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体制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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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

顽固性胸腔积液；纤维支气管镜

顽固性胸腔积液的诊断是临床工作常遇到的难点，采用X线检查、CT等常规手段有时难以达到诊治目的，纤维支气管镜(下称纤支镜)代替胸腔镜检查对僻决这一难点具有重要的价值，已成为呼吸科医师常用的介入诊断治疗手段之一，我们近5年来对临床上难以确诊的32例顽固性胸水病例采用经皮切口以纤支镜代替胸腔镜检查术对病变胸膜进行活检的方法明显提高了确诊率。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组32例，男18例，女14例。年龄32~68岁，平均54岁。本组32例胸水或增长或经常规药物并常规抽胸水、胸水引流等治疗无效，胸水伴或不伴有血性，实验室检查为非漏出性，均经胸片、胸CT、纤支镜气管腔内检查及多次胸水查脱落细胞、抗酸杆菌未能明确诊断。术前常规检查血常规、凝血四项、EKG、BUN、Cr、GPT、肺功能，动脉血气分析，并证明没有心、肺、肾等重要脏器功能障碍。

1.2 检查方法

术前尽量抽液，在术前l~2 d建立人工气胸，向患侧胸腔分次注入400~800 ml空气(注气后给予胸部透视观察肺压缩情况，以预防检查时损伤肺组织)。若发现胸膜广泛粘连应视为禁忌，若为部分粘连，应避开粘连部位。取健侧卧位，自腋前线腋中线第6、7肋间，或根据病灶部位避开胸膜粘连处选择切口部位。用2%利多卡因局麻，沿肋间隙切开皮肤1.5~2 cm长，止血，以止血钳钝性分离肋问肌达壁层胸膜，用套管针垂直刺入胸腔，拔出针芯，插入纤支镜。纤支镜与套管之间空隙不密封，用湿纱布条围绕纤支镜堵塞空隙，适当调节空气进出胸膜腔速度，使胸内压缓慢地与大气压平衡。检查中通过纤支镜直视下观察胸腔内胸膜病变，用活检钳等配件钳取病变胸膜予病理检查，检查完毕引流管接胸腔闭式引流装置引流。

2 结果

2.1 镜检结果 本组32例中28例获得特异性阳性结果，阳性率为87.5％。最后经病理确诊为胸膜转移癌18例(其中腺癌12例，鳞状细胞癌、小细胞未分化癌各2例，未定型2例), 结核病变6例，另4例活检结果非特异性改变。目镜本组胸膜转移癌18例，14例胸膜病变外观有特异性诊断价值，表现为膈肌、壁层胸膜呈灰白色斑块，略高起表面，组织松脆，伴周围黏膜充血、糜烂、点状出血，4例直视下表现为大小不等的小状突起，表面光滑。6例结核性胸腔积液中纤维素性条索、网状及膜状粘连多见，可伴多发分隔及胸膜增厚，其中2例为包裹性胸腔积液。4例活检结果非特异性改变为隆起性结节、斑痕性结节。

2.2 并发症 本组术后，2例出现复张后肺水肿，术后均出现发热，但不超过38℃，2~3 d后体温恢复正常，3例切口周围出现局限性皮下气肿，3 d后吸收。1例发生切口部位肿瘤种植，未发现其他并发症。

3 讨论

恶性胸腔积液通过单纯细胞学检查的阳性率大约40％~80％，普通经皮盲目胸膜活检的阳性率甚至更低。结核性胸膜炎通过常规胸水检查、盲目胸膜活检及细菌学检查获得细菌学和病理学诊断的阳性率更低［1］。Wakabayashi等［2］报告205例，胸腔镜检查中203例得到确诊，其中仅55例通过观察和胸腔液体检查得到确诊。目前，胸腔镜检查创伤相对较大，需要全麻，费用高，风险相对较大，而纤支镜代替胸腔镜检查具有优越性，病因诊断阳性率高。文献报道［3］胸腔镜对胸膜疾病的确诊率为84％~94％，本组纤支镜代替胸腔镜检查术胸膜活检确诊率为87.5％,接近胸腔镜的结果。

纤支镜代替胸腔镜胸膜活检在局麻下进行，术中可观察视野与控制气胸量大小有关。一般情况下患者难以耐受全肺萎陷，因纤支镜镜体较软、可控方向性差、故存在相对观察盲区影响阳性率但肺癌胸膜转移、胸膜下种植播散等好发于膈肌胸膜附近并可向头侧的肋胸膜蔓延［4］，对该部位纤支镜观察取材均较方便，故本检查方法具有实用性，有较高的检出率 本方法适应证、禁忌证与胸腔镜检查相同。纤支镜代替胸腔镜检查，切口小，无痛苦，对胸膜疾病的诊断阳性率高，并发症少，对呼吸和循环影响小，方法简便、安全、确诊率高，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参 考 文 献

［1］ Ferrer J，Roldan J，Teixidor J，et al.Predictors of pleural m alignancy in patients with pleural efusion undergoing thoracoscopy.Chest，2005，127(3)：10171022.

［2］ Wakabayashi A.Expanded applications of diagnostic and therapeutic thoracoscopy.J Thorae Cardiovas Surg，1991，102(5)：721.

第2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认识会计的“环境观”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处于一定的会计环境中，受到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客观环境所处状态不同，发展变化路途不同，导致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各异，使得会计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所以，认识会计就要充分认识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会计、理解会计；也唯有如此，根据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架构与环境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会计未来蓝图，创新会计，发展会计。显然，没有对会计环境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谈会计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构造空中楼阁。

我们知道，会计有三大属性，即社会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会计的社会属性，要求研究与认识会计要充分把握其客观环境，那么对于技术性、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我们依然认为环境影响着技术性的发挥、人文性的内涵。首先，会计从产生之日起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术，奠定了会计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但是，综观会计发展史，其技术手段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原始的结绳记事、古代的算盘记账、现代的电脑软件运用，无一不体现了环境变化对会计技术性属性的影响，使得会计的技术性属性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得我们把握了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会计属性，而这一点在现论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益重视会计的结果。原始与古代社会，我们只认识会计的核算与监督职能，归结到属性上，则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只有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才提出了会计的人文性属性，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人文性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影响会计发展的社会因素

经济环境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经济环境是对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调控方式、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物价变动水平等具体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响会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体制看，目前世界范围内基本可以分为竞争型市场经济、计划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种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不同的会计目标、管理方式、会计规范、会计监督等模式，所以研究会计及其发展变化，首先要研究会计所处的经济体制，其次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方向及规律。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对会计实践领域的宽窄、理论研究的深浅、规范体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响。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计的认识就越加科学，会计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从经济调控方式看，经济调控方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下，经济方式一般也采纳集权方式，从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对会计及其人员的管理及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都比较强硬与统一：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一般较弱，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各种调控，政府的干预较小，反映在会计上，鼓励企业自行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社会公众。

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看，发达的证券市场，要求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及时，而且决定了会计服务对象主要为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较弱，会计目标主要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服务。

总之，经济环境决定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无论会计是从被动的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变化，还是主动的完全有组织的变换，都是经济环境内部矛盾激化使原会计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

科技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科技环境从广义上来讲，属于经济环境因素之一，我们之所以将其独立出来作为影响会计的要素之一探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科技发展水平高低虽然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确实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说明它不仅是依附于经济，其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大推动因素。

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对会计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在新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传统会计的研究手段与实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战，会计的研究重点随之发生变化，会计新领域不断涌现，会计这门社会科学越来越与其他学科交叉，横向发展越来越宽，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自身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由此会计纵深发展得到空前繁荣，细化的会计分支学科亟待我们去研究与发展；其次，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对会计的社会属性及技术属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同时指导我们应该更好地以现代技术装备会计科学，以会计科学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对现代技术发展作出会计的贡献；同时，在会计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许多新事物，以开创会计发展之路，解决会计信息提供的真实性、相关性问题。

第3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非正规劳动合作；剩余劳动力；机会成本；边际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1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1―0059―08

一、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

非正规劳动合作是相对正规劳动合作而言的。正规劳动合作依赖于一定的组织形式，其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有相应的契约予以规范。合作社中的劳动联合就是最为典型的正规劳动合作。一般而言，在正规的劳动合作中，除了存在劳动联合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形式的联合，如供销合作社中还存在资本联合，目前正如火如荼地加以推广的“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更有可能涉及到技术、产品或者资本的联合。与正规的劳动合作不同，非正规劳动合作本质上是亲朋邻里间的互帮互助，其权利和义务的维系主要借助于惯例、习俗规范，或者说凭借基于血缘、地缘而世代形成的“人情”往来，而无需一定契约的规范。并且，其合作主要体现于劳动合作，而不必涉及资本、技术、产品等方面的合作。

在农村，常见的非正规劳动合作有：建房中的助工，农忙(“双抢”)季节中的劳动协作，以及某些手工业领域(仅需简单的资本投入)中的劳动合作等。建房中的助工是指一户建房，众人无偿帮工。在笔者调查的安化县，市场化改革前，合作区域内劳动力多的农户一般至少助3―5个工，劳动力少的农户一般也至少助2―3个工，即使是在合作区域外的农户，当有人请上门时亦不能回绝，一般也助上1―2个工。农忙季节中的劳动协作是指多家农户相互换工，统筹安排早稻的收割和晚稻的下种(即指“双抢”：抢收、抢种)。在某些手工业领域中存在劳动合作，是因为一些手工业需要搭档，例如锯业需要二人对拉，或者因为工程规模经常变化，需要一些不稳定的协作伙伴。要注意到，手工业领域内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与合伙有重大区别，合伙首先表现在资本层面上的“合伙”，且有正规的组织形式(企业)，而前者仅涉及到非正规形式的劳动联合，也不存在正规的企业组织形式。目前，一些农民外出打工时，进行的手工作坊制糖事实上就是手工业领域内典型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

较早的调查研究揭示了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广泛存在。例如，1953年对粤东、粤北、粤中14个乡调查，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农户多者占总农户的80%，少者亦达50%；1952年，对长沙县西簌乡562个农户调查，参加“对工”者211户，占总户数的36%，而贫农参加对工者占贫农总户数的94%。①这些调查已是史料。改革开放至今，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有何新的规律?文章将在湖南省安化县对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进行调查，并通过思辨分析对调查结论进行解释，以揭示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

二、三组调查

安化县地处湘中山区，经济落后，是全国的贫困县之一。选择安化县作为调查区域，是基于以下假设：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可能存在较为普遍的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我们在安化县调查了农村建房中、农忙(“双抢”)季节中和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详细情况。在调查过程中，我们把时间纬度锁定在农村集体化后至今的时间范围内，并且把这一时间段分为四个时期：农村集体化时期(1957―1977)、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1)、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1992―1999)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2000―)。其中，我们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期分为了三个阶段，以对应于安化县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由小至大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安化县外出打工的农民相对较少，而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外出打工的农民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外流已经具备相当规模，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青壮年劳动力甚至相当一部分老少都热衷于外出打工，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达至顶峰。我们选择1992年和2000年为改革开放以后时期的分段界点，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两年前后劳动力的外流有跳跃性的波动，而是因为1992年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2000年下半年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就业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变化②，对农村劳动力的外流有重要影响。要说明的是，尽管自1998年出现了通货紧缩，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但由于我国GDP一直以较高速度增长，且伴随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安化县的劳动力外流规模仅在1998、1999年稍有减少，2000年便回复至紧缩前的规模，并一直有增无减。通货紧缩对人口外流量的冲击较小，但造成了外出打工者人均收入的下降。

调查结果如表1、表2、表3所示。表1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村建房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我们发现，在每百m2的新建房中，四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分别为：154个工作日、111个工作日、62个工作日、23个工作日；四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72.64%、58.73%、41.89%、19.66%。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从农村集体化时期至改革开放初期降低了13.91%，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降低了16.84%，而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却降低了22.23%。调查表明，安化县农村建房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

表2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忙(“双抢”)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农业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生产、统一分配，因而在表2中我们仅给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时期的情形。我们发现，在农忙季节中，三个时期每亩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量分别为：9个工作日、7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三个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42.86%、36.84%、12.50%。同样，调查表明，安化县农村农忙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降低了6.02%，而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的降幅却为24.34%。

表3给出了安化县各时期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况。因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几乎不存在农村劳动力外流，因而我们未给出这一时期的情形。我们发现，在安化县农民的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三个时期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分别是：外出的第1年每百户47人、31人、14人；外出的第2年每百户38人、19人、7人；外出的第3年每百户29人、12人、3人；外出3年以后为每百户21人、9人、1人。三个时期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在每百户外出打工总人数中的占比分别为：外出的第1年85.45%、73.81%、48.28%；外出的第2年69.09%、45.24%、24.14%；外出的第3年为52.73%、28.57%、10.34%；外出3年以后为38.18%、21.43%、3.45%。调查表明，从每一时期来看，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占比逐年递减；从各时期的对应年份(外出的第几年)来看，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占比则逐期递减。

三、市场化进程、剩余劳动力与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

(一)古代农业社会：非正规劳动合作的产生和发展

在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很不发达、人们的生活极度贫困，谁都不可能仅凭一家一户就可以完成住房建设，各农户也不可能仅凭“单干”而在农忙中争抢季节，人们只能风雨同舟、休戚与共。于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贫困使建房中的助工、农忙中的协作等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成为必然。同时，由于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缓慢，长时期的贫困使人们逐步从伦理道德角度把这些非正规劳动合作方式予以强化，一些深入人心的伦理道德观念，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急别人之所急”、“众人拾柴火焰高”等，使非正规劳动合作方式被纯粹视为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传统美德而世代相袭。所以，由来已久的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最初是出自于经济上的必然，后来成为伦理道德要求的自然结果。

诚然，在农忙季节中通过互助协作可以实现“耕、割、插”诸环节的规模收益，在建房过程中进行相互助工也可在地基开辟、材料准备、主体建造等方面享有规模效率。但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农民是在生存斗争的过程中才熟谙规模经济规律的，建房中助工、农忙中协作的初始目的并非是为了追求规模经济，而是古代农业社会的贫穷使然。

遗憾的是，因调查的困难，我们的调查表未能反映古代农业社会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情形，因而，我们基于调查表而对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所作的分析，事实上就只能锁定在农村集体化时期后至今的一个较短的时间框架内。

(二)传统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与中国农村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

我们的调查表明，始于古代农业社会的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乃至改革开放初期，都得到了较好的继承。首先，安化县农村建房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依旧相当普遍：农村集体化时期，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建房用工总量中的占比为72.64%，即便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达到了58.73%。其次，改革开放初期，安化县农村农忙季节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用工在每亩平均用工总量中的占比达42.86%，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人数在每百户外出打工总人数中的占比，在外出的第1年高达85.45%，外出的第2年也达69.09%。长期以来，由于农村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经常与伦理道德观念相联系，人们很容易地把这种继承归结于道德的力量。即使从经济角度考虑，人们也往往从传统农业部门的贫穷来追根溯源。这种继承，仅仅是伦理道德的力量?仅仅是传统农业部门依然贫穷?还是存在其他的原因使然?

1．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劳动剩余与边际生产率

考察市场化改革之前(1992年以前)中国农村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在中国，大多数象安化县这样贫困落后的地区，现代农业犹如沙漠中的点点绿洲，而传统的、落后的农业仍然占据支配地位。在传统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过于“充裕”是否导致剩余，经济学界对此争议已久。上世纪50年代中期，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人口流动模型中认为，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地少人多，耕作技术原始、简单、落后，边际生产率递减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非常低，甚至可能低至接近零，这意味着一部分劳动力将什么也不生产，把他们转移到非农部门并不酿成农业产量的减少。因而，他认为传统农业部门存在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力。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则从农民的经济理性出发持截然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传统农业虽然生产率低但资源配置有效率，从农业中撤出劳动力，势必会减少农业总产量，否认农业中有任何剩余劳动的存在。最后，这一问题的争论通过区分“一人(A man)的边际生产率”和“一人时(a man hour)的边际生产率”而得到调解。

问题的最终调和意味着传统农业部门就业不充分且劳动生产率低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历史原因(管理层对“人多力量大”思想的倡导)使传统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剩余和劳动生产率低下的问题更为突出。据估计，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农村蓄积了约2亿人口的剩余劳动力［1］4。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1975年比1957年还低11.6%，到1980年也不过提高了15.8%［2］。诚然，我们不能简单认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由劳动力的富余所致，成年累月的政治运动是导致农业生产率持续下降的重要原因。我们无法撇开政治因素而单独考虑富余劳动力的沉淀最终造成了劳动生产率多大程度的下降，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已经非常之低了，甚至可能是负数。后来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在我国农业部门中，一人(A man)的边际生产率相当低，民工流向非农领域并未导致农业产量的下降，或者是明显的下降，民工潮的“潮起潮落”并未造成农业产量较大幅度的波动。

2．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伦理道德背后的行为选择过程

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意味着，在传统农业中，边际分配定律只能销声匿迹了，劳动力必须按平均生产率获得报酬。因为当一部分人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时，若仍然按照边际生产率进行收入分配，这种做法等同于从肉体上消灭这一部分劳动力，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平均分配法则对边际分配法则的替代，使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由平均报酬决定。由平均报酬决定的机会成本具备以下特征：第一，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将变得相当低。这是因为，当增量的劳动力不能生产增量的产量，而他必须在农业总产量中获得平均产量时，若劳动力剩余越大，则劳动力获取的平均报酬就越低，从而各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也将愈低。第二，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是一致的。在边际分配法则下，每个劳动者的报酬是其自身的边际生产率，由于要素的边际生产率递减，各劳动者的机会成本将是由大到小的一个序列；而在平均分配法则下，每个劳动者得到的报酬是平均产量，他们的机会成本几乎一致。

如果农民是经济理性的①，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这些特征使我们可以从伦理道德、农业贫穷之外的视角来解释安化农村中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一方面，机会成本较低意味着非正规劳动合作不会给参与者引致多少效率损失(即农村劳动力并未因为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而放弃了获得较高收益的机会)，而参与者却可以受益于非劳动合作(以众人之力完成住房建设、实现农忙中的季节争抢等)；另一方面，机会成本的一致性使农民认为在非正规劳动合作中相互之间的贡献度是对等的。结果，农民参与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是其最优选择。

当然，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并不是中国农村长时期继承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唯一原因。在农村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的传统农业部门，尽管社会生产力已远比古代农业社会发达，但由于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边际生产率很低甚至趋于零，农业部门只能按平均生产率进行收入分配，传统农业部门仍然贫穷，非劳动合作在经济上还未完全丧失必然。同时，农业的贫穷是人们把非正规劳动合作与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的初始原因，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仍然具备必然，使伦理道德依然是一种强大力量，致使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得以长时期继承。

由于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与道德力量的强制并不矛盾，农民的行为抉择过程往往被道德力量所掩盖。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是否合算?受道德礼教的约束，谁也不会把这一权衡过程轻易溢于言表，而仅在心中暗自嘀咕。并且，由于农业依然贫穷，农民必须依存于非正规劳动合作，这种嘀咕一般也是稍纵即逝。但是，这并不表示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这种基于经济理性的嘀咕。正是因为这种偶尔的嘀咕推进了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

(三)市场化改革：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与市场方式②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

在调查中，我们亦发现，从改革开放初期至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时期，安化县农村建房中和农忙季节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用工量以加速度逐期递减，安化县农民外出手工作坊制糖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即便不是以加速度递减，但也是以较大幅度逐期递减。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洗礼中，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有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之势，一些市场方式正在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为什么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最终呈现出历史性?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非正规形式的劳动合作丧失了其经济上的必然?

农村人均收入的持续增加标志农业部门日益远离贫穷，质疑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的必然似乎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曾经使农村劳动互助长期存在的经济根源至今依然存在。其一，当大量劳动力徙离耕地时，留守的农村劳动力更需要在农忙中进行劳动合作而争抢季节。其二，尽管农民收入已经实现较大幅度增加，但建房支出与农户收入比并没有随之下降，农民在建房中陷入相对贫困之中，尤其是像安化县这样的贫困地区，相对贫困的程度更为严重。更何况中国传统农业部门的贫穷还未完全被改革东风吹拂而去，许多农村依然处于绝对贫穷之中。建房中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仍是必然。因此，认为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丧失必然并不能解释其历史性。

事实上，面临非正规劳动合作日益萎缩的现实，人们往往更多地迁咎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然而，是什么原因使人们的行为经常有悖于伦理道德观念?这需要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农民的行为选择过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农民获得“双重解放”［3］47，农民可以外出打工，沉淀已久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随后，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逐步汇聚成规模空前的民工潮。当农村长期沉淀的剩余劳动力得以自由流动时，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显著提高。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曾经使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即使生产技术不变，剩余劳动力从农业部门的撤出并不影响农业总产量，滞留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步增加，撤出过程本身就是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另一方面，外出打工的农民的边际报酬远高于其在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用农民自己的话说，“外出打工比死守家中挣得多”(边际报酬最终汇聚成总量收入，因而这一语言也可在总量意义上理解)。

农民边际报酬的提高，使传统农业部门按照边际生产率定酬成为可能，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再是平均报酬，而是由边际报酬决定。并且，农民的机会成本不仅取决于农业部门的边际报酬，而且取决于其外出打工时在非农部门的边际报酬。如此一来，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就不再象市场化改革前那么低，也不如市场化改革前那么一致了。其一，传统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不断上升，外出打工者边际收入的持续增加，亦使其机会成本日益上升。同时，部分农村劳动者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入与外出打工时的边际收入之间的此消彼长，更有可能推动其边际成本的持续上升。①其二，农村劳动力机会成本的差异，不仅体现在农业部门中劳动者边际报酬的差异，而且也体现在外出打工者边际收入的差异，现阶段更体现在农业部门中的劳动者与外出打工者之间边际收入的差异。这些差异最初可能源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壁垒，最终可能源于农村劳动力自身的人力资本差异。

当农村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得以提高、外出打工者的边际报酬依赖于市场机会时，同一地域、同一家族的劳动者的边际报酬相差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较短的时间之内，很快就出现了明显的贫富差距。参加非正规劳动合作是否合算?原来仅是偶尔、暗自嘀咕，现在可得仔细掂量：继续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引致的机会成本是多少，我对别人的贡献与别人对我的贡献是否一致，如此等等。这种仔细掂量的结果是，一些富裕的农户首先放弃了非正规劳动合作，其建房和农忙通过市场方式来完成。伴随现代市场关系的侵入，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在农村中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当有一些外部因素，如绝大多数的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使非正规劳动合作在客观上难以为继时，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很快成为现实。

(四)小结：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

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始于古代农业社会。我们在安化县的调查结果表明，一直到改革开放初期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但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被一些市场方式逐渐替代。

非正规劳动合作在经济上的必然、道德力量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尝试解释上述规律的两条线索。这两线索能较好地解释了农村中非正规劳动合作的继承，但不能很好解释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非正规劳动合作仍然具备经济上的必然，伦理道德力量亦是一种强大的力量，非正规劳动合作在中国农村(如安化)得以继承。然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非正规劳动合作尚未完全在经济上丧失必然，一般的认识只能把市场方式对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替代视为是道德沦丧的结果。

如果把是否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视为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抉择过程，上述规律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剩余劳动力的沉淀，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近乎零，报酬分配适应平均分配法则，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很低且趋于一致，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总是最优的，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的市场方式一直未能成规模，因而非正规劳动合作得到了较好的继承。而在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剩余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得以提高，报酬分配适应边际分配法则，农村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迅速提高并出现差异化，完成农村建房和在农忙中实现季节争抢的市场方式逐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并迅速发展，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范围日益萎缩。

思辨分析解释了我们的调查结论，农民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抉择过程决定了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是继续得以继承，还是被市场方式所替代。因此，我们可以基于思辨分析进一步预言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方向。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农村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将继续提高并日益差异化，其机会成本将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大至小的序列，市场方式将进一步替代非正规劳动合作，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将退出历史舞台。这一进程将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

四、结语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非正规劳动合作因古代农业社会的贫困而产生，随后伦理道德的强制是其得以沿袭的重要力量。人们习惯于从农业部门的贫困、道德力量的影响来解释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因此，当农民的基于经济理性的行为选择与道德传统并不矛盾时，合乎道德传统的劳动合作被视为民风淳朴的典范，而农民的理性抉择过程不易于被发现；一旦理性选择与伦理道德传统发生冲突，人们往往一味指责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未能发现伦理道德背后行为抉择的力量。文章的思辨分析揭示了农民行为选择的力量，以及由这种力量主导的中国农村非正规劳动合作的演进规律和未来趋势。

一种理论的真实性需要实证或经验验证。尽管前面的三组调查为本文的思辨结论提供了一定的验证，但这仅是来自“一个”“贫困县”的经验验证。如果扩大调查范围，考虑“多个”贫困县的情形和“非贫困县”的情形，调查结果能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本文的思辨结论，这尚需进一步的经验验证。

非正规劳动合作可以反映正规劳动合作的一个侧面。目前，理论界和管理层正致力于通过发展农村合作经济来推动农业产业化，其中，劳动联合是被倡导的主要合作形式。在我们的分析中，如果报酬分配适应于平均分配法则，农民则倾向于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如果报酬分配适应于边际分配法则，农民参与非正规劳动合作则并非最佳选择；非正规劳动合作具备历史性。这种结论可以推广至正规的劳动合作吗?如果能够推而广之，那么应该怎样行之有效地推进合作经济呢?本文的已有研究尚不能回答这些问题，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蔡.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J］.经济研究，1993，(7)：3.

第4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论文摘要] 社会转型伴随管理转型。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加快,必然要求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本文从这一实践出发,结合传统文化、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制度因素,提出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以及在此基础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的关键。

    一、引言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提出了建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管理科学的迫切性。但是,学界仍然在延用20世纪80年代初以管理二重性为理论基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管理科学建构指导思想。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并未深入探讨以我为“主”的内容究竟有哪些,如何判断和选择众学之“长”,怎样才能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可操作性管理模式。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建构需要从制度基础和传统管理文化因素的相互关系角度出发,建构各种管理文化因素有筛选取舍功能的制度结构。

    二、西方管理理论在转轨时期应用研究

    进入市场经济进程以后,但是,我国在现实管理活动中深受自身独特的文化积淀的影响。而这种文化积淀,是缺乏社会化大生产和高度专业化分工基础的中国农业社会管理思想的延续,浸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实质。从现实来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由单一计划型结构向市场契约型多元结构的转变。经济多元化的出现导致单一利益关系的分化,形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市场经济进程表明,利益分化除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体制内经济利益分化以外,中国社会还存在体制外的利益分化,即一些人、群体或集团,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和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凭借手中政治地位、经济势力及支配资源的特殊权力,利用非市场化方式,通过不公平手段获取额外财富,形成具有投机性、排他性的既得利益集团。究其实质,则是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双向寻租行为。尽管寻租行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同样存在,但是我国转轨状态使这种行为差不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非规范经营行为与寻租行为越重,则政府收益越少,而部分政府官员个人的收益与寻租成功的企业的收益却越多。于是企业与政府之间就会出现相互报酬递减的关系。这是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落后的陷阱的重要原因。分析表明,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经验基础上总结概括出来的管理科学,在现阶段我国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大都缺少现实的基础。

    三、传统管理思想在转型时期应用分析

    反观以儒家文化为主的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其价值取向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可谓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本主义,把个体价值归结于社会价值,倡导重义轻利。但是,以功利主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却认为唯利是图是永恒不变的人类本性,强调”经济人”假设的普遍适用。再者,以孔孟之道为主的古代管理思想,主张三纲五常伦理模式为核心的等级制度,宣扬专制式人治主义。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契约型经济,崇尚以法治国,重视共同的契约式约定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而在具体管理模式上,中国古代管理方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雏形期和秦汉以后定型期两个阶段。前者主要包括:德治教化的儒家思想;无为而治的道家思想;严法律民、以法治国的法家思想以及兼爱非攻、兼爱交利的墨家思想。后者则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道法相辅”为学派结构的中国古代主干管理思想。其后虽多有变化,但终未越出以儒家的”德治教化,修身治国”作躯干,添加”援道入儒,无为而治”、”阳儒阴法,德主刑辅”为两翼的内圣外王管理模式。很明显,管理知识一直未能与治国思想分离而成为专门的科学知识,强调的是以平均和共存为特点的有序、统一、稳定的内部和谐状态。因此,难以胜任市场经济时期中国管理的重任。在提倡竞争、创新和科学精神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程中,以求和谐、中庸为代表的古代管理模式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四、操作模式的建议

    本文赞同在探求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过程中,广泛吸取多种管理创新资源,从中国现代独特的价值、文化视角去发掘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以“治国之道”表现出来的管理文化。但是,必须强调这种文化的汲取必须由新的企业产权制度的安排来起主要作用。由于该制度的功能机制却在于企业家作用。现代产权制度的构建需要众多的真正的企业家在实实在在的经营实践中去探索、去博采众家、融贯中西推陈出新。为此,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不仅要求符合市场经济本性要求的企业内部和外部合理有效的制度建设,而且与完善企业经营者择优机制是不可分的。在这种择优机制的作用下,优秀企业家的涌现不是靠亲情关系的提拔,不是靠行政式的领导赏识,而是靠制度性的竞争,以优胜劣汰的规则产生。因此,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上企业家择优机制的形成是西方管理科学得以真正移植,并能同中国传统文化因素相融合而达到建构中国自己的管理科学的充要条件。

    另外,在具体操作模式中,既要极力营造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又必须强调允中谐协、知权通变。以平等、开放、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的一切管理知识,从西方管理科学和中国古代管理文化中分析、剥离出各种不同的观点、思想,审时度势,在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根本判断标准基础上,将他们应用到实际管理中去,最终建立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管理科学。

    参考文献:

第5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1）道路运输的基本含义

从宏观角度来看，道路运输是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服务性和基础性产业。除此之外，从微观角度，在道路运输上的发展有利于高效快速地实现各种运输方式，使人流物流可以最快速地到达目的地，满足新形势新时期下人们的各项日常需求。

（2）道路运输管理现状

现实的种种问题已经成为管理者们所必须面临的压力，各种应该采取的措施也成为不可不需要审视裁度的问题。

2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的意义

（一）道路运输的重要性

（1）道路运输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

道路运输包含公路、铁路、水运等各种运输方式，在对于拉动国内经济的问题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国内运输网络的日趋完善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道路运输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对于国内各个地区而言，要致富先修路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必然与其道路运输状况息息相关。良好的道路运输，能够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助推力，反之，落后的道路运输必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巨大阻碍，对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国外引资而言，良好的道路运输条件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优势。国内外不同的企业可以借助这一优势实现经济上的频繁往来，加强两地的经济发展，实现互利共赢。无论是古代的两条丝绸之路，还是当今的各种道路运输线的建立，都可以说明道路运输的地位，都可以显示出道路运输管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2）道路运输有利于实现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主义道路运输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对道路运输的日益增长需求。解决了人民最为关心的需求，才能够创造更为稳定的和谐社会。这也印证了和谐产生活力，和谐满足需求这个问题，只有和谐的社会，经济发展才能够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发挥着无限的精彩。

（二）道路运输管理的重要意义

运输业在我国经济上占据不可小觑的地位，其近年来所获得的飞速发展，使得国家的关注度与日俱增。我国先后颁布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道路运输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相应的运输管理部门提供了管理的标准与条例，有利于道路运输管理模式进行相应转变，有利于相应部门的道路运输管理工作更具有实效性。

3如何使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得到提高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资源配置所发生的改变会带动运输市场的改变。因而，任何道路运输管理的改革都必须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为最终的目的。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产物为标签，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在这样一种经济体制下的道路运输管理也有着其特殊的要求。

（一）市场经济体制的角度

在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担任道路运输管理角色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明确提出运输业的发展方向以及必要的政策导向，明确鼓励什么、允许什么、禁止什么、限制什么，最终提出全新的道路运输管理规划。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制定的道路运输管理规划需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借助市场调研与市场预测为方式来进行管理规划的制定。

（二）道路运输管理的角度

（1）管理的定义

管理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来已久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性活动。在发展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频繁的管理活动，丰富的管理内涵，复杂的管理方式等使得人们对于管理的认识随着多样的管理实践而发生着改变。

（2）管理活动的基本要素

在内涵丰富的管理活动中，有着五项基本要素--管理主体、管理客体、管理目的、管理的职能和方法、管理的环境。由此，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管理其实就是在一定环境中，管理主体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定的职能和手段对管理客体加以调节和控制的过程。管理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必然依赖一定的物质基础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

（3）提高道路运输管理的措施

在我国道路运输管理的形式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有效地提出针对性的举措来解决此现状产生的各种问题是作为管理层的政府需要履行的职责。现在，借助管理活动的五大要素，针对性地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道路运输管理问题。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扮演道路运输管理人员角色的各级政府以及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转变道路运输管理的理念，统筹道路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科学构建道路运输体系，以此来进一步指导道路运输行业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从管理客体的角度，倘若需要更好地执行道路运输管理，前提是需要完善道路运输网络，从大局着眼，其次才是从小处着手。通过完善的道路运输网络，管理人员才能够进行得心应手的运筹帷幄。从管理目的的角度，是道路运输状况得到相应的改善，使道路运输管理水平更趋合理是最终的也是最需要到达的目的。没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无法更好地调动道路运输管理者的积极性。从管理的职能和方法角度，道路运输管理是作为相关政府管理人员需要承担的责任，只有更好的决策、计划和执行，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满足人们对于这方面的日常需求，促进社会的和谐。如何进行管理的决策，其前提自然必须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基础上来进行，需要透明。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各项法律法规，才能够真正地维护人民的权益。从管理的环境角度，道路运输管理是一个极其抽象化的概念，让人们真正能够了解，切实地感受到管理提高之后的信息改变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道路运输管理的环境需要融洽与平和，公开与透明。如何做到管理环境的融洽与平和，需要道路运输管理者以一个更为广阔的胸襟以一个更为开放的视野进行相互的合作，取长补短，集思广益；如何做到道路运输管理的公开与透明，则需要道路运输管理者秉承一种更为负责的态度，将信息公之于众，让人们都能够深明其策。

4结束语

第6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会计环境；发展变化；影响分析

1研究与认识会计的“环境观”及其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会计，都处于一定的会计环境中，受到各种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客观环境所处状态不同，发展变化路途不同，导致世界范围内各国会计各异，使得会计呈现出明显的社会性特征。所以，认识会计就要充分认识会计所处的客观环境，把握客观环境的时代性、交融性与动态性，将会计置于大环境中，才能从根本上认识会计、理解会计，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会计理论的缤彩异呈，会计实务的丰富多样；也唯有如此，根据客观环境的发展变化规律，我们才有可能架构与环境发展状况相适应的会计未来蓝图，创新会计，发展会计。显然，没有对会计环境的深刻认识与把握，谈会计创新与发展，无异于构造空中楼阁。

我们知道，会计有三大属性，即社会性、技术性和人文性。上文谈到会计的社会属性，要求研究与认识会计要充分把握其客观环境，那么对于技术性、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我们依然认为环境影响着技术性的发挥、人文性的内涵。首先，会计从产生之日起提供信息的一套完整的技术，奠定了会计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但是，综观会计发展史，其技术手段在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展，原始的结绳记事、古代的算盘记账、现代的电脑软件运用，无一不体现了环境变化对会计技术性属性的影响，使得会计的技术性属性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使得我们把握了一个动态的、发展的会计属性，而这一点在现论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人文性与会计环境的关系，人文性的提出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日益重视会计的结果。原始与古代社会，我们只认识会计的核算与监督职能，归结到属性上，则是社会性与技术性，只有到了现代文明社会，我们才提出了会计的人文性属性，这一历史发展过程本身就雄辩地证明了人文性与环境二者不可分割的关系。

2影响会计发展的社会因素分析

(1)经济环境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经济环境是对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调控方式、证券市场发育程度以及物价变动水平等具体因素的抽象概括，它是影响会计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

从经济体制看，目前世界范围内基本可以分为竞争型市场经济、计划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型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几种体制，不同的经济体制形成了不同的会计目标、管理方式、会计规范、会计监督等模式，所以研究会计及其发展变化，首先要研究会计所处的经济体制，其次要把握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方向及规律，由此才能抓住会计的实质，理解会计、掌握会计，并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会计，使会计与时俱进，促进其在资源配置、提高效益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其对会计实践领域的宽窄、理论研究的深浅、规范体系的完善等都有不同影响。一般来讲，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会计的认识就越加科学，会计的各方面工作就越加完善。

从经济调控方式看，经济调控方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体系，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法律体系下，经济方式一般也采纳集权方式，从会计规范的制定和实施，对会计及其人员的管理及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都比较强硬与统一；市场化程度高的经济体制下，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一般较弱，主要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实现各种调控，政府的干预较小，反映在会计上，鼓励企业自行选择会计政策，会计主要服务对象定位于广大社会公众。

从证券市场发育程度看，发达的证券市场，要求会计信息披露充分、及时，而且决定了会计服务对象主要为广大投资者和债权人；处于发展初期的证券市场，对会计信息披露要求较弱，会计目标主要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服务。

总之，经济环境决定会计的产生与发展，无论会计是从被动的无组织到有组织的变化，还是主动的完全有组织的变换，都是经济环境内部矛盾激化使原会计赖以生存的基础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状况，决定了我们进行会计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的国际化方向，要求我们进一步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工作，进一步研究国际会计的相关内容；面对新兴产业的出现，会计如何行使职能以发挥其提供特有信息的职能；区域经济对会计提出了哪些新课题。这些都是新经济环境条件下，研究环境问题对会计影响的侧重点。

(2)科技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

科技环境从广义上来讲，属于经济环境因素之一，我们之所以将其独立出来作为影响会计的要素之一探讨，主要是基于这样的想法：科技发展水平高低虽然依赖于经济发展状况，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它确实已经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可，说明它不仅是依附于经济，其本身已成为现代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一大推动因素，这从其发展趋势上可以看出：

①发展速度快，相应新学科不断涌现；

②发展综合化，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现代技术完全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而现代科学也装备了现代技术设备，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

③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结合，解决人类面临的高度综合性的问题。

以上三方面的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对会计的发展变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在新的科技发展水平下，传统会计的研究手段与实物操作方法受到挑战，会计的研究重点随之发生变化，会计新领域不断涌现，会计这门社会科学越来越与其他学科交叉，横向发展越来越宽，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会计自身规律的把握不断深化，由此会计纵深发展得到空前繁荣，细化的会计分支学科亟待我们去研究与发展；其次，科学与技术的密切联系，使得我们对会计的社会属性及技术属性的认识更进一步，同时指导我们应该更好地以现代技术装备会计科学，以会计科学推动经济发展，进而对现代技术发展作出会计的贡献；同时，在会计的研究中，需要引入许多新事物，以开创会计发展之路，解决会计信息提供的真实性、相关性问题。

(3)管理环境因素及其对会计发展变化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管理逐步从科学管理发展到现代管理。现代管理的特点是：

①面向市场的管理，是开放型的、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管理；

②从系统出发，注重战略发展的研究，实行战略管理，强调社会整体经济效益；

③国家加强宏观调控，经济管理部门要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制定各种中长期经济规划、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行政指导作用，对企业进行正确引导；

④企业加强内部管理；

⑤以人为本出发，实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以高层管理为中心的管理，重视行为科学的运用，培育企业精神；

第7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民商法；价值取向；异同点；立法

我国在进行民法以及商法立法时，遇到最为严峻的挑战就是分析以及处理民法和商法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正确处理民法和商法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民商法在价值取向方面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并且结合现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状况进行立法，才能为民商法的具体实践提供更为专业的理论上的指导，更好的践行民商法，让其为人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效益。

1 对我国现阶段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含义以及法律价值取向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对我国现阶段法律价值取向的含义进行分析

法律的价值取向，主要是从人们群众的需求为出发点，正确的价值取向则为可以促进并且更好的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一种法律制度有没有实际性的存在价值，实际存在价值的大小，都能说明这一法律制度的价值，并且可以明确这一法律可以满足的人群和范围。现阶段，在法律的实际立法过程中，立法者最有可能忽略的就是法律的价值取向以及法律相关原则的取向。因为从逻辑思维上将，法律制度最为基础的关系并不能确定其关系是相同的，而法律价值取向可以最为直接的体现法律的原则取向，它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看成是上下级的关系。除此之外，法律原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层面的知识对法律的价值取向有决定性作用。

（二）对法律价值取向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在法律的立法过程中，法律的价值取向决定了这一法律实施程度的高低，而且不论是在现阶段还是在古代，对于法律的价值取向都具有两个方面的特点，即严谨性以及逻辑的实用性。一项法律自从其颁布的时间开始，其价值取向都是需要众多的法律学家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讨论和研究，而且现阶段的法律都是以人为中心，如果人们需要借助法律的效应，利用法律的途径解决相关问题时，最为基础的就是要明白对自身到底有没有好处。综上所述，立法过程中最需要关注与讨论的问题就是法律的价值取向问题。

2 对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分析

（一）对民法的主要价值取向进行分析

民法主要指的是在立法过程中更多的围绕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原则，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更多的就是在追求公平、平等的社会秩序，为什么旧的社会以及旧的社会秩序会被淘汰，主要原因就是其法律的不平等性，而古代有的社会甚至根本没有法律，人们的思想和脑海以及价值观中国一直存在的意识就是从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角度去探求和判别事物，而且人们对经济利益上也存在如何判别其是否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合理性以及等价性。在民法的立法过程中，公平原则既是民法立法的存在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其民法立法任务的表现，但是民法在立法过程中也有局限性，因为民法中所提到的公平优先的价值取向原则仅仅存在于经济个体之间，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公平优先并不能解决社会整体之间利益的实际性的公平原则。

（二）对商法的主要价值取向进行分析

商法主要是以商事为主体和核心，即围绕商事建立的一种法律制度，商法和民法两者都倡导公平优先的原则，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商法中所提倡的公平原则主要是围绕社会经济的效益平衡来进行的，实现强调的主体的自由和发展的实际就是商法，二自古以来商法追求的主要目的就是商法中所强调的商事的自由，基于这些可以看出商法所强调的公平优先原则所围绕的主体就是从商人士中的一部分，其中倡导的公平优先原则就是在商法所允许的范围内可以是社会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最优化。虽然和民法一定强调的是以人为本，但是商法的以人为本的基础首先要让商事顺利进行，在此基础上使得市场资源的有效合理的配置，为商业活动的进行以及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提供更为公平优先的原则。

3 对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法立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对民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民法立法的影响进行分析

我国民法制度的确定就是以民法中的公平优先原则为基础，这一公平优先的原则对于我国的立法的本质也有一定的影响，要对法律的实施对象担负起相关的责任，民法作为国家基础性的法律之一，在其得到全面的应用以及实施之前，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问题对于这一法律的实施范围以及影响的范围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而且民法的价值取向在民法的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因为只有以人为本、为人们谋利益的法律才能为人们所信服，使其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

（二）对商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民法立法的影响进行分析

商法，是维持商事正常啊运行最为主要的法律，要想促进我国的商事能够保持持续上升的发展速度，商法必须要履行其应有的义务，更多商人以及商业团体在进行产业经营的过程中，最为关注的就是商法的价值取向，如果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没有做到商法的价值取向，即没有使得资源做到合理公平的配置，而且在商业进行过程中没有始终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基于这种情况，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则会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消极冲击。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受到消极的冲击和影响，那么人民群众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和影响，所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立法，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影响，综上所述，商法的价值取向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在现阶段的经济体制的影响下，要想充分发挥商法以及民法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此过程中立法者还要根据现实情况对其中产生的问题进行相关调整。我国对于民商法进行了颁布，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法律体系也要随着发生改变，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民商法的价值取向的实现，也是对民商法理论的进一步完善。结合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于民商法的完善比仅仅要使其更加的符合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民众的需求，并且要从其对象、实施方法、基本原则以及技术方面进行调整。对于民法来说，其价值取向应该始终围绕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始终遵循公平优先的原则，而对于商法来说，则要始终围绕以人为本、立法为商，并在在践行过程中抓住重点，达到目的。

4 总结语

本文首先对我国现阶段法律的价值取向的含义以及法律价值取向在立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其次对民法和商法的价值取向的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了总结，最后对民法与商法的价值取向对我国民商法立法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在新的发展时期，民商法的价值取向也应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达到其存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吴治繁. 民法法典化的历史追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1.

[2]金振豹. 论我国私法领域的司法续造[D].中国政法大学，2011.

[3]喻胜云. 法律行为、民事行为及商行为比较研究――基于德国民、商法典及我国相关法律比较考察[J]. 商事法论集，2009，02：3-24.

第8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对于农业经济增长而言，不同文明时期具有不同的范式。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经历古代、近代和现代3个历史阶段，与之分别对应的是3类不同的文明，即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知识文明。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文明状态不同，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范式也不尽相同。农业经济增长范式，就不同发展阶段而言，表现也不同的道路［1］。从依靠简单生产工具获取赖以生存的植物果实，到拥有大型机械，农产品的产量有了极大增长，人类的社会生产历经了“黄色道路”和“黑色道路”的过程。就发展阶段而言，目前世界农业还未走出“黑色道路”的范式。在农业社会，社会生产和经济增长主要靠土地和农业劳动力，所以农业社会又被称为“黄色道路”阶段。“黄色道路”阶段的农业，工具简陋，以使用人力和畜力为主，人们被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不仅生产效率低下，而且收获的丰欠还在相当程度上受“老天”左右。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石油农业”，又被称作“黑色道路”，具有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和农药化等特点。由于它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发展，因为被称为第一次“绿色革命”。但由于它建立在对自然的无情征服和驾驭基础上，过分依赖于消费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和投入大量化学品，致使土质、水源和气候恶化，污染严重，农作物甚至因带有残留有害物质而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隐患，其负面效应和权限已日益暴露。它不仅严重制约着农业自身的发展，还危及到自然生态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安定。农业增长的“绿色道路”方兴未艾。当今世界，正面临着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生态失衡、气候异常，以及地球表土流失、沙化和地力下降等问题。仅靠扩大“石油农业”外延的做法不但行不通，而且非常危险。联合国粮农组织已经告诫:“通过无节制地开发土地来提高农业产量的做法，只能使自然资源更加贫乏，环境更加污染。”世界农业发展正处于新的探索时期。人们开始呼唤“第二次绿色革命”，要求进行“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具有生态色彩的革命”。人类在发展农业方面，必须注重自然的协调，不能一味地向大自然索取甚至掠夺。今后农业的发展方向，必须走“绿色道路”。生态农业，则是农业发展迈上“绿色道路”的理想模式。

2农业经济发展模式更迭

2．1传统农业模式

传统农业是采用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耕作方法和农业技术的农业。即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传统农业在欧洲是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社会(约公元前5～6世纪)开始，直至20世纪初叶逐步转变为现代农业。传统农业基本特征:金属农具和木制农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农具，铁犁、铁锄、铁耙、耧车、风车、水车、石磨等得到广泛使用;畜力成为生产的主要动力;一整套农业技术措施逐步形成，如选育良种、积肥施肥、兴修水利、防治病虫害、改良土壤、改革农具、利用能源、实行轮作制等。传统农业是由粗放经营逐步转向精耕细作，由完全放牧转向舍饲或放牧与舍饲相结合，改造自然的能力和生产力水平等均较原始农业有较大提高。传统农业的特点是精耕细作，农业部门结构较单一，生产规模较小，经营管理和生产技术仍较落后，抗御自然灾害能力差，农业生态系统功效低，商品经济较薄弱，基本上没有形成生产地域分工。目前传统农业仍广泛存在于世界上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古国，历来注重精耕细作，大量施用有机肥，兴修农田水利发展灌溉，实行轮作、复种，种植豆科作物和绿肥。

2．2现代农业模式

关于现代农业至今学术界没有统一的定义，但现代农业有几个标准是大家比较认同的:科技对农业的贡献率在80%以上;农产品商品率平均在95%以上;农业投入占当年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40%以上;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低于20%。目前发达国家的农业基本上是现代农业。西方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逐渐摸索出3种不同的现代农业模式:以美国为代表的人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以荷兰为代表的人口密度大、耕地资源短缺型;以法国为代表的土地、劳动力适中型。现代农业，是一种“大农业”，相比西方国家，我国现代农业之路还很漫长。国家统计局相关研究显示，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仅走了1/3。但从长远看，我国是一个大国，只要持续不断地加大科技进步和制度创新的力度，我国农业必将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2．3后现代农业模式

后现代农业是相对现代农业而言，是以时间为标识，按农业发展时序而划分和确定的一种农业经济和技术形态。作为一个农业全新概念，是指以动植物的开发、培育及其产品生产为轴心，将广义农业即农、林、牧、渔业范畴中不同层次及环节和分属于不同产业部门与动植物培育及其产品生产密切相关的各种农业产前、产后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融合或复合形成的一个超大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或系统。后现代农业与现代农业的区别:后现代农业主要的并不是它所使用的生产手段、工具及技术有别于现代农业，而在于其活动的内涵与形态结构不同于现代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在领域上，它是广义农业向第二、三产业延伸，融农用高新技术投入品制造与供应和农产品收购、加工、贮藏、运输、市场营销以及农用技术研发与应用推广、农业信息与管理咨询和服务于一体的复合产业。在部门上，除传统的农、林、牧、渔产品生产部门外，还包括观光旅游农业、休闲农业、教育示范农业、体验农业、海洋农业等部门。在形态与功能上，它将众多当代已经形成并存在和未来不断涌现的全新农业形态如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立体农业、精细农业、精准精确农业、无土农业、知识农业等有效地集合在一起，融生产、生活、经济、社会与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3农业经济增长方式内涵与外延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增长总是以一定方式进行的，而农业经济增长的方式又是由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容和决定经济增长的各有关主要因素共同决定的。因此，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指推动农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和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的方式。据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理解主要是看经济增长是依靠哪些因素得以实现的。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不同决定了实现经济增长主要通过2种经营方式，即粗放型增长和集约型增长。粗放和集约的划分是李嘉图等在地租理论中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解释，起先是用于工业生产的，后来逐步延伸到国民经济各部门。马克思指出，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中，“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涵上扩大。”［2］据此，苏联经济学家提出了“增长方式转变”的问题。根据增长的来源不同，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2种:第1种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资源投入的增加实现的增长，即粗放增长(ExtensiveGrowth，或外延增长);第2种是靠提高效率实现的增长，即集约增长(IntensiveGrowth，或内涵增长)。具体而言，粗放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资料数量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高投入、高消耗、低质量、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集约型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优化组合，并提高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消耗低、质量高、投入少、产出多、效益好、污染小的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而言，集约型增长方式是建立在集约化经营方式基础上的。农业的集约经营是一种内含的扩大再生产，即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改良品种，改造土壤，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并通过有效、科学的施肥和精耕细作等手段，来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有效、持续发展。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对农业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利用和经营方式的转变，是以全部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提高为主的农业增长。即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并非完全是一个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条件主要有2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方面，社会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太少，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增加其投入数量，而此时未被开发利用的土地等自然资源很多，劳动力也较丰富，价格低廉;另一方面，科技水平不高，管理落后，要素使用效率很难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大量开发，经济增长方式只能是粗放型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资源变得稀缺，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从而使产品成本上升;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为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奠定了基础，因此，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可能完全跳过粗放型增长阶段，这一阶段可以为集约型增长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二是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追求外延式数量扩张，不讲成本，否定利润，忽视经济效益。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然追求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以尽量小的投入获得尽量大的产出和利润，由此必然促使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往往伴随着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利于采用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

第9篇：古代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政府再造；五C战略；政府改革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13-0303-02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美国的企业竞争力下降，经济不景气，“企业再造”理论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的迈克尔・哈默博士在1990年提出的，1993年哈默与美国管理学家詹姆斯・钱皮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宣言书》，正式建立“企业再造理论”。“企业再造”理论在深刻影响大企业的同时，也影响到西方国家公共部门的改革，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部门掀起了“重组政府”的热潮，成为20世纪公共管理改革的国际化趋势。

政府再造就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变，以大幅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的能力，并通过改革组织目标、责任机制和组织文化等来完成这种转型过程”。它突破了传统意义上对“再造政府”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简单地改革政府机构、精简流程等，而是着力引进企业的先进经验来改造政府。

戴维・奥斯本等学者提出了政府再造“是什么”和“怎么做”的理论，因而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轰动，也成功指导了西方许多国家的政府改革。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展的重塑政府运动，英国在撒切尔夫人和梅杰任职期间推行的“公民”运动，澳大利亚的“财政管理改进计划”，新西兰新制度经济学指导下的“行政改革运动”以及法国的“革新公共行政计划”，每个国家的政府再造都有自己国家的特点，但都受到政府再造理论的深刻影响。

政府再造理论起源于西方国家，在西方的适应性比较强，而我国与西方国家在发展程度、国家行政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在引入政府再造理论之前必须要先认清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基本国情。首先，发展程度不同。不同的经济基础所要求的上层建筑不同。西方国家进入工业文明的时期比较早，已进入后工业文明或者是信息文明时期，而我国仍然是工业文明主导的时期。信息文明时期要求原来的官僚体制转型，探索走向非官僚化的政府新模式，而我国的工业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加上人口众多、管理复杂，仍需要一定的官僚体制。当然，此处的官僚体制并不等于原来或现存的腐化的，而是理性化、现代化的具有高效率的行政组织。其次，传统文化影响不同。我国受两千多年来的封建文化影响，“学而优则仕”、“君权至上”、“官本位”的思想严重，而民主觉醒的意识发展较晚且比较弱。而西方资本主义萌芽较早，伴随着的民主、自由的意识也比较浓厚。这种行政文化的不同为政府改革提供了不同的环境基础。再次，当经济体制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的时候才意识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我国政治体系庞大复杂，改革关系重大且难以操作，于是政府改革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而西方国家则不一样，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高，市场经济社会都比较成熟，这为政府再造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基本上不涉及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问题。

认清中外不同的国情才能因地制宜，更加合理地利用政府再造理论来指导我国政府改革的实践。

一、树立顾客导向的理念

奥斯本在《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中提到的“五C战略”中有一项是“顾客战略”，意在强调政府关注责任，将社会公众当做顾客，对顾客负责。上文我们也提到，中国“君权至上”和“官本位”等思想比较严重。因而我国可以借鉴政府再造理论，促进政府理念由政府本位、官本位、行政本位向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和服务本位转变，重新界定政府和公民的关系，并坚持以下观念。第一，以民为本。我国古代便有“民为贵，社稷次之”、“民贵君轻”等思想，目前我国在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些都应发扬光大，要坚持以人为本的观念。第二，树立顾客导向的观念，致力于建立一个“企业家政府”，不断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标准，由传统的“行政”向“治理”转变，政府提供回应，满足公众的要求和愿望，提高服务质量。

二、运用文化战略，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就是行政领域所形成的行政意识形态，它包含着人们对行政活动和行政关系的态度、信仰、情感及价值观。行政文化对行政机构及其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取向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当前我国还存在作风和人治现象，需要努力重塑良好的行政文化氛围。奥斯本五C战略中的“文化战略”――“破除习惯、撼动心灵、赢得心智”，即重视文化的作用，用文化来改善管理。目前，总在强调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呼吁国人重视传统文化，这与奥斯本的文化战略有异曲同工之妙。我国各级政府及公务人员也应该响应国家号召，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利用，力争用文化的“软实力”来管理和服务。

三、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体制创新

奥斯本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掌舵而非划桨，增强政府体制创新的观点也为中国政府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建立起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灵活、高效的政府管理体制。在我国进行政府改革的过程中，应借鉴先进经验，进行简政放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探讨现代社会主义政府的职能，促进政府体制创新。发挥社会、市场在生产、提高公共物品方面的作用，重视公共服务外包，对于那些可以外包也能够取得良好效果的服务和产品，交给社会去做，这样不仅可以使得政府精简职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提高该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节约成本。

四、提高服务效率，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政府行政管理和服务的要越来越高。另外，政府自身也在努力提高绩效，引入市场机制和竞争机制以提高服务的效能。奥斯本提出的要建立灵活的绩效框架，对我国政府在这方面的改革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政府绩效评估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程序和标准”对政府机关的业绩、成就和实际工作做出尽可能客观的评价，根据管理的效率、能力、服务质量、公共责任和社会满意度等方面的判断，对政府公共部门管理过程中投入、产出、中期成果和最终成果所反映的绩效进行判定和划分等级。”我国还处在绩效评估理论和实践的初级阶段，应该借鉴国外绩效评估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规范、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改进目前政府绩效评估中的不足，提高政府绩效评估水平，以适应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1] [美]戴维・奥斯本，彼得・普拉斯特里克.摒弃官僚制：政府再造的五项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娄成武，魏淑艳.现代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