国有企业地方的约束权力是很小的,而且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东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实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有企业的。国有企业既然是依赖于国家的,就是要接受国家指令和调遣的,指令与调遣实际上是与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相违背的,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强调的是自由的贸易,而不是指令和调遣。东北自建国开始便接受国家的指令和调遣,几十年下来已经养成了一种所谓的等待文化,这在东北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但“乡规民约是一种道德手段,而不是经济手段”[2],资源等待国家指令,市场等待国家指令,这种几十年的风俗惯性使得东北经济不习惯甚至是不会去争、去抢,这在计划经济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文化已经在东北存在了许多年,已经成为一种阻碍东北发展的可怕的不适应于时代的文化。直至今日,在国家的强力推进下,东北已经开始逐渐地接受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东北的重工业性质的国有企业其实还是需要完成一些不是市场交给的,而是源自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比如石油、粮食、有色金属等关系到国际民生的重大项目。在这种惯性下,还需要完成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这是一种双重性格的养成。就文化、心理发展规律而言,这是不利于正常文化发展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的常态发展的。
概言之,东北发展滞后的原因很多,但是不得不承认文化,特别是制度方面造成的文化因素,对于东北振兴起着制约作用,“当下中国在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与之相适应‘制度立国’已经成为一种必然。”[3]因此,当谈及东北振兴这个话题的时候,必须重视制度文化冲突这个必然性的话题,为东北建构良性的制度文化而努力。
二、东北振兴的文化内容
“东北振兴,不仅仅是经济的振兴带动社会发展。”[4]东北振兴更是一个伦理文化上的议题,就理念文化方面而言,无论是东北因建制较晚而形成的非正式团体文化理念,还是东北重型国有工业而形成的等、靠文化,其实归根结底都是没有所谓的创业精神。
所谓的创业精神,是指在人们创造生产力满足人们对物质文化需求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并不是那些消极的文化理念。创业精神的“创”其实是包含开拓创新之意,开拓创新其实也就是指从无到有的创造过程;创业精神的“业”其实就是指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事业和产业,涵盖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层面在内。因此所谓的创业,其实质就是创造出原来没有的或者原来比较缺乏的事业或者是产业。东北文化中,在过去其实是拥有着极为雄厚的这种创业精神的,从荒无人烟的垦荒到大庆石油的创造,都充分地体现出了东北人曾经的那种创业精神,但是时至今日不得不承认东北人的那种创业精神已经在时光的岁月中被冲刷殆尽。人类大量的理论研究和事实都已经证明,创业精神是所有人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创业精神本身就包含有开放、与时俱进等诸多优良特点,可以为落后地区提供最原始的动力。东北地区曾经拥有的创新精神已经不再适合于当今的社会,东北老工业基地目前创业精神不足,文化观念落后,要求我立足时代大力培养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创业精神,为东北振兴注入根本性的动力。
东北的创业精神培养,最为突出的是需要培养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创业精神的根本要求,没有创新就不会有所谓的创业。针对东北地区的现实,需要做到的文化理念主要是观念创新:将东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小农意识、计划经济意识彻底地从经济领域中清除出去,同时还需要将计划经济造成的官本位思想从经济服务领域中彻底地清除出去。使东北彻底地摆脱对于土地的依赖、对于自然资源的依赖、对于政府的依赖、对于计划经济的依赖,在文化理念中改变整个东北地区的“等、靠、要”等负面不良心理,“新一轮振兴一定要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5]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现代化的文化理念引入到东北地区,将开拓创新、自主自强、公平竞争等现代化文化理念彻底植入东北地域所有人的骨髓深处,使东北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现代化的、适应甚至是引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文化理念。其实在众多的现代化的文化理念之中,最为重要的是效率意识。效率是在既定的投入量中创造出极大化的产出,就是经济学界所说的“价值极大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上是非常重视公平的,其实经济学早就告诉我们,效率和公平在价值序列中是不一样的,而且效率与公平的这种价值序列是根据社会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是计划经济所以在计划经济体系内需要的是公平第一,并不是效率第一。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序列发生了变化,效率是市场经济的首要标签,效率应该是第一位的。即东北文化惯势传承下来的无论是等、靠心理还是公平第一心理,其实都不是特别吻合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的,都需要调整东北惯性思维式的吻合计划经济的重工业经济文化。在将重工业性质的国有企业彻底引领到市场经济上来的同时,对于那些涉及百姓生活的诸如城乡二元对立、生态旅游、生物工程、医疗卫生等诸多项目也都引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来,加快完善东北地区的整体性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氛围。只有这样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才能最后打造出真正的东北市场经济环境。
众所周知,文化、心理是具有滞后性的,同时也是深入人们灵魂深处最难以改变的,东北地区的创新精神培养其实也是这样,说起来非常容易但是真正地做到却非常之难。因此,为保证这种宝贵的创新精神的真正实现,还需要做足实现的条件和保障,就文化领域而言,其实现条件和保障就是培养人们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其实东北历史上并不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东北是流民的故乡,曾经荒无人烟,来到东北的人们正是因为具有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奋斗精神才把东北打造成了国家的宝库。但是同样如上所述,东北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时间的长河里已经成为过去,当年来到东北的人们是在用生命与自然搏斗,当生存不再受到威胁之后,东北给生存居民提供的是相对优越的生存环境了,而不是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了。在东北,你可以说生活压力较大,气候寒冷,自然环境比较恶劣,但是其生存环境却是相当优越的,物产丰富、资源丰富,人们不用每天都为生存犯愁,东北地区的生存压力相对小很多。正是这样的生存环境,使得东北人逐渐忘记了曾经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渐渐地养成了生活方式懒散、温饱则安的心态。东北正面临着新一轮的创业,需要的就是克服这种小富则安的温饱心理,也就是需要重新树立那种勇于冒险、勇于奋斗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实现上述的文化心理转型。
东北“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6],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推进,东北的文化情结已经不再适合目前的经济环境,因此必须做出如上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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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郑文宝.乡规民约的当代意蕴[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学版,2016,(1):106.
[3] 郑文宝.道德制度化建设路径探微[J].道德与文明,2015,(2):65.
[4] 谷民崇.“东北振兴”战略下的东北地区公共服务发展思考[J].社会科学家,2014,(4):66.
如何认识公平与效率及其二者关系,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尤其是对公平的理解差异甚大。对于是否公平,主观价值判断与客观事实判断纠缠不清。中国有长期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均贫富”文化传统,再加之几十年来以平均主义为分配特征的计划经济,所以大多数中国人在公平问题上常常更强调结果的均等,而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常常并不在人们的关注之列。这种认识倾向的致命缺陷在于,将公平问题片面化、绝对化与抽象化。事实上,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并不存在所谓绝对公平的社会,公平从来都是具体的、动态的。脱离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空谈公平不仅不能达到所谓的公平,反而会导致严重的效率危机与更大的不公。因此,在经济日益市场化的中国,客观考察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就不能不以市场经济作为认识的逻辑起点。从小农性自然经济的伦理和计划经济的幻想出发来认识目前的公平问题,就只能作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情绪性的宣泄。从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出发,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贯彻的竞争法则,势必将效率置于优先位置上,对任何一个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而言,它的生存与发展状况都和效率密切相关。“效率就是生命”这是市场经济对所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经济主体的基本要求。
第二,市场经济把机会、规则等起点的公平作为微观经济主体获得经济效益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所谓商品经济是天然的平等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也就是说,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公平更多是形式与规制的公平。
第三,市场经济不能自动实现结果公平,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自由竞争,没有自由竞争就没有效率,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的配置。尽管自由竞争可以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是由于无法否定的人类差别(智力、机遇、性格、遭遇等),即使在同样的规则下自由竞争,人们获得平均的结果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完全的市场经济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必须借助市场之外的力量的干预,才能在结果上实现相对公平。
二、市场扭曲:公平与效率关系病态的基本根源
不论是反映收入分配状况的基尼系数还是其他财富占有指标,近几年各种研究调查报告都毫无例外地显示,中国目前正遭遇着重大的社会公平危机,尽管改革开放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和经济效率的提高,但是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在享受改革带来的成果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全面分析产生不公的原因,对论者而言往往是挂一漏万的理论冒险。尤其是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导致不公尤其是结果不公的因素既有客观的,又有主观的,既有体制之内的,也有体制之外的,既有可以为大众暂时接受的,也有为大众完全不能认可的。兹略举数条重要之处分述如下:
(一)经济发展客观条件的差异
尤其是自然资源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是导致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经济发展差距扩大与收入悬殊的重要原因。在中国,沿海与内地,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因为地理位置、历史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在外向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中,沿海地区势必获得普遍竞争优势。由此而产生的不同地区间收入差距扩大是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国在任何时期都无法避免的。因此,因为自然条件所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被视为大众不能不接受的不公。
(二)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不公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一条先沿海后内地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沿海地带作为经济增长点,在资金、技术、人才等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面,沿海尤其是经济特区比内地发展有更多的政策优惠,内地为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作出积极的牺牲。由此造成的结果不公可视为可以理解和暂时接受的不公。但如果这种政策长期化、制度化,不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后作相应调整与弥补,这种不公就会逐渐成为无法接受的不公。应该说,这种不公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已经得到一定的程度的缓解。
(三)体制转型过程造成的不公
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一个必须支付改革成本的相当长的过程。在以渐进为特征的改革过程中,我们不得不在特定时期维持双轨制,如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存等。这种双轨制一方面可以减少激进改革带来的震荡,但同时也为各种寻租现象提供条件。少数人可凭借其垄断的希缺经济资源而暴富。倒卖生产资料、土地批文、股市指标先后都成为一些人暴富的秘诀。由此产生的结果不公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若不采取必要措施予以遏制,将使改革失去公正性并最终失去大多数人的认同与支持。这也是目前公众最无法接受的不公,因为这种不公是源于机会上、规则上的不公。
正如以上所分析的,导致不公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症结应该是市场机制的扭曲或者说是市场经济的不成熟所致,它集中体现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政府体制与正在形成的市场经济的错位和不对称。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应按贡献(劳务贡献加资本贡献)分配,而不是按权力、身份来分配。在中国,新体制下的起点不公正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前市场”体制下非竞争性的结果不公等所导致。这种不平等与官本位、权力调拨、等级身份制和计划经济为内容的旧体制没有完全消解有关。秦晖用“反竞争的伪公平”和“不公平的伪竞争”,比较精辟地揭示出了中国改革前后公平与效率的两个悖论。不公平的伪竞争的实质就是政府广泛介入微观经济过程,结果是政府官员的腐败与少数企业管理者在特权庇护下的不明不白的暴富。当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尚未建立,而政府官员还拥有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巨大干预权力时,这种干预和管制既防碍了市场竞争的作用,又为少数有特权进行不平等竞争的人制造了凭借权力取得超额收入的机会。当政府成为集规则制定者、规则参与者与评判者于一身的职能不清的混合体时,公共权力就会和少数个人和集团的利益缠绕在一起,“不公平的伪竞争”就会出现,结果必然是在扭曲的市场体制下,社会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社会弱势阶层的不公和被剥夺感日益深刻。
社会不公从来都是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因此对本来就处在不太稳定的转型中的改革社会来说,政府不应幻想只要经济发展了,公平问题自然会解决。必须明确意识到,我们要推进的改革不仅要促进效率,而且要以社会公平与公正为目标,改革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事实上,牺牲公平的改革是难以为继的。这是因为:1.如果改革后创造的大量的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就会陷于普遍的贫困中,享受不到改革应有的回报,将使改革失去社会弱势阶层的支持。2.巨大的贫富收入差距,将增加政府调节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的难度,影响社会政治的一体化进程,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将使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变得遥不可及,从而使人民丧失对社会主义的信仰。3.两极化的收入结构也不利于国内市场的良性发育,畸形的市场消费结构必将危及经济的长远发展。4.由于广泛的寻租机会的存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的努力,不仅会遭到在计划经济中有其既得利益的旧特权阶层的反抗,还会遇到来自在“权力搅买卖”的寻租环境中有既得利益的新特权阶层的阻碍。这些人力图保持双重体制下不公正的竞争和的机会,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经济时代,也反对加快进行彻底的改革,愿意保持这样混乱无序的状态,以便继续谋求私利。这势必增加改革的难度与成本。因此,在中国,我们不仅要关注由基尼系数直接表现出来收入不公平,更应该强调对确保市场经济有序运转的起点与规则的公平。因此,解决转型期间社会不公问题,根本上取决于我们能否建立起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新体制。社会公平与公正应该既是改革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又是改革推进的方式和原则。
三、各司其责:建立效率与公平统一的新体制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不可能设想一个从起点到结果完全公平的社会现实,但只要市场机制健全,政府职能清晰,就有可能在机会、规则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结果相对均等的社会。在建立这一新体制的过程中,以下几点是必须强调的:
(一)思想观念更新
现在看来,笼统地讲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确不能解决中国目前比较严重的社会不公的问题。当社会强势阶层以效率优先的名义,不公平地占有经济发展的成果时,所谓兼顾公平就成为了无意义的后缀。严格地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不同层面的范畴,对于人类社会而言,效率反映人对自然的关系,而公平则反映着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关系,前者是可以用数量来描述的精确的客观现实,后者虽然也可以用基尼系数之类来表达,但是人们在谈论公平时,这一范畴更多是客观现实和主观价值判断的混合体。既然如此,简单地认为效率比公平重要或者相反,实际上存在理论和认识逻辑上的风险。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表面上无可争议的成为通论的政策导向,实际上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因为在这种提法背后实际上是效率第一,效率就是一切,公平必须为效率让道。在这种政策思路下,很难体现社会主义发展经济之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
(二)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使政府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的主体
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另一方面经济体制也在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体制向以市场为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这就对转型时期的政府如何履行其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现在普遍的问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误解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有时是出于发展地方利益和小团体利益,或者出于所谓“政绩”考虑,往往并不能准确把握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应该担当的角色,在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名义下,政府直接地广泛地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这种越俎代庖虽然在一时可以带来局部发展和效率,但是,政府错位从根本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游戏规则,同时因为政府与企业联系过密,也为各种腐败提供了温床。当司法机构如法院都以“创收”为重要目标时,公平与公正自然就会成为社会的弃儿。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发展经济不应该作为直接的经济活动的主体参与其中,而应该定位于经济活动的服务者。而这种服务的优劣和效率的高低应集中表现在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作用大小。
一般说来,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以下三个基本环节,使之成为维护和保证社会公平与公正的主体:第一,通过制定无差别、无歧视的法律法规实现所有经济活动主体在竞争机会与规则上的公平。从这一要求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地方政府制定的某些所谓土政策从一开始就是歧视性的或特权性的。当我们感叹越来越大的城乡差别时,我们应该清楚,这些差别在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下是必然的。因此,废止那些显失公平的法规和政策,制定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人的法律法规是实现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第一步。第二,通过提供非赢利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公正司法来维持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以实现经济活动过程的公平与公正。最重要的是要严格限定政府的职权,所谓“用足市场,慎求政府”应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尽量缩小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范围,政府机构的效率应该主要是维护社会公平的效率,而非企业式的纯粹经济效率或效益。第三,通过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社会福利体系,实现经济活动结果的相对公平,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两级分化。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无论起点如何平等,过程如何公正,但其结果总是与充满竞争性的其他人类活动一样,有先后胜负之分。因此,政府必须从公平与公正这个社会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建立合乎国情的覆盖全体国民的社会福利体系。只有在以上三个环节上政府都能有效作为时,社会公平就有了实现的可能。对政府而言,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应该成为可以接受的活动原则。
(三)完善市场机制,使现代企业成为实现经济效率的主体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与基本细胞,企业经济活动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全社会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的多寡,因此,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这个基本逻辑出发,在企业微观经济活动领域内,当然应该遵循效率优先的活动法则,只要企业的经济活动没有逾越法规,企业完全有权限根据企业实际决定本企业内部的分配。如果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始终要考虑是否公平,其结果往往是公平没有实现,效率也受到损害。就目前中国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大多是比较合格的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主体,而还有不少国有企业因体制的原因,还在履行维护社会公平的政府职能,这些企业也不可能成为有效率的市场主体。因此,要使国有企业成为合格的企业,需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要需要理顺政企关系,主要由政府来覆行维护社会公平的职能,只有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才能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统一的体制。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也随之进入了一个矛盾更为错综复杂的攻坚时期,中国最需要的改革资源或许已不再是资金、技术、人才等,而是上下一心的改革共识和一个有权威的政府。而改革过程的相对公正和结果的相对公平,是这一共识形成的必要条件。不能幻想在社会公正被忽略,收入鸿沟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改革还能平稳地推进。社会稳定和政府的权威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增长,更取决于政府能否妥善地行使维护社会公平与公正的职能。因此,转变思想观念,使政府和企业各司其职,让公平和效率各有责任主体,才能在不损害效率的前提下,使目前不容乐观的社会公平与公正问题,得到有效的缓解,并最终建立起公平与效率统一的政治经济新体制。
收稿日期:2002-09-29
【参考文献】
[1]朱光磊.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2]毛寿龙,李梅.有限政府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