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团体心理辅导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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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老年人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范文

关键词:社区养老 产生 问题 优化方案

人口老龄化已成世界趋势，而中国老龄化又呈现出“老年人口庞大、未富先老和速度快”的严峻形势。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家庭结构变化以及传统养儿防老观念的变化，旧有的家庭养老模式已不再适应形势的发展，构建适应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的养老服务体系，成为我国“老有所养”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世界上老得最快、老人最多的国家，养老已经成为我国年轻人必须面对的难题之一。更何况，中国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时候就抢先撞线。“未富先老”意味着社会能提供的资源非常有限，各方面的准备也不够。我国城市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机构养老”难当重任，“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诸多挑战，社区养老将成为我国养老新趋势，将成为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重要方式。

城市养老服务设施不足――“机构养老”难当重任。一方面养老院等机构收费偏高，老年人难以承受；另一方面是社会上养老机构的偏少，而且基础设施建设不足，服务水平难以令人满意；还有就是中国由来已久的孝文化中强调养儿防老，许多老人表示不愿意进入机构养老，子女也担心被人指为不孝，机构养老尚未被社会普遍接受。

“家庭养老”模式面临诸多挑战。计划生育的实施使传统的家庭养老受到挑战 。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的主要方式，然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家庭结构，增加了养老的负担，注定了这种方式难以为继。现在结婚后面对的是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甚至更多，其间的紧张和压力已经日渐体现，加之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新旧思维变化，造就了儿女和老人在赡养上必然的差异态度和行为冲突。同时，空巢老人的增加更是使得中国的养老陷入尴尬的境地。

面对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我国传统的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模式难以为继，在社会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社会化养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可能取代家庭养老。在社会养老问题面临困境之时，社区养老服务作为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的一种辅助方式就应运而生。

社区养老让老人住在自己家里，在继续得到家人照顾的同时，由社区的有关服务机构和人士为老人提供上门服务或托老服务。这就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和机构照料为补充的三位一体的老人养老模式。采用由政府购买的方式，实施以社区为中心的居家养老服务，为居家老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藉、文化生活服务等。由政府举办助老服务员养老护理培训班。主要内容一是以提高服务技能和整体素质为宗旨，以“生活照料、心理护理、娱乐康复”等。然而，作为一种新的养老服务方式，社区养老服务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亟需解决。

一是当前城市社区基层机构资金不足，这是目前社区养老服务中存在的最显著问题，也是实际调查中各社区反映最普遍最集中的问题。社区养老资金是保证社区养老服务持续稳定发展的物质基础,由于社区养老服务刚刚起步,并且我国经济尚不是很发达,在我国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一直存在。社区的资金来源有限使社区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老人的享受的服务层次较低，而社区又没有经济来源为居家养老继续注入资金，这也制约了居家养老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另外，资金的短缺也会造成人员的不足，因为缺乏足够的资金雇佣工作人员，使得社区养老捉襟见肘。

二是现存的一些传统观念也在阻碍着社区养老服务的发展，群众认同度不高。首先，由于宣传力度不够，群众对于社区养老缺乏全面的认识，甚至是没有听说过，这直接增加了社区养老实施的难度。其次，对于老人需要的服务或某些想参与的社会活动还缺乏正确的认识，很多人对于老年人的各类需求都持漠视的态度，简单的认为他们只要吃穿不愁就足够了。因此目前社区养老提供的服务项目少，服务质量不高，心理辅导、康复指导、医疗保健等专业化服务难以开展。

三是专业性不够。尽管城市社区服务工作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其专业化程度仍很低。首先是在工作人员的选择上，现在社区养老的工作人员多数是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文化素质偏低。这些从事社区服务的人员绝大多数没有受过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与方法的专门训练，缺乏老年服务的技巧和知识，更不用说心理辅导等老年社会工作知识。还有就是工作人员的不专业导致的服务的不专业，服务仅仅停留在洗衣、做饭、举办娱乐活动等，内容太过简单。

四是社区职能定位偏差。 由于我国社区养老处于初级阶段，许多相关工作还处在不断摸索的阶段。现在的社区养老，基本上还是以行政强制为主，并没有真正实现社区的自主性。虽然社区养老的主管部门，但是没有进行社区养老的长期规划。多数社区没有将社区养老的职能发挥，于是成了形象工程，上面考核就做一些行是行的材料上交。社区养老行政色彩浓厚，无论是从思路、步骤、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安排，没有真正从老年人实际需要出发，社区养老流于形式。

针对以上社区养老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了一些优化建议。

1 坚持以人为本

从老年人实际需求出发，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快捷、高质量、人性化的服务。以社区为依托，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场所和服务队伍，整合社会资源，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共同营造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的社会环境；坚持因地制宜，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社区人文环境和老年人的需求相适应，循序渐进，稳步推开；坚持社会化方向，采取多种形式，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和支持居家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温馨、舒适的服务，让老年然安享晚年。

2 加强社区养老的专业化建设

主要包括职业的专业化，还有就是知识的专业化，建立一支能提供全方位高质量服务的专业化的社区服务队伍。一是建立社区服务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大力培养从事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人才。要完善社区服务事业，就要努力做到参与社区工作的人员必须要通过职业资格考试，获得职业资格证书，达到职业岗位的要求，才能就业上岗。二是对社区服务从业人员进行老年服务工作的技能培训。学习社区养老服务组织管理、老年心理知识以及老年医疗护理常识等内容，从而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服务水平。并且积极鼓励志愿者参加到社区养老的工作中来，因为志愿者主要由在读学生组成他们主要是由具有道义精神，富有热情和爱心，能够积极主动的参与社区工作。

3 多渠道筹集资金

城市社区基层机构资金不足，使社区老年人服务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笔者认为认为可以通过广泛开拓居家养老服务资金来源，来解决资金短缺的问题。首先，增加政府投资政府的行政拨款是社区养老的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资金来源，政府应适当增加对社区养老的资金投入，完善社区养老的基础设施，弥补资金的不足。其次，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社区养老机构。政府应该鼓励社会资金对社区养老的投入，推进社区养老产业化发展。同时对于民间资本的养老机构的行为还应给予一些优惠政策，以吸收更多社会资金。还有，向社会募集资金。加强宣传，通过向社会呼吁，筹集捐款，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向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捐资、捐物或提供无偿服务。尤其是要利用社区的社会资本，比如人及关系等等。

4 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制，完善考核制度

随着社区养老的不断发展，问题会不断的增多和升级，建立完整的服务管理体制和考核机制就显得必不可少，完善社区养老管理机制是推进城市社区养老发展的重要条件。首先明确社区在社区养老中的地位和职能，避免多数社区出现的文化活动行政化，重形式、轻内容，重过程、轻效果的不良状况。其次要规范服务内容，对照护者的选择标准要提高，培训要全面。还有就是是加强考核力度，做到家庭考核、社区考核相结合，要深入居民家中进行实地考核，认真地听取老人及其家人的意见。

参考文献

[1] 陈玉婵.《老年社会工作》.格致出版社，2009.9

[2] 张文霞.《家庭社会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

第2篇：老年人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范文

[关键词]美国，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建构。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95—05

[作者简介]张瑞（1984-），女，辽宁沈阳人，南开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服务与社会政策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与社会政策。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以及人们对防病治病的认识逐渐深化，卫生保健服务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美国的卫生保健服务发展较早，也是其社会服务发展相对成熟的领域之一。随着老龄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与老年人卫生保健相关的社会服务，成为其行业领域内发展第三快的领域，2004年美国有19．6％的社会工作者在卫生保健服务领域工作。美国的卫生保健服务相对于中国来说，不论在法律法规与行业条例、人员培养与资格认定、政府与社会支持还是服务领域与职责定位方面，均发展得相对完善与成熟，已经建构起一个完整的体系。因此，正处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关键期的中国，可以从美国的经验中提炼学习元素，充分借鉴美国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的建构模式，以解决我国医疗卫生领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样做，对我国尚未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尚处于起步阶段的医疗社会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美国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完善的法律法规与行业条例是做好卫生保健服务的前提和基础。美国与社会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其中与卫生保健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不仅涉及到服务领域的人员配置，还涉及到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例如：1．法律规定美国所有拥有120以上床位的疗养院必须雇佣一名拥有BSW或MSW学位的工作人员；2．在针对老人的医疗保险费用补偿规定中，要求医疗保险要对为老年人提供出院后精神健康服务的拥有MSW学位并拥有职业证书的工作人员提供补偿；3．联邦为有兴趣参与卫生保健服务的人员提供培训资金。2010年美国颁布了卫生保健与教育负担调和法案（the　Health　Care　andEducation　Affordability　Reconciliation　Act），要求教育法规保证相关专业学生更容易完成其学业，增加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的资金投入，联邦最高助学金奖励法案也包括了老年医学与健康培训补助金，以及对于行为医学提供者的贷款偿还基金等内容。除此之外，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也制定了一系列伦理守则，建立了相关专业资格执照。比如，对于资质认定进行了严格规定，包括：通过州政府立法而建立的最低（入门）执业资格；通过社会工作协会所主导的职业从业资格；同时，在卫生保健领域也设置了更多的标准，例如“美国社工大会关于卫生保健的标准”，“美国社工大会关于缓和疗护与临终关怀服务的标准”，“美国社工大会关于长期护理设施的标准”等等。同时，相关行业协会也有关于卫生保健服务的规定，例如，美国医院联合会要求医院配备BSW或MSW学位人员的规定等。

（二）人员培养与资格认定是做好卫生保健服务的必要条件。在美国，卫生保健服务领域提供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不仅包括医生、护士，还包括其他职业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他们以社会福利理论、心理社会理论、生态系统理论、危机介入理论以及社会支持网络理论等为理论基础，将社会服务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运用到医疗、卫生、保健机构中，协助患者及其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的社会、经济、家庭、职业、心理等问题，以提高医疗效果，并配合医务人员进行疾病防治和伤残康复等服务。由此可见，提升卫生保健服务提供者的素质至关重要。美国专门从事卫生保健服务教育的主要机构是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标准和课程设置。美国社会工作教育委员会承认的社会工作专业学士教育计划为468个，社会工作专业硕士教育计划为196个。卫生保健服务领域与其他领域不一样的地方是其高度的专业性，在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人员必须在具备社会服务专业知识的同时具有相关卫生保健知识，并且具有危机干预的能力，因此很多院校都开设卫生保健相关课程，并设置医疗或卫生保健专业MSW学位。随着人口老龄化、艾滋病的流行以及药物滥用等问题日趋严重，美国社会对于掌握老年学和医疗保健知识的社会服务人员需求增大，为配合美国社会对专业人才的旺盛需求，教育界出现了由普通向专业转化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美国教育界重新制订了一系列提高教育质量的政策和标准，临床社会工作被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教育法案也对卫生保健服务人才培养有所规定，如上述的奖学金制度等。教育委员会每10年对相关院系进行一次资格检查，淘汰一些不合格的院系，以保证和提高教育质量与行业水平，加入全国社会工作者协会和参加各州举行的专业资格考试，都必须从合格的学校里获得本科或硕士毕业文凭。

（三）政府与社会的支持是做好卫生保健服务的根本保证。美国卫生保健服务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产生一发展—改革一成熟的过程，卫生保健服务领域及其工作内容的拓展也很漫长，经历了由公立医院向私立医院发展、由大型医院向初级卫生保健部门发展、由疾病诊断到预防再到健康维护促进发展、由附属于医生到独立于医生发展的过程。目前，美国卫生保健服务领域已经相当广泛，包括医疗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社区卫生保健、家庭卫生保健与地方卫生部门与其他卫生保健机构等。其中，医院一直是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中心，主要提供诊断、治疗以及住院服务；随着近年来医学模式的变化，将住院与医疗相结合的健康维护组织及提供长期保健服务的护理院等非住院医疗服务机构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在不同的服务领域，其职责定位非常明确。美国卫生保健服务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在政策支持方面，联邦与地方政府、某些行业协会对卫生保健服务人员配置的规定大大促进了其在相关领域的发展；在资金投入方面，政府并不是发展卫生保健服务唯一的资金来源，各种社会组织，如慈善机构等的捐赠，也是其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美国既有政府公营、社区经营，也有私营社会服务组织，其共同特征是按照服务对象的需要为其提供福利服务，以谋求社会公平与平等。政府与社会的支持在不同服务机构内，其表现也有所不同，具体体现为：

从医疗服务机构来看，美国医院联合会要求每个医院都要设立一个社会服务部门作为认定条件，而卫生保健服务人员则隶属于该部门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服务。医院已成为社会行政机构与民间家庭服务机构之后的社会服务工作第三大实施机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附属医院就有一百多名卫生保健服务者。他们在医院中服务的目标人群有所不同，有急诊室服务、重症监护服务、儿科服务，为特殊病种如心脏病、癌症、艾滋病患者的服务等，主要的职责包括：为患者及其家庭提供咨询与心理辅导，患者出院及跟进，联系各种社会资源以满足患者需求等工作，例如帮助患者及家属获得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补偿，2010年美国卫生保健改革后，将有更多的人符合新医疗保险政策的规定，而如何帮助这些患者了解政策并且获得保险资源也成了卫生保健服务人员工作的重点。除此之外，还有从事疾病预防宣传与协作康复的人员，他们通常代表医院向一些社区机构提供咨询，进行预防教育等。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地区性私人医师诊所也开始聘请这些专业人员从事咨询服务以增进患者精神健康并减少压力。

从长期护理机构来看，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很多老年人及失能群体寿命不断延长，对于这些群体来说，能为其提供医疗护理及其他服务的长期护理机构成为首选，这些机构的卫生保健服务人员主要从事帮助案主适应环境、处理其与家属的感情问题、提供咨询服务、联络其他社会资源等工作。

从社区卫生保健领域来看，在美国，地区社区卫生保健计划会聘用很多拥有BSW或MSW学位的人员来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些服务人员也经常与当地社区组织和学校合作，或者被雇佣于家庭计划生育诊所。他们最主要的工作是宣传卫生保健知识、提供健康咨询或联络外部资源，如宣传预防性传播疾病、提供避孕咨询或制订意外怀孕的抚养计划，帮助艾滋病患者及家庭获得社会资源等。

从家庭卫生保健领域来看，1995年美国有14000个家庭卫生保健机构，共有749000位雇员，包括护士、家庭健康助理以及社会工作者，他们在家庭卫生保健中的主要职责是进行上门健康咨询服务、帮助案主获得社会资源等。对于老年人与失能人员来说，家庭卫生保健服务比机构护理服务更为方便且更能保护其尊严，获得情感支持。美国HCBSwaiver计划的经验表明，在家中或社区享受健康护理服务的成本并不比在专业机构享受健康护理服务的成本高。加之，目前美国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大部分还是完全依靠家庭成员或亲属来提供护理服务，因此越来越多的州和社区认识到家庭卫生保健的重要性，也为这个领域的卫生保健服务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从地方卫生部门与其他卫生保健机构来看，在美国，具有BSW或者MSW的工作人员可以参与地区卫生部门、州议会甚至联邦政府的卫生保健政策与计划的制定工作，例如参与疾病预防控制计划等。除此之外，这些人员还在如红十字会这种与卫生保健相关的组织部门或相关卫生保健计划中发挥着重大作用。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与人均寿命的延长，卫生保健机构中从事临终关怀服务的人员也不断增加。

中国的医疗社会工作内容与美国的卫生保健服务相同，但是我国的医疗社会工作整体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无论在法律规范、人才培养等宏观政策制定领域，还是在服务内容、职责范围等微观制度设计方面，都没有形成一套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完整模式规范。因此，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卫生保健服务的发展经验，尽快探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公民价值观的医疗社会工作服务体系，以应对当前社会老龄化以及疾病谱变化背景下人们对卫生保健服务各种层次的需求。美国的卫生保健服务体系建构启示我们应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是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与行业条例。目前我国关于医疗社会工作的法律规范并不完善，没有形成诸如美国联邦立法关于疗养院配备社会服务者要求或者医疗保险补偿某些特定社会服务的法律条文，也没有诸如美国医院要求开设社会服务部门作为认定标准的行业规定。我国出台的比较完整的关于社会工作的规定是2006年民政部的《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评价暂行规定》和《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但只是简要规定了社会工作师的评价等级、职责能力等问题，而关于社会工作的体制设置、岗位设计等方面并没有形成一定的条例规范。缺乏法律法规与行业规范的制约与保护，一方面不能约束医疗社会工作者的行为活动；另一方面，不论从帮助患者及其家庭方面，调节医患关系方面，还是联系与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社会工作者都缺乏一定的社会地位与信任保障。因此，我国应借鉴美国相关经验，尽快出台相关条例法案，例如在医疗保险相关法律规定中加入医疗社会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部分医疗社会工作服务纳入医疗保险的补偿范畴；或在教育相关法律规定中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等。另一方面，中国社工协会也应制定符合本国民众传统理念的伦理守则，建立相关专业资格证书，并根据我国卫生保健系统矛盾最为突出的领域设立一系列与医疗社会工作相关的标准，例如最佳诊疗方案的标准、医患关系调节的标准、长期护理设施的标准等。

二是建立健全的教育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我国的医疗社会工作教育相对滞后，目前开设社会工作的高校主要是综合类院校，其社会工作教育主要让学生掌握全面的知识，而医疗社会工作则要求社会工作者在掌握专业社会工作知识的同时，具备相关医疗卫生知识与实践卫生保健服务技能，而具备传授卫生保健知识同时又能提供社会实习机会的医学类院校开设医疗社会工作专业的却寥寥无几，截至2007年，我国开设社会工作专业的综合院校共有两百多所，但仅有首都医科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和福建医科大学3所医学院校开设医疗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落后注定我国医疗社会工作领域出现人才供不应求的局面。目前我国实际在岗医疗社会工作者总量不多，且绝大多数分布在京、沪大城市公立医院之中，中西部地区社会工作人才缺乏。2008年～2010年我国报考社会工作师累计合格率为1．0552万人；其中北京、江浙、广东四个地区社会工作师达总数的44．68％，社会工作师地区分布极不平衡。若仅按每一综合医院配备最少一名社会工作者来计算，2010年我国共有综合性医院13681所，就意味着我国仅仅综合型医院便需要将近1．4万社会工作者，若将专科医院、社区服务机构、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等其他卫生服务机构以及某些诸如疗养院、福利院等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对医疗社会工作者的需求也算在内，即使所有具有专业资格的社会工作师都从事医疗社会工作，也满足不了此社会需求。而且目前全国在岗医务社会工作者绝大多数是医护人员或律师转型而来，具有专业资格的医疗社会工作者凤毛麟角，传授医护人员或律师社会工作知识虽然是培养医疗社会工作者最快捷、最经济的方式，但是由于医护人员或律师缺乏相应的社会工作经验与专业社会支持体系，并且要遵守的伦理价值也有所不同，因此，要提升专业服务水准，保证服务质量，还需加大专业医疗社会工作者的培养。我国可以根据社会对于医疗社会工作者的需求，借鉴美国专业教育发展经验，重新制定一系列提高社会工作教育质量的政策和标准，强化临床社会工作的地位，加强培训社会工作者的资金投入，使提供医疗社会工作专业学位成为可能。

在高等教育阶段，首先教育部门要联合卫生部门建立医疗社会工作教育研究委员会，制订医疗社会专业教育基本教学方案，在课程设置、社会实践等方面予以具体规定与指导，一项完整的医疗社会工作课程需要包括以下内容：医疗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现代医疗体系与社会工作的环境，包括我国现行医疗福利服务的内容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医疗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如医学基础知识、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社会流行病学以及现代疾病与健康的各种处理模式；医疗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包括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工作方法、团体工作方法、社区工作方法等；医院的社会工作行政知识；住院医院的社会工作服务，如社会工作在各类型医院中开展的服务项目，出院、住院服务的各项方案等；非住院及长期照顾的社会工作服务；特殊群体照顾与医务社会工作伦理知识等。其次，一方面要鼓励医学院校设立医疗社会工作专业，在学习医疗卫生技能的同时掌握医学人文知识，另一方面，可以采取高校联合办学的形式整合卫生教育资源。除此之外，高校要将医疗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社会实践放在重要位置，使其与医学类学生一样进行半年或一年的医院实习以增强其实际操作能力。

在继续教育阶段，要加强对在岗医疗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培训力度，目前我国在岗医疗社会工作者多为缺乏医学卫生专业知识的普通社会工作者或缺乏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医护人员，因此，要实现医疗社会工作队伍的专业化，最经济有效的办法是对在岗人员进行再培训，例如在医护人员的考核中加入社会工作的内容或向社工人员传授基本医疗保健知识与技能等。

第3篇：老年人团体心理辅导方案范文

关键词：社会心理；福岛核事故；影响与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086 ― 04

福岛核泄漏事件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核事故，它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是双重的，不仅影响了人们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巨大影。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灾后重建工作已经如期进行，日本政府也向民众承诺加快“去污”进度，让民众早日回归故里，但是精神上的创伤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愈合，因为天灾固然让人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无赖，可是当天灾的背后夹杂着人祸时，人们对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有责备，也有更深刻的反思，更有抹之不去的心理痛楚。

一、福岛核事故：天灾与人祸

日本是一个土地面积有限而科技相对发达的窄长型岛国，虽然只有36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资源，但是其核电站有55座，有效解决了电源不足的困境。2011年3月11日下午1点46分，由于东日本发生了9级地震，引发10―38.9米的海啸，致使55座核电站中的11座自动关闭，最终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的氢气爆炸。该核电站共有6台核电机组，其中的第1、2、3号机组在地震发生时还处于正常发电状态，4、5、6号机组因为在维修之中而没有启用。为了不使1、2、3号机组受损，工作人员开启控制棒，按正常程序，通过柴油机来供给冷却水，以此降低反应堆的堆芯温度。不幸的是地震发生后的30分钟，高达14.7米的海啸淹没了柴油机。堆芯不能降温，而只有5.8米高的预防海啸堤坝根本无力阻挡惊涛骇浪的肆掠。3月12日，反应堆里的氧化锆材料在高温的作用下，使水分解形成氢气，故而3个机组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氢气爆炸，并造成大量核物质泄漏。后来专家评估的结果显示，1号机组堆芯燃料破损率为50%以上，2号机组为35%，3号机组为35%左右。国际上把核辐射事件分为7级，一共有7档，最高是7级。这次核泄漏事故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可控，它由最初的3级上升到了7级。

从客观上讲，福岛核事故发生的直接起因是人们无法阻挡的地震和海啸。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副社长崎雅男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其内容包括地震海啸对福岛核电站的影响程度、东京电力公司对此事故的措施预案和福岛第一核电站受损情况以及核泄漏经过等。其实，福岛核电站早就设计了四种电源供应方式：内部系统供电、外部系统供电、柴油发电机供电和蓄电池供电。地震后核电站内部供电自行中断，外部供电中断也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人为切断，尽管应急柴油机能解决堆芯冷却问题，然而海啸带来的巨浪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电站的设计抵御能力。置放在涡轮机房地下室的应急柴油机因为浸水而无法使用，整个核电站的内外电源供应处于瘫痪状态，注水降温无法进行，最终引起堆芯熔毁。日本技术研究院于当年10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作了小结，认为：一是AC电源没有及时供给，二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反应堆降温，三是引发爆炸的直接原因是氢气泄漏。这一说法似乎提示人们，该事故的发生还有其主观方面的原因，正如有专家所说，早期预防、研判、救急方案存在主观过错。我国核电专家杨朝飞认为：如果在技术上作超前的准备，将核电站抗震能力、选址高度、电源安全性能等提高一些，其损害程度就不会有这么严重了。〔2〕“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于2012年了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了东京电力公司和日本核工业安全委员会在事发前对海啸风险的评估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是预测工作不到位，进而对核电站邻近地区可能遭受亘古不遇的海啸打击重视不够，其二是东京电力公司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对海啸风险模拟不够持续，即使于2008年进行了模拟实验，但是有关方面于2011年3月才将其结果上报给东京电力公司，其三是东京电力公司对模拟报告分析不力，也没有提出新的模拟实验方案或具体提高安全防御措施。当然，也有些人认为，活性断层上的地带是经常发生里氏7―8级以上大地震的地区，所以，日本核电站的选址过于草率，犯了“科学”的错误。

如果说选址是“科学的失误”，那么这次核事故的发生也存在着人为的隐患。日本前首相菅直人于2012年2月19日接受采访时也毫不避讳地重申，因为选址错误而造成了核泄漏的“人祸”。与把核事故主要归因于地震加海啸而产生不可抗拒的力量不同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东京电力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技术管理水平不高，应急能力不强，合理处置不当，是事故不断升级而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日本同志社大学教授山口荣一曾经在日本经济新闻（nikkei）谈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核电站1号机组15时36分发生氢气爆炸，19时04分开始“注入海水”时，2号机组和3号机组不管是否有无电源供给，它的“隔离冷却系统”还在运转，如果抓住时机向2号与3号机组注入海水，这两个反应堆也不可能失控和熔毁堆芯。3月18日8时41分，当通风口被打开时，高浓度放射性铯和碘开始溢出，等待第二天向3号机组注入海水时，已经无回天之力了。这时如果向2号机组注入海水，其作用还是很明显的，可惜的是东京电力公司直到14日13时22分2号机组停止运转也没有做出注入海水的决定，等到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山口荣一还对东京电力公司所说的海啸规模超出预料而无法抵御的说法进行了辩驳。他强调核电站1号机组中的“隔离冷凝器”和2、3号机组的“隔离冷却系统”都有较长时间的可控条件，即前者即使电源中断也可以持续冷却堆芯8小时，后者的升级版高达20小时以上。在此时间段，先利用贮水罐内淡水冷却，淡水用尽后，再立刻注入海水，人为控制核反应堆，核事故就会得到有效防御，也不可能产生如此惨烈的破坏力。

二、福岛核事故：物质与精神的损毁

此次海啸前的地震是日本观测史上最大规模的地震。一是震源深，高达24km，二是震级强，高达Mw9.0，三是波及范围广，地壳运动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关东地区，其余震达593次之多。紧接着连续不断的7波海啸给东北地区到来了致命的打击。平均浪高7―15m，最大高度为40.4m，延伸到内陆的5km的范围都遭到袭击，被海水淹没的陆地约400kO以上。据日本官方2012年2月的统计，该事故共死亡15853人，受伤6013人，失踪3286人。受灾最为严重的是青森县、岩手县、宫城县、福岛县、茨城县以及枥木县，共有避难居民约67万人。由于大面积停电、停气、停水，给居民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加之部分建筑物、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基础公共设施严重受损，灾区急需生活必备品无法及时补给，众多灾民心烦意乱、苦不堪言。日本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经过对场所进行测评，决定将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半径20km之内的撤离区（包括海域）界定为警戒区。直到2012年3月30日警戒区部分解除，把避难指示区域调整为避难指示解除准备区域、居住限制区域及返回限制区域。处于放射性污染对相关区域的食品、饮用水、空气质量的威胁的考虑，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禁止销售或出行的政策与制度。

在大灾大难面前，日本政府在最短的时间内组建了178支灾害医疗救援队，日本医学会也派出了多支由医师、护士和卫生技术人员组成的灾害治疗分队，迅速赶赴灾区实施医疗救援。2011年3月13日，日本精神病与神经病学会成立了灾害应对委员会，他们与众多的精神卫生医疗队一起合作，在相关网站上公布精神卫生对策，向相服务动机构行动手册，向精神疾病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尽管当地政府、医疗机构、学术团体及志愿者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心理辅导、教育、干预，但是由于当时受人力物力所限，据2011年3月底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得知，病逝或自杀的人数为1618人，其中福岛县764人，宫城县636人，岩手县179人。从全国范围来看，自杀人数比上年同期增加21.2%。日本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突出，60岁以上的老人占日本人口总数的23%，有些幸免于难的老年人因为亲人的丧生、家里财产的损失、长期在养老机构生活的孤独感，使他们更容易诱发心理疾病，那些已有身孕待产的妇女因为害怕辐射对未来孩子造成生理畸形，也产生了诸多忧虑与不安，那些高强度处理灾难现场的工作人员因为高度紧张与劳累，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所以，灾后心理救助在某种程度上要重于物质救助。据福岛县立医科大学的调查，核事故后的3个月期间被接受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中有30%的人员与核电站事故直接相关。

三、福岛核事故：社会心理折扣

首先，民众对日本政府处置灾害的应急能力的信任度已经下降。日本政府正准备投资数万亿日元来增加福岛核辐射事件后的去污能力，而民众对此并不买账，他们反而认为这是安倍政府为2020年的世界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消除世人的疑虑，是故意制造世界舆论，因为实际的去污进展相当缓慢。对于日本民众来说，一般的地震、海啸是再平凡不过的天灾了，但是象这样几乎是史无前例的地震海啸而引发的核泄漏让日本民众感受到了空前的恐惧与不安，而这种恐惧与不安不是来自核泄漏本身，而是政府的应急处置能力让他们觉得不可信。一是政府有关部门没有在第一时间与东京电力公司加强协调，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全盘考虑补救方案；二是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不够。企业以经济利润作为经营第一理念，而完全不顾及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东京电力公司明知核电机组设备老化、年代久远，其中的1号机组已经运行了40年，对这种超过设计期限的技术装置本应该“改朝换代”，却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迟迟没有换新。同时，在事故发生后，东京电力公司没有果断作出“注入海水”的决定也是出于怕机组报废而带来经济损失，反而遭受了更大的经济损失。

其次，民众对日本科技水平的信任度已经下降。众所周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技术扶持下，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号科技强国，日本民众也以之感到自豪并深信不疑。但是此次核事故之后，很多日本民众认为，技术因素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升级为不可控制性的巨大毁灭。他们要质疑的是：为何核电站的选址不是最佳？为何设计标准和质量不高？为何不能放弃核电站而代之以清洁、卫生、安全的新能源？其实，福岛核泄漏事故发生不久，欧洲的许多国家就有上万计的民众游行示威，要求该国政府下令关闭核电站，并迫使政府首脑公布放弃核电站的时间进度表。

再次，民众对重灾区的人们猜疑重重，甚至出现歧视倾向，加重了受灾民众的心理负担。灾区家庭的日常生活一改以往的平静与坦然，成员之间对对方购买的食物总是要问问出处和是否当场进行过核辐射的检测，对有明确标识的无核污染的食品也是心有余悸，因为很多民众不再相信政府。由于核泄漏事故而引发日常冲突的事件明显增多，尤其是家庭为此吵闹使矛盾升级而离婚的人也逐渐增加，被人们戏称为“核离婚”。核污染严重地区的青年男女的恋爱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总是怕对方存在着核辐射的潜在威胁，甚至怕影响自己的下一代。

最后，民众对日本政府未来的社会心理教育提出了新的期望。灾难发生后，日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进行了有效的心理辅导与心理咨询的组织工作，但是面对众多的心理抑郁和心理疾病患者，这些人的恐惧、害怕、消极被动、悲观痛苦心理在短期内是无法得到治愈和排解的，他们也一直希望有外界的帮助和慰藉，许多人陷入了深深地依赖困境而不能自我解脱的状态。人们认为，只有加强对民众日常的心理知识培训和自我心理调节理论的教育、普及灾害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提高专业心理救助人员的专业素养，才有可能在大灾大难面前不畏困难而乐观向上地度过难关。

四、福岛核事故：反思中的启示

中国虽然没有像日本那样有大规模而集中的核电站，也没有发生过核泄漏的重大事故，但是类似于核电技术的许多技术性工程在中国的发展是相当快的，它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从日本福岛核事故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第一，加强政府与技术专家的对话与交流。政府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所谓“有所为”是指政府起着制定战略、统领全局的作用，如果“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会顾此失彼，全盘皆输。政府又不能事无巨细地到处插手，这样会力不从心，浅尝辄止。尤其是对待专业性、技术性很强的项目的规划更不能“缺位”与“越位”，政府应该按照一定的程序组织相应的专家进行协商论证。作为技术专家来说，他们是从科学理性出发，考虑到该项目的科学性、有用性、操作性、可控性等，对于政府而言，效益、安全、惠民、环保等是其重点考虑的内容。无论是科学理性，还是社会理性，二者都是有限理性，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它们之间的对抗与冲突也是无法避免的。科学理性注重决策的逻辑性、数字化，而往往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不够全面，社会理性注重决策的公共性、整体化，而往往忽略了决策的精准度。所以，在重大的技术决策面前，我们既不能走唯科学主义路线，也不能走唯人文主义路线，既不能完全由技术专家拍板定音，也不能完全由政府说了算，必须在充分尊重专家权威性的前提下，确保对话的开放性、平等性，以此形成达成协议，形成共识。

第二，正确处理工程技术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任何一项工程技术总是负载价值的，它包括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一般来说经济价值是有形的、短期的，它能够带来GDP的增长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社价值是无形的、长期的，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它承载着社会的发展动力和人们的理想预期，这些精神性的因素能主宰人们的信仰，制约人格的形成，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着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受历史条件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在计划实施一项工程时并不能总是考虑到实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后果，尤其是不能协调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与矛盾。譬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垃圾处理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普遍通用的办法就是兴建垃圾焚烧厂。有些地方政府事先没有广泛征求市民意见，甚至在城市居民毫不知情的条件下选址建厂，待投产使用时遭到千万民众的强烈反对，最为严重的是游行示威演变成局部的暴力冲突。其矛盾的焦点在于无法取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即他们不相信垃圾能够按照标准完全燃烧，更不相信由此排放的气体对人体没有损害。它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民众的生活信心欠足，消极应世的现象增多。

第三，科学预测技术风险，做好技术的安全评估。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们带来经济发展、生活便利的同时，也会造成很多负面效应。有些负面效应是可以预测的、可控的；有些负面效应是未知的，需要科学地预测和评估，这样才能做到技术自觉，在面对负面的技术后果出现时不至于惊慌失措、无技可施。技术水平的落后往往会导致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的滞后。技术评估水平是技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着相关技术的改进，决定着相关技术的变革维度和创新方向，直接左右着技术应用的范围和社会的认可度。所以，对技术风险的预测与安全评估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经济安全、人身安全、环境安全，甚至政治安全等。对比发达国家而言，中国的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更多的是一种“灾后评估”，或者说是一种“损失评估”。通过这种评估来明确责任主体，以此达到维护地区稳定。“科学”预测是事前预测，它是工程技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技术的投产使用不是分割的，而是连续的；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应该在具有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来共同完成，这就需要建立一套系统的技术风险与技术安全评估的组织程序和制度机制，真正做到事前向高标准看齐，事中以谨慎态度明察，事后按客观公正立场评说。

第四，普及社会心理学知识，提高民众的心理抗压能力。无论是社会心理还是个体心理，都是对现实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受学科发展水平的局限，我国的心理学在师资力量、研究条件、学术成果以及运用普及等方面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随着高新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各行业各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人们的生活节奏逐步加快，生存与发展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仅亚健康的人群在增加，而且有心理疾病的人群也在逐年增加。尤其是在大灾大难面前，由于缺乏必要的心理辅导，一些人很难摆脱失去家园或财产损失的痛楚，有的甚至失去了战胜眼前困难的勇气。为此，必须加强我国的心理咨询队伍建设，规范心理咨询市场，完善心理救助体系，培育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到社会心理咨询和心理学知识的普及活动中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的优势，让灾难中的人们不再一蹶不振，不再消极颓废，而是意志更加坚定，内心更加强大。

〔参 考 文 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